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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范文1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互动关系
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促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是微观经济一体化，由市场力量推动，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这种一体化构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基础。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范畴，是成员国基于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鉴定协议来为资本在本地区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还可能形成政治方面的合作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构筑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宏观基础。由于这两种一体化在运行层次和运作机制上的不同，形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个主要动力源。但是，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本文旨在研究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动关系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
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蓬勃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自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在全球确立以来，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及资本逐利的本性受单个国家尤其是小国的资源与市场局限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战前的殖民地开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但列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战争方式获得的资源与市场很可能再通过战争的方式失去。另外，战争也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扩张的机制，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向纵深进一步发展的环境条件。显然，从战争转向合作是解决这一矛盾更可行的途径，于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调节，由资源争夺转向资源共享，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逐步成为战后各国的共识，这在实际上便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化在战后迅速发展深层次认识的基础。
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在战后的迅速发展又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由于生产力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强烈地逾越国界的要求时，实际上使一国市场无法承受如此分工与规模经济，另外，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新技术和新产品的R＆D费用不是一个企业甚至是一国所能承受的。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跨国性的集体力量或协调来解决，经济一体化组织成了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种较好选择。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构成一体化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甚至唯一条件。一体化还需要有下述条件才能形成：一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产生逾越国界的要求却遇到来自其他地区对商品、资本流动设置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这种障碍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双边谈判予以解决时，才有可能率先在本地区形成区域经济组织，以便在局部范围内妥善加以解决；二是当生产力发展的逾越国界要求退到了来自其他地区商品与资本的严峻挑战时，需要依靠地区组织来保护其成员国产业，确保对本地区市场的占有；三是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必须同处于一个经济区域中，而不是困于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区域是指区内诸成员国经济具有竞争性（可以实行产业内分工）或互补性（可以实行产业间分工），有长期交往传统，否则，即使在同一地理区域里形成一体化组织，也难以获得真正发展，这是一体化形成的基础条件（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便是典范）。战后蓬勃兴起的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多或少与上述条件有关。
这就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生产力逾越国界的国家都能具备实施一体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能与其他国家成立一体化组织。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主要是选择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矛盾（这也是跨国公司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原因）。跨国公司把R＆D、生产、销售、服务等诸价值链增殖环节分解到世界上各个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把生产力发展与资源和市场的矛盾分散化，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等优势来解决一国无法承担的生产力逾越国界的要求，跨国公司也利用规模化生产和各国要素价格优势组合出价格最低，且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劳务，跨国公司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营销网络，把市场交易内部化，使生产力发展大公司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组织具有一定的排外倾向，区外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内的大量投资来绕过这种人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在实际上也促进了战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早在欧共体成立不久，美国工商界便提出“把工厂迁到欧洲去”的口号，以避免欧共体的歧视性关税降低其产品的竞争力，以1966－1977年这一时期为例，在1966年美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向世界市场上出口的制成品总额中（不包括返销美国部分），有46％是设在欧共体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到了197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4%；北美自由贸易区刚刚运作，日本跨国公司便把投资重点转向墨西哥，企图通过这块跳板来减少美国关税对其不利的影响。
战后通讯和运输的迅速发展及其服务费用迅速下降，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世界银行、IMF和GATT（WTO）等机构的成立及其对国际经济的协调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他如联合国的调节、多边国际协定的执行等，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宏观一体化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市场的力量，其触角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不局限于民族利益和国家疆界，通过跨国经营活动，追求全球性的机遇、抉择和效果，以获得企业全球战略的实现和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在某一区域不断投资，便会促进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这就是说，作为微观层次的跨国公司，其市场机制力量能够推动作为宏观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纵观当今最成功的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区内大量投资，使区内比较优势上升，从而为推进一体化创造条件。
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为何能与发达国家美、加实施经济一体化，主要原因便是美、加跨国公司对其多年扩张和渗透的结果。1955－1989年间，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总额从6.07亿美元增加到70．79亿美元，增长了10．7倍，分别占当年对拉美投资总额的9．2％和11．5％。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墨西哥最大的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美国资本占60％以上，1980年在墨西哥的2349家国外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占总数的79．7％和2．6％。美国和加拿大跨国公司多年来在北美一直属优势的投资比例，使得北美三国贸易自由化和生产一体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前已悄然出现，美加墨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已很高。这说明，跨国公司在区内的扩张已为其创造了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
为什么跨国公司微观一体化能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条件的实现，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跨国公司在一个区域内投资促进了区内国家比较优势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区内扩张，将传统的国家产业间分工，转化为企业之间的产业内分工，这种分工形成的规模经济使该区内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区内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为跨国公司以本地区为出发点重构企业的区位优势、技术垄断优势和经济资源优势，还可以使那些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或者优势并不明显的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使跨国公司优势定位外化在国际比较优势中，让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
2．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进而趋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的规则。如果经济纯粹在一国之内而不发生跨越国界的要求时，国际经济活动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它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对国际经济交往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当资本开始国际化时，东道国在根据自己国情吸引外资时，也逐渐改变国内立法，接受国际惯例，对跨国公司活动的游戏规则如国民待遇原则予以认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既给自己带来了利润，又实现了其区域战略和全球战略，也使东道国实行更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政策，优化了国内的法律、政治和人文环境……这些变化都是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3．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规模经济仅仅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分享互惠互利，区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得以实现。
如果该区域经济发展遇到外来的阻碍和威胁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便会很快建立起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比较优势，优化制度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本国投资以强化自己的经济优势以及相互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出困境的便捷之路。
三、区战经济一体化促进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这是因为：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发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座。这是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相对应的现象。投资创造主要是指，关税同盟建立以后产生的贸易转移现象，使区外的企业产品进入该市场变得困难，因此，区外大量直接投资涌入区内，在那里建立分支机构和占领成员国市场。而投资转移则指先前进入的企业，为了利用市场统一以后所提供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机会，对该地区的生产经济活动进行重新布局，即进行生产合理化方面的投资；第二，区域一体化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跨国公司实行复合一体化的经营战略提供便利。传统上，对外投资作为要素流动的一种形式，与商品流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刺激资本的国际化和一体化。因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特征便是在宏观层面从制度上保证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的顺利实现。因为一旦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通过区内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推动，使区内的跨国公司在这块已经“围起来”的商场上较易占据优势地位，使其在区内扩张更具有便利的条件。而且，一体化组织还会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微观一体化的实现。如欧共体执委会在70年代曾援用《欧洲共同体条约》的有关条款对美国大陆崩头公司吞并一家荷兰公司实行了严厉的制裁，80年代还制定了一项10年的“欧洲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战略计划”，目标是将西欧在世界技术市场的占有比重从那时的10％提高到90年代的30％，这些倾斜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区外的竞争对手，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国的跨国公司对这些重要行业的渗透。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保证还表现在，如关税同盟是实现对内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制、对外统一关税，关税消除后，市场随之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为区内各国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国无法再运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市场；必须面对区域内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不败，各国公司便加速对区内直接投资的步伐，成员国之间资本的相互渗透也会加快，这样便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例如，在欧共体内，1959中的西德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5.47亿美元，其中在西欧的投资为1．97亿美元，而到1978年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18亿美元，其中对西欧的投资增至212亿美元，分别增加57．1倍和106．6倍，英国1971年对欧共体的直接投资总额为985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4．8％，1973年加入欧共体，1974年对欧共体直接投资总额达到22．82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1.9％，分别较1971年增加1．3倍和上升7．1个百分点。
到了80年代，由于对内部统一大市场的预期，四大流通尤其是资本、服务的自由流通给区域经济微观一体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从1984年开始的6年时间里，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从405亿埃居猛增到3534亿埃居，平均每年以54％的速度增加，这一不平衡发展趋势的直接结果是，成员国相互投资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从1984年的19％上升到1989年的52％。这种状况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促进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宏观一体化对微观一体化推动作用发生的根本前提仍然是区内各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里宏观一体化的作用仅是在为潜在的微观一体化显性化扫清障碍。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实践由于缺乏微观经济一体化的坚实基础，所以比较脆弱。一些发展中国家企图用协议分工和协议投资的方式进行一体化实践，更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准则，其困境的出路是必须在区内形成比较优势之后才能实行一体化。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与进一步融合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是互相促进，相互依存的，即跨国公司的形成推动了区域经济在宏观领域实现一体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反过来推动跨国公司在微观领域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既促进了区内跨国公司的扩张，也促进了区外跨国公司的对内扩张，因为大市场形成给区内跨国公司带来的发展优势是区外跨国公司所没有的，区外跨国公司不得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商品出口，这使跨国公司在规模和素质上都得到提高；而不同区域内跨国公司的相互扩张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疆界上的扩大，加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自身的自我加速机制，使区域经统一体化组织在边界和深度上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两者互动的结果，便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区域经济组织疆界的扩大。
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范文2
一、传统理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解释的片面性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
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
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
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
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
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
（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
表1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B国
开放不开放
A开放Ⅰ（3，8）Ⅱ（0，10）
国不开放Ⅲ（4，0）Ⅳ（0，0）
（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
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
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
（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
表2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附图{图}）
（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
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
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
（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
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
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
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
3．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
由于各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
表3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
降低资源降低资本密降低高精
密集产品关税集产品关税尖产品关税
A国321
B国213
C国132
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
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
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
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
三、运用策略选择分析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范文3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
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
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
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
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
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
（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
表1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B国
开放不开放
A开放Ⅰ（3，8）Ⅱ（0，10）
国不开放Ⅲ（4，0）Ⅳ（0，0）
（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
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
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
（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
表2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附图{图}）
（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
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
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
（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
（附图{图}）
即从项目可能带来的效益看，建造该项目是合算的，应该投资。但是，由于各国企图“搭便车”，该项目也许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设想有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即由各受益国认捐，其出资数目分别为S［，1］，S［，2］，……，S［，n］。若
（附图{图}），
则该项目无法修建，将捐款如数退回各国；若
（附图{图}），
则项目可修建。若
（附图{图}），
盈余部分退回各国。这样，在解决这一项目的建设问题时，有两个可能解，它们分别是：
（附图{图}），
S［，i］＜P［，i］，在此情况下，项目可建成；
（附图{图}），
在此情况下，项目无法建成。
假定可以重复游戏，若第一次失败，即各国出资后，
（附图{图}），
项目不能建立，再进行第二次认捐，一直到各国出资数目达到
（附图{图}），
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
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
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
3．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
由于各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
表3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
降低资源降低资本密降低高精
密集产品关税集产品关税尖产品关税
A国321
B国213
C国132
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
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
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
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
三、运用策略选择分析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随着各国相互依赖关系加深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发展趋势会日益明显，从而，运用对策论分析、解决的问题会增多。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参加国家越多，协调领域越多，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分歧也会越多，进行重复游戏的成本会增加，要达成协议和维持规则运转的费用会越来越高。因此，如果不能找到比较合理的决策机制和程序，那么，依靠对策论分析也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结果。
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范文4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FDI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2007403
1引言
1.1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对外直接投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重要特点，区域经济一体化和FDI的结合部分就是直接投资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决策无疑会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刻影响。
尽管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相对滞后，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21世纪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其现在主要是“10+1”和“10+3”的合作。
1.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理论
1.2.1区域经济一体化FDI理论回顾
欧盟的形成和发展促使了大量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的研究的出现。美国为了维系其商品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成功绕开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于是对西欧进行了大量的FDI，这一现象引发了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的注意。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FDI理论的研究主要形成以下几种思想。
第一，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角度。美国经济学家Kindleberger借鉴Viner（1950）的提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学说，率先提出了两个概念：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这也奠定了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流向做出反应的基本分析框架。
第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跨国公司投资战略的角度，亚诺普洛斯是这一理论的代表。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应战略成为了解释FDI的一大重要原因。
第三，关税同盟和内部化理论的共同作用角度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内FDI和区域间FDI的影响。内部化理论认为，“开发无形资产”是外商投资的主要动机，但是例如出口或技术转让等都会带来很高的交易成本，所以外商在国外建立子公司进行内部化有很大的必要性。
1.2.2对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FDI理论的评价
现有的文献资料更多的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而且研究地区较单一，主要集中于欧洲和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比较欠缺。总体而言，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效应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以及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思路与框架。
2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FDI发展现状
中国和东盟各国都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均受到国际资本的青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吸引着众多投资者。在20多年内，中国吸引的FDI从最初的每年几亿美元到后来的每年十几亿美元、几十亿美元再到1992年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再到2008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可以说FDI在量上的发展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
图1中国、东盟FDI的流入情况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东盟一直是FDI的主要流入地区，2005年7月1日随着全面降税进程的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开始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如图2，1992—2010年期间，东盟国家FDI流入占世界总的FDI的3.97%，东盟地区是世界投资的热点地区之一。
图2中国、东盟FDI流入量占世界FDI总量的比例3中国-东盟间相互投资的现状
3.1东盟对中国FDI的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东盟各国家对中国有了直接投资。开始时规模较小，80年代后期投资数额逐渐增长，在1993—1995年进入高峰期。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盟对中国投资增长趋势出现了逆转趋势。从2001年起，东盟国家对华投资逐渐回升。从2002—2006年，对华投资金额基本在30亿美元左右，从2007年起超过40亿美元，2010年达到63.2亿美元，同比增长3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从1991年截止至2010年底，东盟国家对华实际投资金额623.1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吸收的直接投资总额10791.6亿美元的的5.77%（如表1）。
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来源地区分布不均，大部分的投资量来源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这五个国家，占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90%以上，而在这五国中，新加坡在华直接投资最多。在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新加坡的份额一直在60%以上。
3.2中国对东盟FDI的现状
由于历史原因，在过去的长时期内，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投资基本上是单项的，即FDI主要是于东盟国家流向中国。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东盟的FDI表现出稳定增加的趋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迅速增长。虽然同美国、日本、韩国、欧盟这些相比，中国对东盟投资相对较少，但可以看到发展潜力较大。
图3东盟实际利用的五国外国直接投资从图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占东盟吸收FDI总量从2001年的0.7%，上升至2004年的2.03%，此后在2005—2007年一直保持着2%左右的份额，在2009年有一次迅猛的增长至10.35%。从趋势上可以看出，中国正在不断扩大对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仍然偏低。
从地区分布上来看，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国家主要是以新加坡、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老挝。
4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FDI效应的实证研究
4.1研究方法及模型说明
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lnFDIit=a+β1lnGDPit+β2lnImportit+β3lnWit+β5Dit+μit
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为t时期i国家的FDI流入量；表示t时期i国的GDP；表示t时期i国家的进口总额；表示t时期i国的工资水平；表示t时期i国家是否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一，市场规模。预期其符号为正。第二，进口总额。用进口总额来表示，预期符号为负。第三，劳动力成本。用制造业的月平均工资水平表示，预期符号为负。第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该变量是本文要重点关注的变量。虚拟变量（D）表示代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与否，此变量在成员国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后为1，未加入为0，预期其符号为正。
4.2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将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国自身的经济禀赋情况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效应的影响。对于市场追求型的FDI，选用国民生产总值（GDP）这一指标来体现东道国的居民消费能力以及市场规模；对于效率追求型的FDI，用东道国的制造业的月平均工资水平这一指标来代表东道国的劳动成本；用进口总额（import）这一指标来表示区内外关税的差异。与此同时，选取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控制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对FDI的影响。
从1992年起，中国吸引的FDI增长较快，因此样本时间选为1992年至2010年共19年。由于数据的不完全，选取中国和东盟中的六个国家的FDI数据进行回归，其中包括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柬埔寨。由于工资的数据缺失较多，部分采用了内插法进行处理，数据来源及表示如图3。
4.3定量分析方法
本文中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分别对面板数据进行处理。Hausman检验的结果支持了本文的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本文除去虚拟变量以及比重指标外，其他变量都采用自然对数形式，同时为了消除自相关因此加入AR（1）项。估计结果见表2。
4.4实证结果及其说明
133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上标***，**，*分别表示在l%，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在模型一中，市场规模变量的系数为正，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成员国市场规模越大，越能吸引外资的流入。
在模型二中，代表对外关税水平的变量符号为负，这表明成员国较高的关税水平会使厂商的出口成本增加，跨国公司会通过选择投资方式来替代出口。
在模型三中，劳动力成本变量的系数为负，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员国的劳动力成本越低，越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也是中国和东盟各国成为世界投资热点的原因之一，虽然现在这种优势在不断下降。
在模型四中，代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与否的虚拟变量D的系数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各成员国吸引外资。
5基本结论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高了东亚区域的区位优势，同时促进了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在市场规模的增加的情况下，厂商可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影响，来达到降低生产成本以及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从而增加了市场追求型的FDI。自由贸易区内部和外部的关税水平的差异使得厂商针对贸易转移做出进口替资的决策。自由贸易区内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促进了外商选择直接投资而不是进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区域内各国吸引FDI效果的影响程度不同，中国由于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在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的竞争中占有优势。
应该注意的是，一体化协定的合作范围及深度，以及区内成员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这些都会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FDI效应。
最后注意的是，本文研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FDI流入的影响，仅关注了FDI的流入一个方面，关于区域FDI的流出效应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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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范文5
关键词：欧债危机 欧盟 欧元区 经济一体化
一、 欧洲联盟货币统一的进程
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组织。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中叶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的成立。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卢森堡与荷兰六国在能源，贸易关税，农业等方面达成一致，为日后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提出了“货币一体化”的初步构想。随着“欧共体”的不断扩大，其运作模式亦趋于完善。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延缓了欧共体货币统一的脚步，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正式建立为货币统一指明了方向。1993年，欧盟诞生，此后，欧元的创建也提进议程。通过统一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促进资本的自由流通，设立的欧洲中央银行，正式运作，2002年，经过各方努力，欧元诞生。 “欧元的诞生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欧洲统一的思想正在逐渐变成现实。”（陈妍，2011）与此同时，在整个危机背景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欧元区所面临的问题。几个成员国的债务危机波及到了整个欧元区的利益，“欧元区货币体制与财政体制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治理结构和政策上的缺陷暴露无遗。”（洪平凡，2012）
二、欧元稳定性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欧元区的诞生，打破了欧洲各国间的贸易壁垒，促进了跨国就业，跨国贸易以及资本的流动。不仅平衡了区内各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也为德国，法国等主要国家带来了无限的利益。欧元区内强大的经济保证吸引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的贸易与投资。然而，欧元诞生后几经风波，说明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内在问题。首先，货币一体化的组织使得中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决策更加缓慢。主管组织管理不力，为欧元区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第二，由于高度的经济一体化和低程度的政治一体化使得矛盾激化。组织决策迟滞，而各国各谋其政，或试图谋取自身国家经济地位，会导致欧元的不稳定。第三，货币的让渡与财政税收政策的维持的不一致。原本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优劣势不同，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不同，发展难以均衡。再者，希腊，西班牙等国福利保障水平远超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盲目借贷，寅吃卯粮，造成信用危机。欧元区主要国家德国，法国的经济发展不仅难以带动相对落后国家，反而受其所累，使得欧洲经济一体化备受挑战。虽然现今欧元处于困难时期，统一协调的效率低下，各国间利益各有不一致之处，但是欧洲整体依然强大，希腊GDP仅占欧元区的2.5%，而欧盟核心国德国，法国，荷兰共占整个欧盟GDP的45%。
欧元区的的建设，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里程碑，使欧洲各国联系更加紧密，欧元成为世界第二国际货币，也巩固了欧盟的国际地位。
三、欧盟经济共同发展理念与发展现状
欧盟追求的是整个联盟的稳定，繁荣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欧盟希望通过建立欧洲统一市场，统一货币，来实现欧盟成员国之间人力，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移动。从自由贸易区到顾客联盟，从共同市场到经济联盟，最终，高度的经济一体化将会促使欧盟的政治一体化。欧盟2012年的预算中，有45.8%将运用与维持欧盟稳定持续的增长，29.9%用于农业的开发利用与援助，10.9%用于乡村环境的发展。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在应对债务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大效用。从其预算中可以看出，欧盟整体的发展是健康的，大力投入科技，教育，培训，加 强欧洲联系，保证社会福利，继续深化经济一体化，实现稳定发展。欧盟通过科技谋发展，谋求稳定，有限绿色的发展，并力求降低失业率。欧洲整体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基础，地理位置优越。欧洲有北非和中东的能源支持，南欧农业发达，中欧技术强劲，北欧依靠自然资源与技术创新双重优势，现如今加之对东欧扩大，如果欧盟各国能够协调好政治经济利益，联合制定出风险保障机制，金融监管机制，制定相匹配的财政、税收、福利政策，将会改良目前局势，步入良性循环。
四、面向未来，欧债危机下欧洲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欧洲债务危机本身是由信用危机引发的，欧元区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却因欧债危机而一损俱损。最高程度货币合作和最低程度财政合作是欧元区矛盾产生的根本起源。西班牙，希腊等高福利政策与其经济发展并不匹配，而欧盟内无监管机构能够控制各国政治，财政政策，造成对债务认识不足，从而陷入危机。而强国基于自身国家利益，难以迅速伸出援助之手，缓解危机。人民对欧元区的认同感也在逐渐下降。
本次欧债危机不仅仅是债务的信用危机，也揭示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欧洲一体化是世界多极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欧洲一体化趋势依旧存在，而凸显出来的问题也逐渐增多。本次的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激化出了欧盟核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矛盾，展现出欧盟在政治上，制度上的缺陷。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政治一体化已然停滞，危机反而激化了各国之间的矛盾，旧的救援计划仍在探讨，新的争端却已出现，加之，世界经济处于低潮，希腊，西班牙等国及时获得援助也难以迅速恢复，开支缩减也一再受阻。
欧债危机同时也为欧洲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动力，为了抗击危机，欧盟内部其实矛盾重重，也在逐步达成一致，一旦欧盟内部整合有所突破，欧盟将以全新的姿态面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参考文献
［1］ 兰峰.《欧元的稳定性分析》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 石晨霞.《论金融危机对欧洲一体化及欧盟国地位的影响》 湖北行政学院
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范文6
会计是一门国际公认的商业语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会计工作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993年进行的会计改革,改变了我国40多年来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会计模式,完成了会计模式的转换,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初步协调,我国正逐步建立以《会计法》为核心的会计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体系。随着现代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发展在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中国会计界也面临着一个新的理论课题―――会计标准的国际化。所谓会计标准国际化,主要是指在大的会计理论、会计结构、会计准则、会计惯例、会计行为、会计信息共享等方面的统一,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一、会计标准国际化的背景及提出
1.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会计标准国际化的前提条件
21世纪的经济是超宏观经济,信息与货币在全球的运动,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各国政府的宏观经济功能。各个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需求必须在世界整体性发展中才可能满足。在世纪之交,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广泛、更深入地把世界联系起来,跨国公司正在突破国界,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并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高科技时代,会计作为一种通用的提供信息的方式,其信息的揭示、传递、交流理应不受国别和地域的限制,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正促使世界各国的会计冲出国界,到世界范围去协调,会计标准的国际化正成为当今会计发展的大趋势,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我国应积极参与会计标准国际化的进程。
2.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凸现了会计标准国际化的必要性
亚洲金融风暴给全世界的投资者、国际社会和国际会计界都上了最生动的一课。据联合国有关人员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中,大部分国家没有正确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导致财务会计报表未能及时提供有用信息,以帮助会计信息使用者分析引发金融危机的各种重要因素,严重降低了公司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在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以后,全世界的投资者对跨国投资,尤其是对亚洲、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变得更为慎重,同时,世界银行也相继对贷款国家和企业提出了按国际会计准则提供财务信息的要求。
3.区域或全球资本市场的加速形成为会计标准国际化提供了可能性
(1)世界各国都加大了对外开放的步伐,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空前活跃,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中国作为世界上改革开放步伐最大的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区域性或全球性的资本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为了鼓励更多的外国公司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筹、投资,同时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报表调整费用,对世界通用商业语言的要求也就更为迫切。
(2)从实物经济发展看,会计标准的国际化是历史的必然,表现在:信息技术革命形成了“地球村”,各国依存关系越来越紧密,各国的利益需求,只有在经济一体化的大统一中才能得到满足,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往来日益扩大,任何国家都不能只依靠自身的资源与技术联接成一个整体;资本市场的范围正在发展,跨国筹、投资日益频繁,形成国家“血流脉络”,各国会计双边的、多边的、区域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国际会计协调的推动力量。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国的会计标准不走国际化道路,必然会影响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利于我国吸收国际资本、更不利于我国到境外上市和发行债券,并且还要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费用。
诚然,会计标准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但同时,我们又应该认识到:会计作为一门经济管理科学,有其社会性的一面,由于不同利益国家对实物资源的分化、占有,从而形成了在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影响,又表现出各种限制,因此,会计标准的国际化与国家化在现代会计发展中就势必形成一对矛盾,在利益权衡下,我们必须作出趋利避害的抉择,在尽量与国际会计惯例保持协调的同时,还应该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需要。
二、国际化不能照抄照搬
通常所称国际会计惯例,是指国际会计准则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如美、英、日、法、德、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会计规范,不论是美、英等发达国家,还是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或是俄罗斯、波兰等转型经济国家,都有本国的会计标准制定机构,并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实施本国的会计标准。一个国家执行本国的会计标准,既是为了与其法律体系相适应,同时也是该国的一种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由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并公布”。我国的法律体系类似于大陆法系。通过会计立法来规范会计行为是中国会计的重要特征,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通过跨国上市筹集资金,而上市地证券监管机构通常要求企业根据上市地会计准则或者国际会计准则编报财务会计报告。但是,这些企业必须以执行本国的会计标准为前提,最后向上市地证券监管机构和投资者提供会计报表时,可以根据上市地会计准则或者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作出报表调整,这是国际通行做法,也是国家的一种体现。
片面追求我国会计标准的美国化或者国际化,有可能会出现与我国转型经济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我国尚未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完善的监督体制,如果我们操之过急,不顾国情,有可能导致会计信息混乱或者失控,由此产生的改革成本和风险将是巨大的,例如公允价值是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会计计量属性,而我国市场经济处在初级阶段,没有形成活跃的生产资料市场,关联交易普遍,诸多经济行为也不规范,弄虚作假屡禁不止,如果广泛地使用企业公允价值,将会给企业利用公允价值造假留下空间。
所以,在会计标准国际化的进程中,把握好借鉴国际惯例和考虑中国国情的辩证关系,是我们应当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借鉴国际惯例不等于照抄照搬,考虑中国国情不等于闭关自守和保护落后,从国际通行做法看,会计标准国际化并不硬性要求各国直接采用国际会计准则,而是充分尊重各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环境,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一定差异,会计标准国际化的宗旨是要求各国企业对外提供的会计报表在重要方面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协调,这一宗旨反映了各国会计标准国际化的真正含义。
三、会计标准国际化的应对措施
我们一方面应积极推进中国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另一方面又要在会计标准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充分关注国际会计标准所指向的市场环境与中国目前所处市场环境的差异,这是我国目前会计标准国际化进程中应遵循的一项原则。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我国会计组织与国际会计组织应加强联合、协调,增强共性,促进发展。我国应该以积极的姿态促进中国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初步形成并完善一套既与国际惯例相协调,又适合中国国情的会计标准体系,它应该具备三个必要条件:11必须包括一套核心的会计文告,它们可以构成全面和公认的会计基础;21必须是高质量的,能够导致可比性和透明性以及提供充分的信息披露;31必须严格地加以解释和应用。
2.我国应建立专门的国际会计和国际比较会计研究机构,相互交流学习,取长补短,寻找差异,择优弃劣,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