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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文化艺术范文1
【关键词】敦煌艺术；动画；传承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182-01
敦煌文化遗产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块瑰宝，融合佛教、儒道及多种艺术为一体，体现出极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我国近几年的动画作品中，一些传统的创作表现形式基本消失，所以在开发敦煌壁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能否通过动画形式将敦煌艺术很好地传递给更多人。
一、敦煌艺术在动画中的再生
动画艺术与敦煌艺术有诸多相似性。动画主要利用视觉符号进行信息传达，设计者将虚拟概念转变为视觉符号形式的过程，即对视觉元素进行拆分、组合、设计、布局的一系列过程，这就会涉及我们通常在动画设计中的造型风格、色彩构成等元素。[1]
（一）剧本创作素材。1.原型故事类。这类动画片的剧本取材于敦煌壁画故事，如动画作品《九色鹿》，源于莫高窟257窟中的壁画，该壁画人物形象表现并不多，其核心在于传达故事进展。动画需要将每一段核心内容加入衔接部进行故事改编，使之具有故事的连续性和逻辑性。2.意象故事类。动画剧本创作是建立在表达对敦煌文化精神的崇敬之情上的，表现对佛教文化及生活的神往与想象。这类动画剧本均无明显的叙事要素，不以起承转合作为要求，而是以凸显意境为先。3.原创故事类。这类动画创作以敦煌历史文化为题材，或改变故事本身的时间空间，或为原型故事加入时代元素，较大篇幅地改编古代敦煌文化中的信息。
（二）线条造型手法。从十五国到元代，以线造型成为中国画的基本特点。[2]敦煌壁画运用生动且随意的线条描绘，流露出本质之美，永恒之美。我国的传统动画也运用线描手法进行动画形象塑造。在动画的发展过程中，老一辈艺术家将动画线条的特征基本概括为准、挺、匀、活。[3]
莫高窟的唐代飞天壁画，整体运用淡墨色来勾画人物的形象，部分人物的面部则用朱红色进行二次勾勒上色。在描绘飞天的重要部位时，运笔则较轻徐、缓慢。飞天各异的动势情态，运用抑扬顿挫的线条描绘，给人以畅快淋漓、身临其境的审美体验，如图1。
（三）空间透视关系。敦煌壁画的透视建立在动点、散点透视的基础上，观者通过眼睛观察不同位置环境情节下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画面。[4]其善于表现无限的范围，空间结构自由多变。在动画《九色鹿》中，对于空间的表现同样是缺乏透视的，如山脉的前后空间关系常给人处在同一空间维度的感觉。动画中加入少量的虚实手法，如远处山脉的虚化处理和空间的雾化效果，让人感到山脉在空间位置上渐远。
（四）色彩绘制风格。敦煌壁画发端于佛教的传入，其目的在于宣扬政教服务，故用色习惯上充分融入佛教色彩，颇具中国绘画特色，使得彩绘艺术成为敦煌艺术的主要成就。如动画《九色鹿》，开端沙漠中的点点绿洲；随之而来的乌云密布；冬季的森林笼罩在茫茫白雪，同时，短片中多处运用了大量熟褐色，不仅彰显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也符合敦煌壁画的用色特点，并且给人营造了久远的历史感。
二、敦煌艺术在动画中的传承
在动画创作中，如何开发利用好本民族的灿烂文化，成为当代动画创作者应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振兴我国动画产业的一大使命。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需要将我们民族的文化和人们的情感融入其中，这样的动画作品才称得上成功。只有汲取民族文化的精髓，才能广为传播。敦煌壁画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色已经为我们创作新的动画风格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5]凭借动画艺术时代感、时尚性的特征来推动敦煌艺术在当代年轻人中的传承。
参考文献：
[1]陆丽娟.现代装饰艺术借鉴敦煌艺术元素的教学思考[J].高教论坛，2010，（9）：74.
[2]吴荣鉴.敦煌壁画中的线描[J].敦煌研究，2004，（01）：42.
[3]刘海.F代动画线条对敦煌壁画线条的继承与发展[J].新一代，2012，（7）：60-61.
[4]徐辉.论敦煌壁画的透视[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3）：141-143.
[5]高秀军.敦煌壁画形象到动画形象的转化探析[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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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文化艺术范文2
关键词：中国传统艺术文化 包装设计 传承 运用
一件优秀的包装设计离不开特定的艺术文化土壤的滋润，一种特定的文化往往体现在设计作品的创意之中。包装设计是一门以文化为本位、以生活为基础、以现代气息为导向的设计学科，它可以借助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多角度、多层面地传递文化，揭示艺术文化的内涵。任何设计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也不能脱离各自的传统艺术文化精髓。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文化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是集体智慧结晶的体现。我国久远深邃的文化中有蕴含典型文化内涵的精美图形纹饰和绚烂的传统图案，它们不仅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代表，而且是广大艺术设计者的创作源泉。设计者由于有地域性的特定文化背景，而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又有一定的深层文化结构，因而设计保留了一个民族在一个时期的艺术积淀和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以一种流传广远而又包容万象的精神形式延续着，蕴涵丰富，具有一定的渗透力，其呈现的状态和总体思维模式相互关联，具有很强的传承性。世界上的民族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各异，形成了其名具特色的风土人情、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民俗风尚。这些因素导致了不同地域生活理念、审美倾向和艺术审美情趣上的差别。
一、包装设计中艺术文化传承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具有浓厚的传统意义的艺术文化。如中国历代的吉祥纹样，代代相承又代代相异，新石器时代质朴敦厚的鱼纹、商周时期威仪神秘的饕餮纹、隋唐时期丰满富丽的宝相纹、明清时期纤细巧密的道八宝纹等，都体现了中国不同时期艺术文化的历史变迁和人们的审美取向，它们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艺术文化遗产。而隐藏在这种传统艺术背后的是人们对艺术的迷恋，和对其造型内涵的执着追求。可以说中国艺术文化精神和设计语言融汇在一起，使包装设计更具社会性和文化性。
包装设计是人类伴随创造行为的出现和创造方式的多样化而产生的一种艺术再加工的能力。在艺术文化的传承中，包装设计可以充分发挥传统性和现代性相统一的作用，其作为人类艺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人类艺术审美情趣和价值观的创造。同时包装设计文化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体系，是不断演变进化的，在无形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艺术生活，成为人们艺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当今文化信息传递的焦点。
二、传统艺术文化在包装设计中的传承途径
包装设计文化的艺术继承性主要体现在包装设计文化结构的观念层面上，它反映了整个民族艺术审美理念的共性。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也就是说每个国家在历史的发展中都会形成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世界各国在包装设计发展的过程中也都与自身的文化经济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德国的包装设计富于逻辑性和理性。造型风格严谨；日本的包装设计具有新颖、灵巧、轻薄玲珑的特点；意大利在设计风格上具有优雅与浪漫的特点。我国长期受儒家传统教育思想的的熏陶，人们中庸的心理特征和相对保守的意识形态折射在艺术包装设计风格中，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平稳、含蓄、圆满、寓意于内和形式上完整、对称的特点。
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灿烂悠久的民族艺术传统文化。早期文化受儒、道思想的影响，具有辩证的思维方式，兼有感性思维与辩证思维的优点，看重归纳、综合、直觉与顿悟，讲究有机的辩证统一，讲究整体性、连续性，统一性，形成了独有的美学思维，形成了自然哲学强调的阴阳平衡、“天人合一”。它不仅注重感受自然、适应自然，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理念。
包装设计承载着民族的艺术文化，是每一位从事包装设计工作者创作灵感的源泉。例如中国民间的传统艺术文化要素：书法类别：楷书、隶书、草书等，年画类别：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等；以及其它的艺术形式，如雕刻、蜡染、扎染等，这些都是现代包装设计的源泉，有助于设计者设计出独具中国传统艺术特色的包装作品。在现代包装设计过程中，如果想要将传统艺术文化很好地运用与传承，首先要对本民族的传统艺术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比如运用彩陶文化设计包装。就要对陶的发展时代背景有所了解，熟知远古的彩陶风格特点；而如果将商代青铜器题材运用于设计，就需要了解其浑厚庄重的特性；运用汉代的瓦当题材设计包装。则需把握其造型呈现出的简洁生动的艺术气息。由于艺术文化的特点各不相同，因此，只有在了解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结合现代设计的流行元素与先进技术进行再创造，才能设计出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从而使文化得以传承，得到广泛运用，并使文化得到发展。例如中国的汾酒在包装设计中就采用了中国的书法艺术，用多变的笔墨简单明了地突出了主题：简洁清亮、静谧端庄，流露出浓浓的中国韵味。除此之外，许多食品包装礼盒采用中国的传统色彩，以红黄、暗金为基本色调，配以传统纹样，更显示出浓厚的情意。可见传统文化在设计艺术传承与运用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当然，民族艺术文化的传承并不是简单模仿与照搬，而是再创造和再发展，如果艺术文化脱离了本土，就会失去生命力，渐趋枯萎。
三、传统艺术文化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对包装设计中将传统艺术形式的内容进行重新整合与创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传统艺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才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艺术流行趋势与审美情趣。虽然传统艺术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宝贵知识财富，但我们在装饰创作中，不能让传统的理念束缚住自己的思想，应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理解它。从当今一些优秀典型的具有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设计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既吸收了传统艺术文化的内涵与精髓，又融入了现代设计的流行元素，并且将传统艺术文化用现代的手法和技巧加以整合与变革，更加符合现代人们的审美理念和价值取向。传统艺术文化是人类艺术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精华的积淀。深入地研究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能帮助设计者更好地将其运用到现今的包装设计创作之中；准确地借鉴传统图形纹饰和大力的弘扬传统艺术文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丰富现代包装设计的内在意义和外在的表现能力，使其拥有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如国画中作为中华艺术瑰宝之一，笔墨多变。意境深邃，当现代包装设计与传统的笔墨结合在一起时，表现出的装饰性就体现了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传统艺术文化底蕴。香港设计师陈幼坚在现代包装设计中曾进行创新，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巧妙结合，传递出了强烈的民族艺术文化特点和时代气息。他在包装袋 设计中，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笔墨技法，辅以现代包装的设计理念，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格调，同时又不失现代的美感。
如果要将中国传统艺术元素更好地运用到现代包装设计中，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其深层的文化内涵与特点。有选择地提炼出文化的精髓和本质内容，对其进行挖掘和再创作，将这种传统艺术元素地融入到包装设计创作之中，体现作品设计的交织感与整体感。那么如何以现代艺术审美的全新视角去重新审视传统艺术文化的价值呢?这就需要我们在充分理解和认识传统艺术文化的基础上延其“意”，传其“神”，让传统艺术文化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得到更新和拓展。例如靳埭强先生的海报作品，将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几何图形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与重组，呈现给人们的是深刻的民族传承性和现代气息的流行性。
韩美林先生也认为包装艺术要想达到世界水平，就必须依靠民族传统，再加上现代意识。值得一提的是，在吸收中西方传统艺术文化的关系上我们必须摆正两者的位置。中西结合，以中为主；古今结合，以今为主；源流结合，以源为主。因此，包装设计应从传统艺术文化中汲取营养。当然，这绝不是一种复古主义，更不是一种狭隘的、片面的对传统的照抄。传承，并不仅仅指在包装设计中加上几个传统的纹样，运用上一行书法字体或加上少许传统符号，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也是完全错误的。真正的传承应该是对本土艺术文化深层次的理解，研究其为何会这样表现，将其内涵化为修养，最终在包装设计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在传承的基础上，更应该不断发展与超越传统文化，积极学习利用国内外包装设计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适当借鉴一些国外的设计理念，关注国际流行的趋势，以民族传统艺术文化作为本源，从形式上积极创新，真正实现与国际包装设计的对话与交流，从而创作出既有传统中国特色的艺术文化，又具有时代感的包装设计作品，这样才能屹立于世界包装设计之林。
参考文献：
[1]彭会姿.民族民间美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彭建祥.包装设计的时代特征和民族性关系的思考装饰.2004.
[3]何洁靳埭强.中国传统图形与现代视觉设计.辽宁美术出版社.
[4]艺中.现代包装设计的文化观冲国包装印刷网，2003.
传承中华文化艺术范文3
关键词:客家文化;客家建筑;油画艺术;艺术创作；文化传承;融合
中图分类号：J026 文献标识码：A
客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分支族群，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从西晋永嘉之乱开始，中原汉族居民大举南迁，抵达粤赣闽三地交界处，与当地土著居民杂处，互通婚姻，经过千年演化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民系。客家文化是客家民众在长期的迁徙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社会生活文化。一方面，他们保留了中原文化主流特征；另一方面，又善于从当地少数民族中汲取养分，容纳了所在地民族的文化精华。客家文化具有质朴无华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特色，吸收了各地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在语言、民情、风俗、精神特质等方面有显著特点的博大精深的客家文化。
油画是从西方传入的舶来品，凭借其颜料的遮盖力和透明性能较充分地表现描绘对象，具有色彩丰富，立体质感强，能长期保持光泽等特点收到人们的青睐。近年来，随着当地生活水平的提高，粤东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梅州的从事美术油画工作者正通过各种方式挖掘具有丰富内涵的客家特色，将客家的风土人情通过艺术的形式记录下来，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艺术，使地方文化、美术的优秀特点在油画这种文化载体中的表现得以发挥。本文从梅州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展开梅州客家文化油画艺术创作中前进的方向。
一、挖掘梅州油画的客家文化艺术风格
（一）梅州所特有的客家风土人情、世态习俗、文化生活是组成与丰富油画题材的源泉。
梅州客家文化的发展，是在与当地畲瑶族群的交往互动中，以客家文化为基础，广泛吸收优秀的畲瑶族文化，并经过精心雕琢细选，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中原文化经客家人带入到南方壮、瑶、畲地区，其优秀的一面亦被当地少数民族所采纳、所接受，这种文化的互动是双向的、自然进行的，不论是在武装斗争时期，还在和平共处时期，都是一种文化互动现象，并非单纯的汉文化单向传播，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通过通婚、贸易，加速了这种文化过程。于是，梅州客家文化与当地壮、瑶、畲各族的土著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水融的关系。从客家人的服饰、民间信仰、语言、民间文艺等方面可以看出这种融合形成的艺术。如客家人的服饰，与唐宋中原传统的服饰“束发冠带”差别甚大，却与畲族服饰类似；语言方面，与一般汉语不同，而与南方畲等少数民族语言相近。这些现象，都可断定为受土著语所致。换句话说，就是客家先民的语言受土著语言的影响，融汇而成为客家话。
（二）梅州因历史环境所诞生的独特建筑是油画入画的魁宝。
梅州客家民居建筑主要有围楼、五凤楼、殿堂式、围龙屋、和中西混合式等。勤劳能干的客家人在颠沛流离的艰苦环境中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文化，作为客家民居代表的“围龙屋”正是其中一颗夺目的明珠，最具“客”味。
围龙屋是客家地区一种最普遍也是最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形式，是除客家地区之外看不到的。它与北方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中国民间五大传统民居建筑形式。围龙屋，又简称围屋，其主要特点是后围建成马蹄，叫“围龙”，一般为一条围龙，甚至有多达二三条围龙的大型围龙屋。从建筑特点来看，围龙屋的主要特点有：1、四合院中轴线的圆形平面布局；2、因地取舍，改造和利用环境；3、大屋顶、高台基和玲珑的屋身；4、以木材为主、石头、三合土三种建筑材料的传统民居结构；5、建筑内绘画复杂，色彩浓郁。
从这许多的客家特色建筑风格可以大致看出客家人的思维方式。刚刚南迁时，为了防御追兵和土著族的追杀和侵扰，他们在建造房屋时，首先考虑的是房屋的防御功能。此时出现封闭式的圆形或方形土楼、四角楼等。屋建得很大，外墙造得很厚，且设有瞭望孔或枪眼，屋内打有多口水井，供人、畜饮用。屋大则可全族聚居，人多力量大，当遭遇外敌时，则可群起而攻之。墙厚和屋中的水井则可防御外敌的火攻。因此，客家人的思维方式首先体现在“防”字上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成为客家人的顺口溜流传至今。随着时代的迁移，追兵没有了，客家民居由封闭式衍变为半封闭式，最后变为开放式。如果说五凤楼和围龙屋还有一定的防御功能的话，那么，走马楼的一字式和曲尺式则不具有防御功能。客家后裔与客居地的土著族人的通婚，消除了土著族人对客家人侵扰，于是，客家民居的防御功能便失去了意义。客家人的思维方式从“防”走向“开放”。
那些独特的客家风俗、民间文艺、文化生活反映当地独特的生活方式，为梅州油画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资源，是油画题材创作的源泉。因为生活是创作的原料和想象的土壤，没有原料就没有艺术创造，而地方生活孕育了艺术家的感情。梅州的独特建筑的“客味”等传统文化展现于油画之中将更加突出体现的是油画的地方文化色彩。地方性是民族性的一部分，是构成油画的世界性的重要条件。挖掘梅州油画的客家文化艺术题材，可为构建中国油画的民族性起着推动作用。
传承中华文化艺术范文4
关键词：传统工艺；文化传承；白族扎染；大理周城
中图分类号：J523.2 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6-0042-06
由于民族文化自身的不可复制性和再生性，决定了它是一笔具有绝对优势的文化经济资源。在面临对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并重，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挑战面前，大理周城白族的扎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把传统的民族服饰文化作为经济的灵魂和精髓所在充实到扎染业中，使扎染成为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民族文化成为扎染的内在精华，实现了保护开发民族文化与发展民族经济二者的有机结合。白族服饰文化成为扎染业的一大卖点，扎染成为彰显白族服饰文化的一个亮点。
一、社区情况及研究对象
1 社区的基本情况
城地处苍山洱海之间，位于大理市喜洲镇北端，周城村北面是著名的蝴蝶泉，南距大理古城25公里，距州府所在地下关39公里。穿村而过的是“滇藏公路”即214国道，新建的大(理)丽(江)公路位于村庄东面，沿两条公路往北可抵达洱海、剑川、鹤庆、丽江、中甸等地。周城或称村、或称乡、或称镇、或称为办事处，名称各异，但其性质上一直保持着自然村为建制的格局。周城村是大理河谷平原的一个重要农村集镇，也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最大的白族聚集村落。根据当地的人口的统计显示：2008年周城村总人口9989人，其中白族人口9815人，占总人口的98.26％。此外，与周边村落的白族人口相比。仁里邑村4700人、桃源村1871人、上关村1383人，由此可见周城村确实是拥有白族人口最多的村落。
周城在历史上也曾经以农业作为支柱产业，主要种植水稻、小麦、蚕豆，偶尔也种植少量的土豆、豌豆，以及一些经济作物，如油菜、蓝靛、摸摸香等。但是，由于周城素来地少人多，耕作技术落后，水利灌溉极差，旱、涝、洪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以上诸因素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亩产量非常低，农业收入少。解放后，实行，周城白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广泛地采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进行农业生产，粮食产量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整个社区人多地少的矛盾仍然难以解决，粮食产量的提高仍然赶不上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减少。从20世纪初到1984年，由于国家和集体征地、修筑道路占地、私人建房占地等原因，周城的耕地面积日益减少。面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周城村民只得对传统的生存方式进行自我调适。村民已经认识到单一的产业模式很难再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于是，乡镇企业、工商业、旅游业等行业开始出现并蒸蒸日上，它们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超过了农业。1983年和1978年相比，总收入中农业的比重从51.8％下降为23.3％，而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比重则从48.7％增加到76.7％；1984年，农业、工业等的总收入为325万元，其中农业收入70万元，仅占总收入的21.5％。至此，农业经济已不再是周城的骨干经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逐渐被现代经济所取代，周城逐渐发展成为了“以工为主，以农为辅，多种经营，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新格局。
2 大理周城扎染业的发展概况
追溯周城扎染的历史，目前尚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公元4世纪就已经有了扎染工艺，大理地区的扎染工艺历史也长达千年，周城地区的扎染则最先开始于明末清初时期，代代相传，至今已经有约三百年的发展历史。周城村历史上就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地方，其可耕种的土地有限，所以当地的村民都是倚仗“亦耕亦织”的双向劳作方式来维持生活，扎染业就是周城历史上村民维持生计、养家糊口的一项重要的传统产业。从历史上看，周城的扎染业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解放前，扎染业就是周城地区的主要行业之一，由于当时生产方式的落后，那时的扎染生产一直是以家庭作坊的形式进行，并逐渐成为当地农户维持生计、养家糊口的传统产业。德信和、得义和、复镇祥、裕金和、复玉和都是当时扎染行业中的一些著名商号，这些扎染商号的创立都凝结着创业者的艰辛。其中较为著名的德信和是一个叫YMS的村民创办的扎染作坊，YMS家数代从事扎染行业，他们家的扎染生产规模以及所生产的扎染商品的数量和质量均居于全村首位。刚开始，他们没有固定的销售商铺，只能采取沿街叫卖的方式。YMS从喜洲按一定标准买回布匹进行加工，自己设计图案，染成后将成品销往附近的剑川、兰坪等县。全家九口人，染布的就有三四人，用三个染缸轮流浸染，染成后用马驮到异地销售，驮运的过程也十分辛苦，到剑川往返大概需要四天，到丽江则需要十天，所以常常需要在外夜宿数天。为尽量节约路上的时间，YMS有时候会选择抄小路走，但是却不得不提防沿路可能出没的土匪。总的说来，扎染生产虽然历史悠久，起步较早，但早期的扎染却是赢利不多，像YMS家这样，在扎染上投入本钱近七八百大洋，而一星期的营业额约为八九百块，实际上一星期的纯收入是七八十块甚至最少时才二三十块，遇上白布价格上涨的时节，甚至还会有亏本的可能。虽然扎染生产回报不乐观，但它还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存活了下来。
第二个阶段：1962―1984年，周城实行化以来，扎染作为周城境内拥有悠久历史、表现民族风格的传统民族工艺受到乡镇企业的重视，于1984年5月，周城民族扎染厂的前身“蝴蝶牌扎染厂”正式成立，由此开始了周城扎染生产的工厂化时期。扎染厂成立之初条件相对较差，设备简陋，全厂仅有五个染缸，主要生产扎花布、平板布和两面布等，生产的产品也大多经由云南省外贸局远销香港、日本以及美国等地。1987年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工厂效益的提高，机械设备得到不断完善和改进，民族扎染厂内部的生产运作机制也相应建立和完善。扎染厂采取统一下料、统一印样、分户扎花、统一浸染、分户拆线、统一漂洗、统一销售的方式组织生产，整个扎染生产过程牵连着工厂和各家各户的村民，这种生产方式曾经被记者形象的称为“没有围墙的工厂”。扎染厂在对白族传统艺术的发掘、整理以及改进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周城民族扎染厂自建厂以来，陆续获得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承认，尤其值得强调的有两件事：1996年周城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民族扎染艺术之乡”；1998年周城扎染厂被国家民委等五部委列为“九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产品定点生产企业。
第三个阶段：虽然扎染厂的出现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扎染生产的进步，但是，发源于落后生产力状况下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并未像当初的马帮文化一样消失殆尽，而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扎染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周城村民致富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并且生机盎然，形成了这个时期扎染作坊式生产与工厂化生产并存的特殊局面。首先从实际表现来看，手工作坊如今已经能与周城扎染厂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共同竞争市场，并凭借其自身灵活开放的组织结构优势取代周城扎染厂成为云南省外贸局的主要合作伙伴。YJ是周城村委会七社一家扎染作坊的负责人，他简要地向我解释了云南省外贸局与周城扎染厂以及私营作坊之间的关系。“1992年，云南省外贸局到周城来采集出口到境外的扎染商品，本来他们这些经营私营作坊的村民也想通过这次机会把自家的扎染商品卖出去一些好赚笔钱，但是，当时的手工作坊受到了集体企业的排挤而没能接到任何订单，所有的订单都被周城扎染厂垄断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巍山县那边得到省外贸局的订单忙不过来时会将部分订单交由他们周城的私营作坊完成，通过这种相互提携的方式，他们每年也都能拿到一些国外的订单，现在他们家的作坊生产出来的扎染桌布已经出口到泰国、巴西、日本等地。”
从理论上来讲，周城村的扎染手工作坊从传统走到现代，经受住了各个时代的严峻考验并最终成为当地的主要致富产业的发展过程，实质上也是民族经济的一个自我累积、自我适应的过程。一方面，扎染手工业作为一种典型的民族经济，本身不是一蹴而就的经济模式。因为民族经济是一种分散的、最为民族地区群众深刻自主性发展的社会行为，所以它的发展并不能靠庞大的、完整的经济发展方略就能解决，而是要靠民族经济的实践者们通过长期不断的实践累积而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平稳发展的经济模式。另一方面，民族经济是最直接面对市场的经济模式，它依靠接受市场微量的经济因素进行自我调控，面对不可测量的经济现实进行灵活的生产经营，所以，它有可能一下子就打进国际市场，也可能长时间只能在本乡本土流通和运转。由此可见，扎染生产呈曲线型发展道路是由其自身属性来决定的，任何想做超越式、跳跃式发展的想法都是不能实现的。也正是因为扎染生产经受住了各个时代的艰难考验，自身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做了太多的自我调试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所以如今才能在白族文化传播和当地村民致富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如今周城的扎染生产仍然继续着家庭作坊这种古老的经营方式，而且周城农户经营扎染业的具体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其中，绝大部分农户只是将扎染业作为农业生产之余的副业行为，属于家庭副业范畴。由于要兼顾农业生产，农忙时候往往无瑕顾及扎染生产而暂时性停产，所以，扎染生产在这些兼业农户家庭中也呈现出季节性的特点。而在这部分兼业扎染的农户当中，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一种农户家庭是既生产扎染又销售扎染；另一种农户家庭则只经营销售环节，扎染成品也直接从当地其它扎染生产作坊现成取得，自身只用在周城街道上租用店铺来销售扎染商品。这些只管销售的农户还可以根据自家的特殊情况，增加一些扎染以外的经营项目以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比如在周城随处可见的家庭旅馆就是充分利用白族民居独特的建筑风格这一民族文化亮点作为经济卖点的。店铺后方的自家厨房和院子可直接利用来经营家庭式餐馆，白族民居的天井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饭厅，客人在品尝地方风味的同时还能亲身体验到白族“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建筑文化，所以很受游客的喜欢，有些游客还特地慕名前去这样的家庭式餐馆就餐，而对于餐馆老板而言，在家里开餐馆，不但节约额外租用店铺的成本，还能就近使用家庭内部的劳动力，何乐而不为呢!
二、扎染中蕴含的文化内涵
扎染，它的美妙之处不止于其做工之精巧、设计之独特，更显于其用料的自然天成，纹饰图案的古朴象征意义及背后所蕴藏着的厚重的白族历史文化。白族用取自自然的染料，渲染出一块块在蓝白相间的天空下，多彩的蝴蝶在快乐地飞翔、歌唱的色调谐调、意蕴隽永的扎染布，以此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认知，也蕴含着他们对人生的向往和追求。同时，这也是民族心理和精神世界的折射。
1 以蓝、白为主的色调
周城白族的扎染以蓝、白二色为主调和基础，两种颜色之间过渡自然。这种过渡一方面是靠扎花时掌握针法的松紧以使图案相间处有缓冲地带，另一方面是由于扎染采用植物染料，经过漂洗后略有脱色，色彩的对比淡化，反差趋于缓和，蓝白相间中透出一种朦胧、柔和的美感。蓝、白两种颜色在色系上均属冷色调，给人的感觉是宁静、平和、淡泊，这与白族人民传统以来善良、平和的民族性格和开放、宽容的心态是一致的。白族是一个尚白的民族，认为白色是吉祥的象征，把“白”作为自己的族称，以白色为服饰的基调。而青色(包括蓝色)则有希望、纯朴、真挚等意。青白结合即表示“青青白白，光明磊落”。周城扎染的色彩偏向实际体现了白族人民内心的平和及对淡泊宁静的追求。有人曾经这样说周城的村民和他们的扎染：“若不是一个淡泊和宁静的民族，若不是一个勤劳和智慧的民族，是决不会有闲心和耐心来做这样一件极需耐心和细心的工作的。而现在的周城人民，正是凭着这种细心和耐心，加上勤劳和勇于创新的智慧，一步步地走向了世界。”
2 蝴蝶纹饰
尽管周城白族扎染的图案十分丰富，但是，徜徉在周城扎染工艺品的海洋里，很多人都会发觉在众多的扎染图案中周城人似乎对蝶蝴图案倾注了更多的热情。白族扎染之所以如此钟情于蝴蝶花纹图案，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内因。金少萍女士在《白族扎染――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对白族扎染中喜用蝴蝶母题作了几种解释，一为蝴蝶象征多子和生命繁衍，二为蝴蝶是美丽的化身，三为蝴蝶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四为花与蝶的共生。蝴蝶雌雄后一次摆子无数，因而往往成为多子和母亲的象征。寓意生命繁衍、人丁兴旺。白族地区的孩童至今仍恪守着“不能打蝴蝶，否则母亲的会疼”的古规。结合白族自古以来即存在的生殖崇拜之俗，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了。剑川石宝山石窟中的“阿央白”崇拜、大理白族的绕桑林会，也都是这种生命意识的体现。与此相关联，凡是多子、生命力强的动植物也都成为人们崇拜或喜爱的对象，蝴蝶的多产正适合了人们延续生命的意识和心态，故蝴蝶成为周城白族扎染图案中一个常常出现、恒久不变的纹饰，寄托了人们对生育的一种希冀和追求。
3 共同的染神信仰
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着梅、葛染神的传说故事。在周城白族村中，原来在北本主庙中有梅、葛的塑像，与杜朝选本主供在一起。可见，扎染已从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领域上升到了白族人的精神境界，从日常用品升华为精神信仰，构成周城白族特有的民俗文化事象。
三、发展扎染业与保护、传承白族服饰文化并驾齐驱
扎染之于白族传统服饰的关系就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对象的关系，扎染工艺是一种生产的方式技术，而白族传统服饰就是这种生产技术的载体。在周城漫长的历史文化中，扎染与当地白族人家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融为一体。在传统的周城白族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扎染是不可或缺的生活日用品，用扎染布 制作的门帘、窗帘、桌布、挎包以及各类床上用品在白族家庭中随处可见。但扎染的社会功能最显著的表现还是其在当地妇女传统民族服饰上的装饰性运用，这种装饰作用首先体现在头饰上。在周城，中老年妇女的头饰大多用扎染头巾作为装饰，这是该地中老年妇女最具特色的服饰特点之一。作为头饰的扎染布料多是纯棉布，有的还是手织土布，有的则是毛巾布。规格一般是40厘米×40厘米或者是40厘米×60厘米。布料底色均是蓝色或湛青色，花纹是小碎花，其中尤以蝴蝶花样的居多。作为头饰的扎染头巾，一方面是周城白族中老年妇女服饰的一个鲜明特点，另一方面也是周城白族地方文化的特色在服饰上的一种体现和象征。过去这种头饰装扮只在周城妇女中流行，所以看到这样的头饰就可以断定是周城的白族妇女，现在由于周城白族与大理地区其他村落的白族的经济交流，这种服饰文化也随之在其他白族社区中扩展开来，如洱源、挖色等一些地方的白族妇女也采用了与周城妇女同样的头饰装扮。其次，扎染工艺还被运用到了白族服饰中衣袖部位的装饰。周城中老年妇女传统民族服装的衣袖上往往都会镶有一道扎染布，花纹也多是蝴蝶图案之类的小碎花，用于上衣的装饰和点缀之用。再者，白族服饰中的围腰的腰带也多是用扎染布缝制，再在扎染布上用机器绣上各种图案和纹样做点缀，白族围腰带的装饰丰富多彩，有绣花、挑花、贴花、梭花、纳花、色布贴花等。如今周城村内有的人家专门加工这种腰带，周城出售白族服饰的店铺内也都有销售这种款式的腰带。用扎染布缝制的腰带既结实，纹样又有层次且素雅大方，不仅深受中老年妇女的喜爱，也吸引了一批年轻的女性使用，以至于这种用扎染布缝制并机绣有各种纹样的围腰带成为了周城白族妇女围腰带的一种固定式样。在现在的周城村，兴起了一类专门从事机械绣花的服装加工店铺，据当地人介绍， “这种店铺也是近几年才取代手工绣花而逐渐增多的”。店铺以加工民族服装上的装饰图案、扎染小商品，如挎包和壁挂布袋上的花样刺绣、帽箍上的绣花等为主。一台绣花机长约4、5米，两边均有操作台，开动机器时可以两边同时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种店铺的机械化生产适应了扎染服装批发的数量多、时间紧的实际需求，所以能够大势流行开来。
周城地处交通要道，通达四方，由于其天然的旅游资源优势，旅游业起步较早，早在80年代就是大理地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因而周城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多年。但是，为什么周城村绝大部分的白族妇女仍能保持着传统的民族服饰呢?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的服饰变迁几乎都是朝着传统服饰逐渐消失的方向发展的，民族的传统服饰也被偏见地认为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表现形式而遭到本民族审美观的摒弃，传统的服饰审美意识逐渐被现代的审美意识代替。尤其是像周城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贸易的客观需要，与汉族地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都不可避免地会深受汉族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冲击。按理说，周城地区的白族妇女是最有可能摒弃白族服饰而选穿汉族服装的，而现实的事实是，在周城村境内的妇女，在穿着服饰的取向上表现为传统服饰和现代服饰的结合。具体表现在：周城中老年妇女仍然保持民族传统服饰，一些年轻女孩则选择汉族的现代服饰。很有趣的一个结合便是：在周城从事扎染作坊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中老年妇女，年轻女性一般不会选择这项职业。由此可见，扎染业的发展与当地白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确实存在一定的联系，换而言之，扎染业既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它又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着自己的努力。相比较其他的白族社区，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出扎染业的发展在周城白族传统服饰传承中的特殊作用。在下关至大理之间的太和村，也是有着上千年悠久历史的古老的白族村寨，同样拥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如今该村的村民中白族人口占97-8％。但是存在与周城村截然不同服饰取向，太和村的妇女平时基本不穿白族传统服饰，甚至是中老年妇女也选择汉族的服饰，只有在火把节这样白族隆重的传统节日中才看得到穿着白族服饰的妇女。不仅仅是太和村，下关到蝴蝶泉沿线的村落都很少见到像周城村这样密集地穿着传统白族服饰的景象。
周城妇女利用扎染业保护白族传统服饰文化，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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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传统文化；民族情感；艺术设计；推陈出新；并重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206-01
一、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现实应用
（一）他国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民族的形成要经过漫长与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进程的不同阶段上，民族文化都会分别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只要我们承认文化的承接性和发展性，就有相应的时代性存在。如日本设计就善于探索本土文化的内涵，将东方理念成功的贯穿于设计作品中,并找出传统文化与自己个性的碰撞点，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韩国设计同样也是，它既有温情抽象的一面，又富有自然主义气质，是质朴与繁复的结合。
（二）我国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我国的艺术设计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出了倾向于平稳、圆满的寓意和形式上的完整性及对称性。仅在标志设计这个的领域，我们就能体会到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形式的结合所带来的非凡效果，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2008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中国印・舞动的北京”。
二、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错误理解
（一）对传统文化的滥用
主要体现在不该运用的地方却随意出现，无论设计对象和设计理念是否合适都要牵强附会的加以应用。这看似意识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设计之间的联系，实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本着尊重设计对象特质的原则，我们有责任真实或相对夸张的反映它们的特点，但决不等于无标准、无条件的都要与传统文化套上关系，这是一种对设计对象的不负责任、更是对传统文化不负责任的表现。所有被设计的对象都要考虑到形与神的统一。
（二）对传统文化的生搬硬套
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只是单纯的模仿，东拼西凑的将各种元素进行拼接，不从实质和整体的应用性上考虑。究其原因是因为只知其表，在不了解民族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玩一些形式上的花架式，纯粹走形式化的路线。这也是当今艺术设计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三）对传统文化的肤浅认识
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的结合，需要建立在对文化深刻领悟的基础上，并不是简单的贴个图案或加上几个传统纹样，这是对民族艺术极为肤浅的理解。民族风格与现代风格的相融需要正确处理民族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在比较或斗争中相互吸收和借鉴，正确处理守旧和求新的关系。所以艺术设计教学中不能将设计创意点停留在单纯的视觉形态上，而是要深入到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去，踏踏实实的研究和总结。绝不是狭隘的、片面的对传统文化的照搬。
三、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体现
（一）开展丰富多样的教育形式
在现代设计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其优秀而丰富的精神内涵，把握和坚持设计的文化性，将传统的文化理念与现代的设计方法有机的结合起来，以寻求本土设计风格与特征等一些问题，都是我们教学中要涉及到的。
我们可以开展多样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形式。如师生深入乡间田野，大量收集民间资料并学习观摩借鉴，在实践的过程中轻松深刻的掌握民族传统文化。也可以请土生土长的有影响的老艺人到学校传授心得和技艺或者自己到实地探访学习，作为一种假期的实践活动。有些院校还建设发展了“艺术学”这门学科，以民艺学为突破口，收藏研究各类民艺作品。
（二）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并重教学
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并不是矛盾的，我们教学中所关注的是如何继承传统的、发展现代有创意的文化艺术。这种继承并非简单的移植，也不是一味的“拿来”，我们需要按照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进行设计。艺术院校应该营造一种宽松、自由的创作空间，在这种空间中让学生的设计思想自由游走，找寻另外一种属于自己独到的艺术语言。
（三）建立传统文化教学与市场的联系性
让民族文化走向市场。使民艺产品化和产品民艺化，激发更多的学生加入到这方面的工作和研究中来，以此增强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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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的内涵和实质
普世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并不具有广泛争议的公共秩序以及风俗习惯。在哲学等人文科学上，普世价值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出于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之价值观念。
在一定的条件下，相对存在“普世价值”。全球化造成了世界各个国家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以双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所形成共同的信任、价值的认同。从的观点来看，并不笼统地否定普世价值，但是必须在具备一定的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存在，如无共同的利益，普世价值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存在。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来看，不存在抽象、永久不变的普世价值。当面临全人类面临的共同的自然、环境、反恐安全等问题时，会形成具体的、暂时的普遍共识。
不存在普世价值。以唯物的、历史的方法看，具有属于全人类的精神文化财富，但在阶级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继承，同时是与其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所进行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创新相统一的，从根本上看，其实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劳永逸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与中国的文化的民族性
中国传统的“普世”价值观久已有之。老子的“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损不足而不有余”。孔子观点有：“天下大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些哲学命题都是认为任何事物具有多样性和统一性。自古至今，先贤的思想的历史传承，让我们文化的民族性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在今天，用一个“文化自信”向世界彰显着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生命力。
中国艺术文化中民族精神传承的重要性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各知识阶层发生重大观念的改变，必须树立民族精神，坚定核心价值观。全球化在改变世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全球化推动了文明的转型，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我国由经典的社会主义向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转型。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整个进程中，世界性的联系导致世界的改变，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在此进程中，中国社会各知识阶层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打开国门学习，有这么一部分人，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文化自信方面妄自菲薄，易于丧失传统“真、善、美”的标准，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文化中所倡导的民族精神亟需传承和发展，坚定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实现自己的“中国梦“的必要保证。
艺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要求。艺术的美，就是自由，创造规则，改变规则，艺术源于人和服务于人本身，人的情感、感悟的析出，可以创造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美。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在艺术文化领域，现代科技的手段与传统的艺术相结合，创造了不少展现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作品。例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2008尊中国古代打击乐器――缶发出动人心魄的声音，2008名演员击缶吟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自古，秦就有击缶而歌，加之高科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向我们展现了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强大的民族自豪感蕴含其中。但在魍秤胂执的融合，科技工具辅助艺术的过程中，艺术价值理性所追求的人本主义精神，与工具理性也会出现失衡，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追求经济利益，作品缺乏精神主体，形式繁杂，在这样的作品中，人的能动作用降低，工具的使用占主导地位。主体和客体相倒置。艺术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失衡。艺术创造被异化，艺术作品的美感降低，作品无法传承艺术作品中优秀的民族精神。所以，对于弘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是在科技革命下，努力实现文化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融合统一的重要保证。
传统艺术文化中传承我国民族精神几点想法
利用信息技术为手段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播。乐谱是承载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符号体系，工尺谱是中国传统的记谱法之一。因用工、尺等字记写唱名而得名。它与许多重要的民族乐器的指法和宫调系统紧密联系，在中国古代跟近代的歌曲、曲艺、戏曲、器乐中应用广泛。现在只有部分从事音乐工作和音乐研究的人员能了解和使用工尺谱记谱法为载体的乐谱，大量的传统音乐作品不能译解和传播。目前，已开展对工尺谱的数字化过程和数字处理变换，利用数字化过程和数字处理过程的数据进行存储、处理、转化、识别等，从而提升了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保护了传统剧种如利用工尺谱记谱的昆曲等剧种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
发挥现代科技的优势，结合地方特色，丰富传统艺术素材。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注重地方文化特色，是艺术作品中饮水思源的表现。就笔者所生活的城市一西安来说，文化积淀厚重，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民俗风情。在作品创编中可以将具有典型的西北民族特色的声音以及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声音纳入音乐创作的基本材料。如流行于陕西以及西北等地的秦腔曲目，将电子音乐创作与电子乐器的演奏结合，在不违背戏曲舞台规律和戏曲美学原则的前提下，老式新用，使当代科技成果在传统舞台上发挥更大魅力。其次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中，以电子乐器演奏者为音乐制作人的音乐工作站可以减免舞台道具繁重、传统乐器难以齐备等因素。电子音乐与传统音乐相结合，通过电子音乐方式创造出来的新声音以及电子音乐与乐器的合作，极大地丰富了音响素材，扩大了传统乐器演奏的影响力，既继承传统又开拓创新，将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带入了新的认知领域，满足了人们不断追求新的音乐效果的审美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