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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1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去世界各地游历，结识罗曼・罗兰和罗丹等人，并受到他们的影响。在“一战”中从事反战工作，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赴前苏联，认识了高尔基。1934年遭纳粹驱逐，先后流亡英国、巴西。1942年在孤寂与感觉理想破灭中与妻子双双自杀。茨威格在诗、小说、戏剧和人物传记写作方面均有过人的造诣，尤以小说和人物传记见长。代表作有小说《马来狂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心灵的焦灼》《象棋的故事》《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传记《三大师传》等。他的作品构思巧妙、情感激越、语言极具艺术魅力，在着重描绘人物细腻的心理活动的同时，也穿插了自己的欢乐与兴奋、忧伤与哀思，使我们不由自主随他一起去经历、去感受，并为之激赏、为之赞叹。茨威格对心理学与弗洛伊德学说感兴趣，擅长细致的性格刻画，以及对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心灵的热情的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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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语
这本书的副题为“一个欧洲人的回忆”，非常贴近地表明了茨威格的特殊身份和这部作品的特点，他没有把回忆自己的生活作为主要内容，相反，他将对整个欧洲命运的思考，贯穿于对自己所经历的时代故事的描述之中。这样，读他的书，人们所了解的，不是一个享誉世界的作家如何成长、成功的文学生涯，而是作为一个著名文人，他眼中的传统欧洲文化的衰落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
茨威格以饱满真挚的感情、平实流畅的文字，叙述了自己生平所经历的欧洲重大历史事件。他以诗人的感情，小说家的技巧来再现历史，融哲理于抒情，使历史事件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他描写了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心态，披露了在那个时期他所交往的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同时穿插了作者各种细腻的心迹。
我今天几乎无法重复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当时是如何使我们这些已学会追求真正价值的人入迷的。因为对年轻一代的人来说，知道在自己的身旁，在自己一代人中间，就有着这样一位卓越、纯正、天才的诗人――对于他，始终只能用荷尔德林、济慈、莱奥帕尔迪的传奇形式去想象，可望而不可即，一半犹如梦幻――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使人陶醉的呢?所以，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楚记得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霍夫曼斯塔尔的那一天，当时我16岁。由于我们悉心注意我们这位理想中的良师益友的一切行动，因此当报纸的一角登出这样一条不起眼的简讯:他将在“学术俱乐部”作一次关于歌德的报告，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我们简直不能想象，这样一位天才竟在这么小的范围内作报告；按照我们中学生崇拜的程度，我们原以为，当霍夫曼斯塔尔公开露面时，那间大厅必然爆满)。可是，在那次报告会上，我们再次证实，我们这些小小中学生的评判能力和对富有生命力的事物的那种已被证明是正确的直觉，都已远远超过广大公众和官方的评论；因为在那狭小的讲堂里总共只有一百三四十人，所以我为了保证坐到座位而急不可待地提前半小时出发，实属毫无必要。我们等候了片刻。忽然，有一个不惹人注意的瘦高个青年穿过我们这一排座位，向讲台走去，并且立刻开始演讲，以至我几乎没有时间把他仔细打量一番。霍夫曼斯塔尔动作灵活，蓄着还没有完全成形的稀软的上髭，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一张轮廓分明、有点儿像意大利人的黝黑的脸，绷得紧紧的，显然有点紧张。他的一双漆黑、柔和而又高度近视的眼睛流露出来的不安，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他仿佛一下子就全身投入到滔滔的演讲之中，就像一个游泳者投身于熟悉的洪流一般。他愈往下讲，举止愈自在，态度愈镇静，一旦思路展开，开始时的那种拘束全消失了，只见他轻松自如，侃侃而谈，就像这位灵感丰富的人平时一样(我以后在同他私人交谈时也常常发现如此)。只是在他讲最初几句话时，我就发觉他的嗓音并不悦耳，有时候简直近乎假嗓子，很容易变得尖锐刺耳。不过，当他的演讲使我们感到十分兴奋和忘乎所以时，我们也就不再去注意他的嗓门和面孔了。他讲的时候没有讲稿，也没有提纲，甚至没有详细的准备。然而，由于他有一种天赋的讲究形式的神奇感觉，所以每一句话都十分完美。他令人迷惘地提出那些最大胆的反命题，为的是紧接着用清楚而又出人意外的措词来加以解答，使听众不禁感到，他所讲的，只是他从丰富得多的内容中随手拈来的一部分，他对内容的驾驭就像他本人一样的轻松自如，倘若要深入展开，他还可以这样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而不会使内容贫乏和水平降低。我在后来几年和他私人交谈时也感觉到这种魅力，诚如斯蒂芬・格奥尔格赞誉他时所说：“他的话犹如气势磅礴的歌咏和妙趣横生的对谈。”他性格急躁、马虎，对什么事都十分敏感，在私人交往中常常容易激动和怏怏不乐，不容易和他接近。不过，当他对某一问题感兴趣的那一会儿，他就像一团火似的，把任何讨论迅速而热烈地引入到他自己的和只有他才能达到的领域。除了有时和考虑问题比较稳重、想法比较明朗的瓦莱里以及脾气急躁的凯泽林的谈话以外，我还从未遇到过一次谈话有像和霍夫曼斯塔尔谈话时那样的思想水平。在他真正灵感勃发的时刻，他所接触过的一切：读过的每一本书、见过的每一幅画和每一处风景，都会在他的精灵一般清醒的记忆中复活。他用的比喻是那样自然、妥帖，就像用左手比喻右手似的；他的观点是那样突出，就像兀立在远方地平线尽处的背景――在那次演讲会上，我第一次在他身上真正感到这种“气息”，即：一种令人振奋鼓舞、难以用理性完全理解、不可捉摸的气息；我在以后和他个人的接触中也感到这种气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霍夫曼斯塔尔再也没有超过他在十六至二十四岁时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奇迹。尽管我同样赞赏他后期的某些作品――优美的散文、《安德烈亚斯》的片段（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或许是德语中最美的长篇小说）和戏剧的部分段落。但是，随着他日益束缚于现实戏剧和时代趣味，随着他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意图和功利目的，那些充满稚气的早年诗歌创作中的纯粹的灵感消失了，梦游者似的那种描绘消失了，从而也就失去了对我们这些好挑剔的青年人的魅力。我们以一种尚未成年特有的神秘知觉预先就知道，在我们青年一代中，像他这样的奇迹也只能出现一次，在我们一生中不会重演。
读书人语
回忆与他交往过的欧洲文化名人，是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随手廖廖数笔，那个时代文化名人的鲜明形象便跃然纸上:少年成名的天才诗人霍夫曼斯塔尔，满怀才情的抒情诗人里尔克，“一战”中与他一起掀起反战运动的罗曼・罗兰，还有高尔基，平凡而庄严的托尔斯泰，流亡英国的犹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们犹如一颗颗闪耀在黑暗夜空中的明星，点点亮光，抚慰着人们痛苦的心灵。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上午。我默默地从收音机旁走开，收音机传来了一条将会历经数百年的消息。这条消息肯定会全面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默默倾听这条消息的那些人中间，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对我们大家来说，那条消息是悲哀和不幸，绝望和危险，也许多少年后，那条消息才会有另外的意思。战争又降临了，一场比以前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更可怕、范围更广的战争。一个时代又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间突然变得鸦雀无声的房间里，互相回避着对方的目光。外面传来鸟儿无忧无虑的啁啾声，它们在和煦的软风里轻松愉快地作着亲昵的嬉戏，树枝在金色的阳光里摇曳，树叶像嘴唇一样在轻柔地互相舔舐。可是那古老的母亲――大自然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她的造物的忧虑。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我的东西收拾进我的小箱子。如果以前一位有地位的朋友对我说的话应验的话，那么我们在英国的奥地利人应该算是德国人，所以等待着同样的限制；也许当天晚上我就不能再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又降了一级。自从消息传来一个小时以后，我在那个国家已不仅是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敌邦的外国人”，即一个敌对的外国人;我将被强行放逐到一个我搏动着的心不愿呆的地方。因为对一个早被赶出“德国”的人来说――由于他的种族和反德意志的思想方式――现在在另一个国家，根据一项的法令，硬把他划在一个他身为奥地利人从来不属于的集体里，这种处境岂不更荒唐?大笔一挥，整个生命的意义变成了荒谬绝伦。我还一直用德语写文章、想问题，但我脑子里想的每一个念头、我感觉到的每一个愿望，都是属于为世界自由而战的国家。我的任何其他联系都被扯断了，所有过去的一切，曾经有过的一切，被粉碎了。我知道，在那次战争之后，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因为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已成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现在战争第二次发生了。我整个一生热烈追求人性与精神上的团结一致，我在那个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的时刻，由于那受到严重排挤的处境而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
骄阳普照着大地。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我前面自己的影子一样，我也看到了在现在这次战争后面另一次战争的影子。战争的影子将蔓延过我们那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笼罩着我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它的暗影大概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页。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
读书人语
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余华 《活着》 生命和存在
涌动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以迥异于传统的姿态给文坛带来了一道目眩的风景。在先锋作家中，余华以其令人惊讶的“死亡叙事”，猛烈地撞击着人们的眼球。然而，随着90年代初期中篇小说《活着》的发表，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个连“血管里都流着冰渣子”的先锋作家似乎不如早期“先锋”了，似乎多了些“新写实”的特点。虽然小说中的主人公并没有完全逃脱死亡和痛苦的阴霾，但是，与之前作品不同的是，作者在表现这种冷漠与残酷时。不再像过去那样刻意追求冷峻的风格。而是融入了一种对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这不能不说是“余华‘苦难’世界中出现的第一抹乐观主义曙光”。
《活着》是一个名叫福贵的老人用一天时间对其一生苦难的叙述。余华把小说主人公的悲惨故事置于一个个极端的生存背景下。绝境下的生命个体的生存本相更加真实可感。死亡是极其悲惨的厄运，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柔弱的福贵竟然在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的打击下，一次又一次地在死亡的边缘止步，于苦难悲伤的极限处善待生命，默默地承受生命之重而无怨无悔地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越活越通达，这就让人不得不就他的“活着”作一番特别的研究了。
在1998年的一次访谈中。余华先生说：“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是的，福贵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然而他活着。尽管他的地位从尊贵降到卑微，财富从大量拥有到一贫如洗，亲人一个接一个地死亡，生活中一切可能的不幸接二连三地向他袭来，但福贵并没有倒下，他依然硬朗地活着，甚至用自己“活着”的哲理去教导那只不肯耕作的老牛：“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只牛不耕田?”福贵为何不死，因为余华在创作《活着》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福贵以慷慨赴死去追求生命的神圣光彩和超越。作者在这里拒绝升华，拒绝精神价值，因为这里不是培养英雄的天地。而只是培养芸芸众生的土地，是英雄们赖以矗立的那个底座。福贵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地主家的少爷，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生活在那个苦难时期的平凡的受难者。福贵的活着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在《活着》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福贵的活着而展开的，如果没有福贵的活着，《活着》作为余华的最具有代表性和最高成就的作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福贵的活着，注定是一种苦难，一种悲哀，一种现象。因此便有了福贵活着的另一个理由，福贵是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象，是一个时代具有存在意义的形象，福贵的活着，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一个群体――农民――的活着或者是存在。福贵的生命意识是在与苦难和死亡的搏斗中展开的。他的“活着”时刻遭受着苦难与死亡的威逼与诱惑，他本应该死掉，可他活着，福贵承受苦难的方法就是一个“忍”字。没有血泪的抗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没有愤怒，有的只是人在生活中磨炼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它甚至能包容一切，以致最大的苦难来临时，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磨难加上忍耐塑造了他宽广、坚韧、温婉的性格，内心具有了面对生活灾难时的超然和平静，苦难对于他来说就已经消失于无形。这是一种无限宽阔的忍耐，哪怕厄运极不公正地把死亡一次次加在自己的亲人身上，他都能宽容面对，接下命运赋予的千斤重担。小说字里行间都是沉郁、悲痛的气息在游走。而我们的主人公却是那么坚定。作者在其小说中写道，老人在叙述其一生苦难时脸上所带的微笑，以及谈论十多年前死去的妻子时的语气，使“我”内心涌上一股难言的“温情”。“我”在福贵的脸上，看不到苦难的摧残留下的悲伤和颓唐，“我”看到的是“宁静在遥远处波动”。可以看出，这种忍耐，已磨砺为一种柔性的品质，保卫着他内心免遭苦难这种生活暴力的破坏。当一场场灾难猝不及防的降临时，生命里的孤独、无助和脆弱都被放大了，但是与此同时，生命里的慈悲、悲悯、坚强、爱和信念也被无限地放大了。每一次忍受苦难的过程，都是一次生命的修复与自救，是大灾大难中一次生命的涅磐。从这种忍耐之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生命在原始的灾难下爆发的力量，这是弱者对生的渴望，是一个信念的力量。
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3
关键词：孝道；生命价值；生命教育；启迪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1-0131-02
近年来，我国许多学校尽管已在关注和推行生命教育，但他们所关注的依然主要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当说，青少年突遇挫折或打击后就选择以终结自己的生命作为解决方式的做法表面上看是由于他们缺少磨砺、心理素质差等原因造成的，实际上背后隐藏的却是他们最基本的责任心――孝心的缺失造成的。孝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情伦理，它是人们一切责任行为的最为内在和最为深刻的心理动因，它体现出的是一种最为真切的对生命的关怀。在孝道中虽然没有生命教育的概念，但却无处不充盈着生命教育的思想、智慧和要求，因此，它对我们当前进行生命教育有着特别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孝”字中承载着生命的意蕴
汉字是一种特殊的信息载体，堪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许多文化与思想观念都沉淀其中。在中国，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关于孝的文化，所以“孝”字是出现较早的汉字Z-。最早的“孝”字见于3300多年前的殷墟甲骨文中，后来在《诗经》和《尚书》中也多有出现。关于“孝”的写法有多种，其中包括金文、小篆、隶书、楷书和行书。但无论何种字体，“孝”都是一个形声会意字。从象形角度看，孝字上为“老”、下为“予”，上一代与下一代融为一体。从会意角度看，孝字中“老”与“子”相连的构词形式意味着生命的传承：“老”扶“子”头，“子”承“老”身，这一结构既可被理解为“子”是“老”的拐杖，子有责任、有义务对“老”施以赡养和照顾，又可被看做是“老”在用饱经沧桑的手抚摸着“子”的头，向晚辈嘱托着生命传承的责任，传授着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法。…正是基于这样的意蕴，故《尔雅・释训》解释道：“善父母为孝”；许慎《说文解字》中则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从子、子承老也。”从“孝”字创生的本义看，它所要表达的就是生命与生命的链接，目的是实现生命系统的无限延续。这种初始含义在儒家早期的经典里也留有痕迹。孔子说：“父母生之，续莫大也。”(《孝经・圣治章》)孟子说得更清楚：“不孝有三，元后为大。”(《孟子・离娄下》)宋金兰先生对“孝”字的字义进行了一番考察后认为，“‘孝’的原始字形传达的信息是男女交合，生儿育女”。周予同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经考证后也认为，孝与生殖崇拜有密切关系。多数观点认为，追求对生命的自然传承是中国古代关于生命意识的重要内容，是孝的基本内涵之一。
当然，“孝”字本义中不仅是单纯的对生命的传承，而且也包含了生命的价值。老与少互为存在的条件。可以说，“孝”字向我们展示了孝道中所具有的最原始和最质朴的生命意蕴。正是通过对“老”和“子”的这种原发性的生命关系的延伸和提升，才形成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孝道文化。
二、孝道观念中对生命及其价值的关注
人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动物，他们很早就开始思考自身存在和其生命本源的问题，从而也产生了生命寻根的意识。早期的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观念就是生命寻根意识的产物。后来，人们又将迫寻生命之源的意识转化为对现实中的人的生命的关爱。“生我者父母”，这句流传千百年的民间俗语，道出了父母给予了自己生命这一最朴素的事实，所以作为获得此恩泽的后人，理所当然地要回报先人。正是在这种生命寻根和生命关怀的过程中，“孝”的观念得到生发、扩充和传承，孝道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人对人的生命活动的自觉意思的体现。为了提倡孝道，古人明言：“知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意思是说懂得了自己作为“人子”应尽的孝道，那才谈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人，才算是一个有人性的人。中国古人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最为重要的不是在生理上，而是在心智上，只有具有了人所特有的社会意识和情感，才算是真正区别于禽兽，才能说是有了人性。因此，能不能理解孝道，实施孝道，便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标尺。
从狭义看，孝道观念中包括了三个层面的内容，即崇拜和祭祀祖先、对父母的孝养以及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是对过去生命的一种追思；对父母的尽孝是对现在的生命的珍视与关爱；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则是对生命能够得以延续的一种期望。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古代社会，人类的生命正是通过在这三个环节中的不断流动才得以传承与提升的。孝所指向的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存在，而且也是家族生命系统的存在，华夏先民正是从这种祖祖辈辈、子子孙孙的生命之流中才感受到了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喜悦的。随着历史的延续，这种生命价值观被逐渐积淀为一种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更成为保持家族生命兴旺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种责任。
从广义看，孝道还被扩充为是对人的一种最基本的伦理要求，成为一个人立身处世的道德准则。从孝敬父母到为人处世，它贯穿了人的一生，包括了人的所有簧的行为。《孝经》中早就说过：“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这即是说，～个孝顺的人，他对他人和社会必然会有一种善良和仁慈的心肠，因为这种爱心是可以被放大、被扩展、被外化的。这就是过去人们所说的“百善孝为先”，就是为什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的道理。在这里，孝包含了个人、家庭与社会在内的一切做人的道理，孝不仅是一个人心灵和谐的最基本的元素，它也是社会上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与天人和谐的基础和起点，进而可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高目标。
三、孝道教育与生命教育在本质上的契合
孝的本质可以说就是生命论。人们通过对父母的尽孝，可以深切地表达对自身生命来源的尊重与关怀。古人将“孝”与“文”组合为一个“教”字，即说明古人在将教育看做是“孝道教化”。而且自古以来的关于孝道教育中的孝就不仅仅是针对父母的一种孝行，而且更包括了从敬爱父母到关爱他人、从完善自我到报效国家，从而就全面提升了生命的价值。这与由西方率先提出并加以倡导的生命教育相比，就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和更开阔的视野，并且也更符合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
首先，孝道教育中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爱护自己的身体，要珍爱自己的生命。《孝经》记载孔子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吕氏春秋・孝行》中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其身，不损其形，可谓孝矣。”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父母赐予的。没有父母的赐予，就没有子女的一切。孝敬父母是孩子对父母的感恩，如果一个
孩子的心中真正装着父母的牵挂，他就会特别爱护自己，就会对自己负责也对父母负责。因此，善待自己身体便是对父母的尊重，是对父母的敬孝之始。在孝道观念中，生命不仅是自己的，并且也是父母、是家庭、是社会乃至是宇宙的。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由其父精母血孕育而成的，同时他也要繁衍子孙后代。这就使人的生命与其前辈建立起了关系，也与后辈不可分。人只能生活在社会之中。人生话在社会，他就必然要与社会上的其他成员结成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社会，离开了他人，一个单独的个体将是无法生存的。现在，一些青少年片面地认为，自己的生命是属于自己的，把自己的生命当做是纯粹的自然生命来对待，甚至可以由自己来随意处置，忘记了父母的生养之恩，因而上演了一个又一个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孝的悲剧，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4
前工业社会的生态文明
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Steward)认为文明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形成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世界几大古代文明虽然发生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然而都经历了大致类似的发展阶段，那就是狩猎采集期、初期农耕期、形成期、地方开花期和征服期。人类随着农耕的开始而定居，生产剩余，人口增长，出现了制陶和纺织，由于财富的积累而产生贫富差距，形成了社会阶层，促进了职业分化，权利逐渐集中，都市随之形成［2］。世界文明的发展有阶段可寻，生态文明同样有多种演化形态。下文将对前工业社会的几类生态文明作一番简略的回顾，以加深我们对生态文明较为全面的理解。在古典进化论者和文化中心主义者看来，前工业社会和所谓“未开化社会”是没有文明和生态文明可言的。然而人类学者的看法却大不一样，先不说农耕社会，就说采集狩猎社会。采集狩猎民巢居穴处，茹毛饮血，赤身，原始野蛮，生存状态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由于不会从事农业和畜牧业，食物直接从大自然掠夺、攫取，严重破坏自然，生存艰难而寿命极短———这曾经是人们对采集狩猎部落社会深信不疑的看法。然而这一近乎“天经地义”的观点却在三十多年前被人类学家彻底颠覆。1965年，75位人类学家齐聚芝加哥，参加以“狩猎民”为题的研讨会。他们仔细检阅了当时对全球尚存的部落觅食者或狩猎采集者的研究结果，揭示出的事实表明他们生活稳定，满足于现状而且生态合理。部落觅食者一直控制着自然资源，健康状况相对较好，具有较长寿命，同时，他们能使自己的需求维持在一定水平，这些需要能在不危害环境的前提下充分而持久地得到满足。马歇尔•萨林斯把这种文化称之为“原初的丰裕社会”。在研讨会结束时，与会者一致认为，狩猎生活方式占了人类文化跨度的99%，是目前人类已经获取的最为成功和持久的适应［8］。所谓“原初的丰裕社会”之说，当然不可能覆盖所有的采集狩猎民族的所有生活状况，不过却不失为真知灼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许多田野资料也能支持此说。在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组织进行调查并编辑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就不乏独龙族、布朗族、景颇族、拉祜族、佤族、黎族等民族丰富的采集狩猎生活的记录。笔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云南西南山地民族的田野调查，以及90年代杨六金对芒人的调查等都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9］［10］。过去许多山地民族的肉食来源主要依赖狩猎，“吃野味”可谓家常便饭，采集食物的种类多达数百种，其丰富的程度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采集狩猎社会为什么大都能够保持丰裕的状况?实行有效的适应策略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他们的适应即使不算是“目前人类已经获取的最为成功和持久的适应”，也可以称之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比较“成功和持久的适应”。大量研究业已说明，采集狩猎民具有异常敏感的万物有灵观念，对于大自然极度地敬畏，视动植物为共生的生命体，在获取植物或动物的同时，他们会产生内疚和负罪感，面对各种异常的自然现象和灾害，会联想和自省自身的行为，而且频繁举行祭祀神灵的仪式，借以洗赎采集狩猎、残害动植物生命的“罪恶”。他们是人类迄今为止动植物知识最为丰富的群体，他们懂得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而为了实现持续的利用和生存，他们取之有节，用之有度。他们经常迁徙，分散居住，均衡地利用资源。他们集体从事生计活动，平均分配食物，不过多获取和保存，不私占资源，没有贫富之分，权利均等，社会公平。因此，一向被认为“尚未跨出原始社会门栏”的采集狩猎民，其实是最亲近自然的具有朴素的生态文明的人类。
学者们通常认为，火耕经济是采集狩猎进化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火耕经济因此被认为是“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一个大的飞跃”，它使得所谓“人类单纯地向大自然‘攫取’、‘掠夺’转变为依赖自然的食物生产”。的确，火耕农业实现了植物的驯化和栽培，并由此带来了人类经验、知识和技术等的一系列的变化和革命，同时开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纪元。千百年来火耕经济曾经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直到20世纪60年代，火耕经济在西方还是一个有争议的主题，有人指责它是“纵火的犯罪行径”，有人说它是“一种破坏性的不道德的行为”，还有人对其深恶痛绝，视其为“堕落”［11］49。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原先“狠抓阶级斗争”的国家政策短期内就被“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策所取代，人们从梦魇中醒来，开始把目光转向经济、生态和资源，突然注意到西南山地居然还盛行着“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于是大为震惊，结果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热烈争议。说“争议”，其实是一边倒的讨伐之声，和60年代的西方一样，对火耕进行“原始”、“落后”的指责并要求“立即禁止”、“坚决取缔”的呼声组成了反对火耕的“大合唱”。在大合唱的强音中，自然也有与之不相协调的挑战、争议之声，不过极其稀少，笔者即为当时持不同意见的“另类”［12］［13］。上文说过，三十多年前人类学者们曾聚在一起，颠覆传统观点，为采集狩猎民彻底翻案。值得注意的是，火耕经济也得到了不少人类学家的理解。“1992年在芬兰的一个环境史大会上，一位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的经理对他的美国同事大声疾呼，‘烧、烧、烧’。芬兰经济学家也很自豪地向人们展现了一块他们曾经烧过而今又再一次长出绿芽的土地。早在20世纪初，芬兰民族历史学家(Voionmaa)就曾在卡莱利(Karelien)森林中致力于为火耕经济恢复名誉［11］52。笔者对火耕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依据田野调查研究，笔者将火耕定性为“森林民族的成功和持久的适应”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火耕并非是单纯的农业，而是兼顾采集、狩猎的整合体。笔者将这一整合体称之为“火耕人类生态系统”，并将该系统的多层结构用“生态系统树”予以形象、整体地表示［9］8。从“火耕人类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不难看出，火耕经济具有远高于采集狩猎的适应性和生态文明。火耕经济的生态文明除了兼容了采集狩猎生态文明的全部内涵之外，还有如下诸多发展:一是自然观方面，在浓郁的自然崇拜之上，增加了一系列农耕神灵祭祀仪式。二是社会组织方面，产生了代表和体现部落民权益并进行有效管理的长老或头人制度。三是资源占有和公平方面，土地和自然资源为氏族或村寨公有，人们按需分配，利益均等，和谐互助。四是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方面，实行轮歇耕作、轮作栽培、因地制宜、控制聚落规模等制度和措施，以实现对森林土地等资源的循环和可持续利用。五是信息交换方面，与低地灌溉农耕社会建立、保持着生态互补的物质能量的流动交换关系。
在人类发展史上，畜牧是与火耕几乎同时出现的“孪生兄弟”，采集孕育了农业，狩猎则进化出畜牧。在森林地带，畜牧始终伴随农业而发展，两者合而为一，畜牧产生的粪便和肉乳成为农耕社会坚实的不可或缺的能量支撑。在干旱草原地带，畜牧形成独立的经济形态，它的分布横跨东亚、中亚、西亚，东非、西非，以及高原和南美安第斯山高地等地域，与森林农耕地带并列，是人类最重要的经济形态之一。早期的畜牧业，不论何地，皆为游牧形态。不幸的是，传统的游牧也与火耕一样，备受责难和争议。原因何在，就在于游牧实行“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的畜牧方式。而在行家看来，游牧和火耕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游牧的“游”和火耕的轮歇本质相同:典型的火耕耕种一年，然后让林地休闲十余年，目的在于恢复森林;游牧移动于夏、冬季草场或更广阔的地域之间，目的在于恢复草场和躲避灾难。所以游牧乃为用养结合、张弛有度、循环仿生、平衡系统、顺应天道的十分高明的适应智慧。关于这一点，研究游牧者已有不少著述［14］［15］。不过，对于游牧而言，仅看到其循环利用的生态意义还远远不够，游牧还有更多的内涵，例如牧民们对牲畜、草原、绿洲、沙漠、气候、水等的认知及其丰富的知识，将狩猎、采集、农作、贸易甚至掠夺作为辅助生计的策略，其部落社会极强的管理、协调、组织的机制和功能，萨满教、狼图腾等体现天人合一的观念等等［16］。自然，游牧与火耕均为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和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们的存在与持续需要特定的条件:人口和土地资源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即必须有足够的土地以满足循环的需要，如果人口的增长打破了土地循环的秩序，那么系统的平衡就将受到破坏，就难以避免危机和衰亡。在中国和世界许多地区，采集狩猎、火耕和游牧“原始”、“野蛮”观点的形成，多半是对比和参照灌溉农业后得出的结论。灌溉农业社会无论在生产工具、生产技术、肥料、园艺、交通运输、谷物加工、食物制作等方面，还是在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宗教、艺术等方面，均有长足的创造。由于如此，进化论者常将灌溉农业社会作为火耕和游牧社会的进化阶段。然而，无可否认的大量事实业已证明，辉煌的灌溉农业文明的诞生，并非是人类主动自觉的选择，恰恰相反，而是在人口、资源、生存的压力下，为了缓解危机，被迫选择、发展的结果。以精耕细作闻名于世的中国江南的灌溉农业如此，堪称人间奇迹的云南哀牢山的壮伟梯田农业也同样，均为生态高压形成的文明。从笔者对采集狩猎民和火耕民的了解来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不会想到要去征服自然，而总是积极地去顺应自然。只要人口稀少、聚落分散，只要资源富裕、环境容量阔绰，能采集狩猎就尽可能不从事农业，能实行免耕就尽可能不实行耕作，能进行刀耕就尽可能不进行锄耕和犁耕，能进行火耕就尽可能不进行灌溉，能粗放就尽可能不集约。这样做并非懒惰和无知，而是尽可能地减少对自然的干扰破坏，以求循环持续利用，同时，达到以最少投入换取较高产出的结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多数社会的事例说明，人口的增长，聚落规模的扩大，外族的侵略，国家的整合等，往往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社会变革、人地关系改变的情况下，生态系统和人类利用系统必然会失去平衡，从而导致人类传统生计陷于困境，而为了消释压力、缓解危机、持续发展，人们往往不得不调整生存策略，适应新的环境，探索、创造新的生计形式。世界上不少采集狩猎民、火耕民和游牧民，就是在这样的生态、生存的危机中逐渐转化为灌溉农业民的。灌溉农业文明很大程度上传承着敬畏、顺应、维护自然的文化，同时，为了土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而积极作为，结果创造了由高度发达的水利系统、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和农畜结合的互补高产系统组成的复合生计与崇尚天人合一共生的自然观相结合的独特的生态文明。
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从采集狩猎、火耕经济到灌溉农业经济，可以说是从火的文明向水的文明、从森林文明向土地文明、从粗放文明向集约文明、从部落文明向国家文明的转换和发展。这种转换和发展，有其内在的生态变迁的脉络，有着传承、嬗变、包容的“血缘”关系。遗憾的是，这种文明演替的“脉络”和“血缘”关系，却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断裂、淘汰和消解了。最近30年来，针对工业社会的不可持续性，学界展开的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第一种可以称之为科学生态观。这是从科学技术以及相关的政治、政策、法律等的角度出发的研究和追求，基于工业社会高耗、高碳的特点，提倡建设“后工业时代”或“后碳时代”的生态文明。前述周鸿生态文明的论述即属此类，此亦为国家政策的主要导向，如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产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第二种是历史生态观。其研究的目光不是投向未来的“后碳时代”而是“前碳时代”，其探讨的不是“信息时代”的生态文明，而是前工业时代的生态文明。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整理、研究农耕社会的天人合一观念以及相关生态实践，以期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例如出自许多学科背景的“生态文化”研究［17］，此外，最近30年国内外兴起的环境史研究亦十分令人瞩目。第三种为宗教哲学生态观。和历史生态观一样，此亦为现实引发的历史生态研究，不过其关注的对象则集中于古代宗教、哲学。从宗教圣贤哲人的教义和学说中探寻关于人与自然的超凡脱俗、博大精深的思想精华，反观今日自然观之肤浅、庸俗和野蛮，发人深思，给人启迪，教化、借鉴意义不言而喻。此类研究发足于西方学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我国古代儒学和道家的世界观和生态观均深受国内外学者关注①。第四种是民族生态观或称传统知识生态观。此为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方向。学者们以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或世居民族的传统知识即生态认知、观念、智慧、行为、实践等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研究，发掘活生生存在于民间的丰富多彩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知识，彰显其宝贵的价值和功能，欲为当代生态危机开具独特的治理良方。
上述四种研究取向，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目的在于当代生态文明的建设。第一种深刻反思现世弊端，它的实现有赖于政治、体制、制度、法律的变革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任重道远，为长远追求的目标。第二种和第三种意在继承和发扬古代社会和宗教哲学的生态文化遗产，当代自然观和价值观的重建以及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有必要从古代闪光的生态哲理、思想、智慧和经验中汲取营养。第四种为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适应不同环境、承袭历史植根故土、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传统知识研究，它既具学术性，又具应用性，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和生态多样性十分突出的国度，活态的传统知识的传承无疑更显重要。为了强调传统知识的重要性，下面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其一，圣境文化。典型者如藏族的神山、神湖信仰，彝族撒尼人的密枝林(神林)信仰等。这些民族的每个区域、每个村寨，都有神山、神湖、神林的划分配置，因为神圣，所以严禁随便进入，更不敢有少许破坏，人们顶礼膜拜，敬畏有加，遵守禁忌，自觉保护，世代相传。这种由信仰、习惯法规和民众高度自律形成的圣境文化，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此类“圣境”类似于当代的自然保护区，而其内涵又远非当代的自然保护区可以相提并论，实为应该珍视、维护和因地制宜地加以借鉴、活用、推广的生态文明的宝贵遗产。
其二，习惯法。在各民族各地域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法中，环境和资源保护往往是其重要的内容。例如基诺族，昔日村寨周边除了神林之外还有水源林、护寨林和风景林，它们也和神林一样被严加保护。颇具特点的是，这些森林的监管保护不是由长老负责，而是由村寨中的少年组织负责。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定，不管是谁，那怕只是折断森林中的一根树枝，也要处罚，处罚方式别具一格，根据破坏程度，使之缴纳不同野兽脚掌大小分量的烟、茶和米。折断树枝树叶便如此，如果随意砍伐树木那就不是烟茶酒米可以解决的问题了。基诺族从小便知法和执法，实属优良传统。基诺族等无文字民族有习惯法，有文字民族的记载就更为丰富了。例如云南乡间虽然经历了不断的破坏，然而至今仍留存着不少护林护水等生态环境保护的石碑和文书［18］，贵州清水江流域现存明清时期侗族、苗族等森林保护和木材持续交易等的文书多达十余万份。法规起自民间，与今日自上而下的法律政策相比，自有其特殊的功效。
其三，资源认知。原住民最熟悉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自然环境，最懂得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这应是普通的常识。例如菲律宾棉兰老岛的哈努诺族能识别1625个不同的植物种类，利用植物多达1524种，其中食用植物500余种，栽培和保护植物约500种，物质文化利用约750种，并有上千种被用于超自然的目的(信仰、药用等)［19］。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等调查基诺族的采集植物，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收集到该族日常利用的野生植物400余种，栽培植物中陆稻一项就多达74种。最近有学者研究新平傣族的常用植物(食物、物质和超自然利用)，田野采集标本种类亦多达约400种［20］。不同地域原住民的自然资源知识及其保护利用的经验智慧，是远离自然的工业社会不可想象的，也是现代科学严重缺失的，如能加以重视利用，定能极大地丰富现有的生态科学知识。
其四，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作为挽救高耗高能不可持续的工业经济的一剂治理良方，时下受到普遍的推崇，乃至于被认为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其实，循环经济古已盛行，农耕社会能够持续数千年，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循环经济的认知和利用。前文说过，热带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和温带畜牧民族的游牧就是典型的循环经济。现在尚保留着传统农牧业的地区，其支撑的原理一定是资源的循环利用。例如贵州西南侗族现行的传统稻作农业，靠的就是稻鱼鸭循环共生系统;闻名遐迩的云南元阳哈尼等族的梯田农业，则是一种巧妙的水肥循环利用系统。此类民间世代传承的具有极高科学价值和生态效益的传统知识，并不需要高投入、高成本的实验开发，只需正确认识其价值，避免盲目取代破坏，精心维护适当改良即可。
其五，和谐共生。傣族谚语云“没有树就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有田、没有田就没有人”，侗族谚语云“无山就无树、无树就无水、无水就无田、无田不养人”，寥寥数语便揭示了人类与山和森林的共生关系。我国西南山地民族多呈垂直分布，高低地民族处于不同的生态位，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利用不同的自然资源、经营不同的生计，共享公共资源，各自为生互通有无，多民族何以能避免资源等的纷争而和谐相处?因为他们懂得只有人类的和谐才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他们的人类起源传说大都有各民族是同祖同源弟兄的故事，例如云南许多民族崇拜葫芦，因为据说是葫芦孕育诞生了不同民族兄弟的缘故。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都是终极追求的目标，所谓生态文明，其核心的内涵就在于此。据上可知，在各地域、各民族的传统知识的宝库中，尚存在大量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生态资源，其价值和效益是一般科学技术无法取代的，值得重视、挖掘、传承和开发。
结语
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5
几十年来,谭先生不停地上路,不停地打造着一个个有生命力的成功的平台。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是游刃于天地之间的艺术,他的每一个作品更承载着他对建筑艺术纯真的感情。
建筑,游刃于天地之间
在谭天放先生的带领下,笔者来到了坐落在湾仔北区商业区的中环广场的顶楼,这是谭先生参与过的一处香港焦点式建筑。站在300多米的高处,居高临下,整个港岛北、维多利亚港及九龙全景尽收眼底,窗外的云似乎刚从身边飘过,云海茫茫,让人升腾起一种凌空脱世、总揽香港的感觉。突然间,天空飘起了雨,伴随着浅浅的雨声,在与谭先生的谈话中,笔者走进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境界。
谭天放先生的一生都在与建筑打交道,他是一个愿意为建筑奉献所有热情、奉献所有心血的人。每一次他都把建筑项目当做艺术品来精雕细琢,他把天与地之间的空间当做了他展现艺术的舞台,游刃于天地之间,他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师,更成为了一个建筑艺术工作者。
谭先生说:“建筑,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体,艺术和技术是共同体,是左右脑交替,又如同人的两条腿一样,缺一不可,同等重要。”他对建筑构想从来都不是随心所欲的,因为房子是有生命力的,房子的生命力是超时空的,他说:“不管是在哪个时期,技术会跟我们较真,如果技术不过关,建筑物就会出问题。”虽然不能如艺术家那信手涂鸦般潇洒,但是依旧有艺术作品般美妙的感觉,他一直在用一种无比虔诚的心境打造着一个个建筑的梦想,一个“建筑物是有生命力”的概念支撑着他的这个梦想。
“人类,是万物之灵,与鸟筑的巢,蜜蜂盖的窝比较,人类建造的房屋楼宇肯定可以更长寿,更有生命力。”谭先生继续说,“建筑物,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会呼吸的,建筑物的眼睛会动,建筑物的心也是跳动的。建筑物就如同人一样,也需要休假、需要保养、需要保健,城市规划与楼宇设计,都要由不同的建筑工作者去完成,并不间断地进行楼宇护理,以延续其生命力。”在建筑物的生命周期里,谭天放先生将建筑师比喻成了生命诞生的妇科医生,承建商是产科医生,而物业管理者则是这个生命从儿科开始的全科医生,待建筑物老化的时候,便成了老人科,当这个建筑物由原先的六十八层变成六十九层的时候,进入的是整容科。“一个建筑物,少不了各科医生,就如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导演、剧务、道具等必不可少一样。”谭先生说。
在2009年9月应邀到河北参加了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论坛暨第二届河北省城市规划建设博览会上,谭天放先生发表了一段极其精彩的演讲――《城市与生命力》,他说:“城市由一个个建筑群到小镇慢慢演变而来,是我们的前辈们世世代代艰苦经营下去的结果,这就是生命力的存在,我们只不过是时空里面很短的几十年中之持棒者,所以不能留下任何遗憾给子孙后代,城市的资产不能随便让它坏下去,我们的团队就是要全寿命的护理、经营下去,我们每一个时代都要主动出击,去强化,甚至带动城市的活力和生命力。”他从一个建筑物由上世纪三十年代时期的法国商务参赞厅到五十年代时期的香港教育庭到今日的香港教育终审厅的改造过程中,看到了这个建筑物生命力得以改造延续的意义和价值。他最觉得遗憾的是故宫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存留至今,只是为了让世人瞻仰其“遗容”而已。他希望有一天故宫能够重生,在这个时代里,散发出灵气,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建筑艺术品。
“一个真正的建筑艺术品,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建筑,带有时空性,能够让人从昨天看到今天想到未来。”将建筑物升格至建筑艺术品,需要的是一个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终点,只有不断改良,不断向前。在建筑行业里,谭天放先生一直有一份无限的向往,就是在商业因素占据着越来越重的比例中,期待一份对建筑艺术纯真的感情出现。他的内心里,存留着一份神圣而艰难的使命,那就是不停的、不劳累的去创造、去追求不朽的生命、去保护好它、护理好它、去好好享受它。
谭天放先生给自己定下了做一个全方位的建筑师的目标,他说:“作为一个一个建筑师,要不停地上路,上路之后,要不停地打造一个个成功的有生命力的平台,去创作一个个有生命力的建筑艺术品。”带着这个目标,谭天放先生行在路上……
建筑,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
谭天放先生是一位建筑师,身上担着多个责任,既要代表建设方,又要代表设计方,还要担任裁判员。这个裁判要对群众负责,要对社会和谐发展负责。
谭天放先生介绍道:“我们的建筑建于天地之间,而人在其间,而且任何建筑物的选择都是人的选择,现在这个时代是该抓住人了,人能够参与吗?是否是认真地参与?这个参与的过程是否和谐?是否能够争取共识?这些过程都是人参与的过程,而我们最终也是为人类服务。”诚然,一个建筑物无论是政府主导,抑或专家领衔,以及公众参与,都是以人作为中心,因此,谭天放先生引出了一句话,那就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师必须具备的除了道德观还要有为人类服务的态度以及为人类追求和谐的发展环境的责任。工业革命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然而,工业革命也遗留下来了一大串的问题,这就是环境破坏的遗憾。在建筑过程中,谭天放先生更关注的是可持续发展,更关注的是一种充满智慧,寻求和谐的建筑艺术品。他一直在寻找弥补环保遗憾的材料,当竹子作为一种新型的环保材料出现的时候,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竹枝杆挺拔,修长,亭亭玉立,四季青翠,凌霜傲雪,竹的高节虚心,正直的性格和婆娑,常受人赞诵,劈竹成篾,编成石笼,内装石块,围在岸边用来防止河岸冲刷,巩固堤坝,修建水库,在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上被广泛使用。谭天放先生介绍说:“竹子因为属于草科植物,所以常被称为高达的‘草’,它有‘春风吹又生’的特点,竹能观赏、可药用和食用、饮用,竹内有纤维,可以制成布,做成衣,而且是建筑的好材料、亦可造纸,造活化炭,等等。”
曾有文记载:“竹子有一般木材所不及的优点,收缩量小,高度的割裂性、弹性和韧性,很好的纹理抗压力和抗拉力,而且竹子具有经济性、灵活性、低技术、安全性、舒适性、耐用性、可持续性的特点。”竹子是房屋建造最古老的建筑材料之一,作为品质优良的建筑材料,竹子比较便宜,且容易加工,竹子耐久性和安全性好,竹子房屋用竹子来建造,并辅以其它材料,可增加房屋的寿命,竹,或娟秀文雅,或骨节劲奇,或竿紫古朴,能丰富房屋的造型。竹子的用途极其广泛。“竹子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是树木的三倍,即同时释放三倍氧气,改变大气层之成份,”谭天放先生说,“保护地球母亲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目前,作为国际竹藤组织成员之一的谭天放先生正在为“竹藤•人居•环境”而忙碌着,正致力于推动中国乃至全球竹藤事业的发展,进而达至减少贫困,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的目标。国际竹藤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当环境逐渐恶化,资源匮乏,为人类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中也因此被增添了一个新的责任。肩担这份责任,任重而道远。几千年前之谭国,之城廊,六千年前之浪漫,黄河之挣扎,之摆动,象征着我大中华之生命,浩浩荡荡,生生不息。
建筑物是横跨时空的,既实用,又凝聚着劳动人民的痕迹,同时还在不停地讲述着一个个的故事,“何不用二十一世纪科技去做标志,为后人省却将来辛苦考古的时间和精力。”谭先生说。他的心,已经完全交给了这一个个有生命力的建筑物。
采访结束,笔者正欲起身离开时,才发现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透过玻璃,窗外的天空被雨清洗过后,显得更加清新明朗而透亮。而笔者的心,也如这雨后的天空一般,豁然开朗。
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6
以人物为主体的具象表现，表达城市生活，表达城市中人们的心境，从关注自我内心到关注我们的生存环境。他在表达一段生命旅程的感受。在他看来是否成名，艺术家应该是美术史发展的参与者和观察者。本刊记者就当代艺术许多热点问题访问了他。
1.你如何评价中国当下所谓的“当代绘画”？你认为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你是如何保持警惕的？
答：中国当下的当代绘画呈现出的是多样的绘画样式和内容，这其中有些是上一波浪潮留下的痕迹，有些是崭露头角的新的风貌。没有“好”与“不好”的评判，只是一个必经的震荡期。在这个震荡期里，当代艺术会得到一次整合，所以保持平静的心态，认真画自己的画，对膨胀的各种信息去伪存真是很重要的。
2.你认为你的绘画有什么个人特色？你如何评价自己的绘画语言和样式？
答：我的绘画大多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具象表现，是不喧哗的，有一种陷入沉思的安静。绘画语言上应该是沿袭了学院派的传统。在平面化的画面里注重线的安排和色彩的使用。这不仅是受到美院长期学习经历的影响，也和我喜欢的卡通片有一点联系。在具象和写实的方寸里寻求一种趣味和突破。
3.在你的绘画中主要想表达什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它具有可代替性吗？
答：作为一个画画的80后，思维方式和同龄人一样都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我们看的电影、小说，听的音乐，穿的服饰等等都会潜移默化的融入到作品中，我目前的作品主要在表达城市生活，表达城市中人们的心境，表达一段生命旅程的感受，从关注自我内心到关注我们的生存环境。
至于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我想也可能是绘画这种方式选择了我，对于我来说，这是最直接、最好玩、最主动的表达方式，可以阐明观点，也可以提出问题。这种方式无可替代。
4.你的绘画是否能够充分表达了你的观点？你认为哪些方面有待改进或有空间？
答：一幅画所能承载的内容是很有限的，并不像小说散文那样可以洋洋洒洒的事无巨细。相较之下，绘画更接近诗歌和音乐，表达的是瞬间却凝练的感受。虽然不能像话语一样说的那么直接和具体，但却可以表达语塞词穷和“不想说”时的内容，而且更加深刻。我的作品正式这样反应了我想要表达的观点和想要和读画的人讨论的问题。当然无论在画面语言和情绪的拿捏上都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需要再更加成熟。
5.你和你的绘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你为什么用绘画来创作？你有可能放弃绘画吗？为什么？
答：一直以来最常时间陪在我身边的就是我的画和我的猫，绘画就像是我的“诉说瓶”，有什么感受都告诉他。绘画是天性，是爱好，也是习惯，不会放弃。
6.绘画在你的艺术创作中占什么样的比重？有什么样的关系？
答：几乎是全部吧，只是会涉猎不同的画种和材料，但都是在画。
7.你认为未来的绘画会怎样发展？你理想中的中国新绘画是什么？
答：当然希望绘画本身和艺术市场都能向着更成熟更好的方向发展。艺术家能有更广阔的空间。好的绘画都是源自生活，发自内心的，这点无论在什么时期都是一样的，更自由、更真实、更有趣应该在任何时候都是画家们在追求的吧，无论新旧。
8.你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绘画？你的绘画和传统有什么联系？为什么？
答：中国的传统绘画有很多的经典值得学习和研究。经典的东西放在何时都不会显得陈旧。我的绘画是从学习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特点发展变化而来的。多年的美院学习，打下了很深的传统的烙印，但是生活和心情却是属于当下这个时空的，所以“传统”会绘画面一些支撑，但重点还是在表达当下的想法。
9.你的绘画在美术史上下文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你觉得哪一些你有所收获或突破？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实践和探索？
答：每个画家，无论是否成名，都是美术史发展的参与者和观察者，我只是在持续地做着这两件事而已。在绘画的道路上，每次画完一幅画都会有收获的，会知道哪些做到了，哪些还没做到，于是就知道该有什么突破了。除了玩味画面本身最本质的语言外，在观念和思想意识上的探索和突破是很重要的。
10.你怎样看待今天的绘画市场？你对艺术金融化的趋势有怎样的反应？你有什么样的准备？
答：艺术家，艺术品和艺术市场是相互需要的，今天的绘画市场应该会更加理性和成熟吧。至少我希望会这样，大环境好了，艺术家就能比较从容淡定地创作。艺术金融化我搞不懂，也无法说其好与不好，只是专心画好自己的画，这就是最好的准备吧。
11.作为一名艺术家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所认为重要性是如何把握的？
答：我认为除了坚持以外，最重要的是心态要好，要让绘画始终是件让自己愉快的事情，一旦因为什么外界因素让绘画这件得不那么愉快了，那就会很痛苦，也就没有画的动力了，也就不用画了。所以保持一个平静的、轻松的心情是很重要的。谁会愿意做不开心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