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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1
关键词：转产转业 渔民 政策建议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在陆地资源被大规模开发利用的今天，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矛盾逐步激化，而海洋以其丰富的资源和开发潜力向我们展示了广阔的前景，成为我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地。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的近海捕捞强度不断增加，海洋资源不断衰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沿海人民的生活和稳定，尤其是中日、中韩和中越北部湾协定的相继实施，使本来就十分严峻的局面雪上加霜。
为此，我国政府从维护海洋资源的可持续角度出发，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的渔业管理经验与政策，我国渔业行政管理部门于2001年开始实行沿海捕捞渔民的转产转业政策，至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沿海渔民转产转业的政策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90年以来，水产品总产量已连续10多年居世界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渔业大国，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造船和捕鱼技术的不断成熟，捕捞强度的加大使得海洋资源枯竭。现在一艘普通的钢质渔轮的生产水平相当于三艘中小型帆船，而劳动力的使用数量却比帆船节约了30%。
进入20世纪以后，工业化不断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如火如荼，大量沿海滩涂被占用，港口建设，海上漏油事件的频发，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的大量排放对鱼类的生活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鱼类的繁殖能力下降，加剧了渔业资源的衰退。
特别是随着《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的签署和相继生效，我国传统的渔场面积被压缩，大批渔船被迫撤出，据统计，中日、中韩渔业协定生效，我国东部各省（市）约有2.5万艘渔船从日韩的对马、济州、大小黑山岛等传统作业渔场撤出，据浙江省统计，仅中韩渔业协定就有超过一万余艘渔船转产，约3万捕捞劳动力下岗待业，波及近10万渔民的生活问题。
鉴于此，从2002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扶持渔民转产转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报废渔船补助，转产转业项目补助，转产转业渔民技能培训补贴等。
2.政策实施的困难
政策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具有统领的作用，所以对于渔业双转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发展渔业经济。尽管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努力对渔民实行转产转业，希望渔民提高收入、渔业走出困难， 然而实际效果与预期相差甚远， 而且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如渔民转产后返流捕捞现象普遍；又如渔民退出捕捞而非渔劳力进入捕捞有逐年增加之势， 削弱双转成果；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海洋开发的推进，临港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大量海域被征用、填没等， 对传统的沿岸渔业生产造成极大冲击， 渔民失业或潜在失业增加， 渔民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1]通过实地考察与分析，我们发现影响双转政策实施的因素主要有：
2.1双转政策涉及的渔民规模大且素质不高
虽然随着捕捞强度和渔业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让大部分渔船和渔民从捕捞大军中退出是历史潮流，但是我国的转产转业政策是由于中日、中韩协定而被迫集体退出捕捞业的，我们把这种称为突发性转产，而发达国家是在市场机制下，受利益的驱动而进行的常规性转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渔民转产问题来得比较突然，突如其来的协定使我们措手不及，大量待转渔民使得我们不得不尽快制定政策，也使得双转工作一时难以开展。
从2002年起，我国对沿海渔民实行转产转业政策，力争5年内减船3万艘，约30万渔民实现转产转业，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此外，渔民相对来说，接受的教育比较少，文化素质不高，缺乏转业的职业技术，造成就业困难，渔区渔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滞后等等也给双转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2.2渔民转产转业的沉淀成本过高，政府扶持资金少
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所谓沉淀成本是指即使厂商不再进行生产也不能收回的成本。[2]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假定所有的固定成本都是沉淀成本。那么对于一个人是否要进入或退出某种行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沉淀成本大于平均成本时，他就可以持续生产；另一种是当沉淀成本小于平均可变成本时，他就会选择退出这一行业。
实际上确切的说当厂商的收益在平均可变成本与平均成本之间时，即使会出现一些损失，他也会继续生产，因为如果停止生产，他就蒙受更大的损失。
对于渔民来说，渔船是渔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也就是投入生产的固定成本，根据政治经济学知识我们得知固定成本是通过工人的劳动一部分一部分的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再通过出售从而得到弥补，也就是回收成本，它不能一次性收回。对于渔船这样的高价值产品更是这样，动辄几十、上百万，回收周期更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另外，渔船的专用性很强，几乎不能用作别的用途，因此，它的二手市场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所以，淘汰旧渔船和转产转业对渔民来说成本比较高，难以承受。渔船越大，投资成本就越高。拥有大渔船的渔民一般靠借款，加上利息成本，退出捕捞业经济损失很大，虽然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给一定补助，但是政府的资金补助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渔民仍是杯水车薪。
2.3政策宣传不到位，完善政策实施的手段
任何一项政策要想达到良好的政策实施效果，除了科学的制定政策目标，进行可行性的政策分析，监督政策实施的过程外，还要有良好的政策宣传手段。渔例如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对工作并不负责，仅仅下发给各渔村干部，也不深入渔民做思想工作，使得政策流于形式，渔民们也只知道有此政策，对其内容却知之甚少，甚至曲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对此，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希望能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
①宣传教育
沿海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渔业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要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先进的媒体传播技术加强对渔民的宣传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现在的形式。理解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取得他们对政策的拥护；
②强制手段
执法机关作为国家的强制机关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尤其是在利益的诱惑下要分清是非，对于一些年老失修的渔船和无证船舶要坚决的查处，依法办理，同时也要加强自身的思想素质，杜绝寻租行为，认真履行国家的相关政策方针；
③利益诱导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今天，双转政策的实施除了国家要进行干预与指导外，更要利用好市场的调节作用。国家在促进渔民转产转业的时候要配置以其他的辅助措施，引导渔民自己退出海洋捕捞业，例如建立渔民的社会保障体制，加强就业指导，对转产转业的渔民给以生活部贴等等；同时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竞争，优胜劣汰，使渔民自主择业，自己选择退出方式，从而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2.4双转政策的补助对象不明确
国家实施渔民转产转业政策的对象是渔民，所以对于渔民这个概念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虽然任何公民，商业机构以及外国人和公司都可以在我国从事渔业捕捞，但我国的渔民转产转业政策的对象应该是传统意义上渔民。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我认为所谓的专业渔民是世代生活在渔村且一直以捕鱼为生的才是渔民，至于原“非专业渔民”的人员成为渔民家庭的成员（入赘女婿等）而下海捕鱼的，这些可以由当地渔民协会视具体情况， 制定出符合本地实际的渔民入会条件来确定。[3]另外，对于“船老大”和“渔工”也要区别对待，都要顾及，例如在渔船报废项目上，根据农业部和财政部的文件规定，渔船报废专项补助的对象是渔船的所有人，即该船的股东，而没有考虑在渔船上的雇工，可见，现行的渔船报废补助政策仅仅注重渔船的产权，却忽视了渔民的渔业权。[4]
3.完善我国渔民转产转业的政策建议
任何一项政策从它的提出、实施到产出，都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要正视其中的不足之处，随着时间的发展来不断修改、完善它。
3.1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科学的总体规划和实施办法
渔民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和农民还不一样，农民还有土地可耕种，而渔民只能依靠海洋生活，没有任何的生活保障，更何况在渔业资源日渐衰竭的今天，渔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我们必须从全局的高度予以重视。同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当中，要根据沿海各地的具体情况的不同，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忽视现实的因素，做到分类指导，合理布局，做到减船、转产转业、保护恢复资源并重。
3.2加大对转产转业渔民的政策扶持力度
①要落实转产转业的各项补助资金，例如对渔船的报废拆解的补助，对渔业税费减免的资金
②加强对渔民培训补助政策。通过农业部渔民转产转业培训专项资金及地方培训补助政策的实施，帮助受训渔民掌握一技之长和提高就业能力
③实行渔民税费减免政策。在沿海各地取缔违规涉鱼收费，在办证、纳税方便，给予优惠和减免；四是对从事海水养殖的渔民给予技术指导和支持。
3.3积极发展旅游业和休闲渔业
现代渔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面对海洋资源的衰竭，必须调整渔业发展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培植龙头企业，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海产品，同时加大滨海资源的开发，促进渔民的增收、转型，从传统的以打渔为生的渔民变成真正的“上班族”，这样才能更好的吸纳更多的转业渔民，促进可持续发展。
3.4完善法律制度，创造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船舶报废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坚决依法办案，处理“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同时针对我国渔业资源的特点，进行渔业权的法律制度的研究，建立一项符合我国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渔业权制度。
3.5落实渔业权保障渔民权益，建立渔民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在城市已经有了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险制度，农村也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而渔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工作，渔民，特别是老年渔民，病残渔民等弱势群体还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建立渔民养老保险制度已成为广大渔民最迫切的要求。只有渔民的医疗卫生、就业、养老等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才会得到根本的落实。
参考文献：
[1]刘舜斌.制度、国情、政策与渔业问题[J].海洋渔业.
[2][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卡尔·E·沃尔什.经济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1996：161
[3]刘舜斌.渔业权研究II[J].中国渔业经济，2009，1（27）.
[4]韩立民.渔业经济前沿问题探索.海洋出版社[M].2007：143.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2
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贾康等在《新供给：经济学的中国创新》中将其思路表述为“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主要政策主张概括为以“双创双化双减”等展开的“八双五并重”，强调以供给侧发力破解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凸显与瓶颈以对接现代化“中国梦”。这些构成了中国版“新供给”学说的亮点，其主要理论基础层面的研究成果则体现在已形成的一系列论文和公开出版物。
“新供给”学说提出的背景在于世界金融危机提出了对于经济学以往成果作系统性反思的必要性，同时中国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过去的快速发展难度加大，面临减速压力而势必转入“新常态”。面对未来的挑战，在经济理论和政策领域，急需以理论创新来支持和保证正确的改革发展路径。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出者，滕泰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交替误导了中国。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必须阶段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才能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货币主义则坚信一切通胀归根到底都是货币原因造成的。在两种思想的交替指导下，在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会选择凯恩斯主义，加大投资、放松信贷，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又会高举货币主义的大旗，通过减少投资、紧缩信贷的方式拼命紧缩“踩刹车”。在“踩油门”和“踩刹车”的交替中，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投资猛增、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潮轮番上演。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只看到硬币的一面―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币的另一面―供给。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问题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所谓通胀都只不过是“食品通胀”，而食品通胀的根源在于粮食、蔬菜和猪肉的周期性供给波动。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也可以作为新供给主义的短期经济管理目标，然而实现这个短期目标的办法既不是刺激总需求，也不是计划经济手段或传统产业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五大财富源泉
滕泰介绍，“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自2012年底提出以来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新供给主义宣言》一同被提出的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一贯主张的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解除供给抑制，也必须从这五大财富源泉出发。
财富源泉之一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人口红利’。”滕泰说。目前中国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说一个农业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长期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中国的相对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财富源泉之二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业就将一直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而小农经济产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矿产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空间。
财富源泉之三是资本。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多万亿人民币。然而，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国利率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4%-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和最贵的资本价格？原因就在于资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逐步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从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业会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财富源泉之四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型人才，很多国有科研机构白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却缺少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不仅强化市场导向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创新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业研发、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层面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财富源泉之五是制度本身。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
但是，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出者，滕泰说：“在整个2014年，我几乎没有发表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当初《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宣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几乎都是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学术领域乃至政府都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进行需求管理似乎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是过犹不及。其实供给侧的改革是利在长远，挖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但是不能有失偏颇，当需求不足的时候，也需振兴，所以在2014年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就没有再去反复批判需求了。不仅如此，在2014年‘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重点实际上已经悄然转变，转向降低融资成本、推动减税降费、利用股市扩大内需。做出这样变化的原因在于，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2013年出现了失误，可以说2013年的‘钱荒’是造成2014年经济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转换角度，提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也是新供给主义，因为如果融资成本太高，会影响供给，降低融资成本、降低税费才能提高有效供给。”
认真观察经济数据不难发现，十以来，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压力下不断下行，特别是在去年三、四季度表现尤为明显，滕泰直言：“有人把经济下行的原因归结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问题，可是在我看来，2013年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以来的实体经济严重资本供给短缺以及被显著抬高的融资成本才是主要原因。所以在2014年5月，我们从这个角度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的三大稳增长主张，很快就变成了过去一年来经济的主要脉络。”
这稳增长的三大主张分别是，在经济融资成本畸高的背景下，应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目标：不能让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而应该让资金价格真实地反映中国储蓄和信贷需求的关系，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
其次，减税是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净利润率来刺激企业家扩大有效供给，或通过降低家庭税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刺激居民消费，是市场化的、可持续的稳增长方式；而扩大政府财政投资稳增长，则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建议逐步用减税替代政府投资。
另外，新供给主义虽然更强调通过减税、降低利率等要素成本来扩大有效供给，但是也不排斥利用市场化手段减少需求抑制的措施。比如，利用股市激活实体经济，早有国际惯例可寻。
对于外界提出的目前“出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现象”的疑惑，滕泰表示，不能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对立起来。“要抛弃虚拟经济的概念，我们现在谈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同实体经济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而不是截然对立的，资金进入股市就是进入实体经济。上市公司把进入股市的资金用于其他投资，资金就进入了实体经济。股市上涨，老百姓赚钱后刺激了其消费行为，消费经济由此转好。再比如一家企业通过IPO市值10亿元，股市上涨后其市值升值至20亿元，通过银行抵押获得更多贷款，再用于投资。所以股市上涨影响消费、投资好转，经济也会相应受到影响转好。股市可能领先于经济也可能落后于经济，这些都是正常现象。2015年中国经济如果出现意外触底回稳，主要的动力将来自于股市。”
最后，滕泰透露，他近期酝酿的新作视角为从新供给到新需求，他强调，这与之前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完全不矛盾，而是更加完善。“长期增长的源泉在于供给侧，即五大财富源泉再加上放松管制和消除垄断，这要一直坚持，但是供给侧的改革利在长远，进度没有期望快，而且可能会遭遇较大的阻力，然而中国经济从2014年到现在陷入了局部经济衰退和全面通货紧缩的边缘，还面临着局部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应对短期经济下滑，既要继续坚持新供给主义的改革政策，同时还要采取新需求理论来迅速振兴中国经济，借助股市振兴经济就算其中一个。”滕泰说。
寻求持续增长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些学者已在讨论“供给管理”，其讨论往往侧重于总供给变化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行为，并特别注重在转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框架下产业政策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创新。
贾康、徐林、姚余栋、黄剑辉等学者在2013年第一期《财政研究》发表的论文《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可称为新供给研究群体的一份把理论创新与改革主张体系化联结的代表作。其后，贾康任院长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又陆续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他们指出，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矛盾也逐渐凸显，使渐进改革路径以来的制度供给的劣势有所暴露。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面临的减速压力，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收敛，并且这一过程将跨较长时期。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局部及个别时段出现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适应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并学会在更具广泛性、与国内消费和服务业联系更大、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然而，现实情况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
财政政策受“三元悖论”式的约束是个永恒命题，即减税、增支和控制负债三项要求不能同时满足。特别是历经了上一次以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后，中国财政刺激的安全空间已经明显收窄。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尚属合理，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和居民实际社会保障情况，进一步提升税负总水平并不可行。与此同时，未来中国财政支出将迅速增加，包括用于健全养老金体系、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另外，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经成了一定程度的隐性财政负担。因此，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
新背景下，虽然逆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用武之地，但寻求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新供给经济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理论框架上实现了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
首先，指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相比于需求侧，供给侧的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的不对称的理由。
其次，指出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指出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
其后，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群体有自己的“立”。
第一，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刺激之下的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当代学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和创新取向。在基础理论层面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发生而来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回应和解决这个视角上的问题，其实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么样”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在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中或‘反周期’调控中自然解决结构问题”，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有待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认为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特别强调了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他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研究中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研究者的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八双、五并重”的基本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针对这一点，贾康强调：“在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经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3
关键词：碳排放权国际贸易；CDM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200108-02
1 国际碳排放权市场的现状
碳排放权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贸易产品，它的目的在于以较低成本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碳排放权国际贸易以温室气体排放许可证或减排信用额为主要商品形式。企业是这一贸易主要的参与实体，在特定范围的交易规则和交易框架进行贸易。
按照《京都协议书》对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要求，2012年前发达国家需要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在50亿吨至55亿吨，其中一半减排量由发达国家内部完成，余下超过25亿吨则需要通过通过国际市场，主要与发展中国家进行CDM项目合作以实现减排目标。而据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全球范围已签约的减排量还不到3亿吨。在今后五年的时间内，可以预计，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将会有一个爆炸式的增长。尽管《京都议定书》在美国并未获得批准，但碳排放交易市场已经止式启动，并获得蓬勃发展，潜力巨大。据世界银行估计，2008年～2012年全球碳交易需求量为7～13亿吨，交易值可为每年140～650亿美元。另据欧洲气候交易所称，一旦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交易在期货期权市场展开，仅欧洲市场每年的规模就将达到580亿美元。
从目前的情况看，随着碳排放权国际交易的迅速增长，附件一中的发达国家是碳排放权的主要买家，用以充抵在《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责任，或者作为一种投机手段在今后出售来获利。而非附件一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该商品的主要卖家，与发达国家进行CDM项目的合作，并将产生的CERs通过合同规定的方式出售给发达国家。
2 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在发展CDM项目，进行碳权贸易上，我国有较强的禀赋资源。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表现出以煤炭为主，能源利用率较低。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因此我国减排潜力很大。另外，设备及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且具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较好的政策环境与经济发展潜力，所以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一般高于我国，如美国减少1吨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大约是100美元，而在中国只有20美元。
因此，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大的温室气体减排信用额提供者。根据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EB)的统计信息，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已经注册成功的CDM项目总数为890个，其中我国已注册成功的项目数量为147个，占项目总数的16.52％，仅次于印度(33.82％)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我国已注册项目的减排量规模普遍较大，因此在总减排量上，我国以90.956，948吨二氧化碳当量雄居榜首，占全球预期年减排量的48.38％。根据亚行环境专家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中国每年将提供近1.5到2.5亿吨的CO2当量。市场份额约占全球一半。
2.1 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碳权贸易对我国的意义不仅仅是我国又找到一种新的贸易商品。根据联合国的定义，CDM项目应遵循以下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优先领域相一致；促进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先进、高效、环境友好的技术转让，特别是能源技术的转让；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环境的改善等。
因此，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碳排放权贸易，有助于我国获得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特别是能源技术的转让，开发由于存在技术或资金障碍而仅凭借自身的能力难以实施的项目，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2 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影响
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碳排放权贸易作为排污权交易的一种方式，参与其中无疑对国内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形成、排污交易制度的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通过CDM项目的国际合作，我国在引进先进的技术同时，也可以积累宝贵的碳减排项目合作经验，这对我国在日后不得不承担起减排责任时无疑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作用。CDM项目的监督、审核、减排量监测等，都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和方法，以保证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不造成新的环境破坏，对我国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进行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而且，CDM项目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其监测制度和第三方审核等体制，也为我国进一步治理国内环境污染，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2.3 碳排放权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作用
《京都议定书》所产生的碳排放贸易机制在短期内除给我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正在向世界传输这样一个市场信号：利用大气资源是有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外都已基本加入京都体系，而且即使美国没有加人，其在国内也正在建立类似的体系。虽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碳减排三种灵活的履约体制，但毕竟还是会产生成本。而聪明的西方人选择了一种一箭双雕的方式：进行产业转移。发达国家把高污染、高能耗及资源型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从这些国家进口低附加值产品或半成品，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发达国家自己的排放量，实现他们单个的排放目标，而且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使得发展中国家一直指责发达国家高消耗的声音减弱，并且挥舞起政治和经济的大棒，强烈要求碳排放量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起减排的责任。
无疑，中国正面临这样一种情形。西方消费需求加剧了中国碳排放增长。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的快速增长，不仅是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的结果，更是国外市场的消费需求拉动所引起的货物出口迅速增加所致。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增长，1990年至2003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亿吨，增幅超过73％。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3.5％，并且很有可能在201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京都议定书》下一个履约期的谈判中，我国将面临着国际上极大的压力要求承担起减排责任，再想如第一期中逍遥自在恐怕不再可得。
而我国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阶段，是能源需求的高增长时期――高楼、高速路、铁路、机场、电厂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原材料。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化石能源，并且由于技术和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源消费强度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比较高，而技术和
设备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和更新的。一旦在这个时期承担起减排责任，这无疑是给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踩下了刹车，将会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很强的负面作用，影响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此外，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增长和粗放式地生产方式还会给中国带来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国际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建立了保护环境的游戏规则，只有节能、低污染的产品，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站住脚。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国际竞争对手可能会利用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设定“绿色”贸易壁垒，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会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手中的武器。中国高排放、低产出获得的产品，可能成为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因子，引发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
2.4 碳排放权贸易的局限性
令人忧心的是，迄今为止，国际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流通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权交易市场流动性差，发展不完善，被各种交易类别分割成了多个封闭的市场，各市场间缺乏流动性。其中最典型的是CDM项目的交易市场和国际其他交易市场之间的流动性问题。CDM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合作实施的碳减排项目，发展中国家只能将减排额度出售给发达国家的中介机构，却不能拿到国际市场去进行出售，导致这成为一个明显的买方市场。相反，国际买家却可以将在发展中国家购买的减排额度拿到国际市场去出售，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交易中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不可能期望用自己的CDM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来抵扣自己的份额，并且也无法从中获取较大收益。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4
[关键词] 升值 贬值 新货币现象
一、“新货币现象”的产生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一次性上调2.1%以来，人民币一直处在对外升值的通道中。2007年人民币汇率全年上涨了6.4%,2008年1月2日至2008年4月24 日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人民币汇率升幅达4.3%。至2008年4月24 日，相对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8.11元每美元,人民币对美元累积升值了13.8％，为6.9890元每美元。
依据“一价定理”（law of one price），在经过汇率折算后，除去运输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交易费用，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应当一致，这是由货币作为特殊商品的同质性和流动性所决定的。然而,在人民币一路升值且有加快趋势的状况下,人民币的对内却在不断贬值。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07年全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了近5％，2008年一季度CPI总体涨幅约为8.0%。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5%的CPI 水平是一个显著通胀的标志。这种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且两者的差异呈不断扩大趋势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新货币现象”。
二、“新货币现象”的成因
目前人民币对外升值加速的预期依然炙热、对内通胀的压力同样丝毫未减，我国人民币“内贬外升”的特征显然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不符,然而,经过分析发现，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却相互关联。造成人民币“内贬外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际收支双顺差, 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外汇占款大幅攀升
在中国经济强势增长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大幅度攀升。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料，1999年我国外汇储备为1546.75亿元，而截至2008年3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增加到16821.77亿美元。
一方面，从汇率决定理论的角度分析, 国际收支双顺差,以及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经济原因，同时由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断提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也使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大, 促使了人民币升值。
另一方面，巨额的外汇储备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占款。外汇占款是指中央银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量，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比较近年来我国M0、M1、M2的增速和GDP的增速，可以看到，不论何种货币供应口径下，与实体经济的需求相比，货币供应量都显得偏高。当过量的货币追逐物品时，物价会上涨。引发国内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量过大。
2.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致
从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的悬殊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形成了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冷战后，阻碍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政治堤坝崩溃，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悬殊，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开始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转移，以获得在本国生产中所无法获得的巨大利润。当全球经济体系趋于融合时，市场的力量必然会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扭曲情况进行校正，其基本方向就是通过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外部创造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不断拉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
人民币的“内贬”是中国的货币对本国的商品和生产要素贬值，而“外升”则是外国货币在对中国货币贬值，也是外国的货币在以更大的幅度对中国的商品与生产要素贬值。因此不论是中国的物价上涨，还是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从发达国家看，都是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在提升，通胀率与汇率的变动方向也由此从以往的互逆变成了同向。
3.中国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体制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倡导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 这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没有做出很好的调整。目前, 经济发展的动力仍然是“高投资”和“高出口”, 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最终消费在我国始终处在较弱的地位, 而由此引起的“高储蓄”, 又促使了“高投资”和“高出口”。大量出口产生的顺差使得人民币一直处在对外升值状态, 但由于我国汇率制度改革起步不久，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间实际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汇率的调节灵活性较小，这时人民币升值压力无法通过调整汇价释放，而升值预期产生的国际游资的大量进入，对内的通胀压力就同步积累，压抑的对外升值加剧了对内贬值。
三、对人民币“新货币现象”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人民币的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已经成为近几年我国货币领域的一种新现象。这一新货币现象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很大的威胁, 同时也给我国的货币政策乃至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挑战.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速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新的货币现象主要是由经济的外向性质以及派生的顺差导致外汇流入形成的，政策的着重点应该在对外经济方面。一方面，在目前有管理的汇率机制下，加快推进汇率制度改革，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期间，短期内适度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另一方面，应努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可以考虑逐步在周边地区实现有条件的流通，将对人民币的投机冲击和升值预期逐步地分摊到周边地区，用疏而不是堵的方式化解流动性过剩危机。
2.加快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促进国内经济均衡发展
如上文所述,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失衡,“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必然促使对外经济发展的失衡。经济发展规律表明: 一国过分地强调以出口为导向, 必然加大该国对外的依存度, 长此下去,必然会不断削弱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加剧本国产业结构的“洋化”, 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内需潜力很大的大国来说既是不相匹配也是不能持续的。所以我国应加快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减少对外出口的依赖, 提高国内国民的消费率, 优化本国产业产品结构，促使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贝多广朱晓莉: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J].经济研究,2007，(9)
[2余永定:全球经济不平衡与中国的调整[J].中国金融,2005,(12)
[3]曹龙骐: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新货币现象”剖析[J].深圳大学学报,2008,（1）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5
关键词：汇率预期 人民币跨境流通量 人民币国际化
一、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后，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和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日益显现，中国也适时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而货币能否成功国际化的关键在于该货币是否具有良好的汇率预期。人民币跨境流通量的变动会引起外汇市场上人民币供需变化，进而引起人民汇率预期波动。因此，研究人民币跨境流通量与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关系，对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汇率预期是指经济主体对汇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变化趋势和幅度的一种判断。国内学者通常认为我国汇率预期形成机制为外推型，即只能依据汇率近期走势以及美元强弱等外推。人民币跨境流通是指人民币在境外承担价值储藏、交换媒介等职能。
而国内关于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研究较少，且多基于人民币跨境结算视角。Lardy & Douglass（2011）认为，当前人民币结算大多用于中国的进口贸易而非出口贸易，意味着人民币跨境流出量增加，这会增加而不是降低在岸市场上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沙文兵和刘红忠（2014）对人民币国际化、汇率预期以及汇率变动三者间的互动机理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国际化进展顺利时，人民币跨境存量的提升会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潘大洋（2015）指出，境外人民币供求失衡风险加剧，这将进一步放大人民币升值压力。
从现有文献可知，目前对于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对汇率预期影响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理论和逻辑推理上，而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从这个方面出发，先估算人民币境外流通量，然后实证分析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及国内有关经济变量对汇率预期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以完善现有研究。
二、机理分析及变量选取
（一）人民币跨境流通对汇率预期影响机理
本文认为人民币跨境流通量正向影响汇率预期。由于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得主要渠道是经常项目下的贸易结算以及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当人民币资产相对于其他国际货币计价的资产的预期收益上升或风险下降，非居民倾向于增持人民币资产，外国厂商倾向于选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从而使人民趴缇沉魍量增加。这意味着外汇市场上人民币需求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会形成升值预期。反之则有贬值预期。
（二）变量选取
1、人民币跨境流通量（CB）
该变量需要测算得到。基本思路是通过第一阶段数据得到我国实际境内货币需求估计式，再根据该式估算出第二阶段我国境内货币需求，与实际货币供给之差即为境外人民币流通量。选取1996年1月-2005年12月为第一阶段，2009年7月到2016年9月为第二阶段。
（1）实际境内货币需求估计。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由与经济总体状况有关的预防动机、与可支配收入有关的投机动机、与市场利息率有关的交易动机三大动机决定。本文选取广义货币需求M2为被解释变量，国民收入GDP、经济货币化程度X、实际利率R为解释变量。考虑到GDP是季度数据，为基于月度数据分析，以工业增加值IVA作为GDP变量。X为M2与IVA的比值。R为一年期定期存款（整存整取）利率。用CPI对IVA和M2平减以消除物价影响，并对IVA和Y取对数。
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可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根据AIC信息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2阶（见表1）。
由于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故可构造第一阶段货币需求模型：
ln（Y）=3.467711+0.963079ln（IVA）+0.015488X-0.010875R
（42.70587） （125.2137） （48.27456） （-6.675871）
R2为0.999， F统计概率为0，方程拟合程度较好，各系数均显著，且参数符号符合经济意义。残差ADF统计量为-7.069933，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残差序列平稳。模型设定正确。
（2）境外人民币流通量估算（第二阶段2009年7月至2016年9月数据）。将处理好的2009年7月至2016年9月的相关数据代入上述模型，得到第二阶段人民币跨境流通量。用CB表示。
2、汇率预期（EXPR）
由于境外无本金远期交割（NDF）交易活跃且不受政策监管约束，价格由完全的市场行为形成，国内学者认为NDF充分反映人民币汇率预期。本文亦以一年期NDF汇率为变量，将日数据简单月平均。可知，当直接标价法下的NDF数值上升，意味着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反之则有贬值压力。
3、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构造影响汇率及汇率预期的量化指标外汇储备（RG）作为控制变量。外汇储备会影响投资者对一国金融市场的预期和信心。且从我国现实情况看，长期“双顺差”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使得外汇供大于求，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可认为外汇储备正向影响本币汇率预期。以官方外汇储备值表示RG。
三、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影响实证分析
（一）检验与估计
由于VAR模型时间要求时间序列平稳，对各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性。同样的，进行平稳性检验（表2）。
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对lnCB、lnEXRP、lnRG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得到dlnCB、dlnEXRP、dlnRG，在经济含义上变为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增长率、汇率预期升（贬）率、外汇储备增长率。对平稳变量不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根据AIC、SC信息准则，同时为避免过度参数化，确定滞后期为2阶，构建VAR（2）模型。AR Root Graph显示所有根模的倒数均位于单位圆内，即该模型平稳。
（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可以观察到变量短期间的动态相互影响的方向、作用力度和时滞问题。冲击的作用时限为12个月。
由图1中得，第1期，人民币汇率预期波动率受到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增长率一个标准单位正向冲击后有负响应，在第2期达到负向最大-1.4%。在第3期后，汇率预期波动对冲击转为短暂且微弱的正响应。这可能是因为当人民币跨境流通速度加快，出现资本外逃等金融异动现象，意味着未来人民币贬值风险也加大。总体上短期人民币跨境流通增加率对人民币汇率预期有“先升后贬”的影响。
由图2中得，从第1期，人民币汇率预期波动率受到外汇储备增长率正向冲击后有负响应，且在前两期较大。该负响应持续到第8期后渐弱并趋于消失。总体上短期外汇储备规模扩大会引起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
（三）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通过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变量变化的贡献度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度。表3给出了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增长率和外汇储备波动率对人民币汇率预期波动率的影响程度。其中，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量增长率对于汇率预期的正向冲击第一期就产生影响，在第7期趋于稳定。而外汇储备滞后一期才对人民币汇率预期有影响，在第8期趋于稳定。且人民币跨境流通量波动较外汇储备波动的贡献总体更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短期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增加将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但要谨防增加过快导致的贬值风险；短期外汇储备变动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动产生负向影响。
第二，方差分解分析得，人民币跨境流通变动对于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动的贡献度更大。长期三者有稳定的均衡关系。
（二）政策建议
1、健全人民币跨境流通监管体系，积极引导人民币回流
人民币跨境流通量变动影响汇率预期。因此一方面应健全人民币跨境流通监管体系，有规划性地引导人民币跨境流通方向。另一方面，应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系统建设，同时发挥资本项目下沪港通、深港通对人民币回流的贡献以拓宽回流渠道。
2、合理控制外汇储备规模
随着我国实行“藏汇于民”的结售汇制度改革及推进“资产外币化、债务去杠杆”，我国外汇储备趋减，易造成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因此，应在我国外汇市龉芾砜蚣苤心扇胪饣愦⒈缸试矗以把控外汇储备规模，从而稳定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参考文献：
[1]沙文兵.刘红忠.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变动与汇率预期[J]，金融理论与政策.2014（8）
[2]任珊.人民币跨境流通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影响.南京师范大学.2014（12）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6
关键词：两缺口模型,FDI,资本回报率
一、理论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飞速发展的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摆脱贫穷和落后，大幅度增加投资，扩大资本规模是一条必经之路，但由于这些国家收入相对偏低，人口又多，人均收入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后所剩无几，无法形成有效的储蓄水平。因而在扩大生产过程中经常有资金不足情况出现。这时候，引进外部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变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发展道路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资金短缺状况。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力度引进外资以弥补国内投资不足的问题。如今，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成为了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东道国之一。这些年来，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已经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隐藏在其背后的理论支持又是什么呢？学术界中对引进外资的理论已经作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钱纳里和斯特劳在1966年提出的“两缺口模型”。
“两缺口模型”的中心思想是：当发展中国家实现其经济发展的目标所需资源的数量与国内最大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缺口时，引进外部资源是弥补这些缺口的必要条件。其推导过程可以表述为Y=C+I+X-M。其中Y为总收入，C为总消费，I为总投资，X和M个代表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上式移项后为Y-C-I=X-M。又因为Y-C=S，所以S-I=M-X，即I-S=X-M。左边的（I-S）表示投资与储蓄之差，称为储蓄缺口；而右边的（M-X）表示进口与出口之差，即外汇缺口，左右两端必须平衡。如果投资大于储蓄，则国内储蓄出现缺口，这个缺口要靠进口大于出口来平衡。在一既定的核算阶段，储蓄缺口应于外汇缺口相等。
然而，在两缺口模型中的四个变量的独立变动的，他们各自计划的数量也是独自决定的，所以模型中的平衡是事后平衡。根据模型，调整两缺口以使之平衡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一种消极的调整方法，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当储蓄缺口大于外汇缺口，可以采用减少国内投资或者增加国内储蓄的方法是两个缺口得到平衡。但增加储蓄短期内难以做到，降低投资则会减缓经济发展。第二种情况是当外汇缺口大于储蓄缺口时，可以采用减少进口或者增加出口的办法使两个缺口平衡，但增加出口在短期内同样难以做到，减少进口则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第二中方法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方法。即引进外资条件下的调整方式。如果两个缺口不具有互补性，就不宜消极地采用压缩投资或削减进口的方法，以免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而应当积极采用引进外资的方法，使两个缺口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得到平衡。引进外资以平衡两个缺口模型具有双重效果：一，可以减轻外汇不足的压力。二，可以增加国内投资，减轻国内储蓄不足的压力。基于第二种方法的优点，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问题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二、两缺口模型与中国实际的悖论
根据两缺口模型，中国大力引进外资的背景应该是在对外贸易中的入超国地位。然而根据对中国从1978年到2004年的进出口贸易额的观察，却可以发现中国只有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少数年份里是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其余年份，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地位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中国引进的外资额却在不断增长。到2004年，实际引进外资总额达5621.05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这显然与两缺口模型所作的结论不相一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两缺口模型只是从资本方面衡量引进外资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引进外资不但从资本上补充了储蓄缺口，而且在外商对中国投资的同时，还带来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管理理念。所以，仅仅从资本一方面做考察是不够的。用以考量中国的实际情况会出现偏差。对于两缺口模型的这个不足，赫尔希曼等人做了进一步研究并且提出了“三缺口模型”和“四缺口模型”等修正方法。发展形成的“四缺口模型”将引进利用外资的意义从弥补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扩展到了弥补储蓄缺口、外汇缺口、政府税收缺口及生产要素缺口，并论述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弥补生产要素缺口，即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家才能、技术和技能以及信息等方面存在的缺口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较大、建设资金短缺时，引进资金通常会成为一国外资政策的首要目标，此时外资政策目标强调的重点是引进外资的规模和数量，在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前提下兼顾外资的质量。相反，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消失、建设资金比较充裕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等生产要素便会成为一国外资政策的首要目标，此时外资政策目标的重点是外资的质量，而资金则是次要的。
其次，最近学者们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面对着相对低效率的国内金融体系和国外相对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因此，他们认为国内的储蓄首先通过贸易顺差流向国外，相应在国内积累起大量的国际储备，然后又通过各种引进外资的渠道流回国内，通过这个迂回的过程来引入国外的效率较高的金融体系，使国内储蓄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
第三，在大多数产业，中国都对外商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其内销产品，而所得人民币经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可以汇出中国。到2004年，外商投资总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按照年内销利润为10%计算，即为500亿美元。根据有关专家估计，大概有10%的利润会被汇往国外，这就造成了外国投资资金的“回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引进外资的数额。。
综上所述，我国在贸易中的顺差地位和引进外资并不矛盾。
三、引进外资的适当规模的确定
引进外资的规模究竟应该多大是由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最佳的外资引进规模应该是让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了计算方便，我们用平均成本代替边际成本。收益是指引进外资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用外资对GDP的贡献率来衡量。成本则是外资在中国取得的利润，用永续的现金流计算。根据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的效应，我们可以认为外资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起到的促进作用也是边际递减的。为了计算方便，简单的从外资Kf，国内固定资产投资Kd，劳动力labor三个变量来考察国民生产总值。采用线性模型来对上述几个变量进行回归。数据如下：其中，GDP采用实际GDP，FDI总量为各年FDI乘以当年平均汇率加总，并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通货膨胀为GDP平减指数，即为各年名义GDP除以实际GDP，内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为实际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总量减去FDI总量。我们假定回归函数的形式为：GDP=b1Kd+b2Kf+b3labor+c+u
b1,b2,b3和c为待定系数，U是误差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GDP=1.937231*Kd +5.113702*Kf + 0.323227*labor - 12323.03
（10.73406） （4.006903） （1.875107）（-1.256035）
拟合优度：0.993353 F检验值： 697.4040
指标显示，模型表现良好，反映了现实的情况Kd的系数为1.937231，表示每一美元的国内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是1.937231美元。而Kf的系数为5.113702，远大于Kd的，这就说明外资部门的生产效率确实比内资部门高。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如外资进入中国带来的现进技术和先进管理，以及在外资部门工作的劳动力普遍受过较高教育等。所以，根据回归结果，外资的边际收益为每美元5.11美元。
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的1万2千4百家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回报率高达22%，即一美元每年回报是0.22美元。按平均资本回报率10%来算。那么，根据永续年金计算的外资每美元的平均成本就是2.418美元。远远小于边际收益。所以，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说，目前引进外资的规模还存在扩大的要求。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该模型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模型使用的是总量分析方法，虽然证明了中国对外资存在需求，但是既未对国内投资结构和储蓄结构做出分析，也未对所需的进口结构做出分析，因而同中国实际并不是十分吻合。实际上，有学者做过这方面更为深入，具体的研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二）模型强调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却淡化了挖掘国内资源来填补缺口的潜力。
（三）模型并未考虑到中国对外资的吸收能力。
（四）模型忽略了引入外资过多，将会对我国本土经济带来重大冲击这个问题。
所以，单纯从外国资本的成本——收益来考虑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虽然对我们的政策有参考作用，但还不够以此做出判断。我们必须更深入的，更具体的作多方面的研究。
四、政策建议
（一）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我们应该加强和完善经济制度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硬环境，同时健全外商直接投资管理体系，改善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
（二）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明确界定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调控方式。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政府公务员的培养，努力提高中国政府的形象。
（三）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工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引导外商投资更多的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积极促进环保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鼓励外商投资与中国出口创汇产业。
（四）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结构，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1，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优势。2，继续办好经济特区，提高引资质量和档次。3，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积极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
（五）通过方式创新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与质量。多样化引进外资，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强化市场竞争程度，完善投资环境。。通过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和金融体制，利用金融创新手段，提高资本市场的国外资本吸纳能力。通过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和产权交易制度的完善，为外资参与国内企业的跨国兼并，重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并促进外资以多种形式投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改造，参与不良资产的处理。取消国内金融机构面向外资企业的惜贷限制。。
（六）注重利用外资与宏观经济目标的相互协调。调整外资来源结构，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加强宣传，促进交流，用足用好现有政策。拓展融资渠道，鼓励国内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融资与投资。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2]生延超.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适度规模研究[D].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湘潭大学,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