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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碳排放的问题范文1
【关键词】防洪排涝；排水体制；信息系统；自动控制；流量参数
引言：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也是人类现代化程度的体现，城市排水系统是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 起着静脉输运的作用, 对于整个城市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 由于温室效应的影响, 降雨量也逐年升高, 这给城市排水系统带来新的挑战。时常导致城市汛期发生内涝现象。城市内涝不仅影响交通, 严重时还可能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1]，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因此如何解决城市的防洪排涝问题，就成为了我们的重要课题。
1 目前我国城市产生内涝问题的原因
1.1 现有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由于历史的原
因许城多市七、八十年代建设的管道、以及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排水管道，由于年代久远，管径较小，施工质量差，管道流量小，难以养护管理等原因，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城市发展的需要。二是有些地方排水管网布局不合理，原有旧管网得不到更新改造，新管网与旧管网不能形成优势互补，配套使用，不能适应和充分发挥管网的防洪排涝作用。三是有些城市排水管网的体制为合流制。这些管道只能满足正常的污水排放 和小雨量时的防洪排涝工作，对较大的暴雨由于受排水量的限制，往往不能满足防洪排涝的要求而造成内涝灾。四是没有充分发挥城市内，湖、泡的蓄水池作用。为了减缓排水管网洪水高峰期的流量压力，将一部分洪水分流到市区各个湖泡中去，起到暂时蓄水的作用，待水位降低后在将湖泡中的水排放出去，从而使这些湖泡起到一个调节池的作用。充分发挥和利用好这些调节池，对城市的防洪排涝也是有重要作用的。
1.2 城市排水管网系统设计不够合理：近年来, 随着工业化发展迅速和城市化的加快, 使城市的水文特性和成灾机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比如, 城市不透水面积大大增加, 无计划的、不定期的对排水系统的修改,使得径流系数增大, 在同等降雨强度下的情况下,地表径流 和排水量增加[2]，使洪峰较早出现, 洪峰流量也急剧增加。原有的城市排水系统, 由于按照当时的条件设计,相对现在来说其安全系数较低, 当遇到较大的降雨量时, 其流量可能超过城市排水系统的承受能力, 造成城市内涝。这使得城市排水系统的结构和规模, 都不能适应城市现代化工业规模和大规模的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1.3 城市洪水量计算及洪水标准确定等水文技术问题急待解决[3]：在设计城市雨水排水管网系统之前, 必须对城市雨水流量作出准确的计算。在城市雨水排水系统设计中, 通常采用推理公式法来计算雨水设计流量, 暴雨强度公式是城市雨水设计流量的主要方法之一。暴雨强度公式是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上建立的, 对条件作了大量的简化和概括, 其计算结果肯定与实际的降雨量和产生的汇流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别, 主要表现在: 一是降雨均匀化假设。暴雨强度公式中, 对降雨进行均匀化假设, 即假设降雨时降雨量不随时间变化的, 在降雨时间内降雨量始终是均匀的。但是实际降雨量是随机变化的, 这不符合暴雨强度公式的均匀化假设。 这导致降雨量和产生的汇流情况的计算结果偏小。二是暴雨强度公式不仅在计算时段内采用均匀雨型,而且其时段暴雨强度为最大暴雨强度, 暴雨强度随历时的增加而降低, 降雨历时越长, 暴雨强度愈小,这样对于降雨历时较短时, 设计流量是偏于安全的, 但对于较长历时而言,则不安全。三是水文形态和降雨空间变化无影响的假设, 理论计算对汇水区域的水文形态和降雨空间变化未作考虑, 这导致了计算中出现下游流量小于上游流量的情况, 这也说明了现行的设计流量计算公式与实际的产汇流量不相符, 使排水系统从设计阶段就埋下了隐患。
1.4 排水管网养护管理不到位：无论是污水管道还是雨水管道，无论是主管道，还是支线管道，每年都要定期的维修养护管理。清除检查井和管道中的污泥杂物和阻水的障碍物，修复损坏的排水设施，对管道进行清掏清扫。只有管理养护到位，才能保证管道的正常排水，否则就难以发挥排水管网的防洪排涝作用。
2 解决城市防洪排涝问题的主要对策
2.1 加强城市排水管网的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现在正处于加快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因而是新老排水管网并用。合流制与分流制排水管网并用，老城区与新城区共同发展的现状。要解城市的防洪排涝问题，必须首先抓排水管网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对那些过时的，不能适应城市防洪排涝需要的旧管道逐步的进行更新改造，以适应城市发展和防洪排涝的需要。二是逐步的实现排水管网体系的雨污分流制。分流制可杜绝溢流混合污水对水体的污染, 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有利于污水的综合利用, 便于从废水中回收有用物质, 可以做到清浊分流, 降低需要处理的污水量，更有利于城市的防洪排涝。三是对新城区的建设，从规划、设计、到施工，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既要考虑现实的排水和防洪排涝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考虑生产生活的需要，又要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与需要。只有这样城市的排水系统才能更好的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和防洪排涝的要求。四是注重发挥区域污水提升泵站的作用。污水泵站作为防洪排涝的重要设施，每年都要定期的清掏，保证其正常的蓄水量。同时要对水泵等机械设备和电器设备经常地进行维修保养，使其随时处于良好的可用状态。一旦暴雨到来时能够及时启动、排除洪水，充分发挥其在防洪排涝中的功能与作用。五是在雨季到来之前，要疏通各种排水沟渠与河道，清理各种阻水障碍，检修排水闸门等防洪设施，准备好充足的防汛物资，做好各项防汛预案。以及建立健全汛期的防洪预警系统[4]，充分利用气象卫星和各种气象观测设施、通讯设施，及时对降雨情况做出预警预报，以便在洪水发生时，能够按预定计划方案，从容不迫的应对处理，及时的排除洪水。
2.2 科学合理地选择排水管网系统：城市新区在规划时应尽量采用分流制管网系统, 设计时要有超前意识,要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 其规划年限应该超越城市总体规划年限。针对老城区原有的合流制体制, 在道路无法拓宽和原有小区排水系统无法改进的情况下, 可在合流制系统中建造相关的补充设施,来提高排水管道对生活污水和雨水的排水能力。
2.3 科学合理的选择确定排水系统的流量参数：选择设计标准应根据各个城市的具体气候和发展情况, 从技术、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综合考虑。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掌握了大量科学数据的基础上才能较精确的科学合理的计算和确定排水系统的流量参数。为了满足防洪排涝的需要, 可以在适当位置多增设闸槽井, 方便施工维修。在排水系统设计中全面考虑各种因素, 使工程建设一次成功, 减少重复施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要不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提高排水系统的运行能力和可靠性。
2.4 加强城市排水系统的维修养护工作：建成后的排水系统维护和管理, 是其是否能正常运行的关键。排水系统的日常维护, 是保证其能否顺利发挥作用的前提。因此, 必须加强排水系统的管理,进行 实时监控，动态管理。加快技术创新步伐, 研制和开发排水管网管理的信息系统, 实现排水管网管理的信息化、软件化，养护设备的机械化、现代化，防洪排涝预警系统设备控制的自动化。应用自动监控系统[5]为防洪排涝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逐步实现信息化动态化管理。要最大限度发挥它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适应城市高速发展的需要。
总之，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规模结构和要求的不断提高。城市排水系统作为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 必须要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在设计方面, 要合理选择排水管网的体制和排水管网的设计标准,根据具体情况合理的规划和布局。在养护管理方面要 强化城市排水管网的维护和管理，加强维修养护工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改造原有的旧管网；更新建设更多的新管网，逐步实现排水管网体系的雨污分流制。使城市的排水管网，能充分发挥防洪排涝的功能与作用，保障人们生产生活的安全，从而使我们的城市能够减少和避免洪涝灾害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方国华,钟淋涓,苗苗,我国城市防洪排涝安全问题研究.江苏南京.灾害学.2008.9.23.3
[2]黄淑玲,徐光来.城市化发展对城市洪灾的影响及减灾对策[J].安徽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2）.
[3]刘志雨.我国城市暴雨洪涝灾害及防洪对策探[J]., 2010-01-27.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范文2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确认；会计处理
一、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气候、环境、能源更加关注。全球气候逐渐变暖无疑是人们面对的巨大挑战之一，提倡减少碳排放量的低碳生活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2013年6月17日，我国迎来首个“全国低碳日”，全国低碳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主题是“践行节能低碳，建设美丽家园”。低碳经济快速发展和我国首个“全国低碳日”的到来，使“碳会计”这一名词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而企业作为环境和资源最直接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是当务之急。
碳排放权交易会计是伴随着碳排放权的交易而产生的，以能源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将企业的碳减排活动、碳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作为研究对象，以货币、实物单位计量或用文字表达的形式对企业履行低碳责任，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进行确认、计量、报告和考核企业自然资源利用率，披露企业自然资本效率和社会效益的一门新兴会计科学，为考察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重目标提供标准。
二、 国内外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于碳会计的研究十分重视，特别是关于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确认和计量更是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对于未来制定规范化、标准化的碳排放权的确认计量准则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研究很早就有涉及。世界上最早对包括碳排放权在内的可以交易的排放权的企业的会计处理进行规范的文献是1933年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RC）公布的《统一会计系统》。随着碳排放量的增加，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众多的学者都对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确认和计量问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B Rent.Sanford 和 Jacob R.Wambsganss（1996） 讨论将碳排放权作为受赠资产、无形资产、存货以及交易证券这四种资产的合理性和优缺点，认为将购买过来的用来满足未来实际中排放所需要的排放权应该确认为存货。然而， Fiona Gadd（2002）指出，碳排放权具有金融资产的一些特征，因此把碳排放权作为金融工具来进行确认具有合理性。不仅仅是对于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有不同的意见，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方面也有不同的声音。B Rent.Sanford 和 Jacob R.Wambsganss（1996）认为对碳排放权应作为“捐赠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而Janek Ratnatunga、Marcel Braun等则认为对取得的无偿排放的碳排放权的部分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量，并按照实际排放量在后续计量时对碳排放权进行摊销。同样，对于碳排放权采用净额法还是总量法进行计量，IASB在这些年中一直致力于研究，并出台了一些列的意见稿和修改意见稿进行调整。
国外对于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和计量方面的研究时间较长，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但是，可以看出都是将碳排放权作为资产进行研究，而对于作为哪种资产则并不明确。日后，仍要将制定出规范统一的碳排放权会计确认准则作为长久目标。
（2）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我国对于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的研究开始的时间比较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并不多，成果也相对较少。对于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确认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主要仍然集中在将其确认为何种资产类别上，目前主要是确认为存货、无形资产还是金融资产这三种不同类别。王艳、李亚培（2008）认为碳排放权可以自由地进行交易，拥有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属性，而且企业可以在市场中进行出售等活动，将该将其划分为金融资产；而李琳、孙铮（2004）和邹武平（2010）以及彭敏（2010）等则认为碳排放权没有实物形态，属于可以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因此应该将它作为无形资产进行计量。张鹏（2010）则从CDM的角度出发，认为碳减排量的持有是因为合同的存在而存在，企业持有的目的是为了销售，符合存货的标准，应该把它作为存货来进行确认。而对于碳排放权会计计量方面，则存在按照公允价值作为金融资产进行计量，按照历史成本后续进行分摊作为无形资产进行计量，按照取得时的初始成本，后续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作为存货进行计量这三种观点。
对于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确认和计量我国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文献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研究的范围比较局限，研究深度也不够。
三、研究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必要性
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通过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提出，再到2013年我国首个“全国低碳日”，无一不是在彰显对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低碳生活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流模式，企业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源头，对于其碳排放量控制的是大势所趋，而能够制定出规范合理的关于企业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准则也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温室气体协定书―企业会计和报告准则中》指出了企业向低碳经济转换的意义，倡导所有人要为企业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确认和计量问题作出努力的必要性。陈蕾嫣、张白玲也认为，制定出规范合理的碳排放会计准则能够量化企业的碳排放量，对企业的碳排放量进行有效控制，及时了解企业的碳排放情况和经营状况，准确的披露企业的碳排放情况十分必要。同时，掌握碳排放的确认和计量属性，对其进行报告披露，也能够使碳排放交易的双方了解自己在碳交易过程中的各种成本以及获得的收益提供量化的标准，为他们能够制定碳排放策略提供依据。因此，可以看出来，无论是研究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确认和计量问题，还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准则来规范碳排放交易会计的披露和报告都具有必要性。
目前，在我国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确认与计量问题的研究基本都是围绕CDM计划而展开的，对于碳排放会计的披露，对财务报告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也较少涉及。另外，鉴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国情，国外关于碳排放会计的确认与计量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我国。可见，研究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状况的关于碳排放会计的核算和计量方法以及相关的准则具有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四、结论与启示
面对环境资源越来越紧张的趋势，碳排放权的交易也将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然而，对于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问题，在会计确认与计量以及相关的披露和报告方面，都尚未有完整的体系对其进行规范，特别是对于我国尚处于研究碳排放交易的初级阶段，更需要对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碳排放权交易合理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能够使企业更好的掌握碳排放的成本和收益，使其建立良好的碳排放机制，同时也能使国家更好的对碳排放交易进行管控，有效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彭敏. 我国碳交易中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J]. 财会研究，2010
[2] 王艳，李亚培.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J〕.管理观察.2008
[3] 张鹏. CDM 下我国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和计量 [J]. 财会研究，2010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范文3
面临全球变暖等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传统的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已步入瓶颈不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绿色GDP增长成为共识。同时，碳排放会计也应运而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1992年地球峰会的举办、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以及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的召开，促使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为了标准化信息披露并督促企业承担更大的会计责任和环境责任，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披露更综合的包含碳排放信息在内的环境信息的要求愈加强烈。
碳排放信息披露作为沟通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桥梁，现已是世界性的会计管理活动。广泛意义而言，碳排放信息披露属于社会责任会计与环境会计的研究领域，其内容庞杂而新颖，涉及多门学科的知识，既包括财务会计等经济类学科和环境科学等自然学科理论，也涵盖法学、伦理学等社会学科知识。由于受碳排放的难以计量性与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仍属于会计界难题，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也是很有限的。本文力图对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为我国碳排放信息披露规范性文件的形成和披露框架的构建提供一些建议。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1、碳排放信息披露框架
气候风险披露倡议组织（CRDI）于2007年《关于披露气候风险的全球框架》报告，气候披露标准理事会（CDSB）则倡导建立一个系统披露气候变化的报告体系。二者都要求企业披露碳排放量相关信息，但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进行风险分析。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作为目前国际上影响最为广泛、体系最为成熟的碳信息组织，试图将气候变化的相关信息融入企业经营决策内容之中，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碳排放信息披露体系。披露恰当精准的碳排放信息直接关系到国际气候问题的商洽、国际减排责任的界定以及碳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为此，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了ISO 14064系列标准，为企业碳排放的定量分析和报告提供了指南。这些非政府组织强调自我监管与治理，在尚不存在统一强制性披露法规的现状下，极大推动了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发展。
2、碳排放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Matt Wegener（2010）在实证研究中运用二元回归分析与跨部门分析方法证明了股东激进主义、法规风险以及低成本公开披露是企业披露碳信息的重要影响因素。Le Luo 等（2010）基于世界500强企业分析了经济、监管、社会以及金融市场因素对企业自愿披露碳信息的影响，发现经济因素是最显著的决定因素，其次社会或政治压力也同样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而信息披露的主要动力则来自于政府机构和社会公众的外在强制性披露压力。而法律法规方面的强制压力与企业披露碳排放信息的程度成正相关（Martin Freedman等，2011）。此外，碳信息的披露水平和信息的可信度还受到ISO 14001认证系统、CDP报告以及GRI实施情况等外在因素的影响（Dhaliwal等人，2011）。Chris Ennis等人（2012）还以英国富时350指数成分股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碳信息披露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有诸多学者以CDP调查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企业规模与治理结构、前期披露、国际销售等因素的影响。
3、碳排放信息披露价值
碳排放信息披露具有重要的市场价值信息，主要涉及碳排放绩效、经营绩效、企业价值、股票价格等。信息披露水平与资本成本存在负相关性，统一碳排放信息披露规范的缺失将导致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很难获取决策有用信息（Doran等，2011）。尤其是在碳能源来源限制和各类低碳减排法规等碳约束环境下，企业面临的碳监管风险大小直接取决于企业的碳排放强度，而企业的碳管理绩效事实上又具有极大的不可观察性与预测性，导致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无法准确评估企业价值。这时，利益相关者就会积极关注企业的碳排放行为，并从各方面向企业施压，要求其披露温室气体等碳排放信息。关于碳排放信息披露与企业碳排放绩效，Freedman（2010）、Chris Ennis（2012）等认为二者间并无明显的内在关联，当前披露的信息尚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碳排放管理业绩水平。而碳排放水平与企业市场价值（或公司业绩ROA）呈负相关关系（Matsumura等，2011），但与收入变化存在正相关性（Ella Mae 等，2013）。
4、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
由于缺乏合理统一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准则，当前的碳信息披露现状比较紊乱，内容随意而繁杂，信息价值有待商榷，其可比性和决策有用性并不高。Elizabeth（2009）的研究表明多数企业会为规避法规监管而选择简单概括性披露碳排放信息，但不会更多披露企业特有的具体排放情况等定量信息。Amran等人（2011）认为虽然亚太国家企业披露碳排放信息的水平较低，但通过环境资格认证等措施可以督促企业披露更多相关信息。Manoj Subhash Kamat等人（2012）以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财务报表为线索，研究其碳信息披露行为。虽然很多企业都表示关心环境并自愿解决碳排放的不良后果，可研究表明要从这些企业的财务信息中分辨出碳减排信息比较困难，碳信息披露并未落实到位。
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虽然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已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发展也比较前沿，但目前各国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还没有着手该问题的研究，也并不存在统一的碳会计准则和完善的碳排放信息披露体系。只有证券监管部门、环保监管部门等机构与CDSB、CDP和ISO等一些自愿组织制定了一些碳排放信息披露标准，但这些标准制定的依据、披露的内容以及披露的形式等并没有实现统一化和标准化，其权威性也受法规压力影响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从而影响了碳排放信息的可比性与规范性，无法充分满足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需求。
三、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基于国际研究经验，我国许多学者也对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贺建刚（2011）通过研究CDP G500的问卷情况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透明度与管理绩效之间呈正相关性，并且提高碳排放信息披露的主动性与透明度将使信息环境的不确定性下降。同时，信息共享是碳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与碳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碳排放量，尤其是间接碳排放量，对碳信息披露质量也有显著影响。因而，为有效应对我国从明年开始实施的碳排放量控制制度，提升基于供应链的信息共享程度与强化碳排放量测度审计是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有力手段（方健、徐丽群，2012）。张巧良等人（2013）基于85家入选2010年S&P500的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呈非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而监管环境因素对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以及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影响相对而言比较大。不同排放强度的企业的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高排放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与企业价值呈较明显的负相关性；低排放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碳排放量及企业价值正相关。关于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内容，陈华等人（2013）依据决策有用性理论对其进行了探讨，并通过指数法创建了一个用于分析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的披露指数体系。何玉等人（2014）选取了标准普尔500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发现企业资产成本和碳业绩呈负相关，同时，企业为规避监管风险、降低资本成本，会理性选择披露碳排放信息。
总体而言，国内关于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研究现处于对国际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的介绍与借鉴的规范研究阶段，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阶段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使得碳市场和碳交易发展缓慢。碳排放信息披露还没有引起政府和企业的过多关注（张彩平、肖序，2010）。随着全球低碳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碳交易市场的逐步建立，碳排放会计与碳排放信息披露必将引起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重视。
目前我国关于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成果不管是数量上还是内容上都比较有限，远滞后于国外，显然不能为我国企业实现碳排放信息的有效披露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事实上我国碳排放信息披露现状也远远不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需要。为此，我国非常有必要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根据碳排放对企业的财务影响，构造一个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企业碳排放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四、结语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范文4
关键词：碳限额与碳交易约束；生产一库存；最优生产量；最大订货倍数；碳价格不确定
中图分类号：F253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221（2015）03-0051-09
引言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国际公法作为依据的温室气体排减量交易，在6种被要求排减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CO2）为最大宗，为达到全球温室气体减量的最终目的，国际上相关机构约定了3种排减机制：清洁发展、联合履行和排放交易。。本文以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并极具挑战性，而且已成为企业运作决策时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的碳排放交易为主题，探讨将碳限额与碳交易作为约束条件嵌入到制造商的生产一库存系统中的策略选择问题。
迄今为止，国外关于企业生产，库存控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应链协同上。例如，Sana研究了存在残次品的三层供应链中的生产一库存模型，模型系统考虑了协同策略下原材料订购量，生产率和各部门的市场战略；Jha等用简单启发式研究单卖方多个买方组成的供应链生产与库存系统协调问题等；Jonrinaldi等用混合整数规划研究带有逆向物流的四级供应链的订货问题，比较分析了分散决策、半集中决策以及集中决策下的成本差异。而从碳限额与碳交易约束条件下的研究则较为少见。Chen等研究了不同碳约束下的企业生产策略模型，结果发现通过恰当的生产运作管理，可以实现以较小的经济成本换取较大的碳排放的减少；Dobos研究了碳排放交易下企业生产一库存运营，认为碳交易能使厂商库存水平升高和增加成本；Li等基于Arrow-Karlin动态生产一库存模型研究了银行业在排放交易许可中对制造商生产库存策略的影响，假设有一个排放交易计划，企业可以购买排放权或出售他们的权利，不允许跨期交易，并将得出的最优的生产一库存策略与无排放交易时进行了比较。
关于碳交易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面，而针对企业库存系统减排问题的研究甚少。Jira等从战略的角度提出针对供应链企业减排的设想，通过对企业的经济分析，认为通过环保运作管理和可持续运作管理的角度可以实现供应链的减排；Hua等研究了碳限额与碳交易下企业库存碳足迹的变化，提出了碳约束下的最优订货批量模型；Bonney等通过改进经典EOQ模型，设计了考虑碳排放的库存系统；Wahab等研究二级跨国供应链中带有碳约束的订货策略，碳排放来自于前向和后向供应链；Chen等基于报童模型的研究表明监管比自愿控制方法更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但会增加制造商的生产库存水平。
在国内，关于企业生产一库存控制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采用EOQ模型方法，如张旭梅等针对补货能力对部分短缺量拖后率的影响，建立了边补货变需求的EOQ模型。而将碳排放与生产运作结合起来开展研究的目前仅有2篇，杜少甫等以单个制造商为对象，研究了排放许可与碳交易机制对排放依赖性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建立了企业生产优化模型，并得到了有排放限额下的最优生产策略；Du等考虑了单一制造商单一排放许可供应商的限额与交易系统中的企业生产策略的制定模型。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碳限额与碳交易约束下企业下生产一库存控制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扩展经典模型来研究新问题；另一类是将碳排放等环境约束作为参数，构建生产一库存系统新模型。已有文献主要针对单个产品，将碳限额与碳交易价格视为外生常量来考虑。基于此，本文特别考虑了碳限额与碳交易约束下多种原料补货问题和动态的碳交易价格对制造商生产一库存的影响。本文考虑多种原料订购、储存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通过研究碳交易价格的变动对制造商生产数量、订货数量的影响，给出了碳限额与碳交易约束下制造商的最优生产一库存策略。
l 问题描述与假设
1.1 问题描述
本文以具有多个生产基地的集产供销一体化的大型企业集团的生产一库存系统为研究对象，探讨碳排放限额与碳交易约束下制造商多种原材料订货数量及生产批量问题。假设每个基地生产一种产品，每种产品需要w种原材料，一个供应商供应一种或多种原材料，基地（以下称为制造商）按原材料类型向供应商订货，每种原材料的订购量为其生产实际需求材料的r倍（τ≥1），可变排放并入固定排放中；库存系统采用（Q，R）策略，需求率和生产率已知且恒定，不允许缺货，不考虑提前期影响。制造商在碳排放总量约束下运营，原材料购人、存储以及生产过程产生大量碳排放，排放总量与政府分配额度相比，可能结余或不足，差额部分在碳交易市场卖出或买入，碳交易价格受市场供求影响而波动，不同的交易价格进一步影响制造商的成本及运营策略，通过构建生产一库存成本模型，得出碳限额与碳交易约束下制造商最佳生产一库存策略（图1）。
1.2假设条件
本文基于以下的假设条件：
（l）排放限额由政府分配，设政府按“祖父制”原则分配给制造商碳排放总量为L，碳交易价格随市场供求波动；
（2）初始库存水平为Q，单位消耗斜率恒定为（-D），不允许缺货；
（3）单位生产率P，恒定不变；
（4）持有成本、库存排放与存货数量均为线性关系；生产成本、生产排放与生产数量线性相关；
（5）制造商按原料类型向供应商订货，可变排放并人固定排放中，在不考虑车辆运输能力的假设条件之下，订货排放只与运输次数有关；
证明通过式（5）可以很容易得出上述三种关系。
命题2 当碳交易价格V=O，碳限额与碳交易约束下制造商最优生产量与无碳约束时相等；当碳交易价格v=+∞，碳排放是影响制造商决策的关键因素。
证明 当v=0时，此时制造商产量两个生产数量，很明显Q。与碳排放无关，Qo是由碳排放变量决定，这说明，当V=O时，碳排放管制政策对制造商没有约束力，制造商从成本角度出发，选择Qo为最优产量；而当v=+∞时，碳排放成为影响生产数量的关键因素，制造商要通过排放量来决策生产数量Qo。
命题3政府分配的碳限额L不影响制造商订货倍数τ及生产数量Q，进而不影响制造商的碳排放总量，但会影响制造商可交易碳限额及总成本。当碳交易价格v=0时，L变化不影响制造商总成本TC；当碳交易价格等于某一定值时，碳限额L增加，总成本TC下降。
证明通过偏导方程得出的最优订货倍数τ*和最优生产数量Q*，都是与L无关的函数，即dr*/dL=0和dQ*/dL=0，碳限额L变化，不能对τ*和Q*产生影响。
由式（11）得出dmin TC（Q，T）/d/=-V，可知碳限额与总成本呈相反变化趋势，当v≠0时，制造商总成本会随着碳限额L增加而减少；V=O时，即dmin TC（Q，T）/d/=0，此时L变化不再制造商总成本TC产生影响。
命题4可交易碳限额l，随着生产数量Q增加而增加，达到最小排放产量以后，y随着Q增加而减少；可交易碳限额y对制造商总成本TC影响趋势与之相反，在排放最低的产量左侧，制造商可交易碳限额数量增加，TC逐渐减少，当y减少时，TC也随之增加。
证明 从式（5）知可交易碳限额y与生产数量Q的关系，通过导数关系变化可以得出二者变化趋势：此时碳排放最低，可交易碳限额取得最大值，在（0，Q）上，y随着Q的增加而增加，在（Q，+∞）之间，Q继续增加，Y逐渐减少。
可交易碳限额增加时，制造商可以出售碳限额不断增加，所以制造商总成本随之减少；当生产量使碳排放达到最低时，制造商可交易碳限额数量达到最大值；当生产量继续增加时，排放总量也不断增加，可用于出售的碳限额开始减少，总成本开始增加；当生产量超过某一定值（设为Φ）以后，制造商必须购买碳限额以满足生产需要。其中
4 数值算例分析
本文以广州润发塑胶有限公司为例，验证碳限额与碳交易对提升制造商最优生产一库存控制策略的效果。广州碳排放交易所完成了中国首例碳排放权配额交易，排控交易制度规范，润发公司主要生产混炼胶制品，需要3种原料，原材料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为70000件/年，企业的产能为80000件/年，产成品持有成本25元/件，生产成本30元/件，启动成本r=2500元/次，产成品库存持有排放率2千克/件，生产排放率3.5千克/件，分配给润发公司的碳限额L=20000吨，单位碳交易价格100元/吨。
通过计算实验得出碳限额与碳交易约束下制造商原材料订货倍数是12.7，最优生产量892件/次，总成本356656元，而无碳约束的情形下，制造商原材料订货倍数是1.0，最优生产量2604件，总成本117666元。相比之下，在没有碳排放约束时，制造商对全年产量按31个批次进行生产，订购原材料31次；而考虑碳排放约束时，则完成全部产量要生产90个小批次，只需要订购7次原材料，在给定的碳限额之下，当碳交易价格变动时，原材料订购倍数及生产量的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图2表明在给定碳限额20000之下，订货倍数随着碳交易价格的增加而增加，当v=0时，制造商只订购每个生产批次所需材料，即1倍，而当交易价格v=100，订货倍数达到12.7，价格越高制造商越倾向于增加订货量，而减少运输排放，但会增加库存持有成本。生产数量则与碳价格反向变动，v=0，生产量为2604件，而当v=100时，生产量减至892件，即交易价格越高，生产批量越小。在给定不同碳限额、价格之下，总成本变化如图3和图4所示：
由图3可知，分配的碳限额越低，制造商成本越高，如L=10000时，碳交易价格上涨，制造商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其成本不断增加；当碳限额逐渐增加时，制造商成本开始下降，分配碳限额足够高时，在一定价格之下，出售剩余碳限额的收益能够抵消运营成本，如L= 30000，当碳价格v=20时，成本曲线开始递减，V>40以后，碳交易收益抵消运营成本后，还有剩余，这说明分配碳限额过高，L=20000数量适中，对制造商影响趋势平稳.
图4说明碳价格变化对制造商总成本的影响，即分配碳限额增加，制造商总成本下降，交易价格越高对成本影响越显著，但当交易价格v=0，制造商成本始终是117666元，无论碳限额增减，成本无任何变化，此种情形下碳限额与碳交易失效。图5和图6说明交易价格不同，碳限额与订货倍数和生产数量之间的关系。
由图5和图6可知，当碳交易价格v固定时，碳限额变动对订货倍数及生产数量不会产生影响，如V=100，碳限额从10000增加到30000时，制造商的订货倍数是12.7、生产数量是892件/次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但交易价格改变时，在v=50或v=0时，两个决策变量才开始发生变化，交易价格越低，订货倍数越少，生产数量越多。这说明交易价格对制造商运营影响显著，通常情况下，碳限额分配受国家政策影响，单个企业或组织只能接受现行分配方案，并在既定碳限额下经营，但交易价格是市场产物，直接影响制造商出售收益或购买成本，因而影响效果更明显。
5 结束语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范文5
1.1核算
为了更好地研究土地利用的直接碳排放效应，理解其过程，并不断优化该项工作，需要通过核算的方式进一步确定土地利用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这是开展各种工作的基础。上至国家，下至城市和区域，关于土地利用的核算研究可谓涉及多方面。在国家层面，IPCC的相关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十分具有代表性，该指南可以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提供参考[1]。UNFCCC等权威机构先后推出了关于世界碳排放的相关历史数据，极大地推动了土地利用核算的相关研究进展。在区域层面，IPCC的国家清单法依然是主要的核算方式。但由于该核算体系中的确性参数不能反映不同区域的情况，很难体现出区域的差异性，更侧重整体核算，因此，我国的一些学者更侧重于采用机理模型、样地清查等方法[2]。中国市场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植被—土壤—气候相互关系的机理模型来模拟自然碳循环。通过该机理模型的核算，可以准确核算碳排放量，但是却无法解决由于区域差异造成的一些问题。还有学者用样地清查法测算碳累积量，这样就可以根据节点算出碳的排放量。还有学者利用卫星遥感与地图数据进行核算，重在通过生物量推算出碳排放与变化，该方法的核算尺度广泛，但是结果却容易受到影响。在城市层面，受到城市、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核算的方法尚不完善。目前，采用全面核算的研究主要是发达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国际理事会提供的温室气体评估和预测软件是进行全面核算的主要软件，该软件可支持许多城市的评估结果对比，使评估结果更加权威。目前，以纽约、多伦多为首的多个发达国家城市加入到这一理事会中，应用该软件进行全面核算。作为非会员的中国并没有使用该软件的权利。还有一部分学者采用样地清查法进行碳排放的核算。中国也开始使用该方法，不过研究成果有限，还没有大面积在全国开展研究。样地清查法不适合大尺度研究，结果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近几年来，微气象学涡度技术可以直接通过观测得到二氧化碳的排放数据，在我国，该项技术还没有大规模使用。
1.2机理研究
碳排放以人为因素影响居多，研究土地利用直接碳排放效应的机理从而制定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碳排放机理易于理解，人类活动会影响碳排放，比如砍伐树木、植树造林等活动都会影响植物的生物量和植被的碳储量。关于碳排放，主要是由于许多城市大力发展工业造成的[3]。城市需要不断发展，扩大规模和建设，相应的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研究层出不穷，但相对的土壤、区域植被碳储量研究成果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国内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学者对上海城市土壤的有机碳和无机碳影响，找到影响城市土壤有机碳含量的方法，其主要采取样地清查法。另外，土地管理也是机理研究的工作重点。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不同，承担的内容不同，那么其碳排放的机制也会有不同。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其所面临的碳排放可谓是最为严重，一旦农田使用的土壤中碳有了变化，就会影响整个农田生态系统正常运行。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农田生态系统碳排放问题。有的认为气候、人为因素、土壤所产生的一系列化学反应等作用会深刻影响农田土壤碳排放。还有人认为长期免耕十分有利于土壤中有机碳的含量稳定和增长。还有学者认为不同的施肥方式会对农田土壤的有机碳产生很大影响，使用有机肥和无机肥能够大大提高土壤中有机碳的含量。
2低碳土地利用管理研究进展
在宏观土地利用低碳的优化调控方面，为了实现环保和低碳，就需要了解土地利用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够采取针对性解决措施。通过宏观层面的研究不难发现，低碳土地利用管理涉及诸多要素，十分复杂。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上并没有很早的起源，尚可作为一个新型的研究。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城市规划应侧重提升城市的紧凑度，这是因为这些比较紧凑的城市的交通碳排放量并没有分散性的多，具有一定的优势[4]。有学者认为城市的用地功能可愈发复合型，这样就能够减少交通引起的碳排放。还有学者通过多角度地研究分析低碳土地利用模式的实现途径，如设定节能减排的目标，通过预测等方式为国土部门的调控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据。有学者根据土地利用结构的碳效应评估结果采用线性规划找到土地优化的途径。此外，还可针对某种类型的土地进行规划调控，有研究通过不同类型社区碳排放核算数据构建了一系列社区绿地规划，目的是加强低碳社区的建设。在微观土地利用管理方面的研究上，可针对不同的农业开展合理的经营，起到节能减排的功效。在农田的研究上，为了提高农田生态系统土壤的碳储量，可以通过改变耕作的方式、优化灌溉和施肥等方式实现。传统的耕作方式存在各种问题，尤其会导致大量的有机碳流失，采用少耕作等方式可以有效保护有机碳，使土壤中的有机碳含量保持稳定，实现正常的农田生态系统循环。由于传统长期灌溉方式会导致水稻等农作物中甲烷排放的增加，因此，需要一种稳定的方式减少甲烷排放，间歇性灌溉就可以有效做到这一点[5]。在施肥方面，有机肥比传统肥料更能够保证土壤中有机碳含量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之中。在森林方面，学者主要是从植被与土壤碳储量的角度研究了相关优化措施。第一，为了保护森林生态系统，树种选择很重要，选择生长速度快、寿命较长的树种势在必行。第二，在传统的轮伐期基础上有目的地延长，做到有度、适当。第三，氮肥应用于氮缺乏的地区可以大大提高树木的生长能力，要应用有度，切记超过数目生长吸收的范围。
3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探讨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及其低碳管理研究进展不难发现，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高度重视这一研究工作，在节能减排等环保政策不断实施的今天，利用碳排放效应及其低碳管理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开展合理的措施保护环境。
作者:吕艳伟 单位:辽宁灯塔市土地储备中心
参考文献
[1]韩骥,周翔,象伟宁.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及其低碳管理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16(4):1152-1161.
[2]文枫,鲁春阳.重庆市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时空格局分异[J].水土保持研究,2016(4):257-262，268.
[3]张婷,蔡海生,钟根佐.南昌市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及其低碳优化对策[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70-177.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范文6
摘要：本文通过对低碳经济下供应链运营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利用供应链的思想来管理碳足迹、探讨了运输环节的碳排放问题、考虑碳排放因素下的供应链结构优化、供应链低碳化的供应链选择以及供应链协调等诸多方面。在现有问题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新问题。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排放；供应链运营
一、引言低碳时代的到来，已经在改变企业的生存环境、竞争规则、成本构成、盈利模式和运营方式等。在低碳经济环境下，考虑节能减排因素的同时，优化企业运营决策，协调整个供应链系统已成为我国企业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选择问题，这一选择成功与否将会影响到企业的成功与发展。
二、供应链下的碳足迹研究Carbon trust（2006）指出任何产品的最终碳排放都是从原材料到产成品全过程的累积，应该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减少产品碳足迹。Sazvar（2014）也指出近年来消费者和法规都迫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将供应链的总成本与环境影响结合起来研究有关供应链方面的问题至关重要。使用供应链的思想管理产品碳足迹，发现供应链中产生碳排放的主要环节是如何有效控制碳排放，许多学者对供应链中碳排放的测量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Cholette和Venkat （2009）对葡萄酒供应链中运输和库存环节的碳排放进行测量和研究。Keskin和Plambeck （2011）研究了当生产过程中出现多个产品时，如何将过程的碳排放分配到各个产品上。Lee（2011）利用现代汽车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如何将碳足迹因素考虑到供应链管理中，并且在研究中指出：识别和测量出直接和间接碳足迹对降低供应链风险来说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设置测量的边界，对下游产品的使用和上游的投入进行碳足迹的管理可以有效减低减排带来的风险。Lee（2012）以汽车工业作为案例，研究了如何改善碳排放管理和发展清洁生产的问题，量化了企业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为供应链的低碳化提供帮助。
三、运输环节的碳排放研究许多学者对运输环节的碳排放进行研究，试图发现减少运输环节碳排放的有效方法。Wahab（2011）在一个两级供应链中，假设存在固定和变动碳排放成本，将环境影响考虑到最优生产和配送方案的制定中，以单位时刻的总期望成本最小为目标，得到了问题的最优解。Dekker（2012）系统总结了关于绿色物流运营管理的文献，包括运输方式的选择、设施的布局、闭环供应链等，从中发现可以将环境因素考虑到物流运营方式选择中的领域。Pan（2013）利用企业真实的运输数据，计算了他们公路和铁路运输两种模式下的碳排放，发现采取运输方式合并的混合运输方式能使碳排放降低25%。Hoen（2014）研究了碳排放规制（排放成本和排放限制）对企业运输方式选择的影响，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这些文献都是在供应链网络结构不发生变化下进行的研究，实际上供应链空间结构的再设计也是减少运输排放的主要途径之一。在考虑碳排放因素的供应链结构优化问题方面。Cholette和Venkat（2009）对葡萄酒供应链中运输和库存环节的碳排放进行测量和研究的同时，发现供应链结构会显著影响产品的碳排放。Cachon（2009）在研究碳排放因素对供应链运营决策的影响时，还研究了考虑碳排放因素的供应链网络设计问题。Ramudhin（2010）考虑碳市场敏感性和利用绿色供应链设计思想，建立数学模型，研究了存在碳交易情景下的低碳化供应链网络设计问题。Elhedhli和Merrick（2012）研究了在绿色供应链设计中考虑减少碳排放的问题，并且分析了碳排放和车辆负载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碳排放成本将改变原有的供应链最优架构，因此在供应链的最初设计阶段就应该加入这一因素。在供应链运营管理中考虑碳排放因素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们的关注。Nagurney和Yu（2011）以时装供应链为例，建立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假设每个时装企业都是在追求利润同时也最小化他们的碳排放，求解模型得到了问题的均衡解，并利用数值算例说明了如和在总成本和总排放函数中考虑竞争机制。Plambeck（2012）通过大企业的实例，介绍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好处及如何通过运营管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Bouchery（2012）将可持续因素加入到经典的EOQ模型中，建立了一个多目标的库存模型，研究结果有助于分析不同规制的碳排放情况，帮助决策者做出快速的选择。Du（2013）在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研究了由一个排放依赖型的制造商和一个排放权供应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供应链成员的运营决策问题，并分析了排放权因素对供应链成员决策结果和绩效的影响。Chaabane（2012）在可持续供应链的基础上，介绍了一种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利用这种模型说明高效率的碳排放管理能够帮助管理者做出成本和效率兼顾的的决策，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Benjaafar（2013）用相对简单的模型，研究了如何将碳排放规制加入到企业的运营决策模型中，以便于企业可以兼顾成本和碳足迹两方面的影响。Ji（2014）基于三重底线原则，考虑减少排放和减少污染的双重规制，研究了如何在生产、配送和处理阶段减轻环境影响，从而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供应链。还有许多学者研究了供应链低碳化中的供应商选择问题。Shaw（2012）指出供应链在环境持续方面的能力依赖于供应链成员的购买策略，但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在成本、质量和提前期等方面，而没有给供应商的碳排放水平足够的关注，因此利用灰色AHP和灰色多目标线性规划方法，研究了供应商选择的问题，以使得供应链低碳化。Dou（2014）指出随着环境压力的逐渐增加，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已经认识到了通过绿色供应商参与绿色化整个供应链的重要性。Kuo（2014）同时研究了考虑碳足迹的库存、车辆路径和供应商选择问题。
四、供应链协调研究
一般情况下，供应链各参与方都是相互独立的经济主体，各自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但各自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往往使其选择的策略与供应链总体利润最大化时的策略不一致，甚至相悖，从而产生双重边际化效应。而通过激励或约束机制的设计可以使各参与方的个体理与集体理趋于一致。因此，供应链协调在供应链管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供应链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分担供应链成员的研发成本、努力成本等可以减轻投资方的资金压力，同时还可以解决供应链中常出现的搭便车效应，从而达到激励供应链成员的效果。在利用成本分担契约分担缺货成本已达到供应链协调方面，Leng和Parlar（2010）在多供应商和单制造商的供应链架构下，设计了回购和缺货成本供应链契约，研究了短生命周期产品供应链的协调问题。成本分担契约在激励供应链成员提高创新水平方面，薛君等（2010）建立了知识创新成本模型，分析发现成本分担契约有助于提升系统的集成质量。Kaya（2011）在一个努力水平影响需求的供应链中，研究了成本分担契约协调供应链的效果，并与其他契约进行了对比。此外，通过期权的购买也可以起到减轻投资方成本负担和减少供应链风险的作用。Zhao（2010）指出由于需求不确定性的存在，一方面零售商期望从制造商处订购产品时更具有柔性，另一方面，制造商又希望零售商能订购一个固定的量以便于安排生产，这样就产生了双重边际化效应，而通过期权的买卖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研究了期权契约协调供应链的情况，研究发现，相比批发价格契约，期权契约总是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Liu（2014）进一步研究了当制造商和零售商存在风险偏好时，期权契约协调供应链的情况。合理的利润分配必然是供应链协调的必要条件。Shapley值解是一种基于期望边际收入进行利润分配的方法，自1853年由Shapley提出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Zheng（2011）在一个第三方参与回收的闭环供应链中应用Shapley值法研究了供应链成员间的利润分配问题。Ghadimi（2013）在由一个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值中，利用Shapley法研究了三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以达到供应链的协调。关于低碳因素相关的供应链协调方面，Yang和Zhang（2011）指出低碳经济的到来带来了低碳供应链的概念，为了顺应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改变，企业需要采取低碳供应链管理的战略以提高自身竞争力，低碳供应链中成员之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研究了低碳供应链管理中提高合作绩效的问题。Caro（2011）建立了一个解决该问题的模型，并研究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时的供应链联合减排问题。Du（2013）在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研究了由一个排放依赖型的制造商和一个排放权供应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供应链成员的运营决策问题，并分析了排放权因素对供应链成员决策结果和绩效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低碳经济下供应链运营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利用供应链的思想来管理碳足迹、探讨了运输环节的碳排放问题、考虑碳排放因素下的供应链结构优化、供应链低碳化的供应链选择以及供应链协调等诸多方面。虽然也有文献考虑到将碳排放因素引入到供应链的运营管理中，但是还没有关注到当供应链中存在低碳和普通两种产品时的差别化定价问题、也没有关注到围绕供应链低碳化的减排和低碳宣传等问题、更没有通过供应链的协调机制设计研究如何提高产品减排率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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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庞晶,李文东.低碳消费偏好与低碳产品需求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9):76-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