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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主要原因范文1
【关键词】碳排放 LMDI 分解研究 北京市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温室气体巨大的存量和新增排放量的快速增长，使得温室效应加速显现，节能减排问题成为国际和国内媒体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在2009年12月份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期间，众多国家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在会前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走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在节能减排上备受各方瞩目，理应做出表率。
从自身情况来看，北京市环境问题依然很严峻。2013年伊始，“雾霾”天气接连不断地出现，环境问题被政府提上了工作议程，如何保证在碳排放减少的同时而又不影响经济的发展成为了北京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课题，要完成该项任务，必须找出北京市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根据各项影响因素的构成来制定环境政策。
目前，对于影响北京市碳排放因素的相关研究较少。刘春兰等在计算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其每年变化情况的基础上，利用LMDI模型将北京市碳排放定量分解为GDP、产业结构、能源消费强度、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系数等五方面因素。结论认为：导致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飞速发展，而能耗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优化是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核心因素。①姚永玲以北京市市辖区为研究对象，利用LMDI指标分解方法研究经济规模、单位产值能耗、人均能耗、人口密度和能源空间支持系数等对能耗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消耗增加主要是因为城市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节能减排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②李慧凤运用LMDI分解模型研究能源效率、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三个因素对北京人均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得出北京人均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和遏制因素分别为经济发展和能源效率。③
本文运用LMDI模型对北京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了解各个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率，为阶段性碳减排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因素分解模型
因素分解方法是目前国际上研究二氧化碳变化机理所广泛采用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将二氧化碳排放分解为相关影响因素的乘积，并根据不同的确定权重新进行分解，以确定各个影响因素的增量份额。碳排放主要的影响因素很多，如对外贸易、能源消费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科技进步等都会影响碳排放，但归纳起来都会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中的一个或多个因素体现出来。本文在已有的因素基础之上加上了人口这一重要影响因素，对于研究二氧化碳排放变化机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可以表达为：
C=∑Cij=∑P =∑PRSiIiMijUij
其中C为各种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i为产业或部门；j表示化石能源消费类型，如：煤炭、天然气等；P表示北京市常驻人口数量；Q和Qi分别表示经济总量和i产业或部门的产值；E、Ei、Eij分别表示能源消耗总量、i产业或部门能源消耗总量、i产业或地区j种能源消耗总量；R=Q/P，表示人均经济总量；Si=Qi/Q，表示产业结构；Ii=Ei/Eij，表示能源强度；Mij=Eij/Ej，表示能源结构；Uij=Cij/Eij，表示i产业或部门j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这样，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可以分解为人口数量、人均经济总量、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6个影响因素，以0、t分别表示即期和基期，根据LMDI模型方法，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为：
Ctoc=Ct-C0=Cpop+Cact+Cstr+Cint+Cmix+Cemf
公式中6个变量对不同产业或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可根据B.W.Ang等提出的LMDI方法进行计算。
数据说明与结果分析
本文所使用数据为2002～2011年北京统计年鉴数据。所选因素中人口数量因素采用的是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人均经济总量因素采用的是北京市人均实际GDP（2002年为基期）；产业结构因素为三次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所选的消费能源为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和电力9种能源。碳排放的核算采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所提供方法，不同类型能源使用量按不同标准折算成标准煤，再利用转换系数将标准煤转换为二氧化碳，基本公式为：
CO2=KQ
Q为各种能源使用量转换为标准煤的数量；K为转换系数，不同国家、地区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系数K是不等的。
根据LMDI分解模型，对北京市产业碳排放进行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1的数据，2002～2011年北京市碳排放量增加了5037万吨，2008年由于奥运会的举办导致碳排放增长急剧减少，2011年由于焦炭使用减少了5倍多，该年碳排放出现了负增长，除了这两年的特殊变化外，碳排放量都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在促进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中，人均经济总量的增长导致碳排放增加6517万吨，其贡献率达到129.3%，可见经济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高速发展的经济也带来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其次，人口的增加对于碳排放的增加起到很大的影响，其贡献率达到80.9%；能源结构虽然也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从贡献率来看还是占比太小。在抑制碳排放的因素中，能源强度（能源利用效率）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贡献率达到-94.4%；由于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其贡献率也达到了-15.9%，说明北京市产业结构正处在优化的过程中。
表1 2002～2011年北京市碳排放因素分解（单位：万吨）
结论
本文运用LMDI分解技术对北京市碳排放增量进行分解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人均经济总量的增长是北京市碳排放继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第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能源强度）是抑制北京市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第三，能源结构的变化对北京市碳排放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由于长期依赖煤炭这种高二氧化碳排放的能源，导致其对减少碳排放的作用甚微。
考虑到北京市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仍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并且人口控制缺乏实际意义，因此要控制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就需要从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及能源结构上下手。
从北京市产业结构来看，2011年底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达到76.1%，第二产业占比为23.1%，而第三产业大部分具有低消耗、低排放的特征，通过降低第二产业比率来增加第三产业占比的空间已然不大，因此，产业结构应该从内部进行调整即推进产业内升级，推动工艺创新，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为2000多万人，汽车多达520多万辆，从这些数据很容易看出北京市每天的能源消费是一个多么大的量，加大能源强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于完成碳减排任务是事半功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主要的是提高能源技术水平，技术的提高不但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还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提升企业实力和产品质量。
能源结构由于受一国资源禀赋的限制，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但从长期来说，能源结构在碳排放影响因素中贡献最小，其发展空间很大。调整能源结构要改变目前以煤炭等碳基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共同发展。
【作者单位分别为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面上项目“北京市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历史特征及成因分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m201310017001】
【注释】
①刘春兰，陈操操等：“1997年至2007年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变化机理研究”，《资源科学》，2010年第2期，第235～241页。
②姚永玲：“北京城市发展中的能源消耗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7期，第40～45页。
碳排放的主要原因范文2
关键字：城市扩展；土地利用；低碳城市建设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led to the change of land use, the land use change only carbon emissions in fossil fuel burning after, is the world's carbon dioxide levels increas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climate change. Therefore, the city as a important source of carbon, the land use change of atmospheric CO2 content increase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Based on urban carbon source carbon landscape pattern carbon process mechanism research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xian city in case of the area, through the data analysis, regional scale in the urban land use structure and evalu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effect of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ime rule and low carbon effe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low carbon targets city carbon source carbon landscape and land use structure mode.
Key words: the city expansion; Land use; Low carbon cities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TE0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在全球目光聚焦哥本哈根会议之际，温室气体减排、低碳城市建设正在逐步成为全人类发展的责任和共识。而我国正处在一个快速的城市化时期，城市人口与城市空间规模不断增加，而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空间扩展导致了土地利用的变化，而土地利用变化中的碳排放量仅位于化石燃料燃烧之后，是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1]。所以，城市作为重要碳源[2-3]，其土地利用变化与低碳城市建设是密切相关的。
1. 城市空间扩展与低碳城市
1.1城市空间扩展模式
城市空间扩展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扩展方式，概括起来主要有：1单核同心扩展模式2轴向带状扩展模式3多极核生长扩展模式4大城市圈扩展模式四种[4]。城市空间扩展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所产生的碳排放，是位于化石燃料燃烧之后的全球第二大排放量。
1.2城市空间扩展与碳排放关系
城市空间的扩展导致了土地利用的变化。据世界资源组织的碳排放计算器和著名碳循环研究专家的估算：1850～1998年间的全球碳排放中，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引起的碳排放是人类活动影响总排放量的1/3；而中国1950～2005年全国土地利用变化的累计碳排放10.6PgC，占全部人为源碳排放量的30％，占同期全球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量的12％[5]。
从分类来看，IPCC将土地利用划分为6大类，即林地、农地、草地、湿地、居住地和其它土地，在此基础上考虑各地类内及其相互转化引起的温室气体源汇变化。据此，碳源可以被认为是任何能向大气中排放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碳汇则是指任何能把碳从大气中清除的过程、活动和机制。而碳增汇政策包括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水土保持、生态保护以及林地耕地、草地和湿地的管理等方面，碳减排政策包括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农业碳减排、建设用地碳减排和土地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等。碳源碳汇景观则是把碳源碳汇、碳增汇减排政策与土地利用类型与变化结合起来。
2城市空间扩展与低碳城市建设
2.1我国的城市空间扩展趋势
预计未来二十年，将有18亿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碳排放占到了全球碳排放总量的75%以上。而在我国，600多个城市和20000多个集镇的能耗占到社会总能耗的80%以上，其中287个地级以上的城市碳排放量占中国总排放量的58.84%。我国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44.9%，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8.5%，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超过10亿。城市人口与城市规模不断增加，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向耐用消费品升级，未来20年能源消费的增长和碳排放将更加集中于城市。
2.2城市空间扩展中土地利用与低碳城市建设
一般认为,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动力因素包括自然和社会经济两大类,其中又以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为主。H.Form把影响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动力分为两大类,一是市场驱动力,二是权力行为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于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与模式,市场驱动力通过行为力作用于城市空间,前者主要揭示变化的宏观过程,后者重在揭示变化的微观过程[6]。
尽管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相关过程与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关系已经比较清楚，由于土地利用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及区域差异性，其对碳循环、碳源碳汇等的影响程度仍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和不确定性。
低碳城市Low-carbon City，指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公务管理层以低碳社会为建设标本和蓝图的城市[7]，是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减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宜居城市。而实际上，经济建设、产业布局、城市扩展和能源消耗等人类活动都与土地利用密切相关，并最终都要落实在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上。
3.西安市城市空间扩展与碳排放研究
西安市是西部地区最具发展带动作用的中心城市之一。随着关中-天水经济区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预计到2020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达到865平方千米，市域总人口规模为1070.78万人。未来十年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和碳固定总量将发生巨大变化。
3.1城市空间扩展与土地利用变化
根据西安市2001――2007年统计年鉴，统计期间西安市不同土地变化趋势如下：
表1西安市2001――2007土地利用变化趋势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显著增加，西安地区城镇建设和农村居民点用地急剧扩大，大量农用地被占用，土地利用变化十分显著。表1中反映出了西安地区2001年到2007年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耕地面积明显呈递减趋势，从2001年的2878km2减少到了2007年的2612 km2；工业用地面成倍积增加，从2001年的36km2增加到2007年的61km2；而林地面积稳步增加，从2001年的4174km2增加到2007年的5048km2。
3.2土地利用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各土地利用类型综合碳排效应：农地的碳排放强度为0.37吨碳/公顷，较国际平均水平低，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农业传统重视有机肥施用和秸秆还田，农业土壤有机碳蓄积效果显著。
林地碳吸纳强度为0.49吨碳/公顷，是重要碳汇，主要原因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大力提倡植树造林，森林蓄积量不断提升，大量中、幼龄林生长效应的碳吸纳效果明显，强于同期的木材采伐、薪柴采集、灾害干扰等影响所致。
建设用地方面，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均为最高。西北地区的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水平较低，为33.90吨碳/公顷[5]。
根据计算，将西安市2001年――2007年不同土地类型碳排放量统计如表2：
表2西安市2001年――2007年不同土地类型碳排放量
通过统计可以得出，虽然工业用地和耕地的面积差异较大，但是由于工业用地的碳排放系数远大于耕地的碳排放系数，二者在西安土地碳排放的主要排放中差不多。林地作为主要的碳汇地，由于其面积远大于其它类型土地面积，所以能中和很大一部分碳源。
另外从数据中也可以看出，从05年开始林地面积开始逐年减少，工业用地面积开始大幅增加，导致05年的碳排放总量开始猛增。
4.结论
近些年来,随着西安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水、土地和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日益加大,人为开发建设活动已经成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重要因素。从2000到2007年,西安城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较快,综合土地动态度为1.9%,耕地、未利用地、园地、水体面积有所减少,建设用地面积则显著增加,年变化率为3.1%,草地和林地面积小幅度增加,导致建设用地急剧增加的原因是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草地和林地面积增加归因于近年来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举措[8]。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扩展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所造成的碳排放，是城市成为重要碳源的重要原因；不同的经济与城市发展模式的碳排放效果及产生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意义不同[9]；我国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已经对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产生了重要影响[10]，研究陆地生态系统、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碳吸纳过程，抑制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长，增加碳吸纳能力就成为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11]。而我国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碳源、碳汇格局对低碳效应的影响，表现为不同尺度特征，从大区域尺度来看，城市空间扩展与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碳排放与低碳建设应该与区域发展与生态建设相协调。但从城市空间尺度来看，土地利用变化也与碳排放、低碳有密切关系。所以对城市空间扩展与低碳城市建设来看，应该兼顾不同的尺度，以此来促进低碳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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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主要原因范文3
关键词：碳排放；因素分解；产业结构；四川省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292-02
自2001年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三次气候评估报告以来，气候变暖问题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政治议题。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均将发展低碳经济提上议事日程。中国政府亦于2009年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因此，研究中国碳排放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四川省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四川省三大产业二十年来碳排放的变化趋势，并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发展等因素来分析导致四川省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整理
（一）研究方法
产业碳排放量，是指产业活动燃烧化石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等）释放出的二氧化碳量。本文将Kaya恒等式表述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耗强度、产业结构、生产总值5个因素的乘积。根据Ang提出的LMDI法可将碳排放总量分解为排放因子效应、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及产出规模效应等因素的乘积，则碳排放由0期到T期的变化可以分解为排放因子效应、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及产出规模效应五种驱动因素，由于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通常较为固定，在实际应用中一般取常量，因此，排放因子效应始终等于0，可以不作为考虑因素。则碳排放的变化就表示为能源结构效应、能源效率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及产出规模效应四种驱动因素。能源结构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同的能源在碳排放系数方面具有差别，如果用高碳能源替代低碳能源，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反之，则会减少碳排放。能源强度反映了对能源利用的节约程度。由于不同产业在能源消耗上具有差别，因此，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能源需求和碳排放。从理论上讲，调整产业结构可以降低总体能源消耗及碳排放。产出规模效应反映了经济规模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平稳的正相关关系，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模的扩张会引起更多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二）数据来源和整理
本文将国民经济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能源品种分为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类来进行研究。能源消费数据、各产业增加值及比重均来源于1990—2011年《四川省统计年鉴》，其中，产业增加值均按照1978年不变价进行了调整。由于目前中国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当前大部分的碳排放量研究都是基于能源消费量、能源碳排放系数进行估算，即碳排放量等于第i种化石能源的消费量乘以第i种化石能源对标准煤的折算系数乘以第i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化石能源对标准煤的折算系数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9）规定的数值，即1kg原煤折0.7143kg标煤，1kg原油折1.4286kg标煤，1m3天然气折1.333kg标煤。碳排放系数目前各国采用的数值并不完全相同，本文选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数据：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476kg碳/kg标煤、0.5825 kg碳/kg标煤、0.4435 kg碳/kg标煤。由于本文主要考察产业结构演变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再加上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生产领域而非消费领域，故而本文在研究时省略掉了消费领域的碳排放，只考察三大产业的碳排放。此外，由于受到统计数据的限制，1999—2004年的相关数据缺失，但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数据分析和研究结果
（一）四川省碳排放的增长趋势
1990—2011年四川省碳排放量大幅增加，从1990年的3 689.488t增加到2010年的13 057.19t，增幅达253.9%。1990—1998年三大产业碳排放增幅较大，达58.48%，2005—2010年增幅有所下降，达38%。其中，第一产业的碳排放从1990年的26.96t增加到2010年的130.898t，增幅达385.5%。1990—1998年碳排放增幅达56.8%，2005—2010年增幅下降到40%；第二产业的碳排放从1990年的2 284.156t增加到2010年的8 151.758t，增幅达256.88%。1990—1998年碳排放增幅较大，达59.26%，2005—2010年增幅有所下降，达38.13%；第三产业的碳排放从1990年的1 378.371t增加到2010年的4 774.531t，增幅达246.39%。1990—1998年三大产业碳排放增幅达57.2%，2005—2010年增幅下降到37.7%。总起来看，碳排放增幅最大的是第一产业，其次是第二产业，增幅最小的是第三产业。碳排放量最大的是第二产业，最少的是第一产业。
（二）采用LMDI法对碳排放分解表明，产业结构是导致四川省碳排放增长的正向因素
1990—2010年是四川省工业向重型化发展的阶段，工业比重从1990年的35.1%提高到2010年的50.5%，工业重型化特征必然导致对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增大，进而加大碳排放量。这和国内其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存在着一定的分歧，部分研究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碳排放量的增长起负面效应，从理论上讲，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意味着产业结构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程度下降，经济发展更多的依靠科技进步，因而碳排放量会下降。但是，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正在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度方向发展，因此，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量的贡献率为正且较大。因此，在遵循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四川省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高度化，将会导致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贡献率下降直至变为负。
能源结构也是导致四川省1990—2010年碳排放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表明四川省在发展过程中仍然是维持着高碳能源的消耗比重。1995—2010年，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比例在三大类能源的消费中占了98.86%，其中煤炭的比重高达88%，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高碳能源消费结构，将对四川省节能减排的目标实现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转变能源消费结构，用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对于四川省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能耗强度的下降即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对1990—2010年四川省碳排放量的增长发挥着积极的负面效应，且其抑制效应在逐年增大。1990年四川省的能耗强度为6.66吨标煤/万元，到2010年能耗强度降为2.75吨标煤/万元，表明四川省综合能源利用效率得到了稳步提升，而能源效率的提高又主要得益于各产业的技术进步，今后应当进一步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继续发挥能耗强度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
经济增长对四川省碳排放量的增长发挥着积极的负面效应。1990—2010年四川省实际GDP的增长率达到8.5%，同期碳排放的增长率达到253.9%。经济的快速发展刺激了能源消费，进而导致了碳排放的增长。这一结论和国内其他的研究成果的结论是一致的，表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三、结论和建议
本文采用1990—2010年四川省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计算了四川省三大产业的碳排放量，并采用LMDI法将引起四川省1990—2010年碳排放增长的因素分解为四种效应。通过对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1）在1990—2010年间，四川省碳排放增长了2.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2%，高于同期实际GDP的增长率，反映出在四川省工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下，碳排放总量增长的态势。分阶段来看，2005—2010年各产业碳排放增长的速度比较起1990—1998年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表明由于抑制因子的作用，四川省碳排放增长的趋势有所放缓。（2）产出规模和产业结构是导致四川省碳排放增长的正向因素。经济规模的扩大，及产业结构重型化的发展，都对四川省碳排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推动低能耗、低排放的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要重视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工业部门进行更新改造。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尊重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规律性。（3）能源结构亦是导致四川省碳排放增长的正向因素。因此，当前四川省应该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清洁能源，用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发挥能源替代效应对减排的积极作用。（4）能源利用效率是导致四川省碳排放增长的负面因素。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各产业的技术进步，因此应当继续重视发挥技术进步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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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主要原因范文4
碳源是指向大气释放温室气体的过程、活动或机制。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的过程可分为人为排放和自然排放。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能源活动，由于使用化石燃料或原料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过程属于人为范畴。联合国统计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针对的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能源型碳源二氧化碳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5%，是人为活动的最主要碳源。能源消费尤其是化石能源的消费是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增加的主要原因。由于统计数据缺失，我国目前没有官方统一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根据《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路径与政策研究》一书，笔者应用单位标煤的碳排放系数（2.27t碳/t标准煤）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能源消费数据，计算了历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如图1所示（图中所列碳排放仅考虑能源型碳源产生的碳排放）。
2我国纺织业温室气体排放分析
近几年，随着纺织产业高速发展，能源消费也显著增长。纺织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由1995年的3531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13的6357万吨标准煤，增长了44%。纺织工业的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煤、电、热力的消耗上，占到90%左右。从工业企业生产成本构成看，纺织企业能源资源消耗占成本的比重超过70%。“十二五”时期，国家对纺织工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产品单耗值增加为新的约束性指标，并对单耗下降值提出了明确要求。纺织工业先后出台了《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建设纺织强国纲要（2011-2020）》两个纲领性文件。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期间纺织工业节能发展目标：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比2010年降低20%；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10年降低20%。
3纺织工业的温室气体减排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在经济新常态的态势下，纺织行业也面临生产增速全面下降，出口形势严峻，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大等情况，节能减排将成为纺织行业发展的突破口。纺织行业必须改变粗放增长方式，通过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用节能低碳技术来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目的。纺织工业改变能源结构的方法有利用生物质能及太阳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则可以通过采用厂房节能灯的使用、新型变压器的使用、变频器的使用、新型疏水阀、锅炉过量空气系数控制技术、耗热设备的保温技术、高温废水余热回收技术、热定形机尾气余热回收技术、节能风机等方法。节能低碳技术则包括低浴比印染技术、常温染整技术、无水染整技术、机械整理技术、数码印花技术、短流程印染技术等。
4结论
碳排放的主要原因范文5
文章利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出我国2007年和2012年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情况，通过测算得出我国2012年出口贸易中隐含碳的排放量整体高于2007年我国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量。纺织、服装业、化学工业、建筑业、制造业等行业较为严重，尤其是化学工业和纺织业。针对此现状，进一步提出我国应该对贸易政策进行改进，实行更加完善具体的低碳化贸易政策，从而达到减少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的排放，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投入产出法；出口贸易；隐含碳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很快中国跻身于贸易大国之列。然而，随着贸易、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问题日趋严重。2007年，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美国；2013年，中国碳排放总量超过欧美总和，占全球的29%。并且，我国人均碳排放量首次超过欧盟。2009年的“十二五”提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2015年的“十三五”提出，我国继续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世界碳排放大国， 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社会压力。
一、概述
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把隐含碳排放逐年增长的原因都大多数归因于国家产业结构不够先进，生产技术、方式相对落后，产品升级换代速度慢以及国际环境组织划分碳排放责任不公平等，而对于出口贸易的增长促使隐含碳排放量增加这一研究相对欠缺。因此本文从我国出口贸易的角度出发，对贸易量的增加影响隐含碳的排放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出我国碳排放量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出口贸易量的增加。想要减少隐含碳的排放量，关键要对我国的贸易政策提出改进措施，必须完善我国的低碳化贸易政策，例如保持出口平稳增长，推动出口结构升级。根据不同行业碳排放量的差异，采取不同的出口限制政策和措施。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从而达到节能减排作用，并且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二、研究方法
投入产出法，是由美国的WassilyW.Leontief教授创立的，即把一系列内部部门在一定时期内投入来源与产出去向排成一张投入产出表，依据该表来建立数学模型，从而计算消耗系数，再根据消耗系数进行经济分析和预测。在投入产出分析中涉及到两个最重要的概念：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是指某个部门在生产单位产品时需要消耗的各个部门产品的数量。完全消耗系数是指部门与部门之间除了直接消耗外，还需要通过中间产品消耗某一产品，称作间接消耗，完全消耗系数则是某个部门在生产单位产品时的直接消耗与间接消耗的总和。
利用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将CO2直接排放系数转化成CO2完全排放系数，从而得到隐含碳的排放系数。然后，用我国的出口贸易总量乘以隐含碳排放系数，得到出口产品中总的隐含碳。再减去直接能源出口中隐含的CO2，即可得到我国出口中的隐含碳。
具体指标如下：
1. 直接消耗系数：amn=qmn/Qmn（m，n=1，2，3，4……k） （1）
其中，amn表示n类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生产每一单位的n部门的产品所直接消耗的m部门的产品数量=生产n部门全部产品所直接消耗的m部门的产品数量/n部门的总产量。将amn记作矩阵A。
2. 完全排放系数：B=A（E-tA）-1（2）
其中，B表示完全排放系数，A表示直接消耗系数；t表示国内投入品中占投入的比重，且t=1- [m部门的进口额/（m部门进口额+m部门的总产值-m部门出口额）。（E-tA）-1称为扣除进口产品影响的里昂惕夫逆矩阵。
3. 中间投入产品i的能源消耗强度：xi=Xi/Pi（3）
其中，设xi为生产单位产值的i产品所消耗的能源量，Xi代表产品部门i全年的能源消费总量，Pi代表产品部门i在同一年份的总产值。Xi和Pi 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
4. 最终产品部门j的隐含能源消耗强度：Cj=Σbij*xj（j=1，2，…，14）（4）
其中，Cj表示在生产单位产值的j类产品过程中，直接和间接消耗的中间投入的i（i=1，2，…，14）个部门的能源消耗强度之和。已知中间投入品i的能源消耗强度xi和生产j类产品所直接和间接消耗的i类产品的价值量。
5. 最终产品的出口产品的隐含碳
Qj = Wj*Cj*M（j=1，2，…，14）（5）
其中，Wj表示j类产品的出口额，M表示某一年单位能源消耗量的CO2排放强度
6. 全部出口产品的隐含碳：
z=ΣQj（j=1，2，…，14）（6）
三、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
1. 我国2012年出口贸易中隐含碳的排放量整体高于2007年我国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
2. 14个行业中，除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与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两个行业，在2012年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比2007年有下降趋势以外，其余的12个行业在2012年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
3. 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纺织业、化学工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制造业以及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占据了大部分比重，大约70%左右。
4. 2012年，化学工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洹⒓扑慊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三个行业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的排放量比2007年有巨大的增长幅度。
利用投入产出法对我国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进行测算后，通过得到的数据，分析出我国在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问题的严重性。虽然贸易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步伐，但是，贸易量的增大是促使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愈加严重的重要原因。
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愈加严重的主要原因是贸易量的增长，中国是典型的隐含碳净出口国。通过对中国出口隐含碳的测算，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导致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逐年增长。这表明，出口规模的大小和技术水平的高低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较大。因此，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的庞大是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
相比我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之庞大，由于我国是制造大国，因此我国的进口贸易规模稍微偏弱。更重要的是，进口贸易伙伴国早就完成工业革命，加上生产技术较为先进，结构较为优化，碳排放强度低于中国，所以，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的增长大大高于进口商品隐含碳排放量的增长。要想我国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能够得到有效的缓和，那么，我国就必须在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上取得更大的突破口，同时，也需要更进一步优化出口贸易的贸易结构。另外，化学工业、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以及交通运输业这几个高污染企业占据了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的60%～70%，并有逐年上升趋势。因此，需要对这些部门的改进尤其加以重视。
四、对策及建议
基于以上的研究讨论，针对贸易量的增加促使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的排放逐年增加这一原因，提出如下建议：
我国应该对贸易政策进行改进，实行更加完善具体的低碳化贸易政策。
首先，我国政府应该确保对外贸易政策的连续与稳定，有了稳定的贸易环境，才能保持出口的平稳增长，提高我国的科技技术，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处于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必须要从制造大国迈进制造强国之列。因此，面临加速升级换代的制造业，除了面临发达国家对生产技术以及产品市场的高标准、高要求的压力，还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生产的压力。国家和政府要继续按照实情调整实施适合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政策，对于一些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要准确调控他们的出口规模。各企业各部门也要不断通过生产技术创新等手段争取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较大的国际竞争优势，从而进入生产价值链的高端。
其次，促进高污染制造产业的换代升级，对高排放的产品出口要进行必要的限制，需要实施低碳化贸易政策。针对化学工业、纺织业等高污染行业，对其生产出的产品在出口时征收相应的环境关税。另一方面，需要鼓励进口替代政策，加快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促进本国国内企业的节能减排。
最后，我国各行业也应该对自身的生产技术进行不断创新，生产出绿色、低能耗、低排放的产品，减少出口碳排放量，从而能够实现节能减排的大目标，真正实现低碳经济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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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主要原因范文6
关键词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隐含碳排放；“生产者消费者共担”原则
中图分类号F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1-0055-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1.009
世界各国广泛地认为人类目前的生产活动是不可持续的。这种不可持续生产活动的外部效应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饮用水资源缺乏、耕地面积退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这些环境问题给人类的正常生活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各国学者普遍认为人类活动排放的大量CO2是造成这些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为了控制和最小化人类生产活动的负外部效应，减少CO2排放已经逐渐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要任务之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伴随着进出口商品贸易的发生，各国的碳排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来自其它国家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对国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研究是科学界定各国碳排放责任的基础。如何科学地界定隐含碳排放责任归属以及各个国家的碳排放责任范围是这项任务的核心和各方关注的焦点。
1文献综述
针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国内外学者从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核算和碳排放责任界定两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关于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核算的研究，从双边贸易角度，Ackerman F 等[1]分析了日本和美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通过核算得到1995年日美两国的贸易使得美国减少了1 460万t碳排放量，日本增加了670万t碳排放量，从而使得全球减少了790万t碳排放量；Shui B、Harriss R C[2]分析了1997-2003年中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指出美国向中国进口商品使得美国的碳排放量减少了3%-6%，但是由于中国对煤炭的大量使用和制造技术的低效率，中美贸易使得中国的碳排放量增加了7%-14%，最终导致了全球碳排放量的大幅度增加。从多边贸易角度，Ahmad N、Wyckoff A W[3]对OECD成员国的碳排放平衡进行了分析，指出1995年OECD国家国内消费碳排放量比国内生产碳排放量高出5%，多出的部分主要由美国、日本等贸易净进口国进口大量隐含碳排放所导致，因此只注重对生产过程的监督而忽视对消费过程的监督不利于全球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国内学者主要以中国的商品生产和贸易为背景，对中国的隐含碳排放特征进行了研究。牛叔文[4]等分析1971-2005年间亚太八国的能源消耗、GDP以及碳排放量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基数和能源利用效率高，单位能耗和单位GDP的碳排放低，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反。齐晔[5]等采用投入产出法，对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产品类别和隐含碳排放量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碳排放总量的快速增长与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密切相关，以价格为基础的投入产出法扭曲了各国在技术方面的差异，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较为先进，生产低能耗低排放产品，而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较低，却生产高耗能高排放产品，这种社会分工和贸易结构增加了全球碳排放总量。
毋庸置疑，碳排放责任的公平界定是各国和地区制定碳排放政策的基础和依据，也是保证碳排放政策高效运行的重要前提。早在197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就提出过“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pays principle）[6]。按照这项原则，一个区域应当承担“其地域界限之内所排放的CO2”造成的污染责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种基于区域的碳排放责任界定原则掩盖了隐含碳排放的“责任转移问题”（burden shifting），忽略了国际贸易中的“碳泄漏”（carbon leakage）现象，存在巨大的缺陷。
随着对碳排放责任问题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学者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和地区碳排放责任的界定原则提出了许多改进方法。Munksgaard J、Pedersen K A[7]最早通过贸易加减法，将国内生产的碳排放量减去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碳减排责任的基本指标，这种界定各国碳排放责任的原则称为“消费者承担”原则（consumptionbased principle）。新核算原则的提出将碳排放责任的讨论焦点从商品生产国转移到商品消费国。Zsofia Vetone Mozner[8]指出国际贸易使得生产和消费的周期变长，从而模糊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各自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依据国际贸易中“碳足迹”的分析结果指出“消费者承担”原则更具有科学性。Manfred L、Joy M[9]将投入产出法和结构路径分析（structural path analysis）相结合，运用阈值捕捉技术（thresholdcapture），构造了衡量包含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在内的完整碳足迹量化框架，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下游责任”（downstream responsibility）应当得到重视。Alexandra Marquesh[10]等通过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收入的大小与该国的碳排放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据此提出了基于收入的碳排放责任分担原则（incomebased principle），并从效果、类型、方向、范围和机构五个方面与“消费者承担”原则和“生产者承担”原则进行了比较，指出了新原则的优点。国内学者对单个国家或地区碳排放责任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樊纲等[11]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从福利角度探讨了以消费排放作为分配碳排放指标的公平性和重要性，同时建议将人均累计消费排放作为国际公平分担减排责任的重要指标。徐盈之等[12]等通过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我国各产业部门内涵碳排放的间接效应和部分转移机制，并基于“生产者消费者共担”原则对各个部门的碳排放责任进行了测度。周茂荣等[13]在对国外已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详细对比了生产者责任、消费者责任及共担原则三种责任划分原则对我国的影响，并针对我国碳排放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
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如何公平界定各国碳排放责任的理论研究比较丰富，但是对各国碳排放责任的界定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相对缺乏，尤其是采用“生产者消费者共担”原则对各国的碳排放责任进行分析更是少见。同时，既有研究大多仅仅基于一个国家的视角，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之间的隐含碳转移现象以及其责任归属问题的关注不够，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本文通过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包括7个发展中国家，18个发达国家）2009年的隐含碳排放进行核算，据此分析国际贸易背景下隐含碳排放转移问题。在此基础上，基于“生产者消费者共担”视角对各国的碳排放责任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进行核算，将其与 “生产者负担”原则下各国的碳排放责任进行比较，据此分析各国碳排放特征和以及产生原因，并就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减少中国的碳排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弥补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2研究方法
首先介绍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国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方法；其次，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的碳排放进行分解，并对两种碳排放承担原则进行说明。
2.1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构建
全球的总产出存在着如下的平衡关系：
X=AX+F（1）
其中，X为全球的总产出，AX为用于出口的贸易量，F为一国生产的供本国再生产和最终消费的产量。
考虑由n个国家构成的区域时，（1）式可以重新表述为：
其中，xi为i国的总产出，aij=xij/xj（i≠j）为j国单位产出需要从i国得到的进口量。fdi为由国家i生产的供i国再生产和最终消费的产量，fbi为由国家i出口到n个国家构成的区域之外的国家的产量。
假设每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可以划分成m部门，则对于单个国家而言，有：
xi=Cixi+fid+fib（3）
（3）式给出了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矩阵Ci是国家i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令Ei为国家i各产业部门单位产值的CO2排放量（tCO2/万美元），则国家i每消耗一单位产品或者出口一单位产品的CO2排放系数矩阵为 Ei（I-Ci）-1，其中（I-Ci）-1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
2.2碳排放责任承担原则
为了测算国际贸易对各国碳排放责任影响的程度，本文采用两种责任承担原则分别对各个国家的隐含碳排放责任进行核算并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
在“生产者负担”原则下，国家i的碳排放责任为国家i地域界限之内所排放的CO2造成的污染责任。令Xi为国家i的总产出，Ei为国家i各产业部门单位产值的CO2排放量（tCO2/万美元），则“生产者负担”原则下国家i的碳排放责任Ri表示如下：
Ri=EiXi（4）
“生产者负担”原则下一个国家的碳排放责任和该国各产业部门的单位产值的CO2排放水平以及各个产业部门的产值相关，没有考虑到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转移问题。
在开放经济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生产商品的同时又从别的国家进口商品，还将多余的商品出口到别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图1对国家i的碳排放进行全面的分解。
图1显示，国家i通过进口中间要素和最终消费品接受其他国家对本国的隐含碳排放转移，同时通过出口中间要素和最终消费品向其他国家转移隐含碳排放。
考虑由n个国家组成的区域时，假设国家i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向量为IM，则αIM为进口的中间要素向量，（I-α）IM为进口的最终消费品向量。α是一个对角线矩阵，对角线上的每一个元素αir为从国家r进口的中间要素投入量占从r国的进口总量（进口中间要素投入量加上进口最终消费量）的比例。
依据相同的假设，假设国家i向其他国家的出口量为EX，则βEX为出口的中间要素向量，（I-β）EX为出口的最终消费品向量。
根据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将国家i的进口中间产品碳排放量Q1i、本国直接投入碳排放量Q2i、出口中间产品碳排放量Q3i、进口最终消费品碳排放量Q4i、本国直接消费碳排放量Q5i以及出口最终消费品碳排放量Q6i分别测算出来，测算公式分别表示如下：
其中，（6）式中DI为生产过程中本国直接投入的生产要素，（9）式中FC为本国生产的供本国最终消费的产量。
根据“生产者消费者共担”原则，一国总的碳排放责任Si等于它所承担的生产者责任Siprod和消费者责任Sicons之和，据此可以计算出国家i的生产者责任Siprod和消费者责任Sicons和总碳排放责任Si：
Si=Siprod+Sicons
=（Qi1+Qi2-Qi3）+（Qi4+Qi5-Qi6）（11）
3实证分析
3.1数据来源和处理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的《International Supply and Use Tables（200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中的《OECD Members Input and Output Tables》以及GTAP数据库中的《Carbon Emission Tables》。
由于不同数据库对产业部门的划分存在差异，本文首先根据联合国颁布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将部门划分口径调成一致，合并成37个产业部门。然后依次根据《International Supply and Use Tables（2009）》计算出各国各产业部门的进口中间产品投入量、本国直接中间产品投入量、出口中间产品投入量、进口最终消费品量、本国直接消费品量以及出口最终消费品量；根据《OECD Members Input and Output Tables》计算出各国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C和完全消耗系数矩阵（I-C）-1；利用GTAP数据库中的《Carbon Emission Tables》计算出各国各产业部门单位产值的CO2排放量。
3.2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建立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碳排放责任承担原则以及数据的处理结果，本文首先测算出包含中国在内的25个贸易组织成员国（包括7个发展中国家，18个发达国家）的进口中间产品碳排放量Q1、本国直接投入碳排放量Q2、出口中间产品碳排放量Q3、进口最终消费品碳排放量Q4、本国直接消费碳排放量Q5、出口最终消费品碳排放量Q6，见表1。
从生产者角度，比较表1中的进口中间产品碳排放量Q1和出口中间产品碳排放量Q3可以发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中间产品碳排放净出口最大的国家（63.677 9×
104 t），是印度中间产品碳排放净出口量的三倍。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加拿大的中间产品碳排放净出口出现了和中国相似的特征。与之相反，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中间产品碳排放净进口最大的国家（245.067 0×104 t），其次是日本（153.476 0×104 t）。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资源禀赋相对丰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倾向于向资源禀赋相对匮乏、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先进的国家出口中间投入产品。中间产品的净进口国通过进口这类中间产品，避免了由本国生产这些中间产品时排放的CO2责任。中间产品碳排放净出口国为其它国家提供大量中间产品的同时也承担了生产这些中间产品所排放的CO2责任。根据“生产者消费者共担”原则，这部分隐含碳排放责任应当由进口国的生产者负担。
从消费者角度，比较表1中的进口最终消费品碳排放量Q4和出口最终消费品碳排放量Q6发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终消费品隐含碳排放净出口最大的国家（142.250 8×104 t），其次是印度（50.000 0×104 t）和波兰（11.472 9×104 t）。与之相反，所有发达国家都是最终消费品隐含碳排放净进口国，其中德国的最终消费品隐含碳净进口量最大（200.000 0×104 t），其次是英国（164.672 7×104 t）、美国（100.178 1×104 t）和日本（22.964 8×104 t）。发达国家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最终消费品，成功地将这部分隐含碳排放责任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生产了大量廉价的最终消费品却因此承担了这部分不属于本国的碳排放责任。
根据“生产者消费者共担”原则，这部分隐含的碳排放责任应当由进口国的消费者负担。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按照“生产者消费者共担”的原则，将隐含在中间产品贸易中的碳排放Q1和Q3归结为进口国家生产者的责任，将隐含在最终消费品中的碳排放Q4和Q6归结为进口国家消费者责任，本国直接投入碳排放Q2归结为本国的生产者责任，本国直接消费的碳排放Q5归结为本国的消费者责任，得到如公式（11）所示的总碳排放责任Si。表2显示了按照“生产者消费者共担”原则对各国的碳排放责任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进行核算的结果。
根据表2的测算结果，本文分别从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两个角度，将25个国家的碳排放责任进行横向比较。比较各国的生产者责任发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生产者责任最大的国家（3 511.076 1×104 t），是印度的生产者责任的1.3倍，比发达国家中生产者责任最大的美国高出1 030.664 1×104 t。比较各国消费者责任发现，中国仅次于印度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消费者责任第二的国家（173.035 0×104 t），但是中国的消费者责任只有美国消费者责任的十分之一。进一步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自的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比例发现，发展中国家中生产者责任与消费者责任的比例中国为20.3，印度为4.3；而发达国家该比例美国为1.5，英国为1.7，德国为1.3。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生产者责任明显高于消费者责任，而发达国家的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之间的差距却不是很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比例的不同使得中国的生产者责任占总责任的比例高达95.30%，而消费者责任占总责任的比例只有4.70%。与中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美国的生产者责任占总责任的比例（59.83%）相对较低，消费者责任占总责任的比例（40.17%）相对较高。中国的生产者责任远高于消费者责任的原因可以从中国的生产特征、消费特征以及贸易结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阶段，国内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发展对中间产品的需求较高，同时中国的生产方式比较粗放，所以中国在生产过程排放了大量的CO2；其次，虽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快速提高，但是相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消费需求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所以中国在消费过程中的碳排放水平较低；最后，中国较高的生产能力和较低的消费水平使得中国的贸易结构呈现出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出口大量的最终消费品的特征，这种贸易结构导致了中国的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生产者消费者共担”原则给各国碳排放责任带来的影响，本文依据“生产者承担”原则和“生产者消费者共担”原则对各国的碳排放责任进行核算，并计算了两种责任分担方案下各国碳排放责任的差异，详见表3。
对表3中的数据分析发现，“生产者负担”原则下，碳排放责任最大的国家是中国（4 281.846 0×104 t），其次是美国（4 058.899 9×104 t）、英国（2 489.875 2×104 t）、德国（1 776.930 4×104 t）和印度（1 454.382 3×104 t）。而在“生产者消费者共担”原则下，碳排放责任最大的国家是美国（4 145.658 1×104 t），其次是中国（3 811.466 5×104 t）、英国（2 413.107 2×104 t）和印度（1 082.710 3×104 t）。“生产者消费者共担”原则将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纳入核算内容，对各国的碳排放责任重新进行了核算，有效地解决了隐含碳排放的责任归属问题，对各国碳排放责任的界定更加科学合理。
共担原则下中国和澳大利亚分别是碳排放责任减少幅度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减少470.379 4×104 t，澳大利亚减少444.852 1×104 t）。进一步分析发现不仅中国的碳排放责任减少幅度比澳大利亚高，而且两国的碳排放责任减少的具体原因也不相同。中国凭借自身独特的生产优势成为世界商品生产和加工的基地，出口产品以最终消费品为主，因此中国通过出口最终消费品转移的碳排放水平Q6很高（156.009 1×104 t，占本国最终消费品总排放的33.1%）。澳大利亚凭借本国丰富的资源禀赋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因此隐含在出口的中间产品中的碳排放转移水平Q3较高（229.831 5×104 t，占总中间产品碳排放量的23.8%）。在共担原则下中国和澳大利亚分别通过最终消费碳排放的净出口和中间产品的净出口实现了碳排放责任的大幅减少。
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碳排放责任变动幅度相反，共担原则下日本和美国出现了碳排放责任的大幅度增加（日本增加175.727 1×104 t、美国增加86.758 1×104 t）。通过比较表3中的数据发现，碳排放责任的大幅度增加只出现在发达国家中。将这些发达国家分成两类来进一步分析它们碳排放责任增加的具体原因：第一类是像日本这样的资源禀赋比较匮乏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因此隐含在进口中间产品中的碳排放量Q1使得它们的碳排放责任大幅度增加（日本进口中间产品中的碳排放量Q1为本国直接要素投入碳排放量Q2的约22倍）；第二类是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消费需求很高，需要进口大量的最终消费品，隐含在进口最终消费品中的碳排放量Q4使得它们的碳排放责任大幅度增加（美国进口最终消费碳排放量Q4占本国消费者责任Scons的16.8%）。
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贸易结构特征是导致我国的碳排放责任呈现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从资源禀赋角度来看，我国的能源具有种类过于单一、分布极其不均匀等特点。我国的能源总量比较丰富，但是主要以化石能源为主，并且化石能源中碳排放系数最高的煤炭占主导地位。2006年，我国煤炭保有资源量为10 345亿t，剩余探明可采储量约占世界的13%，列世界第三位。然而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如水电、光伏等产业有待进一步发展，探明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相对不足。同时我国的能源资源分布极其不均衡，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地区，水力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南、西南地区，这种能源分布与我国东南沿海城市以及西南重工业城市对能源的大量需求不相匹配。这种资源禀赋特征导致了我国工业生产过程中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大量投入使用，从而使得我国的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广泛建设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1980-2006年，我国的能源消费一直以年均5.6%的速度增长。仅2006年我国就消耗了24.6亿t标准煤。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限制，例如对化石能源脱硫、分解等技术的不成熟，造成了我国能源使用效率相对较低，温室气体和有害气体的排放系数较高，经济发展具有高能源投入、高碳排放、高环境污染以及低产品产出，即“三高一低”的粗放式特征。从贸易结构角度来看，我国具有贸易规模继续增长、贸易顺差依然巨大、进出口产品两极分化等特征。2011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3.64万亿元，增长17.2%。不断增长的贸易规模拉动了国内生产和消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对化石能源的大量投入使用。2007-2011年我国的贸易顺差平均为1.54万亿元。巨额的贸易顺差说明我国生产的产品中相当规模的部分出口国外，国际上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是造成我国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之一。对进出口产品的类别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出口的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初级加工品为主，进口的产品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深加工产品为主，这种进出口产品类别的两极分化造成了我国碳排放的净出口现象。
4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25个贸易组织成员国的进口隐含碳排放量、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以及本国直接经济活动导致的碳排放量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进行了全面的核算。在此基础上，通过共担原则下各国碳排放责任的构成、两种隐含碳责任负担原则下各国碳排放责任的比较，进一步分析了各国隐含碳排放的转移特征和水平以及各国碳排放责任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的碳排放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共担原则对各国碳排放责任的界定更加公平和有效；中国是生产者责任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比美国的生产者责任高出1 030.664 1×104 t。中国仅次于印度成为消费者责任第二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消费者责任只有美国消费者责任的十分之一。中国的生产者责任占总责任的比例高达95.30%，而消费者责任占总责任的比例只有4.70%。“生产者负担”原则下，中国是碳排放责任最大的国家，而在共担原则下中国的碳排放责任出现了大幅度的减少，日本和美国的碳排放责任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贸易结构特征是导致我国的碳排放责任呈现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
根据以上结论，针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碳排放责任的界定以及如何减少碳排放量提出了如下对策建议：
首先，在界定各国的碳排放责任过程中，“生产者负担”原则将全部碳排放责任归结为生产国，是一种极端的责任分配方案。“生产者消费者共担”原则作为一种修正的碳排放责任分担方案，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国际贸易中的“碳泄露”问题，而且还可以激励隐含碳排放出口国和隐含碳排放进口国、碳排放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一起行动起来减少全球CO2排放量，是一种公平的、有效的责任分担原则，应当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采纳。中国需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强调消费者的减排责任，坚持用新的原则重新界定世界各国的碳排放责任，努力减少不应由我国承担的碳排放的义务和压力。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资源消耗过高、产业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我国的生产者碳排放责任一直居高不下，因此减少生产者碳排放责任是今后我国碳减排的重点。在资源利用方面，应该加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从而减少生产过程中的CO2排放量；在产业结构方面，应该鼓励各产业部门采取措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我国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降低各产业部门的碳排放水平。
第三，我国在进口商品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进口商品的质量考核，提高进口商品的准入门槛，适当增加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进口；在出口商品的过程中，限制我国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出口，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类型的转变。同时通过制定措施扩充贸易成本范围，增加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结合有效的环境管理政策手段来减少国际贸易对我国碳排放造成的消极影响，逐步构建和发展“绿色”贸易体系，预防和制止贸易活动给我国人民的生存环境以及身体健康带来的损害，从而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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