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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1
关键词：生育意愿；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力资源
本文受高校自主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5030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资助（项目编号：G201512026005）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24日
引言
自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二胎”政策落地以来，辽宁省卫生计生委已经启动相关数据测算和评估工作，提请省人大修改《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相关内容或做出规定，同时做好相关政策的衔接工作，积极推进生育二孩的政策，尽快在辽宁依法组织实施。为了把握未来人口发展趋势，调查目前生育主体的生育意愿，预测政策实施后辽宁省未来10年的人口变化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进而分析辽宁省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对人口结构、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影响。
一、生育意愿分析
（一）调查情况概述。本文就沈阳市、大连市等部分地区的人群进行生育二胎意愿的抽样调查。在此次调查中，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256，回收结果显示72.3%的人群愿意生育二胎，27.7%的人群不愿意生育二胎。经调查，27.7%不愿意生育二胎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精力有限，无暇再照顾第二个孩子；（2）身体条件不适合再生育二胎；（3）经济压力大，生育第二个孩子成本高；（4）第一个孩子不愿意再有兄弟姐妹。此外，就72.3%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人群进一步展开影响生育的因素调查，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顺应父母意愿”、“养儿防老”两项具有直接功利主义倾向的选项累计百分比为29.297%，“让孩子有兄弟姐妹陪伴”共占16.797%。这说明，现在人们在对生育目的考虑上，家庭的完整性、第一个孩子的意愿占很大比重。“经济允许”、“政策鼓励”占本次调查总量的33.593%。表明现在人们的生活经济压力比较大，经济是人们生育的较为重要的因素，是现在人们考虑的重要因素。上述数据分析表明生育孩子的经济保障是现在大多数人的首要考量，生育孩子所具有的精神方面与现在的经济状况的考虑成为最重要的目的。
（二）城市、农村生育意愿分析。在走访大连、沈阳的城市、农村地区过程中，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图1）
1、农村人群生育意愿分析
（1）家庭的经济条件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重要的因素。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家庭付出很大一笔资金，教育成本是大多数家庭最为重视的。根据《2014辽宁统计年鉴》上的信息显示2013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0，522.7元，而经计算供出一个大学生则平均要花费10万～20万元，虽然随着农民收入的日益增加，但就普遍来说农民收入普遍较低。义务教育政策虽然减轻了一部分家庭对于孩子上学的负担，但上大学的费用相比农民家庭的收入仍然较高。随着农村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愈加重视，很多农民家庭在生育二胎之前都会仔细考虑他们的经济实力是否允许供多个孩子上学或者在有一个孩子的前提下能否提供给第二个孩子同等公平的教育环境。因此，经济条件是影响农村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2）在很多农村家庭，“养儿防老”的性别偏好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从传统文化上来看，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一些保守的农村地区依旧存在，并且根深蒂固。就心理上而言，人们往往认为男孩是家庭的一种延续，并且不可避免的有“养儿防老”的思想。此外，就生理结构而言，男性体格比女性高大强健，男性劳动力更让家庭有安全感，从而使家庭对生育男孩都有着较强烈的欲望。受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影响，在大连一些农村地区不再生育第二个子女，仅仅是因为第一胎已经有了男孩，很自然当第一胎是女孩时，那些家庭便会加大对第二胎的生育欲望。在今天，这种生育观念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已被逐渐淡化，但对目前农村人群的生育意愿仍有着巨大的影响。
（3）其他项中包含的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等方面也是影响农村地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走访中和问卷中也反映出，在二胎政策放开后，很多农村家庭由于劳动力有限，家里有老人需要赡养，本就沉重的家庭负担无法再负担一个新的生命，也导致二胎政策在很多地区“遇冷”。老人的医疗费用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没有得到强有力的保障，也使部分农村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有比较多的顾虑。
（4）政策因素也是影响生育二胎的重要因素。经调查，很多家庭表示之前想生育二胎只是因为政策条件不允许就打消了生育二胎的念头，现在二胎政策放开后，确保了生育二胎的想法实现。此外，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深入，辽宁省政府也不断加大对生育二胎的政策优惠力度，以改善人口低增长、负增长的局面，政策扶持也会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村地区的生育意愿。
2、城市人群生育意愿分析
（1）让孩子有兄弟姐妹的陪伴是影响城市人群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据走访大连市的中山区、高新园区、开发区等一些区域，实地调查后发现在大连生活的城市人群大多数家庭都已经有第一个孩子了，当“全面二胎”政策在辽宁省实施后，对于这一类的城市人群表示想生育二胎。原因更多的是想让孩子有兄弟姐妹的陪伴、感受家庭的亲情氛围，让孩子能够在父母忙于城市的工作的背景下能够日后相互照应，积极应对城市的竞争和生存压力，多个兄弟姐妹的相互照应能够使父母更加放心。适合生育人群的父母的意愿也表示，自己退休后能帮助儿女照管第二个孙子或孙女，能增加家庭氛围和让自己作为老人也不会孤单。
（2）经济水平和物质条件是城市人群考虑生育的重要因素。不仅是农村地区，城市人群也避免不了经济上的压力给生育意愿带来的限制。在当今社会，人们在对物质追求的同时，也希望保持家庭的稳定和睦。但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注定会给很多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在社会飞速发展，教育水平、医疗水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物价也在飞速的上涨。而作为家长，都想要给儿女最优质的教育、最美好的生活。就2015年和2016年的房价数据显示，沈阳市中心地区和平区约9，058元/平方米、沈河区约10，968元/平方米，大连市中心地区中山区约12，600元/平方米、高新园区约11，194元/平方米，从以上数据来看辽宁省房价物价对大部分外来工作者和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个沉重的数字。在成为“房奴”的同时，养育孩子更是一笔不菲的支出，这也会让许多经济实力单薄的家庭放弃二胎打算。除此之外，城市内快节奏的生活往往会让许多父母失去更多的自由时间，使他们的生育意愿只停留在一个孩子上。
（3）在其他选项中受思想观念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影响生育意愿的比重偏高。在城市家庭中，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很多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也使许多家庭在生育意愿有了一定的改观。很多城市的年轻人认为生活就是最大限度的实现自我，应用努力工作来实现完美的人生，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生育儿女已经不是他们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其中也有很多女性，害怕由于生育造成体型体态上的变化，而害怕生育。甚至在个人生活质量的主导下，有不少城市青年倾向于单身或者丁克，现在“丁克一族”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此外，夫妻二人的工作状态也对他们的生育意愿有很大的影响，是否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工作地点是否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85%的人表示在拥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前提下才会考虑是否生育二胎。
（4）养儿防老的思想也是影响城市人群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城市中人群较农村而言所面临的物质压力、生活压力、竞争压力更大，像大连和沈阳这两座城市是辽宁省的核心城市，消费高、收入低尤以大连市较为突出，因此在这两座城市生活的人群对今后与日俱增的生活成本压力的安全感较低，城市人群想趁着政策优惠和现阶段的条件生育二胎，以增加对年老时的赡养保障。
（5）无论是农村家庭还是城市家庭，政策因素都是影响他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的普及，很多想要生二胎的家庭由于政策的限制望而却步。但是面对目前日趋严重的中国老龄化现象及独生子女赡养老人压力的增加、老龄化现象逐渐凸显、社会保障等问题的层出不穷，“全面二胎”政策的推行给了符合条件又想要生育二胎的人们予希望，这也注定会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阅读“全面二胎”和“单独二胎”政策可以看出，二者受众的区别就是单独二胎政策是针对独生子女的，少数民族等较为特殊的人群，而全面二胎政策是针对除去上述人群，以高龄夫妇和非独生子女家庭为主的家庭，前者中的一些家庭要不得不面对已有孩子和兄弟姐妹孩子的年龄与生二胎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的困扰，这也会对二胎政策形成阻力，而后者因为养老压力相对较小，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再生一个。假设在政府对生育二胎的人群给予更加优惠的生育政策，如从对医疗护理的优惠、薪酬岗位的福利补贴、购房补贴等方面，预计会提高辽宁省的生育率。
二、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后对辽宁省人口结构的影响
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的人口结构是一直存在并长期存在的问题，其主要反映在性别结构以及年龄结构两个方面上，2013年我国人口结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比例严重失调，人口矛盾日益显现。同样，辽宁省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与矛盾，《辽宁省2013年度卫生计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显示，2013年辽宁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5，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更是高达19.1%。其中，沈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1，大连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虽然均高于全省平均值，但老龄化现象相比全省更加严重。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等尖锐问题也在影响着辽宁省的发展。《辽宁省适度人口容量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对2015～2030年辽宁省的年末人口数量进行预测，预测到2020年辽宁省年末总人口达到4，538.7万人，到2030年辽宁省年末总人口达到4，605.7万人。根据本文生育调查结果显示72.3%的人群表示愿意生育二胎，由这一小部分人的意愿加之结合《辽宁省适度人口容量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一文的调查结果，预计在未来十年内，随着“全面二胎”政策在辽宁省内的深入发展，人口增长率会有所提高，婴儿潮可能会出现，辽宁省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一）“全面二胎”政策对新生儿人口数量、性别结构的影响。从全国人口的大环境为背景来分析人口状况，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持续低速增长，人口总量呈现下降趋势。国家实施“全面二胎”生育政策，鼓励生育二胎增加人口总量，经历时间周期后渐渐延缓人口低增长局面。根据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愿意生育二胎的人群目前仍只有小部分，但随着政策的深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就长期来看，经历生育周期后人口数量会有一个小幅度的生育回潮，但对人口规模的影响有限，人口数量不会出现大幅增长。新生育政策使出生人口数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超低生育水平以及未来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有利于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从性别结构看，根据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是133，972.49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68，685.26万人，占51.27%；女性人口为65，287.23万人，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是105.20。而辽宁省的男女比例大致处于均衡的状态，但在14岁以下的孩子中，男女比例失调，性别比例更是达到110。在调查过程中，共发放性别倾向问卷样本300份，回收有效样本223份。据调查结果表明，二胎政策实施后，多数家庭希望的家庭构成是一儿一女。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深入，新生儿逐渐增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自然缓解辽宁省性别比例失调的状况，逐步促进辽宁省人口健康发展。
（二）“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改善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减缓老龄化。人口的低增长使得我国劳动力快速下降，而生育政策调整将使新增人口一定程度上补充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19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87%，而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451万人，占常住总人口（43，746，323人）的比重为10.3%，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高出1.43个百分点。目前启动实施“全面二胎”政策，近期虽不会影响老年人口总量，但新增人口的增多相对的就会逐渐降低人口老龄化水平。预测“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辽宁省未来10年人口老龄化百分数将有一定小幅的下降。
（三）“全面二胎”实施对家庭人口结构产生影响。“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可以改变当今传统的三口之家结构，将一部分三口之家变为四口之家。虽在短期内可能会加大家庭开销，增加经济负担。但从长远来看，四口之家的家庭结构更为合理，有利于孩子身心发育。而从赡养费看，35.6%的家庭每年花费超过1万元。出于对医疗保险体系的担忧，家庭积极储蓄，不敢增加消费支出，是现在中年人的普遍心态。由此紧接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打破这种传统的“三口之家”的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四口之家”的结构。家庭结构的改变，可以从根本上缓解未来养老等生活问题上的压力，有利于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三、“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人力资源的影响
（一）“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将缓解辽宁省人口外流、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现状。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同第五次全国普查相比，全国人口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0.57%。辽宁省共增加1，361，911人，增长3.21%，年平均增长率0.32%，远低于全国平均值。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导致的生育率降低，老龄化程度加剧，城市失去活力，从而促使人口外移。继2014年辽宁省以5.8%的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后，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更加寒意袭人，工业大省辽宁以1.9%的超低同比增速位列全国最末，这更加剧了人口的大量外移。其中大部分外移人口为青壮年，怀揣“出去闯”、“更有发展前途”的想法去到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地方。这直接导致了辽宁省人才的大量流失，经济增速减缓，并极有可能造成恶性循环。由此，人力资源的储备成为至关重要的一步，“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新增人口多，为劳动力资源提供人才储备，逐渐缓解人力资源不足的现状，对辽宁省人才需求、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相关产业发展影响深远。
（二）“全面二胎”政策一定程度上带动辽宁省服务业的发展，加大对一些行业的人力资源的需求。作为传统的工业大省，辽宁省的重工业很大程度上依赖石化和冶金工业，但在推动辽宁省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辽宁省主动推进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加大了辽宁省对服务行业的人力资源的需求。根据辽宁省人力资源市场2014年二季度职业供求状况数据显示，用人需求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四大行业，分别占辽宁省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总需求的27.06%、17.5%、13.68%和10.26%，合计占总需求的68.5%。而“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首先对幼儿、学前教育、艺术教育、托管等行业影响较大，新生儿的增多加大了对这一类教育、陪护人员的需求；其次是对母婴市场、家政服务行业、保姆行业、房地产行业、乳制品保健品、餐饮行业、玩具等行业的影响较大，加大对这些行业的服务人员的需求。
（三）实施“全面二胎”政策给相关行业的人员就业、用工带来的影响。分析如下：基于辽宁省实际，从长远看，“全面二胎”对改善辽宁省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降低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比例、延长人口红利期等具有积极意义，但短期影响不大。针对这一劳动力短缺、人才资源后备力量不足的现状，短期内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相反会造成人力资源的需求加大、用工成本增加的消极影响，基于生育条件、生育意愿的因素，加之人口的孕育周期和新生儿的生命成长周期的客观条件，“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短期内作用不太明显。而且短时间内可能会出现因开放二胎，用人单位加重对女性就业的歧视。就女性从事的比较多的行业如教师、医生、护士等一些行业而言，当这些女性进入哺乳期、适孕适育期时，其所在的行业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同等技能的人力资源来弥补这些职位的空缺，也会造成用人单位一定程度的损失，因此对于这种局面提出的应对措施有：合理合法地调薪调岗、合理修改用工合同福利、延长退休时间等等，将客观的女性生育问题与用人单位的利益相协调。同时，“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可能会带来女性集中岗位的招工难，甚至会带动男性进入女性传统职业（幼儿园老师、护士、服务性行业等）的趋势。其实许多“粉色职业”，比如洗碗工、保洁的难度并不大，往往基本要求只是身体素质好、踏实稳定，男性在这方面的优势甚至更强一些。因为招工难而带来的薪资上涨很可能会吸引许多男性抛弃成见，从事到“粉色职业”当中。从一胎变二胎也使得产假增加，短时间可能会导致人力资源下降，用工成本增高，加剧辽宁省人力资源动力不足的局面。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实施“全面二胎”政策无疑是促进辽宁省人力资源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实施“全面二胎”政策促进生育率的增长，在时间周期下新生儿成为新的人力资源，为辽宁省的产业结构调整输入人才动力，以人才驱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主要有经济条件、性别偏好、健康状况、养老保障、生活质量、思想观念、政策因素等，其中经济条件是最主要的因素。“全面二胎”政策短期内对人口结构、性别比例、老龄化程度的影响并不会很明显，短期会加剧辽宁省人力资源紧张状况，但就长期而言，“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辽宁省新增人口增加，逐步改善家庭人口结构、延缓老龄化进程，为辽宁省人力资源提供后备动力，有利于辽宁省未来人口的又好又快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周福林.生育意愿及其度量指标研究[J].统计教育，2005.10.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2
内容摘要 “单独二孩”作为一个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有助于对未来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决策支持。研究发现，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的类似性，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仍然将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的现实，从现在开始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调整是可行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建议从2019—2020年开始，在“全面放开二胎”以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
关键词 单独二孩 全面放开二胎 新生儿-母亲-代人口比 家庭自主生育 家庭计划
作 者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433)
一
五普以来，人口发展完成了人口转变，而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一直滞后于人口状况和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态势。六普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实际上低于本世纪初国家人口战略预测的结果，而人口内在萎缩的速度比预想更严重。近年来，虽然较多学者论证应该可以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的改革，而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的是“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该政策到目前为止的实施效果是，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万，到同年8月底，只有70万对申请生育二胎。全国不同地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新增加生育的情况都远低于预期的水平，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实际生育水平不高，职能部门所担心的“单独二孩”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反弹并没有出现。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效应产生一定预判失误的原因有：一是政策变动效果的跨年度效应，政策影响行为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现出来。二是利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进行生育预测，在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不少生育预测往往是以生育意愿来代替实际生育行为，而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决策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我们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后独生子女一代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群体中选择生育的比例相当低，一些研究论证这个比例大约在20%—30%。
“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整体上说是一个相对滞后的政策调整。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据此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后果进行预判，目前进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及其实施结果，可以对未来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向和策略提供新的研究发现和政策文持。对于“全面放开二胎”，国家仍然持谨慎态度和“没有时间表”。前不久，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表示， “目前我们国家的生育势能还是很大，现在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全国测算有1.5亿左右，有近8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就有将近9000万的家庭准备再生育孩子”。他指出，如果现在普遍实施二孩政策，就会使中国的生育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会使国家制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受到影响。他强调，中国人口多这个基本国情目前还不会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还不会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还不会改变。 为此，笔者拟利用已有的数据，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究竟会对新增加的生育带来多大影响，从而为生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据。
二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假如所有家庭夫妇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是类似的，那么，按照目前1100万“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可以推断出所有家庭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
为了估计这种生育行为的影响，笔者设计了“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的分析工具，这是指当年新生儿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龄之前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比值。“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类似一种倒推上去的队列总和生育率，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标。当然，这个指标也没有考虑移民效应、母亲一代人口的死亡等。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衡量这种生育率水平和时期总和生育率(TFR)究竟谁高谁低，而是以此为工具来衡量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以及估算生育政策变化对新增加的生育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对国家人口和生育来说，存在一个基本能够反映当下生育政策约束的“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l)。例如，我国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是28岁，可将2013年新生儿人口数1640万人，与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983万的比值1.67，作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的基线生育水平。其中， “单独二孩”家庭中申请生育二孩而新增加生育的新生儿数，与平均生育年龄前母亲一代人中符合单独政策人口数的比值，构成第二个“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2)，这是所有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而单独二孩家庭的新增补偿性生育，与平均生育年龄前国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数的比值，则构成第三个“新生儿一母亲一代人口比”(NM3)。NM3和NM1两相比较，基本能够反映“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对于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 （详见表1）
假设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无显著差异，我们用“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可以估算“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是类似于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不适合直接和时期指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进行类比。参考郭志刚从时期生育行为对终身生育水平的去进度效应的估计，1990年代末妇女终身生育率TFR’约为1.7（近期的育龄妇女终身生育率水平应该更低）。即使用这个较高的终身生育率水平来推算， “单独二孩”可能使得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上升到1.8；而“全面放开二胎”会使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上升到1.83，但这个结果依然是较低水平的生育率，仍然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
从生育政策调整来看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这也说明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已经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和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类似，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了就很难反弹”的风险。就此而言，对生育政策调整会带来显著的生育反弹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从长远来看，人口与发展的主要风险不是生育水平过高的问题，而是生育水平过低的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放开二胎的限制，解除生育行为背后的政策枷锁。
图1描绘了我国1980年代以来的年出生人口数。1980年代，我国年出生人口数基本都在2000万以上，特别是1986～1990年受到1962～1970年出生高峰推移的影响，形成了出生堆积的高峰，每年新出生人口数达到2500万以上。而1990年以后总体上出生人口数是快速下降的，基本稳定在1600万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如果所有家庭都“全面放开二胎”，也就是说按照NM2来生育，那么通过“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结合过去各个年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数，可以近似推断出在平均生育年龄以后的未来各个时期“全面放开二胎”新增加的生育人口。 （详见表2）
研究表明， “单独二孩”政策下，2014年大约年出生人口数会达到1983万。“单独二孩”政策使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6.3%左右，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效应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7.8%左右。即使立刻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4—2030年新增加的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万左右。如果说中国总人口在2025—2030年将到达顶峰，我国峰值人口数量仅比现在高出2000万人口。就此而言，“全面放开二胎”会增加9000万人口，不太可能出现。
四
我们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作为政策试验，来预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影响，结果表明，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反弹实际上不必过分担忧。值得担忧的倒是，即使放开生育控制，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即我国可能已经进入生育率下降很难反弹的“低生育率陷阱”。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带来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长。
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反弹，大约会增加6%—8%的新增生育人口。同时，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比“单独二孩”多增加的人口实际是有限的，或者说“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效果并没有显著差别。 （图2）这也再次说明，从“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胎”的渐进改革有些“过于碎片化”的谨慎，实行“单独二孩”或许仅仅在政策调整试验上具有意义。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实施效果的类似性，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现在起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对于生育反弹的影响不大，人口生育水平仍将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值得提醒的是，相对于2013年出生人口1640万，2014年出生人口预期会达到1980万， “十三五”前四年即2015～2018年年出生人口都将相对较高，在2000万以上甚至达到2200万。但是我们并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会出现年出生人口数增加，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应。我们千万不要将这段时间人口出生的显著增长归因于（或者怪罪到）生育政策的调整，避免将因为人口惯性带来的生育反弹归咎于政策调整造成了政策波动。同时，我们要看到即使2014—2018年人口生育数量将有较大增长，仍然显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阶段的出生人口数；而且，2019年以后，随着上一波生育高峰开始下降，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随之快速下降。
上述研究再次表明，从现在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可行的。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我国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全面放开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体的生育意愿，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将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依然是长期不可持续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我们需要在“全面放开二胎”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此时，我国自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完成了过渡期任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实现自主生育”的时间点建议放在“十三五”期间最后一年，大概在2019—2020年。因为如前已述，2014—2018年的年出生人口会在1986—1989年出生高峰推移效应下维持较高水平，从而增加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但是，2019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就会显著下降，如果利用这一年开始推动实施全面自主生育，能够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并帮助稳定人口的波动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2021年是建党100年，用实现自主生育的民众民主来作为全面小康的历史里程碑，并为第一个100年献礼，将使中国开启一个全新的生育政策时代，标志着国家新人口政策的开端。
参考文献：
[1]卫计委回应普遍放开二胎：现在还不是时候．中国网，2014.7.10．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3
关键词：计划生育；一孩化；人口红利；失独家庭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开始大力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控制已经超出了预期的效果，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四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增长过快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然而，我们在看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世界带来的重大贡献的同时，“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也日益严峻。
一、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一）生育水平明显降低
对于大多数的居民实行只生一胎的限制政策，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在这些年中实行一胎限制在控制我国的人口上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过去三十几年的“人口红利”时期，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适合工作的人口比重大，老年人的抚养比率低，而这些现象都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小的，这也就是我国在这个时期出现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现象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这段时间，我国的生育率已经从2.2-2.8的较高的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就可以看出来，仅有1.18，其实这种低生育水平并不是刚刚出现的，早在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再加上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我国的人均寿命相比比以前要变得更长，再加上我国的人口基数大，会产生人口的增长惯性，由于这两条原因，我国的人口数量还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增长。但是，如果继续实行对大多数人的一胎限制政策，在未来的30年的时间中，我国的人口结构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近些年已经出现一些征兆的了，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比2011年的数据减少了345万人，这也是我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首次劳动人口急速的下降，这也就显示出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已经要走到了尽头，同时也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路上一个巨大障碍。我国进行长时间的一孩化政策对于我国的生育理念产生了影响，现在大多数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生育意向不是很高，我国若是想让生育水平回升，这将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这点。他们的经验说明，如果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经历了从高到低的转变，再想使其上升时很难的。
（二）出生孩子性别比异常
无论是从一定时空条件上的出生婴儿总数看，还是从其分孩次出生看，男婴与女婴的出生概率虽有差异，但各自的出生概率上基本相对稳定或略有微小波动的，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并不是绝对的1：1的比例。如果出生性别比不在这个范围内，则说明社会、环境、医疗水平对这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从1949-1980年间，出生孩子的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水平之间，但是自从实行一孩化政策后的30年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到120左右了，从表1-1就可以看出。
数据来源：（1）1976-2000年《中国人口信息网》；（2）2001-2009《中国人口统计年鉴》；（3）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各地农村普遍实行的“农村一孩半”政策：夫妻双方或一方是农村居民，其夫妻仅生育过一个女孩，可以生二胎，又对出生男女性别比过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这项政策也就潜移默化的向人们说明了生男孩好的这一观念，使得重男轻女的观念更见深入人心，这也就产生了另一个鲜明的现象，城乡性别比差距逐渐扩大。
（三）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变大
现阶段我国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符合四二一的家庭模式，即独生子女家庭，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实一孩化政策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那一代父母，他们那一辈的大部分都有最少一个兄弟或姐妹，因此，他们在赡养老人方面压力普遍比较低，同时由于只抚养一个孩子，在照顾孩子方面负担也相对较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我国正式走入的“人口红利”时期，正是由于这人口红利期，我国的经济才得到了发展的最好机会。但是，随着这一代孩子当上了父母，我国也就快要走到了“人口红利”的末期，如果计划生育的政策不对此种现象作出相应的调整，那么必然会对我国为来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同时，四二一模式的家庭面临的风险也将比他们父辈那时的家庭所要承担的风险要多很多，第一，孩子的成长风险，为了抚养唯一孩子，父母必定都将倾尽自己所有的精力去照顾孩子，但是，如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了严重的疾病，或者意外导致其死亡，如果实在孩子的生命周期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以通过补偿性生育得到消解，如果是大龄独生子女夭折或者发生严重伤病残事件，对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汶川地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地震中很多父母都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同时他们年纪也大了，过了适合生育的年龄，他们到老的时候膝前无子无女，没有办法养老，到老了过得将是何等的凄凉；第二，空巢家庭的增多，随着独生子女到娶妻生子的时候，他们有很大一部分都会选择搬出去住，这样便会产生了大量空巢家庭，这也是长时间实行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功实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当中，对这项政策的激励措施做的却不是很好，就拿补助政策来说，现在很多地方依旧使用的时每月给独生子女家庭10元的补助，这些钱在三十多年前还可以，但是在物价和消费水平飞涨的现在却显得微乎其微，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同时，在对失独家庭补助上也存在补偿过低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对失独家庭的补助标准是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城镇每人每月270元（伤残）、340元（死亡），农村每人每月150元（伤残）、170元（死亡）。目前我国的失独家庭应超过了100万，而且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从这些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失独家庭已经是成为了社会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失独家庭的补助却是不多，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作用不是很大，而且领取的年纪也较大，对于他们的帮助也很少。
（四）导致人口素质的忽视
在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过程当中，我国很好的完成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控制生育率这一任务，但是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好这一政策。在计划生育提出的初衷不仅仅只是控制好人口，同时也要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的任务不好用量化的指标来度量，所以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各地政府主要的就是控制人口数量上，因为比较好观测成果，而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则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所显示出来的结果并不会快速的反应出来，所以，也就容易被忽视。同时，我国实行的人口政策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存在不同的地方，多数的少数民族都可以生两个孩子，有的偏远地区的牧民或少数民族可以生三个孩子。而在这些少数民资当和一定区域的民族相对比较封闭，有的甚至禁止与外族通婚，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们族内的通婚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导致他们的孩子有较大的几率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再加上他们居住的地方相对封闭落后，使得这些民族的孩子没有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适当的年龄接受教育，从而使得他们的文盲率较高。2010年少数民族的平均成年人文盲率为8.12%，而汉族为4.88%，其中还有不少民族的文盲率高于10%，比如藏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哈尼族和傣族，其中藏族的文盲率高达29.59%。这对于少数政策的宽松的生育政策，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增加了，但是人口的素质却没有跟上去，出现了断层，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质，有一句话说的好，“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以经济发展作用生育控制，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可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现在应当加强对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关注和投资，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我国的人口的素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同时也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和竞争力，从而使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会间接的影响到我国的人口的生育观念，从而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这是一个良性的连锁反应，我们应当好好的运用这一点。
二、放宽二胎政策的益处
（一）刺激经济
今年年初放开二胎政策以后，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重大，投资者纷纷向婴儿用品进行投资，奶粉生产商雅士利在香港的股价升了接近12%，婴儿床制造商好孩子国际集团则升了6%，在医疗保健部门，山东威高的股价从去年13日开始股价跃升了超过40%，同时《经济日报》报道，国金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单独二胎”开放有望在五年内新增800万新生儿，摩根大通报告则指，计划生育政策放宽后，预期每年将有180万名额外婴儿出生，较现有出生婴儿数目增长11%，预期可提升整体婴儿产品市场盈利4%。除了婴儿奶粉最受惠以外，尿布、婴儿及儿童高性能产品、衣服及儿童耐用品等行业也有2%到3%的盈利增长空间。
出了对股市的影响外，同时也将影响到房地产行业，因为实行了30年的一孩化的生育政策，很多34岁或34岁以下的中国夫妇是双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四位老人去世后，他们至少会多出两套房子，鉴于现在很多家庭对方地产的投资很多，多出的数目可能会更多。虽然现如今的房价尤其是诚实的房价很高，但是由于会产生过多的房屋供给，供给会大于需求，按照经济学的知识可以知道，这些过多的供给会导致房价的暴跌。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最终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同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享有世界工厂的美名，但是，这个名称是与我过的生产方式有关的，我国的生产方式的劳动力密集型，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很多国家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但是由于一孩化政策的影响，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社会，这种优势正在逐步市区，但是，现在放宽二胎政策，这有利于放缓这种趋势。
（二）对家庭有利
放宽二胎政策对家庭以及子女都是有好处的。现在很多家庭大多都是一孩化的政策下只剩一个小孩，全家人宠爱一个小孩，娇生惯养的小孩从小就非常自我，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也习惯了在长辈的溺爱下成长，脱离家庭就失去了庇护，不适应社会，与社会脱节，会遇到种种不顺。如果有两个小孩一起成长，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大多都会养成懂得分享、关爱他人、孝敬长辈等良好的习惯，这些都是他们走向社会最基本的。同时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了兄弟姐妹，有了知心的小伙伴。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对于孩子和大人也有益处。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的社会，由于30年的计划生育，使得在次期间出生的孩子到成人后，就要抚养四个老人，压力繁重。但是放宽二胎以后，使得下一代抚养父母的单子就会轻多了，他们可以一起照顾父母，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可以一起商量，和自己最近亲密的人一起度过，不再感到孤单。
（三）对人口的影响
放宽二胎政策同时对于我国的老龄化起到一定的作用，近期来看，单独二胎政策不会影响到老龄人口绝对的数量，但是从长远来看，二胎政策可以缓解我过老龄人口的比例，据测算，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龄化水平将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会导致婴儿潮的出现吗？我认为不会，例如，1985年山西翼城成为我国第一个特批的二胎试点地区，对于翼城这个农业生产县，在过去的28年来出生率低于全国水平，男女性别比也更趋合理，同时1987年批准的甘肃酒泉、辽宁长海、广东南海等11个县市和地区的试点在近20多年来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因此，这次放宽二胎政策，不会出现所谓的婴儿潮，同时我国的男女性别比也会得到改善。
三、总结
我国最近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从长远的来看，对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会缓解下一代年轻人抚养老人的压力，对经济有刺激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的出生率上升，有利于达到人口更替水平。（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王金营，再认识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1）：35
[2]王桂新，少了老龄化：计划生育遗症，社会观察，2012（09）：28
[3]毛雪颖，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探讨，两北人口，2006（3）：59
[4]汗小英，周艺，关于中国人口质量制度引导机制的思考，西北人口，2011（1）：22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4
在“单独二胎”政策开放之前，娱乐圈中已有不少明星生了二胎。但是，那些不合规定的明星想生二胎怎么办呢？出境是门路！
美国是首选
美国和香港的法律规定，只要孩子在这里出生，就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父母也可以根据政策获得身份。所以像《北京遇上西雅图》里发生的故事，在娱乐圈中确实非常普遍，去美国当然是首选，比如王宝强和陈红。
王宝强虽然靠“傻根”走红，而且一路都在扮演类似的角色，但是现实生活中，他可真没那么“傻”。成功搞定了大学生老婆不说，还让漂亮老婆连生了两个娃，第二个还是去美国生的。2011年9—10月，王宝强都在美国休假，为陪大肚老婆，甚至在俄罗斯海参崴国际电影节上拿了最佳男演员奖都没有出席。
像王宝强这样的赴美生子还属于钻美国法律的空子，但是像陈红这样已经获得美国国籍的中国人来说，就是光明正大的，而且还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美国的医疗福利。1989年，陈凯歌通过跟洪晃结婚，拿到了美国绿卡。陈红在嫁给陈凯歌后，也通过婚姻顺利取得了美国国籍，1998年、2000年，陈凯歌和陈红的大儿子、二儿子先后在美国出生。
去香港生也行
美国国籍虽然好，但是毕竟远隔重洋，照顾起来也不方便。香港开放自由行后，赴港生二胎，也成为一些明星们的选择。《爸爸去哪儿》里的“战友”田亮和郭涛，都是赴港生二胎的代表人物。
作为非独生子的田亮，他和妻子叶一茜并不具备生二胎的资格。为了再要个宝宝，2012年田亮把叶一茜送去香港生产，还颇有远见地提前辞去了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公务员身份，为自己免掉了很多麻烦。另一位爸爸郭涛也一样，不久前他曝光小女儿照片时特意声明，女儿系香港出生，以撇清自己“超生”疑云。
不过，这条门路如今已经被渐渐封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看中了赴港生子的便利性，也让港方出台了对策——“零双非”政策，即2013年起禁止夫妻俩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怀孕妇女在港分娩。同时内地也有相关政策，如果父母均为中国籍，生育的第二个孩子即使有香港身份，仍然属于违规生育。但这种情况下孩子不在内地上户口，一般不会征收“社会抚养费”。
甘愿“超生”在内地
除了以上各种方式，还有一些明星生二胎既不合法也不想辙，甘愿冒着“没户口”、“被罚款”的风险，把孩子生在内地。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景岗山和张艺谋。
景岗山和经纪人太太马葭婚后育有一子一女，两个孩子都在国内出生，这无疑属于“超生”。但女儿出生两年后，景岗山曾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表示：“没有占用相关的户口指标，所以原则上不构成违反计划生育法规。”至于女儿的“黑户”怎么解决，景岗山当时表示，因为岳母的海外关系，可以举家移民，届时女儿的户口自然能解决了。
如果说景岗山“超生”还给自己留了条“移民”的后路，那么导演张艺谋为了“让孩子是中国人”，坚持把孩子生在内地，就得硬着头皮接受高额罚单。
二胎代价几何？
提到超生之后的“罚款”——社会抚养费，张艺谋那霸气侧漏的748万不仅让一众网友惊掉了下巴，甚至还产生了同情之心。
同样可能被罚还有邓超孙俪夫妇，鉴于邓超的非独身份以及“单独二胎”政策未完全明朗，孙俪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要是生在了内地，夫妇俩就很可能被扣上“超生”的帽子。虽然全国各地罚款方式不同，但根据有关规定，“超生”罚款一般按照“超生”这胎前一年的家庭收入计算。孙俪2013年收入约1千多万，邓超约5百多万，算下来数额也不会小。不过，两人也可能早就拿到了外籍身份，记者为此特别致电孙俪经纪人，但对方并未回应。我们可以等等看他们会有何解释。
花费惊呆普通人
“超生”罚款那么惊人，明星们纷纷取道美国、香港也不无道理。据记者了解，内地有不少赴美生子的中介，收费项目包括签证费、机票费、医院生产费、月子中心服务费，甚至还有生产完毕的新生儿检查费、办证费等等，总共算下来大约7万人民币左右，再加上在美期间的住宿、饮食费用，总费用约在30万人民币。这还是普通人赴美生子的费用，明星们通常会选择更高档的私立医院，价格只会更高。
相比赴美生子，赴港生子的成本低了许多，根据选择套餐不同，一般价位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最便宜的仅为四五万元。只不过，把孩子生在香港也有许多后续的麻烦。如果孩子不带回内地抚养，虽不征收社会抚养费，但仍属于违法生育；如果孩子两年内在内地连续或者间断居住满18个月，就占用了大陆的抚养资源，还将征收社会抚养费。
就算是在内地正常生个孩子，明星花费十几万已是平常事。天后王菲生完二胎李嫣后，选择在北京某著名私立医院疗养，所住房间30-40平方米，光洗手间都有15平方米，空气经过专门净化，医护人员提供中英双语服务。虽未赴海外也没有罚款的困扰，王菲生个二胎也差不多花掉了20万人民币。
并非天后奢华，港台女明星也如此。已有3个女儿的小S就多次选择了台北某顶级生产中心，产房一晚就要2000元人民币，再加上其他服务，一天大约3000元人民币，连带坐月子，总开销至少也要10万人民币。
花了钱还要顶压力
怀胎10月对不少女性来说都是个挑战，就如马伊琍和孙俪两位星妈，因为怀孕，这一年几乎都处于休息状态。《甄嬛传》、《辣妈正传》两个大热作品之后，孙俪就停工待产。虽然偶有商业活动露面，但是肯定不能进组拍戏，有一些找上门的好剧本好角色也只能暂时放弃，这对正在上升期的孙俪来说，确实是一种损失。娱乐圈更新换代如此之快，再出发虽然有新闻点，但会碰到什么局面真不好说。
除了二胎停工的风险外，是否有足够的精力照顾孩子也是忙碌的星妈们担忧的问题。11年前，王姬在拍《北京人在纽约》时怀上了二胎儿子，由于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太过劳累，导致儿子出生后智力异常，至今后悔不已。如今，马伊琍在自己的微博上也曾表态“生二胎不是经济问题，是你有没有足够的精力亲自照顾教育好每个孩子！自己带大的孩子和别人带大的判若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有3个孩子的星妈钟丽缇也通过助理向腾讯娱乐记者透露了这方面的烦恼：“带三个孩子负担肯定有，两个小女儿比较黏人。好在生性乐观，有困扰也可以自我排解。”
缘何执著生二胎？
对于收入不菲的明星来说，昂贵的生子成本并不是他们考虑的首要因素。在雄厚的经济能力支持下，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和让孩子有个伴儿的愿望，是他们生二胎的最主要原因。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5
其实，开放二胎后的“再生育”，和普通的生二胎还是有所区别的。一般的生二胎，通常在生第一胎的时候就已经有所打算了；而“再生育”，则很多是本来已经放弃生育的女性，对于生育计划的再次规划。因此，这样的“再生育”，给第二胎的孕产过程带来更大的风险。
不孕，高龄生育之痛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时间过去了两年多。数据显示，单独夫妇（男方或女方单方为独生子女）虽然人数少，但是夫妇年龄结构相对年轻，集中在25～30岁左右；而非独夫妇（男方或女方都不是独生子女）的年龄结构明显偏大，集中在35～45岁之间。而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恰恰是对这部分非独夫妇的生育限制。
这是一个可怕的年龄结构。在医学上，超过35岁的孕妇，被称为高龄孕妇。无论你的身体多么健康，只要年龄超过35岁这么一条，就可以被划分到高危孕产妇的行列！之所以这么划分，是因为超过35岁怀孕，无论是孕产妇还是胎儿，各方面的风险都明显增高。而二胎生育群体年龄构成的变化和我国畸高的剖宫产率，或许会让一些人的二胎之路走得更加艰难。
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不孕。
据统计，35岁女性的生育能力只有25岁女性的一半，而40岁时又只有35岁时的一半。大概2/3的40多岁女性都有生育问题。虽然难以接受，可一旦你超过40岁，岁月真的会变得非常无情。根据生殖专家的说法，女性在35岁左右时，一年之内受孕的机会为75%；40岁时这一概率大约为 40%～50%；而等到了43岁，怀孕的机会则将骤然下降到1%～2%。
为什么40多岁女性的生育能力会下降得如此快呢？生殖专家认为这种情况与卵子有关。从青春期开始，女性的卵子数量大概为30万左右，此后卵子数量逐年稳定下降。到43岁时，女性就真正到了卵子供应的末期，受孕机会也因此会变得极为渺茫。
因此，可以想见，当这批重新进行生育规划的高龄女性准备怀孕时，她们最先遇到的可能就是不孕的问题。所以，各个医院的不孕不育科可能要迎来一个高峰。
一直以来，和不孕不育相关的医疗市场都存在乱象，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上当受骗。因此，想要治疗不孕不育的家庭，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要听信医托的推荐。
一胎正常，二胎未必“没事”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一对夫妻怀了第二个宝宝，女方已经39岁了，按照医学上要求，35周岁以上的孕妇属于高龄产妇，需要做一个“21三体”的筛查，即大家熟知的“唐筛”。遗憾的是，夫妻两人觉得第一个孩子是好的，第二个也不会有问题，特别是听医生说，羊水穿刺筛查有一定流产的风险，所以就放弃了。结果，孩子出生10天后，妈妈发现宝宝不会喝奶，带到医院来看，没想到是一个“21三体”的宝宝。
每个准妈妈在第一次怀孕时都会十分重视孕前和孕期的检查，而到了第二胎时，就认为第一个孩子没事，第二个肯定也不会有事，其实，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头胎的健康并不代表怀第二胎时就可以很随性。
在孕育二胎的过程中，孕产妇和腹中胎儿可能遇到哪些问题呢？
胎儿面临的风险
早产
一位42岁的高龄孕妇在怀孕26周时，被查出有妊娠高血压，孩子随时有危险；保胎保到第29周时，孕妇的症状加重，只能马上剖腹产。孕29周产下一个900克女婴的女婴。她是个早产儿，出生时就住进了保温箱。
近几年，早产儿越来越多，原因可能与试管婴儿的普及以及高龄产妇的增多有很大关系。我国与巴西、印度、尼日利亚和美国共同被列为早产儿数目最高的国家，据估算，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新生儿基数也将随之变大，再加上高龄孕妇早产发生率更高，因此早产儿的数量或将在未来一两年内出现阶段性增加。
据统计，30～34岁的孕妇早产风险大约是4.5%，而35～39岁则达到5.6%，超过40岁，早产风险为6.8%。随着女性年龄的增大，她们的卵巢、输卵管、子宫、宫颈等生殖脏器会衰老。高龄产妇的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和早产的可能性较大，不明原因的死胎也增多，先天性畸形率也相对增加。同时，高龄产妇也容易发生产程延长或难产，也极容易致胎儿滞留宫内，引起胎儿窘迫症等一系列并发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有1500万名婴儿是未能完成37周妊娠的早产儿，其中有100万名婴儿死于早产并发症。
随着早产儿以及宫内发育迟缓的新生儿的出生，其日后发育存在缺陷的风险大大增高，这就需要社会加大对于儿童康复以及生理缺陷人群的保障。也就是说，我们在追求开放二胎之后的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应该做好准备，为那些随之而来的保障做好安排。
流产
40多岁怀孕的女性流产率也会激增。孕妇在20和30岁时的流产率分别为10%和12%；在40～44岁期间，流产率为34%，45岁之后，流产率会上升到53%。
女性年龄大了之后，其激素水平、生殖道功能，尤其是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子宫对胚胎的容纳能力）都会有所下降，加上女性或男性年龄过大，卵子的质量有所下降等这些综合因素，容易引发流产。
胎儿畸形
孕妇年龄越大，染色体异常的发病率越高，尤其是在35岁以后，这一比例陡然升高。据统计，仅仅21三体综合征这一种畸形，45岁女性怀孕的发病率就达到了5%。
所以，当高龄孕妇穿着防辐射服，精心挑选各种绿色食品，尽可能避免各种药物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你的年龄已经使你的胎儿畸形率升高了。
B超对孕期的很多异常都比较敏感，尤其对发现很多种畸形和胎儿的生长测量很有帮助，所以常规产前检查的时候，定期的B超检查是必须的。那么，有没有必要做三维或者四维B超呢？
一般的B超检查都是二维超声显示，不具备三维成像能力，显示的都是平面的图像。现在的三维B超实际上是在普通的二维B超基础上，加了三维成像功能，其效果和二维B超是等同的。但为什么有时候还建议三维B超检查呢？因为能够进行三维成像的B超机器，其分辨率和其他性能上都要好于普通B超机器，更能够发现一些细微的异常，所以对于高度怀疑有孕期异常，尤其是胎儿畸形的孕妇，一般还是建议行三维B超检查。但是三维B超也不是孕期都可以检查，因为孕周过小，很多脏器发育不完善，并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畸形；孕期过大的话，由于胎儿较大，可供观察的空间受到影响，检查效果也要打折扣。所以一般建议，有必要的话，孕22-26周可行三维B超检查。至于四维B超嘛，就是多了个时间轴，出的结果是显示操作动态的，其优势和三维B超相仿，并无其他特殊意义。
孕产妇面临的风险
除了胎儿的问题，孕产妇相应的风险也在升高。2013年底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我们医院2014年下半年产科的分娩量与2011年全年基本相当，但疑难危重比例在升高。
可以想见，今后一段时期内，产后大出血、栓塞、高血压疾病等严重并发症恐怕将更多地见诸报端。当孕产这一生理过程承受了更多病理性风险时，妇产科医生承受的压力也会更大，尤其是三甲大医院的医生，因为疑难危重孕产妇主要集中到了这些医院。
我曾经统计了我们医院上半年剖宫产的构成比，发现因胎位异常而剖宫产的比例在下降，这部分患者被分流到了其他医院；而多胎妊娠、前置胎盘的患者比例在直线上升，这些都是产后大出血的高危病人。
前置胎盘
前置胎盘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产科并发症，因为胎盘附着位置的异常，很容易出现孕期或者产后的大出血。据统计，前置胎盘孕产妇的死亡率较普通孕产妇增加3倍；因产后出血而死亡的孕产妇中，前置胎盘占了17%。而在前置胎盘的高危因素中，高龄和曾经做过剖宫产手术，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前置胎盘又遭遇之前曾做过剖宫产手术，那么这个危险系数便再度飚高，在临床上被称为“凶险性前置胎盘”。这类患者几乎都要面临早产，平均分娩孕周不到34周，超过七成的人因为大出血而需要输血，膀胱损伤比例超过三成，ICU（重症监护室）入住比例在30%～70%。
高龄女性发生前置胎盘的风险将近1%，当这个风险乘以一个庞大的基数，再加上有一半以上经产女性做过剖宫产，我不敢想象将来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
羊水栓塞
羊水栓塞是产科杀手中的绝顶高手，死亡率在60%～80%，即使在欧美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例外。用九死一生来形容羊水栓塞一点儿也不夸张。据统计，羊水栓塞是英国导致产妇死亡的第五大原因；而在新加坡，30%的孕产妇不良结局是因为羊水栓塞。
除了结局差以外，羊水栓塞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特点――发病急骤。常常在患者出血还没有很多的时候，其凝血功能已经非常糟糕了，然后反过来再引起更加严重的大出血。
在因羊水栓塞而发生不良结局的患者中，大约有1/4是在出现症状后的1小时之内发生危险的，甚至从出现症状到最后的间隔时间，最短的只有10分钟！可以说，羊水栓塞起病前通常都毫无征兆，令人猝不及防，在医生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患者已经失去了抢救的时机了。
胎盘早剥
胎盘早剥，顾名思义就是本来应该在胎儿娩出之后才剥离的胎盘，在胎儿出来之前就提前剥离了。这可不得了，胎儿在肚子里还指望胎盘获取氧气呢，这提前剥离了，胎儿的氧气从哪里来？这就相当于把胎儿闷在肚子里了。
胎盘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储血仓库，胎盘剥离之后要依靠子宫的强烈收缩来卡住子宫内的血管，从而达到止血的目的。如果胎盘剥离的时候，胎儿还没有出来，那么子宫内的容积太大，根本没办法有效地收缩止血，于是，还会源源不断地有血液供应到胎盘附着的位置，从而造成严重的失血。
这还不算完，如果失的血可以从宫口流出去还好，但如果胎盘剥离的位置很高，失的血根本流不到外面，反而继续积在子宫里面，那么子宫内的张力就会继续增大。当张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甚至会把子宫里的积血压到子宫壁里去，造成子宫肌层纤维的断裂。这就好像房间里的水太多了，就会被挤压到墙壁里去，造成墙壁内的钢筋断裂。到那个时候，就算把胎儿娩出来了，积血清空，把子宫的容积减下来，子宫也很难良好地收缩了，因为肌层被损伤了。子宫不收缩就等于大出血，为了抢救生命，最后只能把子宫切掉。这种积血被压迫进入子宫壁的现象，在医学上称为“子宫胎盘卒中”，是一个非常危急的情况。
胎盘早剥的严重程度跟胎盘剥离的面积有关，如果剥离的面积比较小，那么出血可能也不会很大。不过，不管严重程度如何，如果孕晚期出现了外伤，或者肚子受过严重撞击，或者出现不明原因的阴道流血，都应该警惕胎盘早剥的发生，及时到医院就诊。
经产妇和初产妇的区别
其实生头胎也是生，生二胎也是生，总体来说都要遵循相同的自然规律，所以，大部分孕产期注意事项也都区别不大。比如说都要注意孕期的定期检查。但不是说你第一胎宝宝健康，孕产过程都很顺利，再生二胎就肯定没问题。而且，生二胎的人年龄相对偏大，所以就更应该加强孕期检查。
如果你的第一胎就曾经出现过某些问题，比如早产，或者有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这样的并发症，那么在生二胎的时候，就更要注意了，你再次发生这些情况的概率比别人高。
另外，有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是，宝宝体重是越生越重的。就是说二胎宝宝通常比头胎要再重那么一点儿。如果你第一胎就生了7斤半的宝宝，那么二胎有可能会是巨大儿了。所以，二胎孕妇尤其要注意饮食调节，适量运动，争取把宝宝的体重控制在理想范围内。
经产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般会生得比较快，毕竟骨盆和软产道被撑开过了，生的时候也就会比第一次顺利些。所以，如果生二胎的话，肚子痛了就赶紧去医院。
孕前检查有必要
孕前检查可以分为两种。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6
从“盲流”到“民工荒”
20世纪80年代末，“民工潮”和“盲流”第一次进入国人视野时，也许没有想到，仅十多年后两个词语就会被“民工荒”所代替。
以前，数以千万计的内地民工浩浩荡荡南下淘金，无异于一次人口大迁徙。如今，中国虽然每年仍然可以提供1.5亿廉价劳动力，市场却用残酷的规律昭示着传统经济模式的没落，内地民工无需背井离乡就能领到与珠三角相差无几的工资，物价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珠三角的产业优势逐步丧失，产业升级和转型走到了十字路口。
眼看着全国民工下广东造就的“人口红利”日渐耗尽，如何支撑经济总量全国“一哥”_的高增长速度，成为横在广东面前的一个大问号。
同病相怜的还有上海等诸多发达城市。为缓解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劳动力短缺，近年来上海逐步放宽他们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立场，2004年通过了生二胎的条件，包括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等情况。2009年7月，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发动“鼓励”生育运动的城市。几乎是一夜之间，要求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海报被换下了，取而代之的是详细列举可以合法生育第二胎条件并如何申请的海报。政府还保证为选择生二胎的夫妇提供心理和经济上的帮助。但反应并不热烈，上海35％的父母认为“养育孩子对父母来说是一个沉重负担”。即使政策允许，仍有45.3％的家庭会因为育儿压力太大而放弃生育二胎的机会，这是今年9月最新公布的《上海年轻夫妇家庭育儿现状、需求及儿童社会福利政策》调查报告中透露的数据。
东亚：全球人口老化最快的地方
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推行了30多年，带来了近两代独生子女。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现在，人口老化危机已经快速逼近中国。
国际上通用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不论按60岁还是按65岁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己在1999年10月进入老龄化社会。以1.3的牛育率对未来进行推算，到2040年假设中国人均寿命达到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5％，65岁以上人口超过2896。
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生育率下降，60岁及以上的居民比例预计将会从2020年的16，796增长至2050年的31，1％。这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左右。在上海等教育水平高的沿海城市，这种不平衡现象更为严重。2008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居民差不多是总人口的22％，而生育率则低于每对夫妇一个孩子。
不单是中国，整个东亚地区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事实上，全球人口老化最快的地方就是东亚，中国原来地处全球最“老”区域。
亚洲开发银行出版的《亚洲开发展望》以数字呈现人口老化对经济成长与储蓄的影响。举例来说，中国从1980年到2010年因劳动力的增长，让每年的国民生产毛额增加1.3％；但预估往后的20年，数字会下降至0.31％。而南韩的国内生产毛额到2030年会降为0.7％，超过65岁的高龄人口占据总人口的36％。
非婚生子在东亚接受度低
尽管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祭出许多对策，例如将退休年龄延后，但根本原因之一却是生育率低。政府鼓励生儿育女，但是成效不彰。强调家庭观念和血脉延续的社会面临着挑战，民众对婚姻反感是造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西方国家和相对发达的东亚国家中，针对低生育率作出的反应有何不同，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非婚生子的统计鲜少受到关注i根据2008年《美国全国生命统计报告》指出，在西方国家中平均每位女性生育2.1个小孩，其中有4成是非婚生子。最高比例的北欧国家和法国为50％，美国为40.6％。而位处于西欧的希腊和南欧的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相较之下，其非婚生子的生育率是较低的。
低生育率的国家大多位在东亚，包括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和日本。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非婚生子女比率并不高。泰国和中国的几个大都市的生育率特别低，即使中国取消一胎化政策的规定，生育率仍将处于低迷状态。
非婚生子在亚洲往往被认为是道德薄弱的象征，人们认为他们会由于缺乏适当教养而导致社会崩毁。教育程度与就业率高的女性是否因为接受信息较多，因而非婚生子时较少面临社会的压力?
美国和香港的数据显示，少女未婚怀孕和贫穷有相应关系。但有些人认为，这更是因为社会不接受非婚生子所导致的问题。在未婚生子的小妈妈比率较低的东亚国家、地区，非婚生予的经济状况也至少会介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之间，意味着在工作和经济情况允许下，社会可以接受女性不结婚也可以生小孩。
在家庭观念强大的东亚，结婚普遍被认为是为了繁衍后代的行为，而实际上，新婚、不婚或晚婚的配偶最后也只会生一个小孩。在发达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中，39岁的女性当中仍未婚或有小孩的比率介于15％到20％之间。
婚姻在中国社会仍然是构成家庭的主流价值，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女性数量少于男性，许多男人可能永远不能结婚。女性需求增加所带来的好处也可能会变多，像是职业妇女提升机会多了，因此中国大都市的生育率是每况愈下。
国家育儿福利是投资而非耗损
欧洲的数据显示，女性多数希望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养育孩子，社会地位支持女性可以自主决定怀孕时间与生育对象的时候，才有意愿生小孩。
这两个因素在东亚环境下则不如预期发展，首先，养育小孩的机会成本非常高，因为坏孕女性没有工作保障，也要承受高房价、稀少的公立托儿机构、极低或没有育儿基金的环境，然而这些福利措施在欧洲则相对健全，即使是新加坡和香港的中产阶级聘雇得起外籍帮佣，伴随着高额贷款和消费喜好，养小孩的花费仍然所费不赀。
第二，养育小孩的工作已经如此不简单，受过教育和就业的女性往往会问：为什么要结婚，结婚可能要忍受保守观念的配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