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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总结范文1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直销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2
互联网产品的核心优势是提供便捷的服务，英国《金融时报》表示，直销银行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也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虽然目前国内直销银行发展迅速，许多银行将直销银行业务直接作为一种核心的营销模式，但由于行业发展条件和环境还不成熟，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接踵而至。直销银行目前在我国还过于形式化，目前我国的直销银行不仅没有达到独立操作，独立核算的部分依旧没有实现，另外信用体系的不健全也造成了我国直销银行在发展上的局限性，这些发展上的阻碍多是由于我国传统的金融行业运营模式决定的。
一、直销银行发展概况
1.国外直销银行发展
目前，世界著名的大型银行被各大银行集团直接控制着。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发展最好的大型直销银行为荷兰国际银行，在此之前荷兰国际银行的主要银行份额放在国内零售业务上，但大量的分支高度影响银行的建设成本。在1997年，荷兰国际银行在加拿大推出了首个直销银行，然后在几个国家陆续成立分支机构，目前荷兰国际银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直接营销机构。直接营销在荷兰国际银行可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于其低运营成本、高效的营销服务及不受区域限制的营销模式等因素。
2.国内直销银行的发展
到2015年底，中国的直销银行已经超过20个。到2015年12月底直接网上银行数据显示。2014年9月，长沙银行已经开始直销银行的内部试运行，但目前仍然没有投入使用。面对直销银行的迅速发展，五大国有银行也积极计划在网络上建立一个直接的销售银行。以工商银行“工行融E行”为代表的线上服务在2015年3月23日正式上线。虽然有银行在直销模式上有积极的计划，但受到国家金融机构监管的限制，国有银行在业务上向直销银行的转变具有较为明显的局限性。
在我国的商业银行范围内，民生银行成为打破传统管理模式向直销银行模式转变较为成功的金融机构实体。民生银行在直销业务拓展方面充分利用互联网渠道扩大客户群，利用这个特定的客户群体大力推广银行产品的直销业务。根据直销银行业务的产品实用、服务便捷及通道快速等特点，并将金融服务与网络技术相融合，提出了“全天候的金融服务”，“24小时银行”，“随时在银行”等银行品牌产品。
二、当前国内直销银行发展存在的问题
1.缺乏独立的运营机制
互联网产品的核心优势是提供便捷的服务，直销银行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也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但目前直销银行在我国还过于形式化。从本质上讲，政府没有提供足够适合直销银行发展的环境。在我国尚未形成能够动摇传统商业银行业务模式地位的其它金融服务形式。我们知道独立法人资格是银行经营的必要条件，但现在直销银行作为一项新的业务种类，作为附属部门由传统银行机构管理，仍然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所以当前直销银行不是一个独立的业务实体。直销银行不仅没有达到独立操作，独立核算的部分依旧没有实现。与传统的银行业务相比网络直销银行不能提供更灵活的利率水平，将阻碍直销银行市场潜力的开发。
2.信用体系及监管机制不健全
国际上的直销银行信用体系的建立已经非常成熟。虽然我国的直销银行业务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日益成熟，但目前我国直销银行业务在国内金融环境下的发展依旧高度依赖传统的实体银行信贷系统。与此同时，中国的直销银行业务产品面临更高的业务风险，这些因素将直接降低我国直销银行的管理效率。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专业的直销银行监管机构。直销银行信贷营销金融服务产品，仍然需要采取面对面的形式，特别是客户开户必须在实体银行办理，目前直销银行的网络模式还不能完全实现。
3.缺少完善的产品体系
在金融产品的设计方面，目前国内许多直接销售银行的理财产品具有同一种类似的特点，将传统理财产品的衍生品和简单的离线产品转移到互联网上，一些银行推出的直销项目直接类似于商业银行的个人网上银行功能，导致线上线下重复的内部竞争加大，大幅度减少银行的运营效率。另外，直销银行产品的产品特征不够鲜明，往往与其他渠道的金融产品具有趋同性，经常与传统银行的理财产品及传统银行的个人网上银行服务相类似，给很多消费者在对于直销银行及其产品的理解上产生误区，认为直销银行只不过是传统实体银行金融产品的网上销售模式。在产品利润方面，许多直销银行在市场开发中挖掘客户资源，没有将业务的核心拓展范围放在产品的创新上，而是专注于模仿线下产品类型，推出相应的线上产品。在产品营销方面，单纯锁定在与线下产品竞争客户资源上，造成同类产品线上线下的不良竞争，不利于直销银行及国内整个金融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4.直销银行推广方式有待改进
目前。在我国金融市场的范围内，我国民众对于直销银行的认识和了解程度还不高，对于直销银行产品的信任程度还比较低。这与我国直销银行的产品宣传销售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在一项市场调查中显示，被调查公民中只有近三成的被调查者表示听说过直销银行这样的金融服务形式，参与者中只有15%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可以尝试直销银行服务，而已经体验过直销银行产品服务的被调查者不足10%。另外，直销银行的推广方式对于目前直销银行产品的经营现状具有一定影响，很多直销银行产品都带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客户只有在开通直销银行账户的前提下，才能够了解直销银行产品的种类和服务流程，这样非常不利于直销银行的产品推广。
三、我国直销银行的发展建议
虽然目前国内直销银行发展迅速，许多银行将直销银行业务直接作为一种核心的营销模式，但由于行业发展条件和环境还不成熟，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接踵而至。面对当前我国直销银行在运营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在直销银行的未来发展上应着力于战略定位、独立运营及风险防控等几方面，进而促进我国直销银行的健康有序发展。
1.明确战略定位
直销银行上线之前，必须在直接渠道做出合理的战略定位，确定直销银行的销售目标。为了提高操作模式和发展模式，制订一套适应直销银行发展的运营设计方案，将直销银行作出独立的定位，而不是成为一个补充传统银行分支机构的业务实体。根据不同的目标客户群，明确直销银行产品的整体定位。在明确产品定位后，全面分析目标客户的需求，根据客户需求及发展环境适时的推出相应的直销产品。
2.选择独立运营模式
目前中国直销银行并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这该是一个直销银行可行性的未来发展方向。众所周知，独立的法人资格是实现企业独立运营的关键，直销银行的组织结构需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分区，将系统业务模型、财务会计、产品系统和TI系统从传统的金融业务中分离出来，实现独立的运营模式。直销银行拥有独立的法人、独立的组织结构及直接的成本控制下才能实现独立运行，这些也是我国直销银行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3.健全金融风险防控机制
提高国内银行的金融风险预防和控制机制，基于互联网媒体环境下，金融产品的直接销售将面临许多来自网络的金融风险。这是由虚拟网络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也将直接导致银行操作技术和产品的很多不确定性。第一，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直接从法律的角度实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预防和控制；第二，建立一个直销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实现银行、客户及监督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进而将直销银行的运营和销售环境公开透明化，使金融行业内实现金融机构与银行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相互监督，促进直销银行和整个金融行业风险防范控制机制的建立。
四、结语
一般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互联网和金融行业的发展趋势在于成本控制，及方便快捷的服务等相对优势。互联网产品的核心优势是提供便捷的服务，直销银行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也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虽然目前国内直销银行发展迅速，许多银行将直销银行业务直接作为一种核心的营销模式，但由于行业发展条件和环境还不成熟，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接踵而至。面对当前我国直销银行在运营中出现的银行缺乏准确定位、独立运营程度不高、缺乏严密的O管体系及产品宣传不到位等问题，在直销银行的未来发展上应着力于战略定位、独立运营及风险防控等几方面，进而促进我国直销银行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韩刚.德国直销银行发展状况的分析与启示[J].新金融，2010（12）.
[2]闰竹冰.中国直销银行发展探析[J].中国金融，2014（12）.
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总结范文2
关于浙江模式的几点看法
如何科学辩证地看待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特别是浙江模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看大势。首先，新一轮工业革命出现端倪，第六次科技革命将要到来。科学家预测新一轮划时代的科技革命将发生在2020年到2050年之间，最核心的技术是三维（3D）打印技术。当这些新技术大规模投入生产中去，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发生巨变，并对现代金融业提出全新的服务需求。其次，国际经济呈现回暖势头。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复苏，失业率保持在8%之下，2012年底美联储又出台了QE4的量化宽松政策。新建的两个欧债危机应对机制在积极发挥作用，欧洲央行宣布可以无限量购买申请救助的欧元区国家三年期以下债券，不需要欧元区成员国批准；欧洲稳定机制（ESM）可以直接向欧元区国家发生风险的金融机构提供注资。其三，我国仍处于十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我认为，发达国家的去杠杆化过程，就是我们国家的去产能化过程，这个过程将是长期而痛苦的。根据浙江经济外向型的特点，浙江经济走出困境主要还是依赖全球经济的复苏和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将会是一个比较持久的过程。我们对大势要有清醒的认识，探索更加符合科学发展、高质量、有效益的转型发展之路。
看迹象。根据实践经验，经济统计数据有三个规律：第一，经济上行周期数据准确性较高，下行周期数据偏离度相对较大。第二，大企业的数据多报的多，小企业的数据少报的多。第三，各地经济活动中，以丰补歉的情况不可避免。基于这种情况，单纯字面上数据的分析，可能欠缺客观性，需要从一些经济的客观迹象来进一步探讨和分析。比如波罗的海指数（BDI），代表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走势的晴雨表，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世界贸易形势。另如杭州京杭运河上的船舶通行情况，这些船从北方运煤到南方，从南方运石子到北方或大中城市。2012年初运河上的船舶数量相对较少，三季度以来船舶数量明显增多。据统计，2012年二季度通过杭州三堡船闸的运煤量同比下降2.73%，到了三季度则同比上升5.59%。物流业一头连着消费和贸易，一头连着生产和投资，波罗的海指数和“京杭运河指数”上扬表明经济景气程度上升。2012年四季度以来，浙江经济出现企稳回升的迹象，同样浙江银行业也表现为“三稳一升”，即新增不良贷款总体稳定，企业资金链出现断裂的情况明显稳定，银行风险事件基本稳定，同时拨备大幅度上升。
看未来。浙江模式作为民营和自发的市场经济模式，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但现在必须承受它的波折和低速。首先，浙江模式“轻小集加、民营经济、块状经济、外向型经济、浙江人经济”的典型特征，从以前的“优势”变成了当前的“硬伤”。从长远看，在应对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浙江经济“两先两大”的特征明显，即“回落先于全国、下探幅度大于全国，回升先于全国、上扬幅度大于全国”。其次，过去多年的固定资产、制造业投资乏力，产业空心化和虚拟化问题严重。从前几年看，浙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低于江苏、山东等省份，其中制造业投资更为明显。我认为，在经济下行期适当通过投资促进经济回稳是必要的，今天有效的实业投入就是明天的实际产出。从实践看，投资成为浙江2012年经济回升的主要拉动力，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1.4%，为近年历史新高。2013年浙江要实施“411”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确保全年投资增长15%、力争20%、总量突破2万亿元。巨大的投资必将进一步扩展银行业的发展空间。最后，技术和价格“双低”的出口模式遭遇瓶颈。浙江出口商品以技术含量较低、价格较低的轻纺类和小机电类产品为主。同时，欧盟是浙江的最大出口市场，占全省出口的25.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虽然浙江的产品在全球依然具有“土豆效应”和“口红效应”，但是受到需求紧缩和产品替代的双重挤压。
目前浙江经济金融遭受严峻的挑战，但从长期来看，浙江模式具有很强的内生动力。浙江模式是自发形成的、民营经济为主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文化先发、市场先发、机制先发、创业先发的优势，根植性、内生性、群众性的特征比较明显。浙江自古就有敢为人先、重商善贾、民以力胜、重义轻利等文化，比如“浙东学派”的工商兼本、“永嘉学派”的“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等思想，以及当代“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浙江人共同价值观，都是浙江模式的活力所在。
当前银行业面临三大变化
经济发展方式之变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浙江有许多坚守主业的企业，但以“轻小集加”为特征的浙江企业，“羊群效应”突出，盲目跟风、盲目扩张、盲目担保、盲目申请贷款，战线过长过宽，资金链变得复杂而脆弱。浙江不少企业就是在脱离主业道路上出了问题，比如服装企业去造船，眼镜企业去做光伏，皮革企业去做有色金属，等等。与之对应，部分银行在定位上存在偏差，过度授信、多头贷款、盲目授信、三查不严，等等。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演变为局部地区的资金链、担保圈风险。为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动银行业转型发展刻不容缓。
金融竞争格局之变
利率市场化。早在1993年，我国就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设想，2012年6月，我国首次放开存款利率上浮空间。当然，利率市场化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会影响汇率，进而影响进出口，影响中小企业和劳动就业。在利率管制完全放开之前，银行通过金融产品创新开始了各种市场定价业务。比如理财业务，同业存款、协议存款的定价，又比如票据贴现利率和企业债券的定价，可以看成对贷款利率的变相突破。2013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对固定收益的理财产品可以有资金周转池，对浮动收益产品应坚持先有项目后找资金。客观地讲，利率市场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利差的收窄将是必然趋势。如果银行机构还没有科学的利率定价机制，还不能形成利率定价的科学方法，则会大大削弱竞争力，甚至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淘汰出局。
金融脱媒化。金融脱媒化是近年来国内银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从数据来看，全国人民币贷款占全部社会融资从2002年的92%大幅降至2012年的52%，其中12月份新增只占28%。其中，企业债券、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快速增长，2012年度新增占比分别达到14.3%、8.2%和8.2%。金融脱媒化对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带来巨大冲击。一方面，存款被分流，存款增速从2009年以来逐步下滑。大量优质企业客户通过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融资，削弱了银行的信贷客户选择和贷款议价能力。另一方面，金融脱媒化也给商业银行带来多元化发展的机遇，比如投行、财务顾问、资金托管，等等。随着证券、保险的资产管理政策开闸，各类银证、银基、银保、银信合作业务快速发展，又对银行经营模式和风险传导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下一阶段，债券市场特别是公司信用债市场将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还会进一步上升。
主体多元化。首先，近年来小贷公司、典当行等组织快速发展，民间借贷规模持续放大。据统计，2012年11月末浙江省共有小额贷款公司261家，比年初增加91家；实收资本545亿元，贷款余额722亿元。2011年浙江辖内（不含宁波）小额贷款公司的规模是400多亿元，利润高达50多亿元。其次，非银机构蓬勃发展。近年来，根据银监会的政策指导和地方政府的强烈需求，浙江银监局积极推动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目前辖内共有非银行金融机构10家，其中信托公司4家，财务公司5家，金融租赁公司1家，2012年末总资产（含受托管理信托资产）1549亿元，同比增长48.7%；全年实现净利润19.1亿元，同比增长23.8%。其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正成为新的县域金融生力军。截至2012年末，浙江辖内组建村镇银行41家，浙江的村镇银行用占全国1/16的网点，取得了全国村镇银行1/9强的存款、1/7强的贷款和1/8强的利润，经营业绩居全国首位。其四，专营机构成为新设银行机构的主要形式。为了从更高层次上推进小微金融服务，浙江银监局2012年以来对银行市场准入作了调整，原则上只设或优先设立小微企业专营机构。2012年辖内规划设立138家专营机构，截至2012年末已设60家。这些变化和调整，对浙江金融服务格局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
监管政策导向之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针对金融机构运作模式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内在缺陷，我国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大维度推进金融监管改革。一是微观金融机构层面改革，目的是提升单家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强化金融体系稳定的微观基础；内容包括全面改革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引入杠杆率监管、建立量化的流动性监管标准、改革公司治理监管规则、提高透明度要求等；最重要的成果是“巴塞尔协议III”的出台。二是中观金融市场层面改革，目的是强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修正金融市场失灵，改革国际会计准则、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将准金融机构（影子银行体系）纳入金融监管框架，加强外部评级机构监管，改革场外衍生品市场等。三是宏观金融系统层面监管改革，目的是将系统性风险纳入金融监管框架，建立宏观审慎监管制度：重点推进逆周期监管，缓解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重点推进对系统重要性机构、产品和市场的监管，弱化金融体系内部的关联性，降低系统性风险集中度。
目前，银监会了《关于中国银行业实现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引入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建立贷款拨备率监管标准和动态调整贷款损失准备制度；提高资本监管要求，建立杠杆率监管标准，增加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1%的附加资本要求；加强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等。银行业必须主动顺应监管政策之变，转变粗放式、高资本消耗的经营模式，完善经济资本管理和考核权重，进一步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浙江银行业面临三大问题
企业资金脆弱化，不良上升持续化。与2008年局部地区、个别行业内发生的资金链断裂情况不同，2012年以来浙江企业资金链风险表现为“多发性、突发性和持续性”三大特征。对于资金链风险，必须从企业角度分析原因。调研发现，目前浙江企业资金配比“三三制”现象比较明显，即主业、房地产、金融证券投资三分天下，70%以上民间资本选择投资房地产，只有不到5%选择投资制造业。省内百强民营企业中逾七成涉足房地产。从企业机制分析，“五大症候群”问题（公司治理存在重大缺陷，关联企业多且结构复杂，核心主业偏离度大，现金流量波动太大，负债率过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变得愈发严重。随着企业资金链断裂事件的不断发生，浙江省银行业不良贷款持续上升。截至2012年末，浙江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952亿元，比年初增加460亿元；不良贷款率1.60%，比年初上升0.68个百分点。分地区看，新增不良贷款的79%集中在杭、宁、温；分机构看，新增不良贷款的80%集中在大中型银行。在企业风险事件以及不良贷款处置的过程中，表现出辖内信用环境受到较大伤害，局部地区出现企业主“跑路”、“假摔”的现象，一些担保单位刻意“脱保”，企业间采购赊账明显减少、担保意愿大大降低。同时，个别银行在风险处理中采取惜贷、抽贷、压贷等简单化处理方式。银企之间、企业之间信任度降低。信用是银行的立身之本、经营之基，信用问题事关银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民间融资扩散化，担保关系复杂化。从2011年以来发生的企业风险事件看，参与民间融资已经成为企业信用风险爆发的重要原因，很多出现问题企业的背后几乎都有民间借贷的影子。当前民间借贷呈现以下新特点：一是民间借贷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根据监测，民间借贷余额与时点信贷余额的比例变动较小，10年来保持在20%～25%之间。二是民间借贷的活跃程度与宏观调控政策的松紧程度有相关性。在宏观政策转向、货币信贷收紧时期，民间借贷往往趋于活跃，借贷利率也有所上升；在宏观政策较为宽松、货币信贷扩张时期，民间借贷较为平稳，借贷利率随之回落。三是民间借贷的组织化程度不断增强。近年来，出现了一大批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理财公司等中介机构，催生网络中介平台，以企业注册“垫资”、银行贷款“过桥”、短期资金周转等名目向社会提供高利借贷。民间高利借贷不仅加重了企业财务负担，掩盖了企业真实财务信息，许多隐性关联、隐性担保与之交织，而且拉长了民间融资双方的链条，增加了民间金融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复杂的担保关系成为了风险蔓延的扩散器。浙江企业贷款中约三分之一是联保、互保形式的保证贷款，加上以抵质押和保证组合形式发放的贷款，实际上涉及担保的企业面更广。
正面舆情负面化，负面舆情扩大化。浙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沿，一直是全国关注的焦点。2012年以来，通过“整顿规范浙江银行业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浙江银行市场秩序得到明显改善，2012年底社会各界对银行服务满意率达到91%以上。但客观地说，当前银行业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比如节节攀升的考核、竞争压力，导致存款市场竞争失序，违规揽存现象突出；个别银行通过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服务收费不合理，等等。加之当前企业经营比较困难、银行利润相对较高，导致正面舆情负面化、负面舆情扩大化、无关信息关联化。譬如浙江银行业的小微企业贷款总结出不少经验和模式，甚至向全国做了推广；从数据上看，2012年浙江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户数、增量位居全国第一位。但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还是各界反映的焦点问题，银行机构屡屡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如何在自媒体时代更加有效地防控舆情风险，是考验银行机构和监管部门智慧的问题，也是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重视的问题。
当前银行业亟待反思的三个问题
银行文化的缺失需要反思。当前银行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反思，应该是文化缺失的问题，存在短视文化、不诚信文化和粗放式文化。一些银行信贷文化好比“典当”文化，只要有抵押物或互保联保就放贷，而抵押物往往就是房地产，没有抵押物就拉几个人来互保、联保，只要担保转得动，就可放贷。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导致客户经理的行为异常和心理浮躁，得过且过，尽职调查浮于表面，不会科学测算企业现金流，整天陷于跑业务拉关系中；从业人员无序流动，带着资源在各银行转，行为短期化，风险潜伏化。浙江银行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立足长远，谋远而行，建立起“讲责任、重诚信、有特色”的银行文化。
考核机制的不科学需要反思。管理学上有一个道理：考核什么，得到什么。当前银行在考核上唯成败、唯利润、唯份额论英雄的思维严重。不科学的考核办法纠而不改，层层加码的问题屡查屡犯，成为银行违规经营的根本原因之一。一些银行不顾当前严峻形势，下达任务还比上年增长10%、15%，甚至更高。在要求不断做大的考核机制下，银行冲规模的手段层出不穷。不仅存款在冲时点，月末、季末贷款冲时点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许多数据和实体经济对不上，里面就有行为扭曲的问题。
改革创新的不足需要反思。一直以来，浙江银行业依靠民营经济的发展优势、金融改革的先发优势以及相对较大的存贷利差，经营效益良好，导致目前改革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存在“创新动力不足、改革动能减弱、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但目前外部环境在变化，靠同质化低水平放贷的经营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党的十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且强调要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进银行业改革创新是迫切需要践行的现实问题。
浙江银行业亟待转型发展
提升信用品质，服务实体经济。当前浙江银行业的关键是要加强精细管理，提高信用管理能力，修复银企信用关系，维护良好信用环境。为此，浙江银监局决定在2013年部署开展“提升信用品质、服务实体经济”主题活动，通过主题活动的深入开展，妥善解决影响信用品质、制约科学发展、牵制服务提升、阻碍改革创新等问题。另一方面，浙江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坚持一个原则、抓好两头、支持三个重点”，坚持“以优质和合理的增量贷款促进存量贷款的安全和稳定”总体原则，一头抓“四大战略”和重点项目，一头抓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保障民生、回报社会。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实行“两不变、两防止、三调整”政策。即坚持“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政策不变，坚持“控总量由法人机构负责”的要求不变。通过加强贷款和非贷款融资的全口径风险监测，防止风险传导、转移和隐匿；通过分户排列到期平台贷款清单和还本付息曲线图，防止重大违约事件。按“以时间换空间”原则，推行“级别调整、区域调整、方式调整”，重点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
把握周期，熨平波动。银行业有很强的亲周期性，在经济上行期，加大放贷力度，放松信贷管理；一旦经济下行，容易草木皆兵，遇到风险事件就简单下调等级、上收权限、扣减指标。分析原因，一方面，银行有很多顺周期的制度亟待改进，比如目前的信用评级、五级分类、考级激励等制度存在严重的亲周期性。在经济上行期出现的多头授信、过度授信、异地贷款等问题，在经济下行期集中暴露并亟待解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希望银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加大支持力度，在经济下行周期则更为迫切地要求提供更多的信贷投入。在对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反思过程中，各国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共识就是必须强化对银行的逆周期监管。要从监管政策上体现逆周期性，如逆周期资本监管、动态拨备制度，以及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同时，及时调整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的亲周期性，在授信准入与评级、授信额度测算、授信业务定价、风险计量方法、个人住房贷款的抵押成数与贷款收入比，以及资产分类与不良容忍、尽职免责、考核管理等方面，都要体现逆周期性。
卸掉包袱，轻装上阵。针对浙江银行业“三高一难”的现象（高利润、高不良、高拨备和不良贷款处置难），2012年四季度以来，浙江银监局提请浙江省政府构建部门协调机制，分三批提请省高院督办诉讼案件847件、金额120亿元，扭转了不良贷款连续“双升”的势头。下一步的关键是要把工作做深做细，夯实发展基础。一要真实暴露。从五级分类的督导情况看，浙江银行业贷款分类真实性相对较高，但还存在一定贷款偏离度，要加大对贷款分类真实性检查和调整力度。二要保持信心。2012年底浙江不良贷款952亿元，各项拨备达到1465亿元，完全覆盖不良贷款。另据调查，50%以上不良贷款有抵押。2012年浙江银行业利润1193亿元，完全能够覆盖和吸收损失。三要尽快处置。清收一部分，商业化处置一部分，核销一部分，遏制不良贷款上升势头；进一步加强银行与法院的沟通合作，建立维护金融债权常态化工作机制，逐步化解“三高一难”问题。四要科学对待。适当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降低利润考核指标，防止基层行迫于考核压力出现经营行为异化和人为掩盖风险的现象。
改革创新，再造优势。要激发改革创新的动力，明确改革创新的内容。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改革创新的价值。对银行而言，要大力推进风险管理方法的创新，包括如何瓦解担保链、如何筑牢防火墙、如何识别隐形关联关系，这些问题能突破都是创新。就金融消费者而言，要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运用，更好地适应和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金融需求。目前创新的主要问题不是产品功能是否覆盖，而是固化的业务流程与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同时要营造改革创新的环境，对失败要有容忍度和包容度。只要是不违反审慎监管原则、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都可以先行先试；在暂时看不清的情况下，不轻易否定，试了之后发现不行或出现问题，可以再联手纠偏。同时，监管也要创新，形成良性互动，防范创新风险。
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总结范文3
《》：首先祝贺您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这也是众望所归。从行长到董事长，可以说有个更广阔的舞台，您对交通银行的未来有怎样的发展设想和战略规划呢？
牛锡明：谢谢！我是2009年底加入交行管理团队的，后危机时代的金融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在这个过程中我与交行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实际上无论处于什么位置，我都同样心系交行，关注它的一举一动，希望它能够稳步健康地成长发展。
总结过去的发展经验，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我想简单概括未来交行的总体发展设想就是“三个坚持，一个特色”。
一是坚持“两化一行”的既定发展战略，着力提升跨境、跨业、跨市场的经营能力。2009年，交行审时度势，提出“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的“两化一行”发展战略。四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一战略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符合交行实际情况。未来交行将继续以“两化一行”战略引领改革发展，将国际化、综合化经营优势转化为业务拓展和客户营销的“利器”，通过机制、平台、项目等多维驱动，努力实现各个板块条线、各类经营单位的高效协作。比如，完善境内外、离在岸联动业务的定价机制和利益机制，鼓励客户共享和项目互荐；建立联动业务效果评价体系，针对跨境人民币、私人银行、银行卡等战略性业务，逐个研究联动协同机制，推动联动业务的发展。
二是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由资产持有型银行向交易型银行转变。随着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稳步推进，我国金融市场将不断发展壮大，交行将借助总部位于上海的优势，积极介入货币、债券、外汇及衍生产品交易等各个市场，做大做强金融市场业务，积极打造交易型银行。交行将扩大非信贷资金运作渠道和规模，优化资金投向与资产配置，充分发挥本外币做市商优势，积极参与货币和债券市场交易；在保证流动性的同时，扩大利润增长源。同时，将增加衍生工具的配套运用，尝试人民币外汇业务跨市组合交易。交行将充分调动总分行两个层面的积极性，加强对分行资金业务的支持，推广新型交易分部模式。
三是坚持“依法合规、稳健经营”，把交行办成高品质、高质量的银行。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经营管理上的任何疏漏都可能造成巨大损失，而未来两年也将是风险防控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在新的严峻形势面前，交行将坚守“底线思维”，把风险管控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统筹兼顾发展转型、业务管理与风险管控三者之间的关系，确保资产质量稳定、风险可控。具体而言，一方面是要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推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基层“落地”，持续提升风险防控工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是抓住管控重点，做细做实风险化解工作，加强钢贸贷款、理财产品、民间借贷、融资平台以及房地产、船舶、光伏等行业的重点领域风险管控，关注过剩产能化解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交行不仅要做大做强，更要做专业做特色。近年来，通过锐意改革和大胆创新，交行在财富管理市场上形成了一定特色，成功推出了蕴通财富、私人银行、沃德财富、交银理财等“财富管理”品牌，为众多高净值的公司和高品质的客户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竞争优势。未来交行将坚定不移地走差异化发展道路，着力打造财富管理特色，从细化客户分层体系、搭建成熟的财富管理平台、丰富产品线、培养构建人才队伍等方面持续推进，提升财富管理服务能力。
《》：您在最近的财富管理峰会上曾说“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化，面对着金融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多重压力，不创新，必落伍”，您是怎样看待金融创新的？您认为金融创新的核心是什么？
牛锡明：中国与世界经济金融市场的融合度已经越来越高，无论是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动荡和变化，还是信息技术层面的日新月异，甚至微观消费者偏好的升级改变，都对银行业的服务现代性和产品多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人类历史上，金融创新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入。尤其是近年来，第三方支付机构迅速兴起，跨界创新层出不穷，云计算、物联网、3G移动、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已迅速渗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新才是银行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是超越形势变化的根本之道。金融创新的核心是理念、机制和人才。理念不更新就没有创新源头，机制不落地就难以推进创新，没有人才，创新就只能停留在理念上、成为乌托邦。
从内容上看，金融创新涵盖了产品、服务和管理等各方面。其中，产品创新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内容，因为产品是银行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载体。与企业注重使用价值与价值统一的有形产品不同，银行的产品是价值与服务统一的无形产品。只有充分发挥理念、机制和人才三者的合力，保持金融产品服务持续的生命力，商业银行才能够自如应对市场环境的诸多变化。
产品创新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产品创新体系和产品创新评价体系。产品创新体系包括五方面内容：一是明确产品创新需求源、畅通创新渠道、整合创新需求。即明确需求从哪来、通过什么渠道上来、谁来整合需求等等问题。二是做好产品创新的推动工作，要理顺创新机制，明确创新管理的责任人和管理职责，做好重大创新产品的决策以及有效防范创新风险。三是要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实施产品创新。贴近市场的人最了解客户需求，创新根本上还是来源于市场、来源于业务，因此，要让分行、前台和客户经理成为提供客户需求的主力军和创新需求的发起端。四是要建立产品创新测试中心，让创新测试贯穿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不但要通过测试了解产品与客户需求的契合度，也要做好产品风险的评估。五是建立产品创新反馈机制，根据市场状况不断反馈和矫正创新过程，及时发现和解决客户需求的变动潜在风险。
要真正完善金融产品的创新驱动，还必须要有反馈机制，即要建立产品创新评价体系；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理念，“从客户中来，到客户中去”，以市场评价和综合效益作为衡量依据，动态改进产品创新。一是要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评价分行辨识客户有效需求的能力，特别是分行挖掘客户潜在需求的能力。二是要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评价总行部门对客户需求的整合能力。三是建立产品的后评价体系，要从产品投产后一定时期内的销售、收入和客户反馈情况来评价产品创新的效果。四是建立投入产出评价体系，从投入产出情况对产品的盈利潜力和市场的可持续性做出判断，为经营决策提供参考。
《》：我们知道，交行在金融创新上早已起步，而金融创新也将在交行未来发展中成为重要力量。目前交行在金融创新上已取得了哪些成果？您认为在金融创新当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牛锡明：交行于2008年成立了创新实验室，通过跟踪、研究、应用前沿信息技术，结合银行业务，专业服务于交行创新与转型。近年来，有关互联网金融、智慧网点、大数据处理、风险管控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成果已转化为实际应用的产品和服务，在金融创新领域创出多项第一，并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市场反应。
如在零售领域，交行推出的手机银行处于业内领先地位，“e动交行”已成为移动金融领域支持终端范围最广的手机银行。在资金业务领域，交行的供应链金融服务“蕴通财富”通过融入供应链的每个贸易环节，解决了供应链上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提高了整条供应链的运转效率。在渠道建设方面，交行还着力打造“人工网点+电子银行+客户经理”的“三位一体”经营模式，加快综合型网点建设步伐，加大自助渠道和电子银行建设力度，构建以人工网点为支撑、电子渠道为延伸的业务拓展渠道。并且，交行还推出了“智能银行”，通过人工服务与自助相结合，实现了“无人银行、有人服务”的经营理念。
我认为，在金融创新中要重点关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要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实施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客户的需求、体验、感受要成为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基础，不能闭门创新、不能为自己创新、不能为创新而创新。商业银行要根据客户的不同细分需求提供差异化、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提升银行特色、打造核心竞争力。二是要把握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使创新成为业务发展与监管的粘合剂。适宜适度的金融创新能够推动金融业持续稳定发展，而超越金融监管限制的创新就有可能成为脱缰的野马。因此从大局出发，商业银行不能将创新与监管对立起来，不能为了创新与监管部门博弈，而是要配合金融监管的要求理性地创新，在稳步发展银行业务的同时，也推进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三是要把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构成了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相辅相成，在商业银行的实践中应有机结合、同步推进：产品创新能让客户得到实惠，服务创新能让客户得到享受，管理创新则能提高服务效率。
电子金融放光彩
《》：互联网金融是当下金融创新中的热门话题，您在这个领域也颇有建树。在您眼中，互联网金融何以成为大家追逐的焦点？它对银行业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与传统金融模式相比它有哪些优势？
牛锡明：迄今为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将多个传统行业重新洗牌，而在金融业似乎也已出现这样的苗头，互联网金融正在撼动百年传统银行的稳固地位，对商业银行持续生存的挑战吸引了各界人士的关注。近年来，大企业在加速传统意义上的金融脱媒，如发债、上市等的同时，产融结合也明显加快，如通过新设、并购、参股非银行和银行金融机构等多种方式渗入金融业，推进了银行的同业竞争。当商业银行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时，却发现许多互联网公司、电子商务企业已开始借助其广阔的交易平台和庞大的交易数据进入小企业贷款领域。面对来自这几方面的夹击，银行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在数字化金融时代，基于IT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在技术上完全能够替代商业银行的功能，但我认为，在实现金融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能否完全替代还是未知数。银行体系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在市场调节和政策传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金融是经济的核心，经济的稳定离不开金融的稳定。只要中央银行体系没有改变，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控制通胀的职能继续存在，银行体系作为调节市场经济、传导宏观政策的主渠道功能也就继续存在。互联网金融给货币发行创造、资金价格决定等一系列金融运行的机制带来了冲击，还有可能放大和扩散金融风险。目前纯粹意义上的自金融仍然处于灰色地带，相关行业监管、业务规则等方面都近乎空白。借贷活动是以信用作为基石，银行体系作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中枢，在保障社会安全性方面仍将发挥关键作用。
实际上，互联网金融是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在金融领域的必然产物，它冲击了通过实体中介实现金融活动的传统方式，将彻底颠覆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和服务模式。为此，商业银行必须做出变革。从根本上而言，互联网金融的核心还是金融属性，遵守的还是金融规则；而资金中介和信息中介是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最基础的两个功能，降低交易成本、分担风险、提供流动性、缓解信息不对称是银行最主要的任务。因此，银行要成为金融平台和信息平台才能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挑战。未来，银行在金融服务中的角色，近似于信息行业中的系统集成商，银行的主要职能是联合各方，整合各种不同的产品，为客户提供全方位财富管理方案。例如，通过与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合作为电子商铺提供融资、现金流、供应链管理等服务；通过与电信运营商的合作为客户提供移动商务综合化解决方案；通过与管理软件运营商的合作，为客户提供财务管理、企业管理增值服务；通过与教育咨询行业的服务合作，为客户提供出国金融、留学汇款等一揽子的服务等等。
我认为，商业银行具有客户、网络和信誉的优势，完全有能力应对互联网金融挑战。在数字金融时代，网络是竞争客户的基础，银行业最终要靠电子网络打天下。交行“人工网点+电子银行+客户经理”的“三位一体”网络建设就是应对互联网金融挑战的方式之一。在人工网点建设方面，交行确保全行网点总量长期控制在3000个以内，从“做大做综合”和“做小做特色”两个方面提升网点产能。“做大做综合”，即交行力争用四到五年，建设成700家左右具有较高业务规模和较强销售能力的综合型旗舰网点；“做小做特色”，即结合客户和区域特点，试点推进并建设人均产能较高的特色型或专业化网点，如“现金自助+客户经理”模式的“社区银行”，依托新型机具和业务职能重新整合使客户可方便地办理各类现金存取款、转账等业务，最大限度压缩柜台，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以社区生活为主题的小型沙龙活动，将业务办理、服务体验与产品营销融为一体，将“社区银行”打造成社区的“贴心型、便捷型的家庭银行”。在电子银行建设方面，交行正在加快提升银行电子化水平，未来交行电子网点与人工网点的比例要达到5∶1，即电子网点要达到15000个左右。在客户经理队伍建设方面，由于客户经理承担营销目标市场和客户、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等责任，未来交行人工网点的客户经理配比要达到50%。同时，充分运用各类自助设备和远程服务手段，探索以客户自助服务为主、客户经理咨询引导为辅的“微银行”服务模式，通过远程银行为全行中端客户提供一对一管户式客户关系管理及资产管理服务，尽量通过电子渠道为客户服务，推进电子分流率达到80%以上。
《》：时下还有个热门词汇叫“金融电子化”，我们在一些会议和媒体上发现，有人将其与互联网金融混为一谈，有人则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概念。您是如何理解金融电子化和互联网金融的异同的？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牛锡明：我认为，金融电子化和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改变了金融经营模式。
目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将多个传统行业重组洗牌，磁带、胶片、唱片陆续消亡，传统零售百货也面临巨大挑战。同样，互联网也直接推动金融业发生深刻变革，给现有银行体系带来巨大挑战。从金融业务形态看，在支付结算领域，第三方支付公司已经成为网络支付的重要力量；在信贷领域，人人贷、众筹融资等新模式异军突起。必须承认，商业银行已经不再是客户办理“存、贷、汇”业务的唯一渠道。从金融发展史看，金融的本质是资金融通，在金本位时代，这种融通的中介是传统商业银行；在纸币流通时代，是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在内的金融体系；而在数字化金融时代，又扩大到了第三方支付公司、人人贷、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可以说，互联网金融并不简单是技术和渠道的革新，而是颠覆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的一种全新的金融业态。
而金融电子化，则是采用现代通信、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实现金融服务的自动化、信息化和科学化，提高传统金融服务的工作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为客户提供更快捷方便的服务。因此，金融电子化还是在原有的金融框架内，即对金融业务实施电子化，而不包含颠覆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意义。
《》：风险控制总是银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要实现金融电子化、发展互联网金融也不例外。但是，在互联网金融这样一个虚拟平台上，信息不透明甚至造假的情况屡见不鲜，客户身份认定存在不确定性，交行要怎样应对由此带来的风险呢？
牛锡明：互联网金融实际上代表着银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但互联网金融要想做大，必须做出两点改革：一是要符合监管要求。任何经济金融形态都需要在监管框架下有序发展，互联网金融也不例外，因此，相关监管体系需要建立并完善起来。二是要有风险控制能力。互联网金融的自我约束和自我风险控制机制应该如何建立，这是一个技术难题。目前，金融业盈利机制建设比较完善，而风险控制机制则相对薄弱；大家往往倾向于关注利润，而难以察觉潜在的风险。利润当期性与风险滞后性这种错配在金融业的经营中一直存在，因此，风险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也是金融活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金融安全关系经济社会稳定大局。目前互联网金融形态只是初具雏形，在监管认定、风险控制、信用体系等多方面存在问题，盲目冒进可能放大经济和金融风险。因此，银行发展互联网金融，要从零开始，循序渐进，在业务发展中逐步建立和完善风险约束和控制机制。在实现路径方面，我认为可以分三步走：首先，依托互联网建立支付中介平台，开展与其他资质良好的金融机构、通信运营商、第三方支付公司、企业等的广泛合作，通过丰富平台服务内容，向用户提供一站式的支付服务。在支付领域中，风险控制的重点是建立实名制、身份认证、明确参与各方权责与资金安全保障机制。其次，要做信用中介平台，为资产管理业务服务，实现理财等金融产品以电子渠道为主进行销售。当前金融市场形态多样、交易活跃，各机构之间的协调发展有更广阔的空间；银行应借助在资金、渠道、客户、风险管理、IT系统等方面具有的优势，突破原有的独立商业模式，通过信用中介平台的方式打通多元化融资渠道，丰富理财产品线，同时依托平台提供的实时动态，将资金流与信息流加以匹配与管控，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控制。最后，做信贷中介平台，先从小额做起，推进实现小微企业和个人通过信用积累获得资金支持的渠道，为他们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在信贷平台上，通过整合挖掘企业和个人的实时交易数据和信用记录信息，可实现对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三流合一”的综合管控，有效降低风险并提高互联网形式下的融资服务能力。
《》：多年来，传统金融模式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而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生儿，很多方面还不成熟，您认为如何做好互联网金融的信用评价体系？
牛锡明：做好互联网金融的信用体系既有利于提升银行自身的信用等级，又有利于推动全社会信用体系进一步完善。而从资金提供与需求的双方渠道来看，互联网金融对于信用体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要求更高；这一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依赖传统银行模式所总结的经验与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力。我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个是客户身份认定问题，即怎样保证客户的真实性。尽管互联网金融在信息透明度和交易成本方面有其独到的优势，但是由于在身份认定上采取非实名制，且缺少对于客户信息安全的保护机制，使得当前的网络信用环境无法与社会信用体系形成有效的对接，身份认定的障碍将影响信用体系的建设。
第二个是交易的真实性问题。互联网形式下的交易过程虚拟化程度高，真实性不易考察验证。如果资金流向记录与实物配送一一对应，严丝合缝，且交易额度不大，那么交易风险基本是可控的；但如果钱物分离、难以契合，金额也超出一般水平、明显扩大，就另当别论了。
第三个是反洗钱问题。互联网金融较高的虚拟性为洗钱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可能成为洗钱活动的新型载体；与传统意义上相比，网络洗钱更为隐蔽、全球化程度更高、成本更低廉。如果不能管控洗钱风险，互联网金融也将受到限制，难以健康发展。
《》：发展互联网金融无疑需要大量软硬件的配合，交行在硬件设施、人才储备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未来发展的难点还有哪些？
牛锡明：在互联网时代，只有在客户生活轨迹信息和企业内部运营信息等大数据的帮助下，银行才能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目前，商业银行发展互联网金融的难点就在于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的三者的有机结合。银行常年做资金业务，在资金流管理方面还有优势，但对信息流、物流重视不够，这“两流”的管理能力就相对较弱，特别是在外部合作资源和其他社会化资源的有效整合方面还不够深入；因此，除一些资金交易外，客户在生活和商务活动中还有大量的服务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银行服务客户的流程与客户生活和企业内部运营流程的深度匹配和整合也存在差距，还不能真正做到随时随地、全面综合地提供服务。
银行要发展成为互联网金融，就必须把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紧密结合在一个平台上；在现阶段，至少要把资金流和信息流紧密结合在一个平台上。目前，交行已与全国大型汽车厂商进行深度合作提供金融方案，根据全产业链、全资金链的特点，贯穿汽车生产、流通、销售全过程，全面整合产业链的上游部件供应商、中游汽车制造主机厂、下游汽车销售商和终端汽车用户，以及与汽车金融公司和财务公司合作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信息，为各参与方不同时间节点上的金融需求提供解决方案，实现企业金融、个人信贷和信用卡服务的全方位的跟进。
综合经营迎挑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深入，许多其他银行也在摩拳擦掌，希望在互联网金融上分一杯羹，让自己不成为“21世纪灭绝的恐龙”。交行要如何应对竞争中的挑战和机遇呢？
牛锡明：互联网爆发式的扩张变革了人们的消费习惯、打破了传统行业的运营模式，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冲击之下，商业银行也应主动出击、迎接挑战。
商业银行要有长期应对的思想准备。互联网金融以其独特的经营模式和价值创造方式，已经开始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形成直接冲击。网络支付、网购保险理财产品、网络平台贷款融资等等，这些在十年前还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业务现在都已成为现实。而今天，又进一步发展出了以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构成的互联网金融运营方式的雏形。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商业银行朝着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发展必然是长期的过程。
商业银行应该提升到战略高度来加以应对。互联网的渗透程度越发深入，线上和线下高质量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面对这一市场变化，互联网金融将为商业银行提供长期持续的发展空间和动力、是商业银行的重要发展方向。为此，商业银行要从战略高度重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现阶段就开始制定网络银行与实体银行协调发展的长期战略，利用互联网平台技术的互联互通、融合开放，打造全新的商业银行经营模式。
商业银行应该把金融平台和信息平台做成一个平台，在银行平台中，既提供金融服务，也提供信息服务。如交行推出的新一代网上商城“交博汇”，初步实现了以金融服务为核心，以网络信贷、供应链金融、要素市场等为切入点的平台，为企业客户提供全流程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为个人客户提供全面综合财富管理服务。通过“交博汇”，企业可以在十分钟内建立一个自己的网上商务平台，实现商品销售、企业采购、企业收款、品牌推广、在线促销、信息资讯、金融理财、融资授信等众多服务。
金融行业是一个几乎没有物流成本的特殊行业，未来的银行服务完全有可能，也应该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目前，交行绝大多数业务已经实现了电子化，各类业务已应用于电脑、手机平台，并通过价格服务营销等的策略鼓励客户只来一次网点。二十年后，商业银行将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以个性化服务为主，由客户自服务为特征的银行。
《》：在金融脱媒趋势明显的情况下，交通银行未来将如何应对或者顺应这种趋势？我们看到随着商业银行纷纷涉足保险、基金等业务领域，您是否认为，综合化经营将是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的必由之路，这里又如何构建多元化经营的风险防范机制？
牛锡明：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一直致力于综合经营平台的建设。交行在1987年重组时就获得经营综合性业务许可，旗下曾经拥有一家证券公司和一家保险公司。长期以来，交行在香港的证券等非银行子公司一直保持营运，积累了丰富的综合经营的经验。近年来，交行在境内又率先走上了综合经营的探索之路，取得了飞跃发展。截至2012年末，交行共有6家非银子公司，覆盖基金、信托、租赁、保险等行业。子公司年末资产总额达835.68亿元，较年初增长43.9%；管理资产规模达2505亿元，增长65.4%；实现归属母行净利润11.3亿元，同比增长11.5%。更为重要的是，交行综合化经营实现了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深刻转变，已经开始由集团扶持步入反哺集团的综合回报期，战略协同效应初步显现。
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总结范文4
关键词：大而不倒；发展沿革；解决方案；系统重要性机构
JEL分类号：G18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2-0034-05
本文以美国为典型案例，梳理“大而不倒”政策确立以来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其利弊得失。进而总结危机后国际组织和部分金融业发达国家提出的解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政策措施，并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我国监管当局汲取西方国家教训，加强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大而不倒”政策演进的历史脉络――以美国为样本的分析
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和“大而不倒”实践的诞生地，美国金融业近年的发展为研究“大而不倒”问题的发展沿革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总的看来，大而不倒问题在美国的演变经历了如下五个阶段：
(一)“大而不倒”政策的确立
“大而不倒”政策的确立始于1984年对当时全美第七大存款银行大陆伊利诺伊银行的救助。为使大陆伊利诺伊银行摆脱困境。美联储提供了大规模流动性救助，同时该行根据1950年联邦存款保险法获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供的债务担保支持，即对该行所有存款实行保险金额覆盖。
上述政策引发巨大争议。反对者认为，理论上“大而不倒”政策实践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一方面，它促使大银行形成从事更大冒险活动的激励。因为“大而不倒”政策向大银行提供了一种其无论从事何种程度的风险活动都不会倒闭的隐性担保。另一方面，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还体现在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隐性担保。使存款人打消监督银行的念头，促使银行有机会单向赌博。二是“大而不倒”会造成大银行和小银行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由于受到“大而不倒”的保证，大银行可以比小银行从事更大的风险活动，从而有可能获得更大收益。向存款人和债权人暗示大银行不会倒闭，也能以更低的成本吸引更多存款。
(二)“大而不倒”政策的初步修正――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增强法》的通过
为限制“大而不倒”政策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控制救助成本，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存款保险增强法》，一是规定救助存续银行和处置问题银行必须符合“成本最低”原则的要求，并详细规定了成本最低的处置程序。二是建立了商业银行特殊处置机制并授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实施该机制。然而，直到2008年本次金融危机之前，该机制并没有在处置“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中得到过使用。理论界普遍认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增强法》在纠正“大而不倒”政策上很不彻底，1997年，时任明尼波利斯联储主席建议应进一步修改立法，引入损失分担机制，明确对大型银行实施救助时，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只能按照债权面值的80％或者当时市价孰高原则确定赔偿支付金额。
(三)“大而不倒”范围的突破――1998年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1998年美国著名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发生流动性危机，由于该基金杠杆率过高、衍生品头寸规模过大、交易对手众多，为避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纽约联储被迫发动LTCM的主要债权银行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一做法既在实践中拓宽了“大而不倒”政策的适用范围。使其从银行拓展到非银行金融机构，又在理论上拓展了理解“大而不倒”政策的新维度。由于危机爆发时资本规模不超过50亿美元，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自身规模并不大。但由于在一系列衍生产品市场充当主要交易商，与多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形成紧密的交易对手关系，面对自身流动性危机时只能大量抛售资产，监管当局认为，如任由其破产，将会引发整个金融体系的链式反应并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一现象被称为“太关联而不倒”。
围绕纽约联储救助LTCM引起了巨大争议。反对者认为动用公众资源救助一家追求高盈利、承担高风险的私人对冲基金非常不合情理，且将金融安全网的覆盖范围无限扩大，会进一步增大道德风险。联储和银行业高级管理者对此质疑进行了解释：一是对引发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担忧是促使联储采取行动的最主要原因；二是联储只是间接实施干预，在救助过程中只是充当“正直的经纪人”角色，并没有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债权人讨论合约条款和救助条件。。
(四)“大而不倒”政策的全面实施与检验一2007－2009年金融危机
在应对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国监管当局在运用“大而不倒”政策救助金融机构时可谓一波三折：从2008年3月救助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引发争议，到2008年9月放任雷曼兄弟破产触发全球金融危机，随后动用问题资产修复计划(TARP)基金等大规模救助大型金融机构。一方面，“大而不倒”政策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功效以反面的形式(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凸显：另一方面。大规模救助私人金融机构使政府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可能引发债务风险：而接受救助金融机构继续向高管发放巨额奖金的做法，则在触怒公众的同时，充分暴露了“大而不倒”政策引发和鼓励道德风险的内在缺陷。
(五)危机后的全面反思
金融危机后，美国展开了对危机以及“大而不倒”救助措施的反思。一是在政策的适用范围上，本次金融危机表明。“大而不倒”不仅可能出现在传统银行领域，在金融市场高度关联、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发达市场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非金融机构都存在倒闭的风险而要求救助。二是对大型金融机构不加限制的无条件救助存在一系列严重危害：第一，上述机构的存在削弱了审慎管理风险的动机，同时给政府创造大量或有负债，由此放大了系统性风险；第二，大而不倒机构的存在会扭曲金融业竞争关系。美国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与小银行相比在融资成本方面至少享受70个基点的优势；第三，对大而不倒机构的待遇降低了公众对金融体系公平竞争的信任。
总的看来，“大而不倒”问题在美国的演变历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与美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产业结构的变化紧密联系，上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突破1933年银行法确立的分业经营原则、走向混业经营这一趋势极大地促进了大型银行的规模扩张：二是实践中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从起初适用于11家大型存款银行逐步放宽到适用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
冲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是含义日益丰富，从单纯以规模为依据判断危害性的大小，到综合考虑关联程度、可替代性、复杂程度等多种因素；四是“大而不倒”政策所引发的救助成本过高、道德风险过大等负面效应日益凸显，采取综合性一揽子政策措施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已刻不容缓。
二、危机后“大而不倒”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国际组织的建议
在国际层面，危机后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积极推进系统重要性机构(svstemically ImportantFinancial Institutions，以下简称SIFIs)监管政策的研究。巴塞尔委员会认为，SIFIs的监管主要有四个目标：一是减少倒闭的可能性；二是减少负外部性的规模和冲击程度：三是减少政府救助所引起的公共资金的投入和纳税人负担；四是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防止系统重要性机构利用“大而不能倒”地位获得不公平利益。经过历时将近两年的讨论，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初步研究制定了识别和评估SIFIs的方法论，并提出一系列加强SIFIs监管的政策工具。2010年10月20日。金融稳定理事会了《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政策建议及时间表》的报告，初步提出了加强SIFIs监管、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总体政策框架和相关具体建议。
1、要求系统重要性机构应当具有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
金融稳定理事会提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当具有较高的损失吸收能力，包括要求银行采用资本附加或应急资本或自救债务工具等可用于提高其抵御损失能力的资本或其他工具。目前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均已基本达成共识，拟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资本附加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同时提出，各国政府可以考虑采用其他政策工具来加强对SIFIs的监管，包括流动性附加、大额风险暴露限额、金融机构税和结构性措施等。
2、强化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
2010年11月1日，金融稳定理事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强度与有效性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围绕如何提高监管强度、确保监管有效性提出了32条建议。其基本原则是：各成员国监管当局应当有权根据系统重要性机构对金融体系的风险影响，采取有区别的监管要求和监管强度。各项建议具体分为四大部分，一是要求监管当局应有适当的授权、独立性和资源，可以独立采取监管行动，并获得足够的监管资源(数量和质量)以确保监管行为有效。二是拥有适当机制尽早识别风险并采取干预措施，纠正和防止系统重要性机构不安全和不稳健的经营行为。三是提升监管标准。改进监管方法。监管标准应当反映金融系统和金融机构日益提高的复杂性，对SIFIs应当运用更严格的监管技术。四是建立更严格的评估机制，评估者将根据修订后的更严格、更具相关性的监管标准实施评估，推动监管者提高工作质量，警示其监管流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最终提高系统重要性机构国际监督的有效性。
3、有效处置系统重要性机构的政策框架。
金融稳定理事会指出，各成员国应当建立有效处置系统重要性机构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全面的处置制度和处置工具。为此，各成员国应当推进法律改革。确保在不使用财政资金的情况下有效处置系统重要性机构，并通过建立股东和债权人按先后秩序吸收损失的机制，维持系统重要性机构关键功能的正常运行；应当指定专门的处置机构负责有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相关机构应当有FSB建议的权力和工具来履行职权；同时，还应当考虑建立以自救(bail-in)机制为基础的重组机制。二是建立有效的跨境处置协调机制。各成员国负责金融机构处置的部门应当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处置当局的合作，同时还应被法律赋予与国外当局合作和信息共享的权力。各成员国法律中不应有影响跨境处置的法律条款，如给予本国存款人相对于外国分行存款人的优先受偿权：将其他国家监管当局采取正式干预、处置或启动破产程序作为本国采取行动的触发条件，并在缺乏有效合作和信息共享的情况下单独行动等。三是建立有效的恢复和处置计划(RRPs)。相关监管当局应当有权要求金融机构对其法律和运营结构及业务实践作出调整，以确保恢复和处置计划的有效实施。东道国在决定是否允许相关金融机构开设分行、建立子行以及决定是否要求相关机构调整其经营方式时应当将可处置性(resolvability)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二)主要国家的政策方案
1、美国。
(1)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要求。
2010年通过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要求提高对资产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的审慎监管标准，新的监管标准必须包括如下内容：风险为基准的资本和杠杆率要求、流动性监管要求、全面风险管理要求、集中度限制(如限制对任何单一主体的信贷敞口)、压力测试要求、迅速处置要求、处置计划(生前遗嘱)和信贷敞口报告要求。在此基础上，监管当局可以根据需要，考虑实施如下限制性措施：或有资本要求、更高的公开披露要求、短期债务限额、其他的联储或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提议采用的审慎监管标准。
(2)组织结构监管措施。
在组织结构方面。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确立的“沃尔克”规则确立了如下三点监管要求：一是限制自营交易，但未完全禁止自营交易，而是允许商业银行为“做市、风险对冲和促进客户关系”从事自营交易，并可以保留利率和外汇掉期等衍生品交易；二是限制综合经营，但未全面禁止商业银行投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而允许银行以不超过一级资本的3％投资于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并且在每只基金中的投资不得超过该只基金募集资本比例的3％。三是对资产集中度的限制性规定，即在金融公司并购其他金融企业后，如果其并表总负债超过所有金融公司总负债的10％，则不允许开展此项并购。
(3)建立有序清算机制，结束“大而不倒”。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授予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接管即将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的权力，政府有权拆分出售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在原有银行破产清算规定的基础上，赋予政府监管部门对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破产清算的权力，对其采取安全有序的破产清算程序；银行的破产清算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负总责，经纪交易商的破产清算由证券交易委员会或美联储负责，保险公司的破产清算由联邦保险办公室或美联储负责。法案同时规定，只有在财政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全部同意的条件下，才能将大型金融机构置于破产程序下。
2、英国。
英国独立银行委员会2011年4月公布了《银行改革选择》中期报告，该报告指出为控制“大而不倒”问题所产生的负效应，应当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拥有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和，或更为简单而安全的结构。委员会同时指出，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损失吸收能力与结构化措施相结合的较为温和、适度的政策组合。
委员会指出，为提高损失吸收能力，应当明确如下前提：一是要求银行持有更多资本，二是明确在银行发生损失时应由债权人而非纳税人承担损失。基于上述考虑。委员会认为所有在英国运营的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要求都不应低于10％，其资本构成包括股本和确有损失吸收能力的债务工具。关于危机时的救助工具。委员会认为应急资本和自救债务工具都能提高银行的损失吸收能力，从而有助于实现损失分担而不必进入破产程序。由此便利有序和有效的处置失败的问题银行，并控制抵押品的损失规模。与此同时，将存款人的清偿顺序置于其他无担保债权人之前，也有利于提高损失吸收能力和银行运营稳定性。
关于结构化改革，委员会认为：不同的银行业务都具有风险，但其所带来的政策挑战并不相同。对关键的银行服务而言，零售客户并没有有效的替代选择，因此必须采取措施避免系统失调并确保其持续运营。与此相反，批发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客户一般有更多的选择，也更有能力自我保护。因此有必要以适当方式实现零售银行业务与批发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分离。
3、瑞士。
(1)更严格的资本要求。
瑞士金融监管委员会的最终方案规定，一是基于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相关市场份额的考虑，瑞士信贷和瑞士银行两家机构在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下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19％。二是规定风险加权资产的10％以上必须以普通股形式持有。包括实收资本、已披露储备和做了相应监管扣除之后的留存盈余等。三是资本缓冲的一部分(最高为风险加权资产的3％)和累进资本部分可用可转换债券形式持有。当上述两家银行的普通股比重降至事先确定的标准之下时可以自动转化为股本。
(2)有关组织结构的监管要求。
考虑到银行组织结构方面的监管措施会显著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瑞士金融监管委员会强调监管措施的设定应遵循辅助原则，即每家系统重要性银行有义务确保自身组织结构可以在危机时确保持续发挥系统重要。相反，如果一家银行无法证明自身有能力维系系统重要，监管当局将下令要求银行采取必要的结构性调整措施。
在具体政策实践中，应一并考虑资本和组织结构监管措施的影响。如果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比率低于某一特定水平。应急计划将被触发，系统重要将在短时间内被转移到新的法律实体中，以此确保应急计划得以在较为充足的资本基础上得以实施。如果银行超过最低组织结构要求并由此改善可处置性，则将被给予降低累进资本要求的奖励。
综上所述，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的主要政策目标是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并恢复市场约束、降低道德风险。其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建立有效的处置机制和程序，确保有问题大型金融机构能被安全、快速地予以处置；二是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应当具有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三是对大型金融机构加大监管强度和力度；四是强化金融基础设施以减少风险传染；五是各国监管当局根据需要，认为应当采取的其他监管措施。
三、加强我国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政策建议
(一)强化系统重要性银行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夯实监管基础
我国监管当局应当结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出台的相关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国际标准和我国银行业监管实践，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在集团层面风险偏好设定、风险管理政策、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和集团内外部不当交易等方面提出明确的监管要求。同时，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董事和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和董事会尽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促进商业银行提升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水平。
(二)事前结构限制与事后成本监管并举，完善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标准
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既要通过事前结构化限制措施，防止银行过大、过于复杂、风险关联程度过高，又要通过事后的风险监管和资本要求，控制银行的风险水平，提高其风险抵御能力。监管当局应继续坚持有效市场隔离的原则，推进防火墙建设。防止风险跨市场传染；审慎推进综合化经营，严格准入审批和事后评估，有效控制跨业经营的风险：积极完善结构化预防监管措施，根据风险水平高低，有层次地限制开展高风险业务和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控制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复杂和关联程度；同时有针对性地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更严格的资本、流动性和大额风险暴露要求，将其风险控制在可承受水平，提高其风险抵御和抵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