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的概念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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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的概念

数字乡村的概念范文1

图_Photo_何崴

2015年5月22日-27日,中央美术学院乡土研究展《墟释一一情景乡村、土筑木造》在天津北宁公园乐观堂举办。此次展览是201 5天津国际设计周的重要组成部分,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周宇舫教授、何崴副教授联合策展,建筑学院三年级建筑和城市专业的学生共同参与。

此次展览以福建地区的±楼、木拱廊桥和传统村落为研究和观察对象。土楼和木拱廊桥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土楼既具有独特的几何造型和空间原型,也承载了中国汉人独有的家族伦理关系,是研究中国传统居住文化的“活化石”;闽东北木拱廊桥当地称为“厝桥”(厝:房屋),以其独有的木构形式,以及与环境的关系享誉海内外,在《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一座类似的木拱桥。展览提出了独特的观察和研究视角。这个视角包含了对于当代中国乡村风景的观察、传统民居的文献记录、实景照片和手绘速写,重要的是提出了自己对于当前乡村现象的释读。“情景乡村,土筑木造”,所谓情景乡村,指的是依然保留有传统感觉的乡愁似的乡村风景;土筑木造,意指土楼和木拱廊桥,也用来形容中国传统乡村最为常见的建造形式,土与木的结合建造形式。

这个展览始于4年前,脱胎于中央美术学院每年的下乡采风成果展,由两位指导教师(周宇舫、何崴)将学生的作品移出学校,成为有一定影响的乡土研究展览。两位指导教师目前都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任教,一位是周宇舫教授,另一位是何崴副教授。周宇舫毕业于东南大学,曾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多年,后来赴美游学,2003年归国后在央美建筑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是建筑设计方法论和数字建筑基础性理论,并对中国传统土木构造建筑的未来有自己的心得,正试图以数字建筑的概念重新认知中国传统·建构模式和建造体系。何崴副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赴德国留学,2005年开始在央美建筑学院任教至今。近年来,他的研究重点之一是中国乡土空间和文化,尝试以现象学的方式来观察、呈现乡土建筑,并致力于将传统空间语言转译至现代设计中;2014年,何崴主持设计的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心项目获WA中国建筑奖,这是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的—次成功尝试。

历次展览以“相坔”、“二次拓像”、“土楼七解”为题目,连续3年在北京国际设计周展出,包括此次在天津国际设计周的展览,可以被看做是两位指导教师兼策展人的一个心愿的实现。在三年前一次与宋涛先生的对话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即希望能将乡村状态“移”进美术馆,而不是博物馆式的陈列,就包括了再创作的过程,我们称之为重呈。这个概念得到了宋涛等策展人和艺术家们的认同,也成为区别于学校测绘课程汇报的观念性展览。

面对中国传统乡村风景的快速消失,我们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这是这个展览所建构的一个议题。此次展览基于历史4年的中国传统乡村的观察,所展示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基于乡村田野调查的成果,通过对传统乡村情景的重新阐释,呈现了一种态度,即回归土地建构自我认知的教育途径,进而也是对传统村落更新的态度。两位指导教师的乡村理念通过实地教学和与同学同时第一面对实景的感悟,构成了学生作品背后的理念和理论支持,可以从作品中体会到这些理念的呈现。当然,作为作品创作的主体,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2012级建筑小分队的同学们对于下乡所亲历的景物的诠释,真正构成了这个展览,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创造力,展览将止步于—种平铺直叙的成果汇报。

第一组:模型延构

作者:金鹤年方亦嫒李锦莉毛甜甜黄天植王宗杰刘子莘

李亚锦 黄翾 周磊

模型延构(STRUCTURE EXTENDING),基于木拱廊桥的传统木构模型,延展构成的尝试可以被看成是这种独特的木构模型的核心价值。探索的不仅仅是这种建造形式的变化可能性,而是其在当代的生命力,这或许是最为接近其物质性的一面。无论是线性的延伸,还是平面的延展,都是构成性的延展。中国传统建构的精髓即是一种延构模型,或者说是—种具有延展可能性的建造体系。“土筑木造”的延构过程,不仅仅是系得住乡愁的活性载体,更是通向未来的“桥”。

第二组:情景重设

作者:秦缅 王楚霄 周俊彤 王颖 张智乾 胡云飞 刘名沛 孙玉成 黄鹤玥 李宜轩

情景重设( SCENARIO RESETTINO),是基于现场记录资料基础上的场景重新定义和重新设置,实物模型所呈现的是舞台化的共时场景,而皮影戏形式的影像所呈现的是重设的历时性场景,仙官桥的定时影像所记录的则是片段化的时间场景,将这三种对于时间的演绎在一起呈现,是一个非常好的具有蒙太奇电影语言化的“场景重设”装置,特别是一个世俗化的牌桌,将观众置入了场景之中,成为一个观者,也是被观看的对象也是—种时间的呈现,或者说“时空穿越”。那些坐在廊桥中讲述廊桥故事的长者,正是场景重设的主角。

第三组:移位映像

作者:陶暄文 孙慧琦 郭皓月 葛婧妍 梁欣 苗九颖 吕佳依 高俊 王睿东 马鑫移位映像(TRANS-LOCATION MAPPING),整个“小博物馆”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映像( MAPPING)”,用移动为操作,将作品定位为各种“移位”。有现场实物的“移物”,有通过映像叠影的“移影”,讲述一个置入自我的故事;有图像转译实物模型的“移译”,还有图形图像叠合传统绘画视觉语言的“移像”关联,简单拓像的碑文痕迹转移和异质呈现。“移”的概念本意是转换和错置,这个小博物馆的定义事实上不再是实物或影像的陈列,而是一个诠释现实存在的多维映像。在“映像”的语境下,采样的实物变成了有意味的“现成品”。

第五组:身体映射

作者:姜旭 刘烨琳 付一玲 隋昕 姜黎 徐子 钟朗 蔡明倩 赵今今 高鹏飞 薛海明

身体映射(BODYMAPPING),一边是纪实性的声音,讲述着先人遗构的故事,一边是通过身体来体验土楼的几何构成关系。静默的集体舞蹈静音了历史故事,土楼的中心院落成为一个舞台,也是一个被诠释的对象,舞蹈的内容是由被诠释的对象即时引发的无意义集体动作,瞬间构成一个抽象的空间,可以被称为“身体映射”,不知土楼中的先民们是否也是这样来看待土楼中的仪式的,但“身体映射”本身所探讨的正是身体与环境的关系,仪式本身就是集体身体行为的“映射”。用绳子拉紧的模拟木拱廊桥的结构,也是对原木结构的一种材料解构,从而获得了全新的结构造型形态。

第四组:文字解构

作者:王子健 刘琪睿 张兰 郭宇飞 王浩坤 江衍璋 蒯新珏 金延盛 刘明希 张玮琪 戴高乐

文字解构(CHARACTER DECONSTRUCTION),汉字中有很多叠构的字,不管给予了什么奇怪的发音,其字面的意思还是可以通过对于所叠之字的视觉认读来获得一个模糊的意思。如果溯源汉字的造字之法,又可以看成是一些可读性强且视觉形意明确的部首所叠合。同学们受到木拱廊桥中的对联、诗句的感悟,通过对于“诗句”的文字和意境解构,然后重新创构了新的文字,这或多或少可以看成是从老师那里走出来了-一步。山水长卷草稿所描绘的情景一如世外桃源,尝试中国特有的视觉呈现方式来建构现实与过去的共生。

【策展人说】

与其它展览所不同的是,每件作品的说明文字实际上是策展人对于作品的旁观阅读。这样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呈现的再释读文本,与原始考察对象已经产生距离,而这个距离是重要的,可以被看做是创造性的源泉。对于这个展览,策展人认为整个展览就是一个观念展览,不是文本的陈列性展示。策展人对于每一组作品的诠释,成为最好展览介绍,更是展品的—种延展方式。

“墟释”这个题目,表达的正是这个双重的意味。即面对传统乡村风景的消失,并试图阐释面对传统乡村情景的消失而感悟土地与文化的传承,从而更好的理解中国建筑的根,和未来发展的道路。

墟的本意是被人所遗弃的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和场所。废墟,即存在而又废弃,凝固了时间。相遇的即刻,自然的再生弥散了这种时间性,废墟所呈现的是一种生机。“望墟兴叹”,不过是一种失落的矫情,面对自然的再生建构的启示,我们诚惶诚恐。

墟的另一个意思是村落中的公共生活空间。墟里,是对传统村落形态最简的描述,也就是乡愁所在。然而,人去村空,墟废成芜,释归成土,随之而逝的是文明的乡愁。这种废墟化的过程,成为当下中国乡村的一个无奈景观,我们难以割舍。

释,有消失之意。墟释,意指乡村消失的状态;释,亦是解释与释义之意。墟释,意指对于废墟的释义与阅读。这里所呈现的无外乎是对中国乡村现状的解读,几个正在释化中的村庄,几个土筑木造的乡村遗构的阐释。不同的观察,引导着学生找寻自我的视角,串联起来的点,构成一个整体移位的映射。诠释过程的关键在于一贯的态度,即不介入状态的拓像呈现,我们默然静观。

数字乡村的概念范文2

贫困是一个人类永恒的课题,在很大程度上,贫穷更是一种社会病,不只是关乎表象的衣食住行和直接的收入,更关系到提升境遇的能力,寻求幸福的机会,确保尊严的权利。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贫困线标准会不断提高,扶持力度会不断扩大,贫困人口比例甚至还可能上升。在这一前提下,贫困人口比例保持稳定乃至上升,实际是公共责任的体现,是社会再分配公平的标志。

世界上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农业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起码重要的经济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

所以说,贫困是一个人类永恒的课题,不管什么朝代,何种社会体系,都在解决的问题,也是每届政府、每位管理者永恒的责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一个需要分阶段实现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事情。

在扶贫开发的过程中,杜绝急功近利,杜绝追求数字、追求表面现象的错误认识,更杜绝领导者因急功近利而造成的一些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制定一些错误的政策。所以,这个思想应该是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制定规划基本的指导思想、理论思想。

现在的党和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

一是永远把贫困和穷人作为我们一个治国、治党和制定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这就叫以人为本。

二是政府把社会出现的贫富悬殊、贫富差距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基本指导思想。

三是正确理解扶贫和救济的概念。救济是任何政府都有的政策,体现一种人文感情,是社会管理的范畴;而扶贫是扶持的摆脱贫困,可以大到经济范畴。

当前扶贫开发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必须注意一些被遗忘、被忽略的角落和人群,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走不到、看不到的角落,这是我们扶贫工作中的盲点。

二是扶贫目前在我们老百姓和政府的意识和观念中,严重形成了一种约定成俗的概念,就是“给”。扶本身的概念就是给,但还有个概念就是扶其起来,我们在扶贫开发中对于扶的措施方面弱于给的概念。扶到底扶什么?这个必须弄明白。

三是扶贫开发工作中的环节、渠道、技术性实施措施、落实等问题,要真正的做到从一家一户贫困的角度出发来制定。更要在扶贫开发中,对一些政策性、实施性、不平衡性、干部作风等影响扶贫开发效果的关键性问题要特别注意。

扶贫开发工作遇到问题的建议

一是制定规划和计划中,注意各部门的任务分割、权利相争到基层的散而治之的问题,注意把投到农村的扶贫资金、救济资金、惠农资金能够综合起来实施,效果会更好一些。

二是重新研究制定一些制度,包括纪律来堵塞扶贫开发中一些过程和环节中的漏洞和出现的问题。

数字乡村的概念范文3

世博会,全名世界博览会,它是一个供全球各国交流的平台,在世博会里,你可以看到各国的最新发明与成果,将种种有助于人类发展的新概念、新观念、新技术展现在世人面前。因此,世博会被誉为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奥林匹克”盛会。

主题

此次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副主题有“城市文化的融合”“ 城市经济的繁荣”“ 城市科技的创新”“ 城市社区的重塑”“ 城市和乡村的互动”。表达了世博会对城市进步的重要作用。

会徽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会徽以汉字“世”为书法创意原形,并与数字“2010”巧妙组合,相得益彰,表达了中国人民举办一届属于世界的、多元文化融合的博览盛会的强烈愿望。会徽图案看起来犹如一个三口之家手牵着手,相拥而乐,表现了家庭的和睦,又包含了“你、我、他”的人类,表达了世博会“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理念,和上海世博会积极的追求。会徽以绿色为主色调,富有生命活力,增添了向上、升腾、明快的动感和意蕴,抒发了中国人民面向未来,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创造激情。

吉祥物

数字乡村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数字中国;农业保险;现代化

1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一直在沿着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策略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为:通过保险公司以市场化的经营模式补贴农民因不可抗力而导致种植业和养殖业遭受的经济损失。如图1所显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2010年至2019年赔款给付和保费缴交都呈现递增的态势,这为农业经营与生产伫立起越来越坚强的防护盾。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正式于2004年起开始实施。为了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我国在2006年推动保监会降低对保险公司的管费收费标准以缓解保险公司的资金紧张,促进保险公司的发展。到了2007年,中央财政为了鼓励农民自愿投保,了农业保险的补贴政策,进一步减少农民投保的压力。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在2012年了《农业保险条例》,规范了农业保险活动,提升了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抵抗风险的能力。2015年,中央政府开创了农险发展新模式——“保险+期货”,将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与期货市场捆绑,促进了农产品保值。2017年,中央政府为了促进农业保险发展,开展特色农业保险,鼓励地方政府及保险公司多途径筹集资金用于支持农产品价格指数试点,从而建立起农业保险的收入制度。到了2019年,以加快农业保险的高质量发展为目的,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和林草局联合了《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尽管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不断完善,但从图1可以看出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上升速度较为缓慢,说明我国的农业保险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2“数字中国”发展战略的提出及其内涵

在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强调“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这标志着“数字中国”成为未来数十年中国信息化发展的目标。“数字中国”包括了“宽带中国”、大数据、“互联网+”、数字乡村等,在“数字中国”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乡村振兴紧密相连。在手机不离身的时代,网民大规模增加,7.72亿的网民中高达7.20亿的即时通讯用户,人均上网时间也达到每周27h的高峰,这表明“数字化”已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概念。有关数据显示,以智能化、高端化、高科技化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超过三分之一、对城镇化就业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就业白皮书(2019)》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去年达到了31.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4.8%,正在实现跨界融合和全面创新,数字化转型日益成为全球企业发展主旋律。

3农业保险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早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就出现私人保险公司开发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产品的现象,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很多学者对农业保险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如Just(1999)、O’Donoghue(2014)都研究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与农业保险的相关性,指出政策性补贴能明显提升农民的购买欲,但在保费相对较少甚至没有的情况下,只有少数生产高风险农产品的农民愿意购买农业保险。同时,O’Donoghue(2009)等人在进行农业增产增收方面研究发现农业补贴包括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补贴能增强农业生产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Yamauchi(1986)通过研究日本的强制性农业保险政策得出,农业保险有平滑收入的作用。该政策的实施能使大部分农户享受农业保险,能使农户在灾害严重的年份提高收入的稳定性。直到20世纪末(1982年)中国才开始出现一些由保险公司和民政农业部门主导开办的农业保险业务。此后,由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起点低、速度缓慢,保险一直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到2013年,农业保险渐入人心,试点范围也不断扩大,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才正式形成。但国内将政策性农业保险与“数字中国”相结合的相关研究并不多,通过知网进行检索,输入“互联网+农业保险”,按主题搜寻,与“互联网+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关的学术文献仅14篇,输入“智慧农业保险”,按主题检索,相关学术文献仅5篇。而“单纯依靠政府补贴”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难以支撑农业保险的有效开展。更好地为国家的农业产业提供可靠的保障,改善农民预期产业收入,走向双赢才是农业保险发展的方向,所以必须正视如今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保险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制度发展滞后、农业保险行业缺乏专业性人员、农民投保意识不高、我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和再保险市场尚不完善。

农业保险亟需创新。农业保险产品应该满足农民的不同需求,因此,需要在现有农业保险产品基础上创新和丰富农业险种,针对不同的农业产品因地制宜地推出带有特色的农业保险产品。销售渠道方面的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类似于淘宝店的网络销售是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供应要跟得上需求才能更好地拓宽市场。基于购买农业保险的大多都是农户,应将农业保险条款设置得更通俗易懂,满足此消费群体的文化水平,利于消费者了解农业保险产品,防止部分农户面对冗长的保险条款产生误解或增大不信任度。农业保险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严重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有些文化水平高的农户充分利用大数据掌握大量的保险信息,钻合作条款的空子通过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来谋取农业保险收益,导致保险公司经营的持续亏损而退出农险市场,造成农业保险市场的萎缩。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缺乏“数字化”

4.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制约政策性农业保险“数字化”。农业保险“数字化”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保险形式,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要更快更好地推行到农村地区,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关键因素,也是一直制约着农业保险“数字化”的首要障碍。在互联网时代,没有网络支持,农业保险就难以顺畅地实现获取市场信息、保费保额测算和勘测定损等功能。我国的网络基础建设还有待加强。虽然我国农村在2016年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6.7%,但直到2018年,全国的网络普及率才达到59.5%,而农村网络普及率只会更低,这对“数字化”农业保险的发展是巨大障碍。4.2农民投保的消极性制约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数字化”推广。农民参保的意愿不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一是与我国的地形和地势有关。我国地形复杂,多山地、丘陵分布,其中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基于此,中国大部分地区无法做到土地集中管理,导致许多农民人均耕地不足,收入水平无法提高,故不愿意花费金钱进行投保。二是与农民心理活动有关。他们中的许多人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只要自己多花心思和精力在农作物的种植上,就能避免遭受损失。并且不少农民认为天灾人祸发生的是小概率事件,没必要为其花费一笔费用。三是与经济水平和生活压力有关。虽然国家实施了许多农业补贴政策,但是只靠农业收入,大部分农民在支付日常开销、看病吃药、子女升学和赡养老人等费用后并不充裕,因此他们常常抱着能省则省的思想,不愿意支付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数字化”市场运营需要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打造一款这样的系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技术和资金的投入,而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又会制约着政策性农业保险“数字化”发展。4.3农业数据获取难制约政策性农业保险“数字化”。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正在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但是“互联网+农业”模式在农村推进进度缓慢,这也间接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数字化”难于推进,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在农村无法做到信息实时、实地共享。目前,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第五代通信技术发展迅猛,但是现在还无法做到彻底融合,这导致与它们相关的设备可操作性并不强且价格高。二是农村人口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义务教育普及范围不断拓展使农村人口平均文化水平也大幅提高,但是老一辈农民的文化水平仍然偏低,而年轻人又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制约了现代数字技术的推广,不利于农业数据的收集。三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数字化”的研发离不开科学数据共享。“数字化”要实现事前预警、事中监控、事后自动理赔,而当前,气候数据不够精密、监测站数量也不够,无法满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数字化”发展。

5“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对策

数字乡村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高专师范生;数字素养;人才培养

进入数字时代,无论教育模式还是资源建设都与传统教育迥异。作为新时代的学习者不仅需要获取传统教育中技术能力知识与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创新思维能力、批判思维能力等内容。因此,培养公民利用批判性思维与开放性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使用技术的能力就成为新时代提升数字公民素养的重要方式,而相关的教育内容与数字素养教育密不可分[1]。现阶段,高专师范生仍是乡村教育师资队伍的主要力量,尤其在众多贫困地域、偏远山区基础教育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是数字时代互联网的使用主体,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在获得专业知识学习与职业技能培养的同时,更不应忽视其数字素养的引导教育。

一、数字素养概念及维度分析

(一)数字素养的概念。数字素养是以色列学者Y.Eshet-Alkalai在1994年首次提出[2]。1997年美国学者PaulGil-ster正式以术语形式提出了“数字素养”的概念,他认为数字素养是通过网络搜索引擎以及超文本阅读对数字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的系列技能,即理解及使用通过计算机显示的各种数字信息资源的能力[3]。此后国内外学者陆续对数字素养开展相关研究。综合而言,数字素养所呈现出的是数字环境中的综合素养,是指在日常生活学习中,能够批判性地使用信息技术,通过数字化手段、方式以及思维对信息进行发现、获取、选择、分析、理解、创造和评价的技能和素养[4]。

(二)数字素养的内容维度。高专师范生所具备的数字素养内容不仅仅只包含学生学习活动中数字技术的使用情况,也关注学生在生活中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来解决问题的情况。该素养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信息处理能力、信息交流能力、信息创造能力、信息安全能力、信息解决能力以及信息道德能力。1.信息处理能力。信息处理能力是指能够利用数字环境中数字资源和使用信息化工具浏览和检索信息,并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和保存,并能对信息的使用价值进行评价与管理的能力。具体表现为:能够阐明自己的信息需求;登录访问相应的网站进行检索、搜集相关信息;能够使用信息化工具和手段查找、提取、保存及管理有用信息。2.信息交流能力。信息交流能力是指能够利用数字工具进行沟通与协作,对信息资源进行共享,在遵守数字环境相应行为规范的基础上与他人进行有效的合作交流。具体体现为:能够使用不同的数字化产品设备和相应的应用程序软件进行沟通交流:使用恰当的方式与不同的对象进行交流与团队协作;在法律、法规及相应行为规范允许的范围内对新闻、知识和资源进行传播和共享;在数字化环境中寻求自身发展和提升自我的机会;将新信息资源与知识融入到自身认知体系的能力。3.信息创造能力。信息创造能力是指在数字化环境中能够整合现有的知识、内容和资源生成、创建和编辑数字内容,并采用合适的形式对新内容、新知识进行传播与输出。具体体现在:能够利用数字环境中的数字媒体和技术手段进行自我创建或完善他人的内容;在应用版权和知识产权许可的前提下对现有的数字资源进行优化。4.信息安全能力。信息安全能力是指在网络中使用信息技术时应具备相应的防范意识,能够采取安全可控的措施保护自身在数字环境中数据与隐私等能力。具体体现在:能够保护自身的数字设备与数据内容;对来自互联网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和威胁有基本的认识并能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在网络活动中具有较强的隐私安全防护意识。5.信息解决能力。信息解决能力是指在数字化环境中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和创新使用信息化工具,运用数IndustrialScienceTribune2021(20)9字化的手段和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体现为:对数字环境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确认以及利用信息技术尝试解决;选择合适的信息化工具、方案以及媒体解决实际问题;了解自身在数字环境中的不足并能寻求合适的数字化手段和方式进行解决。6.信息道德能力。信息道德能力是指在数字环境中进行网络活动中具备基本信息判断与辨识能力,遵循相应的网络道德规范。具体表现为在网络社会活动中尊重、理解他人;对有害信息具有质疑与判断能力,不主动宣传与传播有害信息;遵循网络道德规范;具备文明素养与自控能力。

二、高专师范生数字素养影响因素

互联网时代,数字素养作为数字公民的基本素养显得尤为重要。信息技术对高专师范生的学习和生活影响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高专师范生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其数字素养的高低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

(一)个体特征差异影响。在数字环境中,高专师范生数字素养水平的高低与个体差异显著相关,这些差异包括性别与专业。其中,性别与高专师范生的数字素养综合水平、信息创造能力、信息解决能力显著相关。相对于女生,男生对于计算机的自我效能感更高[5],使用技术的态度比女生更积极[6],男生在面对数字环境中的问题时,更倾向于使用技术以及自我解决,而女生的信息创造能力又好于男生。高专师范生的专业与信息解决能力之间显著相关。由于数字素养是依托于信息技术而诞生的,其发展离不开对前沿技术的支持,而文科性质的学科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人文性、情景性,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明显低于立理科性质的学科。理科生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要高于文科生,因此理科生在数字技术的使用上好于文科生。一方面专业特点影响了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和使用频率,进而影响学生的数字素养水平;另一方面不同专业的学生性别也对学生数字素养的差别存在一定影响。在大学专业的选择上,男生超过一半会选择理工科专业,女生大多选择文科性质的专业。

(二)家庭状况水平影响。高专师范生的家庭常住地域与信息处理能力、信息交流能力、信息安全能力、信息解决能力之间有明显的关系。家庭常住省会、直辖市的学生信息安全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信息解决能力好于常住在乡镇、县、县级市和地级市的学生。家庭常住地域能够部分地反应出一个家庭的经济能力,也部分地影响了学生信息技术的接触程度,进而影响其数字素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素养水平存在城乡鸿沟,城乡鸿沟主要体现在计算机拥有量、互联网普及率、传统信息产品等方面。此外,在进入大学之前部分家长对网络的态度消极,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数字媒介的使用程度、信息技术的认识和利用能力。

(三)高校引导教育影响。高等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对学生数字素养的影响是极为重要,高校的引导教育直接影响着学生数字素养的综合水平。一是缺少对信息化建设及应用的重视。很多高校缺少对数字资源库、教学平台等的丰富与建设;二是缺少合理的课程设置。数字素养课程没有得到与其地位相匹配的重视程度,课程内容设置及教学方式依然落后与陈旧,数字素养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重视程度不足;三是教师缺少高水平的数字素养。教师作为学生学习引导者,对学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教师数字素养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数字素养培养目标的形成;四是缺乏完善数字素养评价体系。由于专门数字素养评价体系的缺失,导致高校在实际培养过程中缺乏可持续的投入。

三、高专师范生数字素养培养策略

高专师范生作为未来基础教育领域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引领作用。其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不仅依靠高专师范生个人努力,还需要高校、教师、家庭协同配合,通过多种形式来提高高专师范生的数字素养。

(一)提升高专师范生自身数字素养能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及社会对数字素养的要求已是必不可挡的趋势,数字素养直接影响高专师范生运用数字资源的能力,也制约其学习生活中借助信息技术而获取的知识。因此,高专师范生要学会接受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开展各项活动,探究创造性使用技术的方法,能够对网络环境中的信息进行深度挖掘,结合专业特点对信息进行分析和梳理,实现对知识和资源有效建构与利用。自觉抵制网络中不良风气的侵蚀,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要求和网络中的各项行为规范准则。增强数字化环境中学习自主性和求知欲,具备利用不同数字媒介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学习提升自身应用水平。

(二)创建数字化学习家庭环境。家庭环境可以培养学生相关工具应用以及良好行为习惯养成,同时也能提升通过使用工具来进行服务的观念与意识。父母作为与子女联系最紧密的人,对子女影响深远。目前,大部分家长对新知识和产品的接收能力较差,思想也相对落后与保守。想要对子女进行有效的培养,家长应转变自身观念,鼓励和支持子女了解和接触各项新技术的应用并努力尝试和接受新知识新产品,了解使用相关工具和网络行为的法律规定。面对网络风行的各类难辨真伪的信息,家长要不断对子女进行适时的教育,来提升其对网络信息的鉴别能力与警觉。同时父母和子女还应加强沟通与探讨,适当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对子女进行正确的引导,从而促进双方数字素养的进步与提升。

(三)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教师作为学生学习过程中最主要的参与者,对学生的影响同样意义重大,作为教师必须具有较高数字素养。因此,教师必须不断加强自主学习,积极参加关于信息技术及其相关的系统培训及交流研讨,自觉学习信息技术及其应用,并利用数字化工具和资源服务教育教学。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探索如何将信息技术有效融合到所教授的课程中,并根据实际情况来丰富与延伸教学内容从而提升学生应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进而促进学生数字素养能力的发展与提升。

数字乡村的概念范文6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逐步加快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在不断适应这个社会,去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价值提升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心理疲惫期。旅游作为当代人度过心理疲惫期的最好选择,旅游景区的服务及其设施如何就成为人们选择是否前往的一个要点。从顺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的角度出发,面对全域旅游概念的提出,伴随“互联网+”所带来的机遇,为了实现旅游景区的进一步发展,传统旅游景区的转型升级是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使效益不断增长的良策。

一、“互联网+”与智慧景区基本概念

(一)“互联网+”

“互联网+”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充分融合,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以及它的灵活性、创新性、交互性推动实体经济进行不断地创新与生产,实现经济发展新形态。

(二)智慧景区

智慧景区是互联网与旅游景区相结合的产物,它打破了传统的营销模式和管理模式,能通过信息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对景区进行管理,无论是对景区地理事物、自然资源,还是景区工作人员行迹、旅游者行为、景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都能进行全面、透彻、及时的感知;对游客、景区工作人员实现可视化管理;同旅游产业上下游企业形成战略联盟;实现景区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智慧景区建设要素分析

(一)景区智能化系统

1.游客通讯网络及定位系统。由于个人移动终端在国内的大范围普及,游客对景区无线宽带网的需求增强。因此在保证其它通讯网络能够正常使用的基础上,通过增强无线信号以达到无线宽带网与游客的移动终端高度联系的目的是各景区必须落实发展的一步。

网络在景区内大范围覆盖的同时促进了手机地图的使用。通过对景区内部地图的收录与细化,只要游客在景区范围内使用APP,就能够清晰明确地标出游客所在的具置。目前,国内的游客定位系统发展范围较狭窄,比如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的游客定位系统只能标识在固定建筑物周围的具体的位置,而在雪场或者雪道上就无法对具置作出定位,也无法提供所在雪道的具体名称和信息。与之相比,国外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旅游业的研究和实践开展得比国内早,美国的Steamboat滑雪场于2005年推出RFID定位装置反馈系统MountainWatch,此系统专为游客服务,具有实时监测游客位置、反馈游客消费情况、推荐最优滑雪路线的功能,以科技化服务保证游客的便捷与安全。

2.智能导游服务系统。智能导游相对于普通的电子自助讲解导游来说,它的服务可选择性更多,也更有个性。比如在2009年,英、德两家公司就以“增强现实”技术为基础,开发了一款智能导游软件。此软件凭借手机里的全球定位功能和摄像、图片识别功能,对游客所在的位置及面前的事物进行摄影定位,并从游客的视角将所在景点的具体信息通过手机显示出来,比如古迹曾经的繁荣样貌或断壁残垣的虚拟重构等。除此之外,该软件还有路线规划功能,人性化的服务表现在充分考虑游客对不同路线的需求,为游客量身定做专属旅行方案,比如帮助游客远离大众线路,独辟蹊径等。

目前,国内也已经有不少景区将智能导游落实到旅游活动中。从2015年7月起,三河古镇景区适时启用了电子语音导览系统,游客来三河古镇只需花10元就可“聘请”一名电子导游,走到哪“导游”到哪儿。因此,在2016年旅游旺季出现时,没有出现“导游荒”。

(二)旅游资源保护系统

1.数字保护系统。旅游资源的保护一直是国家所关注的热点,特别是文物资源的保护。2016年在上海举办的“敦煌:生灵的歌”展览让游客感受到了古文化的震撼,以及发起对文物保护与创新的思考。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敦煌莫高窟就像人从幼年到青年再到壮年,最后到老年,就会离去。这个壁画肯定也是要走色,不过就是速度问题,我们过去做了大量工作使它延年益寿,而无法阻挡他慢慢的退化。”因此,对文物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发展,始终是摆在旅游业面前的一道难题。

图像数字化和档案数字化是实现文物保护的主要方法。而且数字化有着检索快捷方便、容易实时同步备份、维护安全简单、存储空间小等优点。在“互联网+”被提出后,敦煌莫高窟景区就充分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科技手段,最终以数字技术实现了文物保护的完整性与精确性,将整个洞窟的大小、形状、颜色都实现高保真,有效避免了中国文明的失色。

2.3D技术保护系统。文化遗产的珍贵性不仅在于其历史性,还在于难保存性。通过数字技术,我们可以将它的具体信息、图像保存下来,但文物实体该如何保存又成了一个需要不断探索与改进的技术难题。如果目前做不到将文物本体资源永久保存,那么使用一些新科技手段将其最高程度地表现出来,让人们依然能够进行游览的同时,文物本体资源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整。

在国内,结合了三维扫描技术的3D打印技术已经被应用到国内一些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博物馆对3D打印技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对于无法翻模或不适于翻模的文物进行复制和用于局部残缺文物的修复。个别材质的文物,比如瓷器,还可以直接利用打印品来进行文物补全。

虽然3D打印出来的文物,永远都不会是拥有历史与精神的文物本体,但是3D打印却可以作为文物价值的技术支撑,对于文物保护和文物修复是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的。

三、智慧景区建设现状

2015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已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4A级以上景区和智慧乡村旅游试点单位实现免费Wi-Fi(无线局域网)、智能导游、电子讲解、在线预订、信息推送等功能全覆盖,在全国打造1万家智慧景区和智慧旅游乡村。目前,国内的智慧景区建设发展如何,在此以扬州瘦西湖智慧景区的发展建设现状为例进行研究。

《互联网周刊》了2015年智慧旅游景区的Top100,扬州瘦西湖以品牌内涵与影响力得分95.67分、自身网络的建设得分94.78分、传统行业地位得分97.38分,综合得分97.09分位列榜首。作为榜单第一的扬州瘦西湖,以下将对其建设内容分为以下三点进行研究。

(一)灵活营销

蜀冈-瘦西湖景区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宣传渠道和影响力优势,借助各类媒体及微信、微博等手段,开展了高密度的立体宣传营销。比如:针对清明小长假雨天的不利情况,景区连续策划一系列高品质的微博、微信,微杂志作品《清明到扬州来看雨》将连绵阴雨天气演绎出别样雅致的意境,不时被拿来与故宫、三亚等旅游胜地做比较,大大实现了利用微营销达到品牌塑造的目的。

(二)便捷购票

当旅游行为发生时,游客最为关心的不外乎是买票。瘦西湖的高兼容轧机已经实现了一个二维码对应三家OTA(携程、同程、驴妈妈)的一对三模式。游客可通过OTA购买电子票或者在自动售票机自助购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摇一摇“智能购票”。对于传统的团队游,团队通道依旧得到专门开设;而散客可以持金融IC卡直接刷卡进园,便利性得到提高。

(三)智能导航

进入景区后,游客在园区内可享受全覆盖且免费的WiFi网络,可以通过手机虚拟导游了解景点的文化内涵,也可以通过摇一摇的方式进入景区微信服务区,了解景区周边的停车情况、餐饮以及购物场所,并使用导航功能快速地前往各个景点。

四、智慧景区建设对策

目前,国内的景区数量相当庞大,但不是所有景区都有转变为智慧景区的基础。通过对瘦西湖这个发展较为成熟的智慧景区的研究,为目前急需转型升级的景区提供以下两点建设对策。

(一)景区总体智慧化

智慧景区的智慧化不会局限在某一段时期内,也不会单纯地只表现在管理、营销和服务上,而是会由内到外、由小到大、不间断地去改善景区的方方面面,使景区最大程度上与时代科技接轨。转型升级可以是长期的不间断的匀速改造,也可以是短期的投入大成本的快速改造。

在保证旅游资源不被破坏且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创新的基础上,管理是景区经营的关键,作为首要的转型目标,一定要不断地研究与融合时下新兴科学技术,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手段对景区进行管理,使其利用率达到最优,从而实现管理的迅速、便捷、灵活与准确。营销方面,以多渠道、多层次营销为主。多渠道营销在于充分利用各大热门媒体,比如微博、微信、途牛APP、去哪儿APP等,结合传统的营销手段进行营销;多层次营销则以年龄、性别、职业等不同因素,将游客分为不同的目标群体,实行针对性地宣传。服务方面,分为基础设施服务和无形服务,通过对游客需求的调查与研究,对基础设施进行更新与完善,提供现代化的设施设备,给予游客最舒适的体验效果;而无形服务体现在工作人员的服务上,注重服务质量。

(二)多方合作

在全域旅游的大背景下,旅游景区若是“闭关锁国”,就会逐渐失去对游客的吸引力,导致市场竞争力下降。因此,多方合作的重点在于发展成熟且具有一定空间范围的景区可以结合周边的小景点,以大景区为中心,小景点为辐射,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旅游面。在这个旅游面里,又可以形成多条旅游线路,而景区凭借着相对较高的知名度和居于连接的中心点的优势,可以实现稳定,甚至快速的发展。同时,旅游面的形成还可以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比如餐饮业、酒店业等等,其次,通过打造旅游面的线上服务、电商平台,能够更大程度地满足游客的信息采集、购物等需求。多方合作的意义在于,以旅游面的整体吸引力来提高在全域旅游背景下的市场竞争力,达到多方共赢的效果。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