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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的认识范文1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45-03
一、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
云南省加强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工作,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是省委、省政府根据三农工作新形势决定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云南省通过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采取以点先行、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完善政策、先易后难、逐步推广的政策,对于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云南省农业厅在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中已经给出了简要的概括描述:“通过完善互联网、电脑、数码照相(摄像)机等农业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和完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农村基础情况、乡风民俗、政策法规、政策补贴、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农业生产管理、农业科技、农村财务管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标准、名优产品、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招商引资、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资源环境管理、农村规划建设、农村疫情检测防治、气象、扶贫开发、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农村经济社会信息数据库,建设信息网络服务平台,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信息化,采用图、文、声、像和多媒体等多种形式,为农民提供及时,高效的信息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了解农村基层和新农村建设情况、实施科学决策提供依据。”[1]由此可知,“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实质就是三农的信息化建设。
二、从“数字城市”到“数字乡村”
1.用“数字城市”带动“数字乡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信息化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信息化的运用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经济、乡村经济及其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息化一般首先是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建设发展,而后慢慢过渡到落后地区及乡村的一个动态过程,是信息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如中国信息化发展,首先是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等发达城市率先进行科学规划并进行试点工作,而后才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开。一般来说,城市以工业化为主,而工业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乡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础。按照成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先实现工业化,后发展信息化,然后再把信息化延伸到农业,最终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中,人们不仅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动工业化发展,建设“数字城市”,同时也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建设“数字乡村”,反过来,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的发展又为信息化提供了建设经验和技术支持。中国目前数字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同样得到很大发展的同时,用“数字城市”经验来带动“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种相互依赖、互为促进的关系,两者也将共同推动信息化的进程。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理解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内容。
2.“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能互动发展。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个全局性的长远的战略思维,其核心在于:(1)用数字化手段统一处理城市或乡村问题;(2)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3)为建设数字省份、数字国家、数字地球创造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层次上,长远地规划区域数字信息的获取、处理、应用等方面的相关工作,从系统论和一体化的角度来整合已有的或者正在发展的与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相关的理论、技术、数据、应用和能力。数字城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定目标。目前,应当建立多应用层面的数字化地区、数字化城市或数字化乡村,能够更广泛、深入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云南省自2007年提出“数字乡村”建设以来,“数字城市”建设同样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特别是2008年11月4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考察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时指出:“昆明将建成为‘无线数字城市’,以信息化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毫无疑问,以信息化推进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是未来各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同时,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也要将实现地区数字化、省份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全球数字化作为其发展目标,因为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三、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及成因分析
1.现状。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从2007年开始起步,到目前为止,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到2008年10月27日,全省共制作上传乡村视频文件2 238个,其中乡镇视频351个,完成比例为26%;行政村视频1 887个,完成比例为14.1%;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行政村有6 547个,完成比例为48.6%;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自然村有34 388个,完成比例为28.8%。另外,数据更新工作已完成近50%,其中德宏州、红河州、保山市完成了80%以上,普洱市完成17.2%、临沧市完成20.3%、迪庆州21.7%、昭通市25.1%。视频制作上传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昆明市已经完成了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楚雄州乡镇视频已经百分百的完成,大理州、保山市也完成得较好,分别完成了61%、44.4%。丽江市至今还未启动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普洱市只做了一个乡镇的视频,完成比例为0.09%、临沧市完成了3个乡镇和10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1.3%,昭通市完成2个乡镇和51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3.9%,文山州也只完成了3.9%[2]。从上面的这一系列数据中可看出,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仅仅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其建设力度仍在不断加大,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增多。但同时也会发现,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地方领导不够重视,目前仍就没有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化滞后等状况。
2.存在问题。总体来说,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离保障三农工作顺利开展还有一段距离。从科技上看,目前由于对“数字乡村”的理论方法、关键技术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难以对全省各地“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从人员素质上看,部分信息采集人员、电脑设备、电脑操作人员技术不熟练,影响了工作进度,在信息采集过程中,虽然对各村、寨进行了基础信息和照片采集,但照片采集数量不够,有的照片规格不附合要求,不能满足网页制作需要。其次视频采集制作要求要有较为专业的人员进行摄像、编辑、配音,编辑还要有相应设备和软件,而部分地州,特别是贫穷乡镇均不具备条件;从工作进度方面看,有的地市(如昆明、曲靖、玉溪)工作进度较快,已按实施方案要求完成全部村民委、自然村的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并已完成电子版信息表录入和照片分类保存;而有的地市(如香格里拉、丽江、怒江)进度较慢,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还未完成过半,电子版信息表录入、照片分类保存工作进度缓慢;从建设规划角度看,云南省各地市在数字乡村建设上的条件、标准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统一、规范的规划和技术标准难以确立,即使在着手统一规划之后,也很难尽快达到协调统一;从自身利益考虑,在统一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各地市对本地区的利益考虑得太多,不仅仍然各自为战,而且顾虑太多,拖拉被动,对总体建设规划不支持,具体到各村和个人则更不会积极响应,甚至还会抵触;从应急管理和服务体系角度看,旧的应急体系容易导致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表现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的重复投入,各地市为了完善本地区的应急机制,往往重复购置一些设备,同时增加一些人员。另外,随着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现有应急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不仅变得反应迟钝和效果不佳,而且还常常发生相互之间的脱节和制约,造成本就非常有限的应急资源大量浪费,导致应急管理与服务成效急降。
3.原因分析。毫无疑问,“数字乡村”的建设其基础条件取决于信息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如果某一地区信息化程度高,则该地区发展数字化也将相对容易。然而伴随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认识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影响和制约信息化长远发展的因素也日益显现。对于在云南省数字乡村初始建设过程中,为何会出现上述一系列相关问题,本文认为这主要还是应归结为云南省的信息化水平,具体体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云南省信息化应用总体上仍处于分散推进阶段,体制性、机制仍然存在,电子政务协同服务水平有待加强,社会信息化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第二,信息化基础设施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共享相对滞后,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信息系统的标准、相关数据的格式、形态等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信息化发展水平尚不平衡,地区间、城乡间信息化水平差异明显,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差距”较为明显;第四,信息化普遍服务的广泛性不够,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和配套的政策措施尚待完善,低收入社群和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较弱,信息不对称现象有加剧倾向;第五,信息化“双刃剑”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信息系统故障、计算机病毒、网络犯罪、黑客攻击、不良信息传播等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信息安全管理比较薄弱,信息安全的技术能级亟待提升。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问题威胁着重要信息系统的可靠运行[3]。
综上所述可知,在云南省“数字乡村”持续快速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只有立足现状,发现问题,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最后认真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才能强化云南作为全国“数字乡村”的领头兵地位,才能为其他省市提供相关的参考标本,才具有其他省市借鉴的价值,才能初步形成信息社会的基本框架,勾勒出“数字云南”的大致轮廓。
四、建设“数字乡村”的对策建议
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是一个创新,综观全国三农工作的开展过程,把三农纳入信息化建设,云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因此,对于云南省乡村数字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从其他省市借鉴经验,但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电子政务和数字城市的建设无疑都给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基于电子政务平台建设“数字乡村”。云南省电子政务工程自2002年开始实施,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也自此开始建设,截至2007年底,全省电子政务骨干网已接入4 344个政务部门,省级各部门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网已建及在建全省性专网达44个,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得到充分应用。另外,2007年7月以来,云南省建立了以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为龙头,80个省级部门网站、1 300余个州市政府和部门网站、8 300余个县区政府和部门网站为支撑的全省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群,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为下一步推行“一站式”服务和网上审批、交费、办证、求助等电子政务应用以及实施网上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因此,如果云南省在建设“数字乡村”时能很好地应用其已经成形的电子政务平台,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建设已取得的成效,很好地利用云南省电子政务已有的信息基础设施资源,相信定会为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基于数字城市经验发展“数字乡村”。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因此,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也并非毫无经验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100多个数字城市的建设经验就可作为参考。如“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数字深圳”、“数字杭州”的建设都已经初具规模,其经验也可谓丰富。另外,2004年,云南省为了结合电子政务建设的需要和步骤,提出了建设“数字昆明”的设想,并开展了对“数字昆明”建设的前期摸底调研工作,2007年底,“数字昆明”建设启动了三期工程――昆明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据交换共享平台扩容项目,并计划于2008年8月完成。从中可以看出,云南省通过对“数字昆明”的建设,已经总结了一套“数字城市”建设的技术思路,相信对云南省数字乡村的信息化工作将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导作用。所以可认为,在云南省建设数字乡村时,如能借鉴其他省数字城市建设经验,把在云南省打造数字昆明的技术、思路,通过修改完善后,直接转嫁到数字乡村建设上,进行去粗取精,优势互补,相信定能促进云南省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
3.基于云南省省情完善“数字乡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业,难点在农民。“十一五”时期,云南省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为目标。并认为,全面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云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进一步提高云南人民文化经济生活水平的急迫需要和重要选择。正是立足于这一战略选择,云南省的信息化发展从电子政务开始,接着打造数字城市而后迈向数字乡村,以建设“数字云南”为长远目标,最终构建面向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全数字化信息系统。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规模庞大,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统筹协调,节约物力,即集中全省各业务部门现有设备和信息资源,与国家实施的“金农”、“金水”、“信福”和“三电合一”项目等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相结合,不搞重复建设。同时,还需运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参与,共同建设农业信息交互平台,尽最大努力争取做到使云南省数字乡村信息库内容基于省情,立足于三农,让农民尽快掌握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从而形成开放的现代化、信息化模式,为云南省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整体性地解决区域、全球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问题,为解决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建设方案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农业厅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EB/OL].云南数字乡村网,ynszxc.省略/szxc/ProvincePage/newsview.aspx?id=2280016,2008-01-10.
[2]省农业厅“数字乡村”工程项目实施小组办公室,全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进展顺利[N].数字乡村快讯,2008-10-28(2).
数字乡村的认识范文2
吴旗，毕业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是一位在国际上广受关注的摄影家，2008年曾荣获法国国家博物馆――凯・布朗利博物馆年度艺术创作项目基金奖，“白天不懂夜的黑”、“沉重的灰尘”、“中国天王教”是吴旗的三大代表摄影作品。
“白天下懂夜的黑”系列是吴旗关于夜的视觉叙述。夜晚，是这黑暗的边缘，或者、是这黑暗呈现在现实世界的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现实，或者，是一种诱惑……夜，是我们对于神秘的渴望，对于不可预期的期待。夜晚，还善于鼓舞欲望，煽动罪恶。夜，还覆盖与抚慰痛苦，包容与挣扎。看吴旗的夜晚，就看到了吴旗对于夜晚的态度。吴旗的夜晚是他与梦呓者的夜晚，他迷恋，依赖，甚至并不希望走出这无边的黑暗。他在毫无倦意地玩昧中，成为夜晚游戏中的一个参与者与制造者。吴旗的夜，断片似的道出了人无处可依的隍惑。漫游子夜晚的人，大多数找不到归宿。没有归宿，正是当代人最难堪的处境。吴旗的黑夜是边缘的，吴旗的影像也是边缘的。布拉塞的夜晚是关于一个城市夜晚的记录，而吴旗的夜晚是关于个人内心暗夜的表达。他用一种数字化生成的语言方式，营造了属于夜晚的独特效果。(节选自李媚《吴旗之夜》)
“沉重的灰尘”系列是吴旗带着相机在寒冬深夜的矿区游荡，他将整个矿区景象都笼罩在灰蒙蒙的数字影像特有的噪点之中，他的视觉焦点，是那些让矿区有意义的人的生命。黑夜渲染着旷区的诡异与挣狞，黑夜吞噬着旷工早已脆弱的肉体与灵魂。甚至影像也无法清晰地记录下矿工们形象，无法将他们以纪念碑的方式来呈现、来敬仰。他们只是一些幻的影子，没有个体的价值。这些灰尘是沉重的，这些生命是坚韧的。因为有了这些模糊的身影，矿区才有了人世间的味道。吴旗非常注重影像的造型效果。他精心地用倾斜方式来构图，利用线条的歪斜、交错刻意地制造画面中的不安定因素。他也用光来构图，将黑夜的矿区处理得光影斑驳、层次丰富。吴旗的王体人物在空间比例上总是微小的，甚至模糊的，但常常是画面的点睛之笔。灰尘之沉重，体现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吴旗所拍摄的“中国天主教在乡村”，从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宗教本身原来的意义。吴旗的这组摄影不是单纯的记录性的报道影，是带有观念性的艺术摄影。他刻意突出了中国乡村天王教徒们在精神和现实生活中和谐温暖的一面，所有的影像都传达了一种内敛的平静，虽然这未必是真正全部的生活真实，却明确表达了吴旗对天主教这一宗教的原初精神的认识。天主教早期的绘画就强调一种天堂般的话境、为苦难的救赎解营造召唤的力量，吴旗的摄影抓住了这一传统表达范式的特点，用摄影更为精准的图像效果制造亦真亦幻的宗教生活情境，让这些乡村的天王教徒们呈现出一种天国圣徒般的气象。吴旗摄影中的和谐幸福感，也正是中国乡村天主教徒们笃信的原由。(节选自鲍昆《吴旗的“天主教徒们”》)
数字乡村的认识范文3
从当前的根本事实出发
中国乡村今日的最基本事实之一是劳动力大量外流。2003 年底“离土离乡”的农民工共约1亿人(0.98亿)。另外，“离土不离乡”，就业于乡镇企业的也共约1亿人。这样，在共约5亿（4.90亿）“乡村从业人员”中，约有2亿（40%）从事非农业， 3亿（3.13亿）从事农业。（农业及非农业从业人员的数字比较确切，得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以下简称《农鉴》]：31。离土离乡农民工的数目，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是0.8亿；其后根据农业部调查，2002年是0.95亿，2003年0.98亿——见张晓山《析我国“民工荒”问题，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19日；陆学艺《农民工要从根本是治理》，2005，见于yannan.cn/data/detail/php?id=3084》）
我们可以先从农民工的数量来认识这个问题：以全国70万个（行政）村来计算， 2亿农民工相当于平均每村700劳动力中将近300个脱离农业（《农鉴》：31）。当然，非农劳动力不是平均分配于所有的村庄而是集中于部分地区，因为乡镇企业比较集中于东部沿海以及城郊地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例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已有相当比例的农户不再从事农业，把土地转包给外地人耕种），而离土离乡的农民工则更多来自中部地带。无论如何，全国相当大部分农村已是“半工半耕”的村庄。虽然如此，在农村所有劳动力中，仍然有60%是纯粹从事农业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抽样调查得出的是58%只从事农业，16%非农业，15%两者兼之，10%没有从业——见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年版：308-309）
今日的家庭农场差不多都是很小规模的农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3年人均分配土地是2.4（播种）亩，户均9.2亩，劳均（实际务农劳动力）7.3亩（《农鉴》：31，135）。这当然只是一个平均数字，忽略了各地区间的差异。出来打工人数较多的湘、鄂、皖、川等省的数字是：湖南2。1亩/人、湖北2.7亩/人、安徽2.7亩/人、四川2.0亩/人（同上：33， 139）。
此外，总播种面积的约三分之二（2.3亿亩中的1.5亿）是粮食作物（同上：135），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3年乡村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所产的1362公斤粮食之中，只有18%（294公斤）是出卖的，其它都由农户自家消费（《中国统计年鉴》2004[以下简称《统鉴》]：502-503）。也就是说，今日的种植业中，口粮种植占去共约一半。
在这样的农场上“就业”的劳动力一般每年平均只投入相当于130天的全天劳动，其中80天种植（11天/亩，“三种粮食平均”），另加50天种蔬菜、养猪和养鸡（种蔬菜0.6亩35日、养猪1头12日，养鸡15只3日）（《农鉴》：148，261，276-77，278）。这些劳动力的投入，尽管实际上不是像城市上班那样集中于130天内，而是分散于更多的日数，但是在家只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可以说一般不是全“就业”的，而是“半就业”的。（当然，如果在家的农业劳动力不止一人，而户均只有9个播种亩，那么一个劳动力种植的面积就更少了，其就业比例相应也就更低。）因此也可以说，今日的农业中存在着庞大的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
众所周知，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一般很低。根据统计局的数字，2003年务农的每个劳动力在种植业和饲养业上投入的劳动，其日平均“用工作价”是11元/日。以此计算，一个这样半就业的劳动力在自家的家庭农场上一般每年可以净挣约1430元，也就是说约120元/月。一个常住农村从业人员的非农工资收入基本相同，2003年是1344元/年（同上：289）。
这样的收入水平乃是“离土离乡”农民工外流到城市打工的最基本动因。出外打工的收入虽然不高，但是要比在家庭农场或乡镇企业工作高出好几倍（当然，花费也相对高）。反过来说，低收入的种植劳动（和低工资的乡镇企业）也是离土离乡农民工工资相对低的基本原因， 因为农村充满了更多愿意为这种相对低的报酬而出外打工的劳动力。在供过于求的大环境下，今日的“离土离乡”农民工的工资被压到推、拉交叉的最低点。
我们也许可以想像，如果农村每个务农劳动力能够种植一倍于现在的播种面积（部分非农就业高度发达地区其实已经具备这样的土地条件），也就是说播种面积提高到劳均14亩，每年劳动日数相应提高，这样，即使没有任何规模效益，半就业型的劳动就会变成接近全就业型的劳动，其年收入立刻就可以因此相应提高。同时，种植14亩可以免去过密型经营的低效率，并应具有规模效益的多种可能。现存统计指标没有区别适度规模种植和口粮地型种植，但是，以规模养猪和农户散养猪为例，前者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后者，每头猪所需工数的比例是一比三，每劳动日的净产值的比例是二比一，统计局得出的数目是2002年32元对14元（同上：第276-77页）。一个家庭农场如果能够掺入较高价值的专业性生产，并且能够在大市场前适当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被商人或资本家占去绝大部分），应当可以达到更高的收入。那样，部分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一定会像今日这样全部外流。（我们这里还没有考虑到税费的减免以及农产品价格的可能调整。）
历史回顾和经济分析
长期的人口压力是今日的低报酬、半就业型种植业的主要原因，在几次的历史性大转变中都没有得到解决。首先是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中的现代生产要素（农业机械、科学选种、化肥等）的投入于农业。在发达国家中，这样的农业现代化带来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显著提高。譬如日本，这些投入是在农村人口基本没有增加的历史情况之下实现的。当时因为城市工业蓬勃发展，吸收了相当部分农村人口，因此，农村人口基本稳定，农村劳动力得以吸取现入所赋予的产出上的提高，也因此能够实现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但是，在中国，在这些投入实现的同时，“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增加了将近70%（从1952年的1.73个亿到1980年的2.91个亿，《统鉴》：120）。 加上集体化下妇女劳动力的动员以及每年劳动日数的提高，大规模的劳动力增加决定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依赖原来劳动量的约四倍的投入，伴随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已经是相当高粮食总产量的出发点上进一步把产出提高了约三倍。这是可观的成绩，但是，每劳动日的报酬不仅没有提高，实际上是降低了（d. perkins and s. yusu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984；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441）。
其后，80年代蓬勃的乡村工业化，截至1989年吸收了将近一亿的（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0.94亿，《统鉴》：123）， 再一次带来了可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报酬的机会。但是，农村的劳动力是如此的丰富，当时自然增长率又仍然是如此之高，“乡村农、林、牧、渔”从业人员在十年乡村工业化之后仍然从1980年的2.98亿增加到3.24亿。(乡村人口则从8。1亿增加到8.8亿，乡村总从业人员数从3.18增加到4.09亿。)劳均耕地因此非但没有增加，反而递减（同上：473-74）。
其后，90年代至今，中国大规模参与国际市场，全球资本大规模进入，城市经济大幅度增长，又吸收了约1亿（离土离乡的）农民工，再次提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机会和可能，但是乡村农业从业人员数只有少量的递减，从1989年的3.24亿到2003年的3.13亿 （同上：474）。中国劳动力人数及其自然增长率是如此的庞大，以致改革以来将近三十年之中所发展起来的惊人的非农业就业总的来说仍然少于农村自然增长的数量。这就是今日劳均仍然只有7（播种）亩的基本原因。当然，近年来地方官员大规模侵夺征占城郊农民承包地，达到1.5亿亩、涉及9千万人的幅度，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陆学艺《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前景》，2005，见于weiquan.org.cn/data/detail.php?id=4540）。
数字乡村的认识范文4
对于在村落民俗志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许多民俗学者对此不是那么支持，显得矛盾。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需要保护和传承就离不开数字化技术的配合，另一方面学者担心一条条单调的数据和僵硬的数字会替代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文化的本来面目就会被遮蔽。其实，这种担忧只是来自学科之间的分野，因此大可不必。我们可以用分类储存的办法对民俗进行记录，比如：用A、B、C、D分别代表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组织民俗、语言民俗。又如，用MOI一51代表1号家庭的51岁女人。分类的储存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它能让整个村庄或族群庞杂的事件和人物更加清晰，也有利于检索。尽管分类储存的办法能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很多的素材，但是在展现民俗智慧和文化底蕴以及各个文化项目之间的关联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更不用说展示事物的发展了。因此，注重各事项之间的联系是一个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在黄岗村的民俗志建设时要注重前台的展示工作。数字化的民俗志应该是来自田野和村落，最终服务于田野和村落。在考察田野和村落的过程中，可以对民俗志随时进行一定的修改。因此，我们将此种模式称为“基于时空关系的动态构建模式”。但是，此种模式并不是完美的，也存在一些缺点。下面，笔者就这一问题谈一谈改进办法。首先，先回顾以下前人的研究成果。
2、中国村落的民俗志研究
西方学者弗里德曼在研究民俗时将宗族作为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他认为只有从宗族出发才能更好的认识整个中国社会。施坚雅则从社团出发，将整个农村看成是一个基层的集市。葛学博是最早实践田野工作法的一位西方学者。抽象复杂的资料散落在村落中，仅仅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是不够的。因此，要深入田野，发现民俗事项之间的联系并将其揭示。以上是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国的学者在这方面颇有建树的有，比如他的江苏江村研究，杨懋春对山东台头村的研究。中外的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主要有：男女性别、学术中心圈。
3、对村落民俗志数字化建设的启示
中国的乡村以农民为主，生产的方式主要是农耕。农业社会既不是马林诺夫斯基时代看到的部落社会，更不是工业化后的城市社会。尽管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加快，但是民俗学研究的重镇依然是农业社会，农村依然是一个最佳的研究视角。尽管村庄是研究的出发点，他们还会在市场活动，比如去集市做买卖，参加集市活动，或者是去找寻自己的结婚对象。因此，村落民俗志的研究不仅要重视内部的村落状况，更要注重社会联系。这些社会联系有集市、姻亲、宗教还有国家等。电子地图不受行政区域划分的影响。每一个区域和村落都不是封闭存在的，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要从本地方民众与外面社会交往互动的历史出发，这样才能全面的了解民俗文化的地域与群体的特征。
4、村落民俗志的数字化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数字乡村的认识范文5
“从创业开始，我大大小小做过十几个行业，但最终我还是想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工作。”她说。“我从农村走出来，几年创业历程也做出了一些成绩，现在的梦想就是回报农村，改善乡亲们的生活环境。”当大家都在向往城市“掘金”梦和对城市趋之若鹜的时候，她却对农村了敞开胸怀。
“我相信中国的农村有着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农民将有一番大的作为。”她斩钉截铁的说，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感染了记者。
创业者丽英
严丽英出生于浙江省丽水市静宁县的一个小山村。那里山清水秀，孕育着一方水土一方人。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或许正是出生农村背景历练出她一身的执着。她并没有回避谈起小时候农村的经历。跟大多农村家庭孩子一样，她幼小的肩膀上早早就担负起了维持家庭经营的责任。唯一不一样的是她要在照顾兄弟姐妹之余，还要照顾好生病的母亲。
“当时买一件新衣服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她说。因此，小学毕业之后她就选择走出大山来到温州打拼。这一条路的选择，注定她是一个不满足现状、不断追求的人。当过餐厅服务员，开过餐饮和布店。她说：“之所以选择创业，主要是觉得自己给别人打工，辛辛苦苦做出的成绩，钱却被老板赚去了，心里不舒服，只有自己当老板。”她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但是，创业之路走得却并不轻松。她白天开店铺，晚上睡店里边，一坚持就是几年。对创业和生活的执着让她紧盯着身边的每一次机会。拿下电子厂的项目对于当年的严丽英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一个电子厂的招商项目，她的心中萌发了自己开办电子厂的想法。于是，她大胆地找到了当地一家电子厂的老板，说“我想开电子厂，但是没有钱。我可以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掉后，再把材料的钱给你。”这个老板觉得她挺有意思，可是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如何将这些材料给你能呢。经过一番交流，电子厂老板被她的诚意和执着打动了，最终决定把一批材料赊给了她。但是她并没有经营这方面的经验，所以第一次的产品并没有卖出去。她记得当时电子厂的老板告诉她不会第二次赊原材料给她。但她还是硬着头皮获得了电子厂老板的支援。第二次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教训，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将产品卖出去。有了第一轮的淘金，她开始招工，建厂扩大规模，并从此在事业上更进一步。
和中国数字农村网结缘
事业的成功，并没有让她忘记乡村生活和对乡村的怀念，和中国数字农村网的结缘源于她去农村考察的时候。当时正值柑橘丰收时节，农民把一筐筐柑橘摆在路边，但是一辆辆车经过就是无人问津。她就在想这么好的农产品卖不出去，对农民是多大的损失，那可是农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
这个时候，她就开始留意有关农村项目的信息，关注国家有关农村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政策。
2011年3月10日，浙江省丽水市农业信息化“十二五”规划通过专家论证，规划中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电子商务信息化建设，鼓励农村开展农业电子商务实践，逐步构建农业产加销信息一体化服务模式，改造提升传统农村市场服务业。她认为这是一个时机。2010年上半年经朋友介绍，严丽英开始调研中国数字农村网项目，他发现中国数字农村网似乎有着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在一连串的问询、考察、调研过后，她认识到自己的追求与中国数字农村网的事业是如此的吻合。“服务三农”这崇高而又神圣的理想使严丽英与中国数字农村网结缘了，她依靠优秀的工作成绩成为中国数字农村网温州市市级工作站的站长。
用热情铺就农村电子商务之路
“要先谋而后动，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想运营好平台，就要先深入了解浙江当地的农产品流通环节及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情况。” 在浙江地区渠道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她这样来谈浙江地区渠道建设的工作重点。
据她介绍，浙江商超购进农产品的一般流程是“农民――批发商――供应商――超市物流采购”，通常需经过4个以上的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成本至少上升了15%~20%，导致产业链的两端――农民和消费者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中国数字农村网能够依靠M2M模式可以减少中间商及零售商的环节，把这部分原本被中间商赚取的利润直接“转移”给农民，并最终惠及消费者。
由于浙江民营资本发达，商业人口众多，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在民间开展广泛。数据显示，2008年，浙江省经贸委和财政厅开始实施“万家企业电子商务推进工程”，该工程争取在3年内注册用户数超过200万个、企业会员总数超过40万家，开展电子商务业务的企业超过20万家，从而为打造通畅高效的生产性流通服务体系，促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条件。这成为了在浙江开展电子商务事业的政策优势。
另外，在物流运输方面，浙江省早在2005年就规定:“装运鲜活农产品的挂本省牌照的货运车辆(含冷链、藏车)，凭农业或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动植物检疫证书或鲜活农产品(指不执行检疫的生鲜蛋奶、鲜活水产品、鲜竹笋、鲜板栗等)产地证明，免费通行本省包含高速公路在内的收费公路(含桥梁、隧道)。”这为浙江本地的农产品物流运输铺平了道路。
“凭借浙江省独特的经济优势、政策优势和商业群众基础快速扩展中国数字农村网在当地的影响力。”严丽英谈及浙江省发展前景时从容地说，坚毅声调中透露出希望的光。
只争朝夕
数字乡村的认识范文6
关键词：数字虚拟技术；古建筑；修复；保护；信息集成
古建筑受风雨侵蚀、阳光照射、虫蚁侵害等自然原因，也受现代城市建设的拆毁等人为原因，让很多古建筑失去了原有的风貌，无法复原古建筑，所以历史建筑的复原与保护是我们当代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断发展的现代数字技术尤其是数字建模技术可以构建一个与原建筑一样的虚拟环境，为历史建筑资料的保存和复原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为古建筑的修复和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很大方便。新时期探讨数字虚拟技术应用于古建筑修复保护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1 古建筑修复与保护的重要意义
古建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信息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源，也是人类文明的艺术瑰宝，保护古建筑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近年来，受旅游业、城市建设、环节污染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很多古建筑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形和损坏；古建筑中大多是木质结构，古建筑中的很多考究的工艺细节和工艺元素，受气候影响、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影响，现在是腐蚀损坏非常严重，有的已经是面目全非。而目前掌握精湛工艺的匠人越来越少，其工艺手法渐渐失传，古建筑安全保护与模拟复原是任重道远。有的地方虽然认识到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性，但受政府财力限制，只对部分著名古建筑进行了保护修缮，大多数古建筑还没有列入保护计划，即使列入了计划也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所以保护古建筑是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数字虚拟技术
虚拟技术是利用电脑和传感器模拟一个和真实环境非常逼真的环境。虚拟现实技术是利用计算机构建一个三维数字虚拟环境，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视觉感觉，这就是虚拟现实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是由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多传感器、网络等技术构成。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等数字技术发达的国家都在广泛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如用数字技术来虚拟复原古建筑。虚拟古建筑需要构建可视三维模型，建立古建筑复原系统，收集详细的古建筑资料，建立数据库。建立可视化三维模型首先是建立古建筑的三维结构；接着是对模型进行贴图、打光、渲染等处理，最后是描述处理物体的运动和行为，这样一座仿真的虚拟古建筑就建成了。
3 数字虚拟技术在古建筑保护修复中的应用探索
3.1 古建筑保护修复中的数字化仪器应用
第一，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不受环境条件限制，能够对建筑物表面进行快速扫描，并测量、获取数据，这些数据量大且精准，是一个庞大的三维坐标点的云数据，能满足保护和修复古建筑的高精度要求。这些云数据具有完整、精确、永久等优点，是保护和修复古建筑的依据。利用这些云数据和一些软件，就能构建出建筑物表面的三维模型，还原已经不存在的古建筑。
第二，全站型电子速测仪。全站型电子速测仪简称全站仪，利用全站仪测得的数据就能够计算出任意观测点的坐标，能够准确测量古建筑的形状、大小和空间位置，还能自动绘制出古建筑的平面、剖面、立体等三种图像。在立面测绘时，免棱R全站仪能够选择任意安置点测量古建筑高度，能把所测得的数据准确及时地在草图上标注。
第三，GPS。GPS是全球定位系统的简称，它是由高空中的卫星、地面控制监测系统和用户终端设备三部分组成，具有全天候、全球性、高精度、及时性等特点。在古建筑保护中，应用GPS，通过动态和静态定位方法，能简化摄影测量户外控制工作，测得的数据能够得到及时准确处理。
3.2 古建筑保护修复中的数字化保存
古建筑保护修复中使用数字化仪器，不仅提高了测量效率，也提高了数据精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还能够实现数字化保存，科学归类存放古建筑的年代、建筑内外部结构、图形尺寸和纹理等一系列数据。数字化保存能实现高保真度，调取查阅方便，如果日后要对古建筑进行保护、修复、研究，就可以随时调出这些数字信息，最大限度地发挥古建筑数据库的作用，增加数据的利用价值。
3.3 古建筑保护修复中的数字化监管
古建筑信息数字化保存后，可以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定期不定期地对前后图像的颜色、形状和纹理等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出古建筑图像的匹配度，及时发现古建筑中的风化、腐烂或损坏的部位、程度等详细信息，专业人士可以利用图像处理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对古建筑进行虚拟修复与复原，还其本来面貌，全程实现数字化监管。
3.4 古建筑保护修复中的数字化辅助设计
在古建筑保护修复中，可以利用数字化辅助设计系统，对平面图案、三维实体造型进行数字化辅助设计，也可以对已有的典型图案、三维实体进行创新设计，使得更加便利快捷地复原古建筑。可以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借助古建筑原有的测量数据，创建仿制品，准确地复原与再现古建筑。
3.5 古建筑保护修复中的数字化展示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网络技术构筑虚拟数字博物馆，借助于计算机的虚拟现实技术模拟现实场景，无需一砖一瓦，阅览者通过点点鼠标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内容详尽的历史原貌，让人们产生身临其境感觉，这不仅节省了物质资源，也大大扩展了实体博物馆的展示空间，全方位展示古建筑，人们足不出户就能漫游在虚拟而又真实的博物馆中，就能饱览古建筑的艺术风采和人文魅力。
4 结语
古建筑保护运用数字技术就可以为人们提供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为古建筑提供数字化保存、监管、辅助设计和展示服务，为实现对古建筑的动态监管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能实现更好地对古建筑进行保护。意大利罗马古城的复原，让世界人们又一次目睹了罗马古城的风采。中国建立圆明园的虚拟影模，让人们又体验了大清盛世时皇家御用园林的磅礴气势。江西建设“南昌明城”，重塑明代繁华。所以说，数字虚拟复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它是将来文化遗产复原和保护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刘旭春，丁延辉.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古建筑保护中的应用[J].测绘工程，201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