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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开放的原因范文1
独生子女逐渐步入“二胎时代”
按照国家和地方法规，目前我国所有省份独生子女之间结婚都可以申请生育“二胎”，这意味着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家庭符合生育两个孩子的条件。
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进屋内，李薇一边将怀中熟睡的三个月大的小儿子放进摇篮，一边轻声告诫在一旁玩耍的六岁的女儿不要弄出声响。今年31岁的李薇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结婚七年没干什么，光生孩子了。”2004年，李薇与丈夫结婚并生下一女，由于丈夫家境不错，李薇一直在家做“全职妈妈”，去年她又怀孕了。“我和丈夫都是‘80后’独生子女，深感一个孩子成长的孤独和寂寞，而且双方老人也非常憧憬儿孙满堂的情景。”她说。
在哈尔滨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李宽，四年前生了一个儿子，最近又计划再添一个孩子。李宽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条件都很不错，而且双方老人又非常喜欢孩子，听说他们可以合法生“二胎”，四个老人都劝他们再生一个小孩。并表示，如果生女孩就是儿女双全，要是再生一个男孩也不嫌多，毕竟两个孩子一起成长是个伴儿，将来也能互相有个照应。
据了解，当前独生子女家庭选择生“二胎”的理由主要包括“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个伴儿”、“兄弟姐妹长大后可以互相照顾”、“减轻子女将来的养老负担”、“防止独生子女发生意外，导致绝后”等，此外还有一些家庭是迫于老人的压力，有些老人甚至向儿女开出“你只管生，我负责养”的条件。
都市年轻人遭遇“二胎”生育困惑
事实上，我国双独生子女家庭可以生“二胎”的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陆续开始执行。例如江苏省早在1990年颁布《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时，就已把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列入其中，只是当时多数独生子女尚未步入婚育年龄，此项规定并未发挥过多作用。如今独生子女们的“二胎时代”来临，他们却又困惑起来。
作为十个月大孩子的母亲，哈尔滨市民袁明虽然在决定生宝宝前已做好思想准备，但还是被抚养孩子的费用压得有些喘不过气：“奶粉、尿不湿、保姆这三大项支出每个月就将近3000元，再加上每月1000多元的房贷以及日常生活支出等，我和老公的工资收入几乎是‘月光’，有时只好向父母求援。”
对于是否生育“二胎”的问题，很多城市双独生子女家庭都给出了否定答案，他们认为城市生活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一个家庭很难承受抚养两个孩子的压力。
在国内某知名育儿论坛，记者看到很多年轻家长在这里“晒”出自己抚养孩子的成本，每月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除了奶粉、服装、尿布、玩具支出外，还有婴儿写真、保姆开支、幼儿园学杂费等，多数家长感觉抚养孩子的压力较大。
除了经济负担原因外，独生子女一代的价值观和生育观与祖辈们相比也悄然变化：随着我国养老制度的完善，“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不再根深蒂固；而比较关注个人发展的“丁客”思想的渗透，也使得这一代年轻人“传宗接代”、“子孙满堂”的思想逐渐淡化。
此外，还有一些家长担心，两个孩子能否都接受最好的教育，是否有那么多精力来培育另一个孩子。一些家长则担心，一个孩子就业都难，再生一个还能找到工作吗？
黑龙江省人口学专家、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宋杰表示，根据近十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很多城市独生子女主动生育“二胎”的意愿并不高，虽然有逐年升高趋势，但生育带来的困难又实实在在地摆在他们面前。
专家：树立正确生育观，理性看待“二胎时代”
对于独生子女遭遇的困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鸿扬认为，“80后”一代成长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精神世界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如今已到而立之年，却在离开父母走入社会后遭遇激烈的竞争和空前压力，在抚养子女时又感到力不从心，使其内心产生严重不适。此外，他们将自身追求高品质生活和高消费的理念，强加到了自己孩子身上，自然会感到身陷窘境。
黑龙江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李洪吉指出，年轻父母在抚养孩子时，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要好高骛远、盲目攀比，要理性看待孩子的成长与未来，进行合理规划，否则目标过高不仅“奴役”了家长，还“奴役”了孩子。
二胎政策开放的原因范文2
未来中国经济要保证中高速发展，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是必须之路，但目前当务之急，应是逆其道而行，对外要改革，对内宜开放。双管齐下，促进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一枝独秀，保持了世界瞩目的增长速度。本世纪以来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0.98万亿美元，已经达到美国（17.95万亿美元）的6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更是比美国多出近1万亿美元。
从人均指标来看，201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7990美元，这一数字远高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线（3946美元）――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以工业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第二产业规模在2013年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当年经济总量的44%。尽管最近几年金融业、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稀释了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但仍超过40%，制造业无疑是当今中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一环。
然而，中国的制造业劳动需求密集、资源消耗大、出口产品价值低，“世界工厂”早已不堪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保持能力的重负，以往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中国制造业也要随之进行转型升级，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产业价值链的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产品价值链提升为何重要
“二战”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要市场环境稳定、国内政策得当，就能很轻松地从低收入国家晋升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想要再前进一步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却十分困难：经济徘徊不前、人均收入增长放缓，甚至由于经济模式调整缓慢发生经济危机，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大多数国家，如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非洲的南非，都掉进了这一“陷阱”。也有少数幸运儿避开了这一陷阱，成功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日本、匈牙利、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香港。
为什么这些国家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目前通行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或自然资源丰富，它们如果能够按照本身的要素禀赋，发挥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劳动力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是相对比较容易的。然而随着经济增长，工资水平上涨，人口增长率降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同时自然资源并不能无限开采且要面临价格波动风险，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便会减弱，经济增长后继无力。
在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上，经济学家在此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要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率，促进企业绩效，不断提升产品价值链，实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升级。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曾经构建了一个“出口复杂度”指标，一个国家出口产品复杂度越高意味着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技术含量越高，提升产品价值链也就越容易。图表比较了中国同其他历史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南非）及成功跳出陷阱的几个经济体（日本、中国香港、韩国、匈牙利和新加坡）的出口复杂度。
可以看到，跳出陷阱的国家出口复杂度要高于其他国家，而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恰好居于此两类经济体之间，而且在2000年至2008年间有较为显著的提高。这使得我们更加关心中国产品的价值链提升问题：中国产品价值链提升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持续提升价值链，使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呢？ 中国的产品价值链提升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工业制造业部门保持了高速发展使得产品价值链迅速提升，而且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企业层面的数据为研究这一过程提供了充分的支撑。
研究出口产品种类变化最经典、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是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他的学生、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俄林所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预测中国这样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会出口纺织品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机械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品。然而现实情况是，中国在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也在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一现象在新世纪变得更为明显。
不仅如此，中国同样还出口高新技术产品，这成为中国的产品价值链升级的重要特征。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以计算机和通讯产品为主，兼有电子产品、光电子产品和生物制品，总计占制造业出口总额的30%，这一比例甚至高于美国。这与大家对中美科技水平的认识大相径庭。
加工贸易是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加工贸易最初指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利用国内的加工技术进行加工，然后向国外出口最终产品。我国针对加工的中间产品的关税免征、减征、增值税退税等优惠政策使得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出口企业中十分普遍、也是最为重要的模式。
从数据上来看，机械部门和非金属矿业部门出口的产品中大量使用了进口中间产品，这与我们的日常感受相同：机械制造行业大量的零部件都是从日本和韩国进口而来。由于存在加工贸易，中国出口的产品价值含量要远高于传统贸易，这成为中国出口产品价值链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有一些行业的价值链提升要快于另一些行业？不同行业的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差异源自于各行业企业的生产率的差异。生产率指的是企业组织、使用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生产产品的能力，体现了企业的技术水平。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指出：“生产率不是全部，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这是因为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利润，从而推动了整个行业利润率的上升，当企业利润增长后，就会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研究开发部门，不断积累知识和技术，最终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和产品价值链的提升。
克鲁格曼把亚洲金融危机归咎于“四小龙”等国家过于依赖资本要素的投入而轻视企业的研发能力和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提升缓慢，因此经济缺少内在稳定性，危机抵御能力差。从中国的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各个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7%。如采用产品附加值来计算2000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的年增长率达到7.5%。生产率的持续提升成为出口产品的价值链提升的最直接原因。 中国产业升级面临的挑战
我们关心的是，2000年以来生产率快速提升的趋势能否持续下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生产率快速提升将不断提升产品价值链，从而使得中国更有可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从中国经济的内部因素来看，2010年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工资成本大幅上升，并由此逐渐辐射到中部内陆省份。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明显，人口抚养比上升速度较快。这使得经济学家越来越担心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曾经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变得相对稀缺，劳动力工资迅速上升。目前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还比较低，但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比并无优势，工资成本的上涨势必会导致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向这些国家转移。中国的产品出口结构如若不及时调整，那么未来的出口形势将不容乐观。
从中国经济的外部因素来看，受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欧美日等传统的主要出口目的国经济增长乏力，外部需求萎靡不振;其次，长期的增速放缓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各国为保护本国的就业必将会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中国同发达国家、产品出口结构相似的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再次，美国高调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旨在建成高水准的自由贸易区，现区内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所有商品零关税，这将使中国同类产品在出口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冲击。 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要保证中国能进一步顺利地产业升级，作者认为应当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政策方向进行调整，赋予改革开放的国策新的内涵，重点方向是：“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对外改革并非是停止开放，而是强调改革对外开放的方式和内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格局。
对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主要出口目的国。欧美市场一直是中国贸易的主要伙伴，消化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大部分。过度依赖主要的贸易伙伴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这些经济体不景气时，大幅度减少进口中国产品，将导致中国出口行业波动加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市场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出口目的国，如俄罗斯、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南非等。俄罗斯于2011年正式加入WTO后放开了一系列的产品市场，进口关税也大幅度下降，这给中国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政策对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关系的深化亦可以有效地发展潜在的贸易伙伴，新技术的崛起使“跨境电子商务”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通过发展新的贸易伙伴、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的贡献，可以有效地分散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减少中国出口部门的波动，为出口行业提供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使其能够持续提升生产率，促进其研发，推动可持续的产业升级。
对外改革的第二项任务是加强自由贸易区建设。目前东盟自由贸易区已有一定制度基础，应当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当前，东盟国家对中国出口比较容易，而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增速缓慢，原因在于东盟并没有对中国产品实行零关税，而中国对东盟93%-97%的产品都实行了零关税。双方制度化建设的不对等使得中国当前从自贸区中的获益还不是很大。
除此之外，中日韩三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都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大力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对三国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韩国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中间品进口国和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国，建设“中日韩自贸区”对促进中国的外贸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积极发展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区建设，积极利用这些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产品市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仍然很大，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合作意愿增强，推进自贸区建设正当其时。
对外改革的第三项任务是调整加工贸易方式，提升出口产品价值。首先要减少来料加工比例，增加进料加工比重。中国的加工贸易促进了就业，但问题是最终出口品附加值太低，产业发展踌躇不前。促进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不应成为一句空话，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提高出口品附加值的唯一方法。增加研发投入是提高出口品附加值的重要环节。
经济学上的研发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对传统工序的优化和创新即“工艺创新”，另一种则是生产全新的产品亦即“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投入较小，时效性强且技术门槛低，可以直接地、有效地降低成本，增肥企业利润，应该作为当前的重点方向。在产品创新方面，坚持发展高精尖技术产品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科技水平同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差距，对现有成熟技术的改造、再吸收战略更加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对高铁技术的引进就是最好的实例。
同样，对内开放不是说要止步改革，而是说改革应当更加关注开放国内各市场。通过开放产品和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实现产业升级。
对内开放的首要任务是减少国内各地区间贸易壁垒，降低地区贸易成本。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程度差异还很大。如果能够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腾笼换鸟”的产业政策，将为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然而目前部分中西部地区政府仍然思想僵化，缺少全局观，巧立名目地设置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地区壁垒，致使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区间贸易成本甚至要高于对外贸易，严重制约了各地区的协同发展，也阻碍了各地区的产业升级。
对内开放的第二项任务是逐步开放要素市场。要素市场的有效运行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直接影响着生产的效率。相较产品市场而言，中国要素市场的准入门槛还很高，行政指令色彩比较浓重，资源配置十分低效。本届政府十分重视改革，多次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体到要素市场，就是要逐步降低能源、电力、金融等行业的进入门槛，打破“玻璃门”，让民营资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加强竞争、提升效率。
同时，劳动力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放开二胎政策能有效应对老龄化渐现、人口红利耗散的现实问题，其积极作用将会逐渐凸显，下一步便是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最优就业结构。这两项政策，对于劳动力密集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胎政策开放的原因范文3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共有十个：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和塔塔尔族。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这十个民族人口共计2032.06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9.3％，约1/5左右，他们的人口变化对整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北五省区，这五省区的伊斯兰教人口占全国伊斯兰人口的75％。五省区中又以新疆为最多，新疆伊斯兰人口占全国伊斯兰人口的52.4％，十个信仰伊斯兰的民族中七个都主要分布在新疆。在新疆少数民族中96.99％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
二、人口的现状与变动
1.人口增长很快且民族间差异大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像这样47年人口就增长1.5倍多，在全国人口史上也是属高速增长之列。这充分说明我国伊斯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有保障的，并受益于国家的优惠政策。
但分别看这十个少数民族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增长率是有区别的，增长较快的是撒拉族、保安族、回族、东乡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增长率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而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则是负增长，这与这两个民族属于中俄跨界民族，其主体部分在国外有关。塔塔尔族在俄罗斯称为鞑靼族，在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这二个民族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中国越境走出。
十个伊斯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请见下表：
资料来源：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从表1中看到，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例如第一次至第二次人口普查共11年仅增长15.47％，第二次人口普查至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间增长58.07％，而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间8年增长20.42％，如按平均每年增长幅度看，第二次至第三次的人口普查间增长的高一些，但在这个期间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很高。而在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间全国人口增长率降下来的情况下，伊斯兰人口的增长就显得突出了，比汉族要高出一倍，如同期汉族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0.80％。第四次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伊斯兰人口增长15.4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11.66％。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这种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早婚早育和高出生率。在许多地方，伊斯兰民族人口的生育指标都超过了国家的规定，而且超过的幅度大大高于汉族。这与民族的文化构成和生育意愿有关，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
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如甘肃的回族、东乡族在70年代初还有14、15岁的女孩就结婚的现象，现在女孩17、18岁就结婚仍然很普遍，经济文化上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文化低、就业率低、不上学、不就业，只好早早出嫁。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如甘肃东乡族自治县1991年统计，独生子女领证率为1％，也就是说仅为个别现象。另据1989年中国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统计，哈萨克族为4.74，维吾尔族为4.65，为最高的两个民族。可见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的，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出生率越高；因为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因此出生率也相对较高。
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只有三个伊斯兰民族的人口死亡率较高，其余都较低(见表2)。
2.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1)年龄结构轻，但民族间差异大
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社会负担系数高，少年儿童负担系数高。
在这10个民族中，以0～14岁年龄构成看最低的柯尔克孜族和最高的回族之间相差10个百分点，说明差别是很大的，从中还可以看出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撒拉族的少儿比例很大，说明这几个民族生育率很高。目前年龄构成轻的伊斯兰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这与当地生育政策较宽有关。尤其是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等，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倍，老少比除回族外，均小于15％，10个伊斯兰人口均属年轻型人口。
总负担比(也称总扶养比)，是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比。从表4可以看到，伊斯兰人口的负担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数，柯尔克孜族达到100以上，也就是说每一个劳动力就要负担一个老人或儿童，可见经济负担之大。
少年儿童负担比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负担最多，说明其生育率高。老年负担低，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人，这项指标有好几个伊斯兰民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民族老年人口长寿比例较高。
(2)性别比比较正常
伊斯兰人口的性别比一般偏低，据1990年统计，与全国持平及低于全国水平的有七个民族，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三个，这三个民族分别是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和东乡族。
伊斯兰民族不重男轻女，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较正常，不像汉族过去一直有溺女婴的习俗，人为地使性别比偏高。在这次人口普查中，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准。
3.人口文化素质状况
伊斯兰民族由于文化底子薄，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除回族外都有自己的语言，在现代社会经济交往中，他们要再学会汉语才便于交流，这样就面临双语教学的任务，加大了民族学生的学习负担。
从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来看，除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外，其余民族的人口文化素质都较差，从大学生比例上看七个民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文盲率来看也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这说明大多数伊斯兰人口的文化素质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以下。
伊斯兰民族由于宗教的原因，对妇女的约束过多，使妇女参与文化教育的机会降低，因此妇女的文盲率比其他民族更高，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妇女文盲率都在85％以上，高得惊人；其中东乡族妇女的文盲率最高为92.07％。东乡族的文化程度很差，这个现象由来已久，这与该民族分布有关，东乡族都集中在东乡县的农村，城镇人口很少，经济又落后，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所以文化素质差的现象很突出。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口少的伊斯兰民族文化程度高，这与国家在大学招生和中小学入学优惠等政策有关，人数少优惠政策的效益就明显。另外在文盲率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文盲率急剧下降，这与统计方法有关。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少数民族只要会一定的本民族语言和文字即算脱盲，而民族文字的识字率表的难易程度相对低于汉族，所以很多稍许能识字的即算脱盲了，也就是说统计是有一定的水分的，真实的情况是文盲比例还比较高。
4.职业构成
一般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应占30％以下，如果以此为标准衡量伊斯兰民族人口的职业构成那么都不太理想，只有乌孜别克和塔塔尔族的指标接近这个水平。
伊斯兰民族善于经商，因此在职业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分民族的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例中，有5个民族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超过了15％，他们是乌孜别克、塔塔尔、回、哈萨克和塔吉克族。而且也有些民族行业、职业构成都很差，例如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这三个民族从事农牧业的人口都在90％左右，最高的东乡族竟达96％。
5.婚姻与家庭
伊斯兰民族早婚的现象虽然比解放前有所减少，但目前在农村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这次普查中有七个伊斯兰民族的未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这些民族不同程度地存在早婚现象。
伊斯兰民族一般都是教内婚姻制，即夫妻双方都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其婚姻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但同其他民族相比，妇女地位仍较低，致使家庭关系不够稳定。如这次普查中，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保安族的离婚率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倍。
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甘肃保安族聚居的积石山大河家乡，由于近亲婚配率高，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兰州市新华巷一个回民聚居区1982年进行的一项近亲婚配调查中，发现回族的近亲结婚率高出汉族5倍。在新疆哈萨克族人口中也存在近亲结婚率高的现象。
家庭规模较大，也是伊斯兰民族的一个特征。因为生育的胎次多，多胎比例大，必然导致家庭规模增大。
三、今后伊斯兰人口发展的趋势
1.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人口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
我国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压力，在伊斯兰民族地区同样显得很严重。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东乡族自治县、保安族自治县等伊斯兰地区都出现了人均耕地下降，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等人口压力，使许多民族宗教人士开始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峻性，自觉地响应政府的计划生育号召。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通贵乡、泾源县，新疆温宿县、霍城县的维吾尔聚居地、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地方，都有阿訇积极参与宣传动员实行计划生育的事例，有些阿訇还担任了计划生育协会的理事。还有的阿訇在伊斯兰的经典中找出了可以进行计划生育的理论根据进行宣传，并带头动员自己的亲属做了绝育手术，因此目前在伊斯兰地区对计划生育的宣传是能够接受的，而且计划生育工作也正在伊斯兰地区开展起来。但响应程度不一，这与人口压力的大小有关，在人口压力越大，也就是人口密度超高的地方，计划生育工作也就愈显得迫切。目前来说，回族聚居的地方，人口压力相对要大一些，而从事游牧的一些民族如哈萨克族地区人口压力就相对小一些。由此计划生育的政策指标也不一样，在边远山区和牧区一对夫妇允许生三个孩子，新疆的一些边远山区还允许生四胎。
在伊斯兰地区开展计划生育，要尊重其民族信仰和特点，一般在斋月不做手术，给妇女做手术的大夫最好是本民族的女大夫，尽量避免进行大月份引产，宣传工作要动员宗教人士出面一块搞，这样计划生育就会取得成效。例如：回族人口占97％的宁夏泾源县，从1980年开展计划生育，到1991年节育率已达到90％，总和生育率已由1980年的6.3下降到1991年的3.9，人口增长趋于平缓。又如新疆霍城县，编印了维吾尔文的计划生育宣传材料，制作了维吾尔文的计划生育宣传板块和录像片，使群众逐步接受了计划生育观念，这个县的兰干乡维吾尔族人口占96％，2000年该乡的计划生育率、节育率分别达到91.2％和75.7％，成了全县的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事实证明在伊斯兰地区计划生育正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且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也日益重视并有了更多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将会逐年下降，并逐步接近汉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另外伊斯兰人口的自然增长受外界因素干扰较少，在近些年数百万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大军中，由非伊斯兰人口更改为伊斯兰人口的数量并不多，因为伊斯兰严格的和禁忌使一些外族人口望而止步。考虑到以上因素，预测今后10年我国伊斯兰人口将再增长20％左右，达到2200万左右。
2.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将进一步提高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必将也会有一个大的飞跃，伊斯兰人口当然也不会例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中，由于比邻独联体国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工作中也将得到长足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长，必将为卫生和文化事业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卫生事业上，伊斯兰地区相对内地和大中城市目前还有一定差距，因此继续发展的潜力很大，尤其是乡、村医疗卫生院、所，仅靠外面派来的医务人员，是治不了本的，在允许人才流动的今天，主要靠培训当地本民族的医务人员。目前改革开放的环境，扩大了民族区域内部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打破了封闭的地域界线，使婚配的范围扩大，这将有利于减少近亲结婚现象，使下一代的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
二胎政策开放的原因范文4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供给侧改革多次被国家决策层提起。那么，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为什么需要供给侧改革？十三五期间供给侧改革最有可能的几个发力点在何处？显然，这些问题值得仔细分析。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针对需求管理而提出的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概念，其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初，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二战后几十年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后。
供给侧管理的概念批判了凯恩斯主义所提倡的总需求管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非常简单，那就是通过政府扩大财政赤字的方法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中的消费和投资，也就是说想方设法增加对企业产出的需求。这种凯恩斯主义的主张通常被称为总需求管理，所以有人并不夸张地讲，整个宏观经济学的起源是凯恩斯主义，就是总需求的管理，因为在凯恩斯主义提出之前，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是供给和需求是匹配的，市场是自动均衡的，因此宏观只是微观的加总，没有必要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认为，从单个企业来看极为理性的决策上升到整体经济层面却往往不合理，从整体层面上看，市场会出现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格局，因此有必要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学，而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和发力点就是想方设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供给学派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英美，其出发点是彻底批判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供给学派是从理性预期学派开始的。他们认为，包括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微观经济体，会对政府的各种宏观政策作出理性的预期，并采取对冲措施，最终使得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化为无效。这一论据最巧妙的构思，是哈佛大学罗伯特・巴罗教授（Robert Barro）所反复论述的“李嘉图等价”，那就是，当政府试图通过减税刺激家庭消费时，家庭的决策者会理性地判断这种措施会带来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将会在自己未来的经济生涯中被政府的加税行为所弥补，或者由自己的子孙付出更多的税费来弥补，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消费者会更加理性地减少今天的消费而增加储蓄，为政府未来加税提前做好准备。
在经济政策层面，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总统在竞选中起用了一大批保守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的马丁・菲尔斯坦教授（Martin Feldstein）以及当时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不久的年轻经济学家拉弗（Arthur Laffer）。他们极力主张政府应该减轻对市场的干预，且为企业松绑、减少税收，以增加有效供给，而经济由此自然会变得更加活跃。
当时，拉弗为了给那些不谙经济学理论的媒体记者解释自己的经济学思想，在一家餐厅的餐巾纸上随意画出了一条倒U形曲线。这条曲线说的是，当税率很低时，适当地提高税率会提高总税收;而当税负已经很高时，提高税率反而会导致偷税漏税，最终政府的总税收会下降，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拉弗本人后来也成为里根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委员。
综上所述，起源于英美的供给侧管理指的是设法降低企业税负，帮助企业更高效率地运行，以及投资者更有效地进入各种投资领域，减少生产领域的交易成本，以此提高总体经济效率和活力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笔者在2008年就提出“滞胀风险呼唤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学派”（详见本专栏2008年8月号文章）。这一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在2008年整体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提升企业效率，来应对即将爆发的金融危机。七年之后重读该文，笔者仍然坚持其中观点，那就是中国经济仍然需要供给侧的改革，也就是需要中国特色的供给学派。
为什么中国经济需要供给侧改革？
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当前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发展的问题，而并不是短期的宏观调控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经济从整体上讲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人均GDP仅为发达经济体美国的20%，中国存在着大量没有得到满足的基本需求，有大面积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以中部省份安徽和江西为例，这两省紧邻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和福建，但人均GDP还不足这些发达地区的一半。而中国经济作为大国经济，不应该出现实质性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跨省流动的困难，因此，安徽、江西等省份应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反观经济发达地区，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以广东为例，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从生产鞋帽到生产无人机、高铁零部件等产业升级的飞跃，其潜力也是巨大的。因此，当前，尤其是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根本任务是想方设法提升供给量。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中国经济中存在过剩产能的问题，但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侧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并不能提供百姓需要的很多产品。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中国每年有1亿人次出国旅游，每人在海外的平均购物金额是5000美元，很多人到邻国去抢购中国本可以生产的产品，这就证明很多消费者的需求没有得到国内供给的满足。比如说，中国的养老需求十分巨大，但目前缺乏高质量的、值得信赖的养老机构;中国消费者对于健康食品的需求也是巨大的，这就导致二胎政策刚刚放开，消费者已经在海外疯狂购买奶粉。再比如说，中国百姓当前对于公共交通和环境治理的需求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由于各种政策的缺位，主要城市的公共交通仍然非常拥挤，北京的地铁一号线目前在高峰时期拥挤不堪，乘客往往需要等待2-3班车才能挤上地铁。
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经济当前仍然面临着一个潜在的供给短缺的局面，虽然公开的短缺已经不存在了。这需要我们在供给侧下功夫，需要一批企业能够尽快地进入相关领域，为社会提供相关的产品。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十三五期间供给侧的改革任务可谓相当繁多，这也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从大的方向来讲，需要进行三类供给侧改革。
第一类，加快生产侧的新陈代谢，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新产能的进入。以钢铁行业为例，这一行业虽然有10万亿的生产能力，产能严重过剩，但我们的产能却是低端的、黑色的、污染的，急需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包括补贴政策，加快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尤其是北京附近的一些产能，东北包括鞍山一带的部分产能也应该逐步淘汰。
通过淘汰这部分产能，将使得钢铁的价格有所回升;此后，政府通过一定的鼓励政策，可以使沿海地区建立一批现代化的、主要依靠从国外进口铁矿石和煤的新型钢铁产能，这就保证了生产是干净的、清洁的。当前，国际市场的煤和铁矿石价格往往比国内低一半，如果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钢铁行业的利润也可大幅提升。将钢铁等重化工业布局在沿海一带，也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实施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当未来印度等国家经济起飞之时，由于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能力远远不足，我们这些现代化钢铁厂正好可以把大量的产品销售到这些地区。如此，中国一大批城市将重现蓝天白云，因为城市空气最大的污染源就是周边的重化工业;同时，也能让一大批事故频发的煤矿和铁矿得以关闭。
为什么要关闭一批煤矿和铁矿？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劳动力成本已经不断上升，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珍惜程度日益提高，而国内的矿山往往生产成本极高、需要极大的劳动力代价，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本身也要求我们的矿业进行调整。
第二类供给侧改革的发力点是，想方设法为百姓提供一大批到目前为止尚且短缺的基本产品和服务，这其中一大部分是公共产品。比如，公共交通和城市的基本设施服务现在仍然不足，即便是建成的地铁、地下设施也远远不能满足百姓的基本需要。在这方面，政府必须担当起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共产品主要靠政府提供，这一点必须高度明确。笔者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呼吁，应该通过降低融资成本的方式来为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创造条件。具体说来，应该在中国建立若干个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其功能类似于世界银行，一方面由政府担保发行相关的债券，另一方面基于社会效益精心选择公共产品。中国政府担保的债务目前在国际上极受欢迎，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战略举措之一。
在养老、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社会的需求日益高涨，政府也应该想方设法，放宽准入，提供相应的优惠条件，帮助潜在投资者尽快进入这些领域。同时，近期物业管理也成为一批新兴企业重要的投资方向。相关的投资不仅能够带来新的增长点，也能切实带来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
第三类供给侧改革的发力点是，一定要想方设法利用好新型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由此改善相关产业的业态。互联网带来的不仅是新技术，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互联网领域，通过让交易双方直接对接，能够带动参与者的迅速甚至指数型上涨。以城市出行为例，有了互联网工具，交易双方能够很快达成协议，乘客也可以很方便地获知司机过去有没有出现过投诉事件、是否安全等信息，而不需要出租车公司等机构设立投诉机制。这种互联网机制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类似“人民战争”的网络，使得传统上难以改变的旧管理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政府应该拥抱这种新的互联网技术，以此为推动力来改造相关领域。出租车行业如果能够改善，就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多的百姓出行便利，促进经济的发展（详见本专栏2015年7月文章《互联网+的最大发力点应该是推进改革》）。与此类似的是互联网金融和其他互联网服务领域，政府应该抱持试验和开放的心态加以引导，帮助市场逐步形成和完善。
二胎政策开放的原因范文5
三年前，李福官离开金龙鱼，投资百润（中国）有限公司，出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60岁在婴童用品领域创业，李福官的这个转身跨度，让很多熟悉他的人感到惊奇。
百润现在的主营业务是纸尿裤，这个市场现在是宝洁、金佰利、花王等跨国品牌的天下，作为市场的后来者，李福官的打法，既有当年金龙鱼经营哲学的影子，也有贴合中国婴童用品市场的营销模式。
带队伍 打基础
李福官创业时，纸尿裤市场的主力销售渠道掌控在跨国品牌手中。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纸尿裤市场，在销售渠道的建设上，非常喜欢和大卖场、大超市合作。这些大卖场、大超市场地大，人流量大，适宜大规模出货。
近年来，中国婴童行业的市场正在快速发展，但是，市场也在发生变化。AC尼尔森的市场调研数据可以看出，卖场与超市的销售增长正在放缓，婴童连锁渠道的份额持续增加，婴童渠道的份额已经占据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但是，这些专业婴童连锁在解决了初期的生存问题后，下一步如何持续发展壮大，跨国品牌可能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无能为力。
跨国公司没有做的，正是李福官所擅长的。
指导和培训经销商方面，李福官经验丰富。金龙鱼进入中国市场初期，李福官及其团队提出了“一夫一妻制”和“协作共赢”的合作概念，在一个城市精心培育一家经销商，灌输金龙鱼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手把手地帮助经销商成长，树立起他们的合作信心，这种与经销商“协作，发展，共赢”的合作关系奠定了金龙鱼的发展基础以及后来的成长。
李福官说：“我们的产品定位是中高档的产品，现在的销售渠道主要是专业婴童连锁，我希望通过与专业渠道的紧密合作将销量和品牌做大。我们跟这些婴童连锁的合作不只是简单的买卖关系，我们会协助他们做好门店的品类管理，培训店长和店员，让他们了解产品的特点和使用知识，协助门店提升专业的服务能力。同时，整合双方的资源共同制定针对性的产品推广策略和促销方案来培育消费群体”。
李福官表示：“我们的合作方式对婴童连锁有不少的启发，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去要求其他品类的厂家提供这样的增值服务来提升门店的专业服务能力，门店在市场极度的竞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这种增值的服务也是他们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原因。”
中国创业企业的“三五现象”颇为突出，企业的生命周期只有3～5年，经营的规模达到3亿～5亿元后，企业成长停滞不前，后劲不足。李福官认为三五现象的根源在于企业急于求成，为了规模，不计后果地使用短期刺激策略来提升销售额，而忽略了品牌和渠道的建设工作，这种做法往往透支了未来。国内的一些婴童、服装和运动用品的企业，不断向经销商压货，或者鼓励零售商进货，超出了市场的消化能力，结果为存货所困扰，业绩就会无可避免地下滑。
李福官表示这三年百润关注的是产品改革创新、品牌和渠道建设的工作，目的是希望做到“小而美”，为将来的发展储蓄力量，销售额并不是最主要的考量目标。
纸尿裤市场的巨大商机
李福官三十七岁从新加坡到中国来创业，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创立了金龙鱼的庞大事业；五十二岁又去商学院读硕士。
今年63岁的李福官解释说，成长中的中国市场给创业者带来巨大的商机，只要有梦想，有追求，中国就能够提供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年龄不是问题，是否有决心和拼搏的精神才是关键。
中国纸尿裤市场的容量在250亿元左右，市场的渗透率只达35%左右，随着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改变和消费能力的提升，市场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
纸尿裤与粮油产品有较大的差异，除了合适的经营模式，产品品质极为重要。
国外发达国家儿童的纸尿裤使用量平均一天大概8～10片，和婴童的排泄次数基本相符，用一次就扔；但在中国市场，儿童平均每日的纸尿裤用量是3～5片，一片纸尿裤要承担2～3次的排泄，这对产品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福官表示，要与跨国公司竞争，国内企业必须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百润的纸尿裤革新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工艺，生产出更轻薄柔软，吸水量更大，而且不起坨、不断层的第三代产品。李福官说：“现在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虽然大，但是，任何市场的品牌份额都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只要做好我们的产品，做好我们的市场工作，我们就具备了发展与壮大的能力。”
【对话李福官】
Q：您之前在粮油行业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什么会在退休之后选择进入婴童行业？
A：选择一个新行业从零开始建立事业，确实挺有挑战，但也很有意思。
中国的婴童行业发展只有短短的20几年，总体上来说还是很年轻，市场充满潜力和机会可以说是我果断进入的主要原因。
至今为此，这个行业除了奶粉之类的商品是相对成熟之外，其他品类大部分都处于初级阶段。以纸尿裤为例，国内市场的渗透率不到35%，市场拓展的空间巨大；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消费升级的动力，再加上中国家庭经济能力提升，对于孩子的消费更加重视，国家二胎政策的逐步放开都让婴童事业有更广阔前景。
目前国内的婴童用品市场并不很规范，同时国际品牌占据非常大的份额，国内品牌参差不齐，市场需要更高的标准、更好的品质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经过慎重的调研，我们最终选择婴童用品行业，现在是以纸尿裤打头阵，后续还会有一系列的婴童护理产品。打造一个国人信赖喜爱的婴童品牌，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Q：从粮油到婴童，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您认为粮油行业和婴童行业有什么共同之处？
A：这是两个不同的行业，行业特点也比较明显，粮油产品是一个国计民生的大众化快消品，消费者要的是安全与健康，经营者要用“良心”来经营，而婴童用品是一个特殊群体的专业快消品，她要用“爱心”来耕耘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婴童用品这个行业非常的特殊，使用者无法清晰表述他的使用感受，而且每一个使用者的使用需求只有短短的几年，父母在选择是这类产品时是非常的谨慎和挑剔的。因此，我们需要更加用心去关注和了解婴幼儿的真正需求才有可能做好我们的产品。
如果说我在金龙鱼的管理风格对贝舒乐有何共同之处，我想一个是产品的不断创新升级。因为我本人是工科背景，对技术有某种执着的追求。我会要求团队在产品技术创新上投入巨大精力，并聘请了国内最顶级的纸尿裤专家负责研发的工作；另一个是渠道的创新共建，我在金龙鱼时创立了“一夫一妻制”的经营模式，让经销商与企业协作共赢，真正的成为稳定的合作伙伴，共享了品牌发展的成果也是我们今天倡导的合作模式。
Q：金龙鱼的成功经验对你经营婴童用品有什么借鉴的地方？
A：金龙鱼进入市场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能够取得成功是当时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因素。今天，中国的市场已经不是当时的状况，市场的竞争和消费者的需求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希望取得成功就必须要更加了解消费者真正的需求和行业的竞争业态。
金龙鱼的经验让我们能够更快的制定出差异化的产品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我们也清楚如何整合渠道的资源为双方创造价值，同时，如何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和促销方案来经营我们的产品，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
Q：相比粮油产品，婴童产品更注重体验式营销，具体差别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A：我以前做粮油，更多的是做消费者的理念营销，但是，我发觉到婴童用品除了理念营销之外，更需要关注的是购买者的体验营销工作。从AC尼尔森的市场调研报告你可以看到妈妈在购买纸尿裤的时候，对于产品性能的关注度比品牌知名度还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