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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1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2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中国自建国以来至今，其人口的规模和结构都有所变化。人口的发展经历了起伏波折，完成了死亡转变，从高生育、低死亡转变为了低生育、低死亡的国家。而计划生育政策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促成因素。从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正式提出、80年代正式实行之后，中国人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生率逐步下降，人口增长率也显著降低，人口基本保持低水平的缓慢增长。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中国人口达到了约13.4亿人，人口粗增长率从建国伊始的1.90%降至0.37%(此数据是笔者通过《2010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本文想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如下：从我国目前的人口状况来看，生育政策是否有立刻调整的必要性？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贡献了多少力量？笔者将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出生率的数据，探索经济发展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并从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思考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和人口惯性理论，对生育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回归分析：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笔者想要论证的是经济发展对出生率有所影响，因此选用的经济体为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且人口发展状况也较为稳定的国家：美国和日本。数据来源主要为联合国数据、2010年美国统计年鉴、2007年日本统计年鉴及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处理软件主要为Stata11.0和Excel。处理方法主要为回归分析。分别建立以下模型：
1.出生率与GDP
分别对美国、日本和中国历年的GDP与出生率做回归，以出生率为因变量，GDP为自变量，观察GDP对出生率的影响有多大的作用。
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可知，R2值最高为美国，即出生率的变化之中有43.97%的部分是可以用经济增长解释。最低的为日本，R2值为0.238。中国为0.382。当然，R2值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模型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是较为显著的。
但是此模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自变量GDP只能反映全国的整体水平，会受到人口基数的影响，不能反映个体的生存状况。因此进行第二个模型的建立。
2.出生率与人均GDP
从回归结果可知，日本的R2最高，为0.83；其次是中国，为0.48；最后是美国，为0.44。不论哪个结果，回归关系都较为显著。且GDP的系数都为负，其中中国人均GDP前的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即每增长一个单位，出生率会下降0.004个单位，呈现负相的关系。
因此可推测，经济增长与出生率之间有反向变动的关系。
3.出生率与生育政策、人均GDP
将数据处理成为长数据之后，变量分别为国家代码、时间、人均GDP、出生率和是否有严格的生育政策。
设：实行严格的生育政策时，P=1，宽松的生育政策P=0。则美国日本的P=0，中国P=1。
建立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之中的自变量只有人均GDP；第二个模型中只有生育政策；第三个模型之中的自变量有人均GDP和生育政策。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不考虑生育政策时，只考虑人均GDP对出生率的影响时，模型的解释程度为0.40，且人均GDP的系数为负，意味着人均GDP增长时，出生率会下降。但是模型之中，这个系数非常的小。
考虑生育政策之后，R2增加了2个百分点，模型的解释能力有略微的提高。但政策变量P的系数为2.04，意味着有严格生育政策的国家的生育率比宽松政策的生育率高2.04‰，这是由于中国原有的生育率较高，可见在此模型之中，政策对生育率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该模型没有表现出政策对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因此此处再生成一个新的变量，为生育率的变动。回归结果如下：调整R2为2.00%，政策变量的系数为-0.013。虽然模型的解释度很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P与生育率变化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是P的系数为负，可以看出严格的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起到了一定的贡献。
4.对结果的理论解释
从以上的实证和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确实与出生率下降有一定的关系。对这一结果的解释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其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子女的养育成本会提高，对孩子“质量”的追求也会逐渐代替对“数量”的需求，驱使父母自觉限制生育。在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发展程度来看，在子女数量有限制的情况下，子女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而父母花费在子女身上的时间、精力等成本也越来越大，机会成本大大增加，因此会自觉地限制生育数量。
其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改变了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追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成并强化了“少生、优育”观念的形成。生育观念与生育意愿不同，生育意愿会受到社会环境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而生育观念是深刻地植入骨髓的影响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
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2
【关键词】单独二孩政策；Leslie模型人口趋势预测；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TP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7-013-01
一、问题分析
以Leslie模型进行对人口结构的细节性预测，利用现有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下未来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性别比例、老龄化水平的预测，通过调查数据计算“单独二孩”受益群体的数量比例及相应生育率的变化，从而得出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后未来人口的结构模拟预测。分析比对实行和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两种情况下未来人口数量结构，对“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结合评估结果，评价现有的研究结论。
二、Leslie人口预测模型
（一）Leslie模型建立
出于母性繁殖的考量，为简化计算，Leslie模型在建模过程中只考虑女性的数量，总人口数量则通过一定的男女比例进行折算。年龄以周岁为基准，时间以年为单位，分为91个年龄组，以1岁为年龄间隔，由于90岁以上人口数量较少，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不显著，故以90岁及以上人群为一组。
（二）Leslie模型求解
由于本模型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初始时间则为2010年，以2010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年龄别死亡率及性别比例代入预测公式进行人口预测，得到的人口数量预测。
从Leslie矩阵预测人口的方法中可以看出，该方法的基本构思是假定该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预测时期内不发生变化的，即Leslie矩阵没有对这两个变量的变异性进行考察。如果该国的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有一定的变化，而非出于一个稳定的情况，这种变化带来的误差将会随着预测中Leslie矩阵的幂运算不断变大。经多次重复性计算后，对生育率和死亡率进行平均统计，确定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均值分别为初始值的0.84与0.65，依此重新进行2010-2030年的人口预测。
三、模型分析
Leslie模型在预测人口总量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模型构建原理：按性别分组，以女性某一初始时期的分年龄别人口数作为一个列向量，通过年龄别生育率、年龄别死亡率构建Leslie矩阵，左乘分年龄别人口数的列向量，得到新的列向量即为预测的女性人口，通过男女性别比例推算总人口规模。所以Leslie模型是以离散的人口相关自变量、性别分组及某一初始时期的人口发展数据为机理，能对未来一个或多个区域进行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预测的综合模型。但是严格来讲，Leslie矩阵必须用生命表系统来构建，如果缺乏生命表系统，也可以根据相应的统计数据构造近似的矩阵模型。
由于我们可用的数据为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其中并没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动态变化。我们所选用的模型需要对人口生育率变化有所体现，而Leslie矩阵中就涉及到生育率变量的因素。而如果人口在一段时间内平稳增长，使用时间序列方法能够很好地在短期内对人口变化的情况进行有效的预测，所以我组成员采用了时间序列分析把生育率进行优化。
而Leslie模型虽然对中长期的人口预测相对准确，且对生育率也进行了优化，然而以后的生育率变化是无法体现的。所以本组对基于年龄结构生育率处理有一定程度的误差，从而导致了Leslie模型的系统误差。
参考文献：
[1]韩晓庆.基于Leslie模型中国未来人口策略模拟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2.
[2]乔晓春.“单独二孩”政策目标人群及相关问题分析“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会带来什么？――2013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中的一些发现[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4（1）.
[3]张哲.“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4（5）.
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3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4
进入21世纪后，公众和学界对生育政策调整日渐关注。这决非偶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权益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而现在和未来的育龄人群基本上都是在1971年后出生的，在改革开放中长大，思想很开放，自主性很强。
同时，中国人口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92年，中国生育率就低于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目前已经近20年之久。
其间，“还权于民”的行动贯穿于整个计划生育变革的全过程。从取消准生证(准孕证)、到取消“一上二扎”，推行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直到取消“二孩生育间隔”，这一过程实际上赋予公民自主决定生育、避孕、生育时间的权利。中国人口政策正在以“数量控制”为中心迈向“以人为本”时代。
2004年建言
2000年前后，一批人口学家感到，应尽快研究生育政策调整问题，并提出了生育政策研究的设想。为此，组织了题为“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
2001年5月，课题组在上海郊区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南京等全国各人口研究机构的16位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就课题的背景、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以及子课题的安排和分工进行了讨论，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课题要回答的问题包括：目前的生育政策所要达到的生育水平是什么，目前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是什么，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作为生育政策讨论的基础，课题组在收集全国420个地区生育政策资料的基础上，计算了全国各地实行不同的生育政策所要达到的生育水平。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撰写了“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并在《人口研究》上发表。
该文章的结论是，全国的政策生育率为1.47，即完全按各地生育政策实施所达到的生育水平约为平均每个家庭生育一个半孩子。这既表明中国不是“一刀切”的“一胎政策”，但也显示，在现行生育政策下，三分之二的家庭(63％)只能生育一个孩子。 2004年4月，课题组经多次讨论并撰写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下称2004年《建议》)。2004年《建议》认为，中国应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不会造成人口失控”。
2004年《建议》提出：中国应实行“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平稳过渡”人口政策调整方案。同时建议，应及时将生育政策调整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选择少数区县先行启动生育政策调整的试点。
2004年《建议》引起了中国人口学会的高度重视。经彭佩云会长提议，中国人口学会于2004年6月在河北保定召开了关于生育政策的内部研讨会，彭佩云会长、时任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亲自参加了会议，这引起了对生育政策问题的广泛关注。
2004年《建议》受到了很多的质疑。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生育水平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有的认为，目前中国较低生育水平主要归因于比较严的生育政策。生育政策一旦放宽，就势必造成生育反弹，人口失控；但也有人认为，并非生育政策越宽松，生育水平就越高，适度的、宽松的生育政策并不会造成生育水平的反弹。
二是出生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有的认为，中国长达20多年的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和比较严的生育政策没有关系。即便是生育政策放宽，也解决不了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但也有的认为，较严的生育政策催化了出生性别比的偏高，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可以缓解出生性别比的失调。
三是计划生育工作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有的认为，目前计划生育工作就是靠比较严的生育政策，如果生育政策放宽了，计划生育工作就没法干了；但也有的认为，目前计划生育之所以不好干，就是因为生育政策不尽合理。如果再不及时调整，计划生育将更难开展。
800多万人的实践
为了回答对“放开二孩”的忧虑，在2005年～2006年期间，课题组对若干已实行“二胎政策”20多年的地区做了调研。这些地区包括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广东省、湖北省的恩施等。2007年9月，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调研结果研讨会，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彭佩云出席了此次会议。
除了广东省，这次调研涉及四个“二孩政策”地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经批准实行“二胎政策”。这四个试点地区中，三个是地区(酒泉、承德、恩施)，一个是县(翼城)，覆盖的总人口达840万左右。
此次调研结果表明，这些地区在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下，多年来人口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低于2，并没有因政策较宽松而引发生育反弹，也没有发现多孩生育增多问题。这说明，“允许生育二孩，人们就会生育三孩”的推断并不符合事实。 在上述“二胎试点”地区，尽管允许生育二孩，但一孩比例不断上升，二孩比例不断下降， “生了一孩想再生育的家庭越来越少”，三孩生育“微乎其微”。这说明，即使在普遍可以生育二孩的较宽松政策下，人们也并非一定都要生二孩。而且，这四个地区的出生性别比都处于正常或接近正常的水平。显然，较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促进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二孩政策更易为群众所接受，缓和了干群矛盾。 这些地区实行“二胎政策”已经长达20多年，覆盖人口800多万人。他们的实践足以表明。二孩生育政策“既能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又为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这也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相对宽松的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可以实现低生育水平，而且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开展。
另一个实例是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下称五峰县)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下称长阳县)，位于湖北省宜昌市西南部的武陵山地，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经湖北省人大批准，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推出了允许普遍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
长阳、五峰两县调整生育政策几年来，生育水平持续平稳，自然增长率接近于零，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出生性别比也保持正常。两县的实践表明，即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宽松的生育政策可以稳定低生育水平。
在20年前起步的这些试点结果让人口学家对全国范围内的生育政策调整更加自信。学者们更加坚信，在更广大地区的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必将有利于中国人口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有利国家的长治久安。
聚焦江苏调查
为了进一步回答“放开二胎”对人口形势的影响，课题组和江苏省人口计生委于2006年达成了为期五年(2006年～2010年)的合作协议，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与江苏人口计生委合作组成《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课题组在
苏南(太仓、张家港)、苏中(如东、海安)、苏北(东台、大丰)各两个县开展调研。
和全国大多数的农村地区不同，从80年代以来，江苏省实行全省包括农村在内的“一对夫妇只生一孩”的政策。同时规定，农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孩。经过20多年，目前江苏农村的独生子女已达70％以上，并陆续进入婚育年龄。
当越来越多的夫妇符合现行政策关于生育二孩的条件时，他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会怎么样?如何影响当地的人口形势和计生工作?这是江苏省有关部门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也可借此探讨生育政策调整对当地生育形势的影响。
课题组与当地计生部门密切合作，于2006年末在六个县1.8万多名育龄妇女中开展了问卷调查，又于2007年6月一7月在各县对约200名育龄妇女和当地干部做了深入访谈。
调查表明，在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4284名育龄妇女中，目前生育了二个孩子的不到十分之一；在这些符合生育二孩的妇女中，只有45％认为二个孩子最理想，而其中真正打算生二孩的只有2I％。调查对象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5个孩子。这说明，少生孩子已蔚然成风。
江苏调查也表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正在走向个性化和多样化，生育政策已不是决定生育的首要因素。而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共同影响着人们的生育决策。生育的功利性正在减弱，而精神需求的考虑正在增强。
调查表明，和在韩国、泰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研究结果类似，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并不一致，实际的生育行为会低于生育意愿。目前课题组正在进行下一步的追踪调查，深入研究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行为和生育水平的影响。
2009年建言
对有人担心中国放开“二胎”会导致人口反弹和出生高峰问题，课题组根据现有资料对1982年到2050年期间中国20岁一29岁育龄妇女和出生人数的变化作出了分析。
在此期间，中国20岁～29岁育龄妇女人数最高峰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1.25亿人(1993年)。2000年降为1 05亿人，2006年又降为9000多万。2016年该数字可能会上升到1.04亿。尽管该数字大于目前的人群，但仍低于2000年的水平，更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中国的出生人数最高峰在1987年，当年新生人口达2500多万。2000年，新生人口降为不到1800万，2006年又降为1500多万。到了2011年，估计新生人口会上升到约1700多万，但仍不到2000年的水平，更远低于80年代中期的水平。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国的育龄妇女人数和出生人数都将出现急剧减少趋势、到本世纪中叶，20岁2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预计会下降到5000万，出生人数会下降到850万，即在短短几十年中减少一半。
从上述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未来几年中，并不会出现所谓“人口反弹和出生高峰”问题；而对于新生人口总量在正常范同的年度波动，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给予更为客观和恰当的评估，不能夸大其影响，更不能作为“生育政策不能变”的根据。 2009年5月，课题组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合作举办了第二次生育政策座谈会，来自全国和海外的32位学者出席了会议，21位学者在会上就自己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专题发言，围绕人口形势和生育政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此次会议讨论表明，人口学界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认识，比2001年课题刚刚启动时，比2004年形成政策调整建议书时，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更为丰富了。而为了推动对低生育率到来的人口形势的认识，人口学界必须走出学术圈，面向大众，推动人口政策的公共讨论。
八年来，课题的开展深化了对生育率和政策调整的结果的认识。中国面对的远不仅仅是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对当前的人口形势及其未来走向做出判断。同时，也期待决策层的前瞻性决策，而且要面向大众普及人口研究的最新成果。
据此，2009年初，课题组又再次提州了《关于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再建议》。该建议明确提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中国应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5
11个省份完成地方计生条例修改，均延长了产假
目前，全国各地已进入地方计划生育条例修改高峰期，“全面两孩”政策更成为近日密集召开的地方会议关注热点。截至28日，广东、湖北、天津、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人大常委会已完成地方计生条例修改，明确“全面两孩”的具体实施政策。记者针对 “全面两孩”落地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追踪。
生育意愿
两孩生育意愿持续走低
各种压力令不少家庭举步不前
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本该出现的出生人口增长却没有如约到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655万，甚至比上年还少32万。因此“全面两孩”实施后，各地实际生育水平能否达到预期，引发不少地方会议代表委员热议。
“国家卫计委分析去年出生人口减少的原因，认为是猪年生肖选择与育龄妇女数量减少所致。但我个人分析，近年来越来越低迷的生育意愿影响更明显。”浙江省人大代表汪恩峰说，过去孩子只求吃饱带大，现在还希望能养好成才，“各种压力让家庭对生育两孩更加犹豫，或者直接放弃。”
2019年，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已有一个孩子的单独家庭，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约为60%。国家卫计委表示，“单独两孩”政策落地后，2019年初再对同样人群做调查，只有39.6%的人希望生育两孩。
实际生育行为其实更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山东威海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家庭中，70%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两孩，但实际申请量不足6%。
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干部学院教授张原震认为，从“单独两孩”的实施效果来看，“80后”年轻群体的生育意愿已显著降低。
产妇权益
11个省份明确产假相应延长
有地方两孩津贴减少，职场容易受阻
已完成地方计生条例修改的11个省份明确，女方产假在国家规定的98天基础性产假基础上，增加30天至60天。不少地区在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中明确，增加的产假，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
据介绍，生育保险包括产检生育医疗费用报销与生育津贴等组成部分。女性完成生育后，社保部门将根据其个人生育保险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天数来计算。比如产前每月工资为5000元，产假为128天，则总共可获得2.1万元左右的生育津贴。
记者采访发现，全面两孩放开后，相比于生育一孩，生育两孩的产检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相同，但部分地区的生育津贴额度却有所减少。
天津、武汉两地社保工作人员介绍，两孩计算生育津贴产假天数仍只能按98天计算，“两孩增加30天产假是计生部门的政策，社保部门尚未做出具体调整”。同样按每月缴费基数 5000元标准计算，两孩生育津贴要少5000元左右。
相较于生育补贴额度减少，职业女性关注的就业与晋升等方面的权利保障，在生育两孩中所受影响更大。一位浙江省政协委员说，他在调查中发现，有15%受访女性担心生育两孩会导致职位变动或影响职务升迁，生育加剧原本就存在的隐性就业歧视。
“到底是‘生’还是‘升’?”湖南省政协委员张琳说，生育是社会和家庭赋予女性的职责，因就业权利无法得到平等对待，很多女性正面临着比生第一胎更艰难的抉择。
生育政策
如果总和生育率下降明显
可能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从2019年实施“单独两孩”到启动“全面两孩”，中间间隔仅两年。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短期是否还会继续进行调整引人关注。
业内专家表示，判断生育数量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总和生育率1.8——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1.8个孩子，或将成为重要参考指标。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表示，1.8是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根据基本国情确定的目标。
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6
关键词：（中）关键词人口政策；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24-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瞿凌云（1980-），女 湖北荆州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主任科员。研究方向：应用统计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与我国生育率快速下降相伴而生的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因对人口老龄化担忧的考虑，引发了学者们对现有人口政策的争论。王桂新的研究表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动态的，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处于“马尔萨斯均衡陷阱”，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1]。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逐渐凸显，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小，因而有效性降低[2～6]。邹至庄则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总量进行控制，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是微乎其微的，即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反倒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因为人口政策约束了人力资源总量的增长，并引起人口老龄化，不仅加重家庭的养老负担，还减弱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与此同时，也缩短了人口红利与人口消费红利的跨期，这些都将对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7]。很多学者认为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放松人口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人口总量扩张并加重当代人的负担，导致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8～10]。
不论是人口政策的积极评价方还是消极评价方都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总量的转变为出发点论述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正是因为人口政策有效控制了生育率水平，在经济发展进程下，才使得中国人力资本积累极大提高。认识这一点，对解决人口政策评价分歧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数字模拟方法，从人口数量-质量替代效应角度出发，以研究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为目标，来分析在当前老龄化趋势形成并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一级标题二、理论模型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人口快速进入了低生育阶段，在这种受约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微观家庭所面临的收入预算约束必然会发生转变，进而会对家庭消费、储蓄、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产生影响。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需要充分考虑生育政策、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的相互作用，如此才能真正明确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限制，中国家庭普遍存在家庭内部代际支持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幼年子女的抚养，二是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赡养。因此，本文以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机制为研究背景，以戴蒙德（Diamond）的交叠世代模型为理论基础[11]，在模型中引入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并假定在人口生育数量受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的情况下，构建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的，研究人口转变过程中家庭储蓄、消费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
二级标题1家庭效用最优决策模型
假定微观家庭由三代人所组成，且每个人存活三期，分别是少儿期（用t+1表示）、成年期（用t期表示）及老龄期（用t-1期表示）。少儿期不从事劳动，不为家庭带来收入，只是接受教育以积累人力资本存量。处于少儿期的子女不能自主决定其受教育水平，而取决于处于成年期的父辈对其的教育投资（et）和父辈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存量（ht）。并假定两要素的投入满足要素边际递减规律，其形式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即：
其中，A表示教育产出的技术常数，ht+1表示少儿期的人力资本存量，ht表示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et表示父辈对处于少儿期的子女的教育投资支出。
当个体人进入成年期，就产生生育、储蓄及消费的决策行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假定家庭子女数量（nt）为受限制给定的。对于成年期的人而言，不仅需要抚养子女还需赡养老人，而这些会受到其收入水平和有限时间支配的约束。假定成年期个人拥有标准化单位时间为1，照顾每个子女需要花费ν个单位时间，所以少儿期的子女总共耗费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时间为νnt。而照顾老年人所耗费的时间要视老年期的预期存活单位时间（存活可能性）而定，假定老年期的人预期存活单位时间为p，而每个成年期的人用于赡养老年期的人的时间为p/nt-1，其中nt-1为t-1期家庭子女数，即父辈兄弟姐妹数。由此，每个成年期的人除去抚养少儿和赡养老人的时间就是其工作时间：
假定成年期的人单位时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工资水平为t，则他获得的总收入为Ithtt。除了耗费时间，成年期的人还需支付一定比例的收入赡养处于老年期的父辈，假定比例为m，则每个成年期的人支付的赡养预期支出为pmIthtt。然而在如果老年期的人死亡的情况下，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将作为遗产被后代所继承，如果利率为rt，老年期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1，则养老储蓄总额为It-1ht-1t-1st-1（1+rt）。每个成年期的人所继承的遗产为：
假定成年期的人当期自身消费为ct，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当期消费额为总收入扣除储蓄、子女教育支出（也包括因子女教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赡养老人费用，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
老年期后的消费为ct+1（远期消费水平），由于到老年期后，不能再劳动，其消费主要依赖在成年期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和子女的赡养给予，即：
假定成年期的人预期效用函数为U=lnct+pA～lnct+1。其中，A～表示远期效用的贴现率。成年期的人在其兄弟姐妹数（nt-1）给定的情况下，总是追求自身当期和远期消费以及子女数量与质量效用最大化，即：
其中，Lt=nt-1Lt-1表示该期劳动人口数为上一期人生育数量总和，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二级标题2经济增长模型
同理，本文假定经济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其中劳动力投入用有效人力资本存量来衡量，即：
其中，Yt表示总产出，D代表物质生产的技术常数，Kt表示物质资本存量，H表示物质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LtItht表示有效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工资率t，（7）式中对ht求偏导，就为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同理，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资本租金率Rt，（7）式中对Kt求偏导，就为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假定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相等，社会总支出等于社会总产出。以上分析表明，社会总支出等于成年人自身消费及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子女的抚养教育投资、老年人赡养费支出之和。即：
将ct代入（10）式得：
（11）式表明，如果在上期资本完全折旧的情况下，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代人的因养老而产生的储蓄总额，且储蓄的回报率等于物质资本的租金率，即Rt=1+rt。
二级标题3家庭最优决策下经济增长路径模型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成年人无法自主选择生育数量，但是能够自主根据生育数量来决定自身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水平（et）。因此，对（3）式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求规划的最优解，关于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et的一阶条件为：
将（12）式代入（8）式和（9）式得：
其中，kt+1=Kt+1/Lt+1，表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联合（11）式和（13）式，可得：
代入（12）式得到养老储蓄率st的增长路径为：
以每个少儿期人的教育投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教育投资率，记为re，则re=etIthtt。将（14）式代入得到：
将（15）式代入得到子女教育投资率re的增长路径：
假设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分别为gh、gk，根据（1）式可得：
同理：gk=kt+1kt-1=st（1-H）Du（H-1）tnt-1（19）
假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则联立（18）式和（19）式可以得：
将（20）式代入（19）式，得到经济增长速度g，则经济增长路径为：
一级标题三、数值模拟及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应用数值模拟方法来分析在计划生育政策作用下的生育率下降，引致的中间变量（子女教育投资、养老储蓄率等）变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根据上述理论模型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路径进行模拟。通过给定各变量的初始值，进行100次模拟以反映人口结构变动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参考王金营等人的相关结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产出弹性在0786左右，故H的初始值设定为0786[12]。对于远期效用贴现率A～，参考贺菊煌的索罗折现率的取值来确定，成年人的消费效用的年折现率通常在001～002之间，而代际间隔通常是25年，故经过25年的折现，未来老年期的消费偏好效用的折现率取值为078[13]。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且许多城镇地区的老人赡养仍然以家庭为主，所以笔者综合考虑农村和城市的差异情况，并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
由国家统计局提供。计算中国60岁以上老人家庭赡养率为041，故本文将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赡养老人的比列m初始值设定为041。而根据张杰等人的研究，将照顾每个子女所花费的单位时间ν的初始值设定为003，将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B设定为0628[14]。由于模型不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令教育部门及物质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常数的初始值A=D=145[15]。
二级标题1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间变量（主要包括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生育率水平确定，那么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就是老年人口的存活率，如存活率越高，老年人口比重也越高，反之越低。本文在给定总和生育率（TFR）为1、15和2的三种情况下，进行100次数值模拟，以反映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p）下，成年人的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结果见图1、图2和图3。
图1为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储蓄率的演变路径。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养老储蓄率主要衡量的是因养老预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而子女教育储蓄动机用家庭教育投资率来衡量，故储蓄率会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延长而变化。由养老储蓄率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养老储蓄率呈先上升后趋于下降的趋势。由此可知，随着老年人口比重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会增加养老储蓄以维持将来的养老消费。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重，会增
加家庭成年人的养老负担，导致其当期收入下降，从而导致养老储蓄率降低。并且由于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下一代所能继承的遗产将减少，从而也会降低成年人当期收入，进而使养老储蓄率降低。数值模拟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存活率达到72%的时候，养老储蓄率达到最大值。
图2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主要在三种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5和2）情况下进行了数值模拟。由图2可以看出，总和生育率水平越低，子女教育投资率越高，即少儿抚养比与家庭的教育投资率呈反比。这一结论已被大多数文献从理论角度所证实。然而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率的影响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可以解释为：由于家庭养老目前仍占很大比重，所以子女是家庭养老的主要资源，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应越高，那么未来将有更好的养老保障，所以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教育投资率会增加。但是当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增加成年人的养老负担，且继承的遗产也会减少，导致当期收入降低，所以教育子女投资率会下降。数值模拟显示，当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存活率为47%时，子女教育投资率达到最大值。
图3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有着显著的差异。当总和生育率TFR=1时，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养老负担加重，经济增长先快速增长后急剧下降。而在TFR=15和TFR=2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趋势要平缓许多。由此说明在较低生育率水平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沉重的养老负担将阻碍经济的发展。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与老年人口比重呈倒“U”型关系，图3显示，在老年人口预期存活率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随着存活率的增加而加快，但是当预期存活率超过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随着预期存活率的增加而减速。在总和生育率TFR=1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3%；TFR=15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5%；在TFR=2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6%。这种演变趋势特点是由于在老年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情况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成年人将会提高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同时成年人老年期的消费水平将提高，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当老龄化程度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家庭养老负担越来越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照顾老人，同时成年人从老年人那里所继承的遗产将减少，这些都将减少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从而使经济增长受阻。
基于以上数值模拟结果来分析中国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及比重结果见表1，201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平均存活率为9680%。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然在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水平和低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将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而降低。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二级标题2人口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转换的原动力是微观家庭对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权衡，所以研究微观家庭生育水平与孩子质量的转换关系，可以全面认识生育率下降与人力资本提高的转变轨迹、发展趋势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转换路径。国外关于家庭生育数量与孩子质量偏好的研究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贝克尔（Becker）建立的新家庭经济模型研究表明，在家庭收入约束下，家长将孩子视为经济产品，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最优组合[16～17]。
为研究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效应，下面基于上述理论模型，对在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进行数值模拟。图4为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可以看出，生育率水平与家庭单个子女的教育投资率呈负向关系，即随着生育率的提高，每个孩子分摊到的教育资源越少。这是由于当期生育数量的提高，会减少家庭当期收入，因而减少后代的教育投资。
（中）图题图4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变化趋势
（中）图题图5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数值模拟值
图5为不同总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本文模拟了三条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分别是老年人口存活率等于092、096和098。由图可以看出：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左右，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反之则下降。而经济增长速度随着总和生育率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2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2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8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8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20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总和生育率TFR=118。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结果，目前政策生育率水平是最佳水平，因此，人口政策对经济发展仍然是有效的。
二级标题3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生育率变动机制理论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意愿生育率是下降的，而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却呈延长趋势。如果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是否必然下降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人力资本的提高是经济发展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图2显示，随着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会逐渐提高，且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会逐渐提高。下面通过数值模拟在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贡献率（1-H）及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1-B）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为结合实际，本文模拟了2010年六普数据结果总和生育率为118时和大多数文献所公认的水平（16～18）中较高的水平18时，
（中）图题图6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
不同B和H值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结果如图6所示。
图6模拟了经济增长在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经济增速随1-H的变大而变大。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DKHt（LtItht）（1-H），其中H∈（0，1））可知：
随着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增大，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说明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增加，即使在人口老龄化加重的情况下，经济仍有可能保持增长。由图形还可以看出，经济增长速度随着B的变大而变大。由教育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ht+1=AeBtht（1-B），其中B∈（0，1））可知：随着物质资本投资贡献率的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存量将更高，由此说明教育部门人力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投资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的积累将越来越依赖于家庭教育投资额。从以上B和H的取值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反向影响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相互作用存在良性循环，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又受物质资本投资的影响。由此说明，在相对较低的生育率水平下，尽管老年人口比重加大，但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经济仍是可持续发展的。
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提高，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那么B和H值应上升或下降多少才能弥补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的损失呢？下面对TFR=118和TFR=180时，老年人口存活率从96%上升到98%时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见表2。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由96%上升到98%，则人力资本投资对总产出的贡献率（1-H）分别上升56%和3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理，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B）分别需上升62%和8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表2显示，虽然目前中国处于低生育率状态且人口老龄化加剧，但是如果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那么经济增长随人口老龄化而下降的趋势可以缓解，经济仍可能保持持续增长。
一级标题四、结论与建议
在当前的生育率水平下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逐渐显现，中国家庭结构所呈现的倒挂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未来人口总量增速将逐渐下降，老龄抚养比会继续攀升，人口老龄化将日益严重。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总量规模超过了大多数国家。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方式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借助理论模型讨论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包含家庭养儿防老的保障机制和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控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人口规模扩张的加速，并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但会降低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因此，经济发展方向最终由两个作用方向相反力量的强弱对比而决定。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出于养老储蓄动机，家庭养老储蓄率将提高，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剧，养老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且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也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过低的生育率水平（在TFR=1的情况下）虽然在短期内能促进家庭教育投资的上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在低生育率水平下（TFR
第二，我国目前的人口政策仍然是有效的。根据本研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18）基本处于最佳水平，能够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定，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会有大幅反弹。人口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从它形成的时候开始，一直就处在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中。我国现行的政策并不是独生子女政策，而是包含了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多样政策的一个政策体系。因此，调整体系的结构比重，可以使生育率达到最适合经济增长的水平，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是有效的。
第三，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对于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将至关重要，“二次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不可否认“人口红利”是促进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人口红利”最终将转为“人口负债”，劳动力将结束“无限供给”状态，经济增长则转而依靠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成功地开发了沉淀于传统农业部门和国有部门的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然而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的今天，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削弱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方法之一。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知识和技能已得到了社会和家庭的一致认同。
最后，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因而是从经济发展速度最优角度而非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缺乏全面性。后续研究将从更加全面的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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