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实践循证医学的首要环节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实践循证医学的首要环节范文1
【摘要】
在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方法授课过程中引入循证医学概念，讲解具体操作步骤，并结合实例由学生亲自操作，体会如何应用。实践表明该方式拓宽了学生的思路，提高了学习兴趣，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 循证医学 临床思维方法 中西医结合 教学改革
临床诊断思维，是医生运用已有的医学理论和经验对于疾病的认识过程。采用的思维方法是哲学的认识论运用于临床上的典型实例，思维方法运用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对疾病诊断的正确性，必将影响临床疗效。因此，在中西医结合临床教学中,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是医学生实践技能要求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环节,也是教学评估的重要指标［1］。我们在对中西医结合专业学生开设的《临床基本诊疗技能》选修课中非常重视学生临床思维方法的培养，同时结合现代方法学引入循证医学的概念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循证医学是指在各种医疗行为和决策时都必须遵循最新的科学证据。被誉为“21世纪临床医学新思维”,也必将是指导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思维方法。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理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临床流行病学家david sackert将ebm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的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研究依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2］。lw881.com其核心思想是要求任何医疗措施的确定,即医生处理患者、专家制定治疗措施、政府制定医疗卫生政策等,都应根据现有客观的、最可靠的科学依据进行。ebm已被当今医学界公认为对指导临床实践、制定计划、解释结果和临床决策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方法学。在医学教育研究中引入循证思想，也是近年来国外医学教育研究较热门的课题。
1 加强循证医学思维和方法培养的必要性
1.1 循证医学是发展中医药学，提高临床疗效的需要中医药学的特色是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临床疗效是其优势，更是中医药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临床疗效虽确切，但对现代科学研究方法重视不够，往往对临床疗效不能进行科学、客观、系统的评价，严重束缚着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体现在辨病与辨证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治标与治本结合，局部与整体结合；西药与中药结合，最终目的就是把提高疗效作为最高的原则。中西医结合虽不是唯一途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承发展传统医药途径。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在校生，肩负着提高中医药疗效、促进中医药实现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重任，完成这些工作的前提是掌握大量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他们同时也面临着有限时间和无限知识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在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方法中引进全新的方法学——循证医学的理念，促进中医药与世界接轨。只有把中医药大量宝贵的临床经验变成具有确切科学依据的有效疗法，只有依靠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 ）将中医专家宝贵的临床经验进行严格验证，才能转化为最佳的客观证据，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临床决策的失误。
近三十年来，在中西医结合临床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量报道使临床医生面临着时间有限和众多文献的矛盾，如何进行文献评价，从良莠不齐的文献中选择精华则是ebm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国家从“六五”至“十五”期间资助一大批中医学课题，一些成果相继问世，如“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风病证候学、治疗学研究，中医药治疗血管性痴呆的研究等项课题的临床研究部分都是多中心的rct,所报道的文献质量较高。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方法教学中引入循证医学理念，使学生掌握检索、评价文献方法，如果将这些成果评价后应用于临床实践势必会提高他们的临床决策能力，从而提高疗效。另外中华中医药学会各分会为规范临床治疗编写的相应领域指南，其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参考符合ebm原则的多中心rct结论，这就需要一大批掌握ebm知识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师。
1.2 循证医学是评价中西医结合临床教学改革的依据 循证医学不但给临床医生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使疾病的诊治更准确、更有效、更安全，而且也有利于促进教育观念的更新。教学中引入并实施循证医学，可促使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主动医学实践，激发内在兴趣，避免了填鸭式的被动接受知识的旧模式。在传统的经验医学教育中，大课讲授、小组讨论、床旁带教见习等各种方法是以课堂教学为主，老师按照教学大纲和自己的临床经验对学生讲授，考试也是强调理论知识，学期结束时以分数高低评价教学效果，学生无法参与到教学当中，更没有寻找证据和实践的机会。近年针对以往医学教育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死板、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等问题，各种医学模拟技术、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等新兴教学手段和评估方法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医学教学实践。以实践为导向，变灌输式教学为共同探索。把ebm理念引入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方法中，教会学生如何去收集证据、检索文献、评估和利用证据，培养学生一种全新的医学思维方式，训练诊断与防治疾病的临床思维，使他们在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后，乃至今后从医过程中主动运用这种思维方法进行临床实践；教会学生自我更新医学知识和临床技能的方法和技巧；教会学生如何寻找最佳证据融入临床判断中，才能做出最佳决策和提高疾病的诊疗水平。因此，循证医学一方面有利于临床教育创新；另一方面，还有利于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促进多学科的交叉结合，如计算机、英语与中西医结合。这些全新的改革效果评价同样需要采用循证医学方法。
1.3 循证医学知识尚未普及目前在临床医学教学中循证医学方面几乎还是空白,大多数医学生在学习阶段尚未接触循证医学, 临床医生对循证医学的认知现状不尽如人意，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课题的设计方案缺乏经过大规模rct 验证。尤其是临床教师对循证医学也不甚了解,更谈不上主动培养学生实践循证医学的能力,这是当今教学中必须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3，4］。
2 循证医学融入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方法的教学设计
2.1 教学目的通过本节学习使学生掌握循证医学的基本概念，初步掌握循证医学的原则、步骤和方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学生养成科学的思维习惯，为将来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奠定基础。
2.2 教学方式根据华西医学中心李幼平教授等［5］提出对新入校的医学生应尽早开设循证医学课程，介绍循证医学理念与原理，我们在中西医结合专业二、三年级学生中开设了《临床基本诊疗技能》选修课，在介绍中西医结合临床思维方法时适时引入循证医学理念。计划用3个学时讲授循证医学的基本知识，采用案例式、问题式教学法教会学生如何运用循证医学方法收集资料、评价证据。并且提出问题由学生课下通过运用计算机检索工具收集资料，最后安排一次讨论课，内容是如何利用ebm的思维来解决临床问题。
2.3 教学内容首先介绍循证医学理念与原则，让学生从思想上认识经验医学缺陷与循证医学优势，把握住循证医学的精髓，避免陷入误区。这是循证医学理念在学生思想中的启蒙阶段，也是应教会临床前期医学生必备的基本技能。最后由教师提出问题，学生按照循证医学实施的具体步骤即：提出问题——收集证据——评价证据——应用证据——后效评估进行循证医学实践。例如选定一个专题“冠心病与血脂”进行检索尝试。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集体组织讨论，每组选出一名同学作重点发言。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通过检索实习后得出结论：①血脂异常是冠心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②ldl-c升高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③冠心病防治中降低ldl-c已确定为首要目标。④应用药物升高hdl-c以达到降低冠心病死亡率和致残率的结果不一致，尚需扩大规模进行临床观察。⑤他汀类药物是目前降低ldl-c最强效的药物。⑥他汀类药物长期应用可损伤肝脏和肾脏。由此提出思考问题 “如何发挥中医药的优势调节血脂，防治心血管疾病等危险事件发生”。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既掌握了知识, 拓宽了思路，提高了兴趣，又锻炼了主动学习的能力,培养了探索性、研究性的学习模式，提高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策略，循证医学研究的方法也具有双重性，其理论尚在不断完善，很多研究仍在探索中［6］。但可以肯定的是，循证医学与中西医结合临床教学融合的思路对于提高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研究水平，尤其是研究的设计水平将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这种研究的结果也必将为医学教育改革的正确决策提供更加可靠和有说服力的依据。我们必须进一步转变教育教学思想观念，将循证医学的思维和方法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推动现代医学教育、培养高素质的符合新世纪人才需要“知识宽、基础厚、能力强、素质高”的综合医学人才而努力。
【参考文献】
［1］马春虎,温海青,纪正春.当前医学生临床技能教学问题与对策研究［j］.承德医学院学报, 2005,22(4)：362.
［2］王家良.循证医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
［3］welsby pd. evidence-based medicine, guidelines, personality types, relatives and absolutes［j］. j eval clin pract 2002，8:163.
［4］finkel ml, brown ha, gerber lm, et al. teaching evidence-based medicine to medical students［j］. med teach 2003，25:202.
实践循证医学的首要环节范文2
关键词：中国；循证矫正；循证教育；推进策略
中图分类号：DF613
文章编号：1008-4355（2016）05-0046-0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5.06
循证来源于西方英文词汇“Evidence-based”，最初它被翻译成 “求证”或“实证”，1996年复旦大学王吉耀教授正式把它译为“循证”，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同，此后，循证作为一个中文词汇诞生了。循是指遵循，而证是证据的意思，循证就是遵循相关的证据，主要指根据或者遵循最佳的证据来处理事情、制定方案。它是一种理念和方法论。
循证最初被应用于医学领域，1970年代初期，英国流行病学家科克伦最先提出“循证”，后来加拿大学者戴维・萨克特对循证在医学的应用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和研究。1992年，盖亚特博士以及他的团队发表了《循证医学：医学实践教学的一种新方法》，首次提出了循证医学的概念。循证医学基本宗旨：谨慎、科学地选取适用当前己有的最佳研究证据，结合资深医师的工作技术与临床实践，充分顾及患者的期望，并确定治疗方案。随着循证医学影响的扩大，循证理念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循证教育、循证心理学、循证管理、循证培训等广泛兴起，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循证运动。20世纪末，循证实践在司法界得以引入和应用，西方国家尝试、推广、运用循证矫正。在20世纪中期，西方社会面临犯罪率及再犯率双高、监狱人满为患的局面，有人批评保障就业为基础的假释制度，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后来，引入康复模式，该模式把罪犯当成需要治疗的病人，认为只要对他进行治疗、矫正，就能够康复，但是，在矫正实践中发现，矫正成本高、收入甚微、高耗低效、投入高于产出，矫正工作效果饱受质疑。1999年，谢尔曼等人提出“循证警务“概念， 2000年，达拉斯・马肯泽提出“evidence-based corrections”，即以证据为本的矫正，被美国、瑞典、加拿大等国实证认为有效的囚犯矫正模式。美国有研究表明，自19世纪80、90年代采用循证矫正后，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率比原先未采用循证矫正的再犯率明显降低，后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循证矫正是指矫正工作者在矫正罪犯时，针对罪犯的具体问题，寻找并按照现有的最佳证据（方法、措施等），结合罪犯的特点和意愿实施矫正活动的总称。
循证矫正作为一个新概念，从2012年下半年起，已逐渐成为了中国犯罪学、监狱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循证矫正在中国正式推广是以江苏省宜兴市“循证矫正方法及实践与我国罪犯矫正工作研讨班”的召开为标志的。此后，中国司法部确定全国九所条件较好、理论研究基础相对扎实、罪犯改造经验较丰富的监狱为循证矫正试点机构。
一、循证矫正在中国实践与推广的困境
新形势下，社会对监狱的教育矫正与改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要求控制初犯率，而且刑满释放人员的再犯罪率也日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指标。对罪犯的矫正从最初的重视监禁与惩罚为主转变到教育与改造为主的人道主义服务。循证矫正正是适应这种变化的新理念与新模式，它成为了现代科学精神在矫正领域的鲜明体现，也是人本主义思想的生动展现，能够为罪犯的矫正与改造带来巨大变革，同时是一种被发达国家通过实践证明的矫正技术与矫正方法，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同，把循证矫正相关的理念与矫正方法引入到中国罪犯矫正的实践中，具有较大的理论创新以及实践意义，它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罪犯矫正与改造的科学性，增强矫正效益，提高改造质量，帮助降低社会犯罪率。
循证矫正是2012年引入中国的，随后全国多个监狱开始了循证矫正的试点工作，关于循证矫正的相关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虽然中国已实施循证矫正的试点项目，但是就目前的实践经验来看，还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可供推广的实践模式，在中国当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循证矫正在实践中面临种种困难，显露出不少技术以及观念上的缺陷。
（一）循证矫正专业力量如何发挥，矫正研究与实践如何进一步结合
循证矫正涉及四个主体，研究者、实践者、管理者及矫正对象，这四大主体彼此之间是相互配合、共同合作的统一整体。在循证矫正中，研究者代表专业力量，研究者致力于开展实验研究、准试验研究、相关研究、个案研究等，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实验为循证矫正提供相关的行动指南、标准或手册。
循证矫正在中国的推行是一个行政主导的过程，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而非专业主导的过程。循证矫正是通过司法部的整体部署，各级司法部门的高度配合而开展起来的。从2012年之后，中国出现九个行政作用下的循证矫正监狱试点，这些试点项目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及整个司法体制的力量，特别是司法工作人员、行政人员的贡献。在循证矫正推行的过程中，专业性的力量没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罪犯矫正与改造的相关研究人员、专家学者没能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循证矫正实践中来。虽然，以行政力量进行循证矫正的推动具有一定的效率，我们不能否认行政的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长此以往，专业共同体很难形成，专业的认同以及专业自觉等将逐渐弱化，从而使循证矫正失去发展的活力。
（二）循证矫正最优证据如何形成，支持性的资源与技术平台如何建立
关键点和难点在于证据的形成。因此，如何形成证据，特别是最优证据如何形成，成为了循证矫正实践中需要首先攻克的关键性问题。循证矫正在中国的推动还停留在形式上，没有真正落实到实质方面。虽然循证矫正试点项目以循证为基本理念，进行了循证矫正具体操作程序的设计，但是从实质方面来看，过度强调形式方面的科学标准，而相对忽略了证据的信度和效度。追逐循证矫正评估工具的开发和利用、矫正流程的设计，忽略了对实践的反思，矫正实践的结果没能再回到理论中去进一步修正循证矫正的研究，存在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脱节。
循证矫正支持性的资源与技术平台如何建立，直接影响到证据的形成以及最优证据的获取。由于中国在循证矫正研究及实践方面起步较晚，前期的专业知识储备、理论研究、实践水平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配备的技术支撑比如数据库、资源共享平台等也十分匮乏。此外，罪犯教育矫正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专业知识和技术等方面远远落后于矫正实践对其提出的要求。缺乏一支专业化的队伍，中国循证矫正很有可能在实践中浮于表面，浅尝辄止，注重形式，缺乏内涵。
罪犯的改造质量与监狱行刑效益受多种因素影响，罪犯文化素质的高低影响到循证矫正的实质内涵，对罪犯的思想改造以及行为矫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分为不同的阶段，从一个阶段跨到另一个阶段的节奏和步调要根据罪犯的认知水平，文化知识素质，心理与情绪状态等。只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才能真正地提高循证矫正的实质内涵，而不是搞形式主义，真正提高矫正的成效。
（三）合作的体制机制如何建立，多方联动如何实现
循证矫正的基本点和核心要素在于证据，矫正遵循证据，以证据为基准，最重要的四大要素分别是，研究者、实践者、实践对象、管理者。首先，循证矫正研究者必须开展大量案例的探究，从研究中为循证矫正的实践提供实施准则，矫正指南、手册、标准等有赖于研究者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其次，循证矫正实践者根据研究者设计的行动方案，根据个人经验，结合矫正对象的具体情况开展相应的矫正实践；再次，循证矫正管理者需要做好矫正规划，统筹协调，发挥各要素的作用，为循证矫正提供服务。因此，循证矫正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整体系统，一个涉及研究者、实践者、实践对象与相关管理者四个方面的理念体系。
循证矫正需要处理好各方面关系，使系统结构更加合理，发挥出系统的整体效应。
循证矫正主体四方“各怀鬼胎”。矫正管理部门关注的是管理，重视矫正法律法规的执行，看重上级命令、科层制管理、工作绩效；循证专家团队则关注研究工作的开展、研究成果的呈现，理想化色彩明显，很多时候还往往把矫正中的简单问题复杂化；矫正实践人员关注的是个人本职工作能否顺利完成，他们已习惯于固有的、简单的罪犯矫正和管理的方式，不希望增加工作负担，对新的矫正方法和模式进行尝试和改革的积极性不高；矫正对象关注的是个人切身利益，更多考虑的是劳动效益、个人减刑、出狱后的就业问题等，希望受到的打扰越少越好。在这样的情形下，循证矫正的多方联动如何实现，是摆在面前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四）循证矫正实践模式如何本土化
循证矫正在中国的实践实质是一种矫正方式和手段的摸索，还不是一套成熟模式的运用，作为一个舶来品，它需要经过借鉴与创新的过程，不可能照抄照搬，不管是证据的搜集和建立还是评估方法的开发与设计，都进行了适应本土的创新和改良。中国循证矫正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摸索和尝试，开发新的矫正方式方法，并且在实践中进行相应的检验。
在矫正过程中，对罪犯的再犯率预测不够精确，矫正出现偏差，在实践中缺乏一套完善的循证评估预测机制，对罪犯的一些心理症结认识和评估不到位，再犯风险没能得到预警，对罪犯的各方面情况掌握不足，对罪犯的了解停留在人口学的资料以及日常的谈话了解，甄别与分类不科学。不少罪犯在服刑期间，迫于法律与制度的震慑作用，从行为上表现出服从，配合改造的状态，但是对罪犯心理的变化、思想的转化这些隐蔽性的状态却很难进行监控和了解，缺乏科学的评估标准，部分罪犯出狱后，遇到特定情境可能再次走向违法犯罪之路。
二、循证矫正在中国实践与推广的策略
循证矫正当前还处于摸索阶段，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循证矫正相关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借鉴国外循证矫正的先进经验，并且更加密切地关注中国罪犯教育矫正的实践，把矫正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循证矫正的成熟模式，不断地反思循证矫正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提炼与升华，上升为理论，从而为之后的矫正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
（一）树立循证矫正的科学、人本、服务理念
应该来说，循证矫正从引入中国开始，相关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循证矫正的理论探讨还较为浅薄，实践方面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尚有许多需要探索的地方。循证矫正的实施者还远远不能达到循证矫正对其提出的要求，从矫正理念到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等方面均需要进一步提高，循证矫正的相关保障不到位，工作难以开展。循证矫正在中国监狱矫正的适用性以及有效性仍需进一步验证，如何促进循证矫正的本土化问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循证矫正需要具备科学精神，只有树立矫正的人本位理念、增强服务观念，注重矫正立足于相关证据以及评估等，才能进一步地完善循证矫正，促进其实践的发展。矫正的目的是对罪犯的教育，罪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个体，有其基本的需求、个性特征、人格特质，对罪犯的矫正惩罚不是目的，而教育与改造才是根本的目标。此外，要坚持矫正服务理念。循证矫正包含四个主题，分别是研究者、实践者、消费者、相关管理方。研究者以及管理者要为实践者与消费者服务，实践者为消费者服务。把服务的理念落实到实处，真正地以消费者的利益为基准。最后，要重视证据在矫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循证矫正要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以证据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罪犯进行的教育矫正与改造要通过科学的评估，把握矫正的科学标准，搜集科学有效的证据，从而为教育矫正实践服务，使之更加科学化，提高矫正的效益。
只有坚守循证矫正的科学、人本、服务理念，才能营造出循证矫正的文化氛围。当前我们的矫正实践还处于经验氛围下，而基于证据进行实践的文化氛围还较为薄弱。传统氛围下矫正者基于自身的经验，崇尚权威，忽视证据的矫正实践发展存在诸多弊端，只有坚守好了科学、人本、服务理念，构造一个良好的适合循证矫正发展的氛围，才能更好地落实循证矫正。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促进良好循证文化的形成。
（二）注重评估，遵循证据，确保矫正过程科学化
循证，顾名思义是循证证据，因此，循证矫正要以证据为基础，研究者、实践者、对象、管理者为一定目标按照一定证据而进行实践，最终达到最佳的矫正效果。循证矫正要注重评估，而评估首要的是对循证矫正科学性和有效性的评估研究，特别是对于罪犯教育与改造质量的评估研究，力求使评估更加严谨和科学。传统的矫正不太注重对证据的搜集以及使用，而循证矫正作为一种新模式，非常强调证据的收集以及利用，遵循证据，确保矫正的科学性，根据客观真实的证据，来选择最佳的矫正方案，确保矫正实施的有效性[1]。
在罪犯矫正时，对罪犯进行综合评估必不可少，特别对罪犯的心理、职业技能、文化素养等方面的教育与改造的效果进行评估。但是，当前中国这方面的专业评估技术相对落后，改造的效果很难评定，我们必须对罪犯教育矫正进行科学评估，为循证矫正的进一步进行提供科学的依据。第一，对于参与矫正评估的工作人员要对矫正措施、矫正对象的发展变化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第二，对于评估的方式方法要符合科学标准，采取科学合理的统计工具，运用科学评估方法从而为矫正实践过程的评估寻找评估证据。第三，矫正评估工作人员要积极与一线的矫正人员进行沟通与合作，通过对矫正实践的真实接触，了解矫正的实施情况，搜集关于矫正对象的第一手证据，然后根据矫正对象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矫正方案。
开展罪犯教育与改造有效性的评估，加强对评估的研究工作，有助于为循证矫正提供科学依据。循证矫正的首要步骤就是对罪犯进行全方位的评估，搜集相关证据，对罪犯的心理状况、个人成长背景、再犯罪风险、回归社会的能力等进行测量和评估，获得初始证据，从而为矫正实践的开展提供科学、准确的根据。对罪犯的初始评估要包含这几个要素，首先是罪犯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对罪犯的心理状态、精神情况进行检查，以此作为心理干预与矫正的依据；其次，罪犯再犯罪风险评估，对罪犯的再犯罪概率进行综合测量，作为分类教育和管理的依据；再次，回归社会能力的评估，对罪犯的社会适应能力进行评估，作为其社会化教育与引导罪犯回归社会的依据。这几大要素的评估和测量可以通过相关的调查问卷、心理量表、深度访谈等手段实现[2]。
此外，注重对罪犯的社会跟踪回访。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之后，并不意味着循证矫正的终结，要坚持有计划、分批次、多形式开展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回访工作，了解这些人出狱后的真实生活状态，进一步检验循证矫正效果，为其更好地融入社会提供支持，包括就业帮助和指导、家庭生活的辅导、职业技能培训、心理的咨询与辅导，通过跟踪帮扶和延伸教育，帮助刑满释放人员较好较快地成为一名自食其力、不再危害社会的公民。
（三）循证矫正理论研究与矫正实践
传统矫正教育模式是矫正实践与矫正研究相互分割的旧模式，理论研究与实践很难进行结合，各行其道。当前中国矫正工作还是以实践者为重，研究者在矫正实践中的作用没能得到应有的发挥，矫正研究与矫正实践实质上出现了断裂。一方面，当前罪犯矫正实践还缺少一大批经验丰富、专业技术能力过硬的工作者，实践者通常对矫正理论和矫正研究兴趣不大；另一方面，研究者进行矫正理论研究脱离了矫正的实际，关注宏观的理论架构。循证矫正强调矫正研究与矫正实践的相互配合，二者相互促进，紧密相连。研究者需要接地气，进一步地立足矫正实践，研究证据。而矫正实践者需要利用矫正理论研究成果，进行证据的实践以及检验。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共同促进。矫正实践能够成为应用矫正理论研究的平台，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而矫正理论研究能够为矫正实践提供有效指导，通过研究证据推进矫正实践的发展。总之，我们需要终结矫正实践与矫正研究之间二元对立、分离割裂的局面，架起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桥梁，实现研究与实践之间的权重平衡，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双赢。
监狱、未管所、戒毒所等矫正机构要进行相关的改革，特别是进一步改革体制机制，为循证矫正的顺利推行提供研究与实践专家。首先，在人事制度方面，要注重对矫正人员的招聘考核，吸收专业能力强、矫正理念先进、矫正经验丰富的专家进入矫正人员的队伍中；同时，加强对矫正人员的业务培训，加强对循证矫正方法和技能的训练；另外，在人员考核、晋升等方面向循证矫正倾斜，出台相关的政策性文件。通过人力资源方面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为循证矫正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激发一线的矫正工作人员积极地尝试新方法，接受、学习、创新循证矫正模式[1]。
加强矫正研究机构以及高等学校、司法行政部门的联系，发挥各方面力量，构建循证矫正服务的平台，加强循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循证矫正方案设计中，将面临如何获得最佳的矫正研究证据这一核心问题。
（四）加强国外循证矫正先进经验的借鉴
中国目前缺乏循证矫正的成熟模式，许多评估与教育改造方案尚不完善，而循证矫正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当前中国循证矫正的摸索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引入和参考国外先进做法对当前中国循证矫正的推进是一种有益的途径。循证矫正在美国、瑞典等国家的罪犯矫正领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相关的理论研究较为成熟。英国的循证矫正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逐渐走向成熟，在缓刑假释以及监狱矫正中均有广泛的运用。英国循证的评估系统相对完善，引入同行评审制度，英格兰和威尔士采用“何者发挥作用”认证系统方法。美国关于循证矫正的理论研究较为丰富，并且有很多司法实践。例如，美国俄亥俄州以中途之家和社区为基础对罪犯实施循证矫正，矫正项目要求使用评估工具对风险进行严格的测量和评估，建立一套基于个人需要的服务模式。澳大利亚循证矫正遵循“能发挥作用”基本原则，注重方法的运用，从矫正研究以及评估中获得证据，关注罪犯的越轨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确立了矫正系统范围内的认证程序。新西兰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全面接受和实施循证矫正，有关的法律、政策文件都有所体现。循证政策在新西兰被描述为“一种制定政策的技术方法，它能确保政府官员通过运用研究中得出的最佳证据制定明智的政策、方案和项目”[3]。
而循证矫正对中国来说，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2012年起，才开始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在循证矫正方法及实践与我国罪犯矫正工作研讨班开班仪式上讲话，指出中国循证矫正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犯罪矫正的成功经验。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国外循证矫正相关理论的学习以及矫正经验的借鉴，翻译国外循证矫正的相关著作和论文，国外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矫正实践具有较大的实际应用价值。选派专业人员到国外进行实地考察，聘请国外专家到中国进行讲学，介绍其循证矫正的经验和教训。当然，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在借鉴国外循证矫正的相关经验时，要避免对国外矫正理论或实践的照抄照搬，需要根据本土国情，促进循证矫正的本土化，罪犯矫正与改造需要根植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契合本土实际，体现本土特色。
（五）多方联动，为循证矫正的推进提供支持
多方联动，相互合作是各方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方式，教育矫正的最终目标是帮助罪犯能够顺利回归社会。传统的单兵作战式的罪犯矫正模式显示出弊端，仅仅依靠监狱这一支力量帮助罪犯回归到复杂的社会，困难重重，因此，监狱对罪犯进行矫正的过程中，要调动以及组织社会不同力量的参与，发挥多方的作用对罪犯进行教育、矫正、改造，把社会资源有机整合，支持监狱的教育矫正工作，帮助矫正对象更好地进行思想的转化，更加顺利地回归社会，自力更生。同时，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矫正实践中，有助于监狱更好地利用多方资源，推进罪犯矫正从封闭模式走向开放，此外，使社会了解监狱，无形中渗透普法教育，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循证矫正是系统论指导下的新型矫正方法，是一个由矫正研究者、矫正实施者、矫正实施对象、矫正管理者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系统。循证矫正效益的好与坏往往取决于这几个方面：第一，循证矫正过程中是否联合了四大主体的力量，发挥四方联动作用，矫正实施者按照循证矫正的方案和手段对矫正对象进行教育与改造，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证据，而循证矫正的实施对象也非被动接受，他们也是循证矫正的专题，要发挥其应有的能动作用，在与矫正实施者共同协商和探讨中选择最适合的方案，矫正管理者也不能置身事外，要整体调配矫正资源，使最有效的矫正方案能够获得相应的支持。第二，循证矫正的效益还与循证的整个过程息息相关，考察矫正对象的需求以及实际情况、矫正效果的好坏，每一个项目都需要通过证据来进行验证，同时循证矫正效果本身也可以成为下一步矫正工作的证据，因此，循证矫正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过程，由多个主体、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如同螺旋，循环上升。
循证矫正的框架结构不仅仅是由矫正者与矫正对象构成，而是一个由研究者、矫正者、矫正对象、管理者组成的统一整体。传统的矫正模式中，管理者与受教育者容易受忽视，而循证矫正模式把这两者纳入了体系中，这四大主体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作用、职责需要进一步厘清。
第一，研究者提供最佳证据，循证矫正从教育矫正理论中分离出类似临床证据的应用理论，为实践者提供直接指导实践的证据。研究者对证与循进行深入研究。所谓“证”指的是证据，在循证矫正实践中，要制定矫正的相关标准以及矫正方案，从而能够为矫正实践提供最佳的证据，利用好证据，建立证据数据库以及利用其他网络共享平台，为矫正提供证据的查询检索服务，提供充分的咨询。所谓“循”是遵循，把遵循落实到矫正的整个过程，从确定循证矫正的问题到搜集矫正的相关证据，对证据进行筛选和鉴定，选出最佳证据，并把这些证据落实到实践中，这些环节无一可以离开对证据的遵循。
第二，矫正教育者应该基于证据进行教学。在循证矫正看来，任何矫正教育活动或方案，均不能单纯地基于矫正实践者的某种哲学或信念，而必须基于矫正的科学证据。矫正教育者要改变传统单兵作战的矫正模式，与系统中的其他主体相互配合，特别是矫正教育的研究者，与其结成同盟，采取集团作战方式。
第三，矫正教育对象有权参与矫正教育实践的决策。传统矫正模式由矫正者决定，矫正者主导了矫正过程，但是在循证矫正中，矫正者要考虑到矫正对象的刑期、心理、认知、个性、文化素质等多方面因素，注重对证据的利用，矫正方案也应更加人性化、个性化，遵从矫正对象的实际，最大限度地调动其改造的积极性，提高罪犯矫正的效果。
第四，管理者协调整个矫正教育与改造的过程。有了矫正证据作为支撑，管理者可以循证进行管理，把矫正的相关证据作为对罪犯减刑的依据之一，并且根据研究者、矫正者提供的矫正证据进一步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诊断监狱行刑以及罪犯改造的问题，制定出相关的干预政策，进行相应的矫正制度的改革。管理者可以通过一定的资金资助矫正改造的课题研究，注重矫正研究人员进行应用研究，此外，组织好矫正专家进行循证矫正的研究和方案设计，在循证矫正实践中，保障矫正人员以及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规范矫正的相关秩序，创造条件保证矫正实践的顺利开展[4]。
结语
如何提高矫正的有效性和效率，需要我们建立科学、可行、有效的矫正模式，寻求矫正的相关证据，这就需要引入循证矫正。在对犯罪人进行教育矫正的实践过程中，循证矫正能够帮助犯罪人积极主动地向矫正目标靠近，其根本目标是帮助犯罪人进行改造，帮助其回归社会，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公民。当前，中国循证矫正仍然处于理论建构以及实践模式之中，作为矫正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新方法，其有效性、系统性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索。
参考文献：
[1] 张崇脉.当代美国循证矫正及其启示[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6）：115-122.
[2] 彭少峰.循证社会工作的本土模式、实践限度与可能价值[J].学习与实践， 2015（2）：9-106.
实践循证医学的首要环节范文3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 )是心脑血管病的主要病理基础，目前关于As的病因较一致的看法是，由损伤、炎症、免疫功能障碍三者相结合作用的结果。西医对As的治疗手段虽有了长足发展，但一些副作用和复发率及致死率仍居高不下。中医对As进行辨证论治，可以发挥中医药复方全面调节机体机能和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干预的优势，通过调血脂、抗氧化、保护EC功能、抗血小板粘附聚集、抗血栓及抗SMC增殖等，全面干预As的发生、发展，弥补了西医治疗的不足。近年来祖国医学治疗As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就此做一综述。
1 中医对的As总体认识
As的临床表现，可涉及祖国医学“眩晕”、“头痛”、“健忘”、“痴呆”、“中风”、“胸痹”、“真心痛”、“厥心痛”、“痰饮”、“水肿”等病症。其病理机制中，痰、瘀、毒是实体要素，而这些要素的产生是脏腑功能失调的结果，传统中医根据辩证经验认为As的产生与脾、肾、肝三脏关系最为密切。因此，祖国医学在重视As从痰、瘀、毒论治的同时，更注重把As放在脾、肾、肝等“脏腑失调”这个复杂的“关系网”中，从相互作用的矛盾关系上来认识As的发病机制和辨治规律，从而进行有效的辨证论治。
2 中医在As的辨证论治上的研究进展
2.1 补肾祛瘀化痰法
肾主津液，对津液的贮存、分布、利用及津、液、精、血之间的转化起主导作用。中年以后肾元亏虚，精气渐衰。若肾阳虚，则水不生土，衍生痰浊；肾阴虚，更可火化热生，炼液为痰，痰浊壅塞脉道，血滞成瘀。痰瘀互结，着于血脉，交结凝聚，即形成粥样斑块。针对于此，应从治肾入手，以调节阴阳平衡，稳定机体内环境；同时还需通过消痰化瘀，祛除病理产物，阻止或逆转其实质性病理改变。研究表明补肾祛瘀化痰法具有调脂、抗氧化、抗血栓、改善血液流变学、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等综合的抗As的作用[1]。益寿调脂片是名中医朱秉匡经验方，经临床和实验观察发现，能显著降低高脂血症患者及实验性高脂血症大鼠和家兔血脂，提高As家兔SOD活性和NO水平，降低MDA 水平，减少主动脉斑块，作用优于舒降之[2]。研究证实，补肾护脉方能降低实验性As家兔的血脂，降低主动脉内膜中斑块总面积、斑块最大厚度、内膜与中膜厚度比值，抑制肝细胞脂变程度和减轻心肌内小As的严重度；临床研究证实，补肾护脉胶囊改善As患者自觉症状有效率为70%， 降低TG最为显著， 提高HDL[3]。温肾回阳方四逆汤可明显缩小主动脉内膜脂质斑块面积，降低血清TC、TG、LDLC、apoB及ET和MDA浓度，提高血清NO水平、apoA含量与血浆SOD活性，从而起到抗As作用[4]。
2.2 健脾消痰化瘀法
As多见于中老年人，这些人群脾的“内运化”功能减弱，散精不利，阴阳失衡，对原系水谷精微之血脂，易化生为痰浊，正如《证治汇补》所言：“脾虚不运清浊，停滞津液而为痰生”，痰流滞于血脉，则形成痰瘀交结证。故论治As要从健脾消痰、活血化瘀入手。研究证实健脾消痰化瘀方(人参 、茯苓 、酒大黄 、山楂 、水蛭)可降低血清TC、TG。升高高密度脂蛋白(HDLC)，减少血清LPO含量，增加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力，以达到降脂、保护动脉内膜免遭自由基损伤、抑制As斑块的作用[5]。赵学军等[6]证实理脾化痰方能阻抑早期As的形成，观察组主动脉内膜相对厚度小于模型组，VSMCski267 的表达率和凋亡的VSMCs阳性率均低于模型组。
2.3 疏肝理气泻浊法
肝主疏泄，气血津液的运行、脾精的运化等均依赖于肝气的畅达。若肝失疏泄，气机不畅，则津血输布代谢失常。可化生痰浊、瘀血。As是痰瘀同病，其病理过程与肝失疏泄密切相关。基于此，论治As，在强调痰瘀同治的同时，要重视疏肝调肝药物的配伍应用。疏肝调血方对实验性As病变模型具有调整血脂蛋白，减少动脉壁厚度及As面积；调节血清钙离子及环核苷酸的比值；显著降低血管平滑肌细胞内LPO含量。明显提高SOD的活性等作用，从而使As病变减轻或趋向静止[7～9]。另有学者认为，痰瘀阻滞、肝气虚衰是As的主要病机之一，有逐瘀化痰通络、暖元温肝作用的血脉舒，可有效地降低 TC、LDLC及载脂蛋白B 提高血SOD含量，降低LPO，调整血栓素与前列环素的平衡，减少主动脉内膜粥样斑块面积、内膜厚度及组织学的异常改变[10]。王学岭等[11]应用调肝导浊汤观察体外培养肝细胞膜LDL受体mRNA 水平，发现肝细胞膜LDL受体水平增加不仅超过未用药的高脂血清培养组，而且高于正常组，中药的作用强于高脂负荷引起的负反馈调节。提示调肝导浊中药可能直接作用于肝细胞LDL受体基因，或影响基因表达某个环节而使转录增加，通过诱导肝细胞LDL受体基因表达而降血脂，从而发挥抗As作用。
2008年2月张卫娜等：动脉粥样硬化中医辩证论治研究进展第1期2008年2月河北北方学院学报（医学版）第1期2.4 祛痰化浊法
导致As的首要因素是血脂过高，脂质代谢失调，而高脂血症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归属于中医学痰浊、痰瘀之范畴。渊源于《黄帝内经》的膏脂学说是中医认识本病的重要理论依据 。《灵枢·卫气失常论》曰：“人有脂有膏，有肉”，而若脂膏过多则有形体变化，此《内经》称为“膏人”、“脂人”，少则“体无膏泽”。膏脂与津液同源，是津液之稠浊者，并能化入血中。若摄入过多，利用、排泄失常，均可使血液变稠而为痰浊。结合微观研究分析，低密度脂蛋白(LDL)升高是As最主要的致病因素之一。有报道提示：痰证病人的抗氧化能力显著降低，体内氧化修饰的LDL明显升高[12]。另有报道显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痰浊型患者，血清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 (TG)，以及 LDL等含量均明显高于非痰浊型患者和正常人(P>0.01)而且As性指数与痰浊型呈显著正相关[13]。近数十年来临床广泛应用复方陈皮苷、泽泻降脂片、白金降脂丸治疗高脂血症、冠心病，以治痰的手段达到降脂祛浊的目的。药理研究亦表明，化痰方药在降低TC、LDL 和对抗脂斑形成方面具有显著作用[14]；涤痰汤具有促进脂质排泄的作用[15]。
2.5 活血化瘀法
As的发生发展，以动脉壁内皮细胞 (EC)损伤为始动因素，血小板黏附聚集、释放生物活性物质和平滑肌细胞(SMC)增殖为主要环节，脂质浸入，动脉壁弹性纤维破坏，引起动脉管腔狭窄为病理结局。这些病理改变属于中医学“瘀血”的范畴。有研究表明，以血瘀为主的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均有器质性病变，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显著冠状动脉狭窄的比例高达94%[16]。有人对73例冠心病患者进行辨证分型，并与冠状动脉造影所见进行对比分析后指出，73例冠心病患者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血瘀表现，冠状动脉血管病变支数越多，狭窄程度越重[17]。近年的研究也证实，活血化瘀方药防治As，有调脂、抑制SMC增殖、抑制血小板功能及调节前列腺素I/血栓素A平衡、保护EC、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抑制及消退粥样斑块等作用[18]。
2.6 清热解毒法
毒邪作为一种致病因素，有外来之毒、内生之毒之分。内生之毒常发生于内伤杂病的基础上，多由诸邪蓄积，交结凝滞而成。现代医家通过临床实践发现内毒与络脉病患密切相关，并认为毒邪瘀阻络脉正是此类病患病位深，病情重，病势缠绵难愈的机缘所在[19]。As作为络脉病患与毒邪密切关联。研究表明，感染、炎症与As和冠心病的发生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慢性潜在性的感染诱导多种细胞因子的产生、黏附因子的表达，可能是刺激As炎症反应的始动因子之一[20]。感染、炎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毒邪的病理变化，也可以说此印证了毒邪与As的相关性。毒邪的现代医学观认为：各种致病微生物可认为是中医外毒的一部分。现代医学的毒性氧自由基、兴奋性神经毒、酸中毒、微生物毒、钙离子超载、凝血及纤溶产物、微小血栓、血脂、突变细胞、自身衰老及死亡细胞、致癌因子、炎性介质和血管活性物质的过度释放等 ，均可看成是中医的毒邪，这些疾病过程中形成的“内生毒邪”，直接影响着疾病的病理变化、预后和转归。有研究认为As属热毒内盛，痰瘀阻络，而选用复方莶草合剂以清热解毒、利湿通络，通过降脂，减轻脂质过氧化反应，抗炎、抑制免疫损伤等，而起到对抗As内皮细胞损伤的作用[1]。
2.7 活血解毒化痰法
痰浊、瘀血、毒邪三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密切关系。痰饮、瘀血作为津液代谢的病理产物，其本身皆能化毒为害，形成痰毒、瘀毒，且津血同源，痰瘀相关 ，毒 、痰 、瘀三者相互促生 ，形成恶性循环 ，以毒为引发关键，以痰、瘀为有形之病灶，从而形成痰瘀毒互结的局面[21]。正与现代医学因炎症而致As灶相合，中医对As的形成，概言之，正是“无邪不有毒，热从毒化，变从毒起，瘀从毒结”。对于As与痰瘀之间的关系， 1994年被提出痰瘀同病这一学术观点后，现在越来越为大量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证实。As痰瘀互结证，其病理表现为高凝状态、氧自由基的损伤、高脂血症、微循环障碍及微量元素变化异常等，这些病理变化缠绵难愈就会蕴久成毒，形成痰瘀毒互结的状态。临床上依据此理论基础用滋阴清热解毒、活血化痰散结的方药组成解毒软脉方治疗As，可显著降低血液黏滞性，调节血脂水平，减小As面积[22]。
3 展望
目前，As斑块中的不稳定斑块及其引发的心脑血管事件，已引起医学界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近年来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不稳定斑块的确切发病机制仍不十分清楚，临床治疗缺乏针对性、专一性。中医药治疗具有多靶点干预的优势，从中医辩证论治As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斑块，减少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但目前中医药对As病人的临床研究仍存在样本例数过少，缺乏严格随机对照，可重复性差等不足，多数临床研究缺乏与之密切相关的基础实验研究。进一步研究应按照临床药理实验管理规范和循证医学的要求，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以便科学证明其防治As的疗效。同时应加强基础研究，从分子水平探讨中医药干预不稳定斑块的作用机制，为从中医辩证论治As确定新的治疗靶向提供理论与试验依据， 从而进一步有效防治As。
【参考文献】
1 祝世讷．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M\]．第1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249
2 薛源.益寿调脂片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实验研究\[J\].江苏中医，2001，22(8)：4244
3 郑源庞，周振鹤，龚康敏，等. 补肾护脉方对家兔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各项指标的影响\[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1998，4(5):2729
4 黄河清，吴伟康，程超. 四逆汤抗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及其机制\[J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2000，8(4):302304
5 刘彦珠，刘维琴，秦腊梅，等．健脾消痰化瘀法对高脂血症患者脂质过氧化的影响\[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20(3):50
6 赵学军，李任先，刘国普，等. 理脾化痰方对食饵性动脉粥样硬化症家兔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凋亡的调控\[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18(2):144148
7 范英昌，朱钧，陆一竹，等．疏肝活血方对家兔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发病影响的实验研究\[J\]．中国老年学杂志，1997，17(1):3738
8 范英昌，陆一竹，胡利明，等．疏肝活血方药对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血清钙离子及环核苷酸浓度的影响\[J\]．中草药，1997，28(2)：9193
9 范英昌，朱钧，陆融，等．疏肝活血方对家兔主动脉平滑肌细胞内脂过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影响\[J\]．中国动脉硬化杂志，1996，4(1)：5153
10吴敏，周仲瑛，陈文垲，等．滋肾养肝、化痰消瘀法防治脑动脉粥样硬化症临床研究\[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15(5):272275
11王学岭，张红霞，陆一竹，等. 调肝导浊汤对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家兔肝脏脂质含量及体外培养肝细胞脂蛋白受体的影响\[J\]. 中国中医药科技，2002，9(4):208210
12冷兴文，，王磊．动脉粥样硬化中医治疗法则与方药作用机理研究\[J\]．实用中西医结合杂志，1997，10(7)：604606
13鲍延熙，郑义，陆惠华，等．冠心病中医辨证分型与冠状动脉及左室造影所见的联系\[J\]．中西医结合杂志，1989，9(2)：7475
14马晓昌，尹太英，陈可冀，等．冠心病中医辨证分型与冠状动脉造影所见相关性比较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1，21(9)：654656
15史大卓，马晓昌，高修安．活血化瘀方药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概况\[J\]．中医杂志，1995，36(7)：433435
16王永炎．关于提高脑血管疾病疗效难点的思考\[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7，17(2)：195196
17宁晓暄，孙世仁．感染、炎症与动脉粥样硬化\[J\]．国外医学·老年医学分册，2000，21(4)：173175
18郭来，丁书文．复方莶草合剂抗动脉粥样硬化内皮细胞损伤实验研究\[J\]．中医药学刊，2001，19(2)：105106
19于俊生，王砚琳．痰瘀毒相关论\[J\]．山东中医杂志，2000，19(6)：323325
20吴圣贤，林永康，黄政鑫，等．解毒软脉方防治高胆固醇饮食致兔动脉粥样硬化的实验研究\[J\]．福建中医药，2001，32(2)：3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