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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1
各位老师：
大家好！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落实“五项管理”构建高效课堂，围绕这个主题讲三方面的内容：一、“五项管理”和“双减”；二、本学年教研主题；三、高效课堂小组建设方案。
一、“五项管理”和“双减”
最近教育部的“双减政策”成为家长们关注的热点，与“双减政策”一同落实的还有五项管理细则，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双减政策是指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而五项管理包括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质这五个方面。重点讲作业管理和读物管理。
作业管理：
1.严禁布置机械性、重复性、惩罚性作业。
2.作业总量规定：学校要加强各学科作业统筹，严控书面作业总量。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可在校内安排适当巩固练习；小学其他年级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60分钟；初中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90分钟；
3.作业布置要求：作业难度不得超过课程标准要求、不得超出学生认知和能力水平，不将各种练习册、复习资料不加选择地作为作业使用。各校要在醒目的地方建立作业平台。作业要当堂布置，不得通过短信、QQ、微信等载体布置作业或课后临时增加作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指派家长参加本该由师生完成的事宜，如打扫教室卫生、班级文化布置、装饰美化演出场所等。
读物管理方面
学校：在向学生推荐或选用课外读物时，学校不得违反《出版管理条例》、《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及中小学生课外读物12条负面清单有关规定。
学校图书馆购买课外读物时，不得违反《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有关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校园内通过举办讲座、培训等活动销售课外读物。图书公司、书店、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进校设点出售图书。
未经学校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把关，学校（教师）不得接受社会捐赠课外读物。
禁止不良读物在校内流通。
教师：
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课外读物，不得以学校、年级、班级或家委会名义组织统一购买课外读物。
教师不得向学生推荐进校园课外读物推荐目录以外的课外读物。
二、本学年教研主题
以《陕州区中小学校本教研工作指导意见》为指导，以“导学案”为载体，以“导学检测”进行落实，采用“三段六步”导学方案，结合我校实际研究课堂教学，开展系列赛课活动，探究教学模式，打造高效课堂。
三、高效课堂小组建设方案
学习小组是高效课堂进行的基本单位，它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组织基础。小组合作学习就是以合作学习小组为基本形式，促进学生的学习，以团体的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达成教学目标的教学活动。
（一）如何划分学习小组
1.小组划分原则
小组划分应遵循“同质结对，异质编组，组间平行”的基本编组原则，根据学生各自不同的学业成绩、心理特征、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学习能力、家庭情况等方面组成学习能力相当的学习小组，一般以异质为主，使小组成员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和个性化。
2.具体分组方法
每组6人；按照学生知识基础、心理特征、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学习能力、家庭情况等分为A、B、C三类，6人形成AA、BB、CC的组内成员结构。A类学生称做特优生，B类学生称做优秀生，C类学生称做待优生A、B、C类学生既有个性发展的类似性，又有学习程度上的不同。小组内的基本机构人员设置
（1）正、副组长各一名：正组长主抓全面工作，副组长侧重于纪律、卫生等方面的工作。
（2）人人组内科代表：根据学生各科成绩的不同，设置组内科代表，每人负责1-2科的作业收交和导学案的批改工作。
3.小组长的作用
每个小组都是一个固定的学习组织，组长要充分挥其组织管理的作用，带领学生遵守班规和组规，按规定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课前组织好导学案和课本的预习，课中组织好各个环节的学习和活动管理，课后跟踪各项作业的完成情况。
（1）课前准备：要起到提醒、督促作用。提醒组员及时就位、摆放好学习用品、清理好桌面、等待上课。
（2）管理好本组的学科代表、学习对子、师徒关系。要组织、督促他们各施其职。
（3）理解、熟悉课堂各个环节的要求，并切实组织好课堂上的各个环节。
（4）关注组员状态、落实对组员的过关检测和帮扶措施。
（二）班级具体的评比要求如下：
1.每节课统计，每天评比，每周小结，每月、每期总结等。要求每个副组长统计出自己组的每个同学一天中参与课堂展示的次数，填写好表格。根据次数的多少排出名次。参与次数多的同学在第二天晨会上会受到全班表扬，并且积累作为评选月优秀个人的依据。对于参与次数少（或没有参与）的同学，由组长先了解情况、谈心交流，而且这部分同学要自己写出第二天参与课堂展示的目标，第二天进行跟踪。对于问题比较大的学生老师要亲自了解情况，和学生共同讨论解决办法和拟定目标。通过这种办法，一个月进行一次大的评比、表彰、奖励（建议奖励采取多种形式）。 2.设定各种荣誉称号（优秀组长、优秀副组长、优秀课代表、展示高手、点评专家等等），全班每周评选一次，设立专栏，贴照片进行公示。同样累计参选每月的文明称号的评选。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2
一、“减”一点
科学有效的作业设计首先要做到“一减”。“一减”指的是减少学生作业量和时长。传统的作业设计中更多的是将作业当作提高学生成绩的工具，忽略了其生本功能。减少学生作业量和时长是回归教育本质，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健康学习的必要措施。减少作业量和时长并不是指少做或者不做，而是减去不合理的内容，比如单一重复、难度过高、内容过多的作业。作业的设计应该是基于学生学习状况而设定的，从温习巩固和能力提升两个角度来设计，其中温习巩固占70%-80%，能力提升占30%-20%。在作业设计中要设计多种题型，避免题型或者知识点的同质化，从多维度设计作业内容。题量要根据学科特色和学生学习状况来设定。道德与法治的作业设计一般控制在10-15分钟。道德与法治教材八年级下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作业设计分为三个部分：知识结构、重要概念和课后练习，如右图：3.1公民基本权利【知识结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自由{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权利{其他{【重要概念】1.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是。2.监督权的对象是。3.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是。4.公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课后练习】1.关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下列说法正确的是①我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②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③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基础④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我国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A.①②③B.②③④C.②③D.②④2.听民声、聚民智、当家作主议政治。为了谋划好2018年的民生实事项目，温岭市市长于2017年10月15日向全市人民致了一封《民意征集信》，请全市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畅所欲言，提出最关切、最希望办好的民生实事项目。结合所学知识，选出下列哪一组属于公民的政治权利①游行、集会②隐私权③公平交易权④受教育权⑤肖像权⑥言论自由⑦选举权⑧人格尊严权⑨批评建议权⑩人身自由A.③⑥⑧⑩B.③⑤⑦⑩C.①⑥⑦⑨D.②④⑧⑨3.2017年“两会”召开期间，全国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建言献策，许多群众还通过网络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人大代表则通过提出议案行使自己的权力。这说明①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②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代表③我国公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④我国公民享有监督权和建议权A.①②④B.①③④C.②③④D.①②③④“知识结构”板块是对本课所学逻辑结构的梳理，将教材文本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呈现，更利于学生对教材的结构化解读。既可以达到复习巩固知识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事物的能力。“重要概念”板块是对教材重要知识点的梳理和强化。如果说“知识板块”是对教材宏观的解读，那么“重要概念”就是对从微观角度理解教材。“课后练习”板块则是考查学生对所学的理解与运用，提高学生运用所学分析现实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更深入地提高学生的法治意识和道德素养。
二、“增”一点
道德与法治作业的基础是实现知识目标，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学生能力，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因此，在作业中可以增加人文情怀设计和生本主义的反馈机制，即“一增”。1.增加人文主义的德育内容作业不仅具有强化教学效果的功能，同时还具备育人功能。我们可以通过增加人文主义的德育内容发挥道德与法治作业的育人功能。在作业设计中，我们可以在页眉或者页脚，或者在文本最后增加一些励志的话，当然也可以与校训相结合，以此达到育人的目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比如：1.上图漫画中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为了①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②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③促进家庭幸福社会和谐④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2.【凝聚奋进力量】伟大出自平凡，点滴造就伟大，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把具体的个人梦融入恢宏壮美的中国梦，每一个奋斗者都是新时代的主角。请运用九年级下册所学知识简要回答“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的依据，并围绕“青少年为实现中国梦接力奋斗”的主题列出两个发言要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3.材料：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责任担当是检验青年学生家国情怀的“试金石”，某班同学在一次主题班会上围绕“走向未来的少年”展开了交流，同学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小琦：学校毕业意味着学习活动的结束，初中生也要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小军：职业与兴趣无法兼顾，走向未来仅有人生规划是不够的。请你任选其中一位同学的观点，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评析。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怠慢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道德与法治是一门综合性的德育课程，可以设计德育性作业。比如在端午节时，教师可以让大家办一份手抄报，围绕端午节谈中华文化的传承。这可以让学生亲近中华优秀文化，同时也增强作业的趣味性和吸引力。2.增加生本主义的反馈机制作业实际上是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桥梁，学生通过作业来检测自己是否掌握所学，存在哪些不足，而教师也可以通过作业了解学情。如果缺乏作业的反馈，久而久之学生就会认为没有必要完成作业。教师对于有进步的学生作业要给予一定鼓励，可以留言“你真棒，继续加油哦”“看好你哦，果然努力就会有回报”……对于完成好的作业给予表扬，可以留言“优秀”“再接再厉”……对于表现不佳的学生作业也要督促，可以留言“还需努力”等。作业反馈形式多样，图片、文字、小礼物、当面反馈等都可以。无论选择哪种形式，重在以学生为主体，结合具体学情作出有针对性的反馈，在激励肯定学生的同时也有利于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
三、“新”一点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3
20*年，全市国税系统认真落实上级和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站在确保运转、确保发展、确保稳定的高度，齐心协力抓征收，奋力拼博保任务。一年来，国税部门科学分解任务，合理调度收入，强化税源控管，创新征管举措，及时巩固完善多元化报税方式，推行了网上报税、税银联网、微机定税等行之有效的征税方法，加强征管，堵漏增收，依法治税，依率计征，大力清缴欠税，控制新欠，以丰补歉，税收收入创历史最好水平。全年共组织税收收入万元，占年计划的119.1%，同比增收万元，增长28.6%。与10年前相比，收入总量实现了翻两番的历史性跨越。
与此同时，全系统始终站在全市经济发展的高度，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己任，不折不扣落实下岗职工再就业、增值税起征点、民营、外商经济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积极优化税收环境，为全市财政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不懈努力。
市政府之所以专门为国税局向省国税局请功，就是因为保定国税局去年工作出色，成效显著，风气正，作风实，贡献大。不仅超额完成了税收任务，更为市委、市政府保了驾，为全市加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05年国税系统任务艰巨，需要创新举措，实现新的突破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全力抓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税收工作。既要做到立足当前，又要注重放眼长远，始终坚持一手抓收入，一手抓发展。
今年全市国税系统税收任务已经明确，指标已经下达，总的要求是：全市总收入42.87亿元，增长12%。这是硬指标、硬任务，也是市委、市政府对国税工作的要求和希望。全市国税系统一定要统一认识，坚定信心，狠抓落实，确保实现首季开门红，时间任务双过半，提前超额完成全年任务，为保定市的发展再做新的贡献。
关于抓收入。一是要针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税收形势，积极实施精细化管理，不断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堵塞税收漏洞，做到应收尽收。要禁止违法和越权减免，坚决制止擅自扩大政策范围，或不按政策规定，擅自审批减免税的行为。
二是要加强重点税源监控。要围绕全市5个200亿工程以及重点经济建设项目，进一步完善税源监控制。特别是加强对重点税源大户和新建项目的跟踪管理力度，及时、准确掌握主要税种、税源大户的生产经营和税收变化情况，分析、预测纳税人应纳税额与实纳税额的差距，制定堵漏增收的措施。
三是要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要切实加大稽查力度，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偷税、骗税、抗税等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和查处，确保税收任务的圆满完成，税收秩序的好转，发展环境的公平。
关于抓发展。实践证明，只有项目多，才能税源足。对于一个市、一个县、一个区来讲，只有支持上一批好项目、财税四梁八柱项目，才能增强后劲，才能看到希望，才能找到出路，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所以说，抓发展、上项目，是立市、立县的根本；抓税源建设，是税收不断档、发展有支撑的需要。因此，特别强调：
一是要增强服务经济、促进发展的使命感。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优化环境为主线，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促进了全市经济的加速发展。2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增长14.5%。全部财政收入完成87.6亿元，增长29.4%。可以说，税务部门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全市要继续推进项目立市、工业强市、特色兴市，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税收工作直接关系到全市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关系到经济结构的调整，关系到税收环境的优劣。因此，国税系统必须站在服务经济发展、建设和谐保定的高度，把依法治税和促进发展统一起来，用足用活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做到应减则减、应免则免、应退则退，努力培植税源，放水养鱼，为全市经济发展提供政策保障、注入新的活力。
二是要增强服务经济、促进发展的紧迫感。保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化程度低，财政可支配能力弱，民还不富，市还不强。特别是土地、人才、资金等要素紧缺，已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有各方面新的思路和新的对策。因此，国税系统要注意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特别是要研究、制定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做大做强，成为税源大户。同时，通过加强征管，贯彻落实税收法律、法规、政策，公平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传统工业与高新技术企业、高附加值企业，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税负，为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发展创造平等的税收环境，促进全市经济的协调发展。
这里特别指出，在支持项目的选择上，要转变思路、转变支持方式，重点支持那些带动能力强、财税贡献率大、增加就业率高的好项目、新项目。通过发挥税收杠杆作用，带动一批投资和项目建设，使我市的税收水平、财政实力很快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切实加强队伍建设
国税系统要创造新业绩，再上新台阶，就必须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执法公正、服务规范”的干部队伍。
一是保持先进性，提高战斗力。要以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增强广大干部职工拒腐防变的能力。要注重联系实际，查找问题，改进工作。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4
“只有在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游”。巴菲特的这句名言，在目前震荡的牛市行情里，对我们目前的投资行为有着很好的警示意义，那么，在这样的市场里，我们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宏观政策的不确定性需要继续关注
7月20日晚间，两项重要宏观调控举措同时出台：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步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国务院决定从8月15日起利息税税率由20%调为5%，这两项政策的出台可以说是符合预期的，而此次加息和降利息税的政策出台，使得市场近期一直悬而未决的担忧情绪将得到释放，对于股市的长期发展来说，应该是正面的因素。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次尽管是“双率齐动”，其实仍然没有改变实际“负利率”的状况，我们认为市场会继续受到储蓄分流的支持，资金面不会出现大的撤离。而从消息面上来看， 2007年6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1%，涨幅比上月高0.7个百分点,创23个月来的新高，房价的涨幅略高于此前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认为的同比涨幅6%的合理水平。那么，预期下半年政府有可能还将在货币政策、税收政策、限外政策等方面进行更加严厉的调控，而宏观政策的不确定性，无疑是股市所面临的第一大风险，这是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
关注累积的个股风险把握经济结构性变化
由于二季度储蓄资金继续大量涌入A股市场，推动了市场的大幅度上涨，但由于政策调控，后期出现了激烈的震荡走势。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估值的快速提升超过了同期业绩的增长，而且大量的资金流入了所谓的“价值创造”类个股，股价结构严重分化。
虽然“价值创造”的操作理念主导了二季度大部分的上涨行情，创造了巨大的价差诱惑，但其中包含了太多概念性的投机炒作成份，累积了很大的个股风险。
因此，我们认为，在调整期间并不能排除有进一步下跌的系统性风险存在，但在下跌中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蓝筹股被“错杀”后更具投资魅力，这正好为酝酿下半年蓝筹牛市行情创造了条件。政策调控对于短期投资行为有一定的约束和影响，但不会改变我国宏观经济高速平稳增长的状态。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政策调控，其基本目标是防止经济由过快走向过热，是促进经济的更健康发展。那么，支持我国牛市的基础就不会发生变化，特别是行业和上市公司的良好增长局面仍然能够得到延续。
考虑到大盘震荡盘升的趋势已经显现，策略上，我们认为应当着重把握经济结构性的变化。一方面关注消费升级，重点关注金融、房地产、食品、汽车、旅游、机场等行业。另一方面关注节能减排，直接受益的包括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类行业，节能环保行业，符合循环经济特征的企业等。另外，具有成本优势、在淘汰落后产能中受益的行业优势企业值得长期看好。
控制好仓位策略调整仓位
从5月30日暴跌开始，对于很多股民来说，指数是回来了，但个股却在往返中损失了不少，而仓位的不同，也直接影响着伤势的大小。面对牛市的中期调整，仓位控制尤为重要。
我们认为，今年第三季度的股市将会跟去年同期一样，持续较长时间的中期调整，以时间来换空间。虽然牛市中捂股不动是最好的操作，但是实际上捂股不动赚大钱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尽管目前大盘调整空间相对有限，但是很多个股是有巨大下跌空间的。在股价大幅下跌能捂股不动的投资者是极少数，往往重仓的投资者会在牛市的下跌中心态失衡而低位割肉。
因此，如果投资者不是有很强的风险承受能力或者仓位控制能力的话，不建议捂股不动，而应该逢高减磅，控制仓位，降低风险。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股市中，保证自己资金的安全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
此外，在震荡的调整阶段，投资者还需要策略调整仓位，将长期投资和投资热点分开，因为长期投资和热点投资是两种不同的操作模式，投资者在购买股票之前，要认清购入该股是属于热点还是长期投资品种，如果属于投资当前热点，要注意大盘和个股的节奏，而对于长期投资，则忌讳快进快出，得不偿失。
理性分析自己心态建议买入并持有合适的基金
纵观境内外股市的发展历程，牛市中的调险时刻存在，而习惯于追涨杀跌的中小投资者也往往在其中蒙受比市场本身更大的损失，这种案例可谓比比皆是，类似的情况在台湾、香港、日本也曾经多次出现。
由于很多投资者入市是受市场短期赚钱效应的吸引，因此会把股市上升时当作新一轮牛市的起点。有些人即便认识到了市场已经存在较大风险，甚至认识到了市场已经进入到了击鼓传花的最后阶段，但往往也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成为最后的一个接棒者。一旦市场趋势发生逆转，很多中小投资者往往尚未从牛市的氛围中醒悟过来，在下跌的第一阶段大多持观望态度，认为市场很快会重拾升势，从而错过了最好的出货时机；而在下跌的中期，由于手中股票往往已被套牢而不愿抛出股票，从而使得损失进一步加大；而在下跌的最后阶段，也往往是杀跌最为凶悍的阶段，投资者的心理往往已经接近崩溃，心理负担已经达到极限，往往就会采取非理性杀跌的行为。事后看，这大多是黎明前的黑暗，但这往往也是中小投资者出局最多的阶段。
在近期的沪深股市大动荡中，虽然不少投资者蒙受较大损失，但大部分基金投资者损失并不大，甚至还实现了盈利，我们认为，如果看好中国经济，那么就应该对A股市场有信心，对于广大中小投资者来说，买入并持有合适的大盘蓝筹基金，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5
在能源和环境容量约束严峻的背景下，既要保持经济增长，还要推进低碳经济转型和不断提高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程度，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课题。但是，在碳减排意义上如何理解和界定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的内涵？如何考虑历史累积碳排放责任与碳强度减排策略的关系？如何对一经济体的碳排放责任和碳减排努力作出更为合理的评价？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因此，研究中既需要考察一经济体当前绝对碳减排量，也同时考虑经济发展要求、历史累积碳排放和实际作出的累积碳减排努力程度，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判断，在下一阶段国际碳减排磋商谈判和实际碳减排决策中，有助于理性把握各经济体实际碳减排努力程度和可能承诺，进行有效决策。
一、碳减排和环境产出
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要求纳入环境产出因素，建立社会“环境―经济”复合社会产出目标。假设社会产出包括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但又具有某种联合生产和范围经济特性[1]。其中，在本研究中，经济产出以一经济体GDP总量，环境产出以碳减排量（根据相对2005年基期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降低45%的相对减排目标，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基准参照强度，进行绝对减排量的换算，参考表1中计算公式）进行度量。借鉴生产可能性的概念，可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通过技术进步或提高技术效率实现同时提高经济产出和改善环境的社会生产调整路径。从碳减排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兼顾实现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环境友好型调整路径。
在主流环境经济学理论中，通常把污染排放（包括碳排放）视为经济发展的外部性效应或负的非期望产出（undesirable output），然后，将其导致的社会负收益或正成本通过内部化而纳入经济分析框架，用以研究环境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式与调整过程。在采用DEA方法进行环境绩效和效率评价时，该理论假设隐含设定负的非期望环境产出具有弱处置性，降低非期望产出，就需要减少正期望产出，不能满足DEA模型产出最大化的要求，因而一般将求解目标调整为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为方便研究，对负期望产出的处理方法主要有负产出法、线性数据转换法和非线性数据转换法[2]。
根据IPCC定义，碳排放是7种主要大气污染物按一定系数加总换算得到的等当量碳排放值，主要与能源利用有关，依据环境经济学假设一般将其作为负期望产出。相对于一般污染排放的概念，碳排放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关系更为紧密和广泛。根据IPAT模型，碳排放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P）、经济发展水平（A，人均GDP）和技术水平（T，一般采用碳排放强度表征）。STIRPAT模型将IPAT模型扩展为C-D函数形式，将碳排放量的变化归因于人口数量、人均GDP、产业结构、城市化等指数化驱动因素的影响[3]。
不同于传统的环境管理，降低碳排放影响的努力，不仅包括“主动”降低生产生活过程中与能源消费直接相关的碳排放（即碳减排），如能源利用清洁化、能源结构低碳化、能源效率与节能、碳捕获/碳储存（CSS）等，还应包括通过产业结构低碳化、增加碳汇（如植树造林）、不破坏或不过度开发现有环境资源（或碳汇资源）、生活方式低碳化等“消极”或间接的碳减排和提高可排放容量的努力。该努力部份，特别是碳汇资源增量，具有长期的减排效应。该部分的减排努力不易测算，现有基于负期望产出假设的理论，对此未给予明确和充分的解释。
与一般负期望环境产出假设不同，非负环境产出假设[4]认为，给定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可替代，在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内，社会生产目标是追求相对实现社会环境产出（Q）和经济产出（P）的最优配置（即林达尔均衡配置）的“合意”目标，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在径向距离上逼近经济生产前沿面。与碳减排概念相结合，把该“环境产出”概念界定为考察第t年及之前年份的累积碳减排量，满足正期望产出假设，表示为：
进一步，假设碳排放量本文中有关变量，在未特殊说明的情况下，一般是指年均量。直接取决于一经济体能源消费量及其含碳程度，碳排放量应当是实际发生的碳排放量。因此，与能源消费有关的碳排放量测算的基本方法，是采用各种一次能源消费与相应碳排放系数乘数再加总得到。碳减排量则是该变量的衍生概念，是指相邻年份的相对净碳减排量。作为累积碳减排量的环境产出概念，包括了对已实现碳减排成果（或环境存量）的保护。
采用环境方向产出距离函数的DEA生产效率测度理论，在有关研究[4-5]的基础上，借鉴采用切克兰德的“水平―结构―动态效率”三维度软系统评价方法，提出了评价一经济体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的指标集，对有关概念和评价指标及方法进行了进一步厘清界定、修正和拓展（表1），提取了有关评价指标集，用于对1980-2013年期间美国（USA）、欧盟（EU）、日本（JAP）、德国（GER）、印度（IND）与中国（CHN）的环境友好性进行评价、分析和比较。
同时，对其他国家水平指标的测算均以2020年中国经济产出目标和环境产出目标作为参照指标，结构指标和动态效率指标测算方式不受影响。在国际比较中，水平指标和结构指标本身已经是相对指标，而对于动态效率指标，统一以1980-2013年期间中国对应指标的t-1期值作为参照进行测算，形成可用于比较的相对动态效率指标。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式（12）说明：环境产出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当期与基期的广义技术差距（碳排放强度之差）和人口规模POPt有关。同时可以看出，环境产出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与碳排放IPAT公式的简单关系刻画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关系描述，可以初步理解，中印“双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因经济增长迅速和高碳能源结构等约束，两国碳排放增长迅速；另一方面，依据本文环境产出测算方法，两国环境产出增长迅速与人口规模增长、GDP/人均GDP双增长和年均碳减排量高等原因有关，说明考察期内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两国也同时付出了很大的碳减排和环境生产努力，GDP的能源消费及相关碳排放强度下降明显。
对应来看，美欧德日巴5个经济体环境产出增长与碳排放趋势在内涵上基本一致，即环境生产的增长主要是由碳减排推动。其中，美欧德主要是通过加大碳减排力度和促进碳排放脱钩，来实现环境产出提高；而日巴也呈现出一定的环境产出与碳排放“双略增”的趋势，原因在于两国因经济增长影响碳排放有所增加，具体而言是：仍未走出经济增长停滞“怪圈”的日本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有所复苏，同时因暂停核电开发，增加了碳基能源消费；巴西则是处于经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及其规模效应推动了碳排放的增长。
（二）基于“水平―结构―动态效率”三维指标的测算和比较
1.水平相对指标的测算和比较
由测算得到各经济体经济产出（EL）和环境产出水平指数（ENL）、“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EENL）（图3），可得以下发现。
经济产出水平指数（EL）：结合IMF WEO（2014）预测，2020年前中国GDP（PPP修正）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过程，2020年美国和欧洲经济规模将相当于中国的约90.89%和83.33%，其他国家都被远远超越。
环境产出水平指数（ENL）：考察期内，中国环境产出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超过德国和日本，仅次于欧美位居第3。但是，在考察期内，德日两国环境产出水平相近且始终保持平稳，欧美分别在1983年和1993年才超过两国，说明德日始终保持较高的低碳化水平。
进一步，采用变异系数法测算不同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出和经济产出的权重（表2）。变异系数用以描述期内各经济体对于实现环境和经济产出目标的难易程度。结合本研究可知，变异系数越大，意味着对应环境努力程度更高。所测算得到的权重系数，可用于评价考察期内对该项指标实现的侧重程度。
由各指标结果可以看到：考察期内，中国环境产出水平相对最低，欧美水平较高，其他相近；欧美中的努力水平较高。由于基础相对较差，中国环境产出改善的效果最为明显。在经济产出方面，中美欧努力水平（变异系数）较高，但中国改善程度最大。整体看，中国对经济发展和环境的政策偏好与欧美相近，说明考察期内中国在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以欧美发展模式作为了主要参考，同时取得了经济环境“双快速增长”的良好成绩。日德巴印4国均相对侧重于经济发展，主要与这些国家环境基础条件保持较好有关。中国要真正实现环境和经济协调的低碳化发展，下一阶段应提高环境产出权重，加大环境努力。图3 “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EENL）：该指数测算采用Fisher指数构造方法。环境产出和经济产出的测算均以中国2020年目标水平为参照（标准化为1），因此，据此得到的中国2020年“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也是标准化值1。
由图3可知，欧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除中国外的其他经济体，但中国追赶速度很快。印度增速也较快。从“环境―经济”协调程度改善（综合指数增速）的角度看，中国改善最快，欧美次之，印日德巴4国增长平缓。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该指数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快速经济增长的贡献。
2.结构指标的测算和比较
考察期内，依据碳排放强度指标，各经济体广义碳减排技术水平基本处于持续进步状态，即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与多数研究结论一致。但是，依据评价广义环境技术进步的环境生产强度（单位与碳排放强度相同）指标，结论却显然不同（表3）。
总体上，各经济体环境强度有趋同趋势，中国技术进步水平最低，但改善最为明显；欧美技术进步水平相对稳定；德日巴印的所谓“技术退步”状态，主要原因在于GDP增速高于环境产出增速，其中，印巴两国更多地强调了经济增长。
环境友好指数是社会产出和环境产出的无量纲化比值，说明的是一经济体在社会发展中趋于环境友好的程度。2020年中国该指数取值为1。虽然这并不完全标志着该年份中国的“环境―经济”生产满足目标“合意”配置，但不影响国际间比较。
由图4和表4看出，各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程度呈现明显的趋同趋势。
考察期内，中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程度底子薄，虽在整个考察期内呈提高趋势，但横向比仍最低。
德日欧美环境友好程度高，发展平稳。结合实际看，4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说明采取了较合理的社会发展方式。其中，美欧人口和经济规模与中国相近，在环境生产上采取“踩碎步”的改进模式，具有更高的可比性和借鉴意义。日德的环境友好程度一直好于欧美，指数略趋降的原因是考察期内总体上GDP增长超过环境产出增长。
图4 环境友好指数国际比较
巴印两国则是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的“高”环境友好性。并且，在考察期内，两国环境友好程度明显下降，应与两国侧重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有关。
3.动态效率指数的测算和比较
动态效率基本指数集包括对环境产出的总体绩效（DENP）、广义技术进步影响（DENT）和经济产出影响（DEEN）的3项评价指数，是基于相邻年份环比关系对单一经济体环境生产的动态评价。该类指标只能用于经济体自身动态效率的纵向比较。此外，为更便于辨析环境产出和碳排放概念及其应用的不同，也分别给出考察期内经济增长（DCEP）和技术进步（DCTP）对碳排放影响的动态指数变化情况，测算方法相同。
由测算结果（如图5）可得以下结论。
第一，对所有经济体，考察期内经济增长对环境产出的动态影响均基本为负向效应（DEEN
第二，在广义技术进步对环境产出动态影响方面，在整个考察期内对中国始终保持正向效应（DETP>1）且最为显著，但作用逐渐减弱；对欧美在多数年份保持平稳正向效应，变动很小，对欧盟作用强于美国；对其他4国均基本保持负向效应（DETP
第三，依据DCEP指数，考察期内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对欧盟和德国在约1/2年份和对美日在约1/3年份呈现正向效应。
大体以1996年和2001年为两个标志性年份，经济增长对4个发达经济体碳排放的影响方式分为三个阶段：1980-1996年和2001年后4个经济体的影响模式相近，1996-2001年期间有所差异。对中巴印3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效应均呈负向效应（DCEP
第四，依据DCTP指数，在整个考察期内对各经济体，广义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均基本呈正向效应，对中国作用相对最为显著。
进一步，采用同年份中国环境产出及其强度、碳排放及碳排放强度、GDP数据作为参照，仅选取广义环境技术进步可比指数（正向指标，简写为RENTP，测算公式如式（13））和广义碳减排技术进步可比指数（负向指标，简写为RCTP，测算公式如式（14）），用于比较同期其他经济体与中国的广义环境技术和广义碳减排技术进步差距。
由测算结果（如图6）有以下发现。
其一，考察期内，各经济体之间及其与中国的广义环境技术进步差距，均呈现迅速缩小和趋同的趋势。依据RENTP指数，总体上，发达经济体均保持较高技术进步水平，德日两国高于欧美。仅依据表面指数值，巴印两国广义环境技术进步衰退明显，原因在于初期两国经济发展较低，碳排放水平低，近年来也采取了侧重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其二，依据RCTP指数，考察期内，各经济体的广义碳减排技术进步影响的变化趋势趋同，且均明显高于中国。但是，巴西的广义碳排放技术退步明显。
4.基于2020年碳减排承诺的预期环境友好特征评价和国际比较
以2020年预期GDP标准化为参照值1，以及根据中国承诺测算的2020年碳排放量（1 026 652万吨），相应环境产出量（2 962 654万吨）也标准化为参照值1，可知2020年中国环境友好指数和复合产出水平指数也是1。
由表4可知，以2020年中国各环境生产相关指数为参照，日德两国环境产出水平最高，环境技术进步水平也最高。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巴印两国，环境产出水平和环境友好程度较高的原因在于既有的高环境存量，其环境技术水平较高内涵意味着对环境存量的保护工作开展得好。欧美两经济体与中国经济规模相近，但环境友好程度、环境产出水平和碳减排技术进步程度均高。比较可知，中国“经济―环境”复合生产水平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以碳减排努力为代表的环境生产领域仍亟待努力。
具体而言，测算得到的中国2015和2020年环境友好指数反而相对之前明显降低。以2020年环境友好为1，考察期内1990年至今的环境友好都高于1。这说明中国现有碳强度减排承诺目标偏低或经济产出目标过高，“环境―经济”生产目标制定的环境友好性偏低。
四、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和环境产出的影响分析
根据前述定义，可以将环境产出看作受经济增长、直接碳排放和影响碳排放的其他间接因素等影响的趋势性成份和周期性成分的叠加。HP滤波方法可以帮助剔出周期性成分影响，保留某一影响因素的趋势性成份。
这里，采用HP滤波方法，对各经济体，在碳排放和环境产出序列中分别剔出经济产出（GDP）周期性因素的影响，识别经济影响的趋势性成份（如图7），用以说明一经济体经济增长对于自身碳排放影响（DCEP）和环境产出影响（DEEN）的不同趋势特征。该趋势成份值大于1，说明经济增长对该方面影响呈正向效应；趋势成分值小于1，则说明呈负向效应。
依据结果可以看到，各经济体经济增长对环境产出的净影响总体呈负向效应，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碳减排努力。而对碳排放则因经济体不同而不同。相应的趋势影响分析（表5）也能够说明经济与环境产出、碳排放存在不同的趋势效应。
五、政策建议和结论
本文采用基于正期望产出假设的环境经济分析理论，对中国和美欧等7个主要经济体的社会“环境―经济”生产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与采用碳排放或年度碳减排指标的有关国际比较研究结论有所不同，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
碳减排与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经济增长对环境生产（累积碳减排）总体呈负面影响，有效的碳减排政策应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相独立。考察期内，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3经济体环境产出水平相近，日德始终保持较高低碳化水平，巴印环境产出水平较高的原因在于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上对环境存量的低消耗；中美欧对经济和环境产出的政策偏好相近，但中国未来需要更加重视环境生产；美欧德日巴5经济体环境生产与碳减排变化趋势一致，而中印两国环境生产与碳排放“双增长”的原因在于伴随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等政策导致的碳减排；各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程度呈现明显趋同趋势，而中国相对仍最低，德日欧美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更为合理。但是，中国累积环境生产努力最大，改善也最明显。此外，从环境友好性角度看，按照中国2020年承诺测算的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水平偏低，甚至低于现阶段，需要进行调整。
从动态效率角度看，考察期内，经济增长对环境产出的负面效应，对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影响也较大，但随时间推移趋于减弱，其中对中国影响最明显；广义环境技术进步影响对各经济体呈现趋同趋势，对中美欧体现为正效应，而对其他4经济体效应为负，对中国正效应最显著。但是与碳减排相关的单纯技术进步也没有遏止碳排放增长的势头。
由此，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在当前放缓经济增长和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下，中国应在未来适当调高环境生产目标或降低经济产出目标，提高环境友好性程度，进一步加大环境和碳减排努力，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调整经济增长速率和节奏，控制经济增长的负面环境影响；采取与经济增长相独立的碳减排政策，加大该领域投入，推进“碳脱钩”进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有关制度创新，更加重视碳减排技术的实用化和推广；密切跟踪各国碳减排和社会生产调整进展，学习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对于双减政策的理解范文6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从孕育到发展，从决策到实践，时间较短，由于处在探索过程中，曲折和偏差在所难免。目前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践中存在着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外部原因
1、政府部门定位不准，政策法规支持不够
在高职教育体系中，政府部门扮演的角色沿袭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旧制，对高职教育认识不清，支持力度不够，带来了诸多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对高职教育定位的认识不准确，把高等职业教育看作是高等教育的一种补充，是为高考落榜生提供的“次高等教育”。认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意义仅限于推迟就业时间、缓解就业压力，甚至把它作为短期拉动消费的权宜之计，或者把高等职业教育等同于“”前的中专教育。某些政策法规对高职发展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
2、认识不到位，鄙视技术的心态阻碍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中国历来就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这一传统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社会、家长和学生轻视“稼墙百工之艺”，鄙薄职业教育，而对学术性大学情有独钟。要改变它，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二)来自职业教育由身的问题
1、高等职业院校自身定位模糊
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及管理，普遍采用普通高等教育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知识讲授为主，未处理好基础理论教育与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没有按职业岗位的分析去创新教学。缺乏长远规划，对学校规模的确定缺乏清醒认识。人才培养类型和层次定位不明确，不能体现出高职办学特色。
2、职业教育总体质量不高
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和数量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的制约。一种较为合理的职教发展规模首先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对应、平衡。其次，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与数量还必须与质量发展相统一，确定适度的职教发展规模与速度，避免盲目性。
3、师资队伍不适应教育的需要
由于不少高职院校或是在原来的中等专业学校基础上办起来，或是普通高校、成人高校、高等专科学校与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联合举办，因此高职院校教师整体水平不高。虽然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我国职业教育教师队伍与21世纪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还很不适应，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1)数量不足；(2)学历达标率低；(3)结构不合理；(4)年龄结构失调；(5)职称结构失调。职业教育的师资与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就像“水”与“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没有稳定、高水平、高素质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仅有合理的发展规划、政策的倾斜，同样很难达到理想的职业教育目标。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一)更新教育理念，明确办学方向
高等职业教育主要从事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也包括一部分高智能的技能型人才)。这类人才主要从事技术的应用与运作，将设计、规划、决策等转化为一线产品。因此，培养目标为：为生产和服务第一线培养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高级实用型人才。职业教育既要遵从教育规律，也要考虑市场需求，需要更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
(二)提高职业教育竞争力
一个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最重要的是认清自身的优势与缺点，了解企业的竞争环境，确定企业产品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样，一个职业学校要在当今激烈的教育中求生存与发展，也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1、建立以“能力为中心”的培养模式。
高职高专学生要想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找到合适的位置，除了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岗位能力外，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职业能力。综合职业能力既包括专业能力，如技术操作能力、技术管理能力、技术诊断能力和维修能力等，又包括一般能力，如认知能力、表达能力、社会能力、生产能力等，还包括敬业精神、合作能力、意志能力和健康心理等。“以能力为中心”的培养模式是指按照综合职业能力或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构建课程体系和设计教学计划；内容包括基本素质、职业岗位能力、应变能力三部分，以确保培养目标的实现。理论知识面宽，内容够用为度，基本技能基础要厚、要实；专业设置要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做“弹性化”的处理，以适应经济和科技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同时，在课程体系上，对原有课程实施“删、减、改、并”，基础课程精选教学内容，专业课程增加工程问题和管理方面的实际内容，削枝强干，减少各门课程教学内容的交叉重复部分，合并相关内容，重新整合，形成一个全新的教学内容体系。
2、以培养创新、应用能力为目的改进教学方式
职业教育实践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技能的强化训练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是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方面。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现场教学，创造出课堂里学生“学、做”合一，“手、脑”并用的教学形式，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对于实践较强的课程，可采取先实践后理论的方法，让学生先建立感性认识，然后再进行理论教学，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即使理论教学，也应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重点，围绕培养能力来开展，配合技能训练来进行。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教师自编电子课件、运用多媒体教学、模拟教学、仿真教学和CAD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教学，实现教师与学生间的良性互动，彻底改变依靠黑板、粉笔、模型、挂图进行教学的状况，使教学变得生动而形象，易于理解。这样，不仅能增加教学性信息量，提高教学效果，而且还可弥补实验仪器和设备的不足，降低教学成本。
(三)依托行业和企业建立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