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逻辑与思维方式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逻辑与思维方式范文1
[关键词]泮托拉唑；幽门螺杆菌；阿司匹林；胃肠损伤；老年患者
[中图分类号] R9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6）12（a）-0025-03
Prevention effect for gastric and duodenal injury of Pantoprazole and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therapy in elderly patients treated with Aspirin
LIU Ren-peng
Department of Digestive Internal Medicine，People′s Hospital of Ruichang City in Jiangxi Province，Ruichang 3322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vention effect for gastric and duodenal injury of Pantoprazole and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therapy in elderly patients treated with Aspirin.Methods 86 elderly patients with peptic ulcer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4 to November 2015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mission order of even and odd-number.43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therapy，while 43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by Pantoprazole.Th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disease progression disease improvement situation in patient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 rate and gastrointestinal injury degree in patients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P
[Key words]Pantoprazole；Helicobacter pylori；Aspirin；Gastrointestinal injury；Elderly patients
消化性⒀裢ǔJ侵阜⑸于人体胃及十二指肠的一种慢性溃疡，作为一种常见临床疾病，其形成因素多种多样，而其基本原因是酸性胃液分泌过多导致胃肠道黏膜出现溃疡面[1]。酸性胃液能够接触到人体肠胃的各个部位，包括食管下段、空肠等，因此多数消化性溃疡发生于胃部及十二指肠部，其亦被称之为胃、十二指肠溃疡[2]。有研究指出[3]，抑酸治疗可以有效防止非甾体类消炎药所引发的消化性溃疡，但却并不能保证其长期有效。本研究选取本院收治的86例老年消化道溃疡患者以观察泮托拉唑与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对服用阿司匹林老年患者胃及十二指肠损伤的预防作用，现报道如下。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4年11月～2015年11月收治的86例老年消化道溃疡患者为研究对象，依照其入院顺序单双号将其分为43例对照组及43例观察组。对照组：男23例，女20例；年龄60～77岁，平均（68.9±5.1）岁；内镜分级0级者29例，1级者7例，2级者7例。观察组：男22例，女21例；年龄61～78岁，平均（67.9±5.1）岁；内镜分级0级者28例，1级者8例，2级者7例。两组的性别、年龄、内镜分级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1.2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参与研究前皆无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史；因心脑血管疾病防治需要而长期服用阿司匹林，且胃镜检查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检测为阳性；对本次研究知情且自愿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药物过敏者；合并精神类疾病患者；有严重肝肾疾病者；治疗期间不予以配合者。
1.3方法
给予对照组以幽门螺杆菌根除疗法进行治疗，具体如下。泮托拉唑（杭州中美华东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140405；规格：40 mg），口服，40 mg/次，2次/d；阿莫西林（海口奇力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131204；规格：0.25 g），口服，1 g/次，2次/d；呋喃唑酮（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140322；规格：30 mg），口服，60 mg/次，2次/d；果胶铋（山西大同维敏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140605；规格：150 mg），口服，150 mg/次，2次/d。观察组则仅以泮托拉唑进行维持治疗，剂量与用药同对照组。对照组治疗周期为2周，观察组治疗周期为4周。两组患者均完成治疗后对其进行胃镜检查及幽门螺杆菌检测。
1.4疗效判定
依照Lanza评分标准[4]对胃镜检查结果进行评定，其中无损伤记0分，糜烂、出血部位1～3处记1分，糜烂、出血部位4～10处记2分，糜烂、出血部位>10处记3分，出现明显溃疡部位记4分，凡≥3分者即为严重胃肠黏膜损伤。幽门螺杆菌感染检测采用13C呼气试验和快速尿素酶试验（同时取胃窦和胃体各1块组织进行检测）。治疗前两者均阳性定义为幽门螺杆菌感染，治疗后两者均阴性定义为根除治疗成功。
1.5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以统计学软件SPSS 18.0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患者胃肠损伤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胃肠损伤率及胃肠损伤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
2.2两组患者疾病恶化程度、病情改善情况的比较
对照组患者疾病恶化率为48.83%（21/43），观察组疾病恶化率为25.58%（11/43）；对照组病情改善率为13.95%（6/43），观察组病情改善率为34.88%（15/43），在疾病恶化程度、病情改善情况方面，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98，P=0.026；χ2=5.10，P=0.024）。
3讨论
有研究称[5]，约有50%的由非甾体类消炎药所引发的胃、十二指肠黏膜损伤出现在患者用药后的1个月内。本研究中，多数出现胃、十二指肠黏膜损伤的患者其发病时间与之基本相符。针对服用阿司匹林治疗的老年患者，医务人员应当给予其相应的胃肠道保护措施[6]。有多项研究称[7-9]，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治疗能够有效避免非甾体类消炎药所引发的胃肠道损伤，但亦有相关研究[10]指出，单纯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无法做到对于胃肠道黏膜的有效保护，该报道指出，在其半年的随访期中，仍有部分根除治疗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胃黏膜损伤，所以此情况必须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另有研究表明[11]，长期使用非甾体类消炎药的溃疡患者在其溃疡面愈合后若停止服用抗溃疡药，转而服用非甾体类消炎药，则无论其幽门螺杆菌呈阳性或阴性，其溃疡再发比例无明显差异，然而该项研究并没有对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治疗及质子泵抑制剂维持治疗进行评价，因此其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作为有效的参考依据。另有研究表明[12]，通过抑制老年患者的胃酸分泌，可以有效防止因长期服用阿司匹林而导致的胃肠道黏膜损伤，此种形式的保护同患者所感染的幽门螺杆菌根除与否无明显关系。虽然阿司匹林在预防老年心脑血管病方面具有极好的作用，但由其所引发的胃肠道黏膜损伤亦值得关注[13]，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胃肠道黏膜损伤率偏高可能与此有较大关系。胃肠道黏膜损伤对于老年人、幽门螺杆菌感染者及有消化道溃疡史的患者而言，具有极大的威胁性，不仅会导致其消化道出血，严重者甚至会造成生命危险[14]。质子泵抑制剂（泮托拉唑）的应用与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治疗都能够有效预防此类事件[15]，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胃肠损伤率及胃肠损伤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
综上所述，泮托拉唑较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更能够对服用阿司匹林老年患者胃及十二指肠进行保护，且其抑酸治疗效果上亦更为理想，可在临床中大力推广。
[参考文献]
[1]刘巧艳，张蕊，谢瑜.泮托拉唑与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对服用阿司匹林老年患者胃及十二指肠损伤的预防作用探析[J].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2016，33（2）：78-79.
[2]郭薇，王亚芬，焦健，等.泮托拉唑与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对服用阿司匹林老年患者胃及十二指肠损伤的预防作用[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5，35（8）：2087-2088.
[3]王晓林，熊枝繁，曹仕琼.泮托拉唑胶囊对长期口服阿司匹林老年患者上消化道黏膜的保护作用[J].实用医学杂志，2012，28（13）：2258-2259.
[4]史立信，霍春青，臧颖卓，等.埃索美拉唑镁预防长期服用小剂量阿司匹林致胃黏膜损伤的临床研究[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16，9（10）：7-9.
[5]蔡莉.泮托拉唑用于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治疗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死36例[J].中国药业，2015，24（21）：249-250.
[6]莫壁伶，易绍东，阮云军，等.奥美拉唑和泮托拉唑对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效应的影响[J].中国循环杂志，2011，26（3）：182-185.
[7]周小兵，王强，李利.奥美拉唑和泮托拉唑对氯吡格雷高维持量作用的影响比较[J].中南药学，2011，9（8）：589-592.
[8]廖芳，陈伟伟，钟琳玲.泮托拉唑对氯吡格雷抗血小板功能的影响研究[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1，19（8）：1309-1310.
[9]韩春辉.埃索美拉唑、奥美拉唑与泮托拉唑治疗消化道溃疡的成本-效果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4，11（10）：126-128.
[10]陈焕清，符少萍，陈玉成，等.国产泮托拉唑三联与进口泮托拉唑三联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成本效果评价[J].当代医学，2016，22（23）：155-156.
[11]王沣睿，漆芸婷，程宗凯.泮托拉唑治疗消化性溃疡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的临床分析[J].当代医学，2016，22（24）：140-141.
[12]S会英，郑瑞.泮托拉唑联合康复新液治疗溃疡性上消化道出血的临床应用研究[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14，13（17）：170.
[13]段和力，张杰，汪海涛，等.泮托拉唑三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的疗程研究[J].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2012，15（3）：330-331.
逻辑与思维方式范文2
【关键词】翻译；思维方式；差异
思维方式与语言相互影响，相辅相成，语言促进思维的演变，但同时思维是语言的基础，语言的表达依赖于思维。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与结构的不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的影响。因此，翻译不仅意味着原文的语义内容、风格的保留，更是一个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是在与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下重新整合和整合，以崭新的面貌再现的问题。因此，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影响翻译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个体思维与整体思维
（一）个体思维与整体思维的差异分析
社会背景和传统文化影响着思维模式的形成。西方个体思维模式的形成是由于西方主张主客两分，主张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对立起来，把一个整体的部分分成各个小部分，再逐一进行研究。而中国传统哲学一直宣扬“天人合一”思想，在看待问题时，往往从整体上，从两个事物的联系上，对事物进行认识并加以解决，这就形成了中国的整体思维。
（二）个体思维与整体思维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在此方面，中国重整体而西方重个体。汉语的词语表达含义宽泛、模糊性强，相比之下英语的词语歧义较少，表达比较精确。词汇有较多的词性变化，在翻译中，这种词汇的模糊性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如：在汉语中，“牛”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但是在英语中的表述就很模糊。在中国文化成长的人们会认为牛是一个总称，无论奶牛、水牛、黄牛都可以归类为“牛”。而在西方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人们必须要精确到个体，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是哪个品种的牛。在英汉翻译中会遇到很多这类的问题，所以翻译时必须弄清具体事物，做好个体与整体的转化。
二、具体思维和抽象思维
（一）具体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差异分析
西方注重判断和推理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抽象性；而中国思维模式具有具体性，需要依靠具体事物来来陈述事实、表达观点和意向。
（二）具体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西方国家注重抽象思维而中国注重具体思维，由于汉语注重具体形象，具有形象和直观的特点，因而汉语表达起来更加形象，栩栩如生，是意象性语言之一。优秀的翻译作品可以使人们根据其字面意思就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意，如：coca-cola译为可口可乐。
三、主体思维和客体思维
（一）主体思维和客体思维的差异分析
中国文化注重人文，强调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在观察分析事物时都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的。而西方文化注重自然客体，研究和观察事物时则以物为主体，这也就是客体思维模式的成因。在实际翻译时，主客体之间的转换是十分必要的。
（二）主体思维和客体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西方的思维方式注重主体性，强调主体作用。而汉语强调主客一体、强调整体、注重主客体的“天人合一”。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翻译中经常见到英语句子都有主语，但汉语中却有很多无主语也成句的情况。
四、曲线思维与直线思维
（一）曲线思维与直线思维的差异分析
西方人的语言表达方式开宗明义，绝不拖泥带水，他们是直线型思维。中外的思维轨迹在本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中国人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喜欢含蓄，思维轨迹是曲线的、圆形的，“天圆地方”也是对这一方面的印证。
（二）曲线思维与直线思维对翻译的影响
汉语注重曲线思维而英语注重直线思维，汉语语篇注重话题，体会或总结的内容一般放在后面。而英语大部分的段落都有相应的主题句，其他内容都以此为中心展开，逻辑清晰、有条理。
五、逻辑分析思维与直觉感性思维
（一）逻辑分析思维与直觉感性思维分析
中国地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优渥，在这种和谐的气氛中产生了“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观念。而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地处气候恶劣的海洋环境中，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下促使英美民族更加注重武力征服和国土扩展。自然环境导致了物质文化的差异，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即以逻辑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思维方式和直觉方式向感性化的中国思维方式。
（二）逻辑分析思维与直觉感性思维对翻译的影响
汉语的遣词造句注重意义、轻视结构，依赖于语境，注重意合。英语语法是明确的，注重形式，而汉语语法是无形的，密切关注意义，语法是隐含的。英语中多采用形合法，句子依靠连接词衔接。而汉语中多采用意合法，依语篇意义衔接。
六、结论
思维为语言提供思想支持，语言为思维提供物质支撑。语言与思维相互作用、相互补充，而思维在语言中起着关键作用。在翻译中，我们必须充分理解不同思维方式对翻译的影响，准确把握英汉思维方式的差异，采取各种翻译策略，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思想。
【参考文献】
[1]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7
逻辑与思维方式范文3
关键词:中印;思维方式;差异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085-02
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类型诸特征最为集中的体现。由于各个国家在文化、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别,因此导致了它们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差异性。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对于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研究非常重视,但对于中印思维方式比较研究却少之又少。中印两国同属亚洲国家,且为邻邦,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在漫长的交往历史中,两国却鲜有战争和冲突,有的只是文化上的交流和学习、友谊的传播和加深,这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
1 从儒家中庸之道和佛教中道观比较中看中印思维方式差异
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最完美的品德。“中庸”之意为无“过”与“不及”,“过”与“不及”都是错误的,要信守其“中”,即对立的两端之间的适度状态。《中庸》指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种“执两用中”之说,即为中庸之道。
中国儒家推崇中庸之道,印度佛教倡导中道之说。而在印度佛教中,可以说“中道”思想贯穿了整个佛教思想史。中道一词在许多印度佛教经典中都曾提到,如《大智度论》卷四十三说到:“常是一边,断是一边,离是两边行中道”,“诸法有是一边,诸法无是一边,离是两边行中道。”大小乘佛教都对中道做过解释,但二者解释不尽相同。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创始人龙树在其《中论・观因缘品》中讲:“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龙树指出中道就是真正把握一切事物现象的实相的方法和途径,他把中道提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尤其强调了中正不偏的“中道”之理。小乘佛教一般以八正道为中道,法相宗以唯识为中道,三论宗以“八不”为中道,天台宗以实相为中道。从宏观上讲,中道即指,所讲道理,不堕二边。通俗来讲中道就是脱离两边即两个极端的不偏不倚道路或观点。
从字面解释看,佛教的中道似乎与儒家的中庸相近,事实上,与中庸之说相比较,中道的内容更为广泛。儒家的中庸,偏重于人道,是一种“用中”与“时中”,讲究的是道在具体的履践过程中,对“时”与“度”的恰到好处地把握。儒家的最终关怀点还是现实人生。而佛家的中道作为一种智慧,却是一种“出世的智慧”。佛家的中道指向就在“心”内,或者说,就是心本身,并不在“心”外。中道是佛教的根本立场,是离二边的极端,取一种不偏于任何一方的中正之道。
由此可见,孔子的“中庸”与印度佛教中的“中道”在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孔子的“中庸之道”其核心是“过犹不及”,否定两个极端,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而主张采取中间路线。中庸之道一概排斥矛盾的两个对立方面,排斥矛盾双方的互相对立。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中庸之道是一种调和妥协,缓解与消除矛盾冲突的折衷主义。印度文化中的“中道观”,则要求人们“离二边、行中道”。它并不排斥矛盾的两个对立方面,并不要求人们走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而是要求人们在较低层次上对矛盾的两个互相对立方面给以等同视之,并予以合法承认。在最高层次上,要求人们站在宗教佛性的高度去超越矛盾和冲突,以使达到解脱。从“中庸”与“中道”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感受到两国思维方式存在的差异。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过分强调均衡调和,强调缓解矛盾冲突,趋于寻求对立面的互相统一。另外中国人也习惯于居安求稳,且努力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均衡。相比之下,印度人的思维习惯却是勇于超越矛盾冲突,“梵我同一”,向内追索,追求永恒,注重理念。
2 从中国传统报应观和佛教果报观比较中看中印思维方式差异
中国传统报应观与佛教果报观存在不同的特性,中国传统报应观呈现伦理性、现世性、家族性和功利性特征,而恰恰相反,佛教果报观却呈现戒律性、出世性、个体性和精神性的特征。从二者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印思维方式的差别所在。
中国传统报应观把世俗的伦理规范――从春秋的德礼到儒家的五伦四德以及秦汉以后的三纲五常作为评判善恶的准则,以人们言行的善恶作为报应的“因”,认为凡是符合伦理规范者为善,反之为恶。佛教果报观把佛教教义和戒律作为评判因果报应的善恶标准,这与中国传统报应观评判善恶标准有明显的区别。佛教认为凡是遵守佛教戒律,如五戒、具足戒是善,反之为恶。符合佛教教义者为善,违背则为恶。在中国传统报应观里,报应的世界是本人或其子孙的实实在在的现世人生,报应方式不存在地狱、饿鬼、畜生之类概念。而相比之下,在佛教果报观里,佛教的报应方式是三界、三世、六道之轮回。众生的三世因果报应,都是在三界、六道的生死世界中如车轮般循环不已。如《大般涅磐经》言“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中国传统报应观的承受者是作为者或者其子孙,认为假如作为者此生未遭报应,则其子孙后代必定有人会遭报应。佛教果报观报应的承受者却是行为者本人,六道轮回,业果相续,只发生在行为者个人身上,其所做善恶不会由子孙代罪受过。“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 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报应观和佛教果报观的报应承受主体存在家族性和个体性的差别。中国报应观追求善的目的没有脱离现实人生,它鼓励人们积极入世,追求有价值和美满的生活。中国传统报应观关注因是为了报,它的终极关怀是果,企图通过好因获得好报,神秘之中带有显著的世俗色彩。佛教果报论的终极关怀是因果之外的涅磐境界,关注因是为了从因上断尽导致生死轮回的业的果报,最终摆脱因果,得到彻底解脱,带有强烈的出世色彩。
从对以上两种报应观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了中印两国思维方式存在的差异。从以上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思维是感悟的,经验型的,中国人常为亲身体验和眼见传闻所局限,缺乏想象力和宏大的思辨力。中国人未曾设想在他们面对的这块天圆地方的空间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尽管中国原始宗教很早就有灵魂不灭观念,但是,那时人们感官中的天帝居所也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空中境界,那些鬼魂们还更可怜,《左传》中古人们描绘的鬼魂,可以说都居无定所,飘忽不定,其生活的世界不但模糊且没有确切名称,既没有地狱天堂之类的概念,也无具体的可以描绘的宇宙位置和形状构成。相比较之下,印度人的思维却是幻想型的、思辨性的、哲理性的。在从《诗经》和《摩诃婆罗多》的比较中,也使我们看到与中国人关注于现实世界的思维方式不同,印度人在虚幻世界中展开了无尽的幻想。从《周易》和《奥义书》相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感悟式的思维方式与印度人思辨性、哲理性思维方式的不同。开放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使印度人具有恢弘的想象力,印度诸宗教业报轮回的范围也都打破了人们所居住的现实物质世界。
从中国传统报应观现世性和功利性特征上看,我们还能看到中国人思维意识里执著于追求现实人生,追求实用主义,热衷于人世功利。相反,从佛教果报观出世性和精神性特征上看,印度思维意识里更多体现的是对个人理想的追求和对精神世界的热衷,在印度佛教徒心目中,除了涅磐境界,人世间一切功利,都难以激发起他们的宗教激情。
3 从墨辩与因明比较中看中印思维方式差异
墨辩与因明同为世界逻辑的起源,二者都对世界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先秦的逻辑成就集中体现在墨派的《墨辩》六篇,墨辩提出了辩、名、说、辞等基本逻辑思维方式,并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辩” 的对象,范围和性质,它还总结了譬、或、侔、假、推、效、援等具体论式,揭示了推理论证中的思维规律。因明是古代印度五明之一,它是古印度的逻辑,由古印度的正理派所创立。因,指推理的根据、理由、原因;明,指显明、知识、学问。因明是通过宗、因、喻所组成的三支作法,进行推理、证明的学问。三支中,因是主要部分,故称因明。
墨辩与因明在逻辑特征上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墨辩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政治、伦理问题联系过于紧密,因此墨辩具有明显的社会人伦性质。因明最初是为论辩而生的,自从创立后它很快便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与佛教相结合了起来,很大程度上被作为了佛家的论辩术。墨辩与因明相比较而言,它并没有与宗教结合起来,在理论上缺乏宗教支持。墨辩与因明二者在逻辑内容的侧重点上也有很大不同。墨家逻辑的内容以名辩为中心,墨家提倡有名,并详细地探讨了辩的对象、性质、作用、方法等许多问题。因此可以说“墨经的逻辑学带有唯名论色彩”,因明在逻辑内容上则偏重于对立和破的研究,它构建了较为规范的三支论式,并讨论了论证的形式。墨辩和因明在逻辑体系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墨家逻辑的成就虽然无可否定,但从总体上来讲其内容比较散乱,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墨辩虽然涉及了很多逻辑问题,但是它却没有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与墨家逻辑相比,因明的逻辑体系则完备的多,因明以因三项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内部联系较为紧密的体系,因明中的九句因、比量论、三支论式、名言论等都以因三项为基础形成了联系,这就使得因明在逻辑特征上更具有系统性。
通过对墨辩和因明的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思维模式偏重直觉感性,缺乏分析性的思维,这些导致了《墨辩》著作中所表述的逻辑思想和观点较为笼统,缺乏认真的推理论证和逻辑分析。另外中国的思维模式崇尚实用和功利主义,墨家逻辑就被其创立者们赋予了很多的政治和伦理功能,它的应用性很强。如墨子的逻辑旨在论证非攻兼爱的主张,后期墨家则明确声明了墨辩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处利害、决嫌疑”、“审治乱之纪”。另外墨辩还非常重视对名的研究,所谓名是指作为思维的基本构成要素的概念。墨家为何如此重视名呢?这主要与中国思维模式注重整体统一的综合思维有关。因明与墨辩不同,因明较重视对立和破的研究,而这与印度的宗教式的辩证思维模式有关。印度历来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其思维模式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了宗教的巨大影响,成为了一种宗教式的思维模式。印度的佛学思维模式是一种否定的思维模式,它认为事物的“实相”不可能由世俗的肯定性认识来把握,而只能在对各种认识的不断否定中去体悟。实际上也即是通过否定事物具有的一般的、个别的性质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在对现实的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而它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也就非常具有辩证色彩。与印度思维模式不同的是,中国思维模式注重中庸调和,缺乏批判性,因此我们也可找到因明为何比墨辩体系更加完备的原因了。
参考文献
[1]大般涅磐经・遗教品第一[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逻辑与思维方式范文4
关键词： 易经； 取象； 思维方式； 比附推论
Abstract: The thinking mode by adopting symbols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modes. Taking its shape in I Ching， this thinking mode depends on symbols of matter in the course of thinking， takes imagination as a medium， to deduce an abstract conclusion by forced analogy. In essence， characteristic of obscurity and mutually complementing with the whole thinking mode， the thinking mode by symbols is a kind of logic to deduce a conclusion by forced analogy. Correlated to， but different from abstract thinking， thinking in images， thinking by insights， thinking by symbols exerts an indispensable function in the real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literature， art and so on. Thinking mode by symbols is the extremely valuable part of the cultural spirit of I Ching Learning in modern thinking modes.
Key words: I Ching; adopting symbols； thinking mode； deduction by forced analogy
一
取象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是从古至今普遍地被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着的又颇具神秘色彩的一种思维方法，它发展形成于《易经》，是易学文化精神在现代思维方式中极具价值的部分。对此，笔者讨论如下：
取象思维方式本文界定为：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以具体事物为载体，靠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其本质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直接推论的逻辑方法。它起源于原始时代，发展形成于《易经》。
原始人处于人类文明的史前期，他们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已经具备了原始的取象思维能力，其思维水平如同孩童一样，头脑中只是存有特定的实物的物象，所使用的词都是他们所接触的实物符号，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包括同一性质的物群的种属词汇，也没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语词。例如，他们只有这个人、那个人的有所指的概念，而没有“人”的一般概念；只有不同种的某一棵树的概念，而没有“树”的一般概念。随着思维的发展，他们逐渐地把某些专用名词移用到相关的物类，表示物类的共同性质，由此产生了表达取象思维的用语。其特点是语言中尚没有这个语词，而找一个与之相近的、在某方面有关的实物表示出来。例如：“像石头”表示“硬”、“像太阳”表示“热”、“圆”等等。这里“硬的”、“热的”、“圆的”等表示抽象的语词，是从他们印象最深的石头、太阳这些实物中抽取出来的，这是取象思维的初始阶段。
取象思维的初始阶段，就已表明人类思维已经进入到了简单的比附推论的阶段。比附推论是取象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在《易经》中得到了发展、完善，使之逐步成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
《易经》中的卦象是其推测所占之事吉凶的主要依据。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等等，并试图以此表现出宇宙万物的变化，进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卦爻辞也大多运用取象思维方式来阐释抽象道理。如《困．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是说一个人被石头绊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面，回到家中，又不见了妻子，故筮遇此爻凶。这是把人处坎坷境地，又依靠坏人，必无好结果的抽象道理，寓于对具体事物的表述中，使人由具体的事象联想到抽象的事理，而有所感悟。
又如《乾》卦写龙隐龙现。《井》卦写井谷射鲋。《大壮》卦写羝羊触藩等等。通过对“龙”等具体事物的描述，意在阐释与之有一定相关的抽象事理，即不是为了说明“龙”等具
体事物本身，而是通过对这些具体事物的描述，启发人们想象，去悟知出一个抽象的事理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取象思维方式。
取象思维的本质是一种比附推论的逻辑方法。所谓比附推论是指通过想象，由具体事物直接推知一个抽象事理的逻辑方法。除上述分析外，又如《易经．大过》九二爻辞：“枯杨生 ，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这里将自然界的枯杨生 ，与人间的老夫娶少女联系起来，取其相似点，进行想象，然后比附推论出“无不利”的结论。意在告诉求卦者，所占问之事将大吉大利。《易经》设卦观象，通过想象这一媒介，比附推论出“意”，象及卦爻辞是可见的，而“意”是不可见的，不好说清道明的，对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人们只要运用取象思维方式便可得到，这正是“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鱼忘筌”的思维秘密所在。所得的“意”便是事理，所忘的“象”、“形”便是所选取的具体事物，而其思维过程是比附推论，思维方式是取象思维。
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与整体思维的互补，二是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取象思维与整体思维的互补，建构了《易经》的思维框架。《周易》古经，以它特有的表达形式，充分注意到了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八卦及六十四卦是构成这一整体的基本框架。在这里，人和自然是处在完全统一的结构之中的，这一整体观与取象思维方式互相补充，也就是说，在取象思维过程中，有整体思维，而整体思维赖以形成的基础又是取象之辞及卦象和卦的排列组合，而这当中也离不开取象思维。例如《乾》卦，以“龙”为具体取象物，通过龙的“潜”、“见”、“跃”、“飞”、“亢”等不同处境的描述，揭示了事物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这里取象思维和整体思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得意忘象”是指“意”尽得而忘“象”；“得鱼忘筌”是抓到“鱼”而忘“筌”，尽得的要求就是全面、整体地去把握，可见，有而且只有整体思维的互补，才是提高运用取象思维所推知事理可靠程度的根本保证。
取象思维方式的模糊性，是指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所推知的事理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因为它不具备必要的叙述，以致于见仁见智，公说婆说，甚或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模糊性又是因为靠想象这一媒介而造成的。如上述“枯杨生*，”与“老夫得其女妻”之间的所谓联系，完全是靠想象得来的，靠想象把自然界的反枯为荣现象和社会生活中的“老夫得其女妻”联系起来，推论出“无不利”，其模糊性可谓大矣。
二
取象思维方式不同于抽象思维方式。因为抽象思维方式是按照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逐级构建的，也就是在概念的基础上构成判断，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推理。由已知的东西出发推得新的知识，它具有间接性和概括性。如“金属”、“铜”、“能导电”是三个概念，分别组成(1)金属能导电，(2)铜是金属，两个判断，再由这两个判断组成如下推理：
金属能导电，
铜是金属；
所以，铜能导电。
从中可见，抽象思维中前提真实，推理过程合乎规则，就能得出一个必然性的结论。上例的逻辑结构可概括为：“所有M是P，S是M；所以，S是P。”这里“M”一般指称为“中项”。它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这是抽象思维方式得出正确结论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些内容，取象思维方式都不具有，这些是取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区别的根本所在。因为取象思维方式的所谓前提是一些具体事象，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能靠想象这一媒介去推知一个事理，没有论证过程，所以结论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提高结论的真实性或可靠性，只能靠人们的想象力和悟性。如果说抽象思维方式能训练人们思维的严密性，那么，取象思维方式却只能提高人们的想象力，培养人们的悟性。
形象思维方式，又称艺术思维，是文学艺术创作者从观察生活，吸取创作材料到塑造艺术形象这整个创作过程中所进行的主要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形象思维要遵循认识的一般规律，也就是通过实践由感性到理性，逐渐对事物本质进行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形象思维不脱离具体的形象。但必须要舍弃那些纯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东西。作家、艺术家的思维是在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之后，选取并凭借种种具体的感性材料，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伴随着强烈的感情和鲜明的态度，运用集中概括的方法，塑造完整而富有意义的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凡此种种，表明形象思维与取象思维的区别是明显的。虽然它表面上与取象思维一样，都有“具体的形象”，也都要“通过想象”等等，但本质上却不同，主要在于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具体的形象，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去塑造完整的艺术形象。例如鲁迅在谈自己创作“阿Q”这个艺术形象时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金隐铭 鲁迅小说全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383）鲁迅先生点明了《阿Q正传》是“依了自己的觉察”写出来的，目的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这些正如上述一样，其创作过程运用的正是形象思维方式。从“阿Q”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以及鲁迅先生所具有的丰富的艺术修养和创作经验，所以他能够舍弃那些纯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东西去塑造出“阿Q”这一完整的艺术形象。而取象思维则不然，它是建立在生活经验及对具体的事物的感受而生发出来的一种思维活动方式，一种推论的逻辑方法，其“想象”的事物的两端或有联系，或无联系，有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说，取象思维方式重在通过具体事物，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而形象思维方式主要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二者的区别可见一斑。
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也有明显的区别。顿悟思维又称“灵感”，是指人们在认识某一事物或思考某一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由于某种偶然因素的启发，答案突然在头脑中产生，这个思维过程便是顿悟思维。例如阿基米德躺进浴盆的瞬间，看见水溢出水盆而顿悟出浮力原理等。顿悟思维方式的产生及完成过程，必须以思维者具有足够的思考养料的储备为前提，方可对某一问题在百思不得其解时而突然有所领悟，否则是“悟”不出什么东西的。
虽然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有想象，都要去悟知，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顿悟思维方式的成功运用，能使思维者有所发明或创造，所以，有人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创造型思维。其结果是令人“茅塞顿开”；而取象思维方式运用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发明创造，因为取象思维所比附推论出的事理已被事先定在了所取之象的框框之中，虽然它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仍然有一个范围，只是人们对它理解的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对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诗，人们可以比附推论到爱情上去，也可直接用到从事教师等职业的人身上，去赞美那些敬业爱岗、勤奋努力的人们，其结果是让人们心遇神悟，感到妙不可言，所以取象思维方式是一种“体悟”而不是“顿悟”。
取象思维方式与象征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象征是文艺创作的表现手法之一，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如鲁迅先生的小说《药》，结尾用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又如杨朔的散文《白杨礼赞》中的“白杨”象征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等等。可见，象征一般说来，是在艺术创作中以某一特定的具体现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或感情，而“特定的具体形象”的本身，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东西，如上例中的“花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的含义是特定的，再加上限定“坟上的花圈”，便启发读者联想：这需要有人为纪念来送花圈到坟上，再由“夏瑜”的坟，想到革命者后继有人，所以说：“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着“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这个解释，说明象征要放到具体的作品中去，联系作品的主题，让读者把握其象征手法。离开具体作品，单独一个命题也可运用象征这个语词，如“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等等。这样明说的“象征”没有歧义，因而能得到人们的共识。象征虽然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但其发生的思维方式的支点，我们认为是取象思维方式。因为象征的过程中具有“具体物象”并“靠想象”、“比附推论”出一个结论来等要素，而这些恰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从这点出发，我们认为象征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三
取象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国人善于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及其对客观事理阐释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充溢着中国人对朦朦胧胧的美感的偏爱，在中国古代哲学、天文学、农学、医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各民族人民的思维方式。这是易学文化精神及其在现代极具价值的重要部分。限于篇幅，本文仅举古诗当中和现代语言中运用取象思维的例子，说明如下：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硕鼠》)
这首诗根据硕鼠不劳而获的属性，通过想象，以艺术形式比附推论出剥削者如同硕鼠，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可鄙形象。
又如李商隐《无题》中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百年来被人们公认的咏唱爱情的佳句。欣赏这句诗的难点在于“春蚕”、“蜡炬”、“吐丝”、“成灰”，与爱情的关系，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人们通过想象，能得出“到死丝方尽”，“成灰泪始干”似乎与爱情的生发、相恋时的情境，亦或某些心愿等等有相似的地方，让人们比附推论出结论：我爱你到永远。
取象思维方式在现代诗文中也多有运用，如大家熟知的：“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里的“旧船票”、“你的客船”所蕴含的深意，只能从取象思维方式这个角度去分析，去解读，才可体悟出其妙来。
现代语言中的“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其中“脚上的泡”与“自己的过失”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靠想象，却能比附推论出：“自己的过失是自己造成的”这一结论。这句话可用在责己、责他等场合，并显得温情、委婉、含蓄。其他如：
(1)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2)卸磨杀驴，过河拆桥。
(3)一针不缝，十针难补。
(4)烧香找不到庙门。
(5)不给马吃草，却让马儿跑。
例句(1)取象的具体事物是“猫”，不管它的颜色如何，只要能“抓住耗子”，便是“好猫”。这句话表面上是说“猫抓耗子”，而实际上是让人们通过想象去比附推论出一条抽象的事理：要重实际。这样，通过想象，体悟出那些只可意会的东西来，是准确把握、使用、理解这句话的关键，这正是取象思维方式的妙处。
逻辑与思维方式范文5
关键词：中西；思维方式；影响；作用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6-0070-02
一、中西思维方式差异
（一）中国主要思维方式
自古以来，中国都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认为宇宙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和自然都是统一的整体。
中国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直观性，直观性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归纳推理而是根据经验来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加以理解。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仅仅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对感性认识的更深层次不做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不追求定义的精确性，更多的是模糊性地表达。老子哲学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把“道”由“人行之道”这样一个具体对象的名称上升和抽象为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并对“道”的概念进行了系统概括和阐述。老子把“道”规定为“无”和“无形”，表现其虚无和神秘色彩。
中国讲究“中庸之道”，即反对偏执、片面，主张诸要素的兼济、统一与平衡。孔子主张“中庸”，并将之称之为最高道德。“枪打出头鸟”即告诫人们别太出风头，做事情不要太抢眼，即要做到“中庸”。
（二）西方主要思维方式
西方主要强调“天人对立”，注重个体性。这种思想也逐渐演化为利己主义，强调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个人利益作为思想、行为的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
西方注重科学、理性、分析和实证，他们把抽象思维、逻辑思维作为认识和把握真理的最基本手段。西方的理性和逻辑性思维对近代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追求精确性，对任何范畴和定义都有明确的界定，它们将整体拆解，对各部分和要素进行逐个分析，体现了他们的严谨。在制作西方甜点时，面粉、黄油等原料都会有明显的克数限制。不仅如此，西方人对食物的加工时间及温度也追求高度精确。
西方注重个性与创新，文艺复兴极度强调解除宗教桎梏，追求人的个性与解放。西方人的大胆与外向和中国人的内敛与含蓄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人乐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寻求外部世界对人最有价值的东西，为己所用，富于想象，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西方极力推崇创新，他们无法忍受平庸，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以追求标新立异为荣。
二、中国思维方式对行为主体的影响
中国整体性思维方式，要求综合与全面，强调各部分的联系。中国人的园林艺术可谓享誉世界，在建造园林时，中国人往往会从宏观布局，注重景物和景象间的协调。另一方面，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可能使人们过于注重整体，而忽视了对部分的分析。人们往往从整体上认识事物，从大体趋势来判断事物，缺乏对事物部分的微观分析和逻辑思考，严重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直观性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能够直接切入对象并产生突发性的彻悟体验，有利于灵感的产生。中国许多诗人都是在游历山水的过程中，通过与大自然的直接接触，对视觉、触觉、听觉造成剧烈冲击，才写下了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千古名句。直观性思维方式虽然使中国人在文、史、哲方面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但缺乏实证精神和逻辑思维却使得中国人在物理、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却难有建树。直观性思维方式重视经验在管理决策中的作用，往往表现出决策主体的专制性，决策多有感性经验的特征。
模糊性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的文学及艺术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它要求人们去捕捉、表达和创造出那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难以形容却动人心魄的情感、意趣、心绪和韵味。中国有句古语，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与人交谈时，中国人也比较委婉，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及感受，而是话中有话，一切尽在不言中。在艺术创作中，中国人也不喜欢过于直白，总是用含蓄的修辞来营造一种神秘的氛围。中国人的模糊性思维在园林艺术中也是清晰可见，例如一步一景、先露后藏、窗景、抑景、漏景的巧妙构景方法都体现出了一种意蕴美。但模糊性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对事物的钻研不够深刻、细致。中国人喜欢说概数，例如十点左右，大概三十度，这使得我们的时间概念不强，对事物精确度的把握也不够到位。
“中庸”是一种处事哲学，体现出辩证智慧，有利于思维主体把握适度原则。中国人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不争不抢、随遇而安、平凡度日。这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已经子女无忧无虑的成长，另一方面对人的创造力和潜能的发挥是一种极大的阻碍。例如中国学生普遍比较乖巧，善于应试，但长期的循规蹈矩和填鸭式教育使中国学生缺乏想象力及开拓创新的精神，实践和动手能力也一直是中国学生的短板。
三、西方思维方式对行为主体的影响
“天人对立”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更注重人的自身，因此有利于主体个性的发展。西方人维权意识很重，很重视自身利益。我们动不动就可以看到西方人游行示威，有什么事经常诉诸法律。但对个人利益的过于重视也容易导致利己主义的产生，往往因为个人利益就不顾集体利益，功利心强，人际关系淡漠。西方人也比较善于分析各部分、各要素，善于钻研它们的特点，但有时会忽略部分、要素间的联系，导致孤立、片面地看问题，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西方十分强调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力求从独立于自我的自然界中抽象出某种纯粹形式的简单观念。例如，西方的古典园林是一丝不苟地按照纯粹的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来创造美，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法国凡尔赛花园就是典范之作，与中国的苏州园林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过于理性，过于追求逻辑使得他们对大自然和真善美的感知不如中国人那么强烈和敏感，也丧失了许多感知生活的乐趣。
西方对定义和范畴的精确追求以及他们的严谨使其自然科学和技术飞速发展。例如瑞士的钟表技术举世闻名，德国的刀具品质精湛，美国的电子产品至今遥遥领先。西方人的精确性思维方式使他们进行工艺制造和科学研究时一丝不苟并刻苦钻研。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如爱迪生、诺贝尔、阿基米德等都出自于西方国家，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执着与全身心投入都令人敬佩不已。这种精确性反映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食品安全方面，西方人有着严格的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而中国的食品问题却屡禁不止。
西方人追求个性与创新，因此西方决策主体进行决策时力求创新，不拘一格，较为大胆。他们往往更看重一个人的创新能力而不是分数的高低，这与中国的高分低能也形成了鲜明反差。在着装上，西方人力求标新立异，追逐创新，无论你穿的多奇怪，走在大街上都不会有人过问，爱穿什么完全是自己的事。但在中国，如果着装迥异，第二天可能就会上新闻或者微博热搜，遭到人们的嘲笑和议论。这种创新的思维方式造就了西方人敢于冒险敢于尝试新鲜事物的精神，新大陆的开辟就是对这种冒险精神的馈赠。
四、如何发挥思维方式的积极作用
（一）培养提前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崇祖观念很重，因此凡事喜欢向后看。但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做事要有预见性，因此要培养提前的思维方式，凡事要想在前面，根据目前形势分析利弊，这样才能提前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培养提前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多参与实践，实践出真知，只有通过实践我们才能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积累经验，在判断和预见事物时才能保证准确性，采取正确的行动，获得期待的结果。
（二）培养开放的思维方式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故步自封只会使自己落后于时展的步伐。开放性思维方式是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系统论认为，科学的系统都应是开放的。根据这个道理，人们要想达到思维有序，就必须敞开思维的大门，加强与来自不同方面、不同形式的思维信息的交流，善于吸收有益的思维成果。对待外来文化，我们不应一律排斥，而应取取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三）培养立体的思维方式
立体性思维方式是指对客体的思考要注意其纵向层次与横向要素的耦合，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在思维中把握对象的立体层次、立体结构和总体功能。要求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思维对象的前后、左右、上下各个方面及其与其他事物的联系。①在改革、开放的知识经济时代，尤其需要全方位立体式的思维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全面看待和分析问题，不仅要把握要素的特点还要统筹结合，把握要素间的联系，并从不同角度观察和思考。
（四）培养创新的思维方式
创造性思维是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最重要特点。今天，无论是社会生活领域还是科学技术领域，那些只知被动接受知识和信息，思维呆板的人，是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创造性思维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要正确处理好过去与现实、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创造性思维活动，并不是一种与前人、他人毫无联系的、全新的思维活动。它立足于现实，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针对新问题，结合新情况，运用新方法，以求新突破。我们平时应多阅读，多接触艺术熏陶，只有一定的积累才能有丰富的素材来激发灵感，促进创造性思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多观察，对于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我们要从多角度进行思考和判断，不能人云亦云，而是形成自己的独特观点。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0-80.
[2]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60-187.
[3]景蜀慧，孔毅.中国古代思想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74-267.
[4]于广跃.论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J].东方企业文化？远见2010，（12）：139.
[5]俞蕾.试论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在文化上的体现[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85-88.
逻辑与思维方式范文6
【关键词】东方人;西方人;思维方式;差异;比较
【Abstract】Aiming at the differences btweem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inking mann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has been made in this paper from the aspects of curve and beeline， resolution and integer， middlebrow and deflecti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each parties even the reasons of the differenc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Key words】oriental; occidental; thinking manner; difference; comparison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有的方面这种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本文试图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予以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使大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 东方人好曲线，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曲线思维，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1]。寻求世界的对立，“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推理”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如“天人合一”、“亦此亦彼”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譬喻的话，那么中国以“辨证”为主的思维途径，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法感到非常头痛，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难懂的文字。那么，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整体思维”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因此犯下“基本归因错误”的几率较低[2]。所以，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大的如国际事务小的如夫妻关系，都有可取之处，不可片面否定;但在很多事情诸如有关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则可以向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学习。
最耐人寻味的是，最近西方的研究显示，长期旅居东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东方人，在有关心理实验中的表现都介于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显示西方人“解析思维”或东方人“整体思维”的特征。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人文思想上或许会出现新气象[3]。
2 西方重解析，东方看整体
生活在不同变化下的人们由于对外界的认识模式存在着差别。季羡林认为:“一言而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这样看来，中西思维方式分别属于整体、直觉、具象思维与分析、逻辑抽象思维。
仅举一个例子:德国人做菜放多少盐是需要用天平来称的，而中国是用勺子舀的。中国人似乎更长于总体把握，而西方人长于条分缕析;中国人善于归纳，西方人善于演绎;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善形象思维，西方人善逻辑思维;中国人更具诗人的气质，西方人更具科学家的头脑;中国人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充塞其中的是“道”或“气”，西方人把宇宙看作一个个原子，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中国人处理事情就像中医，把人体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西方人处理事情就像西医，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简单来说，西方人大多关注具体问题和细节;东方人则主要从整体结构思考问题。就是说，比起西方人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更有整体性，东方人会本能地更注重来龙去脉。
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所长，我们应该在注重整体性的优势上，多训练解析性或分析性思维方式，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将会占有双重优势。
3 东方人偏模糊，西方人偏精确
美国的心理学家最近做了一个实验:试验者要求中国人和美国人看水下景物的录像，让他们说出看到了什么。他发现，美国人的眼光直接奔向那些最亮的在水中运动最快的物体，例如，三条游来游去的鲑鱼;而中国人更有可能说他们看到了一条溪流，看到水是蔚蓝色的，水底有岩石，然后才提到水里有鱼。研究发现，中国人从这个试验中掌握的背景和前景物体的信息量是美国人的两倍。这个研究发现，比起西方人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更有整体性，东方人会本能地更注重来龙去脉。与东方人相比，西方人似乎更善于集中注意力，也更具有分析性[4]。心理学家解释:东亚人生活在相对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有固定的角色关系。因此，关注背景对有效的职能运作非常重要。相比之下，西方人生活的社会约束较少，强调独立性，他们可以较少关注环境。
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共同特征。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模糊性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了丰富的发展，但是没有像西方思维方式那样在近代受到了精确性的否定。因而直到现代，中国思维虽然吸收了西方思维的精确性，但是模糊性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全面把握事物，通观全局，但是所得到的认识不深刻，不能对某一方面做更仔细、更精确的认识或研究，对事物之间的界限不能分得很清楚。相比之下，西方人自古以来就重视数学和逻辑，因而具有精确性的性质。精确性是西方近代思维的一大特征，西方近代实验科学注重对事物分门别类，重视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因而促使了数学、力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发展。虽然思维对象是模糊的，但是西方人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工具却是相当精确的，这就导致了精确思维的习惯。近代以来西方人崇尚科学和理性，注重思维更精确活动的严格性、明确性和确定性，注重思维程式的数学化、形式化、公式化、符号化和语言的逻辑性，思维方式也必然带有精确性。相比于东方农耕文化重视生活背景与人际关系而言，西方工业社会更多表现为对于时间与效率的把握。这种差异造成了两种社会截然不同的民族种族个性与发展模式[5]。
然而，西方人也发现复杂的世界存在着许多模糊的现象和事实，如在程度、关系等方面，很多情况下不可能具有精确的结论，反映在思维中就产生了模糊性，由此产生了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模糊语言等学科。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6]。
4 东方人喜中庸，西方人喜偏激
“中庸”来自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儒家思想，是重要的伦理道德标准，指处理事情要不偏不倚，后来引申为平庸、妥协、保守。“中庸”内容十分广泛，它是人们观察问题、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中庸”思想体现了事物的自身内在规律，反映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诸方面，对现代人的身心发展、协调人际关系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但中庸思想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基本上还是过大于功，障碍了历史发展。所以对于“中庸”之道，鲁迅是极力反对的:“惰性，……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鲁迅是最不中庸的人，他一贯的旗帜鲜明就是对“中庸”的抗拒，把“中庸”当作中国人的惰性。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激烈的批判立场，鲁迅在反对“中庸”的道路上已经走向了偏激。
西方人好偏激性思维，一种思维、观点总是先全盘否定前人的，提出自己“全新的”，一鸣惊人，在争论中再逐渐纠正自己的偏激之处，最后被人们接受，成为流行的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如存在主义、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等等，莫不如此。他们在创立理论的过程中(特别是初期)，往往好走极端且有意言过其实，尤其喜好只“击”一点不及其余。待理论建立起来后，再来进行修正。如是有新精神分析学派，新行为主义，如此等等，反正不新不“偏”的东西是没有市场的。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凡事必弄个是非曲直，绝不含糊。在国际关系中也如此，经常使用偏激语言或偏激行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可为典型事例)。
作为思想方法的“中庸”，它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对于认识和观察世界、处理人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有着积极意义。作为人要讲诚信、要仁爱、不偏不倚、做事要有尺度，不走极端、要恰到好处等等。但缺陷是求全求稳，善于调和，缺乏创新精神。
如何解决中庸与偏激的关系?可以打个比方:比方一棵大树，根虽偏，却从大地吸取营养与水分。树梢虽偏，却能不断生长。中庸之干，可抗风雨。中与偏紧密配合，保证大树屹立天地而不倒。我们不仅能做到为人处世的中庸，也能够保持激进的思想，中庸与偏激运用得宜，这样的思想，是不是光比中庸要进步呢?而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 王新华， 任军莉. 试论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及其文化根源[J]. 江西社会科学， 2002年第9期
[2] [美] David G. Myers. 社会心理学[M]. 张智勇、乐国安、侯玉波 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46-253
[3] 徐晓丹. 中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及其融合趋向[J]. 理论探讨， 2005年第3期
[4] [法]科学与生活杂志2005年10月号， 美国人和中国人以不同方式看世界. 参见参考消息，2005年10月26日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