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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老龄化的建议范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付能力
一、引言
养老保险作为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一,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设计良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协调代际关系,保持社会的健康发展;养老保险为劳动者提供了规避老年风险的最有效手段,免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老年人口基数大、发展速度较快,预计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1%,略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3%),这势必会对养老保险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做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对老龄化的研究始于生育率问题,加里•贝克尔发展了关于生育率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孩子是“耐用消费品”,父母的需求更多地受孩子质量的影响,因此,他从孩子的数量需求与质量需求两个方面研究了家庭对孩子的需求。此外,其他人口学家还提出了“代际财富转移”理论、“性别角色”理论、“家庭合同”假说、临界值假说等学说研究生育率问题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国内学者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如鲍思顿等(2005);[1]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效应,如李军(2006);[2]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如杜鹏等(2005)。[3]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理论依据及养老保险制度形式的选择。系统地阐述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的理论是通过生命周期理论、风险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世代交叠模型展开的,例如David(2001)[4]通过世代交叠模型论证了养老保险制度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养老保险制度的形式而言,目前主要有现收现付制、基金累积制及包含现收现付和基金累积的部分累积制。现收现付制是各国最初采用的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现收现付制养老体系出现收支难以平衡的问题,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累积制转变,对于这种改革是否合理,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支持改革的研究包括Feldstein(1996)、[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6]等,反对改革的包括Verbon(1988)、[7]巴尔(2003)[8]等。通过文献回顾可知,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有很多,但是,现有文献很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蔡昉等(2003)[9]直接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康传坤等(2014)[10]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最优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总结世界主要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描述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性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部分构成的。其中,2015年以前,基本养老保险由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三部分组成;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是2009年开始实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2011年开始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而来的;2015年《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颁布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工作人员实行相同的养老保险制度;至此,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组成。在补充性养老保险方面,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正式文件中首次被提及是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而言,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对于商业养老保险认识的加深,其发展十分迅速,到2013年,我国寿险保费收入达到9425.14亿元。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于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参保人提供的资助,“国家为每个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地方人民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及其他来源的缴费资助,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目前每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利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和职工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并分别纳入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进行管理。2005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规定在职职工的缴费率为8%,企业缴费率为20%,合计缴费率为28%。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近30年的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依旧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养老金亏空问题严重,根据财政部2014年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2014年养老保险费收入17554亿元,支出19117亿元,结余为负1563亿元,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亏空,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欠账问题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口老龄化使得缴纳养老保险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其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水平低、管理效率差,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部分的资金应该进行有效的投资,并且其收益率要高于通货膨胀,但是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很难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有较为稳定的较高的收益率。
三、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就不够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更加脆弱,那么,人口老龄化究竟会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加,需要支付养老金的老年人口基数增加,养老金的需求增加;其二,养老金供给相对减少,老龄化也意味着年轻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越来越少,缴费人数也会越来越少,养老金的供给减少;其三,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养老金支付的数额,另一方面又减少了养老金的供给,对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构成了双重压力,使其难以为继,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养老保险体制大变革。然而,不幸的是,已有的改革实践证明,尚无一种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那么,世界各国究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哪些努力、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呢?这都是值得研究、了解的问题。
四、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分析
21世纪可以说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几乎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养老保险制度作为老年人的保障制度,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对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情况及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简要介绍。人口老龄化现象最早出现于发达国家,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1850年欧洲工业革命即将结束时,法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0%,此后,欧美各国陆续进入老龄化社会,北欧国家瑞典于1882年、挪威于189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1930年英国、德国几乎同时迈入老龄化的门槛,美国也于194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此时,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国家还包括瑞士、荷兰、奥地利、比利时、丹麦等十几个国家。1960年,世界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5.6%,而发达国家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5%,人口老龄化已成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出现较晚,但是发展十分迅速,以中国为例,200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0.3%,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6.1%,预计2050年将达到31%。面对人口老龄化压力,主要国家采取了相应措施,李通屏对此做出了归纳总结,主要措施如下:其一,开源节流,改革传统的养老金计划;其二,延迟退休,鼓励更多的老年人工作;其三,鼓励迁移,增加移民劳动力供给;其四,鼓励生育,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其五,积极老龄化,减轻老年照顾的压力。与人口老龄化现象相同,养老保险制度也是最早出现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欧美发达国家,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立阶段(1889年德国建立《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扩张与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三是调整与改革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目前,按照国家主导的程度与方式不同,养老保险模式可以分为社会保障型(如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福利国家型(如英联邦国家和瑞典、挪威等西北欧国家)、部分储蓄型(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完全储蓄型(如智利等南美国家)。养老保险的上述四种模式各有利弊,尚无一种模式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多的国家采用多支柱式的养老保险框架,以更多地发挥各种模式的优点,尽量地减少其弊端。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对各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困扰,各国都试图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以期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然而不幸的是,目前尚无一种模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成功的,可以说,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保险制度仍在探索当中。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对人口老龄化的建议范文2
【关键词】养老;经济发展;人口老龄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和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已成为一个带有共性的社会问题,面对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的局面,传统的家庭养老受到极大的挑战。
1 研究背景
1.1 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人口老龄化是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做出的分析和判断,是指在一定的人口总体中,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界定,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或者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 。这意味着在时代进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某地区或国家人口处于老龄化的状态,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问题。就我国而言,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达到10.45%,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达到7.09%,标志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转变为老年型,主要特点是:
一是老龄人口数量多。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在“十一五”期间表现出持续增长之态势,到2010年将达到1.74亿,所占比例约为12.78%,其中,8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预计可达到2132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25%。二是老龄化进程速度快。自推行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以来,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而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使得死亡率下降和寿命延长,也促使了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增加和相对比例的提高。三是高龄老人比重大。我国在21世纪上半叶,将迎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时期,高龄化发展也将更加迅速,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0%。四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本在20000美元之上,属于先富后老的类型,然而目前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是典型的中等偏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现代化建设尚未完成,属于未富先老的类型,因此,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更大。
1.2 社会变革对养老方式的冲击
人口老龄化绝非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而且还与经济建设、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当前我国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经济体制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这个社会结构变革和整体发展的新时期,人口老龄化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棘手课题,急需寻求一种合理、高效的养老方式。一是家庭功能弱化。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执行和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出现了“小型化”,“核心化”的发展态势,“四二一”家庭比例逐年上升,使得家庭养老功能十分脆弱。二是社会职能分离。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国有企业处于国家经济的核心地位,职工的生老病死一般都是由企业负担或补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的社会关系进行重组,已将其福利功能转移给了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积极探索一种能适应大多数老年人实际需求的社会化为老服务新模式。三是思想观念改变。现代社会,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普遍是与老人分开居住,这给传统就近照顾老人带来了不便。加之,就业生存环境的激烈,许多年轻人选择在外地学习、工作、成家,甚至是远赴海外谋求发展,这样就使寂寞空虚的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养老问题无疑雪上加霜。
1.3 现存的问题
养老服务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已经在大部分社区中尝试开展了为老服务,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从总体上看还处在起步阶段,还有较大差距: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养老保障制度覆盖面还比较窄,老年人优待政策还没有惠及到全体老年人;养老服务业发展仍较为滞后,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个性需求;社会福利组织有待规范,民办养老机构监管尚需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还没有建立健全起来。存在的宣传力度不够、法规不完善、基础设施薄弱、经费不足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2 养老服务模式的对策建议
2.1 建立多支柱的养老服务体系
面对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家庭规模小型化、空巢化,而养老机构床位匮乏的实际现状。短期内,单独依靠社会、社区或是家庭一方的力量都无法承担老年人养老的重任,必须建立起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老年福利事业,需要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地加大投入力度,构建社会、社区与家庭相结合的养老模式,满足老年群体的发展需求。居家养老立足家庭,以社会服务进家庭为标志,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广泛发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市场化运作,大力培育专业化服务机构和服务队伍,使之形成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的格局。这样才能构建起功能互补,形式互通的新型养老体系,才能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成为在现实条件下妥善解决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
2.2 整合养老资源提高配置效率
面对资源不均,设施不足等问题,应注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不丰富,活动场所有限为切入点,提出利用和盘活社区现有资源,充分挖掘现有可供居家养老服务的潜力因素,有效整合社区资源的建议,从而节省政府支出,又能保障养老服务的物质基础。适时将社区内一些闲置的厂房、学校、幼儿园等场地进行养老服务方面的改造,开辟老年人的活动场地,盘活废止资源,整合合理使用,满足老人们的实际需求。同时把现有的家政、商铺网点、医疗机构等资源纳入到养老服务体系,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
2.3 发挥社区服务在养老模式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社区是连接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纽带,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下降,老年需求日益增长,以及老年人社会服务的滞后发展,即便老年产业十分发达,老年人的许多实际需求仍需由就近、方便、熟悉的社区来满足。建议区分服务对象、丰富服务内容,发挥服务站的平台作用,进而为老年人提供贴心多样的养老服务的建议。扩展服务政策,提出因地制宜,打造自身特色,从而实现养老服务水平整体提高的观点,以及发挥志愿者力量,邻里互助等积极因素,加强社区为老服务的承载力。
3 结束语
总之,新时代的养老服务模式,既要满足老年人的多元需求,又要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顺应时展的客观要求,从而减轻国家负担、弥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不足,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其推广应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对人口老龄化的建议范文3
【关键词】老龄化 延迟退休 弹性退休 建议
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而法律的强制性,普遍性等性质决定了其至关重要的地位,其带来的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将对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延迟退休的法律制度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在老龄化背景下讨论实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由于发达国家的退休政策与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笔者通过比较国际上的退休政策再结合我国国情研究我国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法律问题,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一、人口老龄化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成为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在近几十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以及人口寿命的延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来势更为凶猛。国际上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数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此标准,通过对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计算,我国在2000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了7.0%。有学者据此分析,指出迅猛的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而2010年的六普数据也证明了此特征的日趋显著。数据显示201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大约为1.1亿,老龄人口比重达到了8.9%,预测2020年将达到12%,到了2050年预计老龄人口将会有3.3亿之多。大多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用了45年以上,而我国只用了27年左右,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如此迅猛的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最为直接的表现在于劳动力人口养老负担的增加。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抚养比从1950年的7%一直缓慢增长至2010年的11%。据预测,从2010年以后,抚养比将呈现出急剧增加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在210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37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幅度为0.6%,这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P表示,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
人口老龄化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养老金收支失衡。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统账结合”的制度,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金由企业与个人承担。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工作人口减少,养老保险金缴费也会减少,会造成工作人口负担老龄人口的加重以及养老金的供应不足。据预测,若现行制度不变,我国养老金将在2038年开始出现缺口,并逐年扩大。
三、延迟退休必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生育率不断降低,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发达国家陆续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经历,导致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参保缴费人数下降以及领取人数增加,造成养老金支出大于收入,给财政支付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大多国家通过实行延迟退休的政策来缓解其所带来的财政压力。1989年以来,有约170个国家的退休年龄呈上升趋势,有近70个国家或地区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养老金支出压力。我国社会保险研究所在所长何平的主持下作出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预测与管理》报告显示:延迟退休一年可以使中国养老统筹金增加40亿,减支160亿,减缓资金缺口约200亿。
延迟退休除了可以降低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引起的养老金支付压力,还可以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口出生率下降较快,人口红利期较短,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较快。如果维持现行的退休制度不变,将会面临人口红利枯竭,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延长退休年龄及时对低龄老年人的利用,也会降低社会的抚养比,增加劳动人口比例,延长人口红利期。因此,实行延迟退休的制度是有必要的。
四、国际实践及经验借鉴
纵观世界各国,发达国家经历人口老龄化较早,在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实行延迟退休的政策。
以美国为例,为了缓减上世纪70年代社保资金的缺乏,美国国会在1983年通过了渐进式退休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退休年龄为67岁,提前退休年龄为62岁。其退休政策分三个层次:(1)提前退休,需满62岁,只能拿70%的退休金;(2)正常退休,若出生年份早于1937年(包括1937年),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若在1943年至1954年间出生,则退休年龄为66岁,若在1960年及以后出生,退休年龄为67岁,以上领取全额退休金;(3)延迟退休,具有自愿性而非强制性,选择延迟退休的人可以获得奖励性的收益。如果选择在70岁以后退休,将会拿到132%的退休金。这种弹性的延迟退休政策使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应用,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鼓励及促进了美国劳动者延迟退休。
日本是亚洲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其在上世纪70年代规定的退休年龄为55岁,到80年代被延长至60岁,至1997年,约90%的日本企业采用了60岁退休年龄制度。自2004年2013年,日本阶段性地推迟退休年龄至64岁。在2013年4月1日,日本开始实施修订后的《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该法规定企业有义务继续雇用面临退休但是仍有工作意愿的65岁以下的员工,至此,将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
综上并结合其他国家制度的改革,得出下列的结论:大多数国家是在老龄化背景下,面对日益加重的养老金支出压力,对退休制度进行改革,推行延迟退休制度。该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过漫长的过渡时期,逐渐增加退休年龄,实现渐进式延迟退休。大多数国家选择把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左右,但有些国家男女会有差别,总体上趋于统一。通常这种退休制度具有一定的弹性,根据自愿原则由劳动者自主选择退休的年龄以及退休方式。并且在施行延迟退休制度的同时,需要据本国国情,针对随之出现的社会问题,与时俱进地修订法律法规,采取各项经济措施,以保障公民和企业的利益。如日本针对企业承担的日益加重的额外劳务费,政府采取了给予企业一定资金补助的措施。
五、我国延迟退休制度设想
我国在制定延迟退休制度的时候,参考国外制度的同时,必须考虑本国国情。据调查,我国公民对延迟退休制度持反对态度的人较多。有些人认为,若延迟退休,老龄人口将挤占就业岗位,造成更加严重的就业难的情况。但放眼世界,延迟退休已成大势所趋,而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制度的修改来解决。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系统规范退休制度,进行专门立法
关于退休制度,我国没有统一性的规范,而是散布于各项法律条文中。主要涉及三部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公务员法》,其中的规定也较为简单。因为延迟退休属于退休制度中的探讨,为实行延迟退休制度,应当首先制定退休法,从原则到细则细致地进行规定劳动者享有的退休权益和应当履行的相应义务,可命名为《退休法》。该法制定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退休权益以及退休后享有的各项权益,具体内容应当包括立法目的、基本概念、适用范围,退休权益、退休后的保障,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法律责任,救济机制等相关规定。同时《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应作相应修改,与《退休法》协调一致,使得延迟退休制度更有效地实行。
(二)退休年龄的设定及渐进式延迟
2015年1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了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该报告建议,延迟退休可分为“两步走”:在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取消女干部与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并将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从2018年开始,将女性的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的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到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对于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报告建议,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自2033年每3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完成。比较国外制度,该建议具有一定可行性,但考虑到民众的反对意见比较大,需要放缓进程,逐步推行。有学者提出5年的预告期亦是可行的。本人认为,可以以试点方式逐步扩大实行范围,直至在全国推行。据此,分为三部分的小步慢走:工人与干部的小步并轨;男女退休年龄的渐进延长并统一;施行范围的逐步推广。
(三)制定弹性延迟退休制度
我国人口和经济在的地域上都具有差异性,尤其在行业上,我国规范尚不完善,待遇差别比较大。弹性退休制度给予劳动者一定自主选择权,允许在退休年龄和退休方式方面具有选择性。在此情况下,弹性延迟退休的制度更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参考美国弹性退休模式,可以采取“晚领奖励、早领惩罚”的措施。这样可以在前期减少各方矛盾,在后期实现退休年龄及退休方式的统一。
六、结语
本文参考了大量关于延迟退休的资料,对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延迟退休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分析了老龄化给中国带来了两大主要问题,即抚养比的急剧增加以及养老金支出压力的不断加重,使得延迟退休成为必要。另外,通过对国际上延迟退休制度的分析,得出有益于我国制度制定的实践经验。由于我国的情况比较复杂,退休制度不健全,需要完善相关法律,逐步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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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老龄化的建议范文4
关键词:老龄化;养老服务体系;人口政策;社会保障
青岛市自1987年起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1,比全国早12年,是全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程度高的少数地区之一。截至2015年年底,青岛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158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0.69%,高于全国4.69个百分点。据青岛市老龄委预测,2020年青岛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将达到23.2%,将于2035年左右出现人口老龄化高峰,早于全国6年,届时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5%左右。青岛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建设宜居幸福创新型国际城市,如何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应对老龄化挑战,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这是当前青岛市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对青岛市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将减少劳动力有效供给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导致了劳动力有效供给的不足。根据《青岛市劳动力资源现状报告》,2014-2016年青岛市户籍劳动力总量分别为449.8万、441.2万、438.1万,每年下降约8万左右,连续出现负增长趋势。从劳动年龄结构来看,2014年40岁及以上劳动力人数为208.7万,占劳动力资源总量的46.4%。2015年40岁及以上劳动力人数为200.2万,占劳动力资源总量的45.4%,大龄劳动力占比接近一半,可以看出青岛的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明显。
(二)人口老龄化减缓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个体劳动力的潜在生产率大体呈倒U型,随年龄增长生产率到达顶峰,顶峰一般出现在30-39岁间,随后生产率开始下降。劳动生产率会对一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根据青岛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剔除价格因素,2001-2005年青岛市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11.24%,2006-2010年为10.39%,2011-2014年只有7.59%。具体见图1。劳动力老化问题和总抚养比的不断上升,是造成青岛市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速度放缓的因素之一。
(三)人口老龄化将加重社会保障的负担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在使得社保基金来源减少的同时,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支出在不断增加。以企业退休职工为例,2010年青岛企业退休人员为47万人,2015年增至74万人。2013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支出占养老保险收入的比重为85.32%,2014年为90.99%,2015年,为99.1%,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到2015年收支基本持平(见表2)。可见老龄化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周期平衡与财务可持续性形成较大挑战。
(四)人口老龄化影响居民储蓄率已有的理论模型和跨国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会对居民储蓄率产生寿命效应与负担效应两种相反的影响。对一个国家来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加总的国民储蓄率会随之降低。从图2可以看出,2000-2014年青岛市城乡居民储蓄率呈波动上升趋势,且最近几年保持50%以上,这一趋势显示青岛处于寿命延长的正储蓄效应较大的阶段。根据青岛市发改委测算,青岛市的人口红利期2将持续到2025年,且2020年以前处于人口暴利期3。伴随着青岛市人口红利期的结束,老龄化的负担效应开始显现,届时青岛市的储蓄率可能会按照预测趋势进入下降通道。
(五)人口老龄化带来代际利益分配矛盾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青岛市的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为23.7%,平均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24位老年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上升为31.1%。据青岛市发改委预测,到2030年前后,上世纪60至70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开始步入老年行列,届时,青岛市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将高达58.48%以上,即形成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58名老年人的局面。全社会的养老负担急剧增加,中青年群体的压力将日益沉重,这些都可能使代际利益分配的矛盾深化。
青岛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一)形成健康老龄化的氛围,积极推行健康老龄化首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健康教育,实施终身健康管理,做好“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力促全民健身,提高全体市民老年期的健康水平。再次,加强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建设,由被动的疾病治疗转变为主动的疾病预防。改变过去医疗保障制度“重治轻防”的倾向,把疾病预防费用和健康维护费用纳入医疗保障范围,推动医疗保障向健康保障转型。
(二)改革青岛市现行的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青岛市目前的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采用的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权负责征缴的模式,在青岛人口老龄化高峰迫近、城镇化提速、社保“扩面红利”基本消失的背景下,为保持社保制度的平稳运行和基金长期平衡能力,青岛应借鉴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十余个地区的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转由地税负责的成功经验,向着建立“地税征收、社保发放、财政审计监督”的社会保险征缴体制这个模式迈进,提高征收力度、征缴率及征收质量,提高社保基金总量。
(三)发挥多元主体力量构建社会多元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力量,构建一个“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探索通过优先供房、优惠贷款、带薪护理假制度等方式,向赡养老年父母的子女提供适当的补助。成立社区老年人志愿者服务团,设立老年人互助银行,对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人照护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服务时间进行记录,日后可以免费换取相应的照护。
(四)调整产业政策,重视老龄产业的发展结合老龄化进程,青岛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开发老龄市场,发展适宜的老龄产业,推动经济发展。一是目前我国老龄金融产品可以选择的种类很少,青岛作为我国唯一以财富管理为主题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可着重发展老龄金融业。二是老年用品业。据测算,从2014年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从4万亿元左右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3万亿左右。利用青岛健康制造业发展良好的基础,围绕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兼顾高层次消费,发展老年用品制造业。
(五)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吸引外来人口为降低老龄社会的劳动力风险,增强经济活力和人力,完善劳动力与人才引进机制,引进与产业发展方向相适宜的优质年轻化的劳动力应是青岛市人口迁移政策的重点。抢先创造政策差别,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口尤其是25-40岁处于黄金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来青就业,通过完善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使他们可以尽快融入青岛并更好的生活。注:1.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1987年,青岛市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7%。2.蔡昉(2010)提出,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这被称作人口红利。相应地,一旦人口转变超过这个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因老龄化而在总体上不再富有生产性时,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便相应丧失。3.通常认为,人口负担系数小于50%为人口红利期,小于44%为人口暴利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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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老龄化的建议范文5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其必然会通过一系列的变量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本文利用1982—2010年中国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利用2010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省际数据进行截面数据分析,检验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可以带动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老年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老年人口增长率的提升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增长率
中图分类号:C9242;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2008706
一、引 言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因此,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越发重要。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人口数量激增,学者们认识到人口过多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制约作用,由此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于学军[1]、王丰和安德鲁·梅森[2]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这一阶段被称为人口红利期。随着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出现,中国的老年抚养负担逐渐加重,王丰、安德鲁·梅森[2]和王德文等[3]学者们认识到人口红利期之后,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状况是令人担忧的。
Papapetrou[4]以希腊作为研究对象,对希腊人口状况与经济关系做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希腊的低出生率与老年抚养比的加重对该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Lindh和 Malmberg[5]对1950—1990年OECD国家的人口状况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认为老年人口比重的逐渐上升对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Batini等[6]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产生减缓作用,并预测日本将在21世纪20年代,其他工业化国家将在21世纪中叶面临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An和 Jeon[7]对1960—2000年25个OECD国家的人口与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人均GDP增长率与老年抚养负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开始时老年抚养负担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一定时期后,老年抚养负担的逐渐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法和截面数据分析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总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关系检验基于估计模型:
其中,PGDP为人均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ODR为老年抚养比,OGR为老年人口增长率,ODR和OGR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X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α、β和γ表示待估计系数。
二、基于时间序列的关系检验
1变量与样本数据
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以1982—2010年的年度样本数据为基础进行检验。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中经网和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选取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PGDP)为被解释变量,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ODR与OGR为解释变量,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为降低变量的内生性以及数据的变动幅度,消除异方差的影响,相关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如表1所示。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图1所示,可以初步判断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老年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2模型检验结果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关系检验主要是分析两者的协整关系和因果检验。在分析协整关系之前需要对变量做平稳性检验。因为时间序列的动态路径不仅有可预测的成分,还有随机的成分。如果其中的某些成分导致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过程,而我们仍然把它当作平稳时间序列过程看待,则对其模型做出的估计和检验都将是不可靠的,对经济也不会做出准确的预测,导致检验无效。
(1)单位根检验。
常用的数据平稳性检验方法是ADF检验法(Dickey和Fuller[8]),但在样本偏小的情况下,ADF检验法的功效比较低(Phillips 和Perron[9])。因此,需要同时使用PP检验(Phillips 和Perron[9])和KPSS检验(Kwiatkowski等[10]),从而弥补不同检验方法存在的不同程度的检验偏差。
利用软件分别对水平值、一阶差分做ADF检验、PP检验和KPSS检验,其中,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长度由Eviews60软件自动选取(ADF依据MAIC准则,PP检验和KPSS检验依据Newy-west和Bartlettkernel准则)。所有检验结果均来自Eviews60,D(lnPGDP)、D(lnODR)和D(lnOGR)分别表示lnPGDP、lnODR和lnOGR的一阶差分。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在各检验方法下,各变量序列均为I(1)序列。因此,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2)协整关系检验。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我们运用三种检验法,在对lnPGDP、lnODR和lnOGR三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确定其为平稳变量,这剔除了在协整检验过程中产生“伪回归”的可能性。接着对其进行OLS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并对残差进行ADF检验,从而确定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
本次检验中得到的R2达到了98%以上,说明方程拟合程度很好。残差序列的检验统计值为-23233,小于临界值-19534,因此,拒绝原假设,即残差序列没有单位根,是平稳的序列,也就是说,变量lnGDP与lnODR、lnOG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经济增长与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误差修正模型。
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误差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己知序列lnGDP与lnODR、lnOGR存在协整关系,故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综合比较AIC、SC值和R2的值,确定最佳滞后期,即选择R2的值较大,同时满足AIC和SC的值较小的情况下的滞后期数,误差修正模型为:
从上式可以看出误差修正模型中的T检验值均显著,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2411,这说明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不大。
(4)格兰杰因果检验。
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阐述了lnGDP与lnODR、lnOGR的变动趋势,这只能说明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并不能进一步确定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运用Eviews60检验法,在验证经济增长与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稳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三者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6、表7和表8所示。
可以看出在短期内,lnODR不是lnPGDP的格兰杰原因,即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并不能带动经济增长,相反经济增长却会带动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同时,lnOGR是lnPGDP的格兰杰原因,即老年人口增长率的上升会使经济增长下降。随着时间的发展,老年抚养比依然没能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却带动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老年人口增长率依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经济增长对老年抚养比的带动作用也逐渐减弱。
三、基于截面数据的关系检验
上述时间序列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为充分了解二者的关系,突出空间差异,利用2010年省际截面数据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变量与样本数据
选取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PGDP)为被解释变量,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ODR与OGR为解释变量,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为降低变量的内生性以及数据的变动幅度,消除异方差的影响,相关变量均取自然对数。
样本数据根据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及2011年各省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样本为31个省级行政单位,由于数据限制,样本选择时剔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9所示。
2模型检验结果
截面数据离散性高,突出个体的差异,通常表现为“无法观测的异质性”,即异方差(Heteroscedasticy)。一旦随机项具有异方差性时,OLS法不再具备最优性。因此,模型的回归要进行异方差分析。横截面数据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所涉及的变量容易产生多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因此,为保证模型的稳定与回归的适用性,还要对变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判断。
(1)异方差分析。
异方差是对同方差(Homoscedasticity)假设的违背。同方差是随着样本观察点的变化,线性模型中随机误差项的方差并不改变,保持为常数。如果该数值对不同的样本观察值不同,则称随机误差项有异方差。常用的异方差检验方法是White检验法。
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White检验结果说明可以接受原假设,即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因此,可以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3)多重共线性分析。
多重共线性一词最早由挪威经济学家Frisch[11]提出,多元回归模型中,重要的假设条件之一是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如果违背这一假定,将给普通最小二乘法带来严重后果。本文运用常用的相关系数矩阵法和方差扩大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相互补充,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输出结果如表12所示,各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向0靠近,因此,多重共线性问题不显著。
方差扩大因子检验结果如表13所示。从各变量的VIF和VIF平均数来看,变量多重共线性均不显著。
上述分析表明,无论相关系数矩阵法还是方差扩大因子都证明了模型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显著,对模型回归分析的影响不大。因此,回归结果可信。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当今社会日益凸显,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至关重要。由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由于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期,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带动了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老年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在人口红利期,由于青壮年人口数量的保证,老年人口数量对经济影响不大,但随着青壮年人口数量的下降以及老年人口数量的上升,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将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在人口老龄化有着加深趋势的现在,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刻不容缓。
因此,本文认为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方面制定相应的政策建议。宏观方面,应提高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视,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中观方面,应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开发老龄人口人力资源与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微观方面,应消除“啃老”现象与改善老龄人动场所。以此,可以正确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合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在人口老龄化有着加深趋势的现在,若要实现经济增长,单纯的经济政策已经不够,需要配合适当的人口政策。
第一,提高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视。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是经济发展、医疗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家庭,都应该对人口老龄化这一现象有足够的重视,明确其带来的宏观及微观后果。大力开展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宣传教育,增强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意识,使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通过宣传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影响和任务等方面,增强迎接老龄化挑战的使命感。
第二,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中国目前的人口要务是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过快。中国当前实行的基本人口政策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一政策确实有效地控制了我国迅速上升的人口规模,但同时引发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从人口发展与政策调整的规律来看,人口政策调整的作用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应该及时出台新的人口政策。我国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逐渐放宽生育控制,以此减缓中国“未富先老”的步伐,减少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第三,进行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家庭为核心、由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组成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公平程度,退休金的计算方式应该趋同。增加养老保险资金收入,提高养老保险投资收益。在安全第一的风险防范原则下,增加投资收益的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此外,应该建立多层次的城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扩大定点医疗机构的范围,建立健全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老年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加强医疗部门的监管力度,严格控制医疗费用支出不合理现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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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老龄化的建议范文6
一、天长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点
(一)老年规模扩大,老龄化呈加速态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天长市老年人口增长迅速,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1990年天长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50194人,占总人口比重为8.98%;2000年增加到69954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84%;到2010年达到92705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37%。从增长趋势看,前10年增长46.6%,增加了1.98万人;后10年增长53.4%,增加了2.27万人。
国际上,通常把人口年龄结构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三种类型: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
从上表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初天长市人口的年龄结构类型处于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的阶段,2000年已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人口老年型结构更加凸现。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从5%上升到10%,一般需要40年的时间,而天长市老龄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5.0%上升到2010年的10.6%,只用了20年时间。
(二)老年人口仍以低龄为主,但高龄化趋势明显
2010年,天长市9.27万老年人口中,60-79岁有8万人,占86.3%;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1.27万人,占全部老年人口比重的13.7%,低龄老人占主体。但高龄化呈加快趋势,与2000年相比,高龄人口增加6460人,占老龄人口比重提高了4.78个百分点;比1990年增加了10061人,比重提高了8.44个百分点。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
天长市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这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历程常见的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的特点不同。2010年天长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市城镇常住人口为32.46万人,农村住人口为27.83万人。城镇60岁及以上人口39481人,老龄人口比重为12.18%;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51750人,老龄人口比重为18.60%,高于城镇6.42个百分点,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大量外出打工,留守的多为老人、妇女、儿童,这也是农村人口中老龄人口比重高的原因,显示出农村养老问题更加突出。
(四)老年人口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女多男少
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4.43万人,女性4.84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为91.7;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女性8074人,占63.6%,性别比为57.3;百岁老人性别比仅为25.0,百岁男性老人明显少于女性。
(五)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老年抚养比大幅上升
本世纪以来,天长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城市的辐射力、吸引力和人口聚集力不断提升,劳动人口大量涌入,同时上世纪8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使出生率持续降低,引起天长市劳动力人口总抚养比有所上升。
“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天长市总人口总抚养比,由1990年的38.92%上升至2000年的45.60%、2010年的45.07%;少年人口抚养比由1990年的31.46%、2000年的33.17%降至2010年的22.76%;老年人口扶养比由1990年的7.46%,上升至2000年的12.43%、2010年的22.31%。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天长市人口老龄化正呈现加速发展,并日益呈现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农村需要照料的老人比例呈高发态势。
(一)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影响到经济发展。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必然造成劳动力减少,从而影响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普查资料显示,天长市16岁以下人口呈逐年下降趋势,如15岁10764人、14岁9450人、13岁7640人等等,加上劳动力人口外流,势必导致该市新增劳动力人口逐渐短缺。
(二)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严峻挑战,社会养老压力增大。
一是养老保险压力剧增。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将导致抚养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养老金缴费者逐步减少,领取者逐渐增多,养老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直接冲击着养老保障制度。二是医疗资金需求膨胀。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逐渐下降,在医疗方面的支出也远远高于年轻人和中年人。除了医药费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高龄老人会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需要长期照护服务和相应的资金支持,对公共医疗和公共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普查资料显示,全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依靠退离休养老金生活的只占9.80%,但依赖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占67.71%,还有3.47%依赖于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
(三)人口老龄化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的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实行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大量“四二一”家庭,一对夫妇要供养4个老人,不论是家庭的经济收入,还是夫妇能够用于赡养的精力和时间,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传统的养老模式已不能解决未来的养老问题。普查资料显示,天长市60岁及以上的单身老人户有4118户,一对老年夫妇户有26895户,约占全市家庭户总户数的17.2%,这是一个庞大的独居或空巢老人群体。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建议
目前天长市正处于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时期,同时,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和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还将加剧,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并将成为影响天长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加快经济建设,提高社会赡养能力
人口老龄化,必将给社会经济带来压力。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属于先富后老或边富边老。而天长市老龄化则提前来临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加快发展经济,要把经济这块“蛋糕”做大做强,只有“蛋糕”做大了,很多事情才有能力妥善的解决。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社会财富,以获得足够的财政储备,提高社会赡养能力。
(二)强化全社会养老服务功能,提倡全社会养老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注重发挥家庭和社区功能,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培育壮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在现阶段亟须建设“梯度”养老模式,即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混合养老等方式并存,提倡全社会都来关爱老年人,赡养老年人,因地制宜解决养老问题。应充分挖掘社区资源,发挥社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优势,建立多家庭互助联合体,组建养老照顾网络,互帮互助,也可以法律咨询、婚介以及康乐中心等方面的服务,不断完善服务项目设施、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提高服务水平、健全服务网络。发展专业的老年人服务机构,由专门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如老年人托护中心、心理咨询与保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