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服务型经济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服务型经济范文1
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服务型经济范文2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行政人员；伦理困境；解决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014-02
从“政治统治型政府”到“经济建设型政府”，再到“服务型政府”理念的确立，不仅意味着实现政府模式的转变，更意味着作为政府运行中的行政主体即行政人员必须加强其自身的伦理道德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中不仅面临着制度、体制等因素的制约，也存在着严重的行政人员伦理困境的制约，只有清晰分析行政人员的伦理困境，加强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创新服务方式，最终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行政人员伦理困境
服务型政府顾名思义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以民为本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公共性的本源价值要求政府应以公共利益最大化，提供公共服务最优化，服务型政府公共性中所蕴含的伦理内涵，公正、责任、以民为本等最终将落实到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建设中。即行政人员在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应是公正、负有责任且以民为本，但现实是行政人员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首先存在着伦理困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行政人员“公共人”伦理价值理念较为模糊
服务型政府的本源价值是公共性，因此，行政人员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主体本身应是“公共人”，“公共人”侧重于行政人员的价值判断，要求行政人员在道德价值取向上做到公益至上，在面对价值利益抉择时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公共价值导向，这既是服务型政府公共性的要求，也是行政人员所从事的职业属性的要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行政人员根本没有公益至上这一伦理价值理念，而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其追求目标，利用手中权力谋一己私利，追求物质享受，没有职业理想。不顾社会责任，在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上，只注重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不顾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急功近利，做表面工作，更难体现行政人员的公平、正义。
（二）行政人员的责任伦理在践行中存在困境
所谓责任伦理主要是指一种事先的行为选择，是自我的选择甚至斗争，和事后对他人的动机论和效果论的评价不同，履行“责任伦理”最重要的就是顾及后果或至少可预知的后果，这样，就要选择恰当的手段行事以达到或避免这后果[1]。为此，行政人员应以公共责任的合伦理性和行政结果的公正合理来采取事先正确的行为和恰当手段对人民负责。然而由于行政人员肩负多种责任――对上级组织负责、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同时又扮演多种角色――社会公民、行政人员、家庭成员，这使得行政人员经常陷入责任选择的困境之中，特别是当所在组织与人民利益相背离，个人家庭利益与组织利益、人民利益相背离时，作为行政人员若没有坚定的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伦理，是很难在责任选择困境中做出正确、理性的行为选择。
二、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行政人员伦理困境原因分析
行政人员内心道德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可预知性，价值导向的不明确性等都将导致行政人员在伦理价值理念及实践中产生伦理困境，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导致行政人员伦理困境的原因可归结为客观行政环境及主观人的因素两个方面。
（一）行政环境转变划分出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导致行政人员伦理价值理念定位纷争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几乎占有所有社会资源，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高度统一，个人没有自利的能力，且那时利益差距呈现平均化，个人也缺乏自利的意识，也就没有形成激烈的利益冲突。市场经济时期，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了个人、企业、组织等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差距及冲突日趋明显，人们在金钱、物质和利益等面前踏破道德底线。此时政府虽从社会资源配置主导地位中撤出，但仍可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主要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运行，由此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已明确划分的情形下，在公共领域中从事公共事务的行政人员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为由，在较少受到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更加有力地，追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而不顾及公共利益[2]。
（二）行政人员自身因素导致其责任伦理践行困难
行政人员自身角色的多重性所引起的在运用权力时的职权冲突及最终所表现出的利益冲突，无疑会使他们陷入冲突选择的伦理困境之中。此外，由于市场经济初期各项制度的不健全及容许必要的行政手段宏观调控经济发展，因此，行政人员在决策时也就拥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自由裁量权的合理使用是需要行政人员具有相当的能力作为支撑的，例如，刘华涛在《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能力需求》一文中所提出的整合能力、法治能力和回应能力，很明显这些能力并不是所有行政人员都能很好具备的，而当行政人员的能力有限时，决策中的伦理困境也就难以避免。同时，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行政人员的行政道德素养也有高低之分，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社会公益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而产生的从众心理甚至是同流合污等，这些行政人员自身的因素都将导致其在责任伦理践行中处于伦理选择的困境之中[3]。
三、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行政人员伦理困境的解决路径
依据上文所分析的原因，要想解决行政人员的伦理困境就必须对行政人员的客观行政环境进行外部的调整，对行政人员主观的自身因素进行内部的改造，由此内外结合才能真正解决行政人员的伦理困境。
（一）客观行政环境的外部调整路径
外部调整主要是指通过运用法律、制度的完善优化行政环境，使行政人员处于长效机制保证及强有力的外在监督之中。首先，加强行政伦理的立法工作。将基本的、普遍的伦理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制度，使其具有与法律同等的地位和权威，塑造构建威严的行政人员行政伦理的尺度和标准，加强行政人员对行政伦理的认知和遵守，以法律制度的刚性来维护行政伦理的柔性。其次，成立行政人员责任伦理评议机构，构建责任伦理评价指标和考核体系。在行政人员的任免、升降等行为中引入行政伦理的奖罚机制，褒扬行政善行，惩罚行政恶行，引导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趋善去恶。明确责任伦理评价指标和考核体系，依据对行政人员行政行为的监督考察，对其行政伦理划分等级纳入行政人员绩效评估体系中，作为行政人员职务升降、奖金分配的重要依据。最后，完善对行政人员行政伦理的司法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英国著名思想家赫胥黎指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并非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出自对同伴舆论的畏惧”[4]。权力的正确行使需要强有力的外在监督，对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可建立政府伦理道德办公室，专业负责行政人员伦理价值方面的问题，及时发现不法行为并给予相应惩罚，透明公开也可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建设社会公众监督体系，社会公众是行政人员服务的对象，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需要广大公众的热情参与，社会公众有权对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做出评判，将公众的满意度列入行政人员的绩效考核中，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行政人员公平、公正的行使公共权力。为此，可通过媒体、网络等多种渠道采用听证、检举等形式，倾听公众心声，获取可靠信息，发挥社会公众舆论和民主监督的作用。
（二）主观自身因素的内部改造路径
内部改造是指对行政人员内心的伦理价值和伦理准则的树立，使其在外在法律制度不完善及监督力度不强的情况下也能从事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休谟曾说，普遍的美德与优良的道德是一个国家人民的幸福所要求的，这种美德永远不能从最纯粹的哲学原理中得到，也不能从最严格的宗教训诫中得到；美德的获得完全来自人们年轻时所受到的美德教育，来自于严明的法律和制度的结果[5]。因此，在进行客观行政环境的外部调整时，内部改造就是对行政人员进行伦理价值观教育，使其具备完善的行政人格。行政人格是指行政人员的伦理尊严、伦理规范、伦理品质、伦理境界依据职业要求和角色规范在公共行政领域中行使公共权力、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共行政伦理价值而形成的道德意识、职业责任、职能结构的统一[6]。为此，应首先明确行政人员的公共性，行政人员是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的特殊群体，公益至上是其应具有的伦理价值观，彰显公平、正义，行政人员要平等对待每一名公民，尊重公民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其次强调公共责任，强化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责任本就是行政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在民主政治环境中，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因为公共管理者承担这种责任，公共管理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7]服务型政府是一个负责的政府，行政人员对公众负责毋庸置疑。在公共行政中，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又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道德责任可以激发行政人员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良心，可有效避免行政人员逃避责任等现象的发生，一个有道德责任的行政人员必定会做到公平运用公共权力、公正执法，做到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公益至上原则。具体可建立完善的行政人员培训体系，定期对行政人员进行现实榜样的廉政教育，也可鼓励行政人员到基层接受锻炼和考验，体验百姓生活，了解百姓需求，解决百姓困难，在实践中树立公益至上的伦理价值观。
参考文献：
[1]何怀宏.政治家的责任伦理[J].伦理学研究，2005（1）：10-13.
[2]黄晶梅.浅析中国政府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J].长春大学学报，2013（1）：76-78.
[3]袁和静，张英魁.基层公务人员责任伦理的现实困境与规制对策[J].理论导刊，2010（10）：21-23.
[4]唐凯麟，龙光海.个体道德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239.
[5]杨冬艳.论公共行政人员德性正义的实现困境与路径选择[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55-60.
服务型经济范文3
关键词：山西 服务贸易 现状 对策
中图分类号：F7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9-192-01
作为一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反映了一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经济阶段。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一国或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是该国（或地区）国民经济实力体现的重要标志之一。提升服务业的竞争水平、加强服务贸易的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竞争的焦点和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名列全球第四位，但服务出口额占整个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及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服务贸易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山西作为内陆省份，服务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山西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服务贸易总体呈现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但由于受到山西资源型经济特点的影响，山西服务贸易的发展较落后，竞争力水平较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未能得以充分发挥。近几年来，借助于经济的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山西积极探索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途径。为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并建立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大力促进服务的“走出去”和“引进来”。2009年，山西的服务贸易额达到了11.5亿美元，同比增长15％。但从规模上来看，依旧偏低，所占全国比重仅为0.4％。与全国、与发达地区相比，总体上比较滞后，最突出的问题表现为发展不足。从服务贸易部门来看，主要集中在运输保险、旅游、建筑服务业等传统部门，旅游服务业、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等居于主要地位。2011年全省接待海外旅游者155.3万人次，同比增长19.8%；旅游外汇收入5.7亿美元，同比增长22.1%。全年全省对外经济合作新签合同额4.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0亿美元。而涉及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如金融、保险、会计、咨询、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等项目很少，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甚至一度处于空白状态。虽然近年来太原高新区建立了服务外包平台，但由于建设落后一直无法达到服务外包出口基地的要求。服务贸易发展不足与山西服务贸易管理滞后有着很大关系。一直以来，山西对外服务贸易立法严重滞后，缺乏关于服务贸易的一般性法律。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较多的政策性约束，透明度低，缺乏对服务贸易的完善、准确的统计，难以反应出服务业在山西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利于决策机构准确制定发展服务贸易的战略，难以形成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
我国加入WTO以来，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旅游、交通等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为山西省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当前又逢山西经济的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之际，更有利于山西服务贸易向更高层次的提升。山西应积极把握这一契机，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突破口，大力加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升服务贸易竞争水平，以推动山西开放型经济的健康、全面、有序发展。
首先，要制定科学的产业支持政策，加大对服务业的政策倾斜。营造公平开放的政策环境，取消各种限制服务业发展的各种不合理规定，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激励服务竞争，引导省内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发展服务贸易。同时，改革和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设立专门的机构，加强对服务贸易统一协调和综合管理。
其次，要加大对国际服务贸易企业尤其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完善财政、信贷等优惠措施。当今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以高新技术为核心，以技术进步为动力，包括金融、会计、保险、咨询等在内的行业迅速发展，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竞争也日趋激烈。山西应积极发挥自身的传统优势，稳步发展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密集型服务贸易，包括旅游、劳务输出和建筑服务等。同时应加大培育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包括金融服务、保险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等。这些部门具有技术和知识含量高、附加值高、环保节能等特点，符合山西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要求。在山西而言，这些部门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可以形成后发优势，能有力的促进山西经济的跳跃式增长。
第三，打造山西服务业的国际品牌。品牌的效应对于企业甚至于对于一个行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代表和反映企业和行业竞争力水平的高低。但是，品牌的培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依赖于持续的投入、不断的技术创新。因此，政府要加大对技术创新的鼓励和支持，有重点的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加强研发投入、重视品牌建设、掌控关键技术和特色技术，逐步建立和增强在设计咨询、技术转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信息技术、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贸易行业方面的竞争力，为山西经济的转型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最后，鼓励企业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在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服务业的转移占有着重要地位。山西应及时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和配套措施，鼓励省内有实力的企业积极承接全球外包服务项目。引导省内企业通过多种途径，包括但不限于新设、并购、风投等多种形式参与到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过程中。通过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积累国际服务贸易的经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逐步提升山西国际服务贸易的水平。
此外，省内企业应充分利用我国目前已经建成并实施的自贸区的便利，在境外开展服务型投资。通过在当地设立采购、分销、物流、金融、旅游等服务机构，不仅能够为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服务，更为重要的是也能够促进服务型企业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裴瑱.顾客满意度及其提高途径[J].企业活力，2004（11）
2.郭燕，黄大志.孙延臣.顾客满意、顾客忠诚及提高顾客忠诚度的途径探讨[J].企业活力，2006（7）
服务型经济范文4
一、转型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整个世界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面临新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所遇到的新挑战，即在受到碳排放约束的条件下，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创新型经济，以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城市从“制造型”向“服务型”的整体转型发展。
我国“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指出，要认清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确立以经济方式转变为重点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国民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二、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发展新主线
1．经济转型案例分析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城市转型才能带来城市新生，这是城市发展进步的普遍规律。
首先来看世界范围内城市经济转型的几种基本模式。
“以资源为主导的城市”转型成为“文化旅游胜地”。夕张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日本著名的“煤炭之都”。其地处山区，以煤炭为支柱产业。基于长期出产煤炭的历史背景，该市策划了一系列以“煤”为主题的旅游景点：煤炭历史村、煤矿生活馆、煤矿历史馆等，通过模仿和复制，再现了采煤现场。同时还增设游乐场，并依托冬季多雪的自然条件，修建了滑雪场。产业的转向，使得夕张由“煤炭之都”成功转型为文化旅游胜地，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发展。
“传统工业城市”转型成为“文化创意中心”。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原动力的途径之一，而文化创意也越来越成为许多西方城市的核心功能。20世纪末，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国家，开始积极通过创意产业推动城市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换，伦敦就是文化转型的典范。自20世纪末，原本是传统工业基地的伦敦，开始大力发展网络数字、动漫游戏、出版传媒、广播影视、演艺娱乐、文化旅游、会展博览、创意设计等文化产业，成为进入新世纪后的“世界创意和文化中心”。
“制造基地”转型成为“总部基地”。同样是经济转型，新加坡则走出了一条以总部经济促发展的道路。新加坡政府在积极支持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着重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入驻，力促现代服务业发展，成功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06年前后，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瑞典伊莱克斯电器公司、英国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等为代表的8家国际企业的进入，不仅带来了大量资金、先进科技、管理经验和优秀人才，还吸引了多家银行的入驻，使新加坡逐步走向世界，成为全球企业总部之都。
再看国内。目前，国内已有多个城市积极进行了相关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陆续拉开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线的城市转型的序幕。
陕西西安。曲江新城的建设开发抒写了中西部城市文化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辉煌。围绕大唐文化为中心，曲江新城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娱乐休闲、文化创意等文化产业，集文化、旅游、休闲、创意开发为一体，使得古城成功转型，焕发出勃勃生机。
江苏太仓。依托现代农业和特色文化，发展以生态农业为主题，太仓建立了以教育、休闲、交流为主要功能的现代农业园，成功打造了以生态农业为主题的生态、休闲、观光、交流于一体的长三角生态农业旅游核心区，开创了独特的“1+3”发展模式，成功带动了城市经济转型大发展。
上海杨浦。依托周边高校，上海杨浦区积极实施转型发展战略，确立了以现代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成功完成了旧城转型升级，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发展。通过重新布局规划，以五角场为中心的商业、商务、研发设计、教育、文化创意集聚体正日益发挥着对当地经济的辐射作用，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
2．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发展新主线
通过对国外先进转型模式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进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即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主线，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目标，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文化旅游、文化创意、高科技等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在都市区实现服务业的集聚发展，以此带动经济的跨越发展。可以说，现代服务业是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加快城市发展转型的现实选择，是城市经济转型的主线。
三、以现代服务业促进经济转型的若干思考
现代服务业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新主线，在新形势下，紧紧把握这条主线，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
1．加强资源互动交流，打造对接平台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区域经济开始逐步发挥重要作用。作为经济发展的新主线，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商业、旅游、咨询等众多行业，信息与商机的及时性是其发展的基础，这就要求区域之间加强互动交流，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实现共赢协调发展。各城市应重点加强诸如土地、能源、人才、商机等要素的自然流动，积极引导城市间建立合作协调机制，加强资源互动交流，打造商机交易交流平台，形成资金、人才、能源的对接机制，强化各城市间的合作发展，形区域融合发展的态势，壮大区域整体经济实力。
2．先进地区与中西部城市分工协作，联动发展
在“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充分发挥发达城市与中西部城市协同发展的网络作用，建立产业分工协作的联动关系，一方面可以使中西部城市在立足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与先进城市的无缝对接――形成商品、劳务、能源、投资、服务、产业、人力资源上的全面、有效对接，另一方面也可有效解决发达城市能源、土地等资源的不足，发挥发达地区先进发展模式、管理理念、技术的输出作用，形成中西部城市与发达地区的联动发展局面，推动现代服务业在全国范围的共赢发展。
3．借力专业机构，加强规划引领，优化空间布局
现代服务业的重要载体是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具体可以有“商务区”、“经济开发区”、“产业城”等多种形式。然而一些城市并没有根据自身资源环境、区域特色，发展适合的产业，而是在产业功能、结构、模式上趋同，重复建设严重，针对性不强。
在产业载体建设的过程中，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规划，借力专业机构，依托其强大的专家团队和专业机构联合体，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规划，突出当地特色产业，使载体建设与文化、旅游、高新技术、商贸、商务等有机结合，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合理布局产业，真正发挥产业载体对当地经济的引领作用，促进经济联动发展。
4．以建设产业集群为重点，着力打造现代服务业聚集区
鉴于现代服务业对于推动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宽放活发展政策，消除体制机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现代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服务型经济范文5
这是江阴市第三家诺奖得主研究院，在周铁根看来，尽管江阴县域经济发展比全国其他地方“走的早了一些”，但也提早进入了转型提升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科技人才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而“诺奖得主集聚计划”就是江阴在转型升级中紧拥不放的一次战略性任务。
引进海内外高端人才，这只是江阴引导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亮点。近年来江阴进一步以产学研合作战略为抓手，强化人才引领、科技支撑，为企业转型牵线搭桥;在资本市场中，发挥政府金融服务的巧手作用，带动一大批本土企业上市融资。而面对越来越多元化的产业趋势，江阴政府严守生态底线，倒逼企业转型升级。
“一个企业家的经验、阅历还毕竟有局限性，需要政府帮他们去拓宽思路，营造良好的转型创业环境，这时政府一定要有所为，而企业在具体经营过程中，政府就只需要做好他们的服务员。”周铁根接受《小康》专访时表示。
向江阴“智造”转型的产学研“推手”
在传统制造业日趋低迷的现实情形下，江阴积极主动应对，从加工制造向研发创造，从资源依赖向科技依托，逐步实现了从低成本优势向科技创新优势的转变，“江阴制造”正努力向“江阴智造”迈进。这其中，政府牵头的产学研联盟适逢其时且成效显著。
“我们给企业提供菜单，企业自己选择与未来发展适合的‘菜’，然后我们做红娘，为企业与高校之间搭建技术创新平台”，江阴市科技局副局长俞均彦这样比喻政府在产学研联盟中的作用。
在江苏南农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成看来，通过区域产学研联盟的牵线搭桥，企业走出了转型升级瓶颈。2003年南农高科刚起步时发展迅速，然而由于缺乏研发能力，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此时周成特别希望权威专家能参与到新产品研发中，但仅仅通过企业一己之力，很难与高校搭线合作。
不久后传来一个好消息，在江阴市政府牵头下，江阴区域产学研战略联盟成立，南农高科与南京农业大学签订了“动物用生物制品研究与开发”合作合同，由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姜平担任课题组领头人，南农高科分年度提供总金额300万元经费支持课题组进行兽医生物制品的研发，研发成果双方共享，并优先、优惠转让给南农高科。
2010年，由姜平团队研制的南农高科的圆环病毒灭活疫苗问世，这种新型有效疫苗很快得到了国内外畜牧业的关注。此后南农高科又分别与南京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扬州大学和北京农林科学院畜牧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其中南农高科与扬州大学合作研制的“新城疫重组病毒灭活疫苗（A-Ⅶ株）”作为新型禽苗产品，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极大提高了南农高科在行业中的竞争力，达到了企业与高校双赢的目标。
在产学研战略联盟中获益的不仅仅是单个企业，一批同类企业都从中尝到了甜头。
江阴市华士镇的铝型材工业集中区，每年的生产规模超过50亿元，但生产自动化水平一直较低，在人力成本飙升的现实背景下，恒杨铝业公司作为铝型材生产企业的代表，于2013年6月率先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常州装备制造研究院的自动化生产线装备制造技术公司吴湘教授团队开展了铝型材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工作。这个项目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每年可以为企业节约至少200万元的人力成本。其他企业随后纷纷效仿，为华士镇实现铝型材产业的技术升级和改造创造了条件。
目前江阴区域产学研战略联盟已拥有200家国内外著名高校院所，以及1000家江阴重点企业的成员单位，在产学研平台上，企业都可以定期查看到工作人员推送的最新科研信息、科技成果合作项目，“可以说，江阴产学研活动真正步入了专业、智能、高效的信息化新时代。”俞均彦说。
不过，在俞均彦看来，简单的搭台只是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初始效用，如何从产业链全方位纵深切入，创导建立新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才是扶持企业长盛不衰的法宝――2013年6月，江苏省工业余热利用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江阴正式成立，这是江阴成立的第3个省级以上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这当中不仅有省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还有余热利用装备产业骨干企业，更有上下游配套企业，通过政府精心整合，共同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并通过成果产业化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俞均彦表示。
“巧手”服务“江阴板块”
江阴人流行一种说法：当企业家不牛，当 “资本家”（企业上市）才牛。
在这片有着资本运作基因，只占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上，目前已诞生了35家上市公司，36只股票，其中境内上市公司23家，境外12家，江阴已成为国内资本聚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在资本市场上形成了独特的“江阴板块”。“江阴板块”使得资本运作成为当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特殊模式，并不断被复制。
在“江阴板块”活跃的背后，江阴政府一直致力于充当“引导服务”角色，1996年江阴市就在江苏率先成立企业上市指导小组，2003年成立上市办公室，重点帮助企业解决产权、社保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同时对企业家进行资本运作的培训，江阴很多企业都对上市跃跃欲试。
“对于政府来讲，企业上市不仅能给地方带来稳定丰富的税源，也对地方经济结构转型有巨大拉动作用，利用优秀上市公司集群，构筑新兴产业集群，引领江阴向新型高科技产业集中发展”，江阴上市办徐天兵对《小康》记者表示。
为了鼓励企业上市，江阴市政府制定了IP0和新三板挂牌激励政策，详细规定了企业在上市或“新三板挂牌”过程中应该享受的各类扶持政策，包括现金奖励、规费减免，审批绿色通道等。近年来江阴已将“新三板”挂牌的财政奖励从2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激发企业上市热情，让企业登陆“新三板”的“最后一公里”变得畅通有序。与此同时，上市办梳理100家上市后备企业、100家新三板后备企业，从而一手抓上市、一手抓后备培育，极大丰富了“江阴板块”的能动性。
江阴市新昶虹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7日正式挂牌“新三板”，这是江阴今年以来第四家在“新三板”上市的企业。目前，企业研发了8年的新型环氧丙烷产品已经进入千吨级中试阶段，而通过此轮募资预计可以获得4亿元资金，为其下一步产业化打下了基础。
虽然企业上市融资方式众多，但企业主有时并不能选择符合自身情况的上市途径。徐天兵表示，尽管A股上市周期长、监管力度大，但募集资金量大且运作费用低，肯定是企业上市的主要路径，对于一些达不到国内上市要求但融资需求强烈的企业，上市办会组织他们到境外上市，直接从国际资本平台融资，使企业得以在更高起点继续发展。除此之外，上市办还深入研究“借壳”上市的途径，引导有条件的企业走买壳上市之路，学会借船出海。
引导企业上市是第一步，政府后续服务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上市效率与质量，“我们是上市、挂牌企业的‘娘家人’，必须严把券商等各类中介结构的选择关，尽量向企业推荐实力强、信誉好、变数较小的机构，甚至亲自到中介机构总部和曾经成功上市的企业进行了解考察。在确定中介后，还要继续保持跟进服务，指导督促。”徐天兵说。
企业挂牌上市进程中常常问题不断，特别是企业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会碰到房产权属、土地权属、项目审批等难题，江阴市通过创新服务方式，采取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的服务举措，千方百计帮助协调解决，尽量让企业不走错路、少走弯路，节约时间、节省成本。
污染“挡手” 绿色节能倒逼企业升级改造
一直领跑县域经济发展龙头的江阴，并非没有“后顾之忧”，长期以工业经济、传统加工制造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使得江阴土地、环境、资源矛盾日益突出，而百姓感受最直接的是――那一抹蓝天渐行渐远。
“江阴特殊的经济结构，使得环境治理的使命比其他地区都要艰巨。”江阴市环保局副局长浦强对《小康》表示，仅2007年到2013年年末，江阴市就关停了435家化工企业，今年年底前还将关停化工企业20家。
任何企业污染环境之举，都逃不过环保工作人员的眼睛。在江阴市环保局监控中心，工作人员用鼠标轻轻一点，江阴市所有重点污染企业的废气和废水排放情况立刻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这种被称为“电子眼”的现代科技手段，以污染源监管为核心，运用信息化技术和科技监管手段，帮助一线执法人员和业务管理部门更加有效地开展工作。
“在监控中心，如果工作人员从视频监控图像或在线监测数据上发现企业存在异常排放情况，可立即将相关信息通知环境监察人员，并及时赶赴现场调查和处理。”浦强介绍。
在江阴的每一个企业，都有环保部门评出的信用等级，并同时启用信用信息共享及失信联动惩戒机制，对于不同信用等级企业执行不同的信贷政策。对于黄色企业，环保部门将时刻“敲打”，银行将不再新增原有产品项目信贷资金，对于黑色等级，频繁的企业，则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连续两年“飘黑”的，企业将面临关停，对企业收回全部贷款，以此用经济制约手段，促进企业不断完善环境改造。
但倒逼并不是一棍子打死，即便企业一次被打入“环保黑名单”，并不意味着不能翻身。
“如果红色或黑色企业能切实花大力气整改到位，在企业申请修复的前提下，根据动态管理程序，政府及时为企业变色，对上调过等级的企业又被评为黄色以下的，不受理等级修复，以此惩戒之举促使企业加快升级改造。”浦强表示。
尽管企业环保有严格的评价体系，但是政府并没有机械地着眼于数据――华士有一家化工企业，每年的产出3亿多元，净利润达到三四千万元。这家企业的各项指标都在国标规定范围内，但当地百姓的主观感受却很差，经常因难以忍受气味而投诉，环保部门实地调查后果断决定，关停这家企业。
江阴新建项目都要通过严格的新污染源防控关――有氮磷排放的项目一律不批，10亿元以下新建化工项目一律不批，新上燃煤锅炉项目一律不批，超出区域环境容量的项目一律不批，不符合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的项目一律不批。
服务型经济范文6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服务转型；微笑曲线；发展路径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6.06
中图分类号：F127；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6-0024-06
The Choice of the Manufacturing Service Transformation Path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miling Curve
ZHANG Yuchuan，DAI Cheng，ZHANG Jinxin
（School of Business，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
Abstract： Regarding the lis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our study object， and select the fou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hose number of listed enterprise ranked the top four. This paper divides the nine provinces and two cities into three part， including upper reaches， middle reaches and lower reaches. Based on the smiling curve theory， it quantitatively studies the problem of the Choice of the Manufacturing Servic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the top fou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by subsectors and subregional analysis the 20122014 panel data of the top fou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listed enterprises， and drawing out the smiling curve map about the servic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the top fou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giving the choice dir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of service transformation of lis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 words：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manufacturing service transformation； smiling curve； development path
制造I服务转型是指制造企业由最初的单纯提供物品向现在的提供物品―服务包进行转变的一种动态变化过程[1]。在这一过程中，制造商的主要任务由提供有形产品向提供服务的方向发生着转变[2]。具体体现就是制造企业向市场所提供的物品中，服务成分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高[3]。根据“微笑曲线”理论，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环节的研发和销售附加值较高，而产业链中游环节制造附加值较低[4]。在制造业竞争日趋激烈和利润日趋压缩的严峻局势下，制造业服务转型是制造企业为了更好地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获取更强的竞争优势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而采取的一种以服务为导向、提供更多数量和更高品质服务的变革过程[5]。研究表明，以我国服务化转型的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得出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6]，服务产品在制造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7]，制造企业能够在产品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以获取竞争优势[8]。从国内外若干制造企业服务转型成功实例的经验看，通过提升制造能力、减少投入和消耗从而降低成本的方法同样可以提升企业的附加值，并带来微笑曲线的上移[9]。制造业在其价值链上地位的转变可以从营销等产业链的下游转变[10]，也可以同时向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移动[11]。以价值链为研究对象，制造业服务转型可供选择的转型路径有四条，即下游产业链服务化、上游产业链服务化、上下游产业链服务化和完全去制造化[12]。因此制造业服务转型的路径不唯一，而如何选取最合适的服务转型路径是值得研究的。
从现有的文献看，关于制造业服务转型路径选择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是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推导研究[13，14]，很少在微笑曲线的视角下进行实证研究。微笑曲线是以企业价值链为对象来刻画的，本文认为即便是同一产业（如制造业）中的不同分行业，甚至是同一分行业所处地理区域的不同，其“微笑曲线”的“微笑”程度也是不同的。此外，在对制造业服务转型这种产业融合模式的探讨下，本文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都适合于此转型模式，制造业服务转型会受到诸如企业所处地理区域以及企业所属行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探索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不同行业制造企业的服务转型路径，并试图刻画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不同区域不同分行业的制造企业服务转型的微笑曲线图谱，为长江经济带制造企业服务转型的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与指导。
1样本数据搜集与模型设定
11样本与数据搜集
本文统计了长江经济带所有制造业各分行业上市企业的数量，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并选取了企业数量最多的4个行业：机械、设备、仪表（C7），石油、化学、塑胶、塑料（C4），金属、非金属（C6）和医药、生物制品（C8）（行业名称后括号内为行业分类代码，本文将用此分类代码表示这些行业）作为研究对象，这4个行业上市企业的数量为452家，占长江经济带制造业所有上市企业的791%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没有报告每个行业的企业数量。。为了研究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不同区域不同分行业服务转型的路径，本文按照地域分布将长江经济带9省2市划分为上、中、下游三个区域，其中上游涵盖的省市有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中游涵盖的省市有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下游涵盖的省市有上海、江苏和浙江。
用研发投入利润率（R&DIPR）、制造投入利润率（MIPR）和销售投入利润率（SIPR）3个指标分别表示企业价值链研发环节、制造环节和营销环节的附加值。其中研发投入利润率、制造投入利润率和销售投入利润率分别等于企业的利润总额（TP）与其相应环节投入的比值，当相应环节没有投入时，其利润率为零。样本企业相关财务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样本企业在2012～2014年的年度报表，452家公司的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见表1。
12模型设定
为了量化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各行业的制造企业在研发、制造和营销各环节的附加值水平，本文利用所搜集到的452家样本企业2012～2014年的面板数据，用样本企业的利润总额（TP）作为企业附加值的衡量指标，以其作为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用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R&DI）、制造投入（MI）和销售投入（SI）作为企业分别在研发、制造和营销环节上所贡献附加值能力的衡量指标，以这些指标作为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综上得出本研究的回归模型：
TP=β0+β2R&DI+β2MI+β2SI+μ（1）
2微笑曲线的量化分析与绘制
按照样本企业所处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各区域和企业所属C4、C6、C7、C8各行业的不同，将所搜集到的452家样本企业划分为12类，即长江经济带上游C4、C6、C7、C8行业的样本企业，中游C4、C6、C7、C8行业的样本企业和下游C4、C6、C7、C8行业的样本企业，利用Eviews72对模型（1）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2。
基于表2的回归结果，以产业链各环节对企业利润总额的贡献能力即以上回归模型中研发投入、制造投入和营销投入这3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产业链各环节的利润率）作为企业附加值的衡量指标，绘制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不同区域不同行业服务转型的微笑曲线图谱，如图1所示。
由表2的回归结果及图1所绘的“微笑曲线”图谱可知：长江经济带上游C4行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均没有显著影响，而制造投入对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这表明由于地理区域和行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长江经济带上游C4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尚未呈现出一条固定的适合其发展的转型路径；长江经济带中游C4行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制造投入和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正影响，可见长江经济带中游C4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继续保持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向下游产业链发展，以此将“微笑曲线”整体上移；长江经济带下游C4行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制造投入对企业利润的改没有显著影响，可见长江经济带下游C4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减少或舍弃制造环节的投入，选择向产业链的上游研发环节和下游营销环节发展，因为研发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明显大于营销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所以企业在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时应重点发展产业链的上游研发环节。
长江经济带上游C6行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而制造投入和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没有显著影响，表明长江经济带上游C6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舍弃其研发环节的投入。长江经济带中游C6行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对利润总额产生显著正影响，而制造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产生显著负影响，因此长江经济带中游C6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完全去制造化向产业链两端发展的路径，因为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的影响明显大于研发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因此企业在选择完全去制造化向产业链两端发展路径的前提下，应重点发展产业链的下游营销环节；长江经济带下游C6行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的增加对企业利润总额均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制造投入的增加对企业利润总额产生显著正影响，因此长江经济带下游的C6行业应继续保持其制造业的发展，放弃服务转型。
长江经济带上游C7行业的企业在研发和制造环节的投入对其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而其营销环节的投入对利润总额有显著正影响，可见长江经济带上游C7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向下游产业链发展。长江经济带中游C7行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均有显著正影响，而制造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因此长江经济带中游C7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完全去制造化向产业链的两端发展。此外，由于研发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营销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系数，因此在选择完全去制造化向产业链两端发展的同时，应重点发展产业链上游的研发环节。长江经济带下游C7行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而制造投入和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正影响，因此长江经济带下游C7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继续保持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向下游产业链发展，以此将“微笑曲线”整体上移。
长江经济带上游C8行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均有显著正影响，而制造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可见长江经济带上游C8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完全去制造化向产业链的两端发展。同时，由于研发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营销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因此在选择完全去制造化向产业链两端发展的同时，应重点发展产业链的上游研发环节。长江经济带中游C8行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对利润总额有显著正影响，而制造投入对利润总额没有显著的影响。且研发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营销投入对利润总额的影响系数，因此长江经济带中游C8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同时向产业链的两端发展并重点发展产业链的上游研发环节。长江经济带下游C8行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有显著负影响，而制造投入和营销投入对利润总额有显著正影响，因此长江经济带下游C8行业在服务转型时，应选择继续保持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向下游产业链发展。
C合以上描述，本文将长江经济带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制造企业服务转型的路径选择方向列入表3。
3总结与启示
本文基于微笑曲线理论的视角，定量研究了长江经济带属于制造业的前四大分行业服务转型路径选择的问题，发现制造业前四大分行业因企业所处区域和所属行业不同，其服务转型的路径也各有不同。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31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行业
处于长江经济带上游的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行业，在服务转型过程中尚未呈现出一条固定的适合其发展的转型路径。由实证结果可知，其在制造环节的投入仅能产生较低的附加值，这些低附加值甚至会比该行业在制造环节上投入的资金还低，这是由于该行业的企业要想在制造环节上获得附加值，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成本，因此该行业的企业完全可以将其制造业务外包出去，通过减少成本的方法来提高利润；处于长江经济带中游的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行业，在中游产业链的制造环节和下游产业链的服务环节上具备良好的竞争与盈利能力，因此其应该将发展重心落脚在制造环节和营销环节上，可以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以及独特的营销手段来发展固定的顾客群进而发展企业的品牌，获得更高的市场影响度；处于长江经济带下游的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行业，因处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其在产业链的上下游服务环节中均能够获得较高的附加值，由于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行业的性质，其在产业链的上游研发环节可以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因此在没有足够的资金同时发展上下游产业链的情况下，企业应优先选择发展上游研发环节，通过研发获得品牌特有的核心竞争力，以此获取消费者的青睐。
32金属、非金属行业
处于长江经济带上游的金属、非金属行业，在研发环节上的投入会显著地降低企业利润，而在其他环节上的投入对企业利润总额没有明显的影响，因此该地区该行业的企业应该舍弃研发环节，在技术上可以直接采用拿来主义，引进别人的技术，再消化吸收为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技术，并结合区域以及行业的发展特性和企业的发展战略，选择适合企业长远发展的转型路径；处于长江经济带中游的金属、非金属行业，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均具有明显的获利能力，而产业链中游制造环节的投入会降低企业利润，因此服务转型选择是完全去制造化，并由实证结果可知，其下游营销环节的获利能力高于上游研发环节的获利能力，因此处于该区域的金属、非金属企业可以先通过在营销环节上的投入来攫取较大的市场份额，获取一定的利润后再发展研发环节，通过研发技术获得属于企业产品特有的核心竞争力，稳固已获得的顾客市场并开拓新的市场，使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从而逐步走向金字塔的顶端；处于长江经济带下游的金属、非金属行业，其产业链的上游研发环节和下游营销环节均没有明显的获利能力，而制造环节对企业利润的增加有显著的贡献作用，因此应该继续保持制造业的发展，放弃服务化转型。
33机械、设备、仪表行业
处于长江经济带上游的机械、设备、仪表行业，在研发环节上的投入很难给企业带来较高的附加值，研发环节上的大量投入还会使企业整体的获利水平降低，因此应该重点发展其产业链的下游环节，努力做好产品营销，加强同其他区域其他行业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企业的品牌，通过品牌效应提升议价能力，在该行业的市场供应方面获得较其他企业更强的竞争力，占领更大的市场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处于长江经济带中游的机械、设备、仪表行业，在其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环节上都可以获得一定的附加值，尤其是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可以获得高附加值，因此当该行业的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使其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环节得到均衡发展时，可以优先发展上游产业链，通过研发技术确保企业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再向产业链的下游环节发展，在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通过适当的营销便可以获得较好的市场反应从而进一步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处于长江经济带下游的机械、设备、仪表行业，其产业链的中下游均可以给企业带来附加值，但是相对于下游的营销环节，中游制造环节的获利能力更强，因此可以在保证制造环节正常高效发展的前提下，适当向下游营销环节发展，通过营销环节的投入来提高企业产品的知名度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为企业实现高额利润提供有力的条件。
34医药、生物行业
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关注生命健康，因此医药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处于长江经济带上游的医药、生物行业，由于地理区域的限制，首先应该重点发展产业链的上游研发环节，研制出新的有利于人类生命健康的医药或生物技术，再发展产业链的下游营销环节，通过加强区域合作，获取更多的顾客群体，从而达到获取利润的目的；处于长江经济带中游的医药、生物行业，其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具有一定的获利能力，但研发环节的获利能力最大，因此应重点发展研发环节，在具有一定的研发技术基础上，加大制造环节的投入，通过有效的营销将企业的成果推向市场；处于长江经济带下游的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制造环节和营销环节而言，在研发环节上投入的回报需要大量时间的积淀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应直接引用长江经济带上中游的研发技术，将投资的重点放在营销环节，获取一定的市场份额，再通过区域合作将长江经济带上游和中游的医药、生物行业研制出来的新产品推向市场，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