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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1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2
由于新航路的开通，商品交换变得日益频繁，交易半径不断扩大，商品交换产生了巨大的财富，由此产生了重商主义学说。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源于商品交换，而贸易顺差是财富的源泉，因此应鼓励出口而抑制进口。但随着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发展，英国迅速走向富强，尤其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作为新兴产业资本利益的代表，威廉•配第摆脱了重商主义的影响，对经济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提出劳动价值论，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价值。《赋税论》深刻阐明了税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威廉•配第认为，税收来源于农业生产中土地的租用。政府可以利用税收实现资金在各领域的合理分配，从而刺激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加社会财富。同一时期，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发表著作《经济表》，强调利益来源于农业，并对国民经济结构做了系统描述。随后，古典革命的爆发极大促进了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率先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并指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调配着宏观经济的运行，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提出深刻的见解，并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为后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2.1凯恩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建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主要标志。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经济陷入困境，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难以给出大萧条合理的解释，更无法提出有效的经济措施使经济回暖。这种情况下，凯恩斯适时地提出了应由国家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观点。凯恩斯认为，人们的消费总是小于储蓄，因此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而资本主义市场不能自动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因此，需要国家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积极实行财政赤字政策扩大需求，以政府的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种政府带头刺激消费的行为有利于带动社会闲置资金投资于生产，使市场达到供需均衡的状态，进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解决就业问题，而就业问题来自有效需求的不足，也就是说，就业量的多少取决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等于商品总需求价格时的商品需求量。当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需求量小于供给量，即供过于求时，资本家就会降价或减少生产，进而造成员工的失业。而在短期内，商品的成本变化幅度小，因而商品的总供给几乎是不变的，这就会造成商品价格的下降。因此，是总需求量，也可以说是有效需求量的大小，决定着就业数量。一旦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出现失业问题。另外，凯恩斯进一步提出三大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这三大规律决定了有效需求的大小，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消费倾向规律解释了这样一种状况:当收入增加时，人们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储蓄，从而降低消费的百分比，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投资需求则取决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由于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即投资越多，收益率越小，当收益率低于利率时，投资者将停止投资转而进行储蓄。另一方面，利率又取决于流动性的大小，人们对流动性的追求，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这也阻碍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由此引发的投资需求不足会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产生大量失业，从而爆发经济危机。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利用宏观调控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正是当时经济危机的产物，为解决经济危机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而这次的“凯恩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
2.2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滞胀”局面，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其中，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凯恩斯提倡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很可能就是导致这次“滞胀”出现的根源。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由此得以迅速发展。与凯恩斯主义相反的是，非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稳定经济，而不需要国家的过多干预。货币主义是非凯恩斯主义的中坚力量。他们强调:市场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由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会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而国家的干预打破了这一均衡，必定引发经济的动乱。同时，货币主义强调了货币的重要性:货币供应量决定了物价水平，影响了经济活动的进行。因此，货币当局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货币政策的提出为国家解决“滞涨”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促进了货币主义下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
2.3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计算机技术的飞快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大量数学方法的使用和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促使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日趋成熟。技术因素作为学术研究的新手段，将进一步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趋于整合。首先是传统各学派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其界限逐渐模糊，基本形成了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核心，其他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其次，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确立和博弈论的应用，为统一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微观经济学一样，宏观经济学在探究其微观基础的同时一直遵循着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一理论基础很可能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此走向融合。另外，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完善，这一理论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各国在对宏观经济学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结论，将进一步丰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然而，尽管新模型能更准确地解释经济现象，但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却难以取得新进展。随着市场机制的复杂化，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例如收入分配问题，资源配置问题，以及如何提高宏观政策有效性的问题，这些新问题的出现反映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完全，在经济进步的背后还存在思想突破的困难。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3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
西方宏观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之路是曲折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较大差别。经济制度的不同就决定了我们在运用西方宏观经济学来进行经济调控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吸收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部分。另外，宏观经济学的运用还有一些前提条件，这就存在着适用性的问题，也决定了我们决不能照搬照抄，一定要结合本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有效利用。就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而言，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是首要的任务。我国一直致力于宏观调控措施的完善，并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宏观调控实践。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国内相继发生了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冲击了我国经济的平稳进程。在此严峻背景下，中国对宏观调控政策做出了极大改变，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启动四万亿资金强力拉动内需，这些政策在避免经济衰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
4结语
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3
关键词：贫困；稀缺性假设；双约束假设；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1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6-0074-05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和解决贫困问题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陷入低谷，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扩大问题更趋凸显。严峻的现实表明：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发达国家，贫困这个一直伴随人类历史的难题仍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对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恐怕难辞其咎。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理想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能够自动实现均衡的经济体制，即所有物品和劳务都能按照市场价格自愿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所有市场主体都能从社会上可供利用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贫困问题根本无法放人西方主流经济学“完美”的分析框架中进行讨论，更遑论得到解决。对于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很清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其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承认：“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并不能答好这类伦理的和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此外，哈佛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著名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等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以上情形充分说明：对于贫困问题，直到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既无法解释其存在的原因，更无法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必须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束缚，从根本上改变贫困问题解决方案的寻找方向，才有可能在人的平等、尊严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能够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新方案。而要改变贫困问题解决方案的寻找方向，可能意味着要颠覆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在这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界事实上有其独特的优势。因为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研究框架，即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然而，这种优势目前也是一柄双刃剑，也遇到了挑战。因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决贫困问题的情况下，意味着经济学必须针对现实，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且不仅理论上需要经济学者提出对贫困的科学解释，现实也要求学者们提出能够解决贫困的可行方案。而程恩富教授为了发展经济学而提出的“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为解决这个理论与现实的困境带来了可能。从“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出发，我们不仅可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逻辑错误，更能为贫困等经济问题的解决开辟新的理论空间。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贫困问题的原因，在于其稀缺性假设中存在着逻辑错误
自从欧几里得在其名著《几何原本》中构建出一个完美的逻辑体系以来，学术界逐渐形成一个共识：任何借助逻辑推理建立的理论体系都必须以一组基本假设（公理）为基础，在这个体系中，除基本假设以外的每一个结论都可以用基本假设通过形式逻辑推导出来，但基本假设本身是不证自明的。基本假设是一个理论体系所涉领域中无数实践经验的总结，不能在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中找到反例。如果在未来的经验中出现反例，整个理论体系将被证伪。如，爱因斯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光速是宇宙中的最高速度”，如果发现比光速更高的速度，这个理论的根基就动摇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严谨的数学化理论体系，但是只要我们以公理化逻辑体系的基本要求去衡量，就会发现其中的许多问题。如，已有很多文献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在现实世界中的反例俯拾即是。而本文所要证明的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稀缺性假设，虽然最后的资源稀缺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该假设内部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逻辑分析问题，从而使其丧失了对贫困等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认为，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由稀缺性假设揭示的“有限的资源——无限的欲望”这一对无法回避的矛盾，决定了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只能是一种“有限——无限”的模式。这个模式的含义就是，一方面，社会只能生产出有限的商品和服务；而另一方面，人们想要占有和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却是无限的。以稀缺性假设为前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国内外经济学课堂上广为传授。但是，这一假设其中包含的一个重要的逻辑错误却很少有人发现。这一逻辑错误就在于：“资源”是属于客观范畴的事物，而“欲望”则属于主观范畴。那么，属于对立范畴的事物如何能够直接比较呢？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只有同质的两种事物之间才能够比较，这种比较也才有意义，而不同范畴事物的比较不仅意味着一种逻辑混乱，而且往往得出许多荒谬的结论。
因此，在生产和消费问题上，只有在同质的状态下进行比较，才能正确反映和理解现实。如果将生产和消费两方都限定在主观范畴，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不仅人们消费的欲望是无限的，人们生产的欲望其实也是无限的。如此看来，在同属主观范畴时，生产的无限欲望和消费的无限欲望之间并不存在稀缺性的关系。如果把生产和消费都限定在客观范畴，这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能力”都是客观的，事实上比较的就是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在生产方面，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生产能力必然也是有限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人们的消费能力是不是能够无限扩张呢？
一般而言，制约人们消费能力的因素主要是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约束三个。其中，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属于硬约束。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正如中国古代的一句格言所说的，“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对于任何一种消费品而言，消费过程中的生理约束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用递减原理也是以承认消费中的生理约束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由于存在生理约束，所以人们对每一种消费品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而对于人们是否有能力消费无限种消费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已经给出了答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早已注意到，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一样，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也认为，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受到时间的约束。由贝克尔的观点可以看出，任何消费品的消费过程都需要耗费一定时间；而由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观点可以看出，人们的消费活动受到时间的限制。由此可见，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人们不可能消费无限多种消费品，即消费能力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时间约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显然没有意识到消费的时间约束这一事实的理论含义，更没有意识到其与自身理论假设存在着重要的矛盾。
预算约束则与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不同。后两者作为硬约束，其自然规定性决定了主观意志或者制度变革无法从根本上突破这两种约束。而前者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约束。因此，预算约束成为现实中贫困和消费不足存在的直接原因，但预算约束并不是限制消费能力无限扩张的硬约束。因为即使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收入，或者说每个人都摆脱了预算约束，但是由于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这两个硬约束的存在，人们的消费能力仍然是有限的，而不能无限扩张。
至此，我们完全证明了“消费能力不可能无限扩张”这个命题。也就是说，在同属客观范畴的情况下，真实世界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其生产与消费的模式是“有限——有限”，而不是稀缺性假设所认为的“有限——无限”的模式。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对稀缺性假设中的逻辑错误习焉不察呢？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会经常受到误导性干扰。现实世界中，人们消费能力的有限性尽管有目共睹，但是人们欲望的无限性也不完全是捕风捉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确实有一种物品，人们不但有占有它的无限欲望，甚至一定程度上近似于无限的占有。这种物品就是货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它并不是具体的消费品，所以只能被占有而不能被消费。正是对货币的无限欲望，而不是对消费品的无限欲望，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呈现无限扩张的趋势。也正是生产规模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有限消费能力的矛盾。最终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重复爆发。这本是经济学中的基本常识。对货币的欲望与对一般消费品的欲望，二者虽有本质区别，但也容易混淆。正是由于没有认清两者的本质区别，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陷入了稀缺性假设的思维误区之中。
绕开误区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现实世界的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并不是稀缺性假设所描述的“有限——无限”模式，而是“有限——有限”模式。建立在不合实际的稀缺性假设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实只是一种与现实世界脱钩的学问，其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并不存在的东西。脱离实际的学问必然是无用的学问，这就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但对于解决贫困难题无能为力，而且对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复苏问题同样一筹莫展。事实上，人类社会无论发展到哪个阶段，其生产和消费都只能是“有限——有限”的模式。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即由于人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导致社会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将是有限的。而另一个常识在于：在认识客观事物和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谬误。谬误是对客观事物和规律的误解与歪曲，是与真理对立的范畴。显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便是一种谬误，是对社会客观现实的歪曲。
在认识到稀缺性假设的谬误之后，再看程恩富教授提出的“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才能更清晰地认识现实世界。“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指出，在一定的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会面临一定的约束。也就是说，并不是如稀缺性假设认为的，相对消费的无限性，资源是稀缺的。而是说，相对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观无限性，生产和消费各自都面临着现实的约束，即资源的有限性和各种消费约束。这种比较才更符合现实，才能作为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的逻辑前提。也只有在这一假设前提下，才能更好地解释和解决贫困问题。
三、应当以“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为前提科学研究贫困问题
在消费能力的制约因素中，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属于具有自然规定性的硬约束，适用于所有社会经济制度。而预算约束则是一种制度性约束，是人们在消费中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主要约束。在贫富分化的情况下，广大低收入者消费能力的扩张在远未触及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时，就被其预算约束所束缚了，进而导致生产能力的扩张在远未触及资源约束时就被消费能力束缚住了。其实，这个问题马克思也早就论述过了：“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这里的“绝对的消费能力”的界限就是由消费硬约束所决定的消费界限。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相对过剩现象——商品滞销与消费不足共存——则是由预算约束这一制度性约束造成的。
然而，如果不考虑在预算约束下消费能力扩张困难且缓慢，社会的生产能力仍然可以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单方面实现快速扩张。而这种情况就是马克思经济学所指出的“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也就是说，在“有限——有限”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现代市场经济就会发现，由于社会生产和消费在扩张难易程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所以社会经济中一直存在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倾向。换言之，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有限——有限”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实际呈现为“大——小”的模式。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而二者的差距就是生产过剩。简而言之就是：生产能力>消费能力生产过剩。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生产组织方式愈发高效，生产能力大于相对消费能力的倾向更趋明显，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着逐渐扩大的趋势。在此，我们便可以通过“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来解释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如何演变为“大——小”模式，以及这种模式何以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常态，从而以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贫困问题提供解释。在经济思想史上，对生产过剩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就是马克思经济学。即便广为传播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由于基于稀缺性假设而得出的“有限——无限”的模式，从而使其完全无视现代经济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生产相对过剩现象。那么生产相对过剩与贫困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有不少学者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稀缺性假设的影响，认为贫困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相对消费的无限性而言的生产能力不足，所以要解决贫困问题，先要“做大蛋糕”。然而问题是，现代社会的“蛋糕”已经比中世纪大了不知多少倍，为什么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发达国家，贫困现象仍然不能根除呢？因此，有必要从生产相对过剩的角度来审视贫困问题，从而得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在马克思经济学看来，现代市场经济的病根正是生产相对过剩问题。也正由于目前的市场经济制度中缺乏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机制，导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以及贫困等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由于无视生产相对过剩现象的存在，当然既不可能正确地提出问题，更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问题更趋严重，致使经济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问题的终极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由于技术与市场规模的限制，生产相对过剩主要表现为产品大量积压。而在现代社会，生产相对过剩主要表现为生产能力闲置的普遍化，其中也包括了劳动力的闲置。而这里就需要特别注意生产相对过剩的一种特殊形式：失业，即劳动力闲置。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失业问题多有论述，但无一切中肯綮，原因在于其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对，即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认识到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才是失业的真正原因。
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失业和贫困问题，往往采用两种不同的措施加以应对。在失业问题上，政府一般通过出台调控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促进社会就业。而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政府大多推行二次和三次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人们将失业与贫困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问题。而事实上，失业和贫困往往是伴生出现的，两者与生产相对过剩之间的关系在于：生产相对过剩导致劳动力闲置即失业率升高，而失业率升高导致贫困问题加剧；同时，失业率上升导致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未失业劳动者在竞争压力下会选择接受更低的工资，从而加剧了相对贫困。因此，失业与贫困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其完整的因果关系链是：生产过剩失业贫困。
也就是说，现代市场经济中，贫困的最终原因在于社会生产的相对过剩，而非生产能力不足。因此，解决贫困问题不能指望“做大蛋糕”的方法，这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要想真正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问题。而这里，就需要以“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为前提，来深入研究生产相对过剩问题，进而寻求能够真正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过去的经济实践表明，计划经济也能解决贫困问题。但是这些实践也表明，以计划经济解决贫困问题同样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以“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为前提，寻找解决贫困问题的最优途径，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课题。
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4
1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1）西方经济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西方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主要包括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块的内容。这门课程中的许多理论模型的建立都存在着众多假设条件，它剔除了现实生活中的多种影响因素。例如需求规律，假定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不变，只分析了商品本身价格的变化对商品需求数量的影响。而现实中商品的需求数量会受到消费者的偏好、预期、收入等多种因素影响。这就会让西方经济学的初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
（2）西方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经济学，它只关注市场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以及社会福利和分配等问题的研究，而不涉及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特别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理论认为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获得利息，土地获得租金，企业家才能获得利润，就是为了掩盖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还要对这些理论进行批判，无疑又加大了学习的难度。
（3）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在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当中广泛而深入地使用数学方法，例如弹性概念、边际概念、乘数概念，还有数学中的求导、求积分等方法的运用，以及数学中的几何图形的推导等。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生有良好的数学功底，否则教师在讲授经济学的时候还得给学生补习相关的数学知识，浪费了宝贵的教学课时。
（4）西方经济学体系完整但学派林立。西方经济学具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但是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又是由多种学派的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构成的，比如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不同的学派对同一经济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比如菲利普斯曲线，货币主义学派采用适应性预期的概念认为短期向右下方倾斜，长期垂直，而理性预期学派则采用理性预期的概念，认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菲利普斯曲线都是垂直的。学派林立、百家争鸣丰富和完善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过多的学术争议和对立会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无所适从。
2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过多的依赖多媒体教学。目前，西方经济学课堂运用多媒体教学已经成为了现实，多媒体教学的确有其优越性，但是过多地依赖多媒体教学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有的学生反映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对着课件照本宣科，老师讲的每一个字课件上都有，课件上的每一个字教材上都有，于是丧失了听课的积极性。还有的学生由于没有进行课前预习，跟不上老师多媒体讲课的节奏，或者是忙于抄笔记，没有时间思考和理解老师讲授的知识点，于是学习效率低下，长期积累下去的结果就是有一部分学生完全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上课就是在听天书，干脆干自己的事，放弃了西方经济学的课堂学习，造成西方经济学的重修率居高不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
（2）考核方式单一。当前西方经济学的考核方式比较单一，以闭卷考试为主，有的学校学生的作业、出勤率等因素也作为平时成绩在期评总成绩中占到了一定的比重，但是这种过程考核大都是流于形式，这就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学风和教风。由于期末成绩占期评总成绩的比重较高，一般是70%～80%，所以很多同学上课迟到、早退，甚至旷课，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是敷衍了事，抄袭作业的现象严重，到期末考试前夕就押题、猜题，学生追求的是通过考试，而不是真正学习知识。单一的考核方式也不能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出教学效果，不利于学生学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导致理论与实践脱钩。
（3）学生缺乏参与案例讨论的积极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性较强，很多老师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会在适当的时候选取一些案例和学生进行讨论和分析，大部分的学生对于案例讨论没有兴趣，一个班只有少数的几个同学发言，而能够分析到点子上的学生屈指可数，甚至在一些班级案例讨论也变成了老师的独角戏，怎样才能吸引学生积极投入到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中来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4）习题难度大。目前许多高校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中没有习题，有配套习题的教材习题的难度又大大地高于教材的难度，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上课听懂了，教材上的内容也掌握了，可是做起题目来却无从下手的情况。一些老师上课的过程中只讲解知识点，不讲典型例题，这就使得学生觉得西方经济学太难，这样就进一步加大了学生厌学的情绪。
3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路径探讨
（1）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法结合。依据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特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过多地依赖多媒体，而是应该将多媒体技术和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一方面，教师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将图、文、声、像高度集成在教学活动中，提高知识传授的效率；另一方面，教师还应采取诸如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传统讲授法、实验教学法等传统方法与多媒体教学相融合。特别是对于西方经济学中一些图形的推导、曲线的生成，教师的板书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5
以“社会人”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制度分析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本质上可被看作是一种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研究是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特点。他把制度看作一种内生变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逻辑主线阐述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在西方经济学看来，马克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他把非正式制度看作上层建筑范畴，讨论了它们与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没有对非正式制度下过定义，但其对经济伦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多项内容，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诞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较晚，它们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常具有集体性质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协调集体成员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原始社会，作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动是一种制约、凝聚集体力量的行为。马克思还发现，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时候会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其文化繁荣至今令人赞叹。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他看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非正式制度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他还认为道德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中的各种关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表现为上层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发展。二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当二者相融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规范等积极作用；否则，非正式制度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1.3非正式制度变迁
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为了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来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演变走向。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承担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当中，这种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一般是革命式演变。人的全面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主观效用价值论等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以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派，限于篇幅，每个学派仅选择若干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介绍。在诺斯以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但是它们一般被隐含在对制度的研究当中。
2.1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受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等人伦理、美德、仁爱和同情等思想的影响，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慎重、勤勉、节约、同情、良心和自爱等看作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乏的伦理道德基础，认为社会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应该由拥有相同点的习俗和政府来管理。穆勒阐述了习俗、惯例对市场竞争、产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响。韦伯采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论，阐述习俗、历史、语言等非正式制度与体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理论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认为的虔诚是人们在感性层面的理性选择，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2.2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认为经济人是一种脱离现实观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采用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论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马歇尔较早意识到社会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经济主体，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实现高度合作，地区经济发展是区域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合作的结果。
2.3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2.3.1旧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该学派主要采用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强调“历史演进”，重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冲突，看到了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作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历史是进化或演进的，受到非经济因素制约的经济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他认为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思想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种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经历多个阶段动态的且不可预期结果的演进。非正式制度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源于对人类习惯和本性的考察，他认为经济变迁中以技术和利益集团对抗为主要原因的推动导致不总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变迁。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认为制度起源于强迫的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他首次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由多种交易组成，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三个方面的交易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解决。虽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关注。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指出传统、习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约集体行动，并把美德和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关键。他重点探讨了习俗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阐释了集体行动控制力的执行者问题，当执行者改变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
2.3.2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采用制度和技术二分的方法论，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认为科学事实指引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由过去的态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们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正式制度经过演变，会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术进步和源于文化、习俗的制度是社会中存在的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的影响更加深远。技术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但其中的关键应该是形成一种把技术发展看作经济发展核心的新的思维方式。
2.3.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等假设，并以利润最大化、主观效用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该学派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个立足经验史实的理论体系，把技术、市场规模、人口和产品等外生变量看作诱因，认为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功利的结果，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产力技术分工经济活动方式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约束）的概念由诺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包含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他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关键，人们的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约，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长期性、渐进性、遗传性等特征，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需要较长时间。因为作为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主要来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响下与现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努力去维持现状，这是路径依赖的两个主要原因。诺斯和凡勃伦都认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遗产一样被继承或发展，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非正式制度较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较难变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斯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经验学习、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为桥梁，探讨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分析人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选择并经常相信自己的行为的原因。
2.3.4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诺斯意识到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性质是制度变迁渐进性的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论思想，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对诺斯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探讨了文化传统、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的交互关系，深入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指出文化传统、家族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发展演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论视角，青木昌彦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界限，侧重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把制度阐释为参与人自发实施的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的内生变量，认为参与人集体修正自身的信念，他们的决策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制度。他还从理论、实证及政策等层面，阐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制度在个人选择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两大理论体系不是对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说，二者都立足于现实，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3.1比较
3.1.1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及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其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逻辑和深度。西方经济学是在假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对某些表象的、阻碍经济运行的非正式制度进行修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预先假设若干既定条件，通过逻辑演绎，不断修正得出的结论，以使其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功能发挥的动态、辩证关系，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基于经济利益对非正式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科学规定与现实分析，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把人界定为抽象的、单个的经济人，仅仅偏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积极追求，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历史演化或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或历史的演化，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规则或契约等。
3.1.3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和剩余权均应归属于劳动者拥有；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剩余权应归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拥有。两个理论体系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以此得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走向。西方经济学把效率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显得比较肤浅。
3.2启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补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方向。经过变迁，有些非正式制度会转化为“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会消失或继续演化。除了“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还有一类是人们有意识地直接设计的“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经济发展。当二者相容时，会约束、激励个体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发挥消极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变革一般通过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较快地强制实现，而非正式制度变革很难同步进行。当旧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时可能较难融合甚至互斥，有时候旧的非正式制度甚至会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带来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变革前构建缓冲机制，尽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时带来的消极影响。
3.2.2积极推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现实中，人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益，还追求在集体或国家中的认同与归属。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它是通过人在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由于无形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渐进式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候会滞后或者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和渐进式特点，一般来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进行引导，通过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资等途径，促使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形成，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提高经济绩效。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3.2.3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经济功能的发挥一般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习俗、习惯等多个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总是积极的。如中国拥有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习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强调并引导个人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服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励个体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占有权力的差异等原因，政治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不当的农村宗亲观念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潜力，注意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作用。
3.2.4借鉴两大理论体系的科学之处，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差异，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两大理论体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为例，马克思侧重宏观动态层面，忽视了微观静态层面，导致其分析框架的现实操作性受到质疑。诺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有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4结语
西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范文6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