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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范文1
社会科学研究者是指以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为理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管理、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手段的科学的研究者。
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学科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文学、美学、艺术学、逻辑学、语言学、史学、军事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新闻学、传播学在内的社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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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范文2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3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了一条与经济相反的道路。改革开放之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分散的、开放的和学者自主的，类似于“市场经济”。一个人研究什么题目，主要由个人来选择。对科研题目的限制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则很少有限制。但是，从80年代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趋向于“计划经济”，开始搞五年计划，于是有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规划等。最初这些规划主要是国家的，后来逐渐发展到省、市和学校。现在每年从年初开始，每位高校教师都面临着申报五个级别的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市社科规划项目、学校社科规划项目。
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层级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对每个项目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大。就国家级项目来说，在“七五”和“八五”期间，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但是现在，最少的项目也有几万元，而一些“重大项目”，则投入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省、市和学校也步其后尘，只是规模和数量按比例缩小而已。对于经济不发达省份，面对民生和义务教育各方面的困难，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极为有限，但由于纵向和横向比较的压力，也不得不设立自己的社科规划项目。
近年来，国内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讨论主要集中于学者个人的“失范”，如剽窃、抄袭和造假等。我认为，个人的“失范”与宏观学术环境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宏观学术环境则变得越来越像“计划经济”。
这种“计划经济”具有垄断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控制了几乎所有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资金投入，而且因为它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强制性的方向和课题。如果从国家到学校的各级规划项目能为研究者提供资金上的帮助，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因为这种“计划经济”具有垄断性，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许多弊端，正如经济领域中的计划经济那样。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计划经济”有哪些弊端?
首先是资金投入方面的弊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能够拿出一大笔钱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资金的投入和使用应该十分谨慎。我认为目前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资金分配的不公平。这里的不公平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地区之间的不公平;个人之间的不公平。更重要的不公平在于制度。资金分配的制度是不透明的，而且也没有有效的监督。就各级项目的评审来说，评审的具体结果同具体的评审专家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换了专家，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国家级项目也设立了一些“无知之幕”，试图屏蔽掉个人信息。但是这种“无知之幕”太薄，很容易穿透。这里不是说专家个人不公正，而是说评审的制度对专家没有有效的约束。
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任何人都可能不公正。第二，资金使用的不合理。国家、省市和学校能够拿出一大笔资金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件好事。从宏观方面来说，这笔资金的目的应该是改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条件，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物质基础。但是，由于目前的资金分配制度是同项目申请者个人挂钩的，而得到项目资助的人又很少，结果是少数人的研究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而大多数人的研究条件依然如故。我认为，应该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公共研究条件的改善，如图书馆、教师工作室、电子图书馆、信息库等。
在这些方面，目前国内大学同国际标准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第三，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率。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资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是一笔糊涂账，任何人都难以说清。作为研究者，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各级规划项目中，相当大一部分项目即使没有这么大的资助(如几十万或上百万)，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资助，也是能够完成的。另外，在各级规划项目中，图书资料的支出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这些图书资料目前都保存在个人手里。如果将这些资金用于学校的图书馆，使用效率会高得多。
其次是产出方面的弊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高投入并不能保证获得高产出。在这里，“高产出”不是指科研成果的数量，而是指科研成果的质量。在各级规划项目中，高质量的成果所占比例很少，特别是缺少开创性的成果。这是由以下一些原因决定的。
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由于各级规划项目的课题产生于“计划”，而“计划”是根据某些专家的意见制定出来的，所以这些课题仅仅反映了很少一部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兴趣。对于绝大多数申请者，他们必须按照课题指南或者按照“原题”来申请项目，即使他们对这些课题并不感兴趣。如果没有理论兴趣，就没有创造性成果。第二，课题完成的时间受到严格的限制。所有的规划项目对课题完成的时间均有限制，一般而言，一个课题的最长时间为三年。如果一名研究者从立项开始从事研究，其成果形式是专著，那么他在三年内很难高质量地完成。另外，有的规划项目要求以发表的成果来结项，而从书稿写完开始联系出版到正式出书，一般也需要一年时间。在这种时间压力下，各级规划项目中很少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三，学术研究应该是自由和开放的。一个人研究什么，应该主要由其理论兴趣来决定。在没有理论兴趣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只能产生“充数”的成果。任何科学研究的“计划”无论多么完善，都无法涵盖众多研究者的理论兴趣。如果学术研究没有自由、开放的空间，那么也就不会有创造性的成果。所以，要想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关键不在于提供项目和资助，而在于创造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
最后，申请各级规划项目成为高校教师的沉重负担。出于各种原因，目前全国所有高校对各级规划项目都非常重视，对高校教师应该承担的科研项目也都有其相应的要求。
由于各级规划项目数量有限，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申请到课题，特别是国家级项目的课题，因此，这些要求对每位教师都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第一，目前国内许多高校都把科研课题同教师职位和校内津贴挂钩。如果没有科研课题，可能就无法申请高一级职称，或者得不到相应的津贴。有的高校规定博士生导师必须要有科研课题，如果没有课题，那么就停止招生。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来说，这些要求都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各级规划项目的课题不等于没有自己个人的研究课题。另外，即使没有各级规划项目的资助，研究者仍然可以从事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第二，目前我国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主要是以各级规划项目的方式来分配的，包括高等学校自己的经费在内，因此，一位高校教师如果想从事学术交流活动(如参加学术会议)，那么就必须申请各级科研课题。如果没有课题，那么就无法从事学术交流活动。第三，迫于申请和完成各级规划项目，导致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失范”。申请者的学术成果是获得课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迅速取得大量科研成果，或者为了尽快按期完成在研项目，促使一些研究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学风不正、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
目前，各种学术著作的最重要读者群体是研究生。在标有各级规划项目资助的出版物中，有多少是研究生们有兴趣翻一翻的?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4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包括思想文化功能、政治功能、社会管理功能、决策咨询功能[1]。其中决策咨询功能的重点是为决策者提供咨政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指出，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物质生产力帮助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另一方面是作为综合的知识体系和思维工具，帮助我们从客观上观测和分析多变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做出准确的鉴别和判断，并更广泛的做出科学决策，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后者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的重要使命[2]。因此，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性，解决社会问题，服务经济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社会研究作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思想库”的作用，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检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重要条件。
一、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咨政服务功能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正处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古往今来，无论是晁错的《论贵粟疏》，还是李密的《陈情表》，以及苏辙的《六国论》等著名策论，都是古代人文社科研究提供决策咨询的代表，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在历史上留下盛名。而当代胡福明教授1978年5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党的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深刻地影响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辉煌历史上书写了浓厚的一笔，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引领社会思潮、提供决策咨询的杰出典范。这些深刻的例子说明，政府公共管理部门进行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前提是对相应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吸收和消化、进行后续论证，最终形成的工作部署、政策法规才能真正起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因此，进一步提升高校社科研究的咨政服务能力，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促进社科研究成果的转化，并在此基础上完善评价体系，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实现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方法。要达到上述目标，我们需首先从咨政服务的内涵和发展方向进行分析。
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咨政服务的意蕴
咨政服务是资政服务的沿用和引申，可以理解为通过一定知识经验的储备和对各种信息资料综合加工而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开发，为政策决策提供顾问、咨询和磋商的一项具有参谋、服务性的社会活动，是社会、经济、政治中辅助决策的重要手段。咨政服务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引导和理论创新
这是基于我国的国情和世情决定的，从国情来讲，我国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建设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系，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高度集中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分散，客观上也造成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3]。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不少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客观上开阔了学者的眼界和思维，但是由于有些学者对于这些理论的研究、特别是本土化的研究程度还不够深入，也出现了一些摒弃具体国情，盲目崇拜西方理论的现象。要改变这些现状，需要根据我国特定国情解决社会公民在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中所产生的思想困惑，在社会上形成和谐、积极向上的社会共识，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引导作用，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二）通过思想库的建设为部门决策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设一批具有专业优势的思想库的战略性思想。所谓“思想库”，又称“智库”，是由学者或者思想家组成的专门机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之中，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它代表了决策专业化和科学化的发展趋势[4]。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咨政服务正是需要有这样一批多学科的专家，长期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问题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出谋划策；为决策者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建议、最佳方案。
（三）为国计民生的政策制定提供咨政服务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必须尊重人民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和利益，致力于改善民生，保障民生[5]。在诸如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举措上，能够充分表达群众的诉求，为决策者的政策出台提供准确的决策参考，形成一套能及时反映民意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
三、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咨政服务水平的途径
根据咨政服务的表现形式，结合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情，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应用能力、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咨政服务功能，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转化，在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从三个层次推进咨政服务建设：一是理论引导和理论创新；二是建设专业的思想智库；三是建立现实问题决策咨询的快速反应机制。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实现。
（一）建立起专业的咨政服务平台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平台体系主要是由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各省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等平台构成。这些研究平台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撑，因此以现有的平台基础，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平台建设，建立咨政平台，是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咨政治服务的有效途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具有政治导向和理论引领功能的基础理论平台建设；二是加快建设进行应用和对策研究的应用平台建设；三是建立面向服务国计民生的，鼓励高校与各级党政机关、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乡村等合作共建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四是依托高校、建立一批面向中外对比交流的研究平台，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与我国当前类似问题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政策和发展情况进行全面研究，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咨政服务的整体实力。
（二）加强决策咨询专业智库的建设
充分依托高校人才、智力的集聚优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思想智库，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咨政服务水平。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由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组成，为政府、企业等组织及其决策者处理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不同类别的公共事务和应对突发事件出谋划策，提供处理事务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方案、战略策略、理论思想等智力产品的专业的人才库。二是具有较高理论研究水平、思想引领作用、决策咨询功能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库。三是利用现代信息和传播技术、通过数字化、信息化形成有效载体的，集合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基础文献、案例集成等数据的，具有提供学习、研究、借鉴等重要意义的决策咨询案例数据库。
（三）建立面向现实问题的快速决策咨询反应机制
通过建立面向重大现实问题、服务国计民生开展的研究工作的快速反应机制，围绕当前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决策咨询的作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建立重大现实问题专项设立机制，围绕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组织高校学术造诣高、应用研究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高水平研究力量开展集中攻关，为政府决策提供及时的政策咨询服务。二是加快建设服务民生的产学研推进机制，加强高校与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合作，推进应用研究成果为科学决策提供直接性、公共性、可操作性的科学依据，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5
关键词：电子社会科学；数据信息；信息技术；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TP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416（2017）02-0100-03
电子社会科学（e-Social Science）是把信息技术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使结论更准确更靠近客观事实。是研究需要做什么为什么做的研究方法。
e-Social Science是国际社会科学界出现的前沿领域，是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信息时代的必然产物，它为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工具新手段，由此也使社会科学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和契机。
关于什么是e-Social Science英国e-Social Science国家研究中心的一种定义是“用来描述计算机专家与社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是设计和开发中间件以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另一种定义是“e-Social Science包含了社会科学技术方法和工具的开发。计算机专家与社会科学家一起从事研究工具的开发，研究哪些研究工具有助于社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工具可用于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可以使社会科学究人员探索新的研究领域或加快他们的研究进程”。还有一种解释是：“Social Science Using Grid Computing”。
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认为，e-Social Science可以定义为“使用网格和其他信息技术搜集、处理、整合、分享和发表社会与行为数据的社会科学”[2]。
从e-Social Science一词的定义可以看出，在研究者看来，e-Social Science的研究领域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开发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信息技术工具；二是研究如何使用网格和其他信息技术工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e-Social Science探究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技术推动社会科学发展。e-Social Science与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相比较，在信息时代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之处和优越性在于研究过程中利用的信息技术等。
1 电子社会科学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不少国家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加强研究和建设，设立专门机构和项目。到2010年全球e-Social Science 研究形成了以欧洲eSS（e-Social Science 的缩写）研究（荷兰、英国和德国）、北美eSS 研究（加拿大与美国）、以及东亚eSS 研究（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三足鼎立”的局面[1]。
1999年英国开始提出电子社会科学，2004年-2007年英国投资500万英镑成功把网格计算用到电子社会科学，后又投资600万英镑继续做了多个项目，包括图像视频分析技术、政策制定、地理信息系统-城市规划、农村政策发展等。
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系的“全球社交媒体影响研究”项目（GSMIS）是2011年，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教授丹尼尔申请的欧盟研究基金会项目，该项目是目前相关领域人类学研究与新媒体研究中，涉及国家最多，研究最为深入的课题。英国的Je-S项目管理软件系统很好的管理了全英国政府的所有项目，从立项、中期检查、后期结项和项目相关成果等相关信息都能一览到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项目管理系统。还有英国的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和adobe connect 学术交流平台。最成功的案例数据共享平台网站：http：// .uk，链接了不同的数据源。苏格兰地区的DAMES数据共享平台。
电子社会科学在新加坡，新加坡是一小国家，靠港口贸易发展，依靠廉价的劳动力。80年代开始PC发展，90年代以后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2000年以后每户宽带开通，基础设施建成。2002年建成greed grid，进行national grid streering committee（NGSC）资源整合，2003年建成national grid pilot platform。
电子社会科学在韩国，韩国2006-2007年从生物、医学领域开始，基础软件改进，营造学术环境和投入资金。成熟的网站：http：//korea.kr ，韩国社会科学数据中心：http：//kkassda.or.kr收集了韩国本土资料，都是韩国电子社会科学发展的鉴证。
在我国，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关信息资源建设的项目很多。2006年3月成立了中文易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家计委委托国家教委进行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CALIS），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Internet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研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先后完成了各种数据库和管理软件系统，试图把电子信息化充分应用到科研及其管理中来。虽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有了相关的数据库检索系统和管理平台，且也能导出简单的成果管理库表，而且这些系统平台从功能设计和后备库表结构还是都比较简单，检索功能与需求还是有一定的程度差距。
2 电子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应用
2.1 电子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设计
（1）文献综述 数据关联 数据挖掘。（2）收集有用有意义的数据。（3）设计与研究。（4）结论呈现和成果保存。
2.2 方法论
2.2.1 问卷调查分析
一般来说，研究经济学问题用此方法较多，是把调查好的数据用相关的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调查问卷数据的常用方法是SPSS，分为四个过程：定义变量p数据录入p统计分析和结果保存。
定义变量，从头定义变量，把问卷上的每一个问题设为一个变量，问卷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变量与之对应，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即为变量的终值。
数据录入，SPSS数据录入有很多方式，在spss的数据录入窗口中直接输入。
数据统计分析，有了数据进行分析，选择何种统计分析方法，即调用哪个统计分析过程，是得到正确分析结果的关键。根据问卷调查的目的和想要的结果来选择。一般有数值分析和作图分析两类方法。作图分析简单易懂，一目了然，根据需要选择图形，常用的有条图，直方图，正态图，散点图，饼图等等。
在变量定义和数据录入完成后，可以根据需要正确的分析方法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最终结果。
2.2.2 Six sigma方法
六西格玛（Six Sigma，6 Sigma）即Six sigma方法是一种管理策略，由摩托罗拉提出。主要是制定目标、收集数据以及分析结果，通过这些策略来减少产品和服务的缺陷。六西格玛背后的原理是检测项目中的缺陷，找出合理的措施减少缺陷，使项目尽量完美。要想达到六西格玛标准，出错率不能超过3.4%。
六西格玛包括两个过程：六西格玛DMAIC和六西格玛DMADV，是整个过程中两个主要的步骤。六西格玛DMAIC是对当前低于六西格玛规格的项目进行定义、度量、分析、改善以及控制的过程。六西格玛 DMADV则是对试图达到六西格玛（6 Sigma）质量的新产品或项目进行定义、度量、分析、设计和验证的过程。
企业在实施六西格玛项目中，需要统计软件分析数据，六西格玛软件Minitab。
Minitab软件1972年生成于美国，在全球企业和高校中广泛使用；Minitab为用户提供一系列统计方法工具箱，用户按照需要在其中选择适合的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对使用人员的统计知识有一定的要求。
可以将Six sigma方法用到对餐厅满意度调查研究中，我们可以先找好研究对象、更多的有关因素变量、因果关系，把过程进行模拟，定量分析，用模型表达。从专家得到先验性知识库建模，分以下7个步骤进行完成。
（1）数据收集。（2）分析因果关系图。（3）专家分析验证。（4）分析因果关系图。（5）提取变量。（6）模块化规则建模。（7）决策。
用Six sigma方法帮保险公司找策略增加续签率。找15位有10年工作经验的专家（要求其中60%有过训练的专家）。
（1）做访谈录。（2）从访谈中找到有因果关系的句子。（3）提取变量。（4）找专家验证。（5）结构关系模型/规则建模。（6）得到结论。
2.3 电子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成功应用
2.3.1 电子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全球社交媒体影响研究”项目中的应用
“全球社交媒体影响研究”项目（GSMIS） 2011年，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教授丹尼尔申请的欧盟研究基金会项目，该课题通过在全球8个国家（英国、意大利、中国、巴西、印度、土耳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智利）展开为期15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是目前相关领域人类学研究与新媒体研究中，涉及国家最多，研究最为深入的课题。它关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社交网站与数码科技的迅速发展，对人类的人际交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透过不同现象，从人际交往的本质出发，描绘全球人际交往图谱并阐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充分的阐释证明电子社会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2.3.2 英国伦敦大学的项目“数码人类学与中国”
该项目是典型的民族志研究，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王心远。2013年加入该项目的研究，负责中国南方的调研工作。她的研究成果“一个江南小镇的工业化与数码化”是2013年春天，到浙江中部的T镇，展开为期15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写作而成。可以看出，人类学研究向来以普遍为美，不追逐新闻，不争先恐后，关注的是人们觉得“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文化也蕴藏在这些看似普通的生活样式之中。T镇即不是大都市，也不是贫困乡；既非旅游景点，也非商业重镇，是一个普通的小地方。这个看似平凡的T镇，正如单个细胞蕴藏着整个生命体的全部遗传基因，述说着不平凡的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史，同事还亲历者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人口―中国农民工。文章谈到“在QQ空间安家的外地人”，说明了中国小镇的工业化生活已经与数码化密不可分。文章最后提出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小镇该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人口增长？小镇的公共空间如何重构？等等”。这些都是摆在中国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小城镇面前的新问题。
2.3.3 数码技术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成功应用
英国皇家人类学学院院士汤浩然在中国山东济南农村的研究是把数码技术应用于人类学研究，论述了社交媒体对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和全球不同地方人类学的比较研究。
他的研究成果“中国北方乡村的数码故事”，是他来到我国济南调研的成果。作为一名人类学学者，他触摸了普通中国人的村镇生活，洞察他们的传统、希望和梦想。普遍来说，西方世界对中国仍然存在偏见：我们听见或相信的“中国事实”源自媒体，但记者往往试图迎合受众的口味；而当外国人亲身碇泄时，大多数人又选择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他的经历和研究结果表明：今天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数码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到达了最边远的地方。
2.3.4 大数据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功应用
雷丁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2014年成立，利用大数据技术成功完成英国公投分析，移民研究，房屋买卖与数据分析等诸多社会科学研究任务。
雷丁大学房地产开发与规划研究中心（英国最权威的研究中心）目前利用大数据的热门研究有：（1）“经济学和金融学在商业房地产方面的应用”的讲座，讲述了英国伦敦目前的房地产开况、管理房地产、房地产规划、房地产市场等多个问题；（2）“大数据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内容涉及大数据概念、含义和应用等，进一步阐释了网络是大数据的主要来源。大数据是电子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3）“大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应用”；（4）“城市老年人骑自行车队健康的影响”等。都足以说明大数据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重大影响和得以成功应用。
2.3.5 网络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功应用
网络对社会学士一个机会，网络文化反应了人们的文化等，通过网上搜索“整个社会”诸多数据，通过网络了解研究信息，获取革命性变化的信息，了解数据背后的含义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辅助完成民族志，英国萨里大学社会模拟研究中心最新的研究便是利用网络完成“多边民族志” 和“老龄化和性别关系”研究。
从诸多成功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电子社会科学的一个本质，是通过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研究相关数据信息，了解数据背后深层次、更加深刻的含义，得到对社会的新认识和新观点。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起的关键方法。也是一个难以替代的研究方法。
3 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通过10多年的网络信息化、科研管理相关工作和电子社会科学相关主题的培训学习。在各方面学习、探讨和研究基础上，先后访问过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英国伦敦大学、英国萨里大学、英国雷丁大学和牛津大学等多个教学和研究机构。由诸多研究报告文章和讲座。可以看出在电子社会发展方面有以下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究竟什么是电子社会科学（e-Social Science），对于电子社会科学（e-Social Science）的精确定义？到底如何把自然社会科学的知识应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来？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更精准，更靠近客观事实。这样的定义是否完整？是否准确到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还是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和挖掘学习。
其次，英国伦敦大学的项目“数码人类学与中国”、 网络以及大数据和数码技术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成功应用等等，尤其是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系的“全球社交媒体影响研究”项目（GSMIS）是目前相关领域人类学研究与新媒体研究中涉及国家最多，研究最为深入的课题（http：/）。是否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应该开展自己哪些项目？
当然，目前对e-Social Science 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在技术和条件上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资金和跨学科人才，网络数据资源的可信度、有效性收集、数据加工标准、等问题都有待解决。
对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来说， e-SocialScience将如何影响今后的社会科学研究？从理论上说，社会科学信息化科研平台可以为社会科学家调查提供帮助，仿真和模拟的研究工具可以完成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难以胜任的任务，复杂的经济统计模型计算、大规模的社会团体和民意调查、科研数据和分析工具共享以及虚拟环境中的科研团队协作都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突破创造条件。从现实情况来看，小规模的研究项目、用户数量少以及技术工具和相关政策的不完善使得e-SocialScience还不能作为影响社会科学发展前景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e-Social Science自身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电子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当然，电子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工具、环境和模式，改变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增加了研究领域，拓宽了研究范围。
如何利用自然科学正确地认识、分析和研究社会科学，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面临的重要任务，把自然科学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来，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是一种新兴的研究工具，如果能被成功地应用，将会很好的服务于社会科学研究。
从电子社会科学一开始定义，到应用自然科学的关键技术衔接正确的电子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到最后的成功研究。完成好整个过程，无疑是需要经历艰难的过程和巨大的挑战。
可以看出，电子社会科学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科学海量研究数据的收集和利用，建立拥有自己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库和检索系统；
（2）如何开发和用多种信息技术，构建具有开放共享、安全可控、分布协同的网络信息化与数字化科研平台；
（3）如何利用网络计算技术和其他信息技术工具和技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4）e-Social Science跨学科研究的内容和主要技术手段等。
参考文献
[1]褚鸣.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的内涵与发展.国外社会科学，2010.
[2]陈文娟，肖峰.e-Social Science 与社会科学研究.探求，2010.
社会科学研究范文6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基地；图书馆建设；评估指标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21-0087-03
[作者简介]李翠兰（1974―），女，山东邹城人，本科，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馆员。
1999年，教育部组织实施了“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划”，各省教育厅积极响应，各自从本省省情出发选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础较好的高校建立特色鲜明的人文社科基地，形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二梯队。然而，学界目前对基地图书资料室建设与评估研究的文章十分缺乏，故本文结合贵州省人文社会科学基地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图书资料室建设状况提出设想，期望得到同人的指导与批评。
一、基地图书资料室的性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图书馆属于学术图书馆，但是它与高等院校的图书馆又存在一定的区别。
首先，要从图书馆的本质特征来考察基地图书资料室的内在属性。《辞源》对图书馆的定义为“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向读者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的定义是“收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供人阅读参考的机构”。这两种定义概括了图书馆的本质特征，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是都包含了三方面的要素：第一，图书馆必须是文献资料中心；第二，这些文献资料是通过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具体行为收集、整理、保存等得以实现的；第三，图书馆设立的目的在于为读者受众阅读服务，使其受到教育。基地图书馆既然是图书馆的一类，就要满足于上述三大要素。基地图书馆必须是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料中心，这些资料存在的形式可以是实实在在的图书、期刊、复印的文字材料等，也包括光盘、音像、录音等信息时代的文献资料。
其次，要区别基地图书资料室与高校图书馆的不同。基地都是各省教育厅依托高校建立起来的，基地图书资料室与高校图书馆并存于同一所高校，但是两者之间又有很多不同。有人认为，大学图书馆的基本工作是围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四大职能来开展[1]，这无疑是正确的。基地图书资料室与高校图书馆是什么关系呢？可以从教育部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与管理的相关文件中找到答案。《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2006年修订）》提出，“重点研究基地应建立独立于高校图书馆的专门图书资料室”。这就要求基地的图书馆在行政上是独立的，不隶属于学校图书馆。基地图书馆的建设是在基地主任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发展和改善属于基地的图书资料建设。但是，高校图书馆与基地的图书馆并不是毫无联系，该文件又要求“高校图书馆应优先满足重点研究基地图书资料特别是外文图书资料的订购需要，并提供有关资料编目、信息查询服务”，这就要求基地所在的高校需要高度重视基地的图书资料建设，在购买图书的资金安排上向基地图书资料倾斜，同时强调外文资料的采购。
二、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图书资料建设
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是2011年1月经贵州省教育厅批准设立的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心在设立之初就确立了以研究贵州教育发展为主的学术研究取向，根据贵州的省情重点聚焦贵州教育史、贵州基础教育和贵州民族教育三个方向。因此，中心紧扣基地研究取向，扎实做好相关图书资料室的建设工作。
首先，基地重视馆舍与图书文献资料建设。图书馆是实在的物质存在，是科研人员阅读学科文献资料的空间，也是存储文献资料的物理空间。根据贵州省教育厅2006年颁发的《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的要求，基地争取学校领导的支持，目前建设图书资料室用房160平方米，这个指标大于教育厅要求的“不少于150平方米”的要求，达到了评估指标要求。基地是在原来历史与社会学院的基础上升格而成的，在学校统一部署下，原来属于历史与社会学院的关于贵州教育史方面的文献资料全部划归基地管理，这些书籍主要包括贵州教育方志、地州教育史、学科教育等方面，数量较为可观。基地还选订了《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等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专业期刊，基本能够满足科研人员的科研需要。
其次，基地图书资料室配备具有图书馆员或相应职称的专职资料人员。专职资料员在学历与职称方面要求必须达到教育厅的基本要求：学历是本科，职称为中级职称。学科背景为图情系列的工作人员。基地图书馆目前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心主任的领导下，对基地成立以来的图书按照中国图书分类进行编目整理，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基地的电子检索系统，图书室的所有图书都能采用信息化的手段查询获取。
再次，基地图书资料室高度重视信息社会的时代变化，积极开发科研信息资源的利用手段。基地为科研人员建立了微信群与QQ群。这样极大地方便了科研人员的信息查询，QQ的大型文件传输功能可以为科研人员提供极大的便利。图书资料室打算逐步把基地图书馆原有的图书资料转换为电子版，基本的设想是：先对基地的图书登记造册，摸清家底，争取基地专职科研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的意见，分批次分阶段做好纸质版本转换的工作；在购买新的图书资料时候，努力争取购买电子版本，放到图书资料室供科研人员使用。
著名图书馆学专家黄宗忠在论及图书馆的功能时，指出图书馆除了基本功能、专属功能、主导功能、现代图书馆功能、公益功能外，还应该具有“未来功能”。[2]未来功能是“指潜在功能，目前还没有充分显露，但是很有发展潜力”。当下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很多崭新的科技手段层出不穷，比如“云技术”“APP技术”等，极大地改变了文献的储存与检索、阅读方式。在这方面，基地的文献资料建设还没有跟上发展的步伐，下一步应该认真应对，这就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不仅要善于学习，还要有创新的意识。
三、基地图书资料室建设与评估
图书资料室建设是基地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省部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于基地的建设都有相应的规范性文件与考核性标准，目的在于促进基地良性发展，为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提供科研保障，也贯彻了“以评促建，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但是，从目前出台的相关考核评估文件来看，考核的标准不足以达到相应目的，根本原因在于操作标准过于宽泛，对于促进基地图书馆建设无益。这一点可以根据贵州省2013年基地建设考核表来说明。
贵州省教育厅在2013年对省内的人文社科基地进行建设周期的考核，下达了各相关基地的评分表，列出了对基地建设各方面的评价赋分。一级指标有结构人员、研究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支持措施、管理工作。赋分为百分制。图书馆建设的评估位于“支持措施”部分，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图书馆，学校图书馆藏书50万册以上，赋分1分。二是资料室，中文藏书3000册以上，外文藏书500册以上，中文报刊20种以上，外文报刊10种以上，赋分1分。”这个考核评价的标准失之偏颇，无法促进基地的图书馆建设。原因如下：
第一，这个评分标准没有摆正基地所在高校的图书馆与基地图书馆的关系。《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管理办法》（2006）规定，“研究基地应拥有独立于学校图书馆的专门图书资料室”，评分标准要求学校图书馆的藏书30万册，该要求对于设有基地的大学来说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一般来讲，各省教育厅在选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础较好的高校作为研究基地来培养时，该校的图书馆基础应该是十分雄厚的，特别是与基地研究方向相关的图书资料。如果在考核评估时还要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那么每个基地都会得到满分，区别意义不大，不能起到评估督促的作用，使之流于形式。另外，管理办法规定，基地图书馆是独立的，这里又要求学校图书馆给予基地图书馆建设支持，这是政策矛盾之处，相互抵牾的政策只会造成基地图书馆建设工作的被动。
第二，对基地图书馆建设的考核重视显性的数量化指标，忽略了基地图书馆建设的内在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图书馆馆舍的面积可以通过扩充办公空间来实现，图书册数也可以通过购买或者从高校图书馆转入登记造册来完成。但是图书的更新率、图书资料与基地科研工作的匹配性与相关度等真正能够体现“唯一”“一流”的科研资料却无法得到保证，这确实是只重形式而忽略实质的考核评估办法。
第三，评估只重视图书物的考核，忽视了对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的考核。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要求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是学历和专业的相关性。基地是学术性极强的科研机构，图书资料室是基地科研人员科研的帮手与信息中心，基地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必须与之相匹配，具体到实际就是要求学历与专业相关性达标。第二层次，要求管理人员业务熟练，对基地的图书资料如数家珍，可以对基地的图书资料和科研成果进行初步的加工，形成基地的数据库。第三层次，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服务态度也是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四，图书资料的利用率、科研人员对基地图书馆的满意度以及校领导、中心领导对基地支持的具体做法也是图书资料室建设的考核对象，这些应该加以重视的要素却没有在评价中得到很好的表现。
鉴于此，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建设好基地的图书资料室，必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图书、期刊的数量，图书资料与基地科研的相关度，图书资料的年更新率，图书购买的经费预算，外文材料的充实度；馆舍的面积；设备的电子化，图书资料查询的顺畅度；工作人员的学历，工作人员的专业与图书资料工作的相关性，工作人员的科研水平、熟练程度、服务态度；科研人员借阅图书资料的记录，对图书资料的满意度，对图书资料购买的建议；学校领导对图书馆建设的重视程度。
基地评估促进建设的指标体系应当包括以上内容。如此才可以建立较为全面的基地图书馆评价指标体系，更好地仔细观察考核图书资料室的建设，使基地图书馆的建设得到实质性的发展与壮大，从而为基地的科研工作提供物资平台与保障。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