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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1
金融经济与数字经济，同是与符号打交道，具有虚拟化特征，但在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上，方向却相反：前者关系日益迂回，日益疏离；后者关系日益直接，日益趋近。站在数字经济立场反思这场金融危机，也许会得出这样一个不同于传统立场的独特判断：信息市场将成为金融市场的有力竞争者，数字经济将成为金融经济的有力竞争者。
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
如果高度概括眼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本质，可以说：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或者说，货币是多的，信息是少的。
货币是假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货币市场(含金融市场)没有真实反映实体市场，没有优化配置实体资源，背离了真实世界。第二层含义是，货币市场占用的交易费用，相对于它节省的交易费用，多到不合理的程度。
如果把实体市场视为委托人，货币市场视为人，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人背离委托人，手段背离目的，自我膨胀，发生异化。这是典型的工业病，是传统工业化局限的大暴露。
按照正常情况，实体市场“委托”货币市场，通过货币形式，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应该是：市场所耗费的交易费用，不应超过委托市场自己配置资源时所耗费的交易费用，也就是说，有金融市场，应该比没有金融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消耗的交易费用少。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货币市场，在帮助实体市场配置资源时，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手段(如衍生金融工具)，这些手段开始父生子，子生孙，无限繁衍，到后来背离了目标的初衷，最后“忘记”了自身作为工具的身份，把手段的利益当作了目的的利益，实体市场这个委托人，反而成了华尔街发财致富的手段。不是华尔街为真实世界服务，而成了真实世界为华尔街服务。华尔街的钱，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费用，当这种交易费用远远超过华尔街提供的服务所给真实世界节省的交易费用时，危机爆发了。
所谓的假，就是指异化。就是对于目的来说，手段变假了，变得不真实了，也就是说，不再以真实符合目的作为手段的本份了。
信息是真的，第一层含义是指，从两房贷款开始，来自真实世界的供求信息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衍生工具的复杂化为转移。第二层含义是指这种真实世界的信息，又是不透明的，因此真实的信息又是少的。
真实信息少，只是现象。本质是没有形成真实信息的产业化，特别是没有形成信息配置资源的统一市场。信息被掌握在了少数利益集团手中。真实信息一旦产业化，将对利益集团不利。格林斯潘相信金融利益集团会以市场自发调节达到均衡为行为目标，但实际是华尔街只不过是一个利益集团。
货币市场的竞争者正在出现
中间人无限膨胀，是王业社会不可克眼的局限。仅在中间人内部调控，不能解决中间人体制自身造成的问题。如果考虑到中间人已形成利益集团，要维护既得利益，情况就更是如此。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工业化不能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资源配置的要求。以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国国家利益集团为代表的中间人势力恶性膨胀，代表了全球性的工业病。
根本性的问题是货币市场本身存在合理性受到了挑战。当前，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用信息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与货币配置资源的方式相竞争。
电子商务交易市场，正在发展成为独立于货币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信息市场。在电子商务形成的信息市场中，人们通过信息交换，匹配供求，撮合交易，实现了不通过一般等价物的、直接基于使用价值和具体价值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
我们在实践中观察到，许多全球化公司和跨国公司配置资源的时候，首先依靠的，不是上市公司在股市上获得的经常是扭曲过时的价格信号，而是直接利用供应链和社会网络，进行复杂系统条件下一对一的实蓟跷锖头务的信息匹配。只有需要进行宏观判断和长期判断时，才会优先考虑货币市场的信号。一个集团企业的老板，如果在下午3点前，就可以把公司当天所有的资源变化情况、市场变化情况搞清楚，他为什么还要绕弯到华尔街去求证该怎么进行响应市场的决策呢?
我们说，货币是假的，信息是真的。如果信息是假的怎么办?可以援引第一条，“信息是真的”来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用信息配置资源时，任何一条具体的信息，都有可能是假的。但信息市场作为一个整体，与货币市场相比，谁更加真实――更符合真实世界――呢?
当我们说信息是真的时，意思并不是指每一条信息必定是真实的，而是指信息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比货币市场更加接近真实世界；是指信息的机制。这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说，信息市场比货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货币市场要经过一般等价物的迂回，不仅流通速度慢，而且会造成系统性的信号失真；而信息市场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条件下，可以进行高速复杂的信息匹配。另一方面是说，信息市场比货币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更低。因此信息市场在总体上来说，可以比货币市场更有效地配置实体资源。
货币市场与信息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实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一般等价的迂回调节，后者是个性化的直接调节，这也反映了两种虚拟经济的本质不同。
两化融合下虚拟经济的新选择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2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的颁布实施，建立在“我们正处于信息革命”新论断之上的一系列部署的作出，是影响全国甚至全球的大事件，必将使全国乃至全球的信息化发展轨迹与整个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因此，要与时俱进地把握信息化发展的着力点。同时，结合对2016年第三次世界互联网大会有关信息的解读，笔者认为信息化发展将有五大新的着力点与新空间。
信息化发展五大新的着力点与新空间
第一，从重点聚焦消费互联网转向重点聚焦产业互联网。前几年，大家也提到产业互联网，但那时产业互联网发展并不快；笔者认为目前与今后才是发展产业互联网的最好时机。
第二，从信息化供给侧企业为主导的模式转向供需企业双方合作为主导的模式，从而形成企业供需互动合作的新模式。
第三，从聚焦城市转向聚焦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这是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要求。信息化企业仅仅聚焦在城市市区，可扩展的原有市场有限了；信息化的农村需求迅速扩大，城乡一体化的信息化需求可能会快速扩张。
第四，从聚焦零散的客户转向聚焦个体与群体客户并重的民生服务。我们经常说信息化要注意个性化，但是没有想到信息化还要注意群体化，公共服务就是面向群体的服务，信息化的公共服务将大有发展空间。
第五，从只聚焦技术转向聚焦技术创新与改革创新。
从重点聚焦消费互联网转向重点聚焦产业互联网
前两年，“互联网+”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互联网+消费”的竞争上，即消费互联网上，浙江最“热闹”的要数阿里巴巴；下一轮则将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产业”与“互联网+实体经济”上，即聚焦在“产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互联网”之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重点振兴实体经济，这是个重点方向。
消费互联网以个体消费者为客户对象，产业互联网则以企业为客户对象。实体经济互联网以农业企业、工业企业为主要客户对象，智能种植、智能养殖、智能制造将成为热点与主攻方向。
在第三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专家以及互联网企业大佬都认为，信息化的着力点将转向产业与实体经济互联网。例如，邬贺铨院士认为数字经济的主体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因此，数字经济的主力是企业。马云认为未来属于互联网用得好的企业、地区与国家。从互联网用得好的个人，转向用得好的企业与地区。这其实就是说，产业互联网将决定未来。李彦宏也提出移动（消费）互联网时代已经结束了的观点。他指出，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已经没有机会再出现“独角兽”的企业了。他是在提醒大家，要在注重发展产业互联网以及实体经济互联网上多下功夫。
此外，从第三届互联网大会透露的信息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产业互联网就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技术三者结合，它们将成为信息化向各个行业渗透的重要切入点，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产业规模将高速扩张。预计至2020年全球的云计算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将达20%，即从2015年的0.14万亿美元将增长到2020年的1.03万亿美元。
从信息化供给侧企业为主导模式转向供需企业双方合作为主导的模式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重视什么呢？笔者认为是要重视企业信息化应用。前一轮信息化的弄潮儿主要是互联网技术人士和企业，信息化市场基本是以信息化供给方与个体消费方主导的，传统企业类的客户方介入得不深。下一轮的信息化发展则将是由信息化的企业供求双方深度互动、共创共享为特征，以信息化企业供给方与信息化企业客户方的合作创新为前提。因为，信息化与实体产业是完全一体化融合的，“浅度”甚至“深度”的融合已经不能适应了。
例如，工业制造的数字化是工业制造工艺或配方的数字化，是制造过程各环节进度协同的数字化，是制造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在具体到产品的智能制造过程中，其数据与工艺、数据与配方、数据与生产进度协同的内容、数字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业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数字化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具体内涵的。在这一阶段，互联网企业是不可能单独提供每家客户企业的“数字与工艺、数字与配方、数字与生产进度协同的内容、数字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业务等为一个整体”的数字化服务的。
这样，信息化的应用市场将越来越多地被互联网企业与互联网客户企业合作型的“二重奏”创新所占领，互联网企业的“独角戏”表演将逐步退出市场。这种合作模式是技术供给与行业经验的融合，会较以往更多地分化出产业链生态体系构筑的主导者。
在这个阶段，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信息化供给方企业有意或无意侵犯客户方企业的技术与商业秘密。破解之法是把保障客户方企业技术与商业秘密的义务与责任写入双方合作的合同，并认真加以落实，执法与司法机关要更加重视依法加强对企业技术与商业秘密的保护工作。
从聚焦城市转向聚焦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的环境下，传统的城市与城镇时空距离将会被改变，原有的发展方式与模式将被颠覆。以前的城市规划是将城区和农村分开的，目前代之而起的则是“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新型智慧城市，是统筹协调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是使信息化从主要为城市服务转向为城乡及区域整体的发展服务的模式，这种模式开拓了信息化城乡一体化应用市场的低成本、高效率、高效益的发展空间。
在@一阶段，第一，城乡同等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将成为主攻方向。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如果不加快发展，无处不在的惠民服务就会缺乏应有的发展条件。过去，人们总说“若要富先修路”，修的是公路、铁路；而现在首先要修的是“信息高速宽带公路”。第二，城乡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改造与建设也将成为主攻方向。比如供气、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系统都是成体系的。对已经建成的供气等基础设施，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造；拟新建的供排水等基础设施，则需要采用有别于过去的、信息化的方式去新建。所以，既有信息化对原有系统的改造任务，又有信息化对新基础设施的新型建设任务。第三，城乡一体化的信息惠民服务将成为新的发展空间。第四，美丽中国、美丽乡村的生态环境的信息化治理工程与信息化的系统监管具有广泛的需求。
从聚焦零散的客户转向聚焦个体与群体客户并重的民生服务
信息化消费将从只注重个性化消费，向注重个性化与群体性民生消费并重转变。城乡居民的健康消费以及解决“读好书难”、“看好医生难”、“出行畅通难”、“呼吸新鲜空气、喝干净水、吃放心食品药品难”等需求，将推动信息化群体型、公共服务型的民生消费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智慧安居、智慧城管、MOOCs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乡村网约车、农副产品食品药品的全生命周期的监管网络，将大有作为。
从只聚焦技术转向聚焦技术创新与改革创新
信息化既要注重技术创新，又要注重体制创新，进入了双重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信息化的体制创新，就是信息化改革。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3
根据《宜春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和宜阳新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工作要求，本调研组就宜阳新区智慧经济产业发展存在的相关问题开展调研。通过征集市大数据局、市工信局、宜阳新区招商局、经济发展局等市直和新区相关部门，以及园区企业关于发展智慧经济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并组织调研组座谈会讨论和研究解决宜阳新区智慧经济产业探索不够、效果不明显的相关问题。现将调研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一、智慧经济产业发展背景及现状
2017年8月，市委四届三次全会提出“把宜春建设成为‘省内领先、全国知名’大数据产业强市”，并将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建设、管理和运营的重任交给宜阳新区。此外，宜阳新区中心城市建设职能基本完成，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发展智慧经济产业是推进全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最优路径。为此，新区管委会举全区之力完善基础、配套政策、加速推进。两年来，新区高规格设计、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高起点、高要求、高质量推进招商引资，强素质、塑形象、优环境提升化企业服务，多措并举稳步推进智慧经济产业发展，在全区上下的艰苦奋斗和努力拼搏下取得了喜人成绩。
（一）突出产业规划围绕“省内领先、全国知名”发展目标，邀请中国信通院的专家团队高层次、高起点规划编制了《宜春市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产业发展规划》，聘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中科院人工智能首席教授张文生、中科院季统凯博士等10余名专家担任智慧小镇发展顾问，为宜阳新区智慧经济产业发展制定了发展战略规划。明确了2020年底，计划年引进培育30-50家大数据企业，带动就业超过5000人，年营业收入突破60亿元。到2025年底，大数据企业累计100-200家，引进培育2家以上十亿骨干企业，带动就业超过2万人，年营业收入突破300 亿元。到2030年底，引进培育2家以上百亿骨干企业，带动就业超过5万人，年营业收入突破800 亿元。
（二）突出平台建设1、产业承载平台
以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为核心承载平台，大力推进“两中心两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规划用地2万余亩,分三期实施：第一期1350亩,聚焦智慧城市和产业转型，重点建设“两中心、两基地”即数据中心、呼叫中心、孵化基地、双创基地。其中赣西云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12.7亿元，占地面积约74亩，建筑面积4.82万平方米，按照国际最权威机房认证体系T3等级，将安装4000个8千瓦的高密度机柜，特点是密度最高、等级最高、颜值最高，是华东区域最大的云数据中心，一期1000个机柜将于10月底投入使用。呼叫中心、孵化基地、双创基地项目总投资约14.36亿元，占地面积约280亩，建筑面积44.6万平方米，今年10月底可投入使用14万平方米。第二期5360亩，位于高铁站西南侧，聚焦产业创新，将重点建设产业创新基地、产业实训基地、知识产权中心及落地智能制造基地，目前土地已完成征迁工作。第三期1.6万余亩,位于一期东侧，聚焦应用研发，将重点建设应用研发基地和检测认证中心，落地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行业。
2、产业运营平台
为推进智慧经济产业发展和建设、管理、运营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成立了宜阳新区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建设指挥部和领导小组，设立了大数据运营公司负责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建设、管理、运营和推进智慧经济产业发展。目前，大数据运营公司拥有员工30多人、5个职能部门，承担起了大数据产业园区的项目建设、后勤保障、企业服务、招商引资、资本运作、资源整合等重任，完成了大数据产业园临时办公区、云数据中心、“一中心两基地”、大塘变电站、智慧党建中心、呼叫中心示范基地、蓝海彤翔渲染云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为宜阳新区智慧经济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突出产业配套1、产业政策配套
为推动产业发展，宜春市出台了《宜春市关于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宜春市引进培养创新创业高层人才“双百计划”实施办法（试行）》等政策,市大数据管理局出台了《宜春市 “企业上云”云资源服务奖补实施办法（试行）》。在此基础上，宜阳新区细化出台了《宜春市宜阳新区关于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从数据产业、数娱产业、总部经济、外包服务、企业培育等11个板块为企业提供落地扶持，入驻企业可享受税收奖励、生产设备购置补助、企业上市奖励、总部经济开办奖励、著作权奖励、营收上台阶奖励、高管个税减免等多维度的政策支持。
2、产业服务配套
根据智慧经济产业发展特点，在配套服务方面，采取“4+2”的配套体系，即4个平台、2个中心。
四个平台：一是创新平台，大数据产业园获得了省级、市级众创空间授牌，目前申请的“江西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大数据与产业融合创新）”正在审批中，同时与网易合作建立了联合创新中心，为企业提供孵化基地；二是金融平台，设立了30亿元的大数据发展基金，将建设10万平方米的金融中心，用于落地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行业，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三是人才平台，大数据产业园和宜春学院、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为入园企业提供人才保障；四是公共服务平台，成立了专门的服务团队，并建立了网上企业服务超市，可以为入驻企业提供从工商注册、纳税申报、记账、法务咨询等一条龙、一站式服务。
两个中心：一是居住中心，已配有390套人才公寓，并将在小镇一期再建人才公寓，为企业人才提供生活保障；二是商业中心，在园区内将建星级餐饮、休闲广场、绿地、电影院、健身房、咖啡厅、酒吧、24小时便利店等生活、休闲、娱乐设施，搭建“产、学、活、乐”全生态，满足企业人才高品质生活需求。
（四）突出产业招商
围绕能够品牌效益的智慧经济、能够带来海量数据的数据经济、能够带来经济总量的环保经济、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总部经济四个方面开展招商引资，以数字娱乐、人工智能、VR/AR产业为发力点，逐步导入智慧城市、产业融合、呼叫服务、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大数据关联产业。用一年多的时间，签约各类项目95个，48家企业注册运营。
今年上半年，抢抓“招大引强‘百日千亿’攻坚战”的契机，先后外出招商23次，对接项目76个，签约项目41个，亿元以上项目4个，其中亿一集团儿童动漫城项目投资金额40亿元，今年4月已开工建设，预计2022年5月正式投产运营。截至目前，2019年新签约孵化项目35个，注册率达75%。并且，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借11月份开园契机，将集中包装和签约近200个线上线下企业，全面激活产业园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优势。
（五）突出产业融合
以大数据应用与产业融合创新发展为引擎，紧抓公共服务数字化、本地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这三条主线，宜阳新区加强与宜春市其他各县市区的联动，实行1+N产业空间布局和“131”工程。以公共服务数字化为突破点，建设智慧城市，发展政务大数据、民生服务大数据与城市治理大数据应用。将公共服务数字化工作作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突破口，由政府牵头引导，加强县市区联动，提升宜春各县市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水平，汇聚公共服务领域数据资源，开展公共服务领域创新应用。以本地产业数字化为需求侧切入点，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大数据应用两线齐进。从产业发展需求侧切入，切实推进锂电新能源、中医药、传统制造业、绿色农业、文化旅游业等本地支柱产业大数据应用，推进无车承运物流、安全生产服务等本地特色产业大数据应用，以产业数字化示范应用项目提升本地企业创新能力，并吸引大数据企业汇聚宜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宜春实体经济的融合。
二、智慧经济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为推动转型升级和高质量跨越发展，宜阳新区全力建设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突出智慧经济产业发展顶层设计，高效推进智慧经济产业招商引资及产业培育，虽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但是目前智慧经济产业发展仍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十分凸出。
（一）智慧经济产业发展探索不够
宜阳新区围绕智慧城市、游戏娱乐、产业融合、呼叫服务、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大数据关联产业大力开展招商推介工作，建设了“两中心两基地”等一批大数据基础性设施项目，引进了华为、网易必创、蓝海彤翔、华洋、灵猫有数、康灿科技、太城、影呼、中华网库等一批大数据企业，有序推进智慧经济产业发展。但是，目前智慧经济产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产业生态发展不平衡，产业领域发展探索不够充分。尤其表现在产业招商仅限于大数据的存储、应用等领域，大数据的挖掘、分析、交易等领域缺失；产业培育重点关注大数据关联产业的企业引进，有潜力、有需求的本地大数据产业孵化滞后；产业发展专注解决智慧城市、智慧应用等问题，忽视了未来消费级大数据产业规划和建设。（二）智慧经济产业发展效果不明显
智慧经济产业发展效果不明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实体经济融合效果不明显。智慧经济产业要纵深发展，需要与全市县域实体经济深度结合，需要各县市区及工业园区的深度参与。当前，宜阳新区全力打造智慧经济产业发展，但与各县市区联动不强，县市区政府、工业园区重视不够、参与较少，未能有效推进大数据平台打造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二是智慧经济产业品牌影响力不明显。当前，全国各地智慧经济产业发展百花齐放，省内外市场竞争激烈。宜阳新区发展智慧经济产业起步晚、基础差，目前尚未成功打造省内外知名的产业品牌。三是智慧经济产业经济效益不明显。截止目前，宜阳新区智慧经济产业没有一家营业额过亿或纳税超千万的大型企业，大数据产业园区所有入驻企业2018年纳税总额不超百万，经济效益回报速度较慢。
（三）智慧经济产业专业人才短缺
人才是发展的关键要素。宜阳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人才引进奖补政策，但是由于地缘、薪资、政策配套等因素，外部高端人才引进缺乏足够吸引力。目前，大数据公司及园区其他企业现有的人员皆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尤其是技术类人员缺口较大，有相关企业因专业人才招聘不到位而难以开展业务。若无长期人才培养和输出机制，大数据产业园将长期面临人才短缺问题，严重制约智慧经济产业发展。
（四）智慧经济产业平台承载能力差
当前，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正处于投资建设期，云数据中心、双创基地、孵化基地、呼叫中心、金融中心等产业承载平台尚未投入使用，发展资金投入较少、政策力度小、融资能力弱，且大数据产业园缺少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智慧经济产业平台承载能力差、市场核心竞争力较弱。
三、智慧经济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针对宜阳新区和智慧经济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宜阳新区智慧经济产业，今后宜阳新区应重点抓好以下关键措施的落实。
（一）围绕“产业发展”，打造多元化产业链
发展智慧经济产业，需充分挖掘市场需求，完善智慧经济产业链，应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数据为王”战略。利用云数据中心、“一中心两基地”资源优势，围绕数据存储、智慧应用等关联产业板块，开拓企业“两化”、企业上云、智慧应用运维等业务，打造好政务服务、民生服务、城市管理大数据中心和呼叫中心，快速汇聚海量数据。二是坚持做好“数据加工厂”，做好数据的挖掘、分析，形成旅游服务、电商服务、数字文娱等消费级的大数据，抢占有效数据交易市场。三是坚持做好数据应用，围绕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做好软件项目开发、技术服务等产业。四是坚持发展重点智慧产业，围绕游戏动漫、影视娱乐等关联业务板块，大力推进云渲染、游戏开发、游戏运行、电竞赛事等产业发展。
（二）围绕“产业融合”，打造统一平台
发挥市场作用，政府与企业、各县市区联动，全市一盘棋打造统一大数据平台，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大数据资源，推动大数据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
一是大数据与本地优势资源融合发展。建议围绕宜春锂电、医药、旅游、文化等优势资源，宜阳新应区大力推进“大数据+N”的的发展战略，打造锂电新能源、中医药健康、新旅游等大数据平台，促进智慧经济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二是大数据与各县市区优势产业融合发展。建议围绕宜春锂电、中医药、烟花爆竹、运输、陶瓷、旅游等传统优势产业，全面进行数字化、信息化改造，同时入驻宜阳新区智慧小镇“双创基地”办公，宜阳新区负责提供云服务、大数据研发技术支持等，加强县市联动，形成全市一盘棋的发展态势。
三是大数据与智慧城市应用融合发展。建议由宜阳新区率先启动城管、供水、供电、交通等智慧城市应用的“两化改造”，为智慧城市应用服务企业提供软件项目研发、技术支持，同时集中展示、集中推广智慧应用，全面提升中心城区信息化、数字化水平，提高社会参与度和影响力，培育全市智慧城市应用的良好生态和发展基础。
（三）围绕“产业品牌”，打造区域特色
宜阳新区应结合本土实际和特点，走差异化发展路径，着力打造具有宜春特色的智慧经济产业品牌。
一是大力创建新品牌。建议：做实、做强已有的“江西省锂电大数据中心平台”“中国VR电竞产业共建基地”“江西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大数据与产业融合创新）”，打造成行业标杆和示范；围绕VR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大健康、人才培养等方面先试行，争创“江西省VR产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江西省传统产业数字化创新示范区”、“江西大健康大数据应用创新示范区”、 “全省大数据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等特色品牌名片。
二是重点打造数娱产业品牌。建议：在机构、资金、产业孵化等方面完善配套，比如：成立数娱产业发展办公室，财政设立数娱产业专项扶持资金，联合市级1+5平台公司成立数娱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等，整合资金优质吸引优质数娱产业项目落地，建设数娱产业发展示范基地，促进数娱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将数娱产业打造成为宜春大数据产业的品牌。
三是着力创建宜春特色产业品牌。建议：整合锂电、中医药等优势资源，搭建大数据发展平台，加强产业数据分析、统计、应用，以大数据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打造宜春特色的智慧产业品牌。
四是打造大数据行业品牌。建议：一方面争取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支持，建议发起成立全国性的数娱产业、锂电大数据产业、中医药大数据产业、农业区块链应用产业联盟、数娱产业协会等，实现行业内信息共享、资源互推、互惠互利，在大数据产业行业内形成品牌影响力。一方面定期举办大数据产业高峰论坛，把高峰论坛打造成像月亮文化旅游节一样的宜春特色品牌，使之成为市民的节日、企业的盛会、招商的平台，提升宜春大数据产业的知名度、品牌度、美誉度。
五是打造大数据产业标准。围绕锂电、中医药等优势资源，引进锂电、中医药、大健康等科研机构、检测中心、认证中心，汇聚同类大型大数据企业，打造全国认可的锂电、中医药、大健康康养大数据统一标准。
（四）围绕“产业效益”，打造龙头企业
一是加快发展总部经济。目前，大数据产业园区入驻企业多为分公司、合资子公司等，独自研发、独自生产、独自经营的总部公司较少。建议宜阳新区加快推进总部经济建设，加大总部经济发展扶持政策力度，打造一批纳税千万以上的规模性大数据关联企业，形成大数据产业虹吸效益，吸引产业链内的企业快速汇聚，提升大数据产业园的创收能力，带动智慧经济产业全面快速发展。
二是优化招商选资。目前大数据产业入驻企业普遍营业额不搞、纳税较少，不能平衡产业的运营成本，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建议招商引资模式应向招商选资模式转变，做好入驻企业的前期尽调和市场反馈情况摸底工作，加强科学研判和决策，选择品牌知名度高、市场效益好的优质企业入驻园区，做大做强园区的营收和税收能力。
（五）围绕“人才培养”，打造政策洼地
大数据产业发展，人才是关键要素。针对大数据产业园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建议：
一是有针对性的引进高端人才。针对数娱产业、锂电大数据、中医药大数据等细分行业领域，出台专门的人才引进政策。在引进高端人才、产业研究院、标准实验室等方面给予最优最具吸引力的专项政策。
二是重点培养本土人才。以宜春学院、宜春职业技术学院为重点，各县市（区）中职院校为基础，提供特色的教育扶持政策，用三五年时间重点培养一批大数据相关专业人才。
三是加快培训实操人才。发挥好宜阳新区周末学院、大数据沙龙平台，加强一般干部的强化学习；组织新区领导干部及园区企业高管，到华为大学、西湖大学等学校进行系统培训，强化管理和运营。以园区企业为依托，建设大数据实训示范基地，加快培育可实用的专业人才。
（六）围绕“产品平台”，打造发展平台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4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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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5
关键词：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车间；两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TP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1
作为制造类企业的核心环节――制造车间，则是企业能力提升的关键所在，在经历手工作坊、流水线规模生产等阶段后，以信息技术为依托，践行两化融合的数字化车间建设成为当前制造业车间的发展方向，以各种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为手段，融合先进管理思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企业成本，切实提升车间管理水平。本文也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探讨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思路，提出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模型及相关考虑因素，并对数字化车间的应用前景进行展望，力求为现代企业转型、两化融合的建设提供些许参考。
一、数字化车间的形成及意义
1.制造业车间应用管理的演化过程。当今社会不断高速发展，科学技术以及管理也随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工业化以来加工制造行业在技术应用以及管理中得到了几次大的变革，我们从社会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在工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每一次有力的变革都会给工业水平带来较大幅度的提升，笔者经过分析将制造业车间应用管理的演化过程总结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手工作业、单一生产；第二阶段是工业技术引入、流水线规模生产；第三阶段是信息技术引入、信息化辅助生产；第四阶段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结合，实行两化相互融合。
2.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意义。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带来工业发展的长足进步，充分践行两化融合概念的数字化车间也不例外，通过数字化车间的建设，解决企业核心环节的两化融合问题，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工业技术的优势，使两者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一方面更好地发挥信息化平台优势，发挥信息技术的指导及决策分析作用，改进工业流程，指导并促进工业水平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各种工业技术对信息化的支撑和基础作用，做好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已逐步成为现代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二、比较实际的建设思路
1.建设思路的整体考虑
数字化车间的整体建设思路，应该从实际出发，以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的应用为手段，以改善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建设符合企业实际，切实提高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数字化车间。
1.1 数字化车间的建设范围。数字化车间的建设范围，应当以企业实际业务范围为主，业务涉及的加工制造、物流、管理和维修等环节均应纳入数字化车间的管理范围，即数字化车间应该是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需涉及车间业务的方方面面，这样才能发挥各个环节的联动作用，提高整体水平。从数字化车间的整体建设范围及规划上，应当通盘考虑，应用到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使车间业务的点、线、面各个层次均纳入管理范围。
1.2 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模型。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应当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工业控制技术的优势，以建设高度自动化和高度智能化，尽可能降低人工参与的自动运转的制造车间为目标。通过智能设备、自动化技术、自动识别技术、AGV 等技术的应用，实现实体设备的自动控制和运转，通过信息技术的数据采集、信息传递、监控和广播等技术的应用，进而实现将整个车间建设成一台结构合理、动力充沛的自动运转的机器的数字化车间建设目标。
2.可用技术探讨
2.1 数字化车间的网络建设。数字化车间的网络建设是串联各项业务，使之互相协作的保障，根据目前技术的发展，需要配套建设的网络环境包括工业以太网网络和工业自动化网络，以用于支持工业现场设备、模块、系统等等之间的通讯和关联。
2.2 数字化车间的应用技术考虑。技术进步是推动企业发展变革的原动力，数字化车间的建设也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依托，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的应用而使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将技术进步转化为实际的生产成果。通过前面对网络建设及硬件支持的分析，综合考虑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模型，可以将建设数字化车间所需的基本技术手段总结如图4 所示。
图4 数字化车间技术手段
3.数字化车间建设中需注意问题
任何事情的全面实施都需要进行全盘考虑，针对问题的多面性需要进行全盘考虑，在进行数字化车间的建设的过程也必当如此，这样面对数字车间的建设过程就能够更加清晰的给予认识，在建设的过程中就不会因为小问题而给整个项目带来损失，笔者针对整体过程中所出现问题进行总体分析，认为在此期间所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①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安全生产问题；②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分析问题，切不可盲目照搬和教条主义；③在项目建设中需要分析技术可行性问题；④发展创新问题。
三、数字化车间应用展望
为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通过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在基础的工业单元层面对信息化和工业化进行有机整合，实现两化融合的科学发展。可以说数字化车间的建设不仅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两化融合的发展要求。
从国家两化融合的发展规划可以看出，数字化车间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新时期工业化进程中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切入点，数字化车间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不仅适用于制造行业，更可因地制宜的推广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多个行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助力，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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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6
以制造业为例，信息化在制造业的应用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中国制造2025”标志着信息化在制造业应用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实现数字化生产的基础上，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制造的网络化与智能化。
中国版工业4.0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制造”疲态渐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幅为3.3%，较上年大幅放缓8.9个百分点。2015年以来，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连续两个月低于荣枯线，表明制造业仍未摆脱萎缩困境。
201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表示，制造业是我国的优势产业，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中国制造2025”被誉为中国版工业4.0规划，是国家层面对未来十年我国制造业发展所制订的“战略行动计划”，将围绕制造业创新能力、创新体系、质量品牌、大企业培育及绿色制造等采取“行动”，以全面提高“中国制造”的水平，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中国制造2025”规划是在中国工程院150多名专家花费一年半时间进行战略论证的基础上，制定的一份规划纲要。2015年3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接受媒体采访时首次公开披露“中国制造2025”制定情况。规划认为完成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需要30年时间，“中国制造2025”是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该规划主要内容分为五部分，第一是强调创新驱动，第二是质量为先，第三是绿色发展，第四是结构优化，第五是人才为本。通过实施该规划使中国制造业进入全球制造业的第二方阵，为后两步走奠定好基础。
有一幅漫画这样描述工业4.0的应用场景，工业3.0是机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图上画的是一个机器人从货架上抓取一个货物装进一辆卡车；到工业4.0仍然是这张图，只不过在货架、机器人、汽车上都画了一条弧线，这表明这三者互相都通过无线、宽带、移动、泛在的网络联系起来。这就很直观地表明，将来智能化的设备、产品之间，通过有线无线的通信方式连接在一起，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物联网或者工业互联网的概念。
一言以蔽之，“中国制造2025”的实质是基于互联网实现智能制造。
“互联网+”融合传统行业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样也涉及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那就是“互联网+”战略。
总理的工作报告对“互联网+”战略描述得相对简单：国家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国家已设立400亿元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整合筹措更多资金，为产业创新加油助力。
简而言之，“互联网+”是指各行各业构建在互联网的底盘之上，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
回过头去看，过去的20年时间里，互联网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格局和产业版图。第一个十年里，互联网行业和传统行业和平共处，互联网催生了很多新经济，比如门户、游戏和电商等。第二个十年里，互联网逐步开始改变甚至颠覆了很多传统行业。
全球互联网连接了30亿网民，创造了辉煌的技术奇观，基于互联网的物联网更是一个浩瀚无边的蓝海。“互联网+”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行业的跨界融合。互联网+交通=打车软件，互联网+金融=微众银行，互联网+政务=智慧城市。“互联网+”以信息通信业为基点全面应用到第三产业，形成了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教育等新业态，并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渗透。
其中，互联网和工业的融合无疑更为让人期待，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曹淑敏认为：宽带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尤其是互联网技术跟工业的融合。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有了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提法。当前，两化融合带来了产品个性化、制造业服务化、流程虚拟化……国内很多企业已经在做上述实践。更高级的融合是工业互联网，它将极大地降低工业能耗，提高产品质量。
互联网工具化全景渗透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与工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物联网应用，这同时也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新阶段的重要体现。
2015年3月16日，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CeBIT）在汉诺威市展览中心拉开帷幕。本届会议的主题是数字经济，“数字为始，经济为主”，这个口号的内涵是：不是实体经济要互联网标志化，而是互联网必须深入实体经济内部。在中国，它有着另一个新的名字叫“互联网+”。
随着工业4.0这个概念的推广，传统工业系统支配下的德国社会已经达成共识：真正的互联网精神应该是互联网工具化后的全景渗透和数字经济引导。
同样，在我国工业互联网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苗圩认为现在工业互联网应用多半是在营销环节和售后服务环节、采购环节，如B2C和B2B。而工业互联网将来在制造环节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都会给现有的生产方式带来颠覆性或者革命性的变化。
以制造业为例，现在制造大规模消费类产品大多采用集约制造，这是最经济最合理的生产方式。但集约制造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不够，现在通常是一个企业大批量制造出产品，发送到各地，通过分销环节到达用户手中。将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设计师，所需要的材料和零部件都可以通过网上采购，自己也可以把它生产出来，这是最好的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生产方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则以另一个例子说明在工业互联网下的智能化生产时代，规模化生产与个性化生产是可以互相融合的。以青岛红领服饰为客户提供定制服装为例，用户可以从企业提供的上百种款式搭配中挑选自己喜欢的款式。用户确定要求后，数据将被发送到工厂。每件衣服都是个性化的产品，但生产过程却依然是大规模流水线生产。这种个性化生产的成本只比普通大规模生产高10%，但售价却比普通大规模生产服装高一倍。
智能制造切入工业互联网
“中国制造2025”的本意是进一步推进两化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让机器与机器“对话”，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加强企业的管理、制造、生产。而信息化在制造业的应用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在实现数字化生产的基础上，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实现生产的网络化与智能化。
在数字化方面，过去五年，我国工业企业在研发设计方面应用数字化工具普及率已经达到54%，近五年年均增长4个百分点：现在很多工业企业已经实现了甩开图版，无纸化设计，数字化模型与三维仿真等技术的大量应用，减少了研发的周期，提高了设计的效率，也降低了研发成本。另外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生产线上数控装备比重已经达到30%，近五年也是年均增长4个百分点。
而在网络化与智能化方面，中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我们在高端的传感器、重要的操作系统、数字化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提高智能化的水平，这样才能达到智能制造的要求。
以机器人应用为例，工业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推广应用，将提升我国工业制造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降低人工成本上升和人口红利减少对我国工业竞争力的影响，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资源消耗，保障安全生产，保持和提升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