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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方法范文1
关键词：服务贸易竞争力;全球价值链;增加值贸易
一、 全球价值链及增加值贸易
1995年Krugman最早提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概念，指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中，各个不同的国家通过某一特定阶段的生产活动而得到的增加值的收入。全球价值链的提出让我们认识到，在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过程时，除了要研究生产活动在各行业不同商品间的分配，也要研究各种生产活动在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分配。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延伸和发展，越来越多的GVC分工产品被生产出来，因此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增加就业，和创造收入，但同时也使得以传统的用“贸易流量”做为统计标准的的贸易统计数据，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贸易值“重复统计”的问题，这一结果显然使得各个贸易参与国家和地区夸大了贸易利得，而且加剧了贸易各国的贸易失衡现象，而使得贸易实际和贸易统计之间严重失真。因此，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不能真实的反映一个国家的贸易情况。因此，为解决上述的问题，一些学者以现有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并提出了“增加值”的概念，最终形成了“增加值贸易”新型贸易统计方法。利用增加值贸易的统计方法可以计算一个国家出口的货物商品和服务商品中，不同国家对增加值的具体贡献流量，剔除了传统统计方法对贸易的重复计算的项目，真实有效的反映了国际贸易的收入和利益来源，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采用这种统计方法，并且被广泛的运用到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中。
二、 基于增加值统计方法的总出口分解
1. 传统贸易统计和增加值贸易统计的区别。以马来西亚、泰国和美国之间的汽车贸易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统计和增加值统计方法之间的区别，表中的箭头表示出口，见表1。具体的贸易情况如下：马来西亚向泰国出口价值10单位的零部件，美国向泰国出口价值15单位的零部件，泰国利用进口的价值25单位的零部件，加上本国价值40单位的资本、劳动和本国价值35单位的中间品，生产出的汽车价值为100单位，然后向美国出口，以满足美国的最终消费的需求。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总贸易额为100单位;按照增加值统计方法，总贸易额为75单位。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传统贸易统计以商品总值为统计口径，而增加值统计方法以商品增加值为统计口径。与增加值统计方法相比，传统贸易统计会夸大贸易总额和贸易顺差。因此，增加值统计方法有助于区分一国的总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只有国内增加值才是一国的实际出口额，真正衡量一国在国际中的竞争力。
2. 出口分解。按照增加值统计方法，一国的总出口可以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国内增加值部分按照进一步的分解又可以分解为中间产品出口部分和最终产品出口部分，其中最终产品被进口国完全消费，以满足进口国的消费需要，中间产品的出口又被分解成为三部分，即进口国加工后又再次出口到本国的中间产品、进口国加工后留在本国使用而不再出口的中间产品、进口国加工后再次出口到第三国家的中间产品（见图1）。
三、 中国服务业各部门竞争力分析
本文将服务业细分为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教育、健康及公共服务。
本文通过对WIOD数据库的数据，画出1995年～2011年间中国服务业出口形成的DV占比折线图，通过折线图来直观地反映中国服务业出口和分类型服务业出口的发展趋势和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见图2。
根据图2，中国服务业出口形成的DV占比在1995年～2002年上升、在2002年～2006年下降、在2006年～2011年上升，从总体发展态势来看，服务业出口形成的DV占比呈现上升趋势，说明服务业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在不同类型的服务业中，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出口的DV占比逐年下降;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占比逐年上升，在2003年首次超过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占比;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形成的DV占比相对较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教育和公共服务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占比明显低于其他服务行业。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而及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部门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竞争力仍有待提高。
四、 我国服务业开放存在的问题
1. 服务业开放呈开放不足与过度开放的不均衡现象。在服务业开放上，我国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国的一些服务行业开放程度然仍很低，开放明显不足，在国际上与同类服务业竞争的能力较低，服务贸易与服务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匹配;第二，一些服务行业开放过度，政府部门监管不足，导致发展秩序混乱。具体来说，我国在在金融、医疗、信息等行业，对外资仍然存在较大限制，市场垄断现象比较严重。明显存在开放不足。而在商业服务业上体现的更多是过度的开放，其结果就是使得我国在商业服务业全球产业链中处于最低端环节。
2. 制度壁垒成为阻碍服务业开放进程的最大障碍。制度壁垒是我国服务业开放的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在项目建立之前各个部门都对其有着审批的程序，如在市场准入方面由商务部门对其进行管理商务部门管理和前期的审批，另外土地部门、消防部门、环境评价等职能部门也会在项目的具体实施阶段对其进行不同的审批。一旦这些审批中出现问题，便会影响服务业开放进程，此外，政府在审批管理中往往存在审批时间长的问题，审批的时间一般都远远超过预计的时间。而一旦审批通过后，往往又忽视了后期的监管，所以这种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普遍存在。
3. 我服务行业对外开放的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服务业开放存在着地区结构和行业结构的双重失衡的问题。我国服务业开放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运输、零售等传统服务行业，这些行业基本都处在服务产业价值链的中下端，附加值较低，无法提高我国服务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而金融、医疗、通讯等高端服务行业发展较为缓慢，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总之，传统的服务行业占比较大而知识技术类型的高层次服务业占比较低，物流、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总体水平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服务行业中以中小型企业居多，大型企业相对缺乏，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而产业链的互相延伸延、专业化的分工也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五、 加快服务业开放、提升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1. 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业。根据上述分析，说明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密集型部门，而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及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部门的竞争力较弱。因此我国应该努力构建知识密集型行业技术外溢平台。首先，通过降低生产中的固定成本来提高引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具体来说就是为高知识含量、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更高水平的产业集聚平台。随着进一步的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产业的发展与贸易发展速度更加匹配，相应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也会随之降低。其次，外资政策选择应该把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起来，外商直接投资往往具有较强的外溢性，因此我们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时要提前分析引进后有可能对产业和贸易发展造成的影响。引进外商投资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性在短期内会造成产业发展速度快于贸易发展速度的情况。
2. 进一步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用产业化的思想来推进部分服务业发展。我国在一些行业如通讯、金融等行业存在严重的垄断经营现象，表现在市场不透明，准入限制多。为了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政府应该减少人为的障碍，形成规范管理，建立透明公开和统一高效的市场准入制度，并充分发挥市场运行机制，使得资源充分的流动。另外我国在准入审批制度上也存在缺陷，应该尽量减少行政性审批制度，最大程度上减少市场准入的阻碍。另外，在服务业中，有些行业具有公益性质，如文化体育，教育。我国往往把这些行业当作公益福利性质的事业来经营，而忽视了对这些行业的商业运作。这一结果将导致过多的依赖政府投入，因此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因此我们要将事业单位划分为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机构，用企业化管理的方式去经营营利性机构，即用产业化经营服务业。
3. 加强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开放，减少自然人流动限制。服务贸易有四提供模式，我国在这四种模式的承诺上存在差异，比如，在市场准入的方面，境外消费的承诺要明显高于跨境交付的承诺;而对于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这两种服务贸易模式都有着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在国民待遇中，境外消费和跨境支付这两种模式的承诺情况明显要高于市场准入;尽管商业存在比市场准入的限制低;但是在自然人流动的模式上仍然存在不少限制。近几年我国成立了上海自贸区，它的成立打破了传统的商业存在模式，在其相应的配套政策中就有一条是加大力度放宽自然人流动的限制。这一举措推动了服务业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另外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的服务业的发展经验也说明，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活力离不开自然人流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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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3CJY093）。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方法范文2
[摘 要]国际服务贸易的统计体系有传统的BOP统计和新的GATS统计，两种体系存在不同之处，然时至今日，世界上仍没有一套被各国所公认并遵守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本文在介绍BOP与GATS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义基础上，重点对BOP与GATS两种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定义和两种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提出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 BOP统计 GATS统计 FATS统计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服务贸易的统计问题。但由于服务贸易自身所具有的不同于货物贸易的特点以及各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和统计状况的不同，长期缺乏统一的国际服务贸易概念和统计标准，服务贸易统计远远落后于服务贸易的发展。1994年，作为“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最终成果《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正式签订，标志着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也对国际服务贸易的统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BOP与GATS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义
1.国际收支统计（BOP）的定义。按照国民经济核算（SNA）的观点，对外贸易是发生在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交易，因此服务贸易就是发生在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之间的服务产品的交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四版的《国际收支手册》中，劳务、非金融财产收入和投资收入都一并放在服务贸易项下，第五版则明确区分了国际服务交易和收入交易，从而使得基于国际收支的定义与国民经济核算的定义统一起来，统称为BOP定义。
2.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定义。1994年4月15日达成的GATS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义有别于GATT对货物贸易的定义。GATS将国际服务贸易定义为四种模式：（1）跨境交付，自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2）境外消费，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3）商业存在，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即直接投资企业）；（4）自然人流动，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的自然人存在提供服务。由此可看出，GATS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义是针对服务的不同提供方式给出的操作化定义。
二、BOP与GATS两种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定义的比较
与国际服务贸易的两种定义相对应，就产生了两种国际服务贸易的统计体系。一种是传统的BOP统计体系，另一种是GATS统计体系。由于国际服务贸易的两种定义不同，两种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存在诸多差别。
1.产生的背景和所发挥的功能不同。SNA所涉及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主要目的在于反映一国生产的服务产品有多少被国外居民使用即服务出口，本国居民使用的服务有多少是国外居民生产的即服务进口，以及服务净出口在GDP中的份额。国际收支平衡表作为SNA的一张基本表，它所定义的国际服务贸易也是跨境贸易。GATS体系是在“乌拉圭回合” 多边贸易谈判的基础上达成的，代表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意愿。GATS所涉及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主要目的在于全面反映一国围绕服务交易，通过包括贸易与投资在内的各种途径，所获得的全部收益。
2.观察国际服务贸易的立足点和范围不同。BOP统计立足于交易者的常住性来定义国际服务贸易，界定常住性的依据是经济领土和经济利益中心。GATS统计则立足于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角度来定义国际服务贸易，认为国际服务贸易是一经济体拥有所有权的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交易，而不论交易单位归属于哪一个经济体的常住单位。立足点的差异导致了对国际服务贸易范围界定的不同，集中体现在对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的服务的处理方式不同。
三、BOP与GATS两种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比较
1.BOP与GATS统计范围的比较。BOP统计重视服务贸易这类交易活动完成后的资金流即国际收支，而GATS统计则比较重视各国服务业的开放和服务贸易这类交易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展。总的说来，《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BPM5）中服务贸易的统计范围体现的是属地原则，而GATS中服务贸易的内涵则体现的是属人原则，而《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MSITS）》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再现了GATS中的属人原则。
BPM5把国际服务贸易界定为某一经济体中居民和非居民之间进行的服务贸易。居民、非居民是以其“经济中心所在地”为标准来确定的，服务贸易发生的“经济中心地”在同一个经济领地，通常指国家内。GATS中的“自然人移动”和“商业存在”模式下向东道国提供服务就不能被BPMS体系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所记录，即使母国总公司获取了国外附属机构的经营利润。属地原则对国际服务贸易统计范围产生了较大的限制。
GATS从服务贸易提供模式出发来定义国际服务贸易，摆脱了“居民”这个概念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的纪录的束缚，与之相对应的是“成员国的服务提供者/消费者”。“成员国的服务提供者/消费者”的经济中心地可在东道国，也可在母国。因此，服务贸易的内涵相对于BPM5的统计范围就有了较大的不同。这种方式定义的国际服务贸易不再有属地原则的特点，而具有属人原则的特点：同一成员国的自然人之间发生的服务交易界定为成员国国内服务交易，不同成员国自然人之间发生的服务交易则界定为国际服务贸易。
2.BOP与GATS统计分类的差异。BOP服务贸易统计和GATS服务贸易统计对服务贸易的分类都是参照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法”制定的，但二者在具体分类和统计内容上存在差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分类，服务贸易包括运输、旅游、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等10大类。而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分类，服务贸易具体包括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及有关工程服务、销售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与旅游有关的服务、文化与体育服务、运输服务以及其他服务等12大类。MSITS在进一步扩大经合组织和欧统联合分类的基础上规定了《扩大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EBOPS），按EBOPS搜集的数据基本能满足GATS中FATS服务贸易谈判所需的细目以及对全球化研究的需要。因此，除政府服务外，BPM5/EBOPS组成部分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覆盖范围基本吻合。
3.BOP与GATS统计体系的过渡。目前IMF与WTO对服务贸易的统计数据都来源于各国的BOP统计，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基于BPM5要求建立的BOP统计中的属地原则对国际服务贸易统计范围产生了较大的限制，就产生了对属地原则向GATS中属人原则进行拓展的需求。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和各国间人员流动急剧增加均对属地原则的BOP统计提出了挑战。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带给服务业的影响会远远大于其对商品制造业的影响。由于服务具有的特点使得经济全球化程度与服务贸易量成正比，目前对服务贸易增量贡献最大的就是通过商业存在模式绕过国界提供的服务。经济全球化带来境外旅游、跨国公司内部人员调动、外国人非永久性在本地就业等等的人员急剧流动，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通过自然人移动方式提供的服务占整个服务贸易的比重将会越来越高。而BOP遗漏了采用这种方式提供的服务贸易的大部分，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再者，当今国际服务贸易中“商业存在”形式占据主导地位，而商业存在形式中交易双方均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同一国居民，因此BOP统计对其提供的服务贸易没有进行反映是不合理的，面临着重大挑战。
因此，虽然目前各国以及国际组织公布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基本来源于BOP统计，鉴于GATS是指导和衡量WTO各成员国服务领域开放程度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的服务贸易统计都将逐步过渡到GATS统计体系。
四、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发展趋势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工作重要性的日益突出，WTO与各国政府正全力推进对服务贸易的统计进程，国际上正密切关注一套符合《服务贸易总协定》定义的、规范的、可操作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建立。完全按照GATS统计进行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就意味着对BPM5为基石的现行统计框架的挑战。若舍弃BOP统计另搞一套，对谁都是一个相当大的财政负担。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在GATS需求和现行统计体系之间找到一个可通融的解决之道，而MSITS应该起到这个作用。
MSITS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广义解释是在涉及居民与非居民之间交易原来意义上的服务贸易之外，延伸到国外附属机构提供的服务。前者为BOP口径的服务贸易，后者正式表述为国外附属机构服务贸易（FATS）。MSITS本身的说法是：“本《手册》以构建描述国际服务贸易交易的两个基本模块为主体框架。”MSITS不是建议建立一个全新的统计体系，而是基于现有的统计体系之上进行“EBOPS十FATS”。对这种“1+l”服务贸易统计的“二元架构”在SNA大框架下分别操作，配合使用，共同实现描述一国服务贸易总体状况的思路，适应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科学统计发展的新趋势。
总之，对服务贸易的统计是一项循序渐进的工作。建立符合GATS关于服务贸易定义的、而且能够充分满足贸易谈判和协议履行等方面需要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不仅要解决国际社会在观念和方法论方面的共识问题，而且还取决于各个国家贯彻实施的具体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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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方法范文3
关键词：服务贸易；出口；岭回归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276-02
一、引言
作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源，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速已然超越了国际货物贸易，成为发展最为迅速和具有潜力的领域。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有很多，贺卫等（2005）研究表明，在对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中，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最大，城市化因素影响次之。徐桂民、鞠磊（2007）的研究表明，市场的经济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的发展是影响中国服务贸易的主要因素。李伍荣、杨雪玉（2008）的研究印证了人均GDP、世界GDP增长率、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货物贸易出口额等因素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岭回归法是由霍尔（A.E.Horel）在1962年提出的一种能统一诊断和处理多重共线性问题的特殊方法。运用岭回归估计参数是牺牲了无偏性来寻求参数估计的最小方差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该方法为寻求参数估计的最小方差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样本取自1982―2011年三十年间的数据，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银行数据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被解释变量为中国的服务出口额Y。解释变量包括：货物出口额X1，人均GDP X2，外商直接投资FDI X3（流量指标），服务业发展水平X4（以服务业产出GDP的比重来表示），服务贸易开放度X5（以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水平X6（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二）实证分析
1.多重共线性的诊断――VIF。方差膨胀因子VIF可以用作诊断多重共线性。通过计算可知，给定显著性水平下α=0.05，F0.05（5，24）=2.62，表1中的Fi 统计量值都大于2.62，同时所有解释变量做辅助回归的被解释变量得出的VIF值均大于10的临界值，也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2.岭回归估计过程。在得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之后，对所有变量序列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后的变量用X11、X22、X33、X44、X55、X66表示）。在得到标准化变量之后，先进行标准化回归得到结果。利用Eviews的矩阵计算功能，建立矩阵对象X和Y和单位矩阵，可以计算出岭回归估计量系数矩阵，同时用相关方法计算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进而计算出各系数的t统计量值，计算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虽然所有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值相对于之前的回归都有所提高，但是显著的解释变量仍然很少。针对这种情况，通过剔除部分很不显著的解释变量来确保其他变量的显著性。
3.剔除个别变量后回归。鉴于之前的回归显示，X4，X5和X6的影响都非常不显著，因此从避免多重共线性的角度考虑出发，剔除X4，X5，X6后对X1，X2，X3进行OLS回归。
三、结论
通过对解释变量有所剔除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货物出口、FDI和人均GDP对中国服务出口的影响较大，而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贸易开放度和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极不显著。
1.货物出口拉动服务出口。一国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会受到一国货物贸易能力的影响，在货物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蕴藏着服务贸易的巨大机会，货物贸易出口的发展会拉动服务贸易的出口。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服务出口。FDI在东道国有技术和人力资本外溢作用，引进投资的过程中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有利于提高中国服务业的整体水平，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3.人均GDP增长促进中国服务出口。假设人均GDP反应一国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和购买能力，会催生国内需求、抑制对外出口。但实证结果显示人均GDP对服务出口有正向关系，与之前已有的研究结果相悖。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包括：一是数据选取差异，二是可以解释为人均GDP的提高催生服务需求，刺激一国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进而促进了服务出口。
4.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贸易开放度和城市化水平对服务出口无显著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服务业发展水平低下，没有形成完全开放、自由竞争的国际环境，因此难以有效地推动服务贸易的出口。同时现阶段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仍相对滞后，还不能充分地为服务业的发展和服务出口提供必要的需求空间、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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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方法范文4
【关键词】服务贸易；产业结构优化；VAR；模型
一、研究概况及意义
中国的服务贸易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但真正的发展阶段则要1994年乌拉圭回合结束、《服务总协定》（GATS）签订后开始。从1997-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基本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并可计算其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并于2009年达到了4.5%的高峰。2009年，中国服务业总值为147642.1亿元，较之2008年的131340.0亿元，同比增长9.3%。其占GDP比重也由 41.83%增加到43.36%。横向对比，我国的出口额占世界总额的比重为3.9%，仅次于贸易大国法国，位居世界第五，但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占比高于印度1.3%，高于韩国2.2%，属于贸易发展较快的国家。
研究表明，一国的产业结构不仅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而且也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尾端，产业结构优化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以往对服务贸易的研究多是确认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性，对服务贸易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进行专门的研究是对该领域理论研究的一个补充，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意义。本文基于两者的关系，对产业结构升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服务贸易在提升产业结构方面的影响，提出建议。
二、实证检验
1.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2-2009年的统计数据，在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VAR模型，利用Eviews6.0软件分析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
由于本文是以服务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所以这里将表示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假设一个产业结构系统由n个产业部门组成，ki表示第i个产业部门在整个产业结构系统中产值所占的比例，表示第i个产业部门的产业水平值，用该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表
示，其中，为i产业部门的产值，为i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员数。考虑到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的差别，低劳动生产率产业的变化容易被高劳动生产率产业所掩盖。
为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变化的敏感性，在不影响曲线变化趋势的
前提下，把劳动生产率修正为，则产业结构水平H为：
解释变量分别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S）、代表供求关系的国民收入（Y）以及作为服务贸易区别于货物贸易所特有的技术因素（A），在此选用刘星、赵红、张茜(2007)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业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中根据C-D生产函数推导出的技术水平指标：计算公式为：
其中：为人均产出，即国内生产总值/就业总人数，
为劳动与资本的投入比，即就业总人数/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a的取值一般介于0.2-0.3之间，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取a=0.2进行计算。
即：
H―产业结构水平，该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Y―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S―服务贸易总额，数据来源于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
A―我国总体技术水平指标，该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HH―对原数据H取对数，LOG(H)；
YY―对原数据Y取对数，LOG(Y)；
SS―对原数据S取对数，LOG(S)；
AA―对原数据A取对数，LOG(A)。
2.变量平稳性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的那个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呈协整关系时，在两者间建立一个回归模型在统计学意义上才是可靠的。本文分别对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水平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其中，检验过程中滞后期的确定采用SCI准则。对各分析变量的ADF检验结果见下表：
注：检验类型（c,t,k）分别表示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的阶数。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所有的变量序列都是不平稳的，它们的ADF统计量都大于临界值，经过一阶差分后，所有的变量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3.协整检验
对于Johansen协整检验，一个常用方法是：
检验统计量是基于最大特征值的，其形式为：
其中：为最大特征根统计量。原假设是序列不存在协整向量，检验从r=0开始，直到统计量小于临界值时，停止检验，认为序列存在k-1个协整向量。
从上表可以看出4个变量中至少存在1个协整向量。两个检验都认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和其他几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验证了建立自回归模型分析服务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可行性。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检验了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的协整关系之后，我们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来验证服务贸易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否存在相互间的因果关系。同前面一样，我们分别检验LOG(H)与LOG(Y)、LOG(S)、LOG(A)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如下：
注：接受和拒绝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从上图可以得出，LOG(H)与LOG(Y)、LOG(S)均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即LOG(Y)、LOG(S)、LOG(A)都分别是引起LOG(H)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这就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均国民收入、服务贸易额及总体技术水平的影响，也证明了本文选择这三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的合理性；而LOG(H)与LOG(A)是互为因果关系，即LOG(H)是LOG(A)的格兰杰原因，同时LOG(A)也是LOG(H)的格兰杰原因，技术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十分重要但又难于衡量。本文之所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入技术变量的影响原因就在于此。
5.VAR模型的建立及估计
（1）VAR模型的简介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它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因此近年来VAR模型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工作者的重视。
Y(t)=A(1)Y(t-1)+…A(n)Y(t-n)+BX(t)+e(t)
Y(t)是一个内生变量列向量，X(t)是外生变量向量，A(1),……，A(n)，和B是等估的系数矩阵，e(t)是误差向量。误差向量内的误差变量之间允许相关，但是这些误差变量不存在自相关，与Y(t)，Y(t-1)，……，Y(t-n)和X(t)也不相关。 在VAR内，每个方程的最佳估计为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2）VAR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
注：LA测试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根据AIC和SC最小化原则，这里可以得出在滞后期为2时，候AIC是 -15.75466最小，同时SC为 -13.99948相比之下也是最小，所以VAR模型的之后阶数确定为2 。
至此，可以得出VAR(2)模型表4.5如下：
具体如下：
（3）VAR模型平稳性检验
脉冲响应函数就是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它可以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即期和远期取值的影响。本文应用脉冲响应函数描述在产业结构水平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研究这个冲击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服务贸易额及总体技术水平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被估计的VAR模型所有的根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则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如果模型不稳定，则脉冲响应函数的标准误差将无效。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所有的根都位于单位圆内，满足VAR的稳定条件，即本文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
三、结论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服务贸易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鉴于此，本文就如何在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出一下建议：
1.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进出口贸易在第三产业的贡献度中占有很大比重，所以，发展服务贸易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大意义。目前，通过资产快速重组，降低贸易成本，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国际金融、航运等部门正掀起企业兼并浪潮。为适应这一潮流，我们应组建集团性的对外服务贸易企业，改变我国服务贸易行业所出现的数量少且规模小的局面。另外，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也可加速服务贸易发展。就我国第三产业实际发展状况及特点，应积极鼓励外资投向国际物流、金融、商业零售、旅游、会议展览等服务重点领域，实行梯度开放。具体来讲，将国际旅游、国际物流、国际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国际金融保险、国际邮电通讯作为第一层次先行开放；将仓储、会计、法律及教科文卫等，作为第二层次逐步开放。
2.加快技术进步，改善贸易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科学技术在当今仍然是第一生产力，国际竞争优势的主要表现之一。通过之前的实证分析也可以看出，技术因素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拉动和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故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进出口贸易是今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方向。要继续贯彻落实科技兴国、科技兴贸的战略方针，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将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逐步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将科技含量较高的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加速科研成果和国际信息、技术向传统产品中的渗透，提高进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归根结底，通过技术进步，来带动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进一步发掘服务需求，改善服务贸易需求结构
服务的需求包括生产者需求和消费者需求。在生产者需求方面，我国目前专业化分工比较低，造成对社会化的生产服务需求不足。在消费者需求方面，消费结构中实物消费仍以较大比重优势胜过对服务的消费需求。然而，对于服务需求不足会抑制对进口的需求，进而制约整个服务业的发展，最终削弱服务出口能力。因此，在增加收入的基础上，我国应在国内采取多种手段培育服务市场、刺激服务需求，积极拓展国内不同层次居民和企业对各类服务的需求，改善服务贸易需求结构，通过市场细分、需求开发，依托国内市场，取得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M].2009,27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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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毅军.面向全球市场的中国服务业发展.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M].2008,148-149．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方法范文5
一、美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与特点
（一）美国服务贸易发展平稳，顺差多
美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额基本历年都是世界第一，2013年服务贸易出口6620亿美元，相比2012年增加326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达10935.6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占美国出口额的30%，进口占进口总额的17%，服务贸易出口额占美国贸易总出口额的30%，贸易顺差2306亿美元，抵消了33.46%的货物贸易赤字，对平衡国际收支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近些年来，美国服务业出口增长迅速，除2009年出现小幅下滑外，其余年份出口增长速度均超过服务业进口速度，1987-2012年间，服务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8%. 2012年，服务业收入占美国GDP的69%，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68%。2014年服务业出口再创新高，达6874亿美元，相比2012年增长5%，比2009年增长34%。
（二）美国服务贸易伙伴多元化
从贸易伙伴的地理位置来看，美国的对外贸易伙伴趋向于多元化。2012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最大的市场是欧洲，其次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对非洲各国的贸易往来也逐渐频繁。自2009年起，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加121%，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增加40%，对欧盟国家增加18%。2012年，美国服务业出口前六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欧盟（1991亿美元）、加拿大（612亿美元）、日本（465亿美元）、中国（300亿美元）、墨西哥（274亿美元）、巴西（239亿美元）。美国服务业进口前10位的国家分别是：英国、加拿大、日本、百慕大群岛、德国、瑞士、印度、墨西哥、法国、中国。
（三）美国服务贸易结构比较合理
在众多服务贸易行业中，美国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旅游、特权使用费及许可证费、运输、通讯等，这些部门为美国创造了巨额的服务贸易顺差。以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为例，2012年，美国对欧盟出口增加2.3%，占美国出口总额的近1/3，从不同服务行业看，欧盟仍是美国最大出口市场。其中，特权使用权费和许可费在美国对欧盟服务出口中占比最大，为24%，其次是旅游业（16%）、金融业（14%）及运输业（13%）。分行业来看，2013年，旅游服务业成为美国服务业出口最大部门，占出口总额的25%，同时，旅游服务业也是美国服务业进口的最大部门。2012-2013年，金融服务业增长最为迅速，出口增长9.7%。2008-2012年间，通信服务业和教育业增长最为迅速。
（四）美国服务贸易常年保持总体顺差状态
从美国服务贸易各行业贸易顺差情况来看，版权及许可证费是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服务行业，且常年保持贸易顺差，2013年美国版权及许可证费贸易顺差达884.3亿美元;旅游服务业是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另一大传统来源，仅次于版权及许可证费，2013年美国旅游贸易顺差766.63亿美元。此外，美国近些年来金融服务业发展迅速，贸易顺差额不断扩大，2000年，美国金融服务业贸易顺差额111.81亿美元，仅占美国整体服务业贸易顺差的14.45%，2013年，金融业贸易顺差额扩大至652.05亿美元，占服务业贸易顺差总额的28.29%，所占比例增长近一倍。相比而言，美国的保险业较欠发达，多年来一直处于逆差状态，是美国服务业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2013年美国保险业贸易逆差342.1亿美元。美国的运输业多年来也一直处于逆差状态，2013年，运输业逆差92.26亿美元。另外，由于进口的不断增加，美国的计算机服务业自2006年开始由贸易顺差转为逆差状态，且逆差额不算扩大，2013年，美国计算机服务业贸易逆差额为126.8亿美元。
二、美国服务贸易优势形成的原因与经验
（一）政府大力支持，提供政治保证
美国政府为保障服务贸易出口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特别是美国政府积极开展对外谈判，提高各国对美国的市场准入程度，提供了重要支持。例如，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正在商谈的《国际服务业协定（TISA）》及美国与其他国家商签的FTA协议，其中都把降低服务业准入条件、扩大本国服务企业海外市场作为重要目标;美国还在WTO等多边谈判中一直努力为本国信息服务业突破各种限制。此外，美国政府还积极向其他国家推销对网上交易免除税收和关税的政策，即“Internet税收之自由法”，在促使外国开放服务市场方面获得诸多成效。
（二） 服务业海外投资带动服务贸易发展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07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99万亿美元，到2013年达到了4.66万亿美元。其中，截至2013年，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61万亿美元。从服务业投资流量看，从2007年到2013年，美国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均保持在2000亿美元，约占海外直接投资的75%。服务业海外投资极大带动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尤其是通过商业存在途径实现的服务贸易。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2012年，美国外向服务贸易FATS统计为12930亿美元，内向服务贸易FATS统计为8019亿美元，顺差高达近5000亿美元，这是美国在全球服务业国际分工优势的集中体现。
（三）美国跨国公司主导全球服务业跨国投资与经营
跨国公司是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服务业也不例外。在金融、电信、航运、物流、互联网、建筑、专业服务等领域，往往是少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形成了全球的相对垄断地位，自然也主导着全球相关领域的贸易和投资。例如，美国的专业服务业整体实力全球领先，如管理咨询公司全球前50强总部全部设在美国;美国的信息服务业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其中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产业主导全球市场，雅虎、谷歌、亚马逊等一批美国互联网企业引领整个互联网产业，不断推出新的服务形式和商业模式。
（四）高度重视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相关的公共投资
为了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服务消费已经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私人消费的主要形式，2011年美国个人消费中服务消费占67%，接近商品消费的2 倍。保持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的硬件和软件领先优势，历届政府都重视基础设施和相关的科研投入，在应用信息技术等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行业方面的公共投资一直居于各国之首。世界上最先进的服务基础设施成为美国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最强有力的支持系统。例如，由于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大量投入，美国企业在世界信息产业发展及服务贸易竞争中具有显著的优势。
（五）人力资本丰厚，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美国服务业
人力资本是美国服务贸易称雄世界的重要基础之一，美国教育投资占GDP 比重居各国前列，同时美国注重引进人才并积极开展员工培训，劳动力质量较高。丰富充足的人力资本保证服务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不断增强美国服务贸易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高新技术广泛应用到美国的服务产业， 大大增加了美国服务贸易的种类和范围，提升了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科学技术革命加快了美国劳动力和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而且使美国的产业结构逐渐向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高科技产业转移， 并形成大规模的境内外服务输出。另一方面由于服务业技术的领先，美国在国际服务业领域的“话语权”也比较强，成为国际服务贸易标准的制定者与控制者，进一步使美国经济保持了国际竞争力的优势。
（六） 服务贸易统计分析方法完善
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调查法》。目前，美国已建成最科学、最完整和最有借鉴价值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与统计方法。美国也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提供与GATS 服务贸易概念一致、连续的、系统的双向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国家。在科学统计的基础上，美国对服务贸易的研究也居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和分析报告不仅对政策制定、多双边谈判有重要意义，对服务业企业开展市场调查和出口经营决策也有很大作用。
三、中国塑造服务贸易和投资优势的战略选择
（一）把服务贸易提升到与货物贸易同等重要的地位
从全球贸易发展整体形势看，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具有高度关联性，它们都是一个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不同的是，服务贸易由于自身特点，反映在国际收支统计上的贸易数据与货物贸易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但尽管如此，服务贸易仍占世界总贸易的近1/5，若算是商业存在形式的服务贸易，则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至少各占半壁江山，甚至服务贸易占比更大。同时，从主要国家的数据看，一般制造业发达、货物贸易具有较强优势的国家，也是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发达国家总体上在服务贸易项下处于顺差地位，例如美国是第一大服务贸易顺差国。
服务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一个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因而切不可因统计数据上的差距，而忽略服务贸易的战略地位。对于我国而言，应当把服务贸易提升到与货物贸易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不仅要建设货物贸易的大国和强国，也要建设服务贸易的大国和强国。
（二）发展服务贸易要探索中国模式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在服务贸易发展模式方面可归结为以下几类：一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美英等发达国家，以强大的国内服务产业为基础，自内而外自发形成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二是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德、日、韩等国家，他们制造业发达，在与制造业有关的技术贸易、工程承包、运输等具有较大优势;三是以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软件和离岸服务外包为其特色，是典型的由外而内的发展模式，其国内服务产业基础并不强，但在特定领域拥有自身特色和优势。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经济规模、制造加工、人力资源等综合优势，与德日韩相似，有较强的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优势，同时与印度类似，在人力资源方面拥有较强优势，有发展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基础和条件。为此，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模式不太可能选择英美模式，而宜采取德日韩模式以及印度模式，大力发展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贸易，以及在特定的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三）结合自身优势重点发展我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领域
要根据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和制造业、货物贸易优势，重点发展相关的服务贸易领域。
一是大力发展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这类服务贸易主要包括建筑服务、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咨询服务、商务服务，以及离岸服务外包等。中国应充分利用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及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大力发展此类服务，在相关领域培育一批在世界知名的服务产品和服务型跨国公司，如高铁、桥梁、电站等建筑服务品牌，以及软件外包、信息技术服务、呼叫中心等服务产品。
二是推动将开放型经济大国优势转化为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如利用货物贸易优势，逐步发展运输服务和保险服务。大力发展海洋运输服务，包括转口服务贸易;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培育我国欧亚铁路运输服务优势。又如充分利用中华文化优势，积极推动输出中国版权和中国文化，在电影、电视剧、图书、音像、中医药等领域打造若干知名服务产品，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
三是积极发展跨界服务，利用中国优势服务弥补中国服务短板。如充分利用我国中医药优势，积极发展健康旅游服务产业，吸收国际游客消费中国的中医药、保健和养生服务，带动我国入境游市场。又如，利用信息技术向传统服务业渗透的趋势，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跨界服务贸易。
（四）积极推动以商业存在为载体的服务业投资
全球经贸强国都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强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也不例外，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无一例外是国际直接投资大国和强国。为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就必须加快发展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目前，我国双向投资规模虽然均超千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双向投资均超过制造业双向投资，但服务业投资质量有待提升，服务业双向投资优势还不够突出，应该进一步发挥我国双向投资大国优势，培育服务业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点。
一是充分发挥外资企业在发展服务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我国服务产业的外向化程度。要加大服务产业招商引资力度，把外资企业逐步打造成为提升我国服务业竞争力、增强我国服务业出口能力的一支重要力量。重点引进一批面向国际市场的外资项目，积极鼓励外资企业发展服务出口业务。
二是积极推动服务业“走出去”，不断增强我国服务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一方面，“中国服务”可以支撑我国能源资源、制造业“走出去”，另一方面，也可带动国内服务更加贴近国际市场。2013年，虽然我国对外投资中近70%都是服务业投资，但很多投在香港地区，而且集中在商贸批发、商务服务等领域。服务业海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不高。中国制造业、矿产资源等领域的海外投资需要大量的“中国服务”跟进，除了与投资直接有关的投资咨询调查、会计律师、金融、保险、物流等服务外，还有生活，如吃、住、游、娱等服务，都需要中国本土服务企业跟随“走出去”。
（五）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契，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合作
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占比较小。根据前述分析，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一样，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更加活跃，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这为我国强化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合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此，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加强与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合作，广泛发展运输、旅游、建筑等大宗服务贸易，要把服务贸易作为与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
一是以服务贸易引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每一方面都与服务贸易紧密相关。传统上，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俄罗斯、中亚、西亚等国家的合作重点在于货物贸易和制造业领域。然而，服务贸易是更高层次的合作，是人心相通的关键，要在技术、建筑、运输、旅游、文化、商务咨询、品牌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提升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层次，扩大对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规模，提升在我国服务贸易中的比重。
二是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合作。积极配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建设，有针对性加大对东盟各国开展服务业贸易投资合作的力度。重点加强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公共设施建设与运营、旅游、文化、医疗保健、技术和知识产权、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领域加大合作力度，提高我国在东盟地区商务存在规模。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方法范文6
贸易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最早由Mundell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个标准的2X2X2的贸易模型，该模型假定其中一国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该国对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设置贸易障碍，从而使该国资本的边际产量上升，引起外国资本流入。根据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资本要素的增加将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该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从而资本流入替代了贸易出口。此后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标准的2X2X2模型中假设两国存在技术差异，导致要素价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每个国家都将获得其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根据Rybczynski定理，两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会促使其出口部门的扩张，从而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是建立在商品贸易基础上的，而服务贸易存在某些与商品贸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国际服务贸易是劳动与货币的交换，而不是物与货币的交换；第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大多同时同地发生，服务不可储藏；第三，统计方式不同，国际服务贸易在各国国际收支表中统计，而货物贸易由各国海关统计。尽管服务贸易存在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坚持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国际服务贸易是有效的。论文百事通Sapir在1981年进行了一系列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其主要结论是：“传统贸易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1985年在标准的H-O模型框架下，通过改变个别的约束条件成功地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服务贸易领域同样存在比较优势的合理内核”。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时，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方法。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假设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在国际市场上每个国家都是小国，每个国家产品产量的变化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变化，而且假设一国由两个经济部门组成，M是制造业或农业部门，S是服务业部门，两部门都以资本K和劳动L作为要素投入，体现消费者效用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
外资的流入增加了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通常情况下都假定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产部门间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们认为跨国投资是与具体的行业相关联的，也就是说，FDI不会在本国的各行业间自由流动，资本流入之后就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中，这样的假定对各国生产函数的影响与通常的情况不同。当FDI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时，对两部门的生产能力都造成了影响，而当FDI与具体行业相关联时，只改变该行业的生产能力。
在对跨国投资的特性作出规定之后，我们首先分析外国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形，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用图1的产品空间来表示该国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情况。在图1中，坐标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该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品产量，M[,1]S[,1]是其生产可能性曲线，P[,1]P[,1]′是相对价格曲线，在不存在要素变化的情况下，可知该国在A[,1]点生产，在C[,1]点消费，该国的净出口量是B[,1]A[,1]。考虑FDI流入该国，由于其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所以流入的FDI中相当大比例的部分投资于服务业，于是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务业增产的比例高于制造业。因为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变，价格曲线的斜率也保持不变，平行外移到P[,2]P[,2]′，此时，该国将在A[,2]点生产，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所以在C[,2]点消费，服务净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该国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证明在此服务生产的增加大于服务消费的增加，所以，服务净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净服务出口，增加了该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1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达国家）
其次，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其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或初级产品产业，此时可以用图2的产品空间来表示其生产、消费和贸易。在FID流入前，该国的生产和消费点是A[,1]′和C[,1]′，是服务净进口国，服务净进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为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业，这样，生产可能性曲线从M[,1]′S[,1]′向外移到M[,2]′S[,2]′，而国际市场相对价格不变，FDI流入后生产和消费点分别是A[,2]′和C[,2]′，净进口量变为B[,2]′C[,2]′，我们发现该国的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均增加了，可以证明服务消费的增加要大于服务产出的增加，也就是说服务的净进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服务净进口量，降低了该国的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2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展中国家）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在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促进了净服务出口，扩大了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增加了净服务进口，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其服务贸易进出口量和比较优势外，还有别的作用途径。外资企业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对服务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有明显的国别倾向。由于东道国对外汇的管制、利润税收制度等原因，跨国公司希望将利润转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倾向于选择母公司所在国的服务提供者；与东道国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别也促使跨国公司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母国的服务供给。但是，这种选择外国的服务供给的倾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显著的程度差别，发达国家的服务厂商的国际化水平较高，服务质量较好，企业信用较好。因此，在发达国有境内的跨国公司选择其母国服务供给的倾向性相对较小；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水平低，服务质量不理想，而且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更大一些，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境内的跨国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国特别是其母国的服务。由此我们认为，虽然跨国公司在对服务供给选择上的国别倾向均导致了东道国服务进口的增加，但是，这种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发达国家较弱，而在发展中国家较强，因此可以认为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仍然增加了其净服务出口，增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发展中国有，跨国投资增加净服务进口的效应更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更小了。
二、计量检验
1.数据和基本模型
从上一节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外国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的服务贸易存在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极不相同，由于发达国家多数拥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外资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务行业，促进了服务出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服务业不是其比较优势，流入的外资投向服务业的比例非常小，从而增加了其服务进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我们希望使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检验上述结论。
当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在计量模型中我们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作为控制变量，以准确地估计FDI对服务贸易的作用。
在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各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度量某一行业比较优势的方法较多，本文选用服务业净出口与服务业进出口总额的比值SeRNX作为该被解释变量，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值均来自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附图
其中Xs是服务贸易出口值，Ms是服务贸易进口值。
对外资流入用各国的FDI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比值rFDI来度量，FDI数量来自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GDP数据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人对服务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提高，较高的服务需求会带动服务业较快发展，从而建立起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另一方面较高的服务需求也意味着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贸易流通度量的比较优势。这两方面的作用轻重如何，需要用数据来估计，用各国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对数值lnGDP度量，数据也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政策显然也是对服务贸易产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服务业部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务行业中的金融、电信、邮政、运输、教育和研究与开发等部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多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均采取谨慎态度，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在服务行业不具有优势，担心在服务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对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作出了严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程度是影响服务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变量。Hoekmon1994年在《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协定评估》（注：转引自杨圣明主编：《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1999年。）中提出了一种度量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方法，他将服务业开放分为三类：完全自由化、不开放、其他。每一类分别计数为：1;0;0.5。然后，把《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服务业的155项部门的每一项分为4种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个国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对这155个部门的每一种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减让承诺，这样总计有620项承诺，根据对每一项减让承诺的程度按三类计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项分数累计加总，得到一国的总分数，这个总分数即为该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度量。我们选用该文中对各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估计分数作为变量SeOPEN的数据，这些估计分数是在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结果的基础上计算出的，我们用它度量了每个国家1990年至1999年的开放程度。
一国的人口素质，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对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显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质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就相对较好，有利于建立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高，对服务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会导致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可见人口素质的高低对服务业优势也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孰轻孰重，需要实证检验。本文用各国15岁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来度量，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教育和识字统计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发达国家教育水平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数据，我们用100%来表示这些国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对数值。
另外还有一些变量如文化习俗、自然条件和对研发的投资等也会影响一国的服务业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因素大多难以定量，所以在我们计量回归方程中不包含这些控制变量。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建立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2)
其中i是国别下标，t是时间下标，[,i]表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在这个效应中包含了一些回归方程中不考虑的因素，如各国的文化差异，自然资源等，[,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用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至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回归。12个发达国家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和新加坡；11个发展中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墨西哥。
2.回归结果
这是一个跨国的时间系列模型，这类模型对αi的处理有两种方法，固定效应(Fixed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具体的常数，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随机变量，当α[,i]与回归变量存在相关性时，使用固定效应方法，应用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LSDV)（注：LSDV(LeastSquaresDummyVariable)是用于估计跨地区（跨部门）时间系列数据(PanelData)的回归方法，在此类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区（部门）的差别由回归方程的常数项表示，这样相当于对每一个地区（部门）设定了一个变量(DummyVariable)，N个地区就有N个变量，在估计解释变量系数值的同时，也要估计变量的系数值，具体的估计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一致有效的。我们用Hausman-test检验了模型，发现α[,i]与回归变量SeRNX具有相关性，所以决定用LSDV方法进行回归。为了消除扰动项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我们选用了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体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
表123个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212个发达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我们用23个国家的数据做了一次总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较稳定，也比较显著；而人均GDP的系数估计值也是正的，但不显著；服务业开放程度SeOPEN对SeRNX的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也比较稳定；人口素质HR对SeRNX的影响是负的，比较显著和稳定。所有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不足0.3，拟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断，总体上来说，FDI流入对一个国家的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人均GDP的影响不是很确定，这与人均GDP水平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存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有关；服务业的开放促进其比较优势的效应非常显著；而人口素质对服务业的优势却有很显著的负作用，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与所用的数据有关，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质没有能够更细致地刻划各国间劳动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识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关注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因此不再对人口素质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论分析已经说明，跨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断定，对这两类国家，揭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有不同的结构，也就是说方程3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系数。我们用Chow-test检验检查了方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结构变化。因此把这两类国家分开进行回归。
表2是对发达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号，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比较稳定；而人均GDP对SeRNX的影响同所有样本回归结果一样，也不显著，但是为正号；SeOPEN对SeRNX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而且拟合优度比所有23个国家回归时有明显的提高。
表311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4不包含埃及的10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对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确实如我们理论分析中所预测的，跨国投资进入发达国家促进了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开放也对其服务业比较优势有正向的影响。
表3是对11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看出，rFDI对SeRNX的作用变成了负的影响，而且不显著了；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成了负的影响，也不显著；而SeOPEN的影响仍然很显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也有所提高。
观察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埃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的服务贸易出口远远超过了进口，显示出很强的服务业的优势，甚至于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将埃及的数据从中删除，对余下的1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回归，而且回归方程中rFDI变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结果在表4中显示。
从表4中我们发现，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为解释变量后，FDI流入对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显著性有明显提高，T统计量的数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这种作用仍然是负的影响，与我们理论分析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一致；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得显著了，表现出负的作用，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的提高，对服务进口的需求增加较多，而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是很重要，这样反而导致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下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优势的建立与对发达国家一样有促进作用，而且是很显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
三、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和计量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跨国投资对一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实有迥然不同的表现。
发达国家一般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服务业资本要素的相对增加更加增强了发达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投入到服务业的比例很小，在初级产业和制造业中资本要素的增加增强了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相对来说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表现，被我们的实证检验所证实。而这一结论也启发我们，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会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在发达国家，外资流入自然地就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在服务业没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干预，大量的外资流入对该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不利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一定量的外资投向该国的服务行业，以保证在这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这个结论也从一定的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并非越多越好，外资的进入会对某些经济因素造成反面的影响，适当的利用外资水平和正确的外资引导政策是必需的。
各国在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建立其在服务行业的优势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各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中作出的各项服务行业的减让承诺，增强了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以一国服务业的开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会使该国的服务业被国外的服务提供者占领，相反，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对发展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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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圣明、潘悦：“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参见江小涓、杨圣明、冯雷主编的《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