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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字经济范文1
关键词：供给侧；ICT服务增值；数字经济；实施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154-05
数字经济作为世界创新和包容性增长的动力，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的共识，而数字经济战略的制定往往会使得这些国家在数字信息革命浪潮下占据国际制高点[1]（衡量数字经济主要是基础技术设施、IT和通信部门投资、电子商务和宽带普及率等）。2016年举办的杭州G20峰会，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主持并起草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如今，全球约有25亿人连接互联网，预计2020年互联网用户将增加到40亿人，2016年G20集F成员互联网经济规模达到4.2万亿美元，平均E-GDP增长率为4.2%，超出其GDP平均增长率5%以上。2010―2016年全球E-GDP平均增长率为11%，发达国家为8%、新兴经济体为18%。在数字经济不断驱动下，全球有28个国家制定了数字经济战略，分别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英国、埃及、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虽然一些国家并未制定整体数字经济战略，但数字经济内容被包含在国家宽带战略、电子政务战略和网络安全战略和国家创新战略之中。数字经济将是未来增长最快，也最具潜力的领域。
一、全球ICT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背离
纵观全球主要国家信息、通信和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产品贸易，其整体贸易中比重普遍出现下降趋势，这与经济全球化下生产网络的片段化和分散化趋势比较吻合[2]。与此相反，ICT服务贸易占各国服务贸易比重却普遍呈现上升趋势，表明ICT服务贸易对各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
货物贸易方面，从出口看，2013年ICT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中国、韩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以色列、爱沙尼亚、荷兰、美国和日本（如下页表1所示）。与2000年相比，有6个国家ICT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是智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中国和俄罗斯。从进口看，2013年ICT产品进口占整体进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美国、荷兰、日本、爱沙尼亚、韩国和瑞典。与2000年相比，2013年有六个国家的ICT产品进口占整体进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服务贸易方面，从出口看，2013年 ICT服务贸易出口占整体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印度、法国、爱尔兰、中国、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较2000年相比，2013年有4个国家的ICT服务贸易出口占整体服务贸易出口比重有所下降，分别是印度、意大利、印度尼西亚和冰岛；而增长较快的国家则分别是爱尔兰、比利时、巴西、西班牙、中国、芬兰和卢森堡（见下页表1）。
二、全球ICT服务业增加值的贡献
选取上述38个国家的最终ICT服务业需求作为研究对象，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国家、非OECD国家、中国、印度、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ICT服务业对该38个国家的最终需求的满足程度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一）ICT服务业自我增值贡献占比偏高且自给自足模式明显
在全球生产片段化趋势下，ICT服务业增值的自我贡献部分占整体需求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以OECD国家平均值来看，由1995年的75.73%下降至2011年的71.91%（如下页表2所示）。虽然呈现出小幅度下降，但是阶段性平均值一直在70%以上；相对于OECD国家，BRICS国家（包括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ICT服务业增值的自我贡献占整体需求比重则同样较高，由1995年的79.75%上升至2011年的82.89%，中国增幅相对较大，由1995年的84.29%上升到2011年的91.86%。ICT服务业的自我贡献率较高往往代表着该类服务业封闭度相对较高，其国内呈现典型的自给自足[3]。
（二）ICT服务业增值贡献表现出显著的区域集中性
以澳大利亚为例，1995年其ICT服务业自我增值为114.22亿美元，2000年、2005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110.44亿美元、100.13亿美元、159.34亿美元、219.25亿美元、215.84亿美元和292.14亿美元，2000―2011年平均增速为20.73%，相对于全球对澳大利亚贡献的平均增速20.67%基本持平。但是，中国在其中所体现的参与度却较高，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1.45%，2011年中国ICT服务业对澳大利亚最终需求的贡献值达到4.05亿美元。OECD国家ICT服务业对澳大利亚整体需求的贡献年均为7.99%，非OECD国家对其年均贡献为4.93%，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缩写为APEC）国家则为7.82%，东盟国家是1.93%，北美自贸区国家是2.13%。
（三）发展中国家ICT服务对中国需求贡献的地域集中度和发展相似度较高
在对中国贡献较大的国家或集团中，APEC国家、东南亚国家和东亚国家位居前列（如本文表3所示）。相对于1995年的ICT贡献值，2011年ICT贡献值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德国、马来西亚、英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但从增长速度来看，排名靠前的均为发展中经济体，分别是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ICT服务业对中国贡献的增长速度较慢，如西班牙、荷兰、法国、日本、美国、德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可见，发展中国家的ICT服务对中国的贡献增速远超发达国家经济体。
三、全球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实施路径
从供给侧角度看，上述实施数字经济战略的28个国家努力改善、提供通信技术设施质量，促进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变革[4]，其目标共性主要体现在：支持信息通信技术部门研究和开发，促进信息通信技术标准建立，吸引风险资本投资对信息通信技术投资，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5]。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实施路接幸韵录父龇矫妫
一是普遍加强国内ICT基础设施建设。各国普遍将国内宽带容量和速度，提高宽带覆盖面积进而更好连接较为偏远的地区。这些国家对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都设定了目标，比如，加拿大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入3.5亿加元使至少28万个加拿大家庭的宽带接入速度达到5兆比特每秒；美国国会考虑6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计划，以支持国内建设无线、互操作的宽带公共安全网络。提高宽带基础设施的弹性和适应性可以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6]，这些国家通过建设包括海底电缆在内的国际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或者区域分布数据中心以鼓励和支持建设互联网的分布交换和备份系统[7]。
二是加速ICT新技术、商品和服务创新。这方面内容包括加速ICT研究和开发项目的培育，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是技术投资的优先领域，如开发超级计算机、发展云计算、深化大数据和信息网络分析；促进区域性或全球性ICT标准统一[8]，例如，欧盟为了实现成员国任何新的IT设备和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和服务的无缝交互链接进入，启动了互操作性标准建设；鼓励吸引外国资本对ICT领域进行投资，有些国家通过引入全球性竞争较强的风险投资改善ICT产业投资效应，或者鼓励初创型企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或者有针对性支持ICT创始公司在本国设立企业等[9]；扩大ICT产品和服务出口，例如墨西哥数字经济战略的目标就是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IT设备出口国，并且IT产值要在全球居第四位。
三是建设数据开放和电子政府。数据开放的重点主要是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数据向民众开放，为民众和企业提供跨境数据服务[10]。通过建设一站式的电子商务网站，能够确保政府公共部门可以在一定权限下进行数据访问，实现普通商业数据为国家层面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11]。一些国家也通过建设数字信任来完善国家管理，例如建立居民数字身份识别和电子审批系统等。
四是开展数字身份和电子认证。公民电子身份体系建设，包括移动数字身份体系、推进公民电子身份识别认证跨境下的可操作性。政府通过投入大量资金来建设高度安全和有效的电子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以便为公民和私营部门提供移动设备参与下的高效和可使用性[12]。同时，加强个人和机构数字号码的分配和设计，以便系统快速准确地对身份识别和验证。根据目前对于数据需求特征，合理合法设置行业数据知情标准，以确保政府可以对需要了解的关键行业数据进行获取、分析或者公开[13]。另外，开展电子文档验证服务，例如数字签名验证。
五是维护数字隐私和安全。数字信任是数字经济战略的目标和核心所在，而隐私保护是建设数字信任的基础。上述各国数字经济战略几乎都涉及隐私保护问题，并将隐私保护视同于知识产权保护行为。其做法主要有：提倡公司在使用和公布传播信息资料的自律性，公布和践行数字公民行为准则[14]；出台最先进最有效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公民和企业的核心敏感资料，比如为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专门成立机构来检测ICT技术的进步和技术形式的变革，及时修订落后法律和规章制度以符合技术进步要求，并且对已违反法律规定的相关方面实施制裁和惩戒；开展数字风险监测和预防研究，比如，政府与研究机构致力于开发和利用创新的网络安全监控系统，大力支持网络安全的相关研究等。
六是促进ICT与教育、医疗和运输结合。在加强ICT与教育融合方面，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和改进驾驭系统的有效性，重视对教育机构的数字化建设投入，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推广和改善在线学习环境，为方便民众在图书馆使用相关数据而提供的个性化学习辅助或高效快捷的宽带解决方案。在ICT技术手段与医疗体系结合方面，加速远程医疗系统建设，提供在线健康和医疗保健预定，全面普及建设老年人等医疗电子档案，扩大远程医疗保险和福利范围，汇总研究和分析远程电子医疗出现的医疗纠纷以及制约电子医疗推广的制度障碍[15]。在ICT与运输物流结合方面，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创造一个安全、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的道路交通体系。
七是促进信息包容和提升数字职业技能。促进信息包容方面，不断扩大对宽带接入服务不足的地区进行扶持，特别是辅助家庭弱势的社会群体，政府加速推进全民数字素养水平，提高网上风险自我防范意识教育、网上机会识别能力和捕捉能力[16]。提升数字职业技能方面，提升数字化素养以帮助女性回归工作岗位，以Web为基础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加大对数字培训机构公共资金支持，扩宽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课程，提高ICT技术培训课程的数量，提高涉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毕业生数量和水平，以及提高政府公务员数字技能。
四、对中国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
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日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而我国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同时，应积极从供给侧角度制定和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并逐渐推动数字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引擎。从以上主要国家实施数字经济战略的供给侧核心和实施路径看，可对我国数字经济战略的制定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培育国内数字市场。我国应大力培育国内数字经济良好的生存环境，在数字经济的管理上，政府监管和引导定位不是放松而是加强，在为数字经济参与方提供开放数据共享平台的同时，提供公开透明、法制化的市场环境。通过共享基础数据源方式促进数字经济参与方享有平等市场准入地位，进而降低参与的进入壁垒，扩大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
二是大力发展ICT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要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宽带服务支持，更要加快对最先进数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不断跨越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鸿沟，努力ICT领域形成技术优势和主导权。建立国内统一的高标准的ICT技术设施网络，为国内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数字信息共享和分享型支持。
三是加速ICT新技术和商品及服务创新。我国应为数字技术的革新项目提供资金激励，并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共享开放式平台，这要在研发领域率先实现数字和信息的开放共享，降低企业数据重复搜集和数据库建设的成本。
四是建设强大的数字开放平台，促进电子政府服务体系的形成，不断丰富服务层次和内容，全面铺开数字城市网和智慧民生服务体系建设。
五是开展公民和企业数字身份数据库建设。大力拓展数字身份的识别和认证体系建设，为深化公民和企业的其他相关数据的采集形成构建平台。
六是继续加大维护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大力开展确保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的技术研发，高度确保对数字经济参与者的数字信息保护。
七是促进ICT与其他民生领域或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一批切实可行的实用性技术以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利用数字经济改善民生领域或助推其他产业，如智能制造业发展。
八是通过人力培训和开发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参与者的数字职业技能水平，强调数字经济的普惠性，特备是要重视和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数字包容支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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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字经济范文2
人们通常粗略地把引进外资的战略归纳为“以市场换技术”，即以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在价值来吸引外资企业投资，从而使中国企业学到世界先进技术。问题在于，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开放是否换来了技术溢出？这里涉及到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何度量技术？如何估算技术溢出效果？毫无疑问，中国的技术水平与世界技术的前沿之间至今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也毫无疑问，中国应当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然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如通过进出口贸易、来料加工契约方式、引进设备、引进人才、购买专利以及共建研发基地等，当然也可以通过FDI。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强调以FDI的方式来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从理论上说(Kinoshita,2001)，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方式，会通过四种渠道对FDI的东道国企业产生正的技术溢出效应：(1)示范—模仿效应；(2)竞争效应；(3)对外联系效应；(4)培训效应，即通过劳动力从跨国公司到本国企业的流动，将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先进管理、先进技术转移给本国企业。在中国的FDI是否通过上述渠道对我们传输或溢出了技术呢？
本文利用中国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估算FDI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将原计划在2005年开展的第四次全国工业普查与2006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合并，在2005年完成的对中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工商业户的普查。普查的标准时间是2004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04年度。由于资料的可得性限制，我们只获得加总后按地区（共410个市级单位）与按3位数分类的制造业产业（共190个3位数产业）数据的子样本。该样本只加总规模以上的内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财务数据与科技活动数据。这里所谓的“规模以上”是指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样本中的中国“内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国有联营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其他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内资企业等15类企业；“港澳台企业”包括与港澳台合资经营企业、与港澳台合作经营企业、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4类企业；“外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4类企业。因此，这里的“内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划分是粗略的，无论是港澳台资企业类中，还是外资企业类中都含有内资的成分。由于数据是时点数据，我们只能做横截面数据分析。不过，由于该数据包含了迄今最新、最全面的中国境内企业R&D的活动信息，这为我们分析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提供了最新的第一手资料。
在以下的三节里，第一节讨论研究方法，并给出我们的三个估算模型。第二节通过横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检验FDI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地区（410个地级市）与分行业（190个3位数制造业产业）作了OLS分析，以便分析FDI在地区内的技术溢出与在行业内的技术溢出。第三节给出了研究的结论。
一方法与度量
在研究FDI对其东道国经济的技术溢出的文献里，最为常用的方法是在生产函数的估算中将FDI列入解释变量集，考察FDI变量对东道国GDP的影响是否显著为正。我们在这里不打算综述关于FDI技术溢出的全部经验研究文献，只就近年来与我们的研究直接有关的三种方法作简单回顾。
一是Aitken与Harrison(1999)的生产函数估算法。Aitken与Harrison运用委内瑞拉1976～1989年企业普查数据，估算了FDI对其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Aitken与Harrison(1997)指出，FDI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可能会带来两种效果：一是由于FDI进入后挤占了东道国企业的市场份额，称为“偷窃市场效应”(stealmarketeffect)，这会使内资企业减少产量，内资企业的固定成本分摊到比原来更小的产出规模上，从而最终降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二是由于FDI的技术溢出（通过人员在外资企业到内资企业的流动；通过新产品的示范；通过FDI企业在下游产业对上游的内资企业的订货，会对内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通过FDI的出口导向，内资企业可以学到生产技术和营销技术等等）会使内资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下移从而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率。至于这两种效应哪一种占上风？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甚至同一个接受FDI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会呈现不同的结果。Aitken和Harrison的论文特别指出，通常关于FDI技术溢出的效果估算存在“识别”问题：FDI往往会投资于东道国内生产率较高的区域与产业，因此，即使在计量上发现FDI与东道国的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难以说明因果关系。为此，借助于面板数据的优势，他们控制了地区、时间与产业哑变量，分别考察了FDI在区域内和在产业内的溢出效应。他们的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取对数的企业产出(lny)，解释变量除了生产函数中常见的资本(K)与劳动(L)之外，加进了企业i所在的行业t中的FDI份额，与企业i所在的区域j中的FDI份额，FDI份额的变量是用FDI企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来定义的。这个回归方法对于企业数据的计量分析是十分贴切的，其好处是可以区分出FDI在产业内的技术溢出与地区内的技术溢出。
二是Sabirianova-Svejnar-Terrell（简称SST模型）(2005)对捷克与俄罗斯内FDI溢出效应的比较研究。SST模型在四个方面对我们的启发：(1)定义了引进FDI的东道国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技术差距”。这就是假定FDI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f])代表国际先进水平，从而用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d])与TFP[,f]之间的比率(TFP[,f]/TFP[,d])来度量东道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2)SST模型在估算FDI的溢出效应时区分了FDI份额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溢出效应与FDI份额对外资企业本身的溢出效应。(3)关于溢出效应的度量仍然是用FDI的份额对取对数后的产出(t)的回归系数来度量。(4)SST模型引进了FDI随时间变化的效应分析，它用FDI存在的时间长度(t)与FDI份额的交叉项系数来度量这一效应。SST模型的经验结果是，无论是在捷克，还是在俄罗斯，FDI对东道主企业的生产率都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从1992～1994年这一阶段到1995～1997年这一阶段，FDI的进入反而使捷克与俄罗斯离世界先进水平更远了；在1995～1997年这一阶段到1998～2000年这一阶段，FDI也没有使这两国缩小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
三是Kinoshita(2001)关于FDI与东道国R&D交互作用而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计量分析模型。SST模型(2005)已经指出，FDI之所以对东道国会发生负面效应，可能是由于东道国的R&D没能发挥吸收作用。而关于这一点，Kinoshita早在2001年就已经在计量模型中加以考虑。Kinoshita认为，东道国的研发活动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研发本身会对企业生产率发生正向作用，这是R&D的“创新”效应；另一方面是R&D对FDI的吸收效应，引进FDI的东道国应该具有与FDI相匹配的技术水平，才能吸收FDI带来的先进技术，而这种吸收FDI技术的技术水平是由R&D活动产生的。于是，在Kinoshita的计量模型里，引入了()这一变量（为研发支出占增加值的比重），以及()这一交叉项（这里，“FDI”是用FDI企业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定义的）。Kinoshita尽管也用FDI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f]与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d]之间的差来定义东道国与FDI企业母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并且在文中列出了15个主要产业中的平均值的差，但在估算FDI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时，仍将（即东道国增加值的增长率）作为因变量。Kinoshita运用捷克制造业（1995～1998年）1217家企业的面板数据作回归，结果发现FDI对东道国的并不具有显著的作用（且系数为负），但()这一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尽管FDI没有对捷克发生直接的技术溢出作用，但东道国企业通过R&D与技术创新仍吸收了FDI的技术。
我们的经验分析借鉴了以上三个计量模型的方法。依次对以下三个估算模型作了OLS回妇：
在上述三个估算模型中，工业总产值记为Y，TY表示总的工业总产值（普查涵盖的2004年底的制造业内全部内资与FDI企业的工业总产值）；DY表示内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K与L分别表示企业固定资本量与就业量，同样，TK与TL中的“T”都表示“总”（内资加FDI企业）；而DK与DL分别表示内资企业的固定资本量与就业量。“FDI”是用FDI企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度量的。“TFP”是指全要素生产率，定义如下：
j代表外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三类企业，从而，TFPDIF（内资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与外资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差距）便定义为：
下标d表示内资，下标f表示FDI，f又分“港澳台”与外资。
我们之所以将“TFPDIF”作为中国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1)一般认为，“TFP”即“索罗余项”实际上代表一国的技术水平或制度因素对生产率的效应；(2)在SST模型、Kinoshita模型中，已经用其来定义东道国与FDI母国之间的技术差距，我们只是在这一定义基础上，把“TFPDIF”作为估算模型的因变量，旨为发现FDI，内资企业的R&D（我们用内资企业的R&D支出／就业量来定义的交叉项对于中国缩小与世界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作用，从而以数字来回答：市场是否换来了技术？
具体的估算过程如下：
在对方程(1)的回归中，我们把FDI分为两类，一类是港澳台资企业，另一类是其他的FDI，我们称为“外资”企业。所以，对方程(1)的回归由于变量FDI分为两类，我们实质上作了两个回归。又由于我们的数据分地区（观察规模为410个地级市）与分行业（观察规模为190个3位数制造产业），从而我们对方程(1)的回归便有4个结果。
关于方程(1)的回归结果可能带来Aitken与Harrison指出过的“识别问题”：FDI与ln(TY)之间的正相关系数可能会高估FDI对东道国的溢出作用，因FDI一般会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因此，我们在方程(2)专门考察FDI对内资企业生产率ln(TY)的作用，结果也分4种：分地区的港澳台资溢出效应，分行业的港澳台资溢出效应，分地区的外资溢出效应，分行业的外资溢出效应。
对方程(3)的回归基于对内资、港澳台资、外资三类企业的生产函数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别估算，由此我们得到内资与港澳台企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之差的数列，以及内资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之差的数列。因此，对方程(3)的回归又可分为两类：港澳台资的效应。由于对每一类“TFPDIF”估算又可分地区与行业，我们同样得到4个结果。
二FDI对中国制造业的溢出作用
（一）FDI对中国制造业总体的溢出作用
我们将FDI分为两类：除港澳台资以外的“外资”与“港澳台资”。然后分别考察它们对lnTY的效应。
表1给出了“外资”对于中国制造业总体生产率的效应。可以看出，“外资”的直接投资(FDI)在地区内与ln(TY)的系数，在行业内与ln(TY)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以就业比率定义的FDI份额，在地区内与ln(TY)的系数(1.115)要大于其在行业内与ln(TY)的系数(0.899)；但以资本比率定义的FDI份额在行业内与ln(TY)的系数值(0.871)则高于其在地区内与ln(TY)的系数值(0.841)。无论是分地区回归，还是按行业数据进行回归，我们都发现，按就业比率定义的FDI份额对ln(TY)的系数都要高于按资本比重定义的FDI份额对ln(TY)的系数。这意味着，如果正相关系数代表FDI对中国经济的溢出作用，则在地区内通过就业而传导的溢出作用要远大于在行业内通过就业而传递的溢出作用；在外资行业内通过资本形成而传递的溢出作用要稍大于地区内通过资本形成而传递的溢出作用；外资通过就业（人力资本）传递的溢出作用要大于通过资本形成而传递的溢出作用。
表2给出了港澳台资企业的FDI对中国制造业总生产率的效应分析。与表1相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分地区看，还是分行业看，港澳台资都与外资一样，在1%的水平上与中国制造业总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如果把“正相关系数”看成是溢出的一种度量，则可以从表2看出，按就业比重定义的FDI份额，在地区内对ln(TY)的溢出效应(1.04)要大于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0.911)；但若按资本比重来定义FDI份额，则其在行业内对ln(TY)的溢出效应(1.04)要大于其在地区内的溢出效应(0.886)。表2与表1的不同之处在于，港澳台资通过就业而传递的溢出效应不再对通过资本形成而传递的溢出效应占优。
（二）FDI对中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溢出作用
上一分节所显示的结果难以说明“因果性”，显著正相关的系数可能远远高估FDI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这一分节我们只观察FDI对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的效应。结果如表3与表4所示。
表3给出“外资”对内资的溢出效果估算。由于在产出、资本与劳动变量中都减去了FDI企业的对应值，只考察外资的FDI份额对内资企业总生产率ln(DY)的效应，我们将表3与表1相比，便可以发现有以下不同：(1)外资的FDI份额对ln(DY)的作用系数值在4列中都显著变小了。(2)只有在分地区回归的结果中，外资份额才与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ln(DY)显著正相关，但其显著性已下降（从99%下降为95%）。(3)若从分行业的回归结果看，外资份额与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之间已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说明，即使把正相关系数读成“正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在行业内部也是不存在的。(4)外资在地区内通过就业对内资企业的正溢出效应(0.419)仍大于通过资本形成的渠道对内资企业发生的正溢出效应(0.328)。
再看港澳台资对制造业内资企业总生产率的效应（见表4）则可以发现：(1)与表2比较，港澳台资份额对ln(DY)的效应在对应的4列中都大大下降了，这说明，无论从地区溢出看，还是从行业溢出看，港澳台资对内资企业的净溢出作用都要比上一分节中显示的效应低许多。(2)表4与表3相比可以发现，港澳台资对内资企业总生产率的净溢出作用要大出2～3倍。(3)外资企业在分行业的回归里对内资企业不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港澳台资企业在分行业的回归中与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仍然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港澳台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正溢出作用要比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正溢出作用强劲。(4)在地区内的溢出中，港澳台资通过就业渠道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大于其通过资本形成的渠道对内资企业的效应，但在行业内溢出中，港澳台资企业通过资本形成发生的溢出效应要大于其通过就业渠道而发生的溢出效应。
（三）FDI对于中国内资企业缩小与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的作用
这一分节，我们考察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距，然后检验FDI份额是否对于中国企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发生了有益的作用？中国内资企业的R&D活动是否具有“创新作用”或“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
我们以公式(3)为基础进行分析。为了按公式(3)进行回归，我们首先按地区（410个地区）与按产业（190个3位数制造产业）对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内资企业与港澳台资企业对应作了4次生产函数的估算，由于外资企业与港澳台资企业并未全部进入这410个地区与190个产业，并且中国政府对外资与港澳台资在产业准入上是有区别的，因此，当我们在地区观察值中删去外资为零的观察单位所剩下的观察单位数与删去港资为零的单位后剩下的样本规模是不一样的；同样地，在分产业的回归中，删去外资为零的观察值后的样本规模会不同于删掉港澳资为零的观察值后的样本规模。因此，事实上，我们要对“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各作分地区、分行业的生产函数估算，共获得4个数列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按上面这4个数列，我们再对应构造内资企业的子样本，估算出对应的4个关于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数列。
结果与Kinoshita(2001)的发现类似。当我们将按地区、按行业的外资企业的TFP数列、港澳台资企业的TFP数列与对应的内资企业TFP数列比较时，发现：(1)这6个数列（分地区的外资、港澳台资、内资企业的TFP序列、分行业的外资、港澳台资、内资企业的TFP序列）中的每个数列中都各有正、负数；(2)由上述6个数列构成的关于FDI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在全要素生产率上面之差的4个序列中的每一个差序列也各由正负数组成；(3)但令我们惊讶的是，无论是简单算术平均数，还是加权平均数，外资企业TFP平均数与内资企业TFP平均数之差都是负的；(4)在两个港澳台资企业TFP与内资企业TFP之差的序列中，按地区求出港澳台资TFP算术平均数和加权平均数与对应的内资企业TFP均值之差都为正；而按行业算出的TFP之差的序列中，按算术平均与加权平均后求得的港澳台资TFP均值和内资企业的TFP均值之差都为负。4个TFP均值之差的平均数的信息如表5所示。
在表5中，所谓加权平均数中的权数W[,ih]为h类资本（h等于外资、港澳台资、内资三类）中在地区（或行业）i中投入的比率，即。
表5TFP的平均数之差（TFP按含截距的生产函数估算）
我们对TFP估算值所基于的生产函数估算采取了不含截距的方法，以此获得关于外资、港澳台资与内资分地区、分行业的6个TFP序列，按表5的方法重新计算FDI类企业的TFP与内资企业的TFP之差，结果如表6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对生产函数采取无截距估算，使TFP序列发生一些变化，结果使外资企业的TFP加权平均数与内资企业的TFP加权平均数之差，无论是从地区的角度看，还是按行业的角度看都为正；然而，若取算术平均数，则内资的TFP仍要高于外资的TFP（见表6板块A）。港澳台资的TFP，若按地区平均（无论是加权平均，还是算术平均），高于内资的TFP均值；而按行业看，则加权后港澳台资TFP均值会高于内资TFP的加权平均数，从算术平均数意义上的TFP来说，港澳台资并不胜于内资企业。
所以，若以无截距的生产函数作为估算基础，若对加权平均后的TFP值进行比较，则内资与FDI企业之间是存在一定的技术差距的。
那么，FDI的进入是否有助于内资企业缩小与外资企业或港澳台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呢？我们按公式(3)对此作了OLS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与表8。
表6TFP的平均数之差（TFP按无截距的生产函数估算）
从表7中我们可以看到：(1)外资的FDI对TFPDIF的作用大都为负（的4个估算值中有3个为负）说明外资份额提高后对于内资企业缩小与外资技术差距是有正面作用的，但作用并不显著，并且，无论是按有截距项的生产函数估算TFP，还是按无截距项的生产函数估算TFP，外资份额对TFPDIF的作用都不显著。
(2)中国内资企业本身的研发（人均R&D支出）则对缩小内资企业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有正面作用（的估算值在按地区估算的模型中显著为负，且显著水平为1%）；在按行业估算的模型中，人均研发支出对缩小内资企业与国外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作用不显著。
(3)外资的直接投资与内资研发的交叉项系数的估算值在分地区回归模型中为正，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外资进入与内资研发之间的交互作用不利于内资企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意味着外资进入后可能由于“市场偷窃”效应而使内资企业降低了对研发投入的动力。也说明国内研发在增加“吸收能力”方面尚有差距。
(4)尽管估算TFP的值与生产函数中含不含截距项有关系，但表7显示，在估算FDI份额、研发以及FDI与研发交叉项对TFPDIF的效应时，生产函数中含不含截距项基本上是无影响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外资进入的份额对于内资企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距离方面，即使存在正面效应，效应也不显著，倒是内资企业的研发即自主创新会显著地缩小中国企业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距离。
我们再看港澳台资(HFDI)份额对TFPDIF的作用。表8显示：(1)在分行业回归的模型中，在10%或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港澳台资的进入倒是会显著地缩小内资企业与港澳台资企业在技术上的差距，即内资企业在学习技术上可能更易于与港澳台资企业融合；(2)人均研发支出对于内资企业缩小与港澳台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并无显著作用，尽管人均R&D投资的作用方向正确。这说明内资企业的研发可能更侧重于对付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而不太重视将R&D投向缩小与港澳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3)港澳台资份额与内资企业R&D的交互项作用在分地区、分行业的4个估算模型中都不显著，不过在按地区回归的模型中的作用方向正确，说明港澳台资进入对内资企业的R&D不存在像外资企业那种对内资企业R&D的不利作用。
因此，与表7相比，我们发现，第一，港澳台资进入会使内资企业在技术上显著缩小与港澳台资企业的距离，而外资企业进入没有这方面的显著作用；第二，外资进入会不利于内资企业通过研发而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距离，但港澳台资进入则没有这种显著的负面作用。
三结论
国际数字经济范文3
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nd "national fitness", Xi'an venue construction is put forward requirements, which should achieve digitization for sports venue in new era. Digital venues construction in Xi'an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basic network, application software,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other aspects. Meanwhile, it is inseparable from comprehensive work and effort of competent department of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关键词： 国际化；数字；场馆；工程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digital；venues；engineering
中图分类号：TU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1-0106-02
0 引言
西安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居中国古都之首，有着“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誉。当今的西安是中国中西部地区最大最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2009年国家颁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西安被列为继北京、上海之后，我国第三个“国际化大都市”。在这一背景下，西安将会在周边兴建和改扩建一批现代化的体育场馆设施以便服务于社会，同时宣传健康的理念。数字化的场馆设施的建设应当是首选，因为数字化建设在体育场馆的新、改建及日常经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具有良好的数字化设施的体育场馆，不仅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各种比赛的要求，创造良好的互动交流环境，还能拓展健身服务市场，有效地提升体育产业的形象，保障体育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1 数字场馆概念
目前对被处理的对象、事物或问题的信息进行数字量化的过程，称为数字化。数字化的目的是使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和数字网络，快速进行信息的处理，提高工作效率。数字化是信息化的高级表现形式。“数字场馆”就是用数字化的手段，借助于信息高速公路，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变革场馆传统管理方式，实现场馆内部业务流程自动化、场馆管理智能化、服务人性化的全新体育场馆设施。数字场馆的基础在场馆内部各种业务均实现数字化，其核心就是要重视信息技术和体育场馆产业的结合，通过场馆数字化建设，促进场馆向城市公共活动中心转变，改善内部管理，提高服务水平，增强社会竞争力，吸引更多的群众加入全民健身的洪流中来。数字场馆是今后体育场馆建设和发展的大趋势，必将影响今后体育场馆建设和发展的思路。
2 数字场馆建设的必要性
2.1 “国际化大都市”对数字场馆建设提出要求 随着国家颁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以及陕西省政府制定的《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计划2009-2020》的进一步实施，在通讯、电子商务系统、全民健身信息平台、社会综合服务系统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建设要求。体育场馆作为城市形象及对承接国际性比赛的重要场所其地位非常重要。因此，建设“数字场馆”等一批高水平的体育场馆设施是大西安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2.2 “全民健身”呼唤数字场馆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生活方式导致的健康问题的挑战，已经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全民健身行动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西安大批体育场馆和全民健身设施的兴建，西安市民全民健身的硬件基础和群众参与健身的积极性会有很大改观。当群众的健身热情被调动起来的时候，完善的信息服务必须跟上。这不但可以促进人们的热情，而且有利于场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在这方面，信息技术可以大显身手。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可以把丰富多彩的健身资讯和场所信息随时传递到人们面前，而且可以各取所需。这样，人们的意识增强了，才会把健身付诸行动。
2.3 新时代的体育场馆要求实现数字化 西安体育场馆资源丰富，目前拥有各种类型的体育场馆设施，近500余家，为迎合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将会兴建大批高水平的国际级体育场馆。体育场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何最大可能地吸引健身人群进入体育场馆进行锻炼成为了场馆管理者关心的问题。通过应用了各种数字系统的数字场馆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比赛、管理、健身方面的信息自动处理、，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场馆的形象。
3 数字场馆建设内容
国际数字经济范文4
我国贸易顺差连续三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是国内国外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国内看，这是国内储蓄增长快于投资增长的必然结果。从国民经济运行机理分析，是在国内投资不能吸纳国内储蓄情况下的一种资源（商品资本）流出，但这种资源流出主要是劳动要素，因此对我国是有利的。从国外因素看，它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转移，实行生产国际化和价值链控制的结果，它们把贸易顺差留给我国，但拿走了利润的主要部分。目前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还无力改变这种基本格局。因此，我们的减顺差任务在上述约束条件下进行，即便是有效的，也不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措施，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扩大我国资本的对外输出，加深经济国际化的程度。
一、在统筹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实行国民生产总值目标下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一）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分析，扩大我国资本的对外输出已成为必然趋势
近几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增长速度持续超过30%，2006年对外投资额达到161.3亿美元，这表明我国开放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首先，2006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998美元，接近了人均GDP2000美元的指标。在跨国投资理论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性收入水平，迈上这个台阶，对外资的需求就开始从以数量为主转向以质量为主，资金流动从以流入为主转向流入和流出双向并重。随着我国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实行海外投资和海外经营，资本输出和经济国际化程度必然进一步加深。
其次，2000年以来，我国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重工业的比重明显提升，逐步进入了资源消费的上升期；而以住宅、汽车、家电等消费需求为主的消费升级，对资源消耗增大，依赖性强，也带动了资源消费的增长。由于国内资源供给难以满足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需求，资源瓶颈的束缚日益突出。因此，确立统筹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开放经济战略目标已势在必行。
（二）从建立国内外统筹的资源开发储备体制、实施进出口贸易平衡策略和鼓励企业“走出去”三方面考虑，我国应在GNP核算体制下实行开放经济新战略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人们加深了对GDP指标的质疑，认为其作为地方政府政绩指标，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GNP比GDP能更好地体现国民性和以人为本的精神，可直接地反映经济增长给本国居民带来的实际收益，特别是在净外资流入较大的现阶段，加强GNP的核算，强调GNP总量及其增长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民族经济做大做强。通过减免税费激励常住居民增加投资，地方政府可以从源头和市场基础上扩大有效内需，增强民族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同时，有针对性地吸引外资既可缩小国际收支顺差，也有利于优化引进外资的产业结构。
二是有利于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企业投资国外能增加本地的GNP，因此，地方政府既有扩大本地经济的积极性，又有激励本地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的动力，加速其国际化营运步伐，并通过增加投资者的利润和对外投资收益的回流，增加本地的GNP。
三是有助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减少二者的博弈行为。通过统计GDP，中央政府可以精确掌握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通货膨胀等经济总量的变化，从而进行全局性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则追求GNP以提升本地居民生活水平，这样从源头上理顺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经济管理的关系，避免二者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的博弈行为。四是有利于真实反映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我国经常项目有顺差，因而GDP大于GNP。用GNP核算，能够去除经济增长的水分，便于缓解外国的疑虑和我国承受的外部压力。
二、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国内外统筹的资源开发储备体制
我国应从全球的高度出发，根据自身资源储量和全球资源的分布情况，综合考虑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以及我国加入WTO 之后的有利条件，在权衡国家经济安全和维护国内矿业生产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合理统筹两个市场且充分利用国外资源，选择最佳的投资地点，以弥补我国的资源缺口。这不仅符合国民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数量的需要，更是能源资源储备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1.将统筹全球资源战略纳入国家外交发展战略体系
目前，我国对世界上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实施多种形式的援助，每年的援助总金额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因此，应充分利用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适当调整国家对外经济援助政策，努力开展资源外交，与周边国家和其他资源大国加强双边、多边磋商，签订有关政府协议，包括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经济合作协定等，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在征得受援国政府同意的条件下，利用经援费用，争取优先安排符合我国产业政策的重大矿产勘查项目，并促使对方提供优惠政策和工作便利，及时妥善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2.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源定价机制
市场机制以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信息，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因此，稀缺资源的开发利用决策应以价格信息为指导，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此外，合理的资源价格是沟通国内和国际资源市场的桥梁。为了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政府在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中应发挥对资源市场价格调控作用。其目的是抑制资源市场的垄断性，在保证全社会福利得到改善的条件下，使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合理的资源价格结构还必须正确理顺资源、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
3.建立资源战略储备制度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应及早建立战略性资源的储备制度，以保障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资源市场的良性循环。根据国外的经验，制定涉及资源储备的相关法律制度，其对象应以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短缺资源为主。
一是组建国家储备经营管理公司，具体负责战略储备管理工作。如确定储备种类和指标、经济政策和动用规则，安排储备专项预算和年度储备计划等。
二是设立国家资源储备和企业资源储备并举制度。国家储备是中央政府直接投资、拥有和控制的后备资源，以封存为主，不随意动用，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企业储备是资源生产、加工和流通企业履行法定义务的储备量，即保有的最低库存量，属于国家资源储备体系之下的商业储备。
三是建立资源储备统计报告制度。通过对资源生产、销售、进出口、库存等数据信息的收集、分析，政府可及时跟踪、监测资源供需形势和市场变化，对资源储备规模、应急情况下的储备投放等进行决策。
四是建立资源储备建设专项资金。国家储备应由中央财政直接投资完成，企业储备费用则由企业承担，国家采用部分资助、贴息以及贷款等方式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
五是可用矿产资源特别消费税作为担保，由国家储备经营管理公司向国内外发行长期国家储备债券。发行的对象主要面向民间投资者，如退休基金、医疗保险基金等。
4.完善矿产资源期货贸易，获取矿产贸易价格定价权
一要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美、英等期货市场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各类交易规模巨大的投机者。所以，我们既要不断促进国内矿产企业进入矿产期货市场交易，扩大进行矿产期货交易的投资公司、结算公司和保证公司的队伍，同时也应该允许国外的套期保值者进入我国的期货市场，这样才能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容量。对于国内机构投资者，规定其参与期货市场持有头寸不得超过其资本金的一定比率来控制风险；对于国外机构投资者，可仿效QFII的相关规定，给予合格投资者一定金额的投资规模，以活跃市场。同时，要提高散户的准入门槛，将其比率控制在一定规模以下。
二要持续优化我国矿产品期货交易所布局。根据国内外矿产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发展趋势，逐步恢复北京商品交易所、上海金属交易所、天津联合交易所等的矿产品期货交易，并大力发展石油交易所和黄金交易所，不断扩大矿产期货交易的类别、品种、规模，获取规模收益和范围经济。
三要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矿产期货市场的建立和有效的监管是分不开的，我国亟需制定《矿产品期货交易法》等法律及其相关实施细则，建立并完善一整套由政府宏观监管、期货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矿产品期货交易所自我管理相统一的“三位一体”市场监管体系，以强化政府对矿产品期货市场风险监控力度，确保其保值增值机制有效而适度，防止矿产品期货交易的过度投机。
（二）增加进口，尽可能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
“十一五”规划提出，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善进口税收政策，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和国内短缺的能源、原材料进口，促进资源进口多元化，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根据这一要求，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进出口贸易平衡策略。
1.设立进口贸易发展专项基金和进口金融信贷支持
建议设立进口贸易发展专项基金，用于鼓励进口贸易企业的进口和进口贸易重点领域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扩大进口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有助于规范引导。这种鼓励做法在WTO协定的范围内也是允许的。另外，贸易发展基金应更多地倾向于扩大进口，中国进出口专业银行等应通过设立进口信贷，对国家鼓励进口的产品，提供中长期的贷款或者担保。
2.调整关税结构、扩大进口额度
一要调整进出口关税结构，通过关税的增减，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鼓励企业更多地进口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资源和商品，如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和国内短缺的能源、原材料等。
二要扩大进口额度，减少进口商品限制种类。可考虑对进口商品进行分类指导，划分为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实行分类管理。
三要简化进口手续。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统计资料，我国清关需要7.9天，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6.7天）。这表明我国在扩大进口，实施贸易便利化方面，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3.构建进出口商会等非官方的外贸管理与协调体系
进出口商会、承包商会、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等“中观”机构，具有专业性强、联系面广、信息灵通的优势，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起着重要的沟通桥梁作用。它们既是政府决策的信息提供者和加工者，同时也收集、散发各种进口贸易信息，并作为企业代言人协调进口商品价格、维护整体利益，还可部分代替政府解决纠纷，清查不正当贸易行为，促进市场稳定发展。因此，应在现有进出口商会基础上，根据主要贸易商品分类改组或建立全国统一的分行业进出口商会，充分发挥其对市场、价格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协调、指导功能。
4.建立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
应充分调动各部门的主动性，构建商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进出口银行、海关总署之间的协作机制，形成进口调控的整体合力。一方面，要加强进口贸易宏观监测与管理，及时各类商品进口数量、价格统计及其发展的趋势分析，完善进口行政许可制度、制定进口技术法规与标准等措施；另一方面，要制定重点商品的进口参考价格，加强对外资企业进口的监控，阻止其通过高进低出方式向境外转移利润。
（三）鼓励资源型企业“走出去”，保持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平衡
由于长期以来资本输出受到严格的审批限制，加上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发展起步较晚，严重滞后于利用外资的发展水平。
1.明确企业境外资源开发的战略目标和任务
我国海外矿产资源开发的目标任务是：充分发挥地缘政治外交优势，构建周边矿产资源合作开发圈，建立一批紧缺资源的稳定海外生产供应基地和资源储备基地，为国家长期、稳定、经济合理地利用国外矿产资源提供保障；打造一批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实力的跨国矿业集团，培养一批既懂专业又精通国际化经营、国际资本运营和矿产品贸易的企业管理人才，使我国勘查开发世界矿产资源的竞争能力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加快优化我国矿业结构和建立现代矿业经济体系。
2.设立国家境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探基金
为了实质性启动矿产资源“积极走出去”的战略，建议国家尽快决策设立境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探基金，主要用于海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开发，扶持企业进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该基金是以中央财政预算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并由政府管理的基金。其中财政预算部分，目前主要可从中央财政增量投入、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资金、中央所得矿产资源补偿费、海外矿产品返销国内上缴的税收和探矿权使用费价款中各拿一块，总额控制在每年20亿元左右，逐年递增。在基金和管理与使用上，应有偿使用与风险投入并举。对风险勘查项目，实行自筹资金和基金投入相结合，其中自筹资金的比例最高可达70%，最低不得低于30%。项目如获成功，按项目各方出资比例享受权益；项目失败，经过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核销。对于境外开发项目、收购或参股项目，按低于同期国家投资银行利率有偿使用基金。通过滚动运作，达到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之目的。
3.构建完善的海外矿产开发的财税和金融支持体系
促进我国海外资源直接投资的发展，必须在财政税收、金融外汇、服务等方面形成配套和鼓励我国企业对外矿产资源直接投资的有效政策体系。
一是把外汇货币储备与矿产资源实物储备、期货储备紧密结合，将矿产期货仓单视作一种新型外汇组合品种，通过变换资产存在形式来提高金融资产的质量，规避金融风险和汇率风险，提高抵御国际价格大幅波动的能力，增强我国资源安全。
二是给予海外投资开发的矿产品与国产矿石同等待遇，适当减免进口增值税和关税，提高海外权益矿产的市场竞争力。
三是允许从事境外资源风险勘探开发业务的企业在境外注册全资子公司，以防止发生风险追索国内母公司法律责任。子公司有权对外融资并在国外上市。
四是银行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境外矿产开发项目的政策性贷款利率，原则上应优于国内同类项目。
五是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即允许中资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
六是建立国家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参与海外投资的中资企业享受海外亏损提留、国内所得税减免等优惠政策。
4.组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资源跨国集团
一是打破各种制度约束，对矿产企业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联合、重组、兼并，将优质的国有资本打包，培育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矿业公司。
二是进一步理顺国内大型矿业企业的组织制度和管理结构，稳步推进公司产权结构多元化，规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导向对公司的生产要素进行优化设计，加快主副业分离，真正实现从管理模式和营运机制上的专业化、市场化、现代化。
三是鼓励大型矿业集团实施技术创新战略，不断增强科技研究和科技攻关能力，开拓找矿新领域和新地区，加强二次资源、非传统矿产资源如天然气水合物、深海底矿的开发利用，扩大资源利用广度和深度，为资源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四是充分利用我国加入WTO 后的过渡期，在对外开放之前提前对内开放，让我国的矿业集团真正在市场竞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国际数字经济范文5
【关键词】农村 人力资本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在古典经济学中，直到20世纪下半叶，舒尔茨等经济学家提出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所谓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中国学者李宝元（2000）指出，人力资本的内涵主要指通过教育、培训和其他正规和非正规的学习过程，以及通过健康投资、劳动力迁移等手段而凝结在自然人身上的知识、技能、优良品质和所有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一 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现状
1．农村人力资本不断提升，但存量仍然较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年鉴》显示（见表1），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城乡人口数的比重在逐步下降，但由于基数过大，乡村人口逐年增长。也就是说，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人口对象在进一步扩大。
在国家“普九”教育与扫盲教育政策的指导下，随着各方面教育投入的增加，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所占比重稳步增加，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以及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呈明显下降趋势。但总的来看，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仍然偏低。张亿钧（2007）在计算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后发现，2003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33年，比城市劳动力少了3年，不难看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偏低。
2．城乡人力资本差异明显
从2009年城乡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来看，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分别比城镇劳动力高3.5、15.3、13.4个百分点，而高中文化程度与大专及大专以上人口却分别比城镇低10.2、16.5个百分点。农村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劳动力比例仅为2%，而城镇这一比率已达18.5%，城乡人力资本差异由此可见一斑。城乡现实存在的收入差距更主要的是财政在教育投入上的城乡“二元标准”，造成了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入的不平衡。据测算，2003年我国平均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包括城市学生在内）与农村初中生均经费比是1.38∶1，平均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包括城市学生在内）与农村小学生均经费比是1.22∶1。教育投入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城乡人力资本的差异，农村教育经费长期不足已严重阻碍农村教育的发展，阻碍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张文玺（2007）指出，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由于城市优先政策造成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上的不平等。尤其是在基础教育和初等教育方面，投向城市的预算内财政资源要远远高于农村，导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非常突出。
3．农村人力资本地区之间差异大
我国农村教育投入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中央财政预算内投入只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2.5%左右，因此地方经济的发展与农村教育投入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而农村教育投入的多寡，又直接影响到区域间劳动力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水平不同，进而引起人力资本的差异。按经济发展水平从小到大将各省市自治区进行排列，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即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米本家（2009）指出，2006年人均教育经费最高的省份是北京，达3443元，最低的是贵州，仅371元，贵州仅为北京的10.78%。2006年人均教育经费在800元以上的省份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除外均是东部省份。
二 农村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研究
国际数字经济范文6
这种角色定位的转换可以从客观基础与主观意愿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客观基础集中体现在中国产业的国际化和中国经济实力尤其是外汇实力的增长，而主观意愿则源于能源输入和商品输出面临阻力而带来的压力。
然而无论是中石油竞购尤尼科的破灭，还是TCL、明基等企业海外并购后的经营挫折，都表明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充满了风险。
被动对外输出资本
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二十多年的GDP高速增长，庞大的外商投资规模，使得中国经济不但取得了量的增长，同样实现了质的突破，这集中体现为中国产业的国际化，即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产业链上的一环。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更是强化了这种趋势，众多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目标除了中国市场本身以外，往往都是利用中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从事出口导向的生产活动，将中国变为其跨国集团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生产基地，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更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活动提供初级产品。
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面对国际上的美国与欧洲的产业竞争，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面向东亚进行了产业方面的转移，造成东亚一定程度的产业国际分工。中国的产业国际化也是从日本的产业转移开始的。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欧美的企业也开始纷纷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但价格相对欧美仍然低廉，欧美企业开始将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向中国转移。
这些产业的转移不但使中国的GDP的快速上升，同时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产业的国际化水平，而且推动了中国本土产业资本的发展，同时为中国训练了向外进行资本输出的国际化管理人才。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产业资本，无论资本实力、人才储备，还是技术、管理能力，已经初步具备了向海外进行扩张的实力。
与此同时，随着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一路上扬，带来了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自2006年2月起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到2007年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12020.31亿美元。这样庞大的资金需要寻找出路，而不是静静地躺在央行的金库里。这成为中国对外进行资本输出的经济基础和动力。
中国对外进行资本输出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对外资本输出甚至是国家投资，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等能源企业的对外投资，又如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对外进行的投资；二是企业主导的对外资本输出，即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如华为、海尔、TCL等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三是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DⅡ)吸纳的机构和个人的对外投资。
能源独立时代终结
一个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大量消耗能源，必然要求要有大量的能源供应。
2002年11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一份题为《未来20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今后20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探明储量的2～5倍。未来20～30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
1993年中国成为世界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对世界石油的需求正在不断上升。国际能源署公布的数据称，到2030年中国进口石油占石油总需求的百分比将从2002年的34％激增至80％以上。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预测，在1997年到2020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耗每年大约将增加4.3％――大约为欧洲和美国的增长率的4倍。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石油消费量显著增加。经济快速增长将促使中国石油需求量年均递增12％。近10年来，我国的石油消费年均增长率达到7％，而同期石油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8％，油气供给形势十分严峻。我国进口的石油不断增加，2003年我国进口原油超过9112万吨，对外依存度达到了35％。
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的石油进口到2010年将达到现在日本的水平，日进口400万桶；2020年达到美国现在的进口规模，日进口800万桶。
石油的依存度问题是我们判断某国能源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石油地缘政治十分注重石油供应安全的两个关键指标，即石油进口依存度和石油供应脆弱性。石油进口依存度越高，石油供应的安全性就越低。然而，尽管进口依存度可以反映石油供应的安全状况，如果在进口来源上过分依赖某一个产油国或某一个产油地区，特别是政治上不稳定的石油生产国和输出国地区，就有可能面临石油供应不安全的危险。这种风险成为石油供应的脆弱性。
随着每年石油进口量的增加和缺少战略石油储备，中国极易受到全球原油价格变化、中东地区战争威胁和脆弱的海上航线的影响。一旦出现国际市场供应中断或价格飙升，中国经济、社会、国防均会受到较大冲击。美国可以凭借其强势的世界霸主地位，侵占伊拉克，掠夺石油资源控制权，以整合欧佩克的石油输出，来保障本国的能源供应安全。中国显然没有办法采取这样的霸权手段。
中国必须通过其他运作来保证石油供应为主的能源战略安全，对外进行资本输出，控制尽可能多的石油资源及其他资源就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所以政府主导下能源企业的海外扩张，成为中国最先对外进行的资本输出。
商品输出遭遇“反倾销”
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是难免的，但往往当这些摩擦的一方为中国时，中国发展会给世界带来灾难的论调就会被大肆宣扬，这几乎已经成为中国的“原罪”宿命。
韩国人正在“砸锅卖铁”、美国废铁商搜遍美国每个角落、英国小偷狂偷井盖……这些表面上看似毫无联系的事情，却被认为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关联。世界处在废钢供应的集体恐慌中，且矛头直指中国。
国际贸易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崛起和出口迅速增加的过程中，往往会遭遇到较多的国际经济摩擦。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莫不如是。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在成倍的增加。当一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也就意味着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在增大。“枪打出头鸟”，世界许多国家都把贸易保护的大棒抡向了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
2004年，随着中国进入WTO后过渡时代，中国和1970年代的日本一样，开始遭遇大幅度的反倾销问题。中国商品在海外的处境日益恶化。虽然贸易摩擦是经济成长过程的必然。但是
对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而言，这样的贸易摩擦关系到民族产业的未来，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引擎，也是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何规避贸易壁垒，尽可能降低反倾销对中国商品出口的影响，成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家们思考的关键问题。
此时，对外投资，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无法围堵的中国资本
在获取海外利益的过程中，企业是拓展海外经济利益的核心角色，政府则扮演引导和服务的角色。自1997年开始，中石油进入苏丹的石油开采与炼油项目，并与苏丹合资设立了炼油公司。1997年，中石油购得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油气公司60.2％的股权，并成立了“中油・阿克纠宾”油气控股公司，随后继续购入该公司股权，持股总数现在达74.88％。2003年6月中石油又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共建输油管道的协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将与日俱增。
但是当公司走出国门的时候，该如何保护其投资利益?这取决于签约方国家是否真能遵守和约、是否真能保护外国企业的财产，也取决于国际秩序对这些国家有无约束力。比如，中石油在苏丹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股份对于所在国的公民来说，这些是让“外国人”或“外国公司”控制的股份，相对应的石油资产是被“外国人”占有的资产。既然如此，假如某日在这些国家发生“民族主义”运动，中国在那里的产权就会随时受到威胁。这种来自“民族主义”的威胁可能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种极端的形式是当地政府裸地“没收”外国公司或外国公民在当地的产权。大规模没收外国公司财产的“运动”往往发生在一场或革命之后，中国近代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当然，“民族主义”对中国企业海外产权和合约利益的威胁不一定总是“没收”那么裸，更经常通过税收歧视、立法歧视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地政府有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要求外资企业多交税或者不让其进入某些项目的。比如，俄罗斯当初邀请中石油于2002年12月参加斯拉夫石油公司股权的拍卖。但在拍卖前的一个月里俄罗斯民族主义意识大涨，迫使俄议会通过紧急立法，禁止任何外资股份超出25％的企业参与俄罗斯国有股份的拍卖。这种立法是俄罗斯的国家范围，被排斥在外的中石油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中国能源企业今天能够找到的海外资源所在地，往往是社会稳定“高风险”的地区，那些法治秩序可靠的国家的资源早已有主。
如何保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海外经营的安全?对此，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认为应该通过结构性安排规避风险，在于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上，采取全资，合资、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通过参与开采从项目产出中提成)，或者采用某种“曲线”投资，中方参股第三方国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资源国直接投资等方式，不同的结构性安排会带来完全不相同的海外投资风险。
首先，越是在法制不健全的国家里，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就越不可靠，于是投资者就越不放心把钱委托给上市公司或任何陌生人去经营管理。既然在同一个国家里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都还这么困难，那么当我们把资本从中国投到这样一个国家时，我们的权益的保护之难就可想而知。
其次，在“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里，外国人全资拥有企业或控股本地企业会给外资方带来非常高的产权风险。外国人的持股比越高，其财产被没收的风险也越高，可能随时会被侵占。与本地企业合资以及无股权的服务合同显然风险更低，是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