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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放开二胎政策范文1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国在2020年前仍处于“人口红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适度增长可扩大居民消费与就业的规模，从而拉动经济稳定增长。
关于放开二胎政策范文2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与必要性，近年来坊间已经表述充分。在1980年那封著名的公开信中即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平均每位妇女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代际更替水平；如果还不调整，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快速减少。越往后，生育政策调整的正向效应越弱，政策所产生的副作用也越大。
事实上，在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就开始减少了，比前一年少了345万人，越往后减少的越多。相对应的则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今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两亿，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7提高到1/4。显然，这是未来中国的一个超级难题。
发展形势已然明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若是不放宽人口政策，将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问题。加之近些年放宽人口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启动“单独二胎”既是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的积极措施，又有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保和养老体系，顾及了人情伦理，让一些人少了后顾之忧。
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意义重大，这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作出的重大调整。对改革者来说，就是着眼民族的长远发展，清醒地把握各方面的意见、诉求、建议，使改革决策顺应民意，遵从科学。而这必然也会面临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两个方面的阻力。此次先行放开单独二胎，即是打破这个障碍与藩篱的改革智慧与步骤。
关于放开二胎政策范文3
注定失败的官司
从2009年12月21日二女儿若楠降生的那天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就开始成为公众人物。因为超生，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
这起“教授超生被辞退”事件引发媒体关注，上升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出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指控他们“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征收“社会抚养费”240642元。
24万，对于一个要抚养两个孩子的大学教授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额负担。2010年底，这个倔犟的湖南男人，决定海淀区计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违法生育”这个词；如此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显然有失公平。
“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这位曾撰文力挺重庆“最牛钉子户”的学者，如此发问。
这起官司，由他的老同事出任律师，“主要是从技术上来切入，比如说行政处罚程序合不合法，处罚数额合不合理，并没有想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的合法性。”杨支柱被学校解聘后只发给他600多元工资，扣除有关规定项目后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职带孩子无收入，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征收240642元社会抚养费，显然违反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征收的规定。
2011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杨支柱一审败诉，海淀区法院认为，海淀区计生委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征收额度也无不当。杨支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4月，杨支柱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两个月后，北京市一中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判决。
其实，杨支柱没有指望通过这起官司改变什么，只不过“想通过这种‘行为艺术’，达到拷问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目的”。
早在2010年10月的一个周日，杨支柱就去“行为艺术”了一把，不过，地点不是海淀区计生委门口，而是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过街天桥。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杨精心考虑过的：既不会引发交通堵塞，也有足够大的人流量，在警察来阻挠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撤退”。
倚在天桥栏杆上的杨支柱，身前擎着一张巨大的绿纸，上书“卖身交罚款”几个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罚的经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我希望多卖40万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身”没卖成，却再次在社会上引发了对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轮关注。
“等计生政策废除？我等不起”
第二个孩子的到来纯属意外。
2004年，38岁的杨支柱和陈虹结婚。他曾对妻子说：“你生多少个我就养多少个，我肯定不嫌多。”当时陈虹还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杨支柱还高。“二胎”，还是一个他们触摸不到的话题。2006年，陈虹怀上第一胎，生下了女儿若一。
3年之后，陈虹再次意外怀孕。她的态度与丈夫一样，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在事后一封于网络的声援丈夫的公开信中，陈虹说：“老杨喜欢孩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子对成长不利，容易惯坏。很多独生子女很‘独’，不能接受和弟弟或妹妹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3岁的女儿并不这样，她强烈地要求有个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冲动的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因为‘理智’太多而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社会意义，那也并非我们的初衷。”
处罚是杨氏夫妇俩意料之中的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生完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学一下杨支柱认识的一位书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后通过请客送礼，只被罚了5万块；再不然，就像杨支柱认识的一个学院院长，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儿说成残疾，说女儿心脏有个洞，让医院开个证明。“实际上计生委知道你这个是假的，但你送点儿钱他就不管了。医院里开个证明，几千块钱就搞定了嘛！”
可是，杨家最终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
就在杨支柱为自己的“二胎”抗争的一年多里，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计划生育制度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分别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这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对于这些消息，杨支柱并不乐观。
对于“生二胎”的态度，杨支柱在3年中迅速地变化着：2008年，他曾与众多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但到了2010年11月，他的题为“必须无条件停止计划生育”的评论文章，明确表示“放开二胎”是错误的；近日，在回答“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向哪方面调整”时，他说，“没法调整”，“应该彻底废除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
但是，从制度层面来说，他并不乐观。
根据他的观察，现在为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鼓与呼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经越来越少。“2007年有二十几个人发言，你现在找二十几个人还找不出来，因为说话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争的代价
如果不要“二胎”，杨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样子：写论文，当教授，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在外界看来，“二胎”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但谈起这些，他丝毫没流露出后悔之意。
杨支柱被学院解聘之后，先后有同事上书院领导，希望学校能“善待杨支柱夫妇的选择和追求”，超越现行不合理的规定，对杨支柱免于处分。但这些陈情，并未获得校方的积极回应。
现在，杨支柱一家挤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位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家属区。被学院解聘后，经济拮据的杨支柱一度想把这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带妻子孩子到乡下去住。“学校的房子很抢手，一个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
但这个主意，被妻子陈虹坚决拒绝了。
杨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为一些报刊写评论专栏，但也不太稳定，“很多地方都没谱，第一是发不发没谱，第二是发了什么时候给钱没谱”。
对杨支柱夫妇来说，孩子的未来，是个敏感话题。
虽然经历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儿若楠还是不能上户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时机给超生孩子上户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给上。”杨支柱说。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经过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登记到没有户口的人有1300多万，其中多是超生人员。虽然仅占到全国人数约1%，但仍然是个庞大的群体。
杨支柱也明白，这是一个无证寸步难行的国家，以后孩子要上学，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证。但他仿佛一位大战风车的骑士，尽管形容落魄，但还没想去屈服。
对于丈夫的坚持，妻子陈虹淡淡地说：“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关于放开二胎政策范文4
计生演变为意识形态
CCN：您怎么看待计划生育政策?其中你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杨支柱：“计划生育”这个概念经过几十年的宣传，已经形成一个意识形态了。长期以来，相关部门宣传的就两件事情，一个要爱国，另外一个就是少生孩子。
2002年《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那时候我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就已经形成了，但对于中国的人口形势还没有正确估计。
在我眼里，生多生少、生育或不生育是绝对不能强制的。而此法却具有强制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强制妇女堕胎，现在比较少了，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反对这样做，而是人们生育意识下降；再者人们比过去富裕，能够交得起罚款了。也正是因为这样，计划生育又变味了，实际上成了，镇政府和计生委捞钱的工具。
“砧板”上的超生者
CCN：你是法律系的副教授，为何这次要选择以身试法?如果不采用这种方式，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杨支柱：媒体报道了很多因计生引发的恶性事件，全世界没有别的国家如此做计生工作的。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反计生人士”从人权、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各种不同的角度批判这个政策很多年，关于计划生育方面的文章我也写了几十篇。
一个叫易富贤的人，写了一本书寄给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一些高层官员和各个大学的图书馆，我从他那拿了一百本送给北京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易可谓不惜血本，但是有效果吗?他们批了这么多年，还不如我生个孩子有效果。
CCN：对于学校的解聘处罚，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什么不满，也可以理解(学校的决定)”，但博客里却表达了你对处罚决定的质疑。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杨支柱：被解聘是意料之中的，尽管没开除我。《计划生育法》上规定可以行政处分，但是怎么处分却没有规定，这就意味着各单位可以自己裁量。比如温州鹿城区计生局戴副局长说，今天86万元超生罚款不交，明天就是160万元……北京的计生罚款弹性更大，我成了他们“砧板”上的肉了!
我觉得学校本身不想处理我，就是想逼我去交罚款。而到底交多少钱，计生委却一直没出现，也没找过我。学校的好多部门包括法律系的人、管计生的副院长都跟我谈过，让我不要再激怒计生委了，最好把网上东西都删了，争取少罚一点。
但我没打算求他们，即使不能自由生育，但我认为放开二胎指日可待。
质疑“1.8生育率”
CCN：你认为两到三年就会开放二胎，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
杨支柱：这是现在面临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一是人口已经低惯性增长近20年，不久的将来必定大量减少。有人说现在社会还有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这是教育的产物。
也有人说当前中国四五十岁的劳动力仍很丰富，但那些人都是非计划生育时代出生的，而年轻的劳动力，尤其50岁以下的已经严重短缺了。
另外，现在很多小学的老师面临失业问题――没有那么多孩子来上学了。政府能做的就是将很多小学进行合并。有一个乡原本20多个小学，但现在已经变成4个，其中还包括一所只有8个人的小学。这是否很可怕?
再者，2007年国家计生委主任曾说未来十年“一胎政策”不变，现在又改口说“五年不变”。还有今年年底全国将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其结果应该在一年后公布，我对普查结果来证明“开放二胎”的说法很有信心。
CCN：有人质疑人口普查中有些数据不准确，你怎么看?
杨支柱：现在看过去的人口普查是有问题，但相对十几年来计生委一张嘴就说“1.8的生育率”还是可信的。
国家统计局是副部级单位，计生委是正部级单位，计生委总认为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不准。坚持说全国平均1.8的生育率，多年来，这个数据怎么随着农村城镇化而不下降，这可能吗?
2000年人口普查生育率还是1.22，计生委说是1.8，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计生委说计划生育率这些年基本上是94％，超生只占8％左右，那么数据怎么就由1.2变成1.8了?
关于放开二胎政策范文5
小柔的妈妈为小柔生了个妹妹，开始几天小柔还很兴奋，常常跟我说起妹妹可爱的样子、有趣的事情，但是，大概一个星期过后，原本开朗外向的小柔变了，不仅不爱说话，还整天闷闷不乐的。我想这大概就是大家所说的二胎家庭老大易出现情绪波动的问题。其实在小柔妈妈怀孕期间，我就和小柔讲过一些关于家有弟弟妹妹的快乐，还告诉她，有了弟弟或妹妹，爸爸妈妈会一样爱她，而且会多一个人爱她。那时，因为妹妹还没生出来，她还是比较坦然的。现在妹妹出生了，要真正面对了，她就害怕了、失落了。怎样帮助她克服恐惧、放下压力呢？
我班有5个孩子家中是有兄弟姐妹的。于是，我组织孩子们分享与家中的兄弟姐妹一起游戏、生活的感受。小茜表达了和哥哥一起踢球的快乐，小宇展示了成长手册上哥哥给他写的话，小诺分享了妹妹有趣可爱的言行，小怡讲述了哥哥照顾自己的情形和自己的幸福感……接着，我抛出了小柔最担心的问题：“家里有两个孩子，爸爸妈妈会只爱弟弟妹妹吗？”小诺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样爱我和妹妹，我奶奶还是每天都来接我，妈妈还是会给我买漂亮的衣服。”小宇说：“爸爸妈妈爱我也爱哥哥，哥哥爱我，我也爱哥哥。”小柔也参加了进来：“我小时候穿的衣服现在正好给妹妹穿，妈妈说我们两个真像！”……
我知道，光靠几次分享、讨论是无法消除小柔的顾虑的，所以我来到了小柔家，希望得到家长的配合。从小柔妈妈那儿了解到，妈妈生产后身体比较虚弱，加上要照顾新生儿，最近对小柔的关注少了些。我跟小柔妈妈说，这段时间可能是帮助小柔顺利度过心理波动期的关键时期，希望妈妈能多关注小柔的内心世界，要特别用心，让她感受到父母的关爱依旧。小柔妈妈也正在为这事担心，所以我们一拍即合，约定以后相互配合，共同帮助小柔。在家园共同努力下，一段时间后，小柔的情绪明显好转了。
计划生育的政策有所放开了，以后生二胎的家庭会逐渐多起来。作为第一胎的孩子，心理上可能会存在恐惧、嫉妒等现象。因为在一定时间内，二胎家庭还只是少数。所以身处这种家庭中的孩子会有疑惑：为什么我们家要有两个孩子？也会有担心：大人只爱弟弟妹妹不爱我了吗？因此，如何帮助这些孩子克服心理障碍，快乐地与兄弟姐妹相处，是幼儿园和家庭需要共同面对的新问题。
关于放开二胎政策范文6
199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她被陕西省商州市板桥乡的计生队抓起来，推上一辆手扶拖拉机，顶着寒风来到15公里之外的乡卫生院，做“自愿”结扎手术。
在没有暖气的手术室里，医生打开她的腹腔。这时停电了。医生于是坐等来电。 40分钟过去了，医生让护士点起蜡烛，开始做手术。此时，效力已过。
阎梅说：“幸好我没有死。”
在当年，有阎梅这样遭遇的育龄妇女不在少数。那一年，作为中国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12年。
两个宝宝的惊喜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只生一个好。”
20多年来，这句口号在广大衣村俯拾即是，甚至“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的极端标语也在个别地方出现了。
“城市一孩，农村一孩半，少数民族地区三孩，80％的农牧区没有限制”，中国逐渐形成如此生育模型，并成为国际上人口控制的楷模。
转眼又过了12年，到了2004年。
2岁的儿子在身边蹦蹦跳跳，微微隆起的肚子已在孕育新的生命，幸福的上海妈妈陆颖芸，怀孕4个多月就在家里安心等待第二个宝宝的降生。
35岁的陆颖芸是上海一家事业单位的财务，和丈夫一样，都是家里独苗的他们忘不了童年的孤单。“那个年代还不提倡计划生育，同学、朋友家里都是兄弟姐妹成群，于是就老幻想要是有个妹妹、弟弟的该多好。”
今年5月，陆颖芸再次怀孕。恰好，新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半个月前生效，取消了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夫妇(如双方均是独生子女)必须间隔4年再生育的限制。
这个新条例在取消生育间隔的同时，也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涵盖到13种情况。
今年9月，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10多个国家驻沪总领馆官员做专题介绍，表明上海在继续贯彻执行计划生育的同时，不提倡丁克家庭，取消原先对婚后无子女夫妻在退休时给予一次性奖励的政策。
新举动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兴趣。有报道称“中国的计生政策即将做出重大调整”。与“只生一个好”对应的另一句话――“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也成了万众瞩目的话题。
微调从上世纪就开始了
要说起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实属不得已。
从1949年至1980年，中国净增人口4.3亿。为遏制人口过陕增长的势头，中国政府只好采取“急刹车”办法，从1980年开始在全国普遍提倡―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不过，在这期间，中国事实上也在微调生育政策，如80年代中期，就对农村的生育政策做了适度调整。
到了90年代后期以后，情况又有了变化。新华社2000年报道说，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已出台法规，规定均为独生子女的城镇夫妻，可以自愿生育第二个孩子。
新华社说，由于此前中国多数省份已允许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农村夫妻生育二胎，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多数独生子女夫妻可以生两个孩子。
2000年5月7日，中国政府《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提出今后10年人口总数要控制在14亿以内，要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政策规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专家宋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多数省份允许城镇独生子女夫妻生育两个孩子，是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的微调，这符合国情。
而农村的情况也与以前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已婚育龄妇女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选择包括结扎、宫内节育器、避孕药、、避孕膏膜等在内的各种短期或长期避孕方法。
所谓“知情选择”就是要确保已婚育龄妇女在选择避孕方法时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决定权，这是2001年12月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作出的明确规定。
本文开头提到的阎梅式的故事，慢慢听到得少了。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对计生工作者形象的描述：我们正从过去“可恨的人”、“可怜的人”变成“可爱的人”。
多数省放开了二胎生育间隔
最近，部分城市实行的取消生育间隔的新措施，实际上对生育两个孩子的条件作了“更符合人性”的进一步放宽。上海不是第一例。
两年前的7月，湖南就对该省的计划生育条例做了调整，扩大了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范围。同年8月，浙江省也调整了计划生育条例，对生育间隔不再做硬性规定。9月，安徽省也出台类似举措。
2003年9月1日实施的新版《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按照北京市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微调。旧条例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不得少于4年，女方年龄不得低于28周岁”；新条例中修订为，依照条例规定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只要符合“生育间隔不少于4年”和“女方年龄不低于28周岁”两者中的任一条，即可生育第二个子女。
今年10月14日出版的《法制日报》援引张维庆主任的话说，各地方新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突出了依法行政、维护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合法权益的思想，普遍取消了一些行政审批制度，修订了各种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收费和罚款项目，如二胎生育调节费等。多数省放宽了二胎生育间隔，吉林、上海、海南三地取消了生育间隔。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人口学博士任远目前受命担任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研究员。他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根据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的规定，20年后，由于进入生育期的大都是独生子女，中国城镇将自然过渡到大部分家庭都符合生育二胎的政策条件。
目前仅是针对特殊人群
专家认为，部分地区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的微调，有利于调整城镇和农村人口比例，减缓人口老龄化，提高人口素质。
以上海为例，连续11年的人口负增长后，劳动力结构日益老化，人口老龄化向深度老龄型社会演进。早在1979年，上海 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数量超过10％，提前全国20年迎来银潮。
“从2006年起，上海劳动力适龄人口总数将逐步减少。届时，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巨大压力。”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谢玲丽说。
近20年来上海年出生人数峰值为22万，低谷仅为7万，专家预测新的生育高峰要到2006年才开始。
“年龄结构的多峰谷交错现象对教育、卫生、就业、医疗和养老等产生交替性影响，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不利于上海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复旦大学人口所所长彭希哲对《望东方周刊》说。
“压力之下，上海一直在争取积极的生育政策。”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常务副所长周海旺告诉记者。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3年的调查表明，15.17％的城市受访者希望生育2个孩子，而且生育意愿与年龄、文化和经济收入成正比，高收入和高学历家庭最想拥有两个宝宝。
“从研究者的角度讲，最理想人口的政策就是尽可能地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周海旺对《望东方周刊》说。
在2002年上海举办的人口与发展论坛上，时任上海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周剑萍就曾建议：“建立人口出生公众预报制度，同时，取消对计划内第二孩的生育间隔规定……2010年左右达到生育高峰后，应及时调整生育政策，允许普遍生育两个孩子。”
张维庆表示，这样的调整仅仅是针对特殊人群。“我们讲大政策的稳定，大政策稳定就是说，主流人群的政策要稳定，特殊人群的政策可以微调。”
基本国策毫不动摇
张维庆的说法，实际上表明了，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会做大的调整。
媒体说，“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这句话出自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之口。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邬沧萍表示：“这是于学军作为个人意见来谈的。”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处调研员顾海路告诉《望东方周刊》，于学军说这句话既非官方意见，也非个人意见，而是作为一个学者的意见。他表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于学军尚未担任该司司长。
顾海路说，从目前来看，人口政策还没有松动的迹象。“计划生育是国策，不是我们政策法规司说了算的。如果有大的调整，那也是由中央做出决策。”
于学军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表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在还没有出台这样的政策。我们现在正在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待结果出来后我们会向中央提出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段成荣教授评论道，“比较一下最近几年的政策，其实没有松动。”
于学军认为，一些地方生育政策的变化只能说是在国家总的生育政策范围之内所做的微调，在政策上和指标上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并没有突破或超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原则范围。
想生不一定能生
虽然部分城市已经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生育二胎，但中国多数城镇年轻夫妻事实上无意要第二个孩子。
经济的压力、个人价值诉求的提高以及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等使得现代城市人有了不同以往的生育文化。“生育文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在心理上起着深层次的阻滞或推动作用。”彭希哲所长告诉《望东方周刊》。
还在2000年，黑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就曾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100240名20至30岁的被调查者中，表示不想生两个孩子的占69.9％。上海去年的调查表明，想要二胎的人也只有15．17％。
“以目前0．4％的总和生育率为基数，如果50％的符合者生育了二胎，总和生育率最多回升到1．4％―1．5％，仍然处于低生育率范围。可以肯定的是，上海不会在短时期再度扩大生育二胎的范围。”周海旺说。
新条例颁布之初，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了20649名现场访问者的 18―30岁年轻人生育意愿调查发现，青年一代的生育意愿已降到20年来的最低，打算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为“1．10'’，较20年前的“2．04'’几乎缩减一半。
独自经营广告公司的崔丽是那种特别嚷嚷着要生二胎的人，但落实到行动上，却是不可能。
已有一个7岁孩子的她终日忙于经商，儿子由外祖母带着，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老人已感力不从心，崔丽不得不每天抽出时间辅导孩子功课。她告诉《望东方周刊》：“如果再生一个孩子，根本没有精力管教。”
最想要两个孩子的群体之一当数“海归”。年届不惑的李双龙留学日本11年，回国任教后带回了一双儿女。
虽然4口之家被朋友视为美满，但是李双龙却一脸疲惫。“教育支出成了国内家庭最大的一笔投资。尽管我们夫妻双方都是上班族，但经济和精力上的压力比以前大很多。”
独生子女奖励、独生子女家属医疗补助……李双龙发现和孩子有关的很多制度都和一胎制挂钩，“这和日本有很大区别。由于只有一个孩子可以享受单位的医疗补助福利，我们还得面临着孩子健康支出的压力”。
那么将来呢，按照任远的“过渡理论”，20年后，大部分城镇家庭都符合生育二胎的政策条件，届时，中国会不会迎来人口猛增的高峰?
张维庆向媒体表示：这个我们测算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允许生两个孩子，从人口总量上来讲不会增加多少。第一，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他们结婚不一定都生两个，现在一个孩子不要的也多的是。他们也不一定养得起。另外，城市人口只是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增多，但对中国的人口总量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人口仍是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管怎么说，庞大的人口，既是中国的资源，也仍然是中国的巨大拖累。
任远博士说，中国人口总数已达13亿，已经超过了目前技术条件下的社会承载力，致使人口、土地和资源的矛盾非常突出，且今后20年里看不到矛盾的任何缓解迹象。
任远透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等数十家单位正对中国人口的发展进行严密监测，未来人口在哪一年达到最高峰，各家单位的监测数据并不相同，但最保守的判断是在 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15亿，在2043年左右达到15．5亿，不超过16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