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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减政策的解读范文1
5月1日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双扩”
史耀斌在介绍相关情况时表示，从2016年5月1日起，我们国家将要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主要内容是“双扩”：
一是将试点范围扩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实现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试点完成后营业税将退出历史舞台。
二是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比较完整地实现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
史耀斌强调，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是本届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按照测算，2016年减税金额将超过5000亿元。全面推进这项改革有利于拉动经济，特别是在当前许多行业、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况下，有利于给企业增加活力，给经济增加动力。我们把它称之为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
营改增政策取向是创新驱动的“信号源”
史耀斌在介绍相关情况时表示，营改增是创新驱动的“信号源”，政策取向在于突出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研发等生产业发展。
史耀斌指出，营改增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这次全面推开营改增的政策取向，突出了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研发等生产业发展，可以有力促进产业分工优化，拉长产业链，带动制造业升级。也可以说，营改增是创新驱动的“信号源”，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助推器”。
史耀斌进一步指出，营改增通过统一税制，贯通服务业内部和二三产业之间抵扣链条，从制度上消除重复征税，使税收的中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这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完善我国财税体制有长远意义。从当前看，这会为更多企业减轻税负；从长远看，必将会利国利民。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是改革的一项目标
史耀斌在介绍相关情况时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全面实施营改增，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这是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四营改增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汪康在介绍相关情况时表示，营改增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这次营改增与以往相比，涉及到的试点企业有1100多万户，是原试点企业户数的7倍还多，试点企业的税收规模超过19000亿，是原试点企业的4倍多，减税规模5000多亿元，减税的力度也是空前的。
汪康指出，目前，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了准备工作量的80%。为了给纳税人提供优化的办税服务环境，便捷的办税方式，国家税务总局采取了六个方面十五项措施。宣传培训工作正在进行，税务系统40多万税务干部的培训已基本结束，对企业的培训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要确保所有的企业都懂政策，会开票，能申报。确保所有企业5月1日能顺利开票，6月1日能顺利申报，也确保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请广大纳税人放心，请社会各界放心。
全面推开营改增对结构性改革和稳增长有四方面作用
史耀斌、汪康共同回答了记者关于全面推开营改增对结构性改革和稳增长的作用到底有什么影响的问题，指出全面推开营改增对结构性改革和稳增长有四方面作用：
第一，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实行营改增能够发挥良好经济效果。全面实施营改增，也就是实行“双扩”：第一个“扩”是把所有的行业，比如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营改增的范围。第二个“扩”是把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的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这样两个扩大就使增值税变成了一个全链条，5月1日实施之后，在中国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企业都统一实行增值税的税收制度和运行机制，所以再没有重复征税的因素存在了。
第二，所有的企业和行业全部都实行了增值税，而增值税是对增值的部分进行征税，不仅仅消除了重复征税，充分体现了增值税税收中性的原则，有助于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避免企业因为税收来扭曲自己的经济行为，有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
第三，全面实行营改增是一次减税的行为，是对所有企业和行业都实行减税。预计全年要减税超过5000多亿元，这对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有助于经济稳增长。
第四，实行全链条的增值税制度，对于增值税的政策制定，对于增值税征收管理都有非常积极的效果，有助于简化增值税税收政策和征收管理的相关安排。
从这四个作用可以看出，从稳增长来讲，由于实行了减税，促进了企业发展。从避免重复征税来讲，充分发挥税收的中性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可以推进结构优化。全面推开营改增，对经济改革、稳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积极效果必将显现。
个人二手房交易在税收负担上保持基本稳定
汪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个人二手房的税收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配合财政部在研究个人住房征税问题时，也是非常审慎的。归纳起来是两个字：稳定。有两层意思：
一是个人二手房的交易在税收负担上要保持基本稳定。过去二手房营业税的征税政策和免税政策这次都平移过来了，过去征营业税5%，现在改为增值税还是5%。过去的5%时，如果房价是100万元的话，100万乘5%，交5万元的营业税；现在如果房价还是100万元的话，是100÷（1+5%）×5%=47600元，少交税2400元。相当于原来营业税负担是5%，营改增以后的税收负担是4.76%。过去100万是含税价，现在增值税按照不含税价来征税，税基不一样，所以个人营改增以后交易二手房税负没有增加，而且还略有降低。
二是这次营改增以后，个人在交易二手房，包括在办理二手房产权证的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税收问题及办税的流程，办税的场所，都保持不变。国家税务总局经过认真的研究，个人的二手房交易，以及自然人二手房出租，仍然委托地税部门来代征、代开发票，原来怎么申报的还是怎么申报，原来填什么表，在哪个地方办，一切维持基本不变。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三方面措施
史耀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实行营改增，同时提出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如何保证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归纳一下，我们从两大方面来落实：
第一方面，在试点方案的设计上，首先必须保证制度的设计体现只减不增的内涵。
第二方面，政策执行方面，包括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内所有财税干部，帮助培训企业的财务人员，理解好这次营改增的政策，不折不扣地全部落实到位。
第三方面，汪康补充指出，要把政策落实好，确保只减不增，还需要广大的企业和财税部门来协同努力。要执行好增值税的政策，因为增值税除了特殊规定以外，一般是凭发票抵扣税款的，如果企业决策不好、操作不好，也有税收风险。本应该是减税，由于你没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你没有很好地适应税制改革的要求调整经营模式，你也可能税负没减甚至增加了。
个人住房转让政策没有做任何变动
史耀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动产纳入进项税抵扣范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对个人来讲，住房转让的政策这次没有做任何变动。对于企业来讲，不动产进项税可以抵扣的政策实施后，企业不会单纯为了抵税而购进大量不动产。
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改革将产生五个方面利好
史耀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消费型增值税将产生五个方面利好。消费型增值税对经济、财税改革最大的好处是消除了重复征税，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不管是原材料还是半成品，都可以作为进项税抵扣，因此，会产生五个方面利好：
有利于降低企业税负；有利于促进结构优化；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财税改革和完善税制，为今后税收立法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营改增对建筑企业纳税地点变化的三点解释
汪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出了营改增对建筑企业纳税地点变化的三点解释：
第一，建筑业纳税地点有变化。过去建筑业在营业税的时候是在项目所在地按3%征收，在哪儿搞项目就在哪儿交。现在增值税是在机构所在地纳税，机构在哪里就在哪里交。
第二，在机构所在地征税的应对措施。我们在制度上、征管上也做了一些安排，尽量使税源保持稳定，不要有大的变化，采取的办法是在工程所在地预征，回去以后再计算应纳税额，这样就基本保障了原来工程所在地的利益，所以税源是基本稳定的。
关于双减政策的解读范文2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和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着力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引领，不断推动全区民政系统依法行政和为民服务水平，为全面开启“第二次创业”新征程，奋力走好全域美丽、全面富裕、全民幸福的新时代路作出民政应有贡献。
二、主要任务
1.培育法治思维，提高行政效能。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落实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进民政领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2.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服务方式。不断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全面改进服务方式，努力提升网上办事比例，进一步配合做好“赣服通”3.0版服务功能完善、优化和提升工作。完善“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提升服务事项“一窗”受理率。全面推行“互联网+监管”，不断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监管、联合监管和非现场监管效能。加大“一次不跑”“只跑一次”改革力度，积极推进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一次不跑”“只跑一次”改革。持续深入基层民政能力建设，继续深化推进社会救助审批权限下放乡镇试点改革。大力推进“减证便民”，及时落实取消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的决定，为群众提供良好的政务服务。
3.推进依法决策，加大审查力度。认真落实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核率达到100%。充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做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完善重大事项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制度，进一步推进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落实《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办法》,严格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和备案审查。
4.完善执法程序，确保公正文明。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完善行政执法人员以案释法工作制度，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保证行政执法公开公平公正。发挥“双随机、一公开”行政执法监督平台效用,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市场监管，执行率达到100%。进一步健全相关细则，不留监管死角，实现公平、公正监管。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完成全局行政执法人员证件换发工作，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效能。
5.推进政务公开，打造阳光政府。认真贯认彻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打造“阳光政府”,围绕社会关注度高的民政领域财政资金使用、重大项目审批实施、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持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加大公开解读回应力度，促进民政部门有效施政。
6.强化权力监督，加强行政应诉。强化行政复议监督功能，加强行政复议能力建设，提高行政复议人员素质，提升民政部门行政复议案件办理能力和水平。加强行政应诉工作。行政机关负责人要带头履行行政应诉职责，积极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到60%；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案件、社会高度关注案件、可能引发的案件、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到100%。
7.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信用体系。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执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率达到100%。按照区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工作部署，不断健全民政领域诚信典型“红名单”和严重失信“黑名单”制度，依托信用中国，积极开展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
8.创新社会治理，引领社会风尚。以第十一届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为契机，引导新任村干部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发挥村干部在宣传政策法规、引导法律服务、化解矛盾纠纷、参与社会治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依法治村水平。持续深入推进民政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平安创建活动，扎实组织平安志愿者活动，继续实施“平安边界”创建活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开展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9.坚持依法防控，强化公共安全。带头宣传和执行《传染病防治法及实施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实施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理措施。提升法律服务水平，积极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10.强化法治宣传，营造浓厚氛围。深入宣传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做好《民法典》宣传贯彻实施工作。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以案释法制度和旁听行政案件庭审制度，开展案例研讨活动，提升民政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持续加强法治民政文化建设，积极创新宣传方式，拓宽宣传阵地，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合作，通过报纸、网站等媒体宣传民政领域出台的法律法规；组织开展法律宣传日、宣传周和宣传月活动，提高民政法律法规的社会知晓率和社会认知度。加强疫情防控及新颁布新修订法律法规普法宣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积极参与第八届“十大法治人物”暨第四届“十大法治事件”评选活动。
三、保障措施
11.强化组织领导。高度重视法治民政建设工作，切实履行局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民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时研究解决法治民政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法治建设深入开展。积极组织派员参加上级法治民政培训活动，不断提升法治民政建设水平。
关于双减政策的解读范文3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资源得优化、医院得发展、群众得实惠”的目标，把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放在当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位置。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破除以药养医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公立医院经济运行新机制；破除逐利，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激发运行活力，切实提高公立医院服务能力，有效解决全区城乡居民看病就医问题。
二、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惠民利民。坚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放在首位，强化政府在规划、政策、监管和投入等方面的责任，切实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质，努力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实现人人享有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各方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创新机制，综合推进。破除以药养医机制，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通过采取“一减一调一补”（即：减少药品费用，调整医疗服务收费，适当增加财政对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投入），以及调整相关医保政策等综合措施，确保改革有力有序推进。
——立足区情，稳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要坚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协调、与人民群众需求相适应，不断提升公立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建立医务人员收入合理增长机制，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确保我区公立医院稳步健康发展。
——统筹兼顾，平衡发展。坚持公立医院的主导地位，鼓励多元办医，推动不同所有制和经营性质医院协调发展，促进有序竞争，增强卫生发展活力。
三、工作目标
坚持政府主导，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调动和发挥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以满足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体制机制为核心，以科学配置和调控为手段，加快建立目标明确、规模适当、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层次分明、功能完善、运行良好、富有效率和监管有力的公立医院服务体系；探索建立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相适应的分工协作机制；形成比较科学规范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加强公立医院内部管理，促使公立医院切实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四、实施对象
我区实施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对象是区人民医院和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五、主要任务
(一)探索建立公立医院经济运行新机制
1.破除以药养医机制，公立医院所有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实行零差率销售。制定全区公立医院总控药品目录，目录包括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含省增补药品目录)、医保甲类药品以及非医保药品目录。根据《关于做好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合理设定国家基本药物(包括省增补药品)、医保甲类药品以及非医保药品在公立医院的配备比例和使用金额比例。降低药品在医疗过程中的使用比例，公立医院药品销售金额占业务总收入的比例控制在50%以内，并逐步控制到45%以内。
2.调整价格政策，完善医疗服务收费结构。实行药品零差率后，按照医药费用“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原则，参考2010年药品差价以及药品实际招标价格下降幅度，根据财政、医保保障情况，并通过医院内部适当消化后，适当调整手术费、治疗费、护理费、诊查费、床位费等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意见经市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并报省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后施行。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必须与医保、卫生、财政政策同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总量不得超过药品差价总量，不得增加患者实际医药费用负担。
3.发挥医疗保险政策调节作用，引导病人合理就医。实行药品零差率后，因实行药品零差率所调整的服务价格，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政策按调整后的价格执行。因政策调整造成基本医疗保险和合作医疗基金出现赤字的，由财政予以保障。逐步扩大参保人员在基层医疗机构、区内公立医院与区外医院之间的就诊报销比例差距，引导病人合理就诊。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结算制度改革，实行总额控制下的多种结算方式改革，严格控制医药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4.增加财政保障力度，体现政府职责和公立医院公益性。合理安排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扶持重点学科发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补助、离退休人员费用、政策性亏损补贴和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补助等方面。
(二)大力提升公立医院服务能力
1.加强临床技术能力建设。加强公立医院基本科室建设，做到人员、技术和管理三配套。加快推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把住院医师培训作为全科医生、专科医生培养的必经环节，使常见病、多发病、危急重症能够在本区公立医院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加强市区共建重点学科和区级重点专科建设，积极争创市级龙头学科，增强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根据本地的疾病谱和转诊情况，选择区外转诊率靠前的临床科室进行重点帮扶，逐步降低向上级医院的转诊率。
2.加强卫生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培养与引进并重，切实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逐步建成一支“人员数量基本充足、编配比例总体平衡、学科梯队逐步健全、综合素质整体提升”，与我区医疗卫生需求相适应的，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才队伍。到“十二五”期末，实现全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指标明显上升，为加快全区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设立卫生人才队伍及学科建设专项资金，完善考核奖励政策。
3.加强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加强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及综合性医院中医科的能力建设，充分发挥中医简便验廉的特点，为群众提供价廉质优的防病治病途径。拓展中医药服务领域，加快从中西医结合、中医治疗向保健、康复、治未病、老年病诊治、老年护理乃至临终关怀等方向发展。充分发挥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在全区中医药工作中的龙头指导作用，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的支持和指导，促进中医药进基层、进农村(社区)、进家庭。
(三)充分发挥区级公立医院的龙头和纽带作用
1.合理配置区域医疗资源。科学制定全区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有效配置公立医院资源。逐步优化医疗机构布局和结构，重点办好一所综合医院，并逐步建设成为全市一流水平的综合性医院；扶持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建设与发展，进一步明确其功能定位及发展规模。鼓励医疗卫生资源共享，完善院前急救体系，规范区急救站建设，提升院前急救保障和高危重病救治能力。
2.深化医疗开放合作战略。在原有医疗开放合作项目的基础上，依托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上海、杭州等地高等医药院校的合作，鼓励公立医院与上级医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进一步加强专科建设，提高公立医院的医疗水平和管理水平，真正形成错位发展的良好局面。
3.推进区镇村卫生一体化发展。大力推进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纵向合作机制建设，建立完善分工协作机制，促进人员、技术、管理等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水平。加快完善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制度，发挥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整体功能和效率。
(四)切实加强公立医院的综合管理
1.严格医疗费用管理。加强医疗费用的控制管理，通过实施临床路径管理、规范检查和治疗行为、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减少重复检查等综合措施，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医药费用总量、业务总收入增长幅度，以及患者门诊和住院均次费用等各项指标，并作为年度综合目标和院长负责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区卫生计生局要会同区发改经信委、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对公立医院均次费用和药品占比进行双控专项考核。
2.加强医疗技术管理。严格执行人员、技术、设备三准入制度。分科目管理公立医院常见病、疑难重症的诊断、治疗及急诊抢救技术。根据本地疾病结构变化、医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合理引进和开展新技术项目。建立大型设备采购申报制度，积极筛选包括中医中药技术在内的适宜医疗技术在公立医院的推广应用。严格控制和规范超越公立医院功能定位或疗效不明确、费用高昂的医疗技术的引进和应用。
3.加强医疗行为管理。通过实施单病种质量控制、临床路径和处方点评等管理措施，引导医务人员坚持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规范临床抗菌药物应用行为，提升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水平。坚决查处开大处方、滥用药物及过度检查等行为，严格控制医药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加强医疗质量管理，重点管理好病历书写、手术安全、医院感染和急诊急救工作。建立医疗机构和个人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制度和医疗安全问责制度，进一步规范医务人员执业行为。
(五)深化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改革
1.完善院长负责制。建立医院院长目标责任制管理制度，完善院长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建立院长问责制度。认真落实“三重一大”等相关事宜的院务公开，完善医院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推进公立医院管理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
2.改革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全面建立岗位管理和全员聘用制度，完善卫生人才职称评定标准。健全绩效考核制度，实施绩效工资，将医务人员的工资收入与医疗服务的数量、
质量、技术难度、成本控制、群众满意度等挂钩，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优先提高临床一线护士和医生工资待遇水平，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重点倾斜，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3.提高医院运行效率。突出加强医疗费用的控制管理，推广医院精细化管理，提高运行效率。严格执行医院财务会计管理制度，落实和完善财务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制度，严格预算管理和收支管理。加强医院成本管理，提高资产的共享程度和利用效率。
(六)全面改善公立医院医疗服务
1.实施惠民便民措施。深入开展“三好一满意”活动，围绕降低就医费用、优化诊疗流程、改善就医感受等，坚持改革创新，推出一批易操作、见效快的服务举措，缓解全区城乡居民看病就医矛盾。积极推行预约挂号诊疗及双向转诊服务，设置便民简易门诊，方便群众看病就医。加强临床护理规范管理，全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完善医疗志愿服务体系，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模式，提高群众满意度。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障费用即时结算、收费项目公示和费用查询等制度。完善患者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受理、认真解决患者投诉，提高群众满意度。
2.强化医德医风建设。加强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医德医风规范的学习教育，促使广大医务人员严格遵守行为规范，尊重患者、理解患者，主动为患者着想。加强医患沟通，充分尊重患方的知情权、同意权、选择权。健全医
德医风管理制度体系，强化监督考核，建立医德医风投诉备案、诫勉谈话以及医德医风考核“一票否决”等制度。坚持廉洁行医，严厉打击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行为，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违规的单位和个人。
3.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完善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功能，逐步实现远程会诊、远程诊断、远程医学教育和异地定点医院联网报销等，规范建设电子病历、数字药房系统。探索建立以居民健康档案为基础的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信息网络，社区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80%以上，逐步实现区域居民健康档案信息资料的有效利用。
六、保障措施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任务重、难度大，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立足区情、总体设计、突出重点、改革创新、稳步推进的原则，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一)健全组织领导。区政府成立以区长为组长，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分管副区长为副组长，区政府办、区发改经信委(物价局)、区财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区卫生计生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和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各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地点设在区卫生计生局。
关于双减政策的解读范文4
医改涉及到民众、医院、政府三个群体，关系到国家稳定。三个群体共识不到位，就会给医改带来负面影响，影响改革进程。民众担心“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依然如故，医院担心自身发展受到影响，医务人员担心收入待遇等切身利益没有改善等等。加强医改宣传，从政府与医院层面上来讲尤为重要，加强宣传是让民众与医务人员放心的必要措施。1.政府决策与措施1.1做好宣传，正确引导。社会上一些人认为这次医改，药品虽然实行了零差价，但医疗服务价格上涨，等于换汤不换药，医生的红包、回扣现象还将存在；医院管理层担心这次价格调整，可能影响到医院的生存与发展；医务人员认为自身的执业与收入不成正比，得不到好处。因此，政府需要重视以下问题。一是给百姓吃上得实惠的“定心丸”。如在改革中，政府对我院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了调整，其总金额为药品差价收入的87%，也就是说，药品差价总额的13%让利给老百姓了；政府还出台政策，提高了参保人员报销基数，对医院的门诊、住院两项均次费用进行了控制。二是医院要发展。政府加大对医院硬件与人才、科研的投入，减轻经济负担。三是让医务人员提高收入待遇有盼头。回归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就应从提高医务收入待遇入手，如财政投入，理顺价格机制，放宽分配额度，加大对以医生为核心的分配机制倾斜力度等等。因此政府部门领导必须统一思想，深刻认识，利用电视、电台等新闻媒体营造宣传氛围，发放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知识问答宣传资料等等。同时让医务人员做好宣传指导工作，如药品本身“三分毒”对人体有害，减少用药就是减少病人药物不良反应与身体伤害，也减少其对医生开药中的不信任，诊疗变得安心等，从而让群众有一个充分了解过程。1.2掌握原则，突出重点。市政府下发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对公立医院采取以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质，破除以药养医机制，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通过采取“一减一调一补”（即：减少药品费用，调整医疗服务收费，适当增加财政对公立医院改革的投入）。政府这次对我院医疗服务收费价格调整参考2010年药品差价以及药品实际招标价格下降幅度，重点对门诊诊查费、住院床位费、护理费、手术费、治疗费等五项收费项目中收费偏低的，经成本测算亏损的进行调整。同时，出台了对医院投入的政策与措施，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扶持重点学科建设、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补助、离退休人员费用、政策性亏损补贴和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等方面；对医院因基本建设等形成的历史债务建立以财政保障为主的多渠道化解机制。为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使用效率，防范医疗保险基金风险，确保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长期可持续运行，加强了对医院监督管理，出台了《桐乡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和一系列配套政策。如“医保医疗费用结算管理暂行办法”、“双控考核办法”、“绩效工资实施方案”、“总控药品目录及实施细则”等配套制度，实行“结余奖励，超支分担”的结算原则，以激励医疗机构充分节约医疗资源，减轻病人医药费用及基金负担。实行药品零差价，必将影响到医院、百姓的利益，也影响到政府公共资源的平衡。如药品实行零差价，患者配药从周边医院、药店流向我院；又如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本地患者涌向周边医院，医疗卫生资源流失，本地患者住在当地医院费用增加，会加重经济负担。基于这些问题，政府需出台一系列政策，如提高患者的报销基数；扩大参保人员在基层医疗机构、市级地区医院、市外医院之间的就诊报销比例差距等等。2.医院决策与措施。从药品“差别差率，顺价作价”到药品零差价，医院经营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医院要制定一套可行的措施与方案，建立一套如合理用药、规范检查、合理治疗、降低成本支出措施，重新修改绩效考核分配方案，调整奖惩机制等等，才能进一步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确保医院可持续稳定发展。2.1积极争取领导重视，政府支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目的是让“百姓得实惠，医院得发展，政府得民心”。具体实现就要让患者医保有保障、看病能便捷、治疗得安心，这是百姓得实惠的关键所在；医疗服务价值回归理性，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与劳动报酬成正比，是医院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公立医院改革任务重、难度大，需要政府牵头、各部门有效协调才能做好。2.2加强内部监管的同时，积极调动医生的积极性。第一，加强领导，营造氛围。医院成立了领导小组，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卫生部、省、市政府下发的医改文件精神，加强对医改工作的组织领导，带领并依靠医务人员主动参与改革。召开全体职工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动员大会，利用医师会议、中层干部例会等进行专题分析，让医务人员认识到“百姓得实惠，医院得发展，政府得民心”的真正含义和实行药品零差价的目的，特别指出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只有改革，才有希望改善医务人员待遇，医院才能得到正常有序发展。第二，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教育、培训。重点放在医生人群，解读医改的政策及优点和医保、农保的支付方式等内容。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吸取好经验。如到周边医院学习合理用药、规范检查、合理治疗等好方法与措施；邀请上级专家进行临床路径及单病种质量管理讲座，医保、农保管理部门领导解读医改政策；召开全体医师大会开展处方点评等等。第三，实行院领导下科室分块包干联系制，对医改工作进行专项督导，尤其是对合理用药、规范检查、合理治疗方面进行指导，并鼓励医务人员积极参与医改，充分调动医务人员参加医改的积极性。第四，严控目录，倡导基药。我院提倡优先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含省增补药品）和医保甲类药品，控制使用其它药品。如从全市药品总控目录中选择品种，品种数量符合上级规定的限度内，品种价格上坚持选廉不选贵；门诊、住院用药分别对待，如门诊根据病人需求配备药品，减少备药品种，清理出一批用于重症的、高价的药品。第五，以五项指标为重点，降低药品费用。以门诊人均费用、出院人均费用、药品比例、抗生素比例、基药比例为重点，进行实时监控、定期分析、不断改进。对药品使用进行排序并公示，包括全院药品按金额消耗前十位药品和抗菌药物按金额消耗前十位药品排序；让医生在电脑上可实时浏览药品使用情况，自觉控制药品使用量；对药品使用采用用量动态监测、超常预警、通报制度和适时干预联运机制。推行临床路径及单病种质量管理，推进合理用药，规范治疗；定期组织检查，重点针对临床用药的合理性，及时查处不合理用药的现象。第六，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奖优罚劣，有效调动积极性。及时修订了与医改要求相适应的新的绩效考核与分配方案、制度和措施，把五项指标作为考核重点，加大了奖惩力度。同时，配套出台了一系列奖惩规定，如《关于进一步加强Ⅰ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使用管理的规定》、《临床路径管理奖惩暂行规定》、《单病种质量管理奖惩暂行规定》、《合理用药考核办法》等规定，鼓励医生规范诊疗和减少使用抗生素；对科室制定出百元医疗收入耗材比例奖惩措施，要求医生引导病人少用高档材料，控制减少耗材用量额度，控制费用总量，以减轻病人总费用。如住院病人如果提出不需要X光常规胶片的，则不收取其材料费用；如果由病人承担手术的材料费，对科室实行总量控制，限量供应等。第七，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如诫勉谈话、超费停药等限制不合理用药。我院对处方均值或出院者均次费用下降比例最低的前五名科室（或医生），由纪委牵头主动约见主任（或医生）谈话，帮助他们找出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途径和开展警示提醒教育；坚持开展处方点评，对不合理用药和超常处方进行专项点评和干预；对非基本药物中的非治疗必需用药的金额进行限定，对用量过大、金额过大或存在较严重不合理用药的药品实行叫停采购制，暂停采购周期为2个月，继续出现类似问题的，停止使用。绩效考核实行院部与科室两级考核制度，按月进行，对未完成五项指标的科室，限期整改。第八，按照政策，对特殊困难病人进行减免。如血透自费增加部分全部减免等。今年上半年减免血液透析病人费用共11.43万元。
医院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
今年1－6月与去年同期相比：门急诊病人44.02万人次，同比增长19.61%；住院病人14175人次，同比增长22.44%；全院病床使用率117.77%，上升19.45%。医疗收入18375.26万元，同比增长17.29%，其中药品收入7568.74万元，同比减少8.15%。平均门诊人次费用177.47元，同比下降2.07%，其中药品费用下降18.02%；平均出院病人费用7216.90元，同比下降4.85%，其中药品费用下降29.68%；药品比例41.19%，同比下降21.69%；出院医保病人每人次人均自费2138.05元，同比减少313.70元，下降12.79%，出院农保病人每人次人均自费3180.29元，同比减少838.78元，下降20.87%。上述数据显示，群众已得到了实惠，医改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体会1.医改的正面效应。彻底破除了以药养医的运行机制，医务人员的观念得到了明显的转变。医务人员劳务价值受到重视，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医院合理用药的行为逐渐好转，医药费不合理、过快的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初步建立了医院经济运行的新机制；人民群众就医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强，政府卫生投入增加；医院行风建设和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现象有望改善；医院及医务人员的形象有所提升，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逐步缓解。2.存在的问题2.1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远远没有得到体现，药剂人员、行政后勤人员的劳务价值需转移至医、护、技的身上。医院和医务人员对破除了“以药养医”，实行药品零差价的认知差距较大。医改只是破除了“以药养医”现象，医院管理层领导不需要靠药品收入维持医院运转；而医务人员认为，药品零差价，只不过是收费种类价格上发生了转移，他们的劳务价值不是体现在百姓能否承担支付多少费用上，政府既然实行公立医院改革，就应该及时配套出台提高医务人员劳动报酬与激励机制的政策，目前医务人员认为他们的劳务价值还没有充分体现，他们期待政府提高他们的收入待遇。这是制约医务人员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更是制约医院深入改革与医院发展因素之一。2.2医院需要超负荷运转才能维持生存的局面仍未有效解决。由于“以药养医”政策，医务人员靠超负荷工作，通过多增加门诊、住院人次，多开药、多检查来增加业务收入，导致医务人员常年处于超负荷状态，医院人力资源配置问题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医改后，门诊、住院人次又处于高增长趋势，如从药店转向医院，从卫生院住院转向医院住院，卫生院基本药物之外的药品比较匮乏等等，也是县市级公立医院门诊、住院人次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公立医院医务人员需要超负荷工作才能维持生存，这是制约医院深入改革与医院发展因素之二。2.3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的局面、医疗资源浪费仍不能完全改变，双向转诊难实现，医疗服务和质量难改善。这次药品零差价，省发改委规定医院医疗服务价格的上调不得超过药品差价的90%。因此，只有通过多吸引病人、多开检查、多治疗才能弥补药品差价收入或提高业务收入，从而容易导致过度检查、过度医疗。医务人员天天应付日常工作，无时间钻研业务，科技成果出不来，医疗质量提不高，存在下降趋势；由于医务人员看病不限号，超量接待就诊病人，出现“应诊”病现象。如接待病人不抬头（忙于写病历），回答问题简单化，沟通不充分，服务不热情，由于其它病人排长队等候常常无法准时下班，等等。医改后，政府不对医院加大投入，依旧靠医院医务人员劳动收入，是制约医院深入改革与医院发展因素之三。2.4目前，社保、农保、物价等政府有关部门都把门诊、住院均次费用作为评价或考核的主要内容，降奖升罚。均次费用的控制是必要的，但医疗费用增长与我国的GDP和CPI密切相关，医疗费用增长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医保部门要有合理的医疗费用增长机制，否则，将会妨碍医院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展，妨碍疑难重症病人的救治，制约医院的全面发展。目前，中国逐步进入老年社会，老年病人逐年增加，危害人们生命的四种重点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它们都处于高发上升趋势，医疗费用势必增加。由于新的医疗设备和新的医疗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大型医疗设备的逐步普及，也大大增加了医疗总费用。如果政府部门片面追求医疗费用零增长，长期不增加医院对病人应该诊治所需费用，医生就无法控制费用总量和两项均次费用，重新回到拉病人诊治老路，医院通过增加门诊、住院人次数量来缓解费用总量和两项均次费用超量等等，导致只看常见病，看轻症病人，推诿慢性病、疑难杂症病和重症病人等现象。因此，长期不变的总量控制或门诊、住院两项均次费用零增长是制约医院深入改革与医院发展因素之四。2.5药事服务无收费（即药品零差价），它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从药品“差别差率，顺价作价”到药品零差价政策，其实质是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药事服务是指导医生合理用药，指导病人如何用药，药品配伍等技术性工作，与检验、放射等功能科室服务性质类同，体现在药品差价上。一家三级乙等综合性医院，药事服务工作人员就有40－50名，把他们为病人提供的药事服务成本包含在医疗服务收费价格中，也就是医务人员劳务价值中，笔者认为是不合理的。药品零差价政策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是一项缺陷。政府应该明确规定，医院不对百姓收取药事服务费是政府无偿服务于百姓，得益于百姓的公益事业服务，医院药事服务工作人员收入待遇以及设施设备就应由政府来全额承担补足。2.6药品零差价与遏制药品回扣影响不大。政府实行药品零差价的意图之一是想切断医生与药商之间的利益链。但真正能切断它们间的利益链，不是实行药品零差价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药品与医院脱钩，或让第三方来管理就可以消除药品回扣问题。因此，政府需要理顺厂家——公司——医院三者关系，挤掉药品回扣那部分金额，那么医药代表推销产品的行为自然就受到抑制，不正之风就无从产生。
关于双减政策的解读范文5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作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已逐步形成为一个新兴阶层，其社会保障权益也同样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200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于是，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仅是农民工自身权益的直接诉求，更是各级政府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一)农民工的身份厘定
农民工一词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概念，学界和法对于农民工的内涵也没有定论。在中国现代社会学辞典上，“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佣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在我国现阶段，农民工群体呈现以下特征：第一，身份双重性。农民工持有农村户口但在城市、乡镇企业工作，其主要收入来源已是非农业收入。这使得农民工处于城镇与农村的边缘状态。第二，流动性。由于农民工与其工作单位基本没有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其工作会频繁变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处在城市和农村间的双向流动过程中。第三，年轻化。当前农民工队伍日益呈现年轻化。一般来说，进城务工经商的主要是农村人口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其中30岁以下人口占农民工总数的51.14％，45岁以下的人口占到农民工总数的82.17％。第四，廉价性。农民工普遍文化层次比较低，社会地位比较低，他们不仅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和知识，也缺乏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和途径，在城市中受到不平等地位对待，使农民工在城市获取的工资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
由于农民工自身身份的特殊性，其却正处于一个尴尬的领域。据统计，中国农民工人数目前已达到1.3亿，如果加上在乡镇企业打工的，目前农民工的总数应该是2.5亿。但是，在这个2.5亿庞大的群体中，建立拥有养老保险的却不超过3,000万人。可见，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缺失严重侵害者农民工切身利益，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不和谐之音。
(二)农民工养老保险现状剖析
1、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现有政策。一方面，中央出台了有关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2001年12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了《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通知》规定，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按照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当农民工达到退休年龄，并且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以上的可以按规定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个人账户部分可以有条件的接续或转移，也可以根据地方上的规定一次性支付给本人，但中央不允许城镇职工的个人账户在退休以前支取，但允许农民工在退休以前一次性支付其个人账户的个人缴费部分，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农民工养老的。但统筹部分必须达到退休年龄和缴足缴费年限后，方能获得，否则就无法获得。
另一方面，地方出台了有关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各地方都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出台了相关政策，以北京、深圳为例进行阐述。2001年8月，北京市颁布了《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北京农民工实行的是缴费筹资的非等额养老金计划与强制性个人养老储蓄计划的结合，分别为统筹部分和个人帐户部分，而城镇职工实行的是缴费筹资的等额养老金计划与强制性个人养老储蓄计划的结合，两者的区别在统筹部分，两者都是高低收入者缴费的数额不同，高收入者缴费多，低收入者缴费少；但是他们退休以后存在差别，等额养老金计划退休后所有职工领取的基础养老金相同，而非等额养老金计划退休后缴费多的领取得多，缴费少的领取得少，完全与缴费相关联。2000年12月，深圳市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修正)》，2002年7月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若干实施规定》。深圳将所有参保对象分为本市户籍员工和非本市户籍员工两部分，采取区别对待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农民工自然是非本市户籍员工的一部分。在缴费方法和基本养老金的发放方法上二者是相同的，但是有些细节性规定是不同的，如在缴费年限上的差别、在缴费年限不够时本市户籍员工和非本市户籍员工是否享受一次性生活费的差别、不把非本市户籍员工纳入地方补充养老保险等。
2、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现实状况。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强，这与基本养老保险区域统筹存在矛盾，呈现出“一低一高”的局面。一方面，农民工参保率低。据调查，当前有80％的企业主不愿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83.2％的农民工自己也不愿购买养老保险，有90％以上的农民工根本就没有买养老保险。由于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各地虽然都将农民工作为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扩大覆盖面的主要对象，但农民工参保率依然偏低，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拥有养老保险的不会超过3,000万人。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年老后，届时不想种田、没有田种的老工人就会成为新的救济对象。这不仅会加重国家财政负担，而且将造成社会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农民工退保率高。据新华社2006年2月15日报道，福州市10多万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累计“退保”达4万人次。据广东报道，广东东莞2005年有105万人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1年内就有40万人“退保”，基本上都是外来务工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者养老保险的平均退保率已达到40％。
二、利益诉求：解析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应然性
(一)构建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理念支撑
1、社会公平理念。《宪法》赋予所有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在退休、失业、生病及丧失劳动力后基本生活得到保证。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国家建立的为实现每一位劳动者的这一权利而进行的制度安排。这就意味着国家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劳动者都应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为农民提供与其他公民同等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体系是政府的责任。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平就是穷人和富人“处于相同的地位，谁都不做对方的主宰”。比例是当时法哲学大师佩雷尔曼提出了“凡属同一范畴的人应受同等待遇”的形式公平正义原则。可见，公平是法永恒的价值命题。公平的意义就在于其保障社会和谐、高效运作所需的社会环境。但公平的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常新。21世纪的今天，社会公平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社会的公平与否，直接关系着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养老保险作为收入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但在中国，农民工作为一个防御风险能力更弱的群体，作为一个上缴各种税费直接为国家财政作出巨大贡献的群体，在生病、年老以及丧失劳动力后却并没有得到国家对城镇人口同等程度的关怀。国家把大量的物力、财力投入到了城镇社会保障建设，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却投入很少，形成了“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格局。因此，在社会本为和实质公平的前提下，切实解决我国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人权保障理念。人权有基本权利和非基本权利之分。从狭义上说，基本人权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和自由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是人权概念的核心内容。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们求生存求发展的要求。认为，生存权是享受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而发展权又是人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但由于我国当前二元化户籍制度的刚性限制等多重因素，使得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存在偏见，其制度呈现缺失，也使得农民工无法得到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因而其养老保险也就相应得不到保障，对农民工的生存权、发展权造成威胁。保障这些基本权利是对农民工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承认和尊重。面对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现实，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劳动者权利保障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二)构建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应然考量
1、人口老龄化推进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
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也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过程，是近代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人口现象。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发展迅速。我国人口老龄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老龄化速度逐渐加快，将在2020～2030年间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又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政府和社会对养老资源的供给有限，这与养老的大需求量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构建一个专为农民工设计的系统有效的养老保险体系相当迫切。
2、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是实现农民工养老社会化的需要。
由于农产品经济附加值和市场价格的降低，农村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以及农民工低收入的现实，使得传统养老方式的保障功能大大削弱。这样，在自给自足、自我保障的模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农民工养老社会化就成为惟一可行的道路。农民工养老社会化是农民工待遇和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必然要伴随和适应整个农民工制度体系和制度环境的变化与发展。因此，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则成为实现农民工社会化的有效途径。但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并非大道坦途，是一项艰巨而系统的工程。
3、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是实现城镇化的可靠保证。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开始放弃农业生产活动，主要依靠工薪收入生活，对土地依赖程度普遍较低。正由于农民工没有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在面临各种风险时，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往往只能自找出路或被迫重新从事农业生产。这些本来就是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再回到土地，只会加重农村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并延缓城镇化进程。因此，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其纳入新的社会保险体系，则是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制度保证。
4、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我国现有农村土地难以为包括现有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农村人口提供良好的保障，甚至无法保障全体农村人口的温饱生活。实施城镇化战略，减少农民，使大批农村劳动力主动放弃土地这一根本依托而走进城镇、走进工厂，通过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促进农民工率先完成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现代社会保障的过渡，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有利于加快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创造宽松的环境，更有利于实现扩大内需，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三、制度磨合：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现行模式剖析
(一)实践评估一国内三种典型养老保险模式之绩效评价
目前，由于我国没有专门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工如何参加养老保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政策。然而，各地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探索尚无一个成熟的模式，在维护农民工切身权益上还存在纰漏和缺陷，有必要对典型地区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进行可行性分析。
1、综合保险模式。综合保险模式在上海、成都都有实行，是指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为农民工建立一套独立的制度，包括养老、工伤、住院医疗三项保险，以社会统筹为基本模式，衣民工个人不缴费，由单位按上年度所在城市职工平均工资60％的12.5％(其中7％为养老补贴)缴纳，费率仅为城镇职工的1／4，为农民工提供企业所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基本保障。农民工返乡时可以随同带走一份商业保险同，由商业保险公司按照合同履行商业赔付义务。综合保险模式的出现适应了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的特点，强调了医疗和工伤保险，为工伤事故发生较频繁、收入微薄的农民工提供了保障。但保障水平也较低，而且农民工返乡后，由于这种方式与城镇养老保险模式差异较大，两者衔接形成壁垒。此外，该模式下的缴费比例与本地居民相差悬殊，难以给农民工的市民待遇，更难以实现将来的社会保险省级统筹甚至全国统筹。
2、“统一纳入”模式。该模式是以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出发点，将农民工完全按现行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纳入，要求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险种“捆绑”在一起参加，实行同等缴费、享受同等待遇。2000年12月深圳市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就把在特区内企业工作的外来员工的养老保险纳入当地城镇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一纳入”的社保制度虽避免了一次性支付基本养老金的弊端，但如“员工的月工资总额低于本市上年度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本市上年度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60％计征养老保险费”，对于每月收入甚微的农民工而言，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而且同样未能将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实际考虑在内，一方面养老待遇要缴够15年且几十年以后才能领取，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关系不能转移，农民工返乡只能选择退保，终结养老保险关系，这不仅难以真正维护农民工养老保险权益，而且企业反映强烈。
3、“双低”模式。该模式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中，但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又略有差别。最为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双低模式”，如2003年7月浙江省颁布的《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低门槛准入，低标准享受”办法的意见》中规定，农民工参加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参保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比例下降到12％和4％。尽管“双低”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在各地的政策实践上却千差万别，是一种在缴费基数、缴费比例、领取待遇的标准上都缺乏统一性、可持续性的制度模式。
(二)经验移植：国外土地转让制度对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启示
对于养老保险而言，农村土地转让制度的限制成为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实行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待遇一大障碍。一些国家在把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时，用现代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做法，值得借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许多人多地少的国家向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制度以鼓励农民提早退体、促使农民在退体后自愿转让土地、促进土地集中。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深化农村土地转让制度改革。
一方面，日本1971年实施农民年金基金制度。农民年金分老龄年金和经营权移让年金。经营权转让是享受经营权移让年金的条件，日本农民要想获取经营权移让年金，必须在60～65岁期间实际转移了农地经营权；而且国家为鼓励农地从老一代向年轻一代转移，规定经营权移让年金金额的一半由国库提供，自1991年起，又有追加。同时，农民年金基金除了办理农民年金业务外，还采取多种办法，促进农地流动。
另一方面，法国对放弃耕地的老年农民给予补助，为农民养老提供了一定的补充保障。为防止土地因继承而细化，1962年，法国立法设立“调整农业结构社会行动基金”，作为对65岁以上领取退体金的人放弃经营农业的补助，平均每人每年可得1500法郎。那些已经领取退体金但仍在从事耕作的老年农民不能享受补助，以鼓励他们将土地转让出去。20世纪70年代后，对60-65岁接近退体的农民也发放“非退体者的补助金”，鼓励他们在达到退体年龄前的几年交出土地。法国对于那些转移了土地的老年农民，发放额外的养老金补助。
由于我国和国外国情的差别，立足我国，可以在把农民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同时，注重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与土地保障之间的替代关系，强迫或诱导已经被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农民放弃土地保障，从而促进农地转让，防止土地细碎化。
四、模式回应：弹性养老保险制度的良性构建
(一)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实然困境
社会养老保险之所以无法提高农民工的积极性，关键是现行制度与农民工特点不相适应。其一，各地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不统一。国家虽然对农民工养老保险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目前在各地范围内政策缺乏统一有效的法律和法规政策指导，使得各地在制度设计、机构建立、基金管理等方面支出较大，制度成本相当高。其二，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接困难。现阶段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政策与农民工跨省区流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一方面，要求农民工必须在某地固定工作15年方能按月领取养老金，这种累计缴费15年的门槛难以逾越。另一方面又规定与企业终止劳动合同时，经本人申请可以一次性退回其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的个人缴费部分，终结养老保险关系。因而促成很多农民工基本上采取每年一次或分次退保的办法，将其个人账户资金取出用于当期的消费，却使得被计入统筹基金的那部分单位缴纳的费用留在当地，使退保的农民工失去享受统筹基金的权力，使得农民工即使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也很难享受老有所养的待遇。其三，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金额过高。对社会养老保险缴费率偏高的有关规定也给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带来较大的困难。所以相对于农民工的低收入来说，较高的费率也造成了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低下。
(二)弹性养老保险制度的优势所在
弹性养老保险制度较当前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更为符合农民工的身份特殊性，也更能切合农民工自身的利益，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实现。一是费率适度性。弹性养老保险制度是根据不同承受能力制定相应的弹性区间，适合不同的收入状况。弹性的缴费标准，可以满足农民工这一低收入、高流动群体对养老保险的基本需求。二是操作灵活性。采用全国统一的个人账户，又以专项调剂基金账户作为财政补贴的重要形式，既可适应农民工低收入、高流动的特点，使制度简便易行、便于操作、保障水平适度。三是权益透明性。采用完全储备积累的个人账户，权益可累计计算，透明度高。一方面有利于调动参保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有利于保险关系的跨地区转移和接续，利于制度的进一步推广。四是制度并存性。弹性养老保险制度是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由于现在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其中参保人参保率却极低。建立与现行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弹性养老保险制度，对社会和政治影响较小，改革的机会成本较大。五是身份确定性。弹性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加快城镇化进程，促使农民转化为市民，而且对“三农问题”解决也开辟了一条新路经。建立适合农民工等参保人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降低农民工城镇化成本，为农民工城镇化提供制度保障的有效政策措施。
(三)弹性养老保险制度的制度设计
从我国城镇化的实际出发，制定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又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低门槛准入、低标准享受、职工可选择、制度可衔接”的弹性养老保险制度。该制度主要针对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即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户籍劳动者、不具备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城镇居民和小城镇农转非人员。
在账户设立上，统一个人帐户，实行分类管理。弹性养老保险制度按参保人身份证号码在中国农业银行建立全国统一的实名个人账户，实行缴费确定型的完全储备积累的制度模式。政府对农民工实行分类管理。外地农民工只建立个人账户；本地农民工在建立个人账户的同时，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为其缴费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按实际缴费时间及时累计，按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分段计息的同时，将高于计息标准的收益计入政府待遇调整专项调剂基金账户，主要用于养老金待遇的调整和长寿者养老金的缺口。而且，养老保险费用的缴纳主体是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的共同行为，以企业缴费为主，对于无用人单位的农民工则由个人缴费。
在缴费标准上，降低准入门槛，合理缴费标准。弹性养老保险制度遵循低费率，广覆盖的原则，降低准入门槛，合理确定缴费标准。建立缴费增长机制。在全国统一的基本制度框架下，缴费基数、费率或缴费额可规定在一定的范围予以选择。弹性的缴费标准可根据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不同区域发展水平等的差异，对账户累积额规定较大的弹性空间，将单位和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明确所有权，账户可随人员流动做相应转移。这种弹性规定比较适合农民工收入偏低、流动性强等特点。在用人单位必须强制参保的前提下，农民工可在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和弹性养老保险制度之间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自由选择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缴费标准，可自由选择在输出地或输入地缴费，也可自由选择按年、季、月缴费。这样的弹性设计，有利于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参保，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在缴费方式及领取上，明确缴费机构，确定领取年龄。用人单位和无用人单位的农民工应当自办理农民工养老保险登记手续当月起，向登记地经办机构缴纳养老保险费。对于参保农民工开设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农民工到达领取年龄后，按照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计发办法计算养老金待遇，按月发放养老金。在农民工到达领取年龄前予以锁定，只能存储养老金，不能领取。但在养老金待遇达到个人账户积累总额的一定比例时，可提前或者推迟一定年限领取养老金，但没提前一年减发一定比例的养老金，每推迟一年增发相同比例的养老金。此外，在坚持不允许退保的原则下，允许农民工在发生危及生命的重大疾病难以支付医疗费、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以及遇到其他突发意外事件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经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审核，可以借支部分或全部保险费积累余额。
关于双减政策的解读范文6
内容提要: 《物权法》接受了区分原则也大量采用了公示对抗主义，这使得“物权意思＋公示对抗”得以成为一种独立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拆解物权变动立法要素可以明了：物权变动的主观要件是法典逻辑化、体系化的产物，客观要件是以什么样的立法技术反映“特定物”的结果。组合物权变动立法要素可以得出：物权意思的选项不仅满足了法典的体系唯美追求，而且也能实现法律所欲追求的目的；公示对抗的制度安排既可以澄清物权行为与物权公示的关系，也可以还物权公示法律机能之本来面目；实证研究表明：“物权意思＋公示对抗”立法模式并非不曾有过，实为不曾发现过。我国民事立法宜将“物权意思＋公示对抗”视为一种新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纠正过去的一些错误认识。
就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形式要素而言，学界通说认为，我国《物权法》采取了以公示生效主义为原则、以公示对抗主义为例外的立法模式。（注：《物权法》第1编第1章第6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但《物权法》以12个条文规定物权变动公示生效主义、以8个条文规定公示对抗主义的立法现实，又使得笔者对此通说在基本接受的情况下又保持了一定距离——仅从条文数量的对比来看，物权变动公示对抗主义的大量采用使笔者更愿倾向于认为《物权法》事实上采取了公示二元主义即公示生效主义与公示对抗主义并立的物权变动模式。（注：据笔者统计，《物权法》明示为公示生效主义的条文有12条，明示为公示对抗主义的条文有8条。）学说之间定有差别，但两学说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承认了公示对抗主义。此举可谓为我国《物权法》的一个新特色。就物权变动模式的意思要素而言，《物权法》第15条对区分原则的明文规定，在事实上承认了引起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是当事人的物权意思。（注：所谓区分原则，是对物权行为理论中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区分。）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物权法》确立了物权意思＋公示生效和物权意思＋公示对抗两种物权变动模式。相对于解放后我国大陆确立的债权意思＋公示生效，法国民法确立的债权意思＋公示对抗，以及德国民法确立的物权意思＋公示生效等三种物权变动先有模式，我国《物权法》确立的物权意思＋公示对抗模式可谓是一种全新的立法模式。（注：学界对“物权意思＋公示对抗”之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缺乏应有的前瞻性甚至跟进性研究。）这一立法创新如何被理解以及我国未来民法典对此有何应对等，学界尚缺乏研究。
一、物权变动立法要素的拆解
所谓物权变动当属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依法律行为物权变动的立法要素包括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主观要素就是当事人之间关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即物权变动之“合意”，客观要素则是须有“特定物”之存在。（注：这是一个变相的说法。其实，物权变动的客观要件应是须有一个先期存在的物权。而物权之存在，当须有“特定物”为客观物质基础。）各国物权变动模式之不同，表现在主观要素方面就有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之别；反映在客观要素方面就有了直接以“特定物”为交易前提者和间接以“折射”方式表现“特定物”者。（注：物权变动的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是意思要素与形式要素的上位概念。为了论述的方便，这些概念在本文中互为通用。）
（一）物权变动的主观要素
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须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之。唯独此所谓“意思表示”，如法国、奥地利等国的民事立法认其为“债权意思”，而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立法定其为“物权意思”。关于各国民法典对意思表示性质上的认定差别，此前的理论多从民法典的内在逻辑体系中寻找根据：民法典是一个体系化、逻辑化的存在。民法典的逻辑前提决定其逻辑展开或逻辑结果。[1]德国民法的物权行为理论是《德国民法典》对作为权利变动之动因的人的意思表示进行高度抽象以形成法律行为概念并对民事权利进行分类的逻辑结果。如果没有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理论和制度，相对于法律行为这个抽象概念而言，以及相对于债权、物权这一对权利分类而言，在《德国民法典》的逻辑化、体系化的法典结构中，将会出现制度残缺并直接导致体系的断裂和逻辑缺口。相比之下，《法国民法典》既没有法律行为概念，也没有相对于债权概念的物权概念，所以其就不需要在逻辑上、体系上形成法律行为这一抽象概念以及具体表现这一抽象概念的物权行为概念。在《法国民法典》起草者可以想象的世界里，人的行为，无非就是人的单方行为如抛弃和双方行为如合同，而且，合同可以引起包括所有权（物权）在内的所有民事权利的变动。总之，物权是与债权截然不同的权利类型，其区别导致了关乎物权的意思表示必然独立于关乎债权的意思表示。对法律行为依其法律效果分类，就产生了物权行为概念：产生物权法效果的法律行为即物权行为。[2]这样，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中，不同的行为对应于不同的权利变动并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从而使民法典的逻辑体系趋于完善、缜密。[3]因而，在《德国民法典》中逻辑化、体系化存在的物权行为制度（理论），在《法国民法典》中实无有其赖以产生的逻辑前提，也无有其得以适用的体系依存。
上述关于债权意思和物权意思之逻辑化、体系化存在的论证不可谓没有道理，但有一问题横竖突兀其间，这就是表现为物权变动动因的不同属性的行为即债权行为或者物权行为，却引致了同样的结果——产生了物权变动。而物权变动的逻辑前提是，让与人有一个先期存在的物权。物权是根本不同于债权并与其相对称的另一类重要的民事权利。就物权的特性而言，其有所谓的“客体之特定性、效力之绝对性和实现之支配性”三者；就“物权”本身而言，此三者的意义不同：“客体之特定性”是物权得以成立并存续的前提条件，其他两者则属于物权成立后或存续中的法权效果。（注：从我国《物权法》第2条规定中不难看出，“特定的物”是物权概念的客观基础。）所以，对物权变动而言，仅有“客体之特定性”这一方面才具有基础意义：如果没有特定化了的客体即“特定物”的存在，单凭当事人的意思——不论其是如法国民法的债权意思，还是如德国民法的物权意思，都是无法完成物权变动的效果的。（注：此与债权的变动恰有不同，意定之债权的变动，一般说来，仅依当事人的合意无需其他要件而成就。）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理论陷入了无力自拔——反对物权行为理论的人士时常发出这样的疑问：物权意思在哪里？合同书里明明写清楚了要移转所有权，难道在合同之外还要什么物权意思吗？殊不知，即使合同书中关于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被重复、被强调亿万次，如果没有“特定物”的存在，如在当事人为物权变动之意思表示时尚为“未来物”或者“种类物”者，所谓合同书中的“物权变动意思表示”，其实际能达到的法权效果，因缺“特定物”的法律存在而无法成就物权变动——压根就没有物权，何谈物权之变动，但这一情景下的意思表示并不是没有任何法权效果，债权意思（缺失“特定物”之客观基础的所有权移转的意思表示）当成就债权效果——当事人之间因此建立起了“当为”之请求权。《物权法》确立区分原则的意义就在于此，其为未来的物权变动建立了“姻缘”。
所以，借取债权意思去完成物权变动的法效果，这不仅在逻辑上失却了法典编纂的完美性，并且在客观上也因缺失“特定物”条件而终不可能；单凭物权意思——法律行为概念在民法典之“物权编”逻辑展开后的具体表现，同样也不能推动物权变动的法效果。终其原因，就是在物权变动的充分要件中，尚缺失其客观必要条件——特定化了的物权客体即“特定物”。（注：当然，没有先期物权即没有“特定物”的存在，也没有什么物权行为。）只要有了“特定物”，则不论当事人是凭借债权意思，还是依靠物权意思——一个民法法典化后逻辑化、体系化的存在——都是可以完成物权变动的。法德两国民事立法确立的物权变动模式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探讨了物权变动的主观条件之后，接下来应顺而探讨物权变动的客体条件。
（二）物权变动的客观条件
依法律行为物权变动的客观条件，就是客观世界中需有一个先期存在的物权。而先期物权的存在，又需要以“特定物”的法律存在为前提。所以，一般说来，依法律行为物权变动的客观条件就因此转化成了“特定物”的法律存在。在民法典中，以什么样的立法技术反映“特定物”的法律存在，各国民事立法颇有不同，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以“特定物”为交易前提的立法技术，此即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立法技术。该法典第71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因继承、生前赠与、遗赠以及债的效果而取得或移转。”第938条又规定：“经正式承诺的赠与依当事人间的合意而即完成；赠与物的所有权因此即移转于受赠人，无须再经现实交付的手续。”第1583条更规定：“当事人双方就标的物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即告成立，而标的物的所有权也于此时在法律上由出卖人移转于买受人。”第1703条再规定：“互易与买卖同，得仅依当事人双方的合意为之。”从《法国民法典》的上述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标的物所有权的变动，仅仅依赖于当事人的债权意思（如合意、债的效果、当事人同意等）即可实现。难道真的仅仅依据当事人之间的债权意思就足以引起物权变动吗？从法典的文义来分析，答案似乎是这样的。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不能忽略：如果没有先期的物权亦即没有“特定物”的话，仅凭当事人之间的债权意思，还能引起物权的变动吗？答案就是不能了——这是一个常识性的答案。因为没有一个“特定物”，亦即没有一个物权，怎么可以让渡一个物权！法国民法关于物权变动的法制度构建基础是“特定物”交易，因此才有了法国民法的前述规定。[4]19
我们需要在文义解释之外借助于社会生活经验以及法典的体系和逻辑去接济文义解释的不足和无奈。《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作了这样的规定：“交付标的物的债务依缔约当事人单纯同意的事实而完全成立。”“交付标的物债务的成立从标的物应交付之时起，即使尚未现实移交，使债权人成为标的物所有人……”。从字面上理解，“从标的物应交付之时起”所有权发生变动的规定，与上述其它条款的规定似乎存在矛盾。为何上述各项条款规定所有权移转以合意为唯一充分条件，而第1138条却规定除了当事人间的合意之外，尚需外加“标的物应当交付之时起”这一条件？为了协调这些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应以“特定物”交易属于法典规制的一般对象为基础，将上述第711条、第938条、第1583条以及第1703条解释为法典关于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一般规则，而把第1138条解释为法典关于非特定物（种类物、未来物）所有权移转的特别规则。这些非特定物“特定化的时间”，就是其“应为交付的时间”。简而言之，《法国民法典》是以“特定物”交易为一般前提的立法技术，在作为客观要件的“特定物”得以满足的前提条件下，再以当事人的“合意”决定物权何时发生变动。这样一来，当事人间达成合意之时——此“合意”在法国民事立法被认定为债权合意——物权变动因主、客观条件的兼备，而完成其在主体之间的变动；关于非特定物之交易，其立法技术就是将其特定化之时，加之当事人先前已达成的合意，从而完成其在主体之间的物权变动。就是说，《法国民法典》关于物权变动规则的设计，在主观条件之外，同样需要客观条件的满足。《法国民法典》关于客观条件的满足方式即其立法技术，是以“特定物”交易为前提，“非特定物”交易为例外的立法技术。所以，在特定物交易，尽管“债权”意思产生“物权”变动效果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因物权客体的特定性以及因此可得实现的交易之瞬间性，使得本不符合逻辑的法律制度设计并没有出现法律调整的失灵。既然物权之变动依“债的效果”即可成就，则动产占有之移转或不动产登记之变更，就最多只能作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出于对交易第三人保护之考虑，确立了不动产登记制度和动产移转占有制度。（注：关于物权公示之效力，法国民法只赋予其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一方面来说，如果当事人已践行公示手续，公示本身既不能使一个本不存在的法律行为无中生有，也不能“治愈”有瑕疵或背于公序良俗的契约，即公示并不具有强化或改变订约当事人之间契约关系的效力；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未践行登记程序，当事人之间所成立的契约并非物权变动无效，只是其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罢了。参见曾品杰《论法国法上之物权变动——以基于法律行为取得所有权为例》，载《“两岸法制及比较物权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大学2005年11月26日。）《日本民法典》以及时下全球热衷效仿的“统一动产担保交易法律制度”，都是以“特定物”交易为前提的物权变动模式。当然，作为制度体系上的呼应，其立法模式也都是意思要素＋公示对抗主义。（注：在此有必要提及《物权法》第187、188条，此两条是关于“在建物”上抵押权何时设立的规定。因“在建物”一般属于“未来物”即“非特定物”，于其上设立抵押权须等到“未来物”成为现实物或“特定物”时，抵押权才得以设立。）
二是以“折射”方式表现“客体已经特定化”的立法技术，此即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立法技术。该法典第873条规定：“为转让一项地产的所有权，为在地产上设立一项物权以及转让该项物权或者在该物权上设立其它权利，如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必须有权利人和因该权利变更而涉及的其他人的合意，以及权利变更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登记。”第929条规定：“为转让一项动产的所有权，必须有物的所有人将物交付于受让人，以及双方就所有权的移转达成的合意。”同时，第1205条第1项第1款又规定：“为设立质押权，必须有物的所有人将物交付于债权人，以及双方关于为债权人设立质押权的合意。”以前，我们对这些条文进行解读的结论多为“物权行为的形式主义”、“物权变动的内外部公示之一致性及其对交易安全的关怀”等，以此来回应“登记”、“交付”形式要件主义模式在物权变动中的法律意义。但若以物权变动的主客观条件为视角对其考量，我们就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所谓的公示形式即“登记”或“交付”，其所要成就的不是别的，而是以此“折射”方式来表达“光源”之所在——物权的客体已经特定化了——如果没有特定化的物权客体，哪能办得了“登记”手续以及哪能得以被“交付”。也就是说，不动产之“登记”或者动产之“交付”，其“折射”出的是标的物已经特定化了，而这就是对物权变动客观要件——“特定物”条件的“折射”式表达。尽管债权形式主义关于物权变动的主观要件与德国民法不同，但其关于物权变动的客观要件即物权“客体的特定性”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其立法技术就是以“登记”或“交付”的要件主义，“折射”不可或缺的物权变动的客观条件。
总之，以物权变动的起点与终点为参照，物权变动的完成须有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这一点在任何国家的法制中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各国民事立法用于反映主客观要件的立法技术有异而已，由此就形成了主观要件上的债权意思与物权意思之别，以及直接以“特定物”为交易前提的公示对抗主义和以折射方式间接表达“特定物”的公示生效主义。以此为比较和判断，前《苏俄民法典》（注：1922年《苏俄民法典》第66条规定：当事人无约定时，所有权移转的时间依标的物是特定物抑或种类物而分别确定——标的物为特定物的，所有权在合同生效时移转于买受人；标的物为种类物的，所有权移转的时间在标的物交付之时）以及《民法通则》颁布前的我国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所持的立场，[1]与本文确立的物权变动的主、客观要件理论相契合：当事人就买卖合同中的标的物所有权移转没有约定时，所有权移转的时间依标的物是“特定物”抑或是“种类物（未来物）”而分别确定——标的物为特定物的，所有权在合同生效时移转于买受人；标的物为种类物（未来物）的，所有权移转时间在标的物交付之时。这样看来，这一立法技术几乎与法国民法相同。因此，不论民事立法是采债权意思主义还是物权意思主义，客观条件的成就即标的物的特定化——或表现为直接的特定化或者表现为间接的特定化，是物权变动的客观必要条件。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当客观条件表现为直接特定化时，物权变动之立法主义采意思要素＋公示对抗主义；当客观条件表现为间接特定化时，物权变动之立法主义采意思要素＋公示生效主义。当然，“物”本身的社会存在常态也决定了立法者在物权变动要素配置上的何去何从。（注：考察我国物权法公示对抗主义，公示对抗主义多适用于动产，因为交易中的所谓动产多属于“非特定物”。）
二、物权变动立法要素的配置
物权变动立法要素，如上所述，在主观要素方面最终选择为债权意思或物权意思，在客观要素方面辗转表现为公示生效或公示对抗。按照物权变动之充分要件即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的要求，上述四种物权变动要素能且只能配置出四种物权变动模式即债权意思＋公示生效、债权意思＋公示对抗、物权意思＋公示生效和物权意思＋公示对抗。其中，前三种物权变动模式已为各国民事立法所确立，唯第四种即物权意思＋公示对抗之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未曾被立法所承认。（注：其实未必是未被立法确立，也许就是未被学界认知。）那么，物权意思＋公示对抗这一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是否可以被立法所接纳以及是否可以被学说所证成呢？
（一）物权变动的意思要素：债权意思抑或物权意思
1、作为法典逻辑化、体系化结果的意思要素。民法典是一个逻辑化、体系化的存在。（注：对“法律不是逻辑”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但对“法典是逻辑”这判断却有思考。更遗憾的是，反对物权行为理论的人士常用“法律不是逻辑”来反驳本身作为逻辑化存在的物权行为理论。）在这个逻辑化、体系化的存在中，关于民事权利，有学理上如绝对权和相对权之分，也有立法上如债权、物权、身份权、继承权之别等；关于引起民事权利变动的法律事实如人的行为，其在债权编中表现为如买卖合同行为，在物权编中表现为如物权之抛弃、移转、设定行为，在身份权编中表现为如收养、结婚行为，在继承权编中表现为如遗嘱、遗赠扶养协议行为等。按照大陆法系特别是其中的德国法系“提取公因式”的民法典编纂方法，这些在民法典各编中引起民事权利变动的人之行为，其作为“公因式”的表现将又如何？“法律行为”概念的提出将分别并具体化存在于民法典各编中引起民事权利变动的人的行为予以高度概括，以作为依人的行为引起民事权利变动的抽象根据。作为“公因式”存在的法律行为概念及其制度规范，被置于民法典之民法总则编，以事统领民法分则各编。
相比之下，《法国民法典》在体系性和逻辑性方面远不如《德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耗时近一个世纪来准备一部民法典草案不同，《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仅用了四个月就把草案准备好了，并且，从法典开始起草到其最终通过，也不过就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所以，对该法典的结构，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很糟糕——简直就像是一个杂物间，里面堆着一大串规则，没有严格的条理。对社会客观生活的法律主观想象之不同，所赖以形成的法典之内在逻辑和外在结构也就必将大异其样。没有对民事权利的科学分类，也没有对引起民事权利变动的人的行为进行分类和抽象，因此，《法国民法典》也就不太可能抽象出所谓引起民事权利变动的法律行为概念。在《德国民法典》中作为法典逻辑体系结果的物权行为，却在《法国民法典》中无有其得以产生的逻辑前提。（注：王轶教授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法律关系都与民法的想象有联系。所以，民事法律行为概念对于解释生活事实有作用，就是民法想象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想象的过程中，可能不同人的想象有不同的结果。参见孙宪忠《法律行为制度构造与民法典的制定》一文的评议部分，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8月11日下载。）
至此，我们所欲要证成的，不是物权变动模式孰优孰劣的结论，而是要说明不同的法律想象会导致不同的制度选择，而不同的制度选择将会产生不同的制度逻辑和制度结构。德国民法的物权行为理论是《德国民法典》对作为权利变动动因的人的行为进行法律抽象并对民事权利进行分类的逻辑结果。在《德国民法典》的逻辑体系结构中，如果没有直接引致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理论和制度安排，相对于法律行为概念而言，这个法典将是残缺的、不够完美的。（注：崔建远教授认为：尽管物权行为理论是迄今为止最为完美的理论，但最美的未必就适宜成为或者就能成为法律制度。实用主义通过强调效用标准，通过把对目的的适用性确定为真实性的标准和证据，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司法思想的发展。中国民法是否采纳物权行为理论，也难逃脱这个思维模式。参见崔建远：《从立法论物权行为和中国民法》，资料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民事法学-学者论坛，2007年1月6日下载。）
2、作为法律目的实现手段的意思要素。唯美不是法典的终极目的。法学家在常人无睹的世界里发现物权行为，其目的在于以物权行为之客观性、独立性判断为前提，为物权行为无因性政策选择铺平道路。只有物权行为的客观性、独立性之发现而没有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之选择，物权行为理论在法律制度设计不仅失却其积极意义，甚至还是制造麻烦的罪魁祸首。[4]170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政策选择，却使得物权变动的法律制度设计凸现灵性：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被人为界分，物权变动的直接动因来自于物权行为，在债权行为不成立、无效、被撤销、不被追认的场合，物权行为本身的成立和有效，使得物权变动的结果具有了法律结构上的正当性。基于此“正当性”，随后的物权变动就不会再有任何的瑕疵或障碍。尽管有德国学者认为“不要因原则的实际意义，比乍一看上去它具有的意义要小得多。”[5]但物权行为无因性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处境不同，因此，其实际所具有的交易安全维护意义不应被轻易折减。
笔者亦认为，与善意取得制度需要以物权公示为外观基础并以处分人的无权处分以及受让人的主观善意为基本条件来保护交易第三人不同，物权行为无因性政策是通过实体权利获取的法律结构正当性内里来达到交易安全目的之维护。在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支撑之下，处分人是有权处分因而使得受让人的主观善、恶意不在法律的考量范围。（注：田士永教授和徐涤宇教授均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与善意取得制度对交易安全的保护，适用于不同的方面，二者不可替代。善意取得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乃在于弥补物权行为抽象原则对交易安全保护未达之处，即自非权利人取得的情形的交易安全问题。参见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69页；徐涤宇：《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目的论解释》，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第90页。）例如，出售人A将其手表卖给受让人B，在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可撤销，而处分行为即物权行为有效的情况下，B得以获得手表的所有权。在A撤销合同并收回手表之前，B作为手表的所有权人当然可以处分该手表，此时，即使下位受让人C知悉A与B之间的合同可撤销甚或已撤销，也就是说C之主观上构成所谓的恶意时，因物权行为无因性政策的适用，其通过购买行为获得手表的所有权也将不受A的追及。此时有物权行为无因性的适用，却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因为B在物权行为独立性制度安排下的处分是有权处分，使得法律对C的主观善、恶意失去了考量的法律基础。较之善意取得制度所要求的受让人须有主观上的善意条件，物权行为无因性政策对下位受让人的保护更为有力。因此，我们可以说善意取得制度是以对善意信赖保护从而间接地促进市场流通安全的，而物权行为无因性政策则直接以促进市场流通安全为目的。所以，物权行为无因性政策对交易第三人的保护可谓达到了不计代价的程度——A与B之间以债权关系处理利益失衡的矫正，B与C之间以及其后的所有法律关系都以物权关系处理，从而确保了“物”流畅行。另外，在公示对抗主义立法体例下，B常为事实物权人而没有法定公示形式表现，A则常为法律物权人而缺失事实物权基础。此时，对于下位受让人C来说，其从A处受让时常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其从B处受让时常适用物权行为无因性制度；而在公示生效主义立法体例下，B集事实物权和法律物权于一身，此时，对于下位受让人C来说，善意取得制度无以适用而物权行为无因性制度可得适用。所以，从交易安全的维护的角度观察，物权行为无因性制度具有广泛的适用领域。并且，在物权意思＋公示对抗主义立法模式之下，物权行为无因性与善意取得制度之间，具有制度上的高度弥补与契合意义。（注：上文的分析只假设了C从B处受让的处境。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可能处境是，在A为法律物权人B为事实物权人的情况下，作为第二买受人的C，其既可以从法律物权A处售让，也可从事实物权人B处受让。唯当此时，物权行为无因性和善意取得制度可同时适用。笔者认为，此时应以完成公示手续的时间先后定其有无对抗效力。）上述德国学者以德国民事立法为背景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
（二）物权变动的形式要素：是对抗主义还是生效主义
1、作为物权意思表现形式的物权公示。被认为客观存在的物权行为肯定有其表现形式，而且，相对于物权行为在内容上的唯一性、确定性而言，物权行为的表现形式必有其多样性、复杂性。但萨维尼在论证物权行为的客观性时，把作为物权行为存在形式之一的动产之“交付”，作为动产物权行为的唯一存在形式。同理，不动产之“登记”也成了不动产物权行为的唯一存在形式。理论上的偏执被立法所接受，《德国民法典》选定了物权变动的公示生效主义立法模式。（注：《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1款、第929条第1句分别对不动产、动产物权移转之公示作了规定。）
孰不知，上述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虽可以从动产之“交付”现象中证成物权行为的存在，但却不可以把物权行为的存在归结为“交付”或者“登记”。应该说，“物的实际占有的转移，是物权行为之表现形式”这句话，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若由此就演绎出“没有物的实际占有的转移之外在形式即无有交付，物权行为即无从表现”，则明显就是错误的。其间的道理颇为简单：作为物权变动意思的表现形式绝不会是唯一的。但在萨氏看来，如果没有物占有的转移之外在形式，即无有“交付”，物权变动的合意即无从表现。[6]从理论上讲，不动产之登记、动产之交付仅是众多可能的物权变动意思表示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立法应严格区分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之形式”与物权变动的“公示之形式”。[7]
尽管物权变动意思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但作为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方式却须具有唯一性。从法学原理上讲，物权变动意思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对事实的认定问题，而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则是在物权法定原则指导下的一种物权法律制度设计，它以形式上的法定性、确定性及唯一性，来力图实现社会生活法律调整的目的——交易安全。将本为物权意思表现形式之一的物权公示形式作为物权意思存在的唯一形式，可以说是《德国民法典》立法者的执意追求。《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欲借此要实现的目标是，有物权变动的意思则必有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形式，反过来，有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形式则必有其物权变动的意思。简言之，在《德国民法典》，物权变动的意思与物权的公示是一体之两面的设计。（注：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德国民法立法者的执意甚而是倔强时而碰壁：在将社会生活执意塑造为物权变动的公示生效主义立法模式时，又不得不屈膝迁就复杂的社会生活——在不动产之登记和动产之现实交付之外承认了物权变动意思的其他存在方式。参见《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2款，第929、930、931条。）因此，《德国民法典》将物权变动之公示形式作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作法，与《法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仅将物权公示作为对抗要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应当看到，公示对抗主义不仅有认可物权变动意思多样性存在的理论空间，而且，其仅将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形式作为物权变动得以对抗交易第三人的要件；而公示生效主义则将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之形式与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之形式合二为一，只承认符合法定公示形式的物权变动意思表示的物权变动法律效果。[7]《德国民法典》在物权公示立法模式选择上的固执，常诱使人们在学习和研究德国物权法律制度时，产生认识上的误偏——倾向于在理论上认为只有法定公示形式如不动产之登记和动产之交付，才是物权变动意思表示的形式，并由此形成了“没有物权公示就没有物权意思，从而也就没有物权变动”的错误认识。（注：笔者认为，物权公示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原则，不具有普适性。对于像法国、日本这些采物权变动的公示对抗主义的国家而言，物权公示作为一项原则，难以成立。但物权公示之公信原则可适用于任何立法体例。）
2、作为实现物权交易安全机制的物权公示。尽管物权公示的立法主义有生效主义和对抗主义之别，但物权公示的立法目的却毫无二致——都是为了实现物权变动的交易安全。有学者认为，公示生效主义与公示对抗主义在保障实现物权变动交易安全的机制上，有些许的不同：公示对抗主义向人们提供的信息是单方面的——只要公示方法表彰出了某一权利状态，即可信赖不存在与此不同的权利状态——消极信赖；[8]19与此不同，公示生效主义向人们提供的信息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公示生效主义向人们提供消极的信息，即人们可信赖与公示方法所表彰的权利内容不同的物权状态之不存在——消极信赖，同时它也向人们提供积极信息，即只要有公示就有物权变动——积极信赖。[9]基于上述不同，物权公示的法律效果在两者间也有相当区别：在对抗主义法制下，公示具有对抗力和推定力；在生效主义法制下，公示具有成立力、推定力和公信力。[8]273对于交易安全的保障来说，失落了对积极信赖之关怀的公示对抗主义，其对交易安全的保护远未充分；而向人们提供了双方面信息的公示生效主义，发挥着保护交易安全的强大机能。[8]19-20
笔者认为，对物权公示法律效力的研究，应当区分物权公示的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物权公示的内部机能就是物权公示之对于物权在当事人之间变动的意义而言，而物权公示的外部机能则是就物权公示对信赖此公示的交易第三人的意义而言。这一区别有助于我们对相关问题的阐述和厘清。这就是，就物权公示之内部效果来说，公示对抗主义法制下的公示，因物权变动的动因完全奠基于当事人的意思，所以，公示对当事人间的物权变动不生任何影响；在公示生效主义的法制下，公示的法律意义在于，其是当事人之间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即没有此一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可见，物权公示之内部机能，因物权变动的公示立法主义之不同，其法律效果将有相当差异。那么，不同公示立法主义下的物权公示对第三人的效力是否一样呢？此即物权公示的外部效力问题。譬如：原所有人A出卖其所有的房屋与B，当B作为新的所有人——不论是基于物权变动的公示对抗主义还是公示生效主义——依据法定的公示方式进行公示时，此一经公示之物权对于第三人的法律意义却并不因物权公示立法主义的不同而有两样——当事实物权与法律物权不一致时，对于那些信赖法律物权状态而受让房屋的人们，法律采取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均予以信赖利益保护。由此，对于那些善意的交易第三人而言，其义务仅限于以善意信赖物权公示，此即公示生效主义制度下的公示之公信原则，又称“权利的正确性推定原则”。（注：实际上，公示对抗主义并非与公信原则相斥。不论是公示对抗主义还是生效主义，都可逻辑的推演出公信原则。）这样看来，如果把公示的积极信赖视同“权利的正确性推定”的话，则在物权公示对抗主义的法制下，公示制度因欠缺积极信赖的信息供给，将无有权利的正确性推定之适用。而实际上，无论是法国民法还是日本民法，对不动产之登记和动产之占有，均采权利的正确性推定规则。因为不论是公示对抗主义之公示，还是公示生效主义之公示，都无法避免亦不能回避法律物权归属状态与事实物权归属状态发生不一致的情况。对此之不一致，法律出于对第三人交易安全之关怀，不能不采取必要措施，权利的正确性推定亦即公示之公信原则作为这一措施的结果，被普遍地承认和接受。
综上，笔者认为，物权变动主观要素选择缘起于法典的逻辑和体系，取决于立法者的目的追求；物权法定公示方式只是物权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物权公示的本来目的限于维护交易安全。物权意思＋公示对抗可以成为一种物权变动立法模式。
三、物权变动立法要素配置的实证分析
如果一种立法模式仅仅依据逻辑推理来论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法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除了理论上的逻辑推理之外，最具说服力的就是对已有的和现有的实定法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在理论上得以证成的立法思想是否曾经在实定法上出现过。对日本国民事立法关于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研究和对中国法对物权行为的热议，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一）对日本国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实证研究
承继了《法国民法典》之立法精神而又照搬了《德国民法典》之编纂形体的日本民法，因其未明文区分物权合意与债权合意，因而对其法典所规定的“物权之设定及移转，仅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中的“意思表示”，究系仅指债权意思表示还是另需有独立存在于债权意思表示之外的物权意思表示，[10]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在日本国内曾经引发过不小的争论：在立法过程中，由于受法国法制影响，学说认为物权变动乃基于债权契约之特别效果而生，所以就特定物之买卖、赠与、互易，一般认为仅依债权契约即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至1961年左右，学说发生改变，认为就意思表示在概念上应区分为债权意思表示与物权意思表示；至明治末期，主张德国式之严格区别说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蔚为当时的主流。而与此同时，日本司法实务上则一贯认为，如果当事人间有关于物权变动之特约时，应依该特约决定物权变动之时期，否则，除非有阻碍物权变动的特别情势，物权变动之效力于契约发生效力之同时发生。[11]言外之意，即使在理论上将物权变动中的“意思表示”区分为二并且效果不同，也不能必然得出二者不可能存在于一个意思表示之中。这在交易物为“特定物”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在交易物为“非特定物”的场合，所谓“二者存在于一个意思”的主张就明显的存在破绽。因此，在日本，对物权变动中意思要素属性的争论，就演变成了物权行为是否须以“登记、交付”之外在的客观形式为其存在基础和生效要件。学说上之争论，与其说是针对物权行为是否有独立性，还不如说应是在一个意思表示中是否也包含物权变动意思。持包含说者认为，登记、交付或价金支付应理解为使债权契约生物权变动效力的条件；持非包含说者认为，债权的意思表示原则上不包含物权变动的意思，而须另配合外部表征，决定物权变动的效力。虽然两说都承认有别于债权意思的物权意思，但前者将债权意思表示中的外部表征定位为物权变动的所附条件；后者则将外部表征的客观事实作为判断独立物权意思的存在形式。在日本，尽管明治末期物权行为之独立性和无因性的主张曾经红极一时，但基于对《日本民法典》第176条之规定所作的历史解释，以及物权行为在日本民法因欠缺如其在德国民法的外部形式而无法认定等理由，否定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的主张最终成为通说并获得判例支持。[8]115其结果，日本民法上的物权变动模式无异于法国民法上的物权变动模式。
日本民法有关于法律行为的理论和制度，但其在物权法中缺失物权行为的立法选择或者学说和司法解释，使得人们不禁要问：有了“水果”，为何没有“苹果”？日本民法关于有无物权行为的论争，于一步之遥间与创立“物权意思＋公示对抗”模式擦肩而过。在日本，其关于物权变动立法要素的争论，恰好印证了笔者文前关于物权变动立法要素的拆解和配置理论——日本民法有物权行为理论存在逻辑化和体系化空间，将法典中的“意思表示”解释为“物权行为”也未尝不可，其国内持续的和热烈的争论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再者，物权行为的表现形式也正如笔者文前论述的那样，物权之法定公示形式仅仅是其众多表现方式之一种，物权行为的存在与否绝不会取决于物权是否已经公示。其实，德国民法也没有把法定公示方式与物权行为全然捆绑，物权行为须以法定公示方式表达是后人对《德国民法典》的误读。因此，日本民法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的法解释也未尝不可，加之其公示效力上的对抗主义选项，所以，笔者认为其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为物权意思＋公示对抗。
（二）对我国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实证研究（注：“第四条道路”的确立和选择与笔者最近对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编的研究不无关系。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编区别了担保协议和担保权益的附着（attachment），尽管担保权益的附着离不开担保协议。）
1、我国民事立法择取物权行为理论有立法传统。中国大陆当下对物权行为理论取舍与否的争论，忽视了一个问题：肇始于清末，成就于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民法典”为何就择取了物权行为理论？对德国立法模式及其法学理论的移植，当是其中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那么，在我国大陆民事立法理论和民事立法模式仍在延续德国法系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抛弃物权行为理论。（注：关于中国未来民法典的编纂体例，学界有所谓“汇编式与编纂式”之争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别。梁慧星先生倡导现实主义立法体例，现实主义立法体例主张我国未来民法典应以德国式五编制和民法通则为编纂的基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因应20世纪社会生活新的发展，借鉴20世纪制定的新民法典的立法经验。笔者赞同该主张并有所发展。参见梁慧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以及拙文《也论民法典的体系》，载《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若有之些许，则以对其有所修正和发展为适宜。如果说物权意思＋公示对抗是对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一个修正或发展的话，倒是未尝不可。其实，不论是《德国民法典》还是“中华民国民法典”，都未有明文规定物权行为制度。所谓的物权行为理论，实际上是民事法学理论对民事立法进行解释的结果。这其中，关于法律行为的理论和民事权利分类的理论，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证成和发展最为直接。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德国法系的法律行为理论和民事权利分类理论，则物权行为理论的承认就是一个互为因果的逻辑必然。尽管立法可不明言物权行为概念，但关于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的直接动因，则在逻辑上必有物权行为的存在和民法理论上的阐释。不如此，民法典的完美体系就会出现一个逻辑缺口。当然，物权行为无因性所具有的交易安全保护价值也是十分重要的。1949年以后的30多年里，我国大陆经济和政治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私法生成、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变得相当薄弱，法制事业陷入了低谷。之后，当法治事业再次成为治国安邦根本之时，法学理论的浅薄和法律人才的匮缺成了制约我国法治事业发展的瓶颈。人们对物权行为理论不能接受或者过多批评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个理论过于玄妙，不好懂。我们不无遗憾的要诘问，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懂了的东西，怎么几十年后又不懂了呢？当然，这其中，物权行为理论适用导致的所谓“不公正”，是其遭到一些人士反对的另一重要原因。（注：反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理由还有很多，此不赘述。）但不管怎么说，物权行为理论不难懂，尤其对那些学习并接受了法律行为理论的人士来说就更不难懂。（注：物权行为理论要比法律行为理论易懂得多。我国一些受过严格系统德国法学理论训练的法学人士也常言物权行为理论难懂，我不知道他是在说他自己不懂，还是在说不易被大众理解。）但要反对民事立法采纳物权行为理论，那将是另一回事。物权行为本来就是可择可不择的选项，只是选择了法律行为之后不选择物权行为理论，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2、物权法选择了物权意思＋公示对抗立法模式。《物权法》中的区分原则确立了物权行为，同时，《物权法》大量采纳了公示对抗主义。可以说，《物权法》采纳了物权意思＋公示对抗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在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场所，物权行为一己足以完成物权变动的效果，因为物权变动的充分必要条件即作为主观要件的物权意思和作为客观要件的“特定物”，都满足了。当然，客观条件是作为物权变动意思表示的前提来看待的；在标的物为“非特定物”的时候，因客观条件的非具备，使得当事人之间指向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因欠缺客观条件而无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此时，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仅可产生债权效果。所以，以权利变动的效果为判断依据，该行为属于债权行为。那么，物权行为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不动产物权之公示和动产物权之交付本身，既是当事人移转变动物权的意思表示，也是变动了的物权得以对抗其他受让人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不动产物权之公示和动产物权之交付是物权得以变动的条件，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承认物权变动之公示生效主义了。所以，在公示对抗主义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下，让与人获得物权之时即标的物“特定化”之时，也是受让人获得物权之时，至于物权变动公示手续是否已经办理完毕，则仅限于对抗力获得与否的问题。这也是《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之所以规定“从标的物应交付之时起”物权发生变动的原委。（注：在这里，我们似乎感到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难以区别——似乎物权变动的充分条件是意思（当然可以是债权意思）＋特定物。对此，我国需要调整看待问题的视角：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确立不是法典的目的，民法典确立物权行为独立性是为其最终选择物权行为无因性创设条件。正因为此，我们坚持物权行为理论是民法法典化、逻辑化和体系化的产物。）
如何实现物权变动安全与便捷的双重价值，是物权立法的重点、也是难点。一般说来，公示生效主义侧重于交易安全之维护，公示对抗主义偏向于交易便捷之追求。其实，对于交易安全与交易便捷这样一对不可兼得的法律价值来说，尚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获得具佳皆宜的制度设计。唯一能做的就是因时制宜、权衡利弊并作出取舍。笔者认为，相比较而言，公示对抗主义制度安排更符合民法作为私法的制度环境和价值取向。尽管物权变动的公示生效要件主义将公示之功能提升到了物权变动生效要件之地位，但在物权观念化时代，是无需所有的物权变动必有法定的公示形式予以彰显的。公示仅承担着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而交易安全是一种动态的安全，它以一个外在于交易相对人之外的第三人为前提。但事实上，客观上需要的“权利正确性推定”规则所代表的维护第三人交易安全利益，在交易相对人的主观价值视阈里非但不是一个利益，有时反而就是一个额外的负担。因为，在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并非是必有一个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利益需要维护的，交易相对人对其相互间的法律利益的现实关切度较之对外在于他们的第三人的利益惠及显然更为迫切。强加于交易相对人身上并利益所在于第三人的交易安全维护之公示制度，在交易相对人间时常缺乏利益激励。以人对物的获取目的之不同，可将物分为消费物和通流物。如果物对于其获取者而言，目的仅在于消费的话，则该物可谓为消费物；如果物对于其获取者之目的仅在于转卖以获取差价利益时，则该物可谓之为通流物。两厢比较，只有在主观目的为通流物的物之买卖，才可有将物权之变动公示于外的利益激励。在消费物，买受人的目的非在于继续通流，只要在合意之后能够现实地占有了该物，就能够实现其交易的目的。尽管在商品经济社会较之在农业社会有更多产品的生产目的是在于流通，但作为消费者购买产品的目的在于通流的则不能说就是多数。对目的在于消费的买受行为而言，强要买受人在占有制度保护之下即可实现经济目的的行为之外，去践行另一个超买受人个人目的之外的登记或交付，往往是多余的。总之，法律所希望塑求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生活所实际需要的秩序，往往有一段距离。解决矛盾的办法不是非此即彼、顾此失彼，而应是重点突出、兼顾彼此。是一刀切，让民事主体被动接受？还是作为选择的事项，留给民事主体自主选择？对此，笔者认为，在私法领域，在公示对抗主义能够满易安全利益维护的前提下，留给私法主体自主选择的公示对抗主义所具有的“软着陆”优点，是不言而喻的。[3]我国《物权法》较之过去大量采用公示对抗主义的前瞻性制度安排，看中的就是这样一点吧。
四、与物权意思＋公示对抗相关联的制度
在体系化、逻辑化的民法典中，物权意思＋公示对抗立法模式的选择，必然对其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提出相应的要求。笔者认为，对以下三个问题需予澄清。（注：其他还有如法律行为理论问题，权利的分类问题等。）
（一）物权行为独立性与物权公示原则
在物权意思＋公示对抗立法模式下，公示在物权变动中仅生对抗效力。物权意思既无须均以公示形式存在，则物权之公示，作为《物权法》的一个原则，就颇值怀疑了。对此问题如上文所言，不予详论。在此，笔者继而想要探讨的问题是，不经公示的物权是否还是物权？因为，发出这一疑问的人士大都有这样一个逻辑：物权具有绝对性、具有对抗他人的效力，在公示对抗主义立法模式下，不经公示的物权因缺乏对抗第三人已经公示的物权的效力，因而其不是物权。[12]如果此问题得不到解决，物权意思＋公示对抗主义立法模式的选择就足以动摇《物权法》的基础。
对于“不能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是否还是物权”的问题，需抛开前述逻辑而另择分析路径。在物权意思＋公示对抗主义立法模式下，所谓“不能对抗第三人的物权，就是有物权变动的合意而无以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形式表彰的物权。此种未经法定公示表彰之物权对抗力的不足，使得人们对其是否还是物权产生了相当的质疑。
关于未经公示物权的性质，有四种学说：一是债权效果说。认为未公示的物权为纯粹的债权，其于当事人之间有完全的效力，而在与第三人的关系上则无效；二是相对无效说。认为未登记的物权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完全的效力，但在与第三人的关系上，物权变动失去效力；三是第三人主张说。认为纵使未为公示，物权变动在当事人及其第三人的关系上仍然有完全的效力，可当第三人为自己的利益而为主张之时，在对第三人的关系上便失去效力；四是法定证据说。认为公示是一种法定证据，发生怎样的物权变动，裁判所则根据登记而予以认定。（注：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275页。）
笔者认为，未经公示物权不能对抗已经公示物权，实际上是一个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问题。（注：有许多人认为这属于“一物二卖”的情况。其实，一物二卖仅发生于债权契约成立之后至买方取得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之前的期间。对此，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先生有精辟的论述：“二重买卖的构成以出卖人在先后二次买卖契约之缔结时均握有标的物之所有权为前提。在第二次缔约时，出卖人已不再拥有标的物之所有权，则其第二次买卖，将不是二重买卖，而为他人之物之买卖。”参见黄茂荣：《买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转引自马新彦：《一物二卖的救济与防范》，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因为，这一情形完全符合善意取得的制度构造：当A将其对某物的所有权与B达成物权移转合意时，根据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此刻即使没有践行物权变动之法定公示形式，B亦于物权法律行为生效时即刻成为该物的事实所有权人。而此时，因为没有践行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手续，A就是一个所谓的法律物权人——具有法律物权的外观。如果在此之后A又将该物移转与C且完毕物权变动之法定公示手续，则C能否最终成为该物的所有权人？答案则是不确定的，其结果取决于C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B在事先已成为事实所有权人的情况。如果C知道或应当知道B早已成为事实所有权人的情况，则C在主观上构成恶意，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否则，则因物权善意取得制度之适用，C将善意地取得物的所有权。对于C之主观善意方面的要求，在一些有关该问题的探讨中常常被忽视。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未经公示之物权不能对抗已经公示之物权，实际上就是一个物权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问题——这当然也需要我们承认对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注：不动产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是近几年争论热烈的问题之一，笔者赞同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的主张。尽管其制度之演进的历史不同，但其法律制度的构造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其法律制度之目的诉求也无二致。）既为善意取得，作为事实所有权人的B之所以不能对抗C，并非在于B之事实所有权人之地位不予承认，而是在于C主观上为善意的时候，其从有所有权之虚像的无处分权人A那里，所受让的所谓所有权，能否对抗事实上的所有权人B。社会变革中的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农业经济社会，法律一般不予C对抗B的权利；在商品经济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坚定地予C以对抗B的权利。概言之，是对交易安全保护的法律追求使然。[13]
如果将“未经公示物权不能对抗已经公示物权”等同为善意取得制度合适的话，则上述“不经登记就不能对抗第三人”中的“第三人”的范围就应该适用善意取得者的范围。但关于第三人范围的学说，在日本经历了一个从无限制说到限制说的发展历程：由于立法对第三人的范围没有界定，致使对第三人范围的学说解释和判例认识在其初均从无限制说，无限制说认为，不登记的物权变动，不得对抗一切第三人，纵使恶意第三人也包括在内。这种以形式的文字论解释为基础的无限制说，导致了一些不正当现象的出现，如有登记名义而无实质权利的人提出的登记名义的恢复和不法行为人的拒绝赔偿等。但从“不经登记就不能对抗第三人”的立法目的看来，它应以维护交易安全为己任。对于一个已经取得物权但没有将其取得的物权进行公示的人来说，要剥夺其物权人地位的法律理由也须应是充实的。对于已是一个静态的确定归属安全而言，能够较之更为应该保护的就只有动态交易安全了。所以，笔者认为，“第三人”的范围应以与出卖人同样有着物权买卖法律关系的人为限。故上述第三种学说较为适当。
因此，在物权意思＋公示对抗主义立法模式下，物权公示与否，仅在对抗“善意的交易第三人”方面具有意义。当事人即使不为物权公示，也不会影响到物权变动的效果。通常，物权变动作为两造当事人之间的事情，其是否需要公示，得由权利人自由决定。如果不为公示，便不生对抗善意交易第三人的效果，此种不利益，是权利人自愿行为的后果，法律没有必要强制其将物权变动的过程与后果公示于众；如果公示于众，权利人的权利便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传统物权法理论一直认为物权公示为《物权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殊不知，在公示对抗主义立法模式下，物权公示作为原则的主张不充分。充其量，物权公示仅仅是《物权法》为实现交易安全而设计的一项具体制度而已。
（二）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及其相对化问题
一如前文所言，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客观承认，以其无因性价值选择为目的。但是，一些人士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的适用导致了不公正，所以，他们就提出了所谓“物权行为无因性相对化”理论，以期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的适用进行限制。目前，学界关于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相对化主要有三种理论，即共同瑕疵说、条件关联说和法律行为一体性说。笔者认为，物权行为无所谓“相对化”，理由如下：[14]
1、对“共同瑕疵说”的否定。共同瑕疵说认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得因共同瑕疵而无效或被撤销。笔者认为，共同瑕疵说难以成立，理由主要有二：其一，物权行为无因性仅适用于债权行为不成立或无效而物权行为本身有效成立的情况。共同瑕疵说的基本立场，则是在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皆存在瑕疵的情况下，讨论二者的效力关系问题。因此，共同瑕疵说的提出已经背离了讨论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立论前提，所以，其不能被认为构成了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相对化。其二，物权行为既为法律行为之一种，关于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则当然也应适用于物权行为。因此，当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皆存有瑕疵时，债权行为的效力依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则进行判断；同理，物权行为的效力亦依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则予以评判。也就是，此二者依各自的具体情况分别判断。所以，在行为的效力判断上，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根本不生相互影响的问题。谓此种情况下的物权行为之无效、不成立或得撤销为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相对化，实在是传统民法学理论片面强调法律行为效力规则仅适用于债权行为而忽略其亦当然适用于物权行为而得出的不正确结论。
2、对“条件关联说”的否定。“所谓条件关联说，系指法律行为原则上均可附条件，债权行为如此，物权行为亦复如此。当事人可依据合意，将物权行为之效力，系于其原因行为效力之上，如原因行为无效，则物权行为因此将不生效力。”[14]（注：吴光明：《论基于法律行为之物权变动》，载《民法七十年之回顾与展望纪念论文集》（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129页。）或“当事人得依其合意，使物权行为之效力系于债权行为之存在，亦即物权行为以债权行为之有效存在为其停止条件。”[15]笔者认为，条件关联说不能被认为是物权行为无因性相对化的理由：其一，条件关联说系从当事人主观意思出发而发展出来的理论。该理论既然依赖于当事人意思，则在意思自治原则的框架内，就存在多种可能：既然当事人间可以约定原因行为无效，物权行为就因此也不生效的约定，那为什么其就不能约定“原因行为无效，物权行为有效”呢？如此约定则是强化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注：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之目的在于保护第三人，当事人之间关于物权行为依随于债权行为效力的约定仅在其间发生效力，对第三人不生其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物权行为之无因性是强制性规范，当事人不可以通过约定排除其适用。所以，所谓的条件关联说，在对第三人的关系上是不存在的。）其二，有学者认为，所谓“附加条件”（也即条件关联），“最典型的而且也是惟一的情形就是附所有权保留条件的买卖”，[16]笔者认为，附所有权保留条件的买卖中，附于标的物所有权转移这一物权行为之上的条件——支付价金，非为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的是债权行为，而是一个物权行为。所有权保留条件买卖中的债权行为，是当事人就所有权保留条件的买卖达成合意并签订的买卖合同。所以，如果此前认为条件关联惟一的情形就只有附所有权保留条件的买卖的话，则依据笔者的前述分析，其在实践中就无任何实例了，因而条件关联说也就不可能立足。
3、对“法律行为一体性说”的否定。“法律行为一体说”认为，可以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合并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法律行为，适用民法关于法律行为一部无效而导致整个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因此，当债权行为无效时，物权行为也归于无效。[17]笔者认为，法律行为一体性说不能成立，理由有二：其一当是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一方面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认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是不同的法律行为，二者分别存在于民法的不同法域，另一方面又认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是一个整体的法律行为，这本身就相互矛盾；[18]其二是笔者认为法律行为一体性说的另一个弊端是其观点过于片面。法律行为一部无效，既可能导致全部无效，也可能发生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情况。（注：《德国民法典》第139条规定：“法律行为的一部分无效时，其全部都无效，但是如果可以认定除去该无效部分，法律行为仍可以成立的除外”；我国《民法通则》第60条规定：“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1条规定：“法律行为之一部分无效者，全部皆为无效。但除去该部分亦可成立者，则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法律行为一体性说显然无视这些情况，而是一味强调部分无效则整体无效这一个方面。更何况所谓“不可分割”如何理解以及如何使二者一体？法律行为一体性说均未提出有力主张，已有的著述亦未有详论，所以，这一主张的理论想象超乎法律实践。
物权行为理论的立法选择必然要求对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体系进行调整。首先，作为客观存在的物权行为，其独立性要求对其存在的形式与物权的法定公示方式予以区别；非依法定公示形式存在的物权行为只是缺乏对抗力而已，并非其本身就不是物权。其次，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作为以其独立性为前提的价值选择，其当与债权行为分离而单独为法律判断。
五、结束语：客观世界的物权变动与主观世界的法律构造
客观世界的物权变动，不论其起点、过程还是终点，定然不具有两样，但主观世界的物权变动法律制度构造却异域异样、异彩纷呈。“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可用以对过去曾经被立法选择过的三种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之何以存在的解释上；“合理的必然是存在的”这句话，就作为笔者提出“物权意思＋公示对抗”立法体例的壮行辞吧！至于合理与否，定然是公婆论理，各有说辞。笔者希冀的不在于招取方家赞同，但求抛砖引玉、引发思考。笔者认为，作为主观创造活动结晶的法律制度体系，必然伴随着在社会发展、变迁基础上的主观世界的知识、观念和价值目标的变迁而有变化和发展。承继前人智慧，尊重历史路径，考虑法理圆通，结合固有国情，[19]以积极的姿态和勇敢的精神为法学学术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属我辈无旁贷之责。作为一种物权变动立法主义个人学说的提出，权且作为法学理论因应社会发展一种表现形式吧！
注释:
[1]董学立．试论我国物权变动安全制度体系之构建[J].法学论坛，2003，(1).
[2]田士勇．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中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7.
[3]董学立．物权公示，公示什么？[J]．比较法研究，2005，(5)．
[4]崔建远．民法9人行（第一卷）[M]．香港：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3.
[5]［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M]．王晓晔，邵建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43.
[6]尹田．物权法理论评析与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80.
[7]董学立．也论交易中的物权归属确定[M]．法学研究，2005，(5)．
[8]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9][日]远藤浩．新版民法(2)——物权[M]．东京：有斐阁双书，1985:37.
[10]王书江．日本民法典[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33.
[11]陈光岳．日本法上不动产物权变动理论之探讨[C]//.“两岸法制及比较物权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财产法暨经济法研究会、台湾法学会，2005.
[12]刘保玉．物权体系论——中国物权法上的无权类型设计[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287.
[13]董学立．物权法研究——以静态和动态的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4]董学立．物权行为无因性相对化理论之否定[J]．法学，2007，（1）．
[15]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72.
[16]孙宪忠．论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86.
[17]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