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植物保护意义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植物保护意义范文1
[关键词] 野生动物 野生植物 保护 建议
[中图分类号] S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5）05-0104-02
野生动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人和动物都是大自然之子，都有同等的生存权利。保护野生动植物，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增加生物多样性，不仅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是衡量当地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作为一名从事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的人员，对安阳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通过多年的实际工作，笔者对安阳市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的现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1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现状。
1.1 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野生动植物种类多样。西部太行山区东部平原，中间地带为丘陵，地形地貌复杂，且汤河、洹河、卫河、漳河、淇河流经我市，水域丰富，特别是漳河湿地和汤河湿地形成了湿润的气候，使我市的野生动植物非常丰富，据有关数据显示：境内有国家、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9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43种，河南省重点保护的48种。国家一级保护的有白鹳、玉带海雕、白鹤等13种，二级保护的有雕^、大天鹅等32种。陆生脊椎动物占全省39.6%、两栖类占全省的25%、爬行类占31.6%、鸟类占全省41.6%、兽类占全省的38%。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安阳的生态平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任重道远。虽然安阳境内的野生动物种类较多，但种群数量相对稀少，特别是近年来生态环境影响和人们对食用野味趋之若鹜，造成野生动动植物逐年减少，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缩小、乱捕乱猎行为猖獗以及遭受自然灾害、疫情、依法保护野生动植物力量的薄弱，原来人们所熟知的狼、豹、豺等较大动物，如今数量已显著下降，几乎达到灭绝的边缘。面对这种情况，安阳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近年来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封山育林”工程，同时政府采取禁伐、禁猎、没收枪支、打击盗猎等行动，境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有一定程度恢复，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安阳市根据野生动植物分布情况每年结合“爱鸟周”、“湿地日”、“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等主题活动，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也无数次地救护野生动物，但相对于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仍显薄弱，大多数群众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猎捕、贩卖、消费野生动物的事件仍频繁发生，作为林业部门宣传力度感觉很大，但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还很弱小，因此提高全社会对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仍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2.2 依法保护野生动植物难度大。一是现行法律法规不完善。二是多头立法现象严重；三是没有一部完整的野生动植物法律法规，现行法律法规出现重野生动保护轻野生植物保护之现象； 四是执法主体不明确，执法力度小。野生动植物保护站没有执法职能，而森林公安机关只能管辖野生动物刑事案件，但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型的违法案件中，绝大部分野生动物行政处罚案件至今没有明确的法规授权，给执法活动带来极大不便，对违法缺乏震慑力。
2.3 缺乏野生动物损伤（害）保护赔偿及野生动植物利用机制。野生动植物中的动物种群数量较大时，会出现损害家养牲畜或者粮食作物、甚至伤人的现象，目前欠缺完善的机制，应对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出现的损失赔偿机制。
2.4 猎捕工具管理收缴难度较大。由于猎捕工具多为私人订制或者收藏，虽然经过多次收缴，但仍有个别人制作或者拥有猎捕工具。
3 建议
3.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构筑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坚固长城。首先建议制定或修改现有“野生动植物”的法律法规，避免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分别立法造成野生动植物平衡保护脱节，且有重野生动物轻野生植物保护的现象，同时在法律法规中对野生动植物生境的保护要纳入其中；其次严禁多头立法。避免各部门、地方立法机关在立法执法过程中存在想死争权和推诿责任现象；再次立法的内容要一致，避免造成执法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出售、收购、运输、携带国家或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上述条款中出售、收购、运输、携带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也有且只能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辖，而《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猎捕一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应予立案追诉，《野生动物保护法》与《刑法》存在明显的冲突。由此可见，只有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才能构筑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坚强壁垒。
3.2 强化宣传力度，使全社会都认识到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重要性。一是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要以“爱鸟周”、“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湿地日”等为主题活动为契机，制作宣传版面、赶庙会、科技下乡等形式宣传外，重点要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宣传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重要意义和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保护野生动植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二是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宣传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重要性，特别是不消费野生动物制品，使野生动植物产品没有市场，增强全民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保护意识，改变人们食用野生动物的不文明的餐饮陋习，倡导健康文明的饮食习惯，自觉同各种破坏野生动物的行为作斗争。
3.3 加强相关部门协作，严格猎捕工具管理。工商、公安与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要密切合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强化市场管理力度，严厉查处出售猎捕野生动物的绳套、铁夹子、捕鸟网、媒鸟机、升压泵等猎捕工具；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非法买卖枪支及非法持有、私藏、制造枪支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工商、林业部门及森林公安要互通信息，形成打击野生动物违法犯罪的合力。
3.4 建立健全野生动物损伤（害）保护赔偿及野生动植物利用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的“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据实给予补偿”。由于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措施，有些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有所增加，出现糟蹋农作物甚至伤害家畜、人员的事件，各级政府要把赔偿资金纳入政府预算，作为专项资金，同时要建立健全野生动物损害赔偿机制，确保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能落到实处。
4 小结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生物多样性才是自然的本来面目，全社会达成这样的共识。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工作经历了多年的不懈努力，从法律制度到保护野生动植物意识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强，但相对生态环境的脆弱、法律法规的急需完善及野生动植物的迅速减少等诸多威胁，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从完善法律体系入手、强化部门协作、依法惩处破坏野生动植物的行为，建立起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牢固屏障，才能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梦想。
参考文献
植物保护意义范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推动我国社会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了我国中华文化的精华，所体现出的智慧与文明具有难以估测的意义与价值。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社会各行业对经济发展较为关注，利用新型理念不断更新文化方式，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则日益漠视，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淡出视野，传承人的生活状况不佳的现象，甚至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出现消亡现象，传承人的数量日益减少。对此，不免产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
一、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
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难免会发现盲区、概念的不正确等将可能导致保护工作进入误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保护措施则要明确工作主体，现实生活中将有两个主体，即传承人主体和保护人主体。传承人主体则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延续的载体，例如对传统工艺技术、中医技术以及表演技艺等实现传承的人；保护人主体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社会群体，例如国家政府，学界人士、商界人士以及社会中有影响的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等可实施保护措施的人。虽然保护人主体不直接参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但是以其丰富的保护资源、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话语权，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良好的保护氛围。纵观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经验，保护人主体起着重要作用，其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角色仍是传承人主体，外界因素只能发挥自我优势，从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若保护人主体出现取代行为，将会给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的保护性破坏，不能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目的。
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只能是来源于民间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并不是那些采取保护措施的主体。只有以此为中心，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才能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落到实处，实现保护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熟练掌握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具有区域性和代表性，产生一定影响力，并自愿开展自身技艺技能传授活动的人。因文化遗产制作以及表演难以程度，在对传承人数量上应区分对待，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可以个体或团体的名义进行申报工作，但团体名义时需推荐出具体的个人进行负责。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现状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社会各界重视，进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问题亦逐渐受到关注。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上采取立法保护措施，现今国际上保护立法的法律主要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以新角度新视角引起世界各国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我国，早期在宁夏、江苏等地方制定相关民间美术的法规或规章制度，进而国务院相应的出台关于保护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条例。
现今为止，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主要依据国家政策保护和地方区域保护，同时将这两个方面的保护措施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对传承人的保护。当前我国有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条文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地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也相应的相关保护条例，以便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对策
（一）扩大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宣传方式也是保护措施的一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宣传将能引起社会各层的注意以及增强重视程度。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方面可借助于互联网的传播效应，有效利用互联网进行多方位的宣传，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网络环境下冲破时空的束缚，同时借助计算机技术建立并完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数据库建设，实现社会上的资源共享。还可组织多形式的宣传活动，扩大影响，促进全民树立保护意识，例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流动性展览，将社区、广场等设为展览点，增强普通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两者之间的距离感，以便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
（二）增强传承人保护力度，完善保护体系
建立健全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将能增强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采取国际化立法方式将促进我国有关传承人立法跟上国际标准、惯例、规范的步伐。同时在进行立法工作时我国需结合国内具体国情采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方式，实现保护目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落脚点在于延续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传承方式主要为带徒传艺模式。传承人可鼓励学徒进行切磋交流，彼此进行激励，最后在多名学徒中选取最适合的新传承人，增强传承人的扶持力度，可鼓励感兴趣人员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提高传承质量，营造良好的传承条件。
结束语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具有延续民间优秀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对传承人的良好保护将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完好，进而能够得到良好的传承。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不仅是国家、民族与文明进步的发展要求，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方向。（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幼教特教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芳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04：58-59.
[2] 孙谦，张向军，陈维扬，杨悦，牛江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研究综述[J].黑龙江史志，2013，13：158-159.
植物保护意义范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音乐教育；传承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1-0201-01
加强对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不仅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更需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到高校的音乐教学体系中，在教学过程中，加入音乐文化遗产的相关内容，使当代大学生在学习中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培养学生对自己家乡的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将有助于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保护，并不断进行传承。
一、高校音乐教育能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校音乐教育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不可估量的作用。首先，高校经过多年的建设，具有大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音乐、图像等资料，能够使学生从各个方面了解认识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其次，高校是学识渊博的学者的聚集地，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可以讲授各种音乐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还可共同协作，组建科研团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各方面的调研；再次，高校所培养的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同时还掌握一定的音乐理论知识，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较强，加之对本专业的喜爱，因此有助于开展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教育，唤起当代大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意识。同时，大学校园不仅是一个文化载体，也是一个社会化的场所，学生拥有较多的实践机会，可组织参加各种与音乐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认识独特的民间艺术，领略其中的艺术价值，对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阻碍非遗在高校音乐教育中发展传承的因素
笔者通过访谈、问卷调查、查找资料等方式对河北省近十所高校进行调研，较为全面地了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传承情况，并对其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从当代大学生的兴趣来看，大学生最喜欢流行音乐，从几年前的“超级女声”到“快乐男声”，再到现在的“中国好声音”，备受当代大学生喜爱，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民间传统音乐却极少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中。
其次，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课程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缺少重视。高校的音乐教育虽然在向更专业化的方向前进，却忽视了中华民族本土的音乐文化，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在渐渐消失。因此，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音乐教育中进行传承势在必行。
再次，教师业务水平仍不能驾驭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程的传授。目前，河北各高校音乐专业的师资队伍较雄厚，教师的专业水平较高，且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具有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专业课程能力的教师仍很匮乏。
三、在高校音乐教育中传承非遗的意见与建议
（一）配备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知识种类繁多且地域性强，学校应选拔优秀教师，鼓励其外出学习进修，并要求其积极参加专业院校和社会中举办的相关课程培训，积累相关的文化遗产知识，迅速提升相关的专业技能和教授能力。
（二）精心挑选，组建适宜的教学材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繁多，地域性强，可供课堂教学选用的教学资料可谓琳琅满目。各高校可根据本校所处的地理环境，选取适宜的教学材料，在为学生学习专业课程提供充足的音响材料的同时，也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呈现出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乐形式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因此在教学形式上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模式，以便与教学内容相符，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讲授”“讲座”等方式可以作为学生学习“非遗”内容的基础形式，教师通过讲解基本知识内容，表演相关的音乐作品，使学生认知并记忆。
“观摩表演”是一个有效连接两个学习过程的教学形式。首先学生通过观摩民间艺人的现场表演，学习表演者的表演形式、动作要领等，并与表演者交流、请教学习，获得直接的体验。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了人类历史文明的智慧结晶，是我们民族的文化魂宝。高校音乐教育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势在必行，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传承优秀民族民间音乐作品的使命是责无旁贷的。我们会不懈努力，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寻找、总结更多、更好的传承经验。
参考文献：
[1]裴培.当代城市社区音乐文化研究――许昌市城市社区音乐活动的音乐社会学考察[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
植物保护意义范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公众意识
中图分类号：J129文献标识码：A
自古暨今，中国文化的主导者们“教民追孝”，“孝性”是中华民族精神最重要的特征，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如此偏爱传统文化和祖宗留下来的器物，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是基础这种“孝性”，这一行为能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终于形成气候并引发出一系列重大的实践行动，并不是偶然的，或“头脑发热的”。20世纪初期，有识之士就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并呼吁民众加以保护，且提出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但由于战乱、络绎不绝的社会动员和革命运动使人们无暇顾及这一领域；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西方文化的冲击，民众对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探寻更加迫切，极力寻求打下生命烙印的记忆，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留住这一记忆之一，它“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而是一项举国上下全民参与代代接替的、长期的宏伟的历史性任务。”）参见刘愧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整体性原则》一文，《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然而，从近些年的保护状况来看，虽然出台了非常细致的、具有法律效益的保护策略和措施，却并没有有效的抑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的速度。笔者认为，问题的出现除了关乎有形的“政策”，更关乎无形的公众保护意识。
一、重视“上”“下”层的协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民族或族群，它属于该民族或族群的全体人们，它具有很强的公众性。而公众意识就是这些民族或族群的自我意识，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保护世界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举措，这也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是目前在国内许多单位或地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容以及重要意义认识不充分，他们不知道保护什么？能不能保护？怎样保护？
一个世纪以来，不少研究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研究之中，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做了许多有益有价值的工作。然而，专家、学者们的保护往往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他们热衷于“填补空白”，戴着“艺术之墨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某些因素加以改造和利用，以“变异”的形式存在于“象牙塔”层面的交流与合作。“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注：参见傅谨《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一文，《草根的力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种漠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脱离保护主体的基础意识层即公众保护意识的所谓“保护”，跟不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的速度。
政府的政策有利于保护，也有利于公众保护意识的提高，然而，过于的依赖政策，也会导致公众保护意识的淡薄。2004年8月28日，中国政府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公布了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6月确定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26名。应该说，国家政府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然而，鲜明的“等级制”保护策略，有时会削弱民众的保护意识，他们会认为名录下的遗产才是需要保护的，或者“高等级”的遗产才是保护的对象。我们似乎走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公布名录和传承人”本意是要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而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反而却消减了这种意识，因而，关键不是政策的出台有多少前瞻性，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有多重大的意义，而是实际操作中，重视政策、研究成果与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协调，告诉人们为什么要保护并热爱这一类型的文化，增进保护的紧迫性的认识。
二、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三层举措
提高公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国家社会的自觉意识）其实就是一个全民性“文化自觉”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不是‘死文化’而是‘活文化’，其区别与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点就是依附于特定的民族、群体、区域或个体存在，并流传至今。”（注：参见乔晓光《关注母亲河》一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讲究“活”性，以“人”为本，离开了对人的关注与重视，就是舍本逐末。提高“人”的保护意识虽然是针对全体公众，但具体操作还应具有科学性和循序渐进的过程，笔者认为应该有三个递进的层面，它们所针对的受众不同，得到的效果有差异，而结合实施则可以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
1、提高传承人和相应的专业人员的保护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领域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递、延续和发展的，他们“掌握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他们是中华伟大文明的象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代代相传是文化乃至文明传承的最重要的渠道，传承人是民间文化代代薪火相传的关键，天才的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往往还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化推向历史的高峰。”（注：参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命名工作手册》，2005年版，第11页。）保护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是要保护传承人，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由于传承人的声誉和所处的特殊位置，除了要传授特定的“文化”外，还需传播延续这类“文化”的意义。然而，对于部分传承人而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我们所认为的“文化”，这种最直接的能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的途径应是要得以重视的。此外，近两年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遗产和传承人名录后，有部分没有被列入名录的传承人通过媒体渠道道出了自己的抱怨：“国家不重视，我们如何来传承”，过于依赖政府政策和带有功利性的保护意识，不仅不能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更会加剧它的消亡。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从对濒危形态的抢救，到对消亡形态的搜集整理研究，再到活态形式的扶持振兴与开发利用，都离不开相应的专业人员参与和必要的理论知识指导。较之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艰巨任务，其研究的专业队伍及其分布状况很不均衡，传统文化艺术研究领域比较合格的专业人员，大多集中于部分大都市和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且年龄普遍偏高，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长期进行实地调研。而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集中在“地方和基层”，其保护只有等待“有识之士”来发掘，或利用地方仅有的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在维持，这使得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处于“非专业”状态，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培养专业人才输入基层、培训地方固有的人才以及成立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是有效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有力保障。
2、重视教育的传播方式
教育是人类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教育活动也成为支持、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严重缺乏专业研究队伍，一些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院校开始设立相关专业，开展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历教育，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发挥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桥梁作用。同时，鼓励和支持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知识纳入中小学的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等，来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热情，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但是，在地方专业人员极度匮乏，特别是在一些较为偏远的乡村，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源地，教育工作者自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足，没能力从理论上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做系统规划的情况下，就在学校教育全线铺开，极有可能使效果“事与愿违、南辕北辙，甚至有可能在实施保护的良好愿望之下，由于不能按照科学思想办事，缺乏必要的专业理论指导，带来不必要的遗憾，酿成不必要的祸端。”（注：参见吴文科《以人为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根本性原则》，/main.jsp.）
重视教育，更应该重视教育的传播途径。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一方面要培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级专业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调查、登记、摄像、录音、认定、建档等工作，摸清家底；另一方面，要在本科、专科教育层面大力宣传和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因为这一层面的很大一部分毕业生都将是面对基层和地方的；再次，要对中小学有志教授和传播的教师进行培训，创造和提供机会让其再学习，他们是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传承人”。只有提高了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才能避免“一哄而上”，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全民的保护素质。
3、保存与建立原生态生存环境
保存和建立原生态生存环境与提高公众保护意识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是隐含在物质层面之后的宝贵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传统，这就离不开它的原生态环境。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要想完整的保存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生存环境是不可能的任务，只能是有限的条件内相对的实施，设立生态博物馆提供了这一相对的可能性。
生态博物馆是将自然生态资源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相结合实行整体性保护的一种新型博物馆，又称作“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建立生态博物馆，越少参与经济利益，就越有利于保护原生态环境，一方面要唤起原居民保护与保存传统文化的精华的意识，加大政府和民间的经济投入；另一方面，它能提升原居民的责任感、遗产内聚力和保护意识。此外，这种“博物馆公园”的形式，必然会吸引大量的海内外游客及来访者，除了在进园前的强制性“教育”外，生态博物馆还以其独有的魅力促成和提高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及其保护的意识。
植物保护意义范文5
【关键词】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湖南省西北部，隶属国际旅游新城――张家界市。全县总面积3474平方公里，拥有28个民族，总人口45万人，其中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2.6%。地理区位的相对闭塞、历史的悠久以及多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等因素，形成了形成了桑植县独特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陈俊勉、侯碧云的《守望精神家园：走进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中，归纳了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共分为了12类：民族语言类、民间文学类、民间美术类、民间舞蹈类、民间音乐类、戏曲类、曲艺类、民间手工技艺类、人生礼俗类、民间信仰类、民间知识类以及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类。笔者在对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中了解到，截止2014年底，桑植县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省级5项，市级13项，县级20项。其中，桑植民歌和白族仗鼓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除这两项外，桑植傩戏，桑植白族仗鼓舞、桑植白族游神、桑植花灯、九节鞭等被列入桑植县重点保护名录。
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桑植人民世代相承，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族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是桑植千百年来积累和传承的古老文化财富，具有珍贵的现实及历史价值。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些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遇了人们的忽视。近年来，出于对传统文化保护的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的保护更是迫在眉睫。自 200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以来，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特别是2006年桑植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来，桑植县政府和部分民间人士，对桑植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
二、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分析
（一）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取得的成就
政府对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有效的推动了非遗的保护。桑植县人民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原则，有组织、有次序、分步骤地对桑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工作，对非遗的普查有效地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桑植县人民政府组织专业的技术人员分六个片区对桑植民间信仰、人生礼俗、民间医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摸底工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档案，并对全县面临濒危、具有较高价值、影响力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对桑植县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整理，并强化了各项保护措施，有效的推动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民族旅游促进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精神财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逐渐的淡出人们的视野，也丧失了其原本的价值功能。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兴起，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文化价值得以重现近年来，随着民族旅游业的兴起，民族旅游在推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效的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在桑植县，旅游资源中最具特色的为白族风情、土家风情、苗族风情等人文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历史文化厚重，带有浓厚的民族气息，传统文化保留的较为完整，这些传统民族文化是一种最能吸引异域游客的资源。桑植县保护非遗的过程中，让非遗项目巧妙的融入到节日庆典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的节日里得到“复活”。通过举办民歌节、三月三文化节、赶庙会等活动，桑植民歌、白族仗鼓舞、白族游神等非遗项目都全面生动地展示在旅客面前，使桑植具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节会活动中得以展示和传承，在促进桑植县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也达到了保护“非遗”的目的。
（二）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
桑植人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淡薄。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直接传承者，如果他们不能有效的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就不能达到全社会共同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通过我们的实地走访调查，我们了解到目前的桑植地区，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种现象更是极为严重，他们对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在桑植县，由于经济落后等原因，大多数的年轻人迫于生计外出打工，这样一种外出务工的现象并不能够增强他们对本民族非遗保护的意识，他们在外来主流文化的影响下，认为这些都是过时的，不被需要的东西。民众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更是加大了桑植非遗保护工作的困难度。
传承人数量的减少。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的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在桑植县，初步确定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共有206人，这些传承人中年龄大多在60岁以上，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农村，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有的传承人的收入甚至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这样的艰苦生活导致了年轻人不愿意从老一辈的手中传承这些古老的文化及技艺，伴随着老年传承人的离世，传承人数量的减少是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参差不齐。在桑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大多放在国家级及省级非遗的保护上，对于民间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没有引起政府及民众的注意，民间手工技艺、民间文学、传统医药等领域的保护力度更是微乎其微。比如对传统医药类的针灸技艺、治包药方、治蛇斑疮等方面的民间医药知识并没有得到注重，导致了一些土偏方的失传。这种在保护力度上的参差不齐的现象导致了很多弱势民间非遗面临失传困境。
文化空间的缺失。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娱乐活动不再单一化，使得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适应人们的现代化生活。现代的娱乐活动渐渐被电视、电脑、手机等所取代，古老的民谣、戏曲、编制技艺等民间文化及技艺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失去了活力。同时，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使得物质利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观念，传统的娱乐和技艺不能给人们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为谋生计的人们外出打工，无暇顾及这些传统的文化，更不愿意去学习和传承这些古老的文化和技艺，开始出现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忽略甚至背弃。
缺乏相关政策法规支持。随着社会民主法制的发展，运用法律法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各地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主要遵循的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相关法律。虽然中央政府的法规能够给非遗的保护提出指导性的意见，但是，由于各地区非遗保护的情况不同，国家层面的法律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当地的非遗保护。各地区应该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根据本地非遗保护情况的不同，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桑植县出台的《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划》和一些相关的文件，对桑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对非遗保护的相关法规的不健全，使得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还不能走上一条法制化的道路，导致了非遗保护的“无序无规”。
三、保护桑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
充分发挥非遗保护过程中的政府角色。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一般都是由政府充当保护的主题，政府的行政支持直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效。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发挥其行政支持的作用，比如直接组织人员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来展示和宣传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拥有法律的支持；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等。
加大对未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宣传工作。目前，桑植的非遗保护及宣传工作主要集中在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非遗保护项目上，对桑植民歌和白族仗鼓舞的宣传力度较大，而对于县级及以下的保护及宣传力度较小。应该以桑植县文化保护为出发点，进一步加大对未申报的非遗的挖掘及整理工作，并对其进行宣传，选择具有特色的项目，下大工夫申报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增加桑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
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队伍的培养。文化的主体是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是对传承人的培养。桑植县目前已经注重了对各个乡文化干部的培养，并定期的组织培训，然而并没有注重对传承人的培养。培养文化干部并不等于培养传承人，因此应该注重对传承人队伍的建设，建立专门的机构，进一步培养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所需要的各类各级人才。对于某些后继乏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可以建立专门的保障基金，由乡级政府负责培养传承人才。而对于生活环境困难的传承人，应该在生活上给予一定的补助，保障其基本生活，并且制定一套奖励政策，给非遗文化传承人量身定价，也给年轻人一个鼓励，促使他们加入到非遗传承人的行列。
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使其愿意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关键的是要他们认同本民族的文化，让他们切身的感受到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成为非遗保护的接班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青少年对本民族的文化的认识缺失严重，他们往往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个受众，追求时髦的、现代的东西，而忽略了自己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桑植，为了加强青少年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有关部门已经把桑植白族仗鼓舞列入到中小学校操的行列，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他们学习到了仗鼓舞的跳法，却不了解其内涵价值，没有增强他们对非遗的保护意识和责任感。在增强青少年对非遗的保护意识方面，应该开设一些相关课程，加深他们对本民族历史及传统文化的理解，给中小学生提供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爱好，使青少年教育背景里增加非遗保护这一理念，为以后非遗的保护工作打好基础。
植物保护意义范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海南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134-0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已于2011年颁布实施，使非遗保护工作有法可依，非遗法本身立足于行政保护的规范。著名非遗专家乌丙安称，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要严加防范并打击借生产性方式保护之名，行以假乱真、粗制滥造、见利忘义之实等一切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行为。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现有制度在适用中尚存在诸多问题，很多学者认为要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创设出新的制度来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是，对具体改革措施的采用，学者观点不一。并且这些争论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下去，新制度的创建还有待时日。因此目前切实可行的做法是在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中寻找可以用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度以满足现实之需。为此对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样态及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探索笔者试从以下角度展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态多样，涉及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及物化空间，如此形态各异的表现形式很难不加区分统统纳入知识产权体系保护。其中物化空间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相关的工具、实物，比如需要承载黎族船型屋居住习俗的船型屋就不适用知识产权保护，而应用物权法或其他法律保护。与特定空间地域环境密不可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如黎族的多种手工技艺、民俗等，其所存在的场域黎民聚居区也不能用知识产权法保护。此外传统生活方式比如海南换花节、府城镇元宵军坡节、黎族传统婚礼、苗族传统三月三节等不包括表演内容的实质意义上的传统生活方式本身，因其有悖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而不适用知识产权法保护。
除此之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畴。包括。
1.民间文学艺术
民间文学：如琼侨歌谣、黎族民间故事、海螺姑娘、临高渔谚、黎从六之歌。
民间音乐：如崖州民歌、儋州调声、海南八音器乐、黎族民歌、黎族传统器乐、海南军歌、海南临高“哩哩妹”渔歌、海南斋醮科仪音乐、临高渔歌、黎族方言长调、疍家调。
民间舞蹈：如黎族共同舞、海南苗族盘皇舞、黎族面具舞、苗族三元舞蹈、黎族老古舞、虎舞、麒麟舞。
传统戏剧：如木偶戏、琼剧、海南公仔戏、海南斋戏。
民间美术：如海南椰雕、海南龙塘雕刻艺术、海南澄迈民间炭画像、花瑰技术。
杂技与竞技：如黎族传统游艺与体育竞技活动。
2.传统知识
传统手工技艺：如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黎族树皮布制作技艺、黎族钻木取火技艺、南海珍珠传统养殖技艺、海南洋浦盐田传统日晒制盐技艺、海南陵水黎族藤编技艺、黎族絣染技艺、黎族双面绣技艺、黎族泥片贴筑制陶技艺、黎族独木器具制作技艺、海南苗族传统刺绣蜡染工艺、海南黄花梨木家具制作手工技艺、后安刀锻造手工技艺、椰胡制作技艺、黎族织锦纺染工具制作技艺、传统土法制糖工艺、黎族藤竹编技艺、文昌鸡养殖与烹调技艺。
传统食品的制作技艺：如海南粉、陵水酸粉。
3.传统识别性标志
传统识别性标志包括传统老字号和传统地理标志。中华传统老字号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内贸部评选的中国（内地）的老牌企业。在1991年进行的评定中，全国共有1 600余家老字号企业获此殊荣。2005年6月，中国商业联合会公布中华老字号认定规范征求意见稿，老字号的评审工作在延续。现在全国经过认定的有2 000多家中华老字号企业。老字号的认定无疑是对传统的保护与传承，也是对企业经营信誉的认可，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老字号企业也在浮浮沉沉中经历着严峻的考验。以海南为例的传统老字号培育和申请认定工作都还不成熟，但其他省份的老字号的认定保护及对企业和集体发展的促进作用给海南地区以很大的激发和借鉴，随着发展进程的加快，具有浓郁历史人文风情的文化经营也将会申请以老字号的方式保护。
传统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依此判断能够申请地理标志保护的非遗种类很多，此处不一一列举。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
1.个人
如果按照传统工艺制作出工艺品则著作权人为个人。如果只是秉承传统，没有任何创新，也可作为文化的传播者，作为个人享有邻接权，比如传统民间说唱艺术的传承人。具体哪些个体享有相应的权利，需要对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做进一步分解研究。
2.群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多具有民族性或区域性的特点，并且通常经过长期的流传，因此很难确定具体的创造者或保存者，这也说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区，世代相传、集体完成的创造或传承。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人是该民族或该社区的全体居民。权利主体可以确定，但群体性权利的行使应当借助一定的中介力量。比如对于进入国家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由申报单位代行权利。其他尚未进入名录的准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委托集体组织、相关社团或者基金会等行使。
三、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对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适用分析
1.著作权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述及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其中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就是国务院、国家版权局为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创新型社会建设的最新努力。条例规定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享有著作权、主管机关将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自愿登记、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需付酬以及侵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负法律责任等内容。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从著作权法的视角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判例。
2.专利权保护
《专利法》规定了申请专利必须具备的条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可专利性为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外观设计专利的可专利性为新颖性、合法性和美观性。据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狭义——未经过改良创新的传统知识的保护很难满足现代专利制度对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认识。但我国《专利法》第22条规定了国内外出版公开、国内使用公开的在先技术认定标准。即传统知识可以通过在先技术化方式得到保护。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应建立数据库。其操作操作方法是按照一定的分类规则把传统知识文献化、数字化、网络化，建立各国专利行政和司法部门易于检索的数据库，使之成为专利法上可以消解他人发明新颖性的在先技术，使任何他人都不可能就传统知识直接获得专利授权，达到保护原住居民利益的目的。
3.商业秘密保护
商业秘密方法较之专利保护具有更好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对于一些有价值的而又没有进入公有领域的传统科技是可以采取保密的方法加以保护的。例如，椰胡制作技艺、文昌鸡烹饪技艺。该秘密的持有者可根据反不正当竞争的规则防止秘密的泄露，不需要任何申请登记的手续、成本的支付或者其他程序上的要求。但作为保护的条件，法律要求控制该信息的人在相关情况下必须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使该信息处于保密状态，特别是当传统科技为原住群体中的少数人拥有时。但同时传统科技也有可能掌握在特定的原住民社区内部，只要未使所有人及外部人员普遍知晓，也不一定会导致秘密性的丧失。对传统科技采用商业秘密的保护与专利权保护可以同时运用，互为补充[1]。
4.商标保护和地理标志
根据我国《商标法》，可以申请商标权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第一，原住民社区的工匠、艺匠、技师、商贩利用传统资源经过传统工艺加工的商品、工艺品，或者反映原住民社区特性的特别的服务，适于商业开发的，可以注册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比如海南的椰雕产品和竹藤编制产品可通过注册商标加以保护。第二，传统识别性标志也可以注册商标。但如果未经原住民社区许可，原住民社区以外的人不允许将原住民社区的原有标记、徽章、符号等注册[2]。
此外，笔者也在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标的防御保护。即依照《商标法》的有关规定，禁止他人将有关标志注册为商标。典型案例是海南“冼太夫人”案。
“冼太夫人”商标由李茂林于2003年3月11日提出注册申请，于2004年8月28日被核准注册，注册号为第3481555号，“冼太夫人”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米、面粉、麦片、咖啡、茶、糖、蜂蜜、饼干、玉米（磨过的）、酱油”等商品上，专用期限至2014年8月27日止。2005年10月12日，电白县人民政府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商标争议申请，2010年8月2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第18240号裁定，裁定争议商标予以撤销。李茂林于2010年9月25日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初审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了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第18240号裁定。北京市一中院和高院两审判决意见统一，没有分歧和歧义。判决意见表明冼太夫人系真实的历史英雄人物，被总理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太夫人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不宜成为谋取商业利益的工具。李茂林出于商业使用目的在第30类“米、面粉、酱油”等商品上注册“冼太夫人”商标，会对中华民族和文化产生消极的、不利的影响。法院判决依据是《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商标法》第41条第1款和第43条的规定。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对地理标志产品的定义为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如果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中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那么该文化遗产就可以通过申请地理标志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比如海南椰雕、海南澄迈民间炭画像等。我国现行《商标法》第10条第2款中有相关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外”。《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中也规定了原产地域产品的注册登记制度。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