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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的特征范文1
关键词：金刚经；佛教；摩崖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3-0143-01
一、经石峪金刚经概况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又名《泰山佛说金刚经》，北齐年间刻，刻于泰山斗母宫东北一公里山谷之溪床上。经文自东向西刻在面积约为两千平方米的巨大石坪上、四十四行，每行字数十至一百二十五字不等，其字径大小不一，大多数字为竖纵为三十五厘米，横宽四十至六十厘米，按经文应共有二千七百九十九字。
（一）书刻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战争频繁，生产萎顿，人民生活在灾祸和苦难之中，一方面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大力提倡佛教，另一方面佛教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下层饱经战乱颠沛之苦的百姓所信仰，因此奉佛之潮涌动南北，同时，由于门阀士族及其知识分子信仰佛教，所以佛经翻译工作也兴盛起来，大批佛经译成汉文，写经、刻经、造像题记占了很大比例，规模空前的摩崖刻经更表现了前所未有的佞佛热情与僧侣经济的发展。
（二）书者问题
因为刻石现存字中没有书者及年代，因此书者一直是谜，在泰山经石峪，有一幅宋代政和年代（1111年――1118年）陈国瑞的题刻，其中就有对此《金刚经》石刻的记载和评价：“观经石峪、熟视笔画、字径尺余、非所能历千百年曾不灭，岂非神力护持，以遗观者？”可以看出在宋代就已经不知道它的书刻年代和作者了，对于它的书写者，更是各有其说。明代学者王世贞提出，即“笔力古劲，非唐人不能书”。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最早对《泰山经石峪金刚经》进行考证，他认为是曾主持过邯郸响堂山刻经的北齐晋昌公唐邕所书，郭沫若先生1961年5月登临泰山，在经石峪中摩挲良久，见其中“世”字有缺笔，便断为唐人所书，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后来郭老又曾在岱庙汉张迁碑中发现“世”字亦有缺笔，又改沿旧说，定为北齐人书，并题诗《访经石峪》一首，刻于经石峪石壁上：“经字大如斗，北齐人所书。千年风韵在，一亩石坪铺。阅历久愈久，摧残无代无。只今逢解放，庶不再模糊。”
二、经石峪金刚经书法艺术特征
（一）“遒劲古拙，篆隶兼备”的用笔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书体虽然为隶书形状，但是完全取消隶书蚕头燕尾运笔方法，起笔和收笔突出了圆笔的特征。实际用笔中，逆锋起笔较多，在下落纸面时，需作“欲右先左，欲下先上”的反向动作，等纸面上留下逆笔痕迹时再翻笔运行，有效地控制铺锋的范围，非常简单地写出具有各种形质的圆润的中锋笔画。
（二）“善于穿插，巧用伸缩”的结体
1、主笔突出，点画变化丰富。字体外观多取隶书造型，呈扁形。因字立形，取势横阔，字形以宽扁为主，隶意突出，字形较扁的单字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单字看上去稳如山安。
2、 左右牵让，善于穿插，巧用伸缩。《泰山金刚经》点画圆润疏朗，结体空灵虚和，许多典型构字。左右结构的字采用“争让”和“避就”的关系，如“敷”字右让左，“谛”字左让右，而“唯”“灾”则左旁抬高，右部长撇伸于左下，结合紧密，十分得体。
3、上下参差，寓正于斜。《泰山金刚经》除在左右结构中巧妙运用伸缩、揖让之法以外，还在上下结构的字中使用了上下错落布局。从而使得累叠之字端庄中富有灵气。如“章”字下部右移，但最后一笔用右弧竖取得了平衡。
4、笔画增省，工俗兼用。构字中大量运用了笔画增省的俗体字。俗体字是流传于民间的不合规范的习惯性汉字形体。俗体字往往改变笔画或更换偏旁，还有的生编硬造的字。
（三）“风神洒落，法相庄严”的章法
整体布局上气势恢宏，雄健壮美。整体用篆隶笔法，横竖画多藏头护尾,行止安详,几无提按,从起笔到收笔都是平静安逸,其结构平正舒展,我们知道,方为阳刚,圆为阴柔,摆脱方刚气血的控制,形成纯阴的圆笔,是步入“空”门的一种境界。
上述从书法三要素――用笔，结体，章法三方面对泰山经石峪金刚经进行了分析，它充分的体现出南北朝书体大融合的特征！
参考文献：
[1]泰山经石峪金刚经[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2]王思礼、赖非、万良、胡新立.邹县摩崖刻经[M].济南：齐鲁书社,1992.
实体经济的特征范文2
〔关键词〕 婴儿潮；中国；日本；人口世代；社会负担；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C92-05；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65-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4年左右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中国乡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逐年降低，未来依靠城镇化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动力将逐年变弱。〔1〕而上世纪6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生育水平自1990年代以后便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最终于2014年左右引致人口红利转折点，成年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根据中国目前55岁的平均退休年龄〔2〕，60后婴儿潮世代将于2015年左右逐步开始退休①，未来5-10年中国的老龄化浪潮将异常迅急，同时，随着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未来新增劳动力也将不断下降。我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人口发展措施，很有可能出现未富先老，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这样的情景，迫切需要了解中国人口增长的性态，特别是人口世代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只有了解这些趋势性特征事实，才能根据历史上和国际上的经验，制定适宜的措施。
遗憾的是，目前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学者较少关注中国的人口性态，特别是中国的人口世代因素，比如60后和80后的婴儿潮问题；研究人口红利和老龄化问题的学者很少关注中国历史上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诸如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等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也少有学者关注婴儿潮世代处在劳动阶段这一人口世代对人口红利期的特殊影响问题；未来中国将要面对的是进入和正在进入的低速常态，却少有经济学家从人口世代这个视角观察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比如90后婴儿低谷世代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60后婴儿潮世代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引发的问题；此外，关注经济低迷和近期经济下滑的学者多，却少有人研究日本个案，从日本获取经验和教训。而日本过去20年和将来所面临的问题正是中国正在面临或将要面临的问题，比如政府债务危机、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持续发行货币对经济刺激以及经济潜在通缩的影响等。随着日本婴儿潮世代这一超规模人口世代冲向顶峰和由规模较小的世代取而代之，不仅日本庞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对经济复苏所起的作用有限，也大大加重了日本政府的债务。
日本和中国具有相同的东方文化，同时都对外来移民管制较为严格，故比较中国人口性态和日本人口性态之间的相同和差别，进而从日本历史上获得经验和教训，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所在。
二、文献综述
有关人口性态，特别是人口世代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结构或者婴儿潮对社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如Mankiw & Weil（1989）在Poterba（1984）的基础上考虑人口结构改变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发现，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1964）步入购房年龄，是美国70年代住房价格上涨的关键因素；而婴儿低谷一代进入住房市场则引致1990年代美国房屋需求增长缓慢。〔3〕陈斌开等利用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发现，中国“80后婴儿潮”一代步入劳动力市场和进入婚配对住房产生的需求，很有可能是2004年以后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阐释了老龄化到来会引致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4〕陆D和蔡P比较了中日人口结构，认为中国如今所面临的人口结构和9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人口结构类似，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社会负担开始加重，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5〕李银珩和李硕论述了美国1946-1964年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将使美国面临劳动力短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等问题。〔6〕在有关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世代演进对其他方面的影响研究方面，张春生和蒋海论述了美国婴儿潮一代对美国1980-1990年股市的影响。〔7〕Andrew（2001， 2003）以及Brooks（2002）就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方面做了相关研究工作〔8〕；Reinhardt（2000）就婴儿潮世代进入老年阶段时对医疗行业的影响进行了针对性研究。〔9〕总之，婴儿潮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全方位的。
不过我们要强调，Mankiw & Weil（1989）等人的研究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10〕，虽然美国和中、日都存在婴儿潮，但是人口结构问题对美国经济的制约没有中国和日本严重，这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且实行较宽松的移民政策，历史上美国本土居民生育水平下降引致的现在和未来劳动力短缺问题可以通过年轻移民填补，更不同于中日的是，美国自1975年后每年出生人数的整体趋势是增加的。陈斌开等则缺乏对中国人口结构的明细分析，没有窥探到中国历史上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也没有论述婴儿潮和婴儿低谷可能对中国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婴儿潮一代以及相继而来的婴儿低谷一代的成长，即教育、工作、结婚、消费、退休以及去世等一系列生命活动会对相应经济部门产生的影响。陆D和蔡P虽然比较了中日人口结构，阐述了人口红利理论，却没有明确地提出人口世代以及世代更替的概念，忽视了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没有看到人口结构问题的实质其实是婴儿潮问题。人口红利期是婴儿潮一代处在劳动年龄阶段，婴儿低谷世代处在青少年和老年阶段；而人口红利消失期则是婴儿潮一代逐步退休，婴儿低谷世代处在青少年和劳动年龄阶段。
现有文献中虽存在考察中日人口结构问题的一些研究，如张宝珍（1990），孟双见和吴海涛（2005）分别论述了日本老龄化下日本社会和经济可能面临的问题〔11〕；柳清瑞等（2012）阐述了少子化和老龄化下的日本社会保障经验〔12〕；蔡P（2004，2009，2010）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以及人口红利结束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政策应该如何调整，如何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如何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13〕；梁颖和陈佳鹏（2013）论述了中国和日本存在人口转变和经济转型的相似性，以及如何根据这种相似性借鉴日本在人口红利期和人口老龄化时期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问题〔14〕，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中日人口世代的界定，比如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的具体界定，以及考察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甚至连基础的描述性分析工作都比较缺乏。这一切主要源于人口世代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20年前出生的人口要过20年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本文的研究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详尽论述中国和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并进行对比性分析，考察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对中日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产生的动态影响，以及这种趋势性特征的变化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的启示。
三、中日人口世代对比
此部分主要考察中国和日本分别在1961-2010年、1946-2010年出生人口的特征，进而界定在此期间中国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明细化这个事实特征，对分析人口世代的交替演进，比如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有助于决策部门制定合适的人口和经济政策。需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婴儿潮？婴儿潮就是人口出生高峰，出生高峰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上升的阶段，也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下降的阶段；同样出生低谷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下降的阶段，也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上升的阶段，且出生高峰和出生低谷在时间上连接，其节点为历年出生人数的增速开始发生转折的时点〔15〕，所以婴儿潮时期既不是出生人数完全上升的时期，也不是出生人数完全下降的时期，而是一个波峰。
在上述时区内，中国和日本都存在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中国的婴儿潮世代分别为“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分别为“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中国的婴儿低谷世代为“1973-1982世代”和“1993年之后世代”；日本的婴儿低谷世代为“1953-1966世代”和“1985年之后世代”。在此期间，中国两次出生人口的波峰值分别为1963年的3000万人和1987年的2550万人；日本两次出生人口波峰值分别为1949年的2694万人和1973年的2107万人。在峰值时间点上中国比日本晚了14年；中国的出生人口谷值是1979年的1738万人，日本是1961年的1607万人，在时间点上比日本晚了16年。无论是峰值还是谷值，中国都高于日本；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第二次婴儿潮世代都是第一次婴儿潮世代引致，且第二次婴儿潮的波峰低于第一次婴儿潮的波峰。中国第一次婴儿潮世代大约为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第二次婴儿潮世代大约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二战后日本的第一次婴儿潮世代为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第二次婴儿潮世代为1960年代末期和整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中国第一次婴儿低谷大约出现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第二次出现在1993年之后，大部分是90后和00后；日本的第一次婴儿低谷大约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二次出现在1985年之后。总之，中国的婴儿潮世代约为60后世代和80后世代，婴儿低谷世代大约为70后世代、90后世代以及00后世代；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大约出现在1940年代中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以及整个1970年代，而婴儿低谷世代大约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前期，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以后各年代。
在相应的考察时段内，中国和日本历年出生的人口数量都呈现出“先上升（中国1961-1963，日本1946-1949）后下降（中国1963-1979，日本1949-1957），再上升（中国1979-1987，日本1957-1973）再下降（中国1987之后，日本1973年之后）的M型轨迹”。1961-1963年中国出生的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1963-1979年出生人口数量平均呈现剧烈下降趋势；1979-1987年出生人口数量平均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87年后出生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1987-2000年剧烈下降，2000年以后缓慢下降。而日本1946-1949年出生的人口数量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49-1957年出生的人数呈现剧烈下降趋势；1957-1973年日本出生的人数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73年之后出生人数呈现下降趋势且具有阶段特征，1973-1990年出生人数剧烈下降，1990年以后出生人数轻微下降。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的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为婴儿潮世代，1973-1982世代和1993之后世代是婴儿低谷世代，大体上60后和80后是婴儿潮世代，70后、90后以及00后是婴儿低谷世代；而日本的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是婴儿潮世代，1953-1966世代和1985之后世代是婴儿低谷世代。1961-1963年中国出生人数呈现上升趋势，1963-1979年中国出生人数平均呈现下降趋势，1979-1987年中国出生人数平均呈现上升趋势，1987年之后中国出生人数呈现下降趋势，整体上呈现为一个M型轨迹，同时，整个1970年代的出生人数平均而言逐年下降，整个1990年代的出生人数平均而言也逐年下降。大体上，日本出生人数呈现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的M型趋势。具体走势见图1和图2。
四、中日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在相应时段内，中国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更替究竟是如何影响了对应的宏观经济呢？特别是当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时，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呢？在假设资本、技术以及资本贡献份额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本文考察人口结构转变对中日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并重点考察劳动力增速对GDP增速的影响。通过将20年前出生率近似为20年后的劳动力增速，可从20年前的出生率和20年后GDP增速的关系上获得一些唯像认识，进而从这些认识中捕捉中国当前和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并获取解决问题的启示。
1.中国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首先考察1961-1979年出生率变化特征对1981-1999年中国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由于1961-196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年出生人数和出生率的趋势基本上同步，当然下文日本的情景也是一样的。，20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增速也逐年上升，相应1981-1983年中国经济增速也逐年上升；1963-1979年中国出生率逐年下降，相应20年后的1983-1999年中国经济增速也逐年下降。根据20年前出生率的特征，1981-1999年经济增速应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在1983年，波谷点是1981年和1999年。从图3可以看出，1981-1999年中国经济增速存在倒U型轨迹，波谷点是1981年和1999年，但是波峰点不是1983年，而是1994年。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中国60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大部分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点应该晚于20岁，从图3可以近似地推断，60后婴儿潮世代的大部分人口大约在31岁左右才进入劳动力市场，比如1963年出生的人口大多在1994年左右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主要原因是那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存在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待业劳动力，而真正放开人口流动和深化农村改革是90年代的事情，此时这些富余的和待就业的劳动力才逐步从失业或者非充分就业状态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变为相对充分就业。
其次考察1979-1990年出生率特征对1999年以后中国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1979-1987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99-2007年经济增速相应地逐年上升；而1987年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也相应逐年下降，根据1979年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特征，中国经济增速在1999年以后也相应呈现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2007年。1981-1985年出生人口数存在波动，倒U型轨迹也存在同趋势的波动。由于80后婴儿潮波峰低于60后婴儿潮波峰，引致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小于6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速的影响，1981-1999年平均经济增速相应大于1999-2010年平均经济增速，且2007年经济增速的峰值小于1994年经济增速的峰值。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速在1999年以后存在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2007年，1981-1985年存在波动，倒U型轨迹也存在波动；而在高度上这个倒U型轨迹小于1970-1999年的倒U型轨迹。对此应该认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速的轨迹基本符合20年前中国人口出生率的趋势型特征，说明中国1961-1990年人口出生率的趋势性特征的确影响着1981-2010年经济增速的趋势性特征。
综上，1961-1990年出生率的变化特征对20年以后即中国1981-2010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近似地表述为：由于中国的出生人数呈现先上升（1961-1963），后下降（1963-1979），再上升（1979-1987），再下降（1987-1990）两个峰值的M型轨迹，致使2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也呈现先上升（1981-1994），后下降（1994-1999），再上升（1999-2007），再下降（2007-2010）两个峰值的M型轨迹，但是后一个波峰小于前一个波峰。各时段人口分布演进，及历年经济增速和相应20年前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如图3、图4所示。①
2.日本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首先考察日本1946-1957年人口出生率变化特征对其1966-1977年GDP增速的影响。日本1946-1949年的人口出生率呈现上升趋势，20年后的1966-1969年经济增速也呈现上升特征；1949-1957年人口出生率呈现一直下降特征，20年后的1969-1977年经济增速也相应呈现下降趋势，即1966-1974年日本经济增速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69年，波谷点是1966年和1977年。从图5可以看出，1965-1977年日本经济增速的确存在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69年，这与20年前日本的人口波峰点为1949年吻合。但是日本实际经济增速波谷点是1974年左右，比通过人口波谷点预测的经济波谷点早来3年，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日本城镇化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劳动力受农业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束缚较小，引致日本人口参与劳动的时间相对较早。
其次考察1957-1978年日本人口出生率变化特征对1977-1998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1957-1973年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77-1993年经济增速相应逐年上升；1973年以后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引致1993年之后经济增速也相应逐年下降。根据1957年之后日本人口出生率的变化特征，我们发现1977年以后的日本经济增速相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93年。又因为1946-1957年的人口波峰大于1957-1978年的人口波峰，故日本在1969-1977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大于1977-1998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同时波峰点1993年的经济增速低于波峰点1969年的经济增速。从图5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增速在1974-1998年的确存在一个倒U型轨迹，且整体上低于1966-1977年的轨迹，但1974-1998年日本经济增速的波峰点为1988年，比人口预测的波峰点1993年早来5年，再次表明日本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比中国要早。
综上，日本1946-1978年出生率的变化特征对20年之后即1966-1998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可以近似地表述为：日本出生人数整体上呈现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1978）的两次波峰的M型轨迹，使得20年之后日本经济增速整体上同样呈现先上升（1966-1969），后下降（1969-1974），再上升（1974-1988），再下降（1988-1998）的两次波峰的M型轨迹。由于日本1967-1985婴儿潮世代因1947-1953婴儿潮世代引致，故第二次婴儿潮引致的日本经济波峰小于第一次婴儿潮引致的经济波峰；相对中国，日本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更早。具体而言，各时段的人口分布演进以及经济增速和20年前出生率之间的关系见图5和图6。
3.人口世代更替对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2015年之后，随着中国1960后婴儿潮世代开始逐步退休，2024年左右老年人口将开始超过青少年人口。由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加快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现行的养老双轨制会逐渐取消，养老将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会给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过去发达国家实行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模式已不再适合中国国情，日本养老模式曾经引致的问题就是一个现实的教训。由于日本婴儿潮一代耗费了发展经济的大量资源，退休之后又享受着档次高且全面的养老金覆盖，导致婴儿低谷一代背上重重的养老包袱，为此，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社会负担沉重，最终给经济雪上加霜。国内由于学术界目前对中国婴儿潮世代以及中国人口世代的研究较少，以至于当60后婴儿潮开始退休时才注意到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性。幸运的是平均退休年龄相对较低，还有改进空间，比如可以逐步将平均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通过延迟退休赢得时间，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模式逐步改为积累制的养老模式，从而规避在未来劳动力短缺情况下，劳动人口还要背上重重的养老负担，影响经济活力。
类似日本19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2015年之后，80后婴儿潮将逐渐结束婚配，95后将逐渐开始进行婚配，由于1990年代以后出生人数逐年下降，城镇化已达到5477%左右，发展速度降缓，对城镇住房产生的基础居住需求将会呈现下降趋势，如果此时供给、改善性需求以及投资性需求不变，房价将面临下降的压力。为防止人口世代更替可能引致的房地产业的过分衰退，应考虑逐年降低新增基础住房供给，如果按照平均寿命75岁计算根据2014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0年的女性预期寿命774岁，男性预期寿命724岁，为简化分析，不再区分性别，同时考虑到2010-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在此假定2014年的平均寿命是75岁。，2035年之后，考虑到60后婴儿潮世代逐渐离去后将释放巨大的住房存量，目前针对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应该前瞻到这一点，从而防止供给过剩对经济运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基于此，在城市可以完善“以房养老”的政策构思，减轻社会养老负担，同时也可以提前平滑掉婴儿潮世代死亡后对房地产行业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2015年之后，80后婴儿潮一代逐步完成婚配以及置业和购车，工作稳定并开始步入中年，出现收入大于支出、收入剩余增加后将引致其对投资产品需求的增加，资本市场在2015年将出现繁荣，但是未来随着60后婴儿潮临近退休和35-54岁人口总量减少，2016年以后资本市场的繁荣也将逐步消退。〔16〕
大体上，由于中国1990年代出生人数逐年下降且1960年代存在一个出生高峰，因此2015年之后，随着1990年代出生人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和1960年代出生人口逐步退休，人口世代更替引致的老年人口急剧增加，成年劳动力数量减少，即消费人口增加、生产人口减少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如老年人口的储蓄逐年减少，劳动人口的储蓄因为老年人口增多也逐年减少，最终社会储蓄率下降，资本存量增长缓慢此命题在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消费不变，要素使用效率不变，资本贡献份额不变以及采取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下成立。，加上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经济有可能进入新的低速增长常态。
面对人口基数红利不断消失可能带来的问题，提高人口素质、升级产业以及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将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将劳动力短缺的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人口红利丰富的国家，提高国内技术水平，解决中低端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提高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加快创新红利的开发，重视和培养国内高技术人才，吸纳港台、东南亚甚至全球的科技人才，从而提升劳动力素质。为了给长期内的产业升级、提高人口素质以及技术进步赢得时间，在短期内可以采取削减养老金，改变养老制度以及结构性延迟退休等方案。〔17〕考虑到未来城镇房地产行业的衰退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开展，为减轻社会和劳动人口负担，农村可以实行“以地养老”，城镇可以开展“以房养老”。
五、规避人口世代更迭引致宏观经济趋势性下滑的政策建议
第一，为缓解当前社会保障带来的财政压力和年轻人压力过大等问题，应该实行结构性延迟退休，尤其是劳动力短缺行业应实行延迟退休并给予相应的补贴，同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开发机器人等新技术，替代这些行业短缺的劳动力。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吸纳一些优秀的国际移民，升级国内产业；对部分劳动力发展过剩的行业实行不延迟退休，打破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避免老人挤占年轻人的工作机会，造成年轻人社会负担大和社会生产率水平下降的问题。第二，改变养老制度，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改为基金制的养老模式或者多元的养老模式，且将养老金分为国家基本养老金和附加养老金。基本养老金所有公民一视同仁，附加养老金以工薪阶层为对象且按收入比例缴纳，同时鼓励富人缴纳商业养老金，提高养老金领取的年龄；避免过度医疗开支，在医疗机构引入竞争机制；减少政府公共债务，强制性增加家庭储蓄养老份额，引导私人资金进入养老领域，为提高养老金收益，优化养老资金种类，并在全球化视角下积极对养老金进行投资，吸纳劳动力过剩和储蓄水平较高国家的人口和资本红利，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资本短缺和劳动力短缺。第三，提高退休后有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的老年人的就业率，并对老年人进行再培训；提高妇女以及年轻人的就业率；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避免年龄和性别歧视，改变年功序列制的工薪和升迁制度，根据绩效设定工资和职称。第四，长期来看，国家应尽快放开生育政策，释放想生但政策限制不能生的这股生育力量。随着经济水平逐步提升，应进一步制定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不仅仅是放开生育，即制定生育水平的下限，而非上限；同时基于代际生育权平等和城镇居民生育水平提高后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和家庭储蓄水平影响相对较弱，应特别鼓励城镇居民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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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女大学生；骨密度；体成分；增龄
中图分类号：G804.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8-0057-03
Research on Body Composition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WithAging of Beijing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GU Fang， CHEN Xiao-hong， ZHENG Lu
（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Purpose: Through measuring 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body composition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body compositions with aging were observed，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bone mineraldensity were analyzed. The study will provide certain theory help for sports and fitnes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218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of 19-25 years old were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according to age. The DEXA was beused to measure the body compositions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of whole body， lumbar spine， right femur and right femoral neck.Conclusions: The bone mineraldensity of lumbar spine， right femur， right femoral neck and whole body increased with aging and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ge， and reached the summit in 25 years old，and the body composition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with aging. Thelean mass and weight may b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bone density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increasing of lean mass and muscle strength can increase bone mass and improve bone health.
Key words: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bone mineral density， body composition，aging
投稿日期：2011-05-04
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科研课题“女性三联征”发病现状、特征及综合预防干预措施的研究（10B054）。
作者简介：顾芳，研究生，实验室，研究方向运动机能评定、骨密度测试。通讯作者:郑陆。
人体随着生长发育，骨骼及身体成分发生规律性的变化，女性由于其特殊的生理特点，骨量及体成分变化更具特征性。骨密度随着年龄增长，在30～40岁左右达到峰值骨量，峰值骨量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日后骨健康水平，此外，女性随着绝经这一特殊的生理过程，会出现骨密度的下降、骨矿含量的减少、骨结构的退化，这些均与目前居高不下的中老年女性骨折率有密切关系。随着生长发育和体力活动等的进行，人体的体重及身体成分亦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脂肪含量、瘦体重含量的分布和变化对人的体质状况和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女大学生骨量及体成分的测试，了解其骨量及体成分变化的特征，并分析这些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其骨量水平和身体成分随增龄变化的特点和规律进行研究，并分析骨密度的影响因素，为女大学生运动健身指导及骨质疏松的防治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对象及分组 选取北京市普通高校19～25岁健康女大学生218人为研究对象，问诊排除高血压、糖尿病、内分泌及生殖系统疾病，以及长期服用类固醇激素、雌激素和钙剂等影响骨代谢和体成分的药物者。将受试者按年龄分为6个组，每一岁为一个年龄组（按19～20岁、～21岁、～22岁、～23岁、～24岁、～25岁）。本研究得到首都体育学院学术委员会批准，受试者自愿参加测试，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以美国GE公司生产的lunar prodigy 型双能X线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EXA）骨密度扫描仪进行腰椎（L1-4）、两侧股骨及全身BMD测定，并测定全身脂肪和肌肉含量。每日实验前以随机附带的模块对骨密度仪进行质量控制检测。并测试研究对象的身高和体重。
1.3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以Microsoft Excel（2003）进行处理，结果用平均数±标准差（Mean±SD）表示。组间差异用Spss for windows 10.0-one-way ANOVA T Test进行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用pearson相关分析，P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部位骨密度及体成分随年龄变化特征 女大学生随着年龄增长，L1-4、股骨颈、股骨近端、全身的骨密度均逐渐上升。25岁组上升至最高，结果见表1。对各部位骨密度进行一元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L1-4、股骨颈、股骨近端骨密度25岁组与20岁组及21岁组之间差异显著，其余各组间无显著差异；全身骨密度20岁组与24岁组及25岁组差异显著，其余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各部位骨密度与年龄的相关性分析发现，腰椎、右股骨、右股骨颈和全身的骨密度与年龄呈正相关（r0.484，p
表1 女大学生骨密度g/cm2
表2 女大学生BMI、身高、体重
表3 女大学生身体各部位脂肪百分比%
表4 女大学生身体各部位瘦体重百分比%
人体主要是由肌肉、脂肪和骨骼等成分构成的，身体成分是指体内各种成分的含量。本研究采用DEXA骨密度仪对人体进行BMD测定，原理以高低两种能量的X射线对机体进行扫描时，其穿透机体软硬组织产生衰减的程度不一，较好地区别机体的骨组织、肌肉组织、脂肪组织，因而准确地测定骨密度和体脂百分比，已被公认为临床骨密度定量分析的“金标准”［1］。本研究中将全身分为头颈部、上肢（左右上肢合并）、躯干和下肢（左右下肢合并）4个环节进行分析，将全身脂肪作为总体，分析各环节脂肪及瘦体重占总体的比例［2］。以往的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阶段人体的脂肪大部分分布于四肢，但随年龄增长，人体的脂肪出现向心性聚集。绝经后女性体内脂肪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身体的躯干部位，在头颈部和下肢的比例越来越低。本研究中，女大学生的身体脂肪及瘦体重比较均匀地分布在下肢和躯干，且随年龄增加，全身及身体各部位（头部、上肢、下肢、躯干）脂肪百分比和瘦体重百分比均无显著性变化（p＞0.05）。相关性分析发现，除全身瘦体重含量与年龄具有显著性相关外（r0.304，p
BMI是反映人体肥胖程度的指标，其成年女性分级标准为：消瘦（BMI＜18.5），标准（18.5≤BMI＜24），超重（24≤BMI＜27），肥胖（BMI≥27）［3］。本研究结果表明，各组大学生BMI均处于标准范围内，且随年龄增加无显著性变化。此外，各组女大学生的身高、体重也无显著性变化，说明19～25岁青年女性身高、体重、BMI均处于相对稳定期。此结果与黄伟业的研究结果一致［4］。本研究中各年龄组女大学生BMI、身高、体重均无显著性变化的结果也与上述脂肪百分比和瘦体重百分比的变化一致。
对女大学生骨密度研究发现，L1-4、股骨颈、股骨近端、全身的BMD在19～25岁间随年龄增加而增加，25岁达最高。由此可见，女性在19～25岁间处于骨量的上升期。以往的研究认为，人类骨量在20～30岁间处于骨量缓慢增长期，30～40岁处于相对稳定期，即达到峰值骨量，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5］。个体峰值骨量是影响骨质疏松疏松的一个重要因素，峰值骨量越低或出现的越早，未来发生骨质疏松的危险性相对越大；反之，峰值骨量越高或出现的越晚，发生骨质疏松的机会相对越小。据报道，如果峰值骨量增加3%～5%，骨折的风险将降低20%～30%［6］。峰值骨量除受遗传因素影响外，还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如营养、生活方式、身体成分、体育运动等，各种因素中体育运动尤为重要［7］，还有研究认为遗传因素和体育运动共同影响了峰值骨量的形成［8］。本研究结果表明，女大学生19～25岁年龄段还未达到峰值骨量，通过适当的方法手段将仍能有效地提高女大学生人群的峰值骨量水平；而最大限度地挖掘和提高女大学生人群的峰值骨量，将对其日后的骨骼健康打下良好基础，也将成为该人群受益终生的宝贵财富。
2.2 各部位骨密度与相应部位体成分的相关性 女大学生腰椎、右股骨、右股骨颈和全身的BMD与体重呈中度相关（r0.512，p
上肢、下肢及躯干部位的BMD与体重呈中度相关（r0.667，p
表5 女大学生骨密度与全身体成分的相关性
表6 女大学生身体各部位骨密度与相应部位体成分的相关性
众多研究表明，体重是影响骨量的重要因素，低体重是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9，10］。其原因是由于，体重增加骨骼所承受的压力负荷亦增加，这种负荷刺激将有效地促进骨形成，进而使骨密度增加。而体脂含量以及肌肉含量与骨密度的关系，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不同的观点。Douchi等［11］对96名年轻男性的研究发现，瘦体重与腰椎及全身的骨密度呈正相关（r0.307，P
3 结 论
19～25女大学生BMD随年龄增加而增加，25岁达最高，BMI、身高、体重及身体成分在19～25岁间无明显改变；体重及瘦体重量是影响骨量的重要因素，女大学生不应为追求形体美而过度控制体重，而应适当加强体育锻炼，增加身体瘦体重含量及肌肉力量，以提高骨量，促进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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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的特征范文4
关键词： 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2-0166-020 引言
虚拟经济起源于马克思提出来的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它是从具有信用关系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并且随着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而不断发展。随着不断加深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和日益深化的金融改革,金融创新有了明显的进步,衍生金融市场交易额和金融活动本身的产值也随之迅速膨胀,从而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虚拟经济。我们应正确认识虚拟经济，掌握虚拟经济发展的规律，弄清楚虚拟经济的发展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以使我国的虚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繁荣。
1 虚拟经济的内涵及其特征
1.1 虚拟经济的内涵 目前，对于虚拟经济内涵的界定，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①将虚拟经济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指泛指与传统物质生产相对应的一切虚拟活动,包括虚拟资本交易（金融交易）、以信息技术为工具进行的经济活动和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狭义是专指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②将其定义为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或虚拟资本以脱离实物经济的价值形态独立运动的经济。③将相对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称为虚拟经济。
1.2 虚拟经济的特征 ①虚拟性。虚拟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虚拟性，同时虚拟性也是区别于实物经济最突出的特点。虚拟经济的交换物在形态上是虚拟的而非实物的，它的交易对象是价值符号，而非实物。同时其传播和交易也都是在虚拟的过程中进行的。②高度流动性。虚拟经济是指虚拟资本的持有与交易活动，在它的交易过程中只是价值符号的转移，所以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其转移更加容易速度也会更快，因此其流动性也相对更高。③复杂性。虚拟经济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虚拟经济的交易载体、交易主体、交易决策和影响因素的复杂性。④高风险性。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虚拟资本的价格，这些因素自身的变化比较频繁、无常，其交易规模和品种也在不断扩大，再加上人们有限的预测能力，使得虚拟经济更为复杂和难以驾御，存在很高的风险性。
2 实体经济的内涵
2.1 实体经济的内涵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它不仅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的物质生产和服务活动，同时也将商业、体育、教育、艺术、文化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包括在内。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2.2 实体经济的特征和功能 实体经济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四点：有形性、载体性、主导性、下降性。实体经济的功能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①提供吃饭、穿衣、行动、居住、看病、休闲等基本生活资料的功能。②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③增强人的综合素质的功能，保证人们高层次精神生活的物质前提同样是由各式各样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实体经济所提供的。
3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
3.1 积极影响
3.1.1 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 一是可以为实体经济的融资提供便利。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的信用度增加，带动资本价格上升，从而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资金支持。二是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成本。三是可以降低实体经济的风险，有效规避市场价格波动和汇率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四是虚拟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张，一方面可以扩大GDP的规模，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大批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3.1.2 促进资本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 由于虚拟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使得虚拟资本由效益低的企业、行业和地区向效益较高的企业、行业和地区流动，从而带动社会资源可以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重新分配组合，进而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效益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宏观角度看，虚拟经济不仅可以优化经济结构，同时还促进了经济增长。
3.1.3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企业制度创新 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而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主要形式就是股份制。全局性的资本重新组合、配置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虚拟经济的运是其主要内容。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改革过程中重要政策措施之一就是“债转股”，而产权和资本正是“债转股”的运行主体,因此，这一过程也正是虚拟经济的运行过程。剥离银行的不良债权不仅可以提高国有企业中所占用的国民财富的利用率,同时还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管理趋于协调。
3.1.4 有助于扩大内需和增加就业机会 虚拟经济可以通过其财富效应来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拉动实体经济的增长。比如，由股市上涨造成的财富效应可以有效地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企业可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从而可以增加就业机会。此外，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金融等相关专业人才的补给，由此带动了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服务业的振兴又可以进一步扩大内需，吸纳大批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实体经济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房地产泡沫；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5－0085－05
一、房地产泡沫二元结构分析框架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一)房价与宏观经济走势的相关性越来越不明显。甚至出现了“房经背离”的怪现象。
近年来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了住房价格和经济走势背离的新现象。l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房地产泡沫的崩溃。房地产泡沫的崩溃给东南亚国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房地产泡沫崩溃是在宏观经济状况良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房地产泡沫并不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恶化引起的。来自1997年东南亚国家的经验证据也证明房地产泡沫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越来越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很多国家的房地产价格膨胀及其崩溃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房地产泡沫呈现全球化、普遍化和严重化趋势，房地产市场运行的独立性越来越明显。传统的经济理论一般将房地产作为实体经济的子市场来看待，强调房地产作为不动产的物理特征和物质价值，认为房地产作为实物资产的一种形式，价格和经济增长以及物价水平大致平行发展。对于房地产泡沫的分析，坚持从实体经济层面寻找原因，将房地产泡沫归结为经济基本面因素。传统的关于房地产泡沫的诸多理论假说都缺乏较好的说服力和解释能力，坚持从实体经济视角研究房地产泡沫的传统思路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因此有必要从实体经济之外的其他视角来寻找房地产泡沫的成因。而虚拟经济的兴起，为我们研究房地产泡沫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虚拟经济从心理预期和不确定性来分析房地产泡沫，强调房地产资本化定价的重要性，这是不同于传统的实体经济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房地产市场运行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处于转型时期，住房价格与宏观经济走势的关系越来越不明显，因此，有必要引入虚拟经济的分析方法，以弥补传统的实体经济的成本一收益分析的不足，以更好地洞悉房地产泡沫的全貌。
(二)房地产泡沫呈现新特征和新趋势，房地产的虚拟化色彩越来越明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泡沫危机不断爆发，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影响，新型房地产泡沫和传统的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城市、地区和国家的旧房地产泡沫不同，呈现国际化、普遍化和全球化趋势，房地产泡沫的影响范围扩大，持续时间延长。房地产业的发展呈现虚拟化趋势，房地产的虚拟化色彩越来越突出。从房地产泡沫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来看，虚拟经济的兴起和房地产泡沫的全球化、普遍化趋势，成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令人关注的一个新态势，虚拟经济的兴起成为房地产泡沫的新背景。在虚拟经济的新背景下，房地产泡沫呈现出新趋势和新特征，表现为房地产泡沫的严重化、普遍化和全球化。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密切相关，房地产泡沫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房地产的重要性及其资产属性越来越凸现，房地产价格波动开始引起货币政策当局的关注，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新内容和重大挑战。房地产的虚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房地产成为虚拟经济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趋势和房地产证券化趋势的兴起；房地产金融及其相关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发展；房地产在一国或者地区的社会财富占有重要的位置；房地产用途和功能的分化；房地产和金融系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及其主要内容
现代经济实际上是货币经济，包括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部门，现有的关于房地产泡沫的研究大都是从传统的实体经济视角出发，而忽视了虚拟经济部门的存在，忽视了现代经济的货币经济特征，导致对房地产泡沫的解释缺乏现实感和说服力。现代经济的虚实两重性不仅反映在房地产市场之外，还反映在房地产市场本身。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虚拟经济特征和实体经济特征的特殊市场，本身具有虚实两重性。正是由于房地产市场本身和房地产所处的现代经济环境的“虚实两重性”，决定了房地产泡沫成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认为房地产泡沫具有典型的复合型泡沫特征，这种复合型泡沫既与房地产市场的虚实两重性有关，又与现代经济的虚实两重性有关。正是基于对现代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特殊性的分析，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见图1)。
基本框架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一)根据二元结构分析框架，房地产泡沫是一种复合型泡沫
房地产泡沫既有实体经济的因素，又有虚拟经济的因素，这与现代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虚实两重性密切相关。
从实体经济角度研究，已经越来越难以解释新型房地产泡沫，难以解释全球性的“房经背离”现象。面对国际国内变化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环境，在虚拟经济兴起的大背景下，挖掘房地产泡沫和虚拟经济部门之间的传导作用机制，研究房地产泡沫是通过什么渠道影响和作用于金融部门，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促进房地产市场和金融部门的协调互动发展。单纯的从实体经济角度或是从虚拟经济视角研究房地产泡沫，都是一种局部分析法，其局限性相当明显。为避免这一局限，我们把房地产泡沫放在协调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重点剖析房地产泡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三者的互动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基础，而不是孤立的研究房地产泡沫。这是对强调协调的科学发展观的应用，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房地产泡沫研究。
通过重新定义房地产泡沫，对房地产泡沫类型进行重新分类，将房地产泡沫分成实体型泡沫、虚拟型泡沫和混合型泡沫，提出了房地产泡沫的复合决定论。房地产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背离，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房地产价格膨胀，我们称之为实体型泡沫；房地产市场和虚拟经济部门发展背离，大量的货币资金积聚于房地产市场造成的房地产价格膨胀，我们称之为虚拟型泡沫。我们提出中国房地产业复合泡沫论的新判断，我国现阶段的房地产泡沫是一种复合型泡沫(繁荣)，既有实体经济的原因，又有虚拟经济的原因；既有计划的因素，又有市场的因素，具有典型的转型色彩。我国的房地产泡沫表现为实体性泡沫和虚拟性泡沫并存，计划性泡沫和市场性泡沫并存。
混合型泡沫是指既有实体经济又有虚拟经济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如果大量的货币资金游离在实体经济部门之外，同时也不进入除房地产市场之外的其他虚拟经济部门，大量的资金为追逐房地产市场的高利润率而积聚在房地产市场，那么将出现房地产市场既脱离实体经济又与虚拟经济部门背离的严重泡沫化现象。我们认为我国目前出现的新一轮房地产泡沫与虚拟经济部门密切相关，与股市不景气、银行大量资金和社会游资积聚在房地产市场有关。除了银行信贷资金，社会游资是孳生房地产泡沫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大量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在房地产市场兴风作浪，大大增加了中央宏观调控的难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近期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效果并不理想。虽然中央银行可以较好地管好银行信贷的口子，但是由于游资数量巨大，中央银行对此无能为力，为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巨额游资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一大障碍，已经影响到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改变传统的资金管理模式，加快利率市场化和对游资的管理对于治理房地产市场泡沫具有重要意义。
(二)虚拟经济因素在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金融约束的放松是房地产泡沫形成的重要条件，大量的货币资金积聚在房地产市场是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直接原因。
我们强调图1中右边的因素，也就是虚拟经济对房地产泡沫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虚拟经济在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及其破灭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房地产价格波动有一系列自我平衡的机制，在一个完整的房地产周期波动中，房地产价格波动经历以下几个阶段：1、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需求越来越大，房地产品供给不足，租金开始上升，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业进行大规模融资，政府货币和财政等政策都有利于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业迅速复苏。2、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规模扩张，供应能力迅速上升，并得到更多的信贷支持，人们对房地产业的预期提升，房地产业进入繁荣期，同时由于产业关联效应，房地产业也推动经济复苏和繁荣。3、在房地产繁荣的阶段，房地产业结构的失衡也体现出来，但由于预期的作用，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业的推动使房地产业进入盲目扩张阶段，最终使房地产供给大量过剩，房地产业进入衰退期。4、在衰退期和萧条期，政府政策大幅度调整，银行信用收缩，促使房地产市场供求逐渐平衡，继而等待新一轮周期的到来(图2所示)。
从图2我们可以发现房地产泡沫既与经济基本面信号有关，也与货币信用金融变量有关。其中货币信用的变化在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和收缩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房地产信贷扩张和收缩对房地产业的波动有重大影响。从发达国家和地区房地产业发展的历史看，房地产金融对房地产融资体系和房地产价格波动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中国房地产融资体系的变革，房地产金融，尤其是房地产信贷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在房地产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研究房地产信贷波动与房地产业波动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我们认为金融约束放松(包括信贷约束放松)在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住房金融制度的改革和住房金融约束的放松，为大量货币流转于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提供了原材料。金融约束的放松造成流入房地产市场的货币资金增加，也就是需求增加，在供给刚性的情况下，造成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信贷约束的放松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对房地产泡沫负责。在住房市场的货币化和金融化过程中，住房消费信贷(购买者)、住房开发融资投资(房地产企业)和从事房地产金融业务的银行之间的博弈对房地产价格有重大影响。房地产金融机构是调节房地产消费需求和房地产生产供给的重要中介机构，由于住房需求者在购房过程中收入一支出的严重不平衡和很长的时间差，金融机构对于平滑住房消费者的收入一支出缺口具有重要意义，住房金融机构的消费信贷和其他金融支持对于住房需求具有重大影响。如果住房金融对消费者的支持力度不够，造成信贷约束偏紧的话，那么住房市场的发展将受到抑制，住房需求和消费难以得到较好的满足。住房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润、政府压力(政府为减轻住房消费者面临的金融约束，迫使银行提高信贷等支持)，表现为提高首付贷款额，首付贷款额所占比例越高，住房消费者面临的金融约束越轻。我国目前住房消费面临的金融约束相当严重，这与我国住房金融不发达有关。我们认为，房地产泡沫归结到底是一种货币金融现象，与住房金融密切相关。住房金融一手连着消费者，一手连着开发企业。我国目前的现状是，由于房地产业是一个高利润行业，房地产是银行的优质资产和优质业务，因此住房金融向房地产企业倾斜，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需求的限制条件比较低，融资的杠杆比例很高。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地产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市场，结果支持了房地产的高资本密度型住房和高档房的建设。房地产供给结构不合理，房地产开发商在银行资金(需要支付高利率和成本，开发商为支付高利率成本而从事高档房建设)的支持下，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投资于高利润的奢侈商品房，住房建设贵族化，银行不能够有效监督开发商的资金用途。另一方面由于监督成本很高，银行缺乏监督的动力和激励，银行监督有效性很差，加上银行对房地产抵押的乐观信任和乐观预期，导致房地产开发贷款进一步扩张，房地产企业住房供给结构进一步扭曲(两极分化)。造成大量的资金流入高档商品房市场，高档房过剩，低档商品房市场供给严重不足。而需要获得银行消费信贷的是中低档收入者，也就是中低档住房市场的需求者。银行放宽对消费信贷的限制将大大提高中低档住房市场需求，中低档住房需求的膨胀进一步加剧住房供求矛盾，结果造成中低档住房价格上涨，这会造成一种事实上的房地产泡沫而不是潜在的房地产泡沫。
在我国住房消费改革过程中，由于历史上的实物工资和低工资政策，以及收入来源的非货币化和隐形化，在个人购买住房时代和住房分配货币化时代，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于商品住房而言偏高，这是有深层次历史原因的。考虑到住房市场化的初始条件和历史起点，住房市场化过程中面临诸多矛盾，表现为收入和住房消费支出之间的缺口，供给(政府供给的经济适应房)和需求错位，消费信贷和开发信贷错位(住房消费金融和住房融资错位)，也就是不同主体的住房金融约束不一样：对房地产开发商的金融约束松，而对住房消费者的金融约束紧，金融约束的不对称十分明显，这与他们对住房所有权(抵押品)的支配权利差别有关。
我们构筑一个模型来分析(图3所示)。
我们以Y代表住房消费者的自我积累收入，D代表银行住房消费信贷，P代表住房购买价格，则有：
D+Y=P，变形得到D/Y=P/Y-l=R-1，其中R=P/Y表示房价收入比，可以作为反映房地产泡沫的指标之一。房价收入比越高，房地产价格越缺乏实际收入支持，也就是房地产市场缺乏实体经济支持，两者出现
背离。DH表示个人住房消费信贷比收入水平，反映居民家庭的债务负担水平，该比例越高，个人债务负担越重。从另一侧面，也可以反映住房金融发展程度、住房消费信贷约束程度和住房金融风险状况。个人债务负担水平越高，银行潜在的信贷风险越高。这说明住房市场的泡沫化程度越高，银行金融风险越高，房地产泡沫和银行信贷风险密切相关。
目前我国存在的问题就是住房金融市场风险越来越高，表现为居民债务负担水平越来越高。到底是房地产泡沫造成银行脆弱性增加，还是相反，有待进一步的证明检验。来自日本的经验之一就是――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银行加强风险管理，紧缩住房信贷和其他信贷，流动性减少，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降。我们认为银行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危机是共生的、内生的，互相影响。
我们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是一种综合性质的泡沫，既有实体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虚拟经济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与虚拟经济部门有关。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高波动性和经济周期无关或者说与经济基本面关系不大，更多是来自金融因素，主要是与金融风险的增加有关。房地产是一种特殊的重要金融资产，在整体金融资产池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金融资产价格的高度波动会影响房地产价格，这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房地产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部门，虚拟化和独立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房地产的虚拟化进程加快，房地产在经济主体的资产选择和资产组合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和权重。
我们认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地产价格波动基本上是取决于经济基本面，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虚拟经济包括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壮大，经济虚拟化愈来愈明显，金融危机和房地产价格波动越来越明显，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全球性引人注目的大问题，房地产波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更多的与金融发展有关。
三、小结
实体经济的特征范文6
一、虚拟经济产生和发展
虚拟（fictitious）一词有：假想、假定、编造、虚伪等含义，并作为现实的对立面。经济学意义的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便是从这里引申出来，并且从虚拟资本开始的。虚拟经济是资本独立化运动的经济。首先，虚拟经济是和资本运动相联系的经济。什么是资本？用于获取收益的那部分财富才是资本。什么是虚拟资本？虚拟资本是通过信用手段为生产性活动融通资金。这是比较传统的提法。其实，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虚拟资本的含义在不断发生变化。尽管如此，理论上，一般把虚拟资本作为"实际资本"的对照物，后者通常指生产资料，也包括生产过程中?quot;货币资本"。资本的本性是要获取价值增殖。资本在运动过程中才能获取价值增殖。虚拟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资本是其运动的主体。其二，虚拟经济是和资本价值形态的独立运动相联系的经济。资本的基本形态是价值形态。资本以脱离实物经济的价值形态独立运动，这是虚拟经济之虚拟属性的根本体现。
纵观虚拟经济的历史发展，可将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或形态：一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银行资本、股票资本运动的虚拟经济初级阶段；二是价格剧烈变化条件下出现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经济发展阶段；三是网络技术进步产生了大量网络服务的工具和场所，出现了虚拟经济的成熟阶段。
第一，虚拟经济的初始阶段。
希法亭（Hiferding,R.,1910）从揭示股票资本的运动规律出发，对虚拟经济活动进行了详细分析。他提出，在股票交易所里，资本家的财产以生产之外的纯粹形式出现了。此时，虚拟资本具有双重迷信色彩，仍有某些实际根据，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职能表示的货币资本。
第二，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
虚拟经济不仅独立于实体经济活动，而且呈现虚拟经济活动的双重虚拟性，即新的金融工具可以是对某种虚拟资本（如股票）所有权的收益进行再分配，如期货、期权、期货的期权等工具。近20年来，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使得虚拟经济进入了发展阶段。期间，金融工具的推出以及金融市场的建立有了较快发展。
第三，虚拟经济的成熟阶段。
虚拟经济在其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因特网的迅速发展，使得网上银行、网上股市、网上交易正在向我们走来，这些市场没有一般意义的建筑物，没有交易大厅和柜台，"营业厅"就是网页，所有交易和清算都通过互联网络自动进行。
没有中心交易所和柜台，引进先进的网络技术，出现了虚拟空间，并使得虚拟经济的无形化，其"假想"的程度更高。
虚拟经济的成熟阶段开始于90年代中期，因特网的发展，网络超市的出现，虚拟空间的扩大，加上数据化存储技术的采用，传统的时空观念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
当人类进入21世纪，这种虚拟化的空间和市场形式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将会与日俱增。此时，虚拟经济的特点及其功能发生了质变，人类的生存空间也相应得到了扩充。
二、虚拟经济的特征：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其规模已超过实体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四个方面。
1、高度流动性。实体经济活动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即使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其从生产到实现需求均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但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的持有与交易活动，只是价值符号的转移，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其流动性很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股票、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无纸化、电子化，其交易过程在瞬间即刻完成。正是虚拟经济的高度流动性，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效率，使其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不稳定性。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而言，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这是由由虚拟经济自身所决定的，虚拟经济自身具有的虚拟性，使得各种虚拟资本在市场买卖过程中，价格的决定并非象实体经济价格决定过程一样遵循价值规律，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虚拟资本持有者和参与交易者对未来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的主观预期，而这种主观预期又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前景、政治及周边环境等许多非经济因素，增加了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
3、高风险性。由于影响虚拟资本价格的因素众多，这些因素自身变化频繁、无常，不遵循一定之规，且随着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交易规模和交易品种不断扩大，使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变得更为复杂和难以驾御，非专业人士受专业知识、信息采集、信息分析能力、资金、时间精力等多方面限制，虚拟资本投资成为一项风险较高的投资领域，尤其是随着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大量投机性资金的介入，加剧了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
4、高投机性。有价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虽然可以作为投资目的，但也离不开投机行为，这是市场流动性的需要所决定的。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巨额资金划转、清算和虚拟资本交易均可在瞬间完成，这为虚拟资本的高度投机创造了技术条件，提供了技术支持。越是在新兴和发展不成熟、不完善、市场监管能力越差，防范和应对高度投机行为的措施、力度越差的市场，虚拟经济越具有更高的投机性，投机性游资也越容易光顾这样的市场，达到通过短期投机，赚取暴利的目的。
三、适度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
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但又密切联系，各种形态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与不同阶段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且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然而，虚拟经济一旦形成并发展，就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延伸。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并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活动。在虚拟经济的初始形态，股份制的出现不仅在股东共担风险的前提下，为产业资本提供资金融通，而且有利于企业加强管理，促进竞争机制的形成，提高实体经济运行质量。
虚拟经济发展阶段，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是适合价格剧烈变化要求的，新的工具和市场形式可以用来防范价格风险，确保产业资本运行的稳定性。
虚拟经济的成熟阶段，网络经济的出现使得虚拟经济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实体经济进行了有益的补充，网上交易的开通，为更多的潜在交易者提供了市场准入的可能，并大大地推进了跨越时空的金融交易。此外，网络超市的出现不仅有利于简化购物手续，而且会大幅节约交易成本。
二是，虚拟经济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资本形成。虚假经济有利于提高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实体经济的资金来源。比如，股票资本的出现使得上市公司可以获得稳定的产业资本来源；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促使相关资产（或标的物）的流动性有所提高，并为风险控制提供新的手段，有助于增强实体经济的稳定性；网络经济的出现使得实体经济的空间有所延拓，此外，较低的成本使得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趋于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股票资本和金融衍生工具来说，托宾"q比率"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运行的资本形成，扩大资本形成的基础。
三是，虚拟经济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成本。
虚拟资本的出现，表面上看，是从产业资本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获取收益的权证，因而具有虚拟性。然而，虚拟资本的形成并非"虚无缥缈"或"无中生有"，而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而产生，并形成对实体经济有益的补充，这种补充倾向于降低实体经济的成本。
股票资本的出现使得借贷资本形态转化为股票分红，这样，不仅使产业资本的来源得到保证，而且倾向于降低资本成本；对于金融衍生工具来说，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使相关资产的流动性有所提高，盈利能力有所扩大，并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就网络经济而言，虚拟交易场所和空间的扩大，不仅拓展了现实的空间，而且直接降低了相关设施成本，如网上购物、网络交易相对降低了实际经济交易活动的寻租成本或交易成本。
四是，虚拟经济可对实体经济的风险进行重组。
虚拟经济是以虚拟资本运动为特征，与实体资本相比较，虚拟资本所有权的市场性更强，其价格构成中包括预期因素和时间因素。尤其是一些新的风险对称性金融工具可以对实体经济所有权进行重新组合，产生风险的重新"捆绑"。
总之，虚拟经济虽然独立于实体经济而存在，却以现实的实体经济为基础，不能离开实体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却能对实体经济的运行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且相应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益。
四、过度虚拟经济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虚拟经济的出现及其发展是实业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如果虚拟经济的发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和水平，虚拟经济的优点便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相反，其不利影响会有所放大。因此，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挥促进作用是有一定条件的，过度发展、缺乏管理的虚拟经济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危害。
第一，虚拟经济可能产生"泡沫"经济。
虚拟经济价格形成往往与心理预期和时间密切相关，一旦对未来经济形势展望过于乐观，便可能出?quot;虚假繁荣"，出现"泡沫"，最终形成经济衰退。
股票交易本来有利于股票一级市场发行和股票融资，但是，如果股票交易过度，市盈率高，转手率太高（这意味着其价格变化频繁而且幅度大），股票市场所停留的资金量就会越来越大，这些被"挤出"的资金可能来自产业资本，因而会相应减少实体经济的资金。不仅如此，股票市场价格的剧烈变化，还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资产，尤其是价格下降时，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可能形成需求萎缩而直接影响到社会总需求变化，使宏观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有所加剧。为此，大多数国家创建商业银行、组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市场以及开通网上交易，其目的在于为实体经济提供有益的支持，而不在于促进虚拟经济的膨胀。经验表明，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常常会形成金?quot;泡沫"，最终危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虚拟经济会对实体经济需求产生剧烈震荡。
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参照系或相关资产，其价格变化表现为对实体经济预期趋势。实际上，虚拟经济可以作为实体经济未来变化的一面镜子或参照物，展示未来经济可能出现的变化趋势，正因为如此，虚拟经济的剧烈变化可能带来实体经济行为的相应变化，比如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价格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相关资产市场（现货市场）的供求变化；外汇远期、期货、期权价格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到外汇现汇的供求及其价格变化。因此，虚拟经济会增加实体经济供求失衡的力量。
第三，虚拟经济可能成为监管和税收的"盲区"。
虚拟经济的高级形态中以非中心场所为特点的市场部分可能游离于宏观管理之外，与实体经济相比较，这些经济活动的合法性较难得到确保，监管上有可能存在"漏洞"，尤其是虚拟经济往往处于国家税收管理范围之外。一旦大量的实体经济行为为虚拟经济活动所替代，国家税收的税基范围会相应缩小，从而影响到国家税收的合理增长。
五、促进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的对策
当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虚拟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我国虚拟经济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既面临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从机遇来看，随着全球网络业的发展，中国网络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外资正看好中国网络市场的前景。中国的电脑及网络市场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潜力。近年来，日本、美国和中国台湾省的上市公司通过加强科技开发，实行向网络公司转型，把发展目标瞄向中国市场。
从挑战来看，我国的虚拟经济仍处于初级阶段，不仅股票市场发展规模小，受企业运行机制的影响，作为虚拟经济初级形态的股票市场还有待规范和发展。在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出方面，我国金融创新受到强大的制度性约束，金融行业市场化程度很低，还有待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
为了推进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要从我国实体经济的情况出发，按照实体经济的要求和条件，采取有利措施，积极创新，逐步推进虚拟经济的发展。
发展虚拟经济的目的是要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实现实体经济有效的延伸，为实体经济提高效率提供有效的空间。无论是发展股票、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还是发展以网络交易为标志的成熟形态的虚拟经济，都要从现实经济需求出发，根据现实经济的流动性、风险性、收益性等特点，明确虚拟经济的发展方向，对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积极性予以保护，适当发展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要发展虚拟经济，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既要创造条件，因势利导推动虚拟经济的发展；又要加强管理，防范风险。为此，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发展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有益的设施。
对于可以代替实体经济运行的虚拟经济部分要有条件地发展，力求降低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要转变宏观管理的观念，逐步取消金融管制，建立合理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监管，增强透明度，确保虚拟经济健康运行。
二是，根据虚拟经济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加强系统性风险管理。
虚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其价格变化更多地受心理预期所影响，因而具有比现实金融交易的风险更大的风险，因此，其系统性风险日益突出。要加强对虚拟经济的风险管理，如在网络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做好防火墙设置，要有确切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避免其有效性随着网络技术的更新而有所降低。
在加强风险管理中，要针对虚拟经济中存在风险投机交易行为，对虚拟经济的风险重组适当加以限制，不仅要对虚拟经济的风险性加强管理，而且要对风险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移予以防范，并实现技术上的保证。
三是，加强对虚拟经济的宏观管理。
不管是对新的金融工具，还是对提供虚拟服务（虚拟社区、网页、邮箱等虚拟服务）虚拟场所，都要加强宏观调控，适时制定有效的虚拟经济法规，颁布相关的税收和会计准则，确保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挥积极作用。
四是，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督管理。
虚拟经济的发展可能会给现实经济提供经济金融犯罪的可乘之机，为此，要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督管理，防止通过虚拟经济进行非法金融交易、盗窃资金、"洗钱"等金融犯罪。
五是，建立和完善实体经济结构调整。
虚拟资本的发展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形成竞争和替代。例如虚拟经济的发展将使银行业面临新的重组。原来，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普遍使用，银行办公大楼开始出现减少，并相应增加网络化建设。据报导，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对银行业进行重组，仅在加州就要关闭120家分行，裁员3700人。今后若干年内，美国银行业的经营网点将减少一半左右。
为了适应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还要在企业改革、金融政策、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采取相关政策措施，要努力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重组银行业，充分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逐步放松金融管制，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建立适应市场机制运行的金融市场体系；在宏观调控手段方面，要努力采用市场化手段，发挥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积极性。总之，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为发展虚拟经济创造条件，推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同步发展，最终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Hayek,F.A.,1939,"PriceExpectation,MonetaryDisturbancesandMalinvestments",inHayek,Profit,InterestandInvestment,London,Routledge.
2.Hiferding,R.,1910,FinanceCapital,London:Routledge&KeganPa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