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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1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7%,超过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取得成功,显示了强大执政能力,在雷曼兄弟倒闭后短短两个月就出台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并且迅速落实。
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政府能够做到这点。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在成功地度过“最困难一年”后,2010年中国经济前景如何?中国将会面临何种挑战?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新年伊始,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但全面系统地分析各种可能性,给出相应预案和对策,是经济学家不可推诿的责任。
2009年中国经济处于有效需要不足状态。由于需求不足(而非供给不足)是经济增长的制约方,分析有效需求中各个主要构成部分的此消彼长及变化趋势,是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2009年中国经济历程、外推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各种可能性的出发点。
由于统计资料不完全,不同机构对于总需求各构成部分贡献估算有相当的差异。根据我同事的估算,2009年最终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出口减进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2个百分点、7.5个百分点和-3.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贡献为-3.3个百分点,进口贡献为-0.4个百分点)。
2008年底我们就坚信,2009年中国“保八”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这种信心主要是建立在中国财政状况良好的认识基础上。但我们低估了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冲击的严重程度。据我同事估算,如把出口增速下降对投资需求的影响考虑进去,2009年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对GDP增长的综合贡献高达-6.5个百分点。既然低估了出口增速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自然就会低估固定投资增长速度急剧上升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超出了多数经济学家预料。净出口增速的逆转程度被低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于出口,进口增速下降程度被高估。因为加工贸易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中国进口增长速度同出口增长速度具有很高的同步性。
一旦出口增长速度下降,中国的进口增长速度也会相应下降。但2009年进口下降速度明显低于出口下降速度,从而导致净出口下降速度高于预期。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急剧增加导致一般贸易品进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间产品进口的减少。
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中国逆势而上,实现了8.7%的增长难能可贵。但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实现“保八”的目标应该是意想之中的事情。理由非常简单:中国有着良好的财政状况,2008年中国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仅仅为18%。经过冲销不良债权、注资等大手术,中国银行体系处于从未有过的健康状态。
不难想象,中国政府能够采取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用内需增加弥补外需减少,使经济增长保持在8%的水平上。
但是,2010年中国经济确实可能是“最复杂的一年”,原因有三。首先,在保增长的同时,中国还必须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其次,中国仍将面对一个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最后,中国政府需要有效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抑制资产泡沫。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有两个重要特征: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多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超过GDP增速。中国投资率自2001年持续上升,投资同其他总需求的构成部分(消费、投资)不同,其他需求构成部分(如消费需求)仅仅代表本期需求。
但是投资具有双重作用:在当前代表需求,在接续期代表供给。从均衡状态出发,投资需求增速的提高和投资率的上升,在当期会造成经济过热,经过一定时期后就会造成产能过剩。中国政府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致力于防止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导致经济过热。
其实,抑制投资增速过快造成的经济过热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过剩产能。而直到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之所以未出现严重产能过剩,是因为强劲出口需求吸收了中国过剩产能。具体表现是,出口与投资同步高速增长,在一段时间内,出口增速甚至超过投资增速。结果是,在潜在过剩产能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经济过热现象日益严重。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则突然暴露了中国严重产能过剩问题。
财政刺激计划遏制经济增长的下滑,但却导致中国投资率进一步上升。2009年,中国的投资率可能接近或超过50%。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主要用于基础建设投资――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能过剩,但却又产生了投资周期长、投资效率低下、银行不良债券增加和财政状况恶化的可能性。产能过剩必将增加企业出口的压力,而中国早已因大量贸易顺差而受到巨大国际压力。
由于长期执行出口导向战略,中国贸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高于60% 和30%,超过所谓“贸易立国”的日本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2009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到严重冲击,最直接原因可归之于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过高。
中国出口导向战略的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双顺差”。自2005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问题则变得越来越突出。中国长期维持的双顺差,反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极大不合理性。
这种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100位之后的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大提供资本(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并把由此获得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提供国,而未能把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这部分来自于本国储蓄的资金用于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内投资。
第二,大量引入外资,却未能利用引入的外资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这并不排除作为个体的企业把引入外资而获得的资金用于进口机器设备、技术和管理和原材料),而将这些资金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券(这部分外汇储备实际上是用从外国借来的钱购买的)。
第三,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内外债急剧增加、美元贬值趋势和未来美国通货膨胀风险,中国的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特别是我们所持美国国债、政府机构债面临资本损失的危险。
在中国目前对外投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双顺差的增加意味着外汇储备的增加。增加贸易顺差固然有助于增加就业。但是中国通过消耗真实资源所换回的仅仅是“借据”,而这些“借据”的价值正在逐渐消失。
2009年由于外部冲击,中国的贸易顺差明显减少,但是,中国依赖外需、通过出口吸收过剩产能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2010年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既要保持8%至9%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数百万新增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又要减少对外依存度和贸易顺差。
从理论上,我们必须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但在实践上,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如果别无选择,宁可选择继续增加国内投资。
全球经济在2010年将全面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9%,发达国家经济增长3.9%,其中美国增速为2.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6%(其中中国增速达10%)。许多企业依然把希望寄托在全球经济回暖所导致的外需增长上面。
但我们不能排除几种可能性。首先,由于存在某种潜藏的问题突然暴露,美国刚刚恢复的金融稳定再次遭到破坏。其次,由于“退出战略”实施过早,美国经济“二次探底”。再次,美元贬值加速。最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美国经济的复苏是超常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达1.4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0%,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高纪录。目前美国国债占其GDP比重已达84%。为了保证经济增加和降低失业率,美国政府在2010年可能会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有一个较好的出口环境。
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已经引起公众严重不安。美国还一直保持经常项目逆差,而财政赤字的增加将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的进一步恶化,并将使美元贬值的压力进一步增加。2010年美国政府面临两难选择:继续执行超常规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则美国的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将会进一步严重恶化。
实行“退出战略”,美国经济可能再次探底,失业率再次回升。如果美国政府既不希望经济二次探底、失业率回升,又不希望财政赤字增加过快、国际收支平衡进一步恶化,惟一可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就是贸易政策。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减少经常项目逆差)将成为美国2010年经济政策的一大着力点。
增加净出口可以同时实现保增长、保就业和减财政赤字、减经常项目逆差,从而稳定美元的双重目标。除非出现革命性的新技术、新产品,美国政府只能依靠有限的政策手段增加出口、减少进口。美国政府可能继续对美元贬值采取“善意忽视”的政策。由于中期选举将在年内进行,2010年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肯定会大大增强。
总之,2010年中国外部环境可能出现变数,我们不能、亦不应把2010年及以后的增长寄希望于出口的持续增长。
只要中国政府认为必要,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就能够保持在8%至9%的速度。在未来数年内中国运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政策的空间依然存在,公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近期前景持乐观态度是正确的。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2
2012年10月12日至14日，吉林大学经济学院以杜莉教授主持的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绿色经济实现路径——中国碳金融交易机制研究”为依托，召开了“碳金融与绿色经济发展学术会议”。南开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中央党校、西南财经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吉林省社科基金规划办、吉林财经大学以及吉林大学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就追溯碳金融的理论基础及推动中国碳金融交易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
一、碳金融交易理论基础追溯
理论是对规律的总结与归纳。吉林财经大学宋冬林教授提出不能架空碳金融交易，需要密切关注碳金融对传统理论的传承与扩展。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指出，适应实践发展和时代需求，开展碳金融研究是理论研究的重大责任。吉林大学杜莉教授认为，碳金融交易机制既承接了产权理论、功能金融理论、金融监管理论的现有内涵，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上述理论的外延。
结合传统的价值理论，逄锦聚教授对碳排放交易标的的商品属性进行了认定。价值理论将商品定义为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基本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逄锦聚教授认为，碳排放额的减少来源于技术改进，而技术进步离不开劳动，故碳排放额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劳动产品，一旦用于交换，便具有商品属性。碳交易表面上交易的是碳排放额度，实质上交换的是碳减排的技术以及协同的一系列复杂的人类劳动，故碳排放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其使用价值体现在可用于碳减排活动，其价值体现为凝结在碳排放额度中的人类一般劳动。
北京环境交易所周丞认为，碳是政府授信并在特定市场具有流转功能的商品，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货币。碳市场以产权理论作为依托，是科斯定理与现代金融的完美结合，产权的正确界定对于减少环境问题，避免公地悲剧具有重要意义。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将碳金融与低碳经济的理论根源追溯到的绿色发展观和以生态危机理论、双重危机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生态主义，从指导实践的角度，强调准确界定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内涵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碳金融的实践进展
1.碳市场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源于系统工程学，意旨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碳市场的顶层设计涵盖了基本制度设计、发展路径及评价体系等各个环节，顶层设计的合理程度决定了碳市场的运行效率甚至成败。
中央党校郭兆晖将碳市场的构建路径划分为三个基本模式：以欧盟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模式。周丞与郭兆晖均认为中国比较适合以日本为蓝本，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构建模式，积极发挥“干中学”的作用，推动中国碳市场的建设和完善。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攻坚阶段，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即刻构建全国范围的碳减排体系的条件尚不成熟。郭兆晖建议以三年作为一个区间，逐步由区域性碳市场向全国性碳市场过渡。关于碳市场的基本制度设计，郭兆晖认为，不仅要考虑环境有效性与成本有效性，也要关注产业接受性、行政可行性以及政策的公平性。建议由国务院确定履约期长度、排放上限、交易对象、管制行业，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负责配额分配、管理与抽查等供给机制的设计，构建一个囊括政府部门、常规金融机构、经纪商、交易所、法律服务机构、研究咨询机构、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制度体系，并建立本土化的新型经济评价体系。
关于碳交易的机制设计，周丞认为应采用总量交易模式。首先，应创新总量设置模式，选择某年为基准年，将基准年之前已经运营的设施排放的温室气体设为存量，基准年之后的为增量。以存量作为总量控制的目标（Cap），效仿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期初采用历史排放法对排放总量进行分配，随后逐步转向拍卖方式。增量采用高基准线，规定若干年后，将部分增量转化为存量，进入控制和交易；其次，设计碳市场的柔性机制，包括允许配额无条件储备，允许低效机制、履约期以三年作为基准、建立碳价格“安全阀”机制、建立配额储备库、不允许配额借贷等；再次，设计碳泄漏规避机制，即通过扩大管制区域范围、细化机制设计、输入产品纳入管制、降低境外产品需求等措施，减少碳泄漏；最后，设计碳市场的测量、报告、核查（MRV）机制。
2.碳市场及碳金融交易的实践
中国碳市场交易已初步试水。周丞先生以北京环境交易所为例，介绍了中国碳交易平台建设的实践活动。目前，北京环境交易所主要有三大业务线：一是由CDM、VER与“双特（特定行业特定区域）试点”所构成的多层次碳交易业务；二是节能量与排污权交易业务；三是由节能环保技术投融资、低碳转型服务组成的低碳发展业务。
当前，国际市场较为活跃的碳金融活动主要包括碳信贷、碳基金、碳保险、碳期货、碳期权、与碳相关的金融中介服务等等。中国受制于碳市场起步晚、金融体系相对薄弱等因素，碳金融活动以绿色信贷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曾刚副研究员归纳总结了国外绿色信贷抗拒、规避、积极、可持续发展四个阶段，介绍了赤道原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口信贷与环保指南、德国与日本先行国家的经验，梳理了中国.自1995年至今绿色信贷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中国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开展过程中暴露的财政税收激励政策缺位、技术标准与风险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制度完善、产品创新等角度为绿色信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郑州大学武魏巍副教授从期货等衍生产品的角度切入，总结了国际现行碳交易平台期货、期权运作的经验，通过对比瑞典城市马尔默与中国大庆，深刻剖析了中国推出碳期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中国碳期货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吉林财经大学刘吉舫教授介绍了绿色保险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从理念培养、标准确立、产品创新等层面，对中国绿色保险的开展提供了建议。
为推进碳交易及碳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陈柳钦教授均提出要建立珍惜、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念，即推动思想环保、理念环保。此外，蒋南平教授建议尽快制定中国乃至全球的自然资源、能源消耗及补偿标准，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束缚，避免资本对自然资源统治力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应该将科技作为重要手段，加速生态修复和清洁发展。陈柳钦教授建议在产业布局过程中，要从网络、空间的视角着眼，避免思维和落脚点的单一性和局限性。
3.碳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助推
结合会议主题，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碳金融对碳市场发展乃至绿色经济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陈柳钦教授认为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提出“给金融一个支点，金融一定能撬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论断。蒋南平教授认为借助碳交易体系与发达国家争夺国际碳市场份额，通过广泛意义的碳排放权全球营销，来捍卫国家利益具有必要性。周丞指出碳金融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现低碳经济、推动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化工具和抓手，能够为政府提供税费体系之外的转移支付手段，促进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引导GDP高质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转移等政策意图的实现。武魏巍副教授重点从碳期货的视角，归纳了碳金融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碳经济效益、增强碳交易话语权、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重要意义。
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论点，逄锦聚教授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金融确实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不宜夸大金融的功能，应更多关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匹配，避免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繁荣。杜莉教授认为应充分发挥金融对低碳经济的助推，而风险防控机制亦是碳金融交易机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4.关于碳金融交易机制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碳金融交易作为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其进一步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关于研究队伍的搭建与合作模式，逢锦聚教授提出了“反木桶原理”，即研究团队中，首席专家的科研与管理水平，决定了该科研团队研究成果的层次和质量。杜莉教授指出，宜采用合理分工，责、权、利相匹配的模式，真正做到任务到人、经费到卡，充分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发挥协同作用，挖掘科研协作的潜力。
关于碳金融交易机制研究体系的架构，杜莉提出应将金融思维与传统的经济理论相结合，从供给机制、需求机制、价格机制、风险防控机制以及效率与溢出效应评估五个相互衔接、互相影响的环节切人，避免现有单一研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针对杜莉教授提出的架构，曾刚副研究员进一步强调了供给机制在碳市场构建中的关键地位，认为碳市场的特殊属性，决定了供给机制是碳金融交易机制的核心，配额总量的设置、分配模式的设计、管制对象的选择、碳金融产品的创新与选择对市场需求、价格、风险甚至运行效率与溢出效应均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供给机制的科学与合理程度决定了碳金融体系的成败。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3
关键词:经济结构 税收制度 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7-018-02
减税政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当时有效需求的不足,凯恩斯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以减税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为主体的财政政策。凯恩斯主张:国家一方面干预收入分配、促进收入均等化以提高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加强投资控制,以保证足够的投资需求。国家干预投资的结果是,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水平,从而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并增加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然而传统的凯恩斯理论面对后来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滞胀”束手无策,而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提出了以减税来增加社会储蓄、投资和劳动,从而增加社会总供给,最终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从西方国家近80年的税制改革经验来看,由于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其结果是刺激了内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税收总额不一定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正因减税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功,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很多学者把希望寄托于减税政策上。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12月10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列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随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009年1月5日在全国财政会议上指出2009年财政工作的重点是: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以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其中,可归入税收政策系列并成为2009年中国税收政策主基调的举措,就是实行结构性减税。
一、结构性减税的内涵
所谓减税,是指税负水平的削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结构性减税,在学术界则存在一定的争议。从税负、税种和政府税收收入三个方面进行划分,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结构性减税,是指主要税种实行政策性减税,但不排除个别税种,辅税种进行增税,但算总账是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刺激投资和消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高培勇教授(2009)认为,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的减税,结构性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的削减;有别于大规模的减税,实行的是小幅度、小剂量的税负水平的削减;有别于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和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第二种观点认为结构性减税是指税收政策应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以减为主,但税收收入总体上应保持上升趋势。如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2009)认为结构性减税应有增有减,以减为主,减税的结果不仅不能减少原有税收收入规模,而且必须确保税收收入总量不变,甚至有所增加;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是指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总体上具有减税效应,但政府税收收入不一定减少。如李敏(2006)认为由于税收收入的多少取决于税率的高低外,还要受经济结构、税基宽窄、纳税遵从度、征管强弱等因素影响,因此减税并不意味着财政收入减少。
鉴于以上分析,结构性减税关于税负和税种方面的问题,即税种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和税负的减轻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意味着财政收入是否减少,还有待探讨。众所周知,税收收入受税负水平、经济结构、税收征收率、税基宽窄等因素影响。由于宏观税负的计算口径有多种,为了方便,在考虑宏观税负的时候,这里采用最小的口径,即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所取得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另外,考虑到政府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所占比重的问题,暂且把税收收入当做政府财政收入。同时可以假定经济规模为GDP,税收征收率λ为外生变量,政府理想税收收入为T,政府实际税收收入为I=λT,则宏观税负为t=λT/GDP。通过上述假设,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公式:
I=λ・T・GDP(1)
由于税负和税制结构对经济规模产生影响,是经济规模的内生变量,在税制结构不发生变化时,税负的加重,会对经济规模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税负是经济规模GDP的递减函数;而在税负不变化的条件下,税制结构变量γ的优化,会对经济规模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税制结构是经济规模GDP的递增函数,即GDP=F(t,γ)。于是上式(1)可以变化为:
I=λ・t・F(t,γ)(2)
(2)式分别对t和γ一阶求导,我们可以得出:
It'=λ・F(t,γ)+λ・t・Ft'(t,γ)(3)
Iγ'=λ・t・Fγ'(t,γ)(4)
从式(3)和式(4)中,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在税收征收率和税负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税制结构的优化,税收收入会增加。但是在税收征收率和税制结构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税负的降低,税收收入是增加还是减少并不能确定,这还取决于其二阶导数。
上述实证分析中,实际上隐含了一个条件,即把政府税收收入的变化,是当作各内生变量变化导致的一种结果来分析的,如果把政府税收收入的变化当作政策的意图分析,即外生变量,则政府税收收入的变化自然就非常清楚。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结构性减税是一种有别于全面的减税,是一种有增有减的税种结构性调整,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的削减,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而针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笔者认为考虑到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必须确保税收收入总量不变,甚至有所增加。在下文,笔者将做出详细分析,并提出面对当前经济危机所应实施的减税政策建议。
二、当前结构性减税的必要性
1.优化我国经济结构的需要。我国经济已持续增长近30年,经济实力及自主创新能力都有明显增强,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也取得了较大进步。然而,我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也呈现出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协调、投资消费结构不合理、国际收支顺差压力不断增加、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能耗严重和污染问题比较突出等。从税收与经济结构的关系来看,税收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通过实施结构性减税,可通过对产业结构、收入结构、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等的调整,使经济实现协调发展。例如,差别税负可影响资源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合理的税负分配原则有助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合理的税制结构与税负水平有助于收入结构的改善等等。
2.优化税制结构的需要。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存在诸多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我国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确定了“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但在实际运行中,流转税收入在税收收入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约70%,所得税的比重却仅为20%左右,“双主体”税制实际上是“跛足税制”。一个兼顾了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的良好税制结构,是我们优化税制的目的所在。根据税收原理,出现这种相违背的结果,与以累退性质为表现的强调效率的增值税为主要税种和以累进性质为表现的强调公平的所得税为辅助税种有关,这也正好与我国强调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针有较大关系。另外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还存在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税种的缺失问题。例如,迄今为止,在中国现行税制体系中,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既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自然不是直接税。在现代税制体系中,直接税则是财产税的一个重要属性。
3.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根据美国统计署的数据,1993年―1998年,美国家庭的收入分配情况始终在0.45～0.46之间,并且美国基尼系数从1967年―1998年变化幅度也不大,但是税后却为0.42～0.43之间。{1}可见在基尼系数的变动中,与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密切相关的税收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重要层面。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税收在调节社会公平的再分配功能上存在着弱化和缺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税制结构不合理限制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并存在强化收入不均等的趋向。而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宏观税负、税制结构、税种设置和各税种的税基、税率调整来实现;二是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各税种之间缺乏整合力,影响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不能仅靠个人所得税,必须建立一个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体系;三是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不规范,制约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
三、结构性减税的具体设计
1.进一步完善增值税。作为目前我国的第一大税种,2009年国内增值税收入占到了全部税收收入的29.8%。{2}因此,可以说2009年增值税的转型,不仅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极大地鼓励投资、促进技术进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现行税制,以及对于整个税收收入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接下来增值税进一步完善主要是进一步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要最大限度地把商品及劳务服务纳入增值税增税范围。如将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以及与工业生产联系紧密的服务行业纳入增值税范围,将现行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及教育费附加,改为统一的增值税,从而彻底改变目前商品劳务税税制多税种病例的现状,实现税制简化;其次是进一步降低商业行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提高增值税(包括营业税)的起征点。
2.改革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既是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经济起稳定作用的自动稳定器,在我国税收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客观情况变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按所得项目分项、按次征税,与综合各项所得按年征税相比,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有一定局限,不能充分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二是对不同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办法,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洞;三是工薪所得边际税率偏高,税率档次繁琐,这样不仅不利于吸引外商投资和外国专家来华工作,也不利于刺激个人工作、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因此,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减少累进税率级次,降低边际税率,进一步加大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十分必要。
3.改革资源税。现行资源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征收资源税调节资源级差收入,使各资源开发企业在较为合理的盈利水平的基础上开展公平竞争,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但这种单一的政策目标限制其应有作用的发挥,现行资源税没有表达政府对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因而无法通过征收资源税表达保护资源、限制资源开采的意图。单纯的级差性质的资源价值和不同资源在经济中的不同作用,而且不能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在化,无助于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不能将资源开采的可持续成本内在化,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使用,也就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需要对资源税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和优化税率结构、改定额税率为比例税率与定额税率相结合、细化税目设置、调整计税依据等。通过改革对资源的节约和可持续利用,对转变增长方式等有重要意义。
4.改革消费税。在国际上,消费税与其他税种相比,一直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在税收收入的比重中持续下降。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环境和生态保护意识在西方国家开始盛行,人们才发现消费税在其中的独特作用,西方各国的消费税课征范围又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根据目前我国消费税的现状,结合当前形势,消费税改革要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社会公平、抑制生态环境恶化与环境资源的保护作用。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减征或停征一些已成为或正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征税,如工业酒精、医用酒精、汽车轮胎等;二是适当调整消费税税率。对一般性生活用品以及具有节能、环保等特点的产品实行低税率;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以及对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行为等实行高税率;三是适当扩大征税范围,将高档消费品、奢侈品,资源供给缺乏、不宜大规模消费的产品,某些高消费行为和对环境污染的行为及用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5.改革房地产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房地产税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逐步建立起来的,缺乏系统、科学的设计,现行税制已陈旧老化,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问题是城乡之间、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扩大趋势;各级政府之间的收入格局也出现严重不平衡现象;各产业之间的发展和资源配置的结构也不平衡,财政调节的效果较弱,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推进税制改革、完善财产税体系、加强税收调节的作用;而房地产税处在个人收入分配和房地产业发展的交叉点上,从它着手改革显然是有利的。主要包括:(1)将现行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和相关收费(包括由土地开发商所缴纳的税费、土地出让金等)合并开征统一的物业税,以减化税制、优化结构(减少转让、出租环节的税收,加强持有和使用环节的税收);(2)新的房地产税应按市场价值和统一标准评估物业的实际价值、从价计征,采用差别税率,同时考虑我国现行房地产税的税率、结合各年度各地方财政收入需要和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等因素选取较低的税率;(3)清理房地产行业收费,取缔不合理、不合法性质的收费项目,以减轻纳税人的税收外收费。
四、小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这次结构性减税的直接诱因。而优化经济结构、优化税制结构以及维护社会公平则是根本原因。从目前的经济境况来看,最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据统计,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为61330.3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300669.97亿元的20.40%,比上年增加10008.57亿元,增长19.50%。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54223.7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03%,比上年增长18.85%;非税收收入7106.56亿元,比上年增长24.68%。{3}这种财政总收入的基数和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为这次结构性减税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税收总收入的基数和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则说明了结构性减税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必须要抓住这次时机做好结构性减税,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注释:
{1}数据来源于Athur F Jones Jr & Daniel Heinberg 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Nation’s Income Distribution Current Popilation Reports U.S. Census Bureau.
{2}数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并经计算得出。
{3}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并经计算得出。219.235.129.58/welcome.do。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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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太寿.浅析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J].税务研究,2009(7)
6.高培勇.给开征物业税一个基本理由[J].经济,2006(7)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4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经管学院，天津 300191）
摘要： 发展低碳物流，是促进天津地区物流产业的长远目标。我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物流业作为我国重点产业之一，需要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发挥作用。本文论述了低碳物流对美丽天津建设发展的意义，分析了目前天津发展低碳物流存在的问题，并对加快低碳物流在天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 低碳物流；绿色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3-0032-02
课题项目：本文系天津广播电视大学重点课题“天津开放大学学科专业体系规划与建设研究”（课题号：13XZ101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忻（1978-），女，天津人，助教，研究方向为供应链物流管理、开放教育。
0 引言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保证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重要议题。随着低碳理念与低碳技术的推动，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将彻底被以“低碳”为标志的各种绿色行动彻底颠覆。在供应链领域，从运输、仓储、配送到采购、制造、营销、交付和回收的一整条业务链中，每个环节都涉及到能源的消耗并排放出二氧化碳。F.Straube&S.Doch（2011）分析了运输成本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将推动物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低碳物流要求企业在兼顾其经济利益外，还必须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维融入所有的物流和供应链环节中，并形成完整的绿色供应链体系。
1 天津发展低碳物流的必要性
1.1 低碳物流的发展符合天津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
全球气温变暖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为了防止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发展低碳经济已悄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话题。世界从此进入一个以低能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时代，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会逐渐转变。物流产业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由于物流活动的一个主要功能要素就是运输，而运输过程则主要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据中国统计信息网数据2014年3月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0.2万亿元，运输费用为5.4万亿元，占社会物流总费用的52.9%，体现了运输在物流活动中占据的高能耗地位。因此，对物流产业结构适当调整并升级以达到低碳的目，走低碳物流之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减少碳排放，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局面的必由之路。
1.2 低碳物流的发展展现天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可持续发展观点不但强调要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且要以提升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保意识和能力为考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发展低碳物流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降低整个物流活动中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穿到整个物流供应链的战略与管理中，将低碳物流与绿色供应链中的绿色采购、绿色制造和绿色消费环节结合，共同构成一个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的绿色低碳经济循环系统，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由此可见，低碳物流不仅仅是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环节，而且能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物流活动效率和环境保护利益的协调发展，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1.3 低碳物流的发展增强天津全球一体化的竞争优势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能源与环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良好的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环境与能源也是有价值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淡化关税壁垒的限制，而非关税壁垒范畴内的绿色贸易壁垒（亦是环境贸易壁垒）应运而生。作为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强调节能降耗、增强企业竞争力与赢得客户，从之日起便得到众多企业的积极响应。因此，面对物流业蓬勃发展的今天，着力发展低碳物流模式是提升天津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优势的唯一出路。
2 天津市目前发展低碳物流面临的问题
2.1 供应链领域内，低碳物流人才缺乏，尚未开启低碳物流理念的人才队伍建设 物流从业人员的素质决定着物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虽然天津市目前物流从业人员的数量和规模都较大，但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学历程度都参差不齐，城市物流的低碳化发展，需要既懂管理又懂技术与操作的复合型人才，更需要众多企业组建一支“低碳型”人才队伍。培养低碳型物流人才可以减少物流操作环节的碳排放量，降低能源消耗，促进物流经济的合理化，是建设美丽天津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低碳经济模式发展的基本要求。该市大型物流企业多为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仍然有计划经济的遗留，在低碳物流经济体制下，低碳型物流人才储备尚存在很大的欠缺，人才培养方案不完整。
2.2 物流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造成物流能力的浪费 据天津市物流协会统计数字显示，天津市物流及相关企业总数近万家，而其中有规模的仅有几百家，大多数当地企业业务以单一的仓储和运输为主，物流企业发展参差不齐，无标准、不规范、监管不健全，服务范围有限，这些都会造成物流服务成本较高，能源消耗浪费，难以实现供应链规模效益。
2.3 物流设施落后，社会化程度低，缺乏提供低碳物流服务的保证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物流行业已超逾传统单一的运输服务功能，只有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跟得上，物流业才能有继续长足发展的动力和基础。该市港口、公路及铁路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对落后，缺乏统一规划的物流仓储设施，缺少高效的物流数据平台，致使信息渠道不规范，全社会物流运行效率偏低，社会化物流需求不足和专业化物流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导致低碳物流服务基础设施相对短缺。
2.4 绿色供应链技术与管理手段尚未健全，企业缺乏对低碳物流的认识 天津市目前对低碳物流的研究有限，对低碳物流的操作仍处于呼吁阶段，大部分企业认识不足，在相关政策与实施措施正式之前，仍处于观望等待的状态。2010年，天津打造全国首个“低碳”研发基地，力争发展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低碳技术产品研发基地。2011年，交通部在天津等十个城市开展首批建设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城市试点，但截至当前，符合“绿色货运企业标准”、“绿色货运车辆标准”的企业数量较少，大多数物流企业还未开始转型，专业化程度较低。
3 促进天津低碳物流发展问题的对策
3.1 培养低碳物流专业人才 低碳物流人才培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培养低碳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有针对性地对普通高校，尤其是成人高校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在教学资源准备过程中，将低碳环保以及绿色供应链体系的相关知识融入到目前的教学资源中，坚持长期专业基础知识教育与短期技能培训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指导学生在学习传统物流与供应链知识的同时，学习物流二氧化碳排放测算、核查、报告以及审核等技能，以及物流低碳经济、物流低碳金融和物流代碳资产等知识。其次，推进低碳物流人才培养职业资格认证的工作，帮助物流管理专业人员全面熟悉低碳物流相关管理知识与技能，系统掌握现代企业低碳物流管理的理论与方法，能做到胜任低碳物流相关职业岗位，提高工作效率。最后，应提高目前高校物流教师的师资能力，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或者选派优秀教师学习发达国家低碳物流的知识与技能，深入国外企业或者政府相关部门了解法规政策，学习实践操作经验，提升教师职业素质，为培养优秀的低碳物流专业人才做好储备工作。
3.2 发展多式联运，完善绿色供应链体系，加强产业链条建设 多式联运通过各个运输环节和各种运输工具之间的密切配合，大大减少了货物在路途中的等待时间，从而降低了货物的库存成本，减少运输中碳的排放，同时，由于货物是在集装箱内进行运输，从而也节省了货物的包装，降低能源消耗，最大限度地发挥运输工具等物流设备的作用，通过能够实现公路、铁路、海运、空运等一体化并用，通过合理规划运输路线选择最佳运输路径，尽量避免了企业间各自为政的现象，通过电子数据交换平台，完善绿色供应链体系，有利于加强政府部门对整个产业链的监督与管理，通过宏观调控，实现使用对环境破坏最小的运输方式达到该市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双赢。
3.3 推进物流基础设施发展，采用低碳环保设备，发展第三方物流 发展物流基础设施是需要在满足各种物流组织需要的同时，又能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分配方式达到各类设施共同发展的目的。合理发展运输设施与作业流程，整合现有的物流基础设施，提高设备利用率，采用多式联运、集装箱运输、铁路运输、运输网络等综合运输环境和运输效率，鼓励跨行业、跨企业的整合，增进物流设备的综合利用是物流组织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和优质服务的基本条件。政府及相关物流企业采购低碳环保型物流设备时需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进行：在车方面，目前该市主要物流运输工具主要以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为燃料，碳排放量相当高，可以考虑利用传统汽车和内燃机减排技术、推广柴电混合动力汽车，推进甩挂运输，更长远的减排措施是研制可替代燃料；在航运方面，开发系统管理海运中碳排放足迹，开发系统识别碳减排能力和贯穿供应链的碳减排监测机制；在港口方面，应大力推广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油改电”和船舶使用的岸电建设。
3.4 尽快制定低碳物流发展策略，推出相应政策措施 供应链管理是一项长期的过程，制定相应的绿色采购制度，规范绿色制造流程，合理设计产品绿色交付及绿色回收过程，合理选用供应链分析软件，从企业内部系统流程中贯彻低碳、绿色，用精益化管理达到高效运转，进而降低碳排放；通过加强物流企业的合作，共享物流基础设施与运输渠道，共同配送，减少重复建设物流网点，可以有效提高运输效率，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低能源消耗。因此，政府合理发展低碳物流，不一定意味着成本的增加，相反，低碳物流手段的应用，可以提高对客户服务的效率。
参考文献：
[1]贺彩玲，张翠花.我国发展低碳物流的对策研究[J].价值工程，2011（8）：22.
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5
关键词：两缺口模型,FDI,资本回报率
一、理论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飞速发展的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摆脱贫穷和落后，大幅度增加投资，扩大资本规模是一条必经之路，但由于这些国家收入相对偏低，人口又多，人均收入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后所剩无几，无法形成有效的储蓄水平。因而在扩大生产过程中经常有资金不足情况出现。这时候，引进外部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变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发展道路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资金短缺状况。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力度引进外资以弥补国内投资不足的问题。如今，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成为了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东道国之一。这些年来，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已经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隐藏在其背后的理论支持又是什么呢？学术界中对引进外资的理论已经作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钱纳里和斯特劳在1966年提出的“两缺口模型”。
“两缺口模型”的中心思想是：当发展中国家实现其经济发展的目标所需资源的数量与国内最大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缺口时，引进外部资源是弥补这些缺口的必要条件。其推导过程可以表述为Y=C+I+X-M。其中Y为总收入，C为总消费，I为总投资，X和M个代表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上式移项后为Y-C-I=X-M。又因为Y-C=S，所以S-I=M-X，即I-S=X-M。左边的（I-S）表示投资与储蓄之差，称为储蓄缺口；而右边的（M-X）表示进口与出口之差，即外汇缺口，左右两端必须平衡。如果投资大于储蓄，则国内储蓄出现缺口，这个缺口要靠进口大于出口来平衡。在一既定的核算阶段，储蓄缺口应于外汇缺口相等。
然而，在两缺口模型中的四个变量的独立变动的，他们各自计划的数量也是独自决定的，所以模型中的平衡是事后平衡。根据模型，调整两缺口以使之平衡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一种消极的调整方法，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当储蓄缺口大于外汇缺口，可以采用减少国内投资或者增加国内储蓄的方法是两个缺口得到平衡。但增加储蓄短期内难以做到，降低投资则会减缓经济发展。第二种情况是当外汇缺口大于储蓄缺口时，可以采用减少进口或者增加出口的办法使两个缺口平衡，但增加出口在短期内同样难以做到，减少进口则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第二中方法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方法。即引进外资条件下的调整方式。如果两个缺口不具有互补性，就不宜消极地采用压缩投资或削减进口的方法，以免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而应当积极采用引进外资的方法，使两个缺口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得到平衡。引进外资以平衡两个缺口模型具有双重效果：一，可以减轻外汇不足的压力。二，可以增加国内投资，减轻国内储蓄不足的压力。基于第二种方法的优点，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问题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二、两缺口模型与中国实际的悖论
根据两缺口模型，中国大力引进外资的背景应该是在对外贸易中的入超国地位。然而根据对中国从1978年到2004年的进出口贸易额的观察，却可以发现中国只有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少数年份里是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其余年份，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地位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中国引进的外资额却在不断增长。到2004年，实际引进外资总额达5621.05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这显然与两缺口模型所作的结论不相一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两缺口模型只是从资本方面衡量引进外资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引进外资不但从资本上补充了储蓄缺口，而且在外商对中国投资的同时，还带来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管理理念。所以，仅仅从资本一方面做考察是不够的。用以考量中国的实际情况会出现偏差。对于两缺口模型的这个不足，赫尔希曼等人做了进一步研究并且提出了“三缺口模型”和“四缺口模型”等修正方法。发展形成的“四缺口模型”将引进利用外资的意义从弥补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扩展到了弥补储蓄缺口、外汇缺口、政府税收缺口及生产要素缺口，并论述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弥补生产要素缺口，即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家才能、技术和技能以及信息等方面存在的缺口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较大、建设资金短缺时，引进资金通常会成为一国外资政策的首要目标，此时外资政策目标强调的重点是引进外资的规模和数量，在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前提下兼顾外资的质量。相反，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消失、建设资金比较充裕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等生产要素便会成为一国外资政策的首要目标，此时外资政策目标的重点是外资的质量，而资金则是次要的。
其次，最近学者们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面对着相对低效率的国内金融体系和国外相对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因此，他们认为国内的储蓄首先通过贸易顺差流向国外，相应在国内积累起大量的国际储备，然后又通过各种引进外资的渠道流回国内，通过这个迂回的过程来引入国外的效率较高的金融体系，使国内储蓄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
第三，在大多数产业，中国都对外商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其内销产品，而所得人民币经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可以汇出中国。到2004年，外商投资总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按照年内销利润为10%计算，即为500亿美元。根据有关专家估计，大概有10%的利润会被汇往国外，这就造成了外国投资资金的“回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引进外资的数额。。
综上所述，我国在贸易中的顺差地位和引进外资并不矛盾。
三、引进外资的适当规模的确定
引进外资的规模究竟应该多大是由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最佳的外资引进规模应该是让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了计算方便，我们用平均成本代替边际成本。收益是指引进外资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用外资对GDP的贡献率来衡量。成本则是外资在中国取得的利润，用永续的现金流计算。根据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的效应，我们可以认为外资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起到的促进作用也是边际递减的。为了计算方便，简单的从外资Kf，国内固定资产投资Kd，劳动力labor三个变量来考察国民生产总值。采用线性模型来对上述几个变量进行回归。数据如下：其中，GDP采用实际GDP，FDI总量为各年FDI乘以当年平均汇率加总，并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通货膨胀为GDP平减指数，即为各年名义GDP除以实际GDP，内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为实际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总量减去FDI总量。我们假定回归函数的形式为：GDP=b1Kd+b2Kf+b3labor+c+u
b1,b2,b3和c为待定系数，U是误差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GDP=1.937231*Kd +5.113702*Kf + 0.323227*labor - 12323.03
（10.73406） （4.006903） （1.875107）（-1.256035）
拟合优度：0.993353 F检验值： 697.4040
指标显示，模型表现良好，反映了现实的情况Kd的系数为1.937231，表示每一美元的国内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是1.937231美元。而Kf的系数为5.113702，远大于Kd的，这就说明外资部门的生产效率确实比内资部门高。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如外资进入中国带来的现进技术和先进管理，以及在外资部门工作的劳动力普遍受过较高教育等。所以，根据回归结果，外资的边际收益为每美元5.11美元。
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的1万2千4百家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回报率高达22%，即一美元每年回报是0.22美元。按平均资本回报率10%来算。那么，根据永续年金计算的外资每美元的平均成本就是2.418美元。远远小于边际收益。所以，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说，目前引进外资的规模还存在扩大的要求。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该模型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模型使用的是总量分析方法，虽然证明了中国对外资存在需求，但是既未对国内投资结构和储蓄结构做出分析，也未对所需的进口结构做出分析，因而同中国实际并不是十分吻合。实际上，有学者做过这方面更为深入，具体的研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二）模型强调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却淡化了挖掘国内资源来填补缺口的潜力。
（三）模型并未考虑到中国对外资的吸收能力。
（四）模型忽略了引入外资过多，将会对我国本土经济带来重大冲击这个问题。
所以，单纯从外国资本的成本——收益来考虑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虽然对我们的政策有参考作用，但还不够以此做出判断。我们必须更深入的，更具体的作多方面的研究。
四、政策建议
（一）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我们应该加强和完善经济制度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硬环境，同时健全外商直接投资管理体系，改善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
（二）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明确界定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调控方式。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政府公务员的培养，努力提高中国政府的形象。
（三）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工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引导外商投资更多的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积极促进环保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鼓励外商投资与中国出口创汇产业。
（四）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结构，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1，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优势。2，继续办好经济特区，提高引资质量和档次。3，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积极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
（五）通过方式创新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与质量。多样化引进外资，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强化市场竞争程度，完善投资环境。。通过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和金融体制，利用金融创新手段，提高资本市场的国外资本吸纳能力。通过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和产权交易制度的完善，为外资参与国内企业的跨国兼并，重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并促进外资以多种形式投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改造，参与不良资产的处理。取消国内金融机构面向外资企业的惜贷限制。。
（六）注重利用外资与宏观经济目标的相互协调。调整外资来源结构，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加强宣传，促进交流，用足用好现有政策。拓展融资渠道，鼓励国内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融资与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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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6
一、从税收视角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
当前，我省经济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经济和税收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省的税源结构仍不够合理，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征管质量和效率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省的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第三产业发展仍需加快
近年来，河北省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实施“退二进三”战略，进一步改善服务业发展环境，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增强。但是，从税收的贡献度分析，第三产业对税收的贡献度仍然偏低，调结构的力度仍需加大。
（二）节能减排成效明显，但能源消耗仍然较高
“十一五”时期，省政府紧紧围绕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领域，大力实施“双三十”示范工程，加快推进节能工程建设，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项目，淘汰落后产能，全省经济正逐步向低消耗、低污染的可持续发展转变。但是，2009年我省单位GDP能耗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居第8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563吨标准煤/万元，按每亿元GDP产出计算，分别减少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32.9万元和63.3万元。
（三）产品结构日趋合理，但仍需调优调强
我省认真贯彻“增量调优、存量调强”的方针，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主导产业整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调整产业、产品结构结合起来，产品附加值稳步提高。但是，从出口退税政策的角度分析，我省出口产品“被限制的多、受鼓励的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省经济仍未能完全适应国家出口政策调整方向，产品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四）“三驾马车”同向驱动，但投资拉动相对突出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近几年，我省积极贯彻扩大内需的政策，出台和落实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千方百计刺激居民消费。同时，强力推动进出口贸易，并把扩大投资作为调结构、促发展、增后劲的着力点，加大项目建设协调力度，优化投资结构，保持了消费、投资和出口规模的较快增长。但相对于消费和出口，投资增速较快，对国税收入的影响也较大。
（五）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但较全国平均水平仍然偏低
近年来，河北省政府高度关注民生，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作为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举措，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但是，从个人所得税收入情况分析，2008年全省个人所得税收入106.2亿元，其中工资薪金所得缴纳所得税43.9亿元，占总量的41.3%，比全国平均水平60.3%低19个百分点，表明我省职工工资仍处相对偏低水平。
二、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全力助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随着构筑环首都经济圈、壮大沿海经济隆起带、打造冀中南经济区、培育一批千亿元级工业聚集区和大型企业集团战略的实施，“十二五”期间我省必将形成区域竞相发展、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同时也为调结构、转方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全省国税机关要及时跟进，紧紧围绕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牢固树立经济税收观,积极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全力助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坚持依法治税，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的财力保障
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都需要强有力的财力支撑，需要国税部门坚持组织收入原则，努力实现应收尽收，保持税收收入的稳定、协调、均衡增长。近几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税部门在组织收入工作中面临着很大压力。一方面，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以及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等，给国税收入带来很大的减税效应；另一方面，有的地方由于财政支出压力大，对国税部门下达了超出经济税源承受能力的税收任务，这不仅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基础，阻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也不利于税收收入的可持续增长。面对“一减一增”双重压力，各级国税部门必须坚持依法治税原则，既要应收尽收，将应该收的税全部收上来，又要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虚收税款，决不能为了满足短期财政支出的需要而寅吃卯粮，决不能为了满足部门利益而作出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税收行为。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税收工作的领导，支持税务部门依法治税，使税收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河北的经济发展。
（二）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支持新兴产业发展
税收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国家的产业导向，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今后，各级国税部门仍要继续落实各项结构性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做到应减尽减、应免尽免、应抵尽抵、应退尽退，充分发挥政策的产业导向效应。要着眼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认真落实增值税转型改革措施，加大对节能环保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着眼于改善民生、刺激消费，认真落实扶持中小企业、服务业发展和促进就业等方面的税收政策；着眼于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认真落实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大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
（三）严格税收执法，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
严格、公平、公正、规范执法，促进税收公平，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税收执法的内在要求。从目前不同生产规模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分析，缴纳税收规模大、集约化生产程度高、财务管理规范的大型企业税负普遍较高，而数量众多且生产经营规模较小、财务制度体系不健全的中小企业税负相对较低，由此形成在同一行业内不同规模的纳税人税收负担不同，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各级国税机关要在抓好大企业税收管理的同时，针对中小企业涉税违法风险等级高，能源消耗水平高，产品附加值普遍较低，关、停、并、转任务大等特征，充分运用税收手段，加强对中小企业及专业化市场的税源管理，强化数据信息应用分析、监控评估和税务稽查，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四）优化纳税服务，减轻企业办税负担
提高办税效率、降低办税成本、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是税务部门的职责所在。要针对不同规模纳税人的需求特点，采取有差别的服务方式，优化纳税服务工作。对税收贡献大的重点税源企业，开辟绿色办税通道。对税收贡献率低的中小企业，要分类加强税收法律法规宣传和纳税辅导服务。要积极推进“网上办税服务厅”建设，实现更多涉税业务的网上办理。在纳税人集中的市区办税服务厅全面推行“一窗通办”，有条件的市区推行“同城通办”。要改进办税程序，简化办税环节，推行办税服务标准化作业，实行涉税事项统一受理和涉税文书内部统一流转，切实解决纳税人在税务机关内部多个部门间往返奔波的问题，努力减轻企业办税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