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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居民消费 静态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2-024-02
一、引言
人口背景方面；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社会进步以及人均收入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年轻型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趋势非常严峻。各年龄层人口增长速度方面，2005―2013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加424.42万人，占全年总人口增加量的48.9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2.98%，比总人口年均增长高出约2.44个百分点。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来看，我国老龄化出现了未富先老、规模大、速度快、赡养负担重和二元结构明显的现象。根据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增速来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人口将会超过4亿，其中7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1000万以上，人口老龄化系数高达35%。
经济背景方面，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过低，同时增长速度也非常慢。我国保持10%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近10年。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非常不合理，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居民消费一直比较低迷，消费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挖掘。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了发展速度放缓、结构转型、动力转型的复杂转型发展过程。我们需要迫切分析出我国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的原因，因此，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消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文献综述
勒夫（Leff，1969）{1}利用74个国家的跨国横截面数据，建立LEFF模型，研究了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的关系。勒夫通过研究得出：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以及储蓄率，三者是负相关的，在社会中提高老年抚养比重和少儿抚养比重会增加居民消费。但是勒夫的研究方法忽略了不同国家的消费政策和消费理念不同，因此，勒夫的研究方法没有考虑各国的特定国情，实证分析存在非常大的缺陷。汪伟（2010）{2}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运用动态面板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1989―2006年间经济增长、人口老龄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汪伟的研究得出经济增长有助于国内储蓄水平的提升，但人口老龄化对我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王宇鹏（2011）{3}利用最优消费函数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运用了2001―2008年各省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被解释变量是平均消费倾向，同时以实际利率、本期价格、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等作为解释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方法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平均消费倾向影响效果不明显；老年抚养比与预期价格会促进平均消费倾向发展；实际支配收入、本期价格、利率会抑制平均消费倾向的提升。李仲生（2004）{3}通过理论分析得出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以及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会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发展。他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家庭用品支出的消费会增加，但中国消费水平却没有增长反而逐渐降低。刘源（2013）{5}利用1982―2012年30年的数据，在实证分析中使用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利率、老年抚养比等变量作为统计变量，通过检验得出各变量之间具有长期且稳定的协整关系。刘源同时又运用回归分析得出人均消费支出会促进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同时消费价格指数也会上升，利率和老年抚养比重的增长会抑制人均消费的增长。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不仅会抑制居民消费，而且还可能促进居民消费，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作用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搞清楚这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三、经验分析
为了验证人口老龄化与我国消费的关系，本文拟采用中国2005―2013年31个省市自治区平衡数据，建立静态面板模型进行分析，所选指标如下：
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率（cr）。描述我国消费状况的变量有很多，国内通用的做法是利用居民消费率来表示，本文也不例外。其具体由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计算得到。
主要解释变量：老年人口抚养比（edr）。老年人口抚养比是指某一社会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采用百分数来表示，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它从经济学的角度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影响。计算公式为：edr=（P65+/P15-64）*100%，其中P65+为65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P15-64为15至64岁人口数。
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uedr）。包含各地区市和镇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redr）。只涉及乡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趋势。
控制变量：对外开放（open），计算时先对进出口总额按人民币汇率均价进行换算，然后与国内生产总值相除；人均实际GDP的对数（lnpgdp），人均实际GDP一般表示国内人均收入状况，取对数是保证不影响数据本质的情况下，让其变得线性化；经济转型（tran），由城镇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比例表示；实际利率（r），由按时间加权的一年期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得到，如表1。
由表1可知，各变量不存在异常值，可以放心地进行模型估计。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估计结果如表2。
模型1是居民消费率关于所有控制变量的不考虑个体效应的OLS回归，模型2是加入了个体效应后的OLS分析，烧叨员瓤梢苑⑾值髡后的R方提升了36.6%（0.88-0.514），说明诸如风俗、文化、制度等不可测量因素解释了居民消费变动的36.6%，是影响居民消费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国人自古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倡导勤俭节约，这在现实生活中便表现为多储蓄、少消费。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表示人口老龄化的老年抚养比变量，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抚养比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到来，无疑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压力，进而导致各个家庭缩减消费开支，加大储蓄或投资力度。为了充分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内在作用机制，我们还可以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分解为城镇人口老龄化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并分别引入模型，即模型4和模型5，看看到底是什么因素阻碍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则不显著，表明在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促退机理中，城镇人口老龄化是主要缘由。不过无论是模型3，还是模型4，他们相比于模型2的调整后R方只提升了0.4%，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变动的解释力非常有限，一定程度上甚至不能算作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低下的原因。
另外，因为模型1没有考虑个体效应，之中所有控制变量的统计推断不可避免存在误差，所以本文以模型2至模型5的结果为准。对外开放与居民消费为显著负相关关系，证实了就目前而言，三驾马车中出口与消费格局失衡，未来应着手寻找两者之间合适的比例关系，共同协调推进经济发展。人均收入越高的群体，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往往偏低，消费欲望较弱，不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模型中人均收入与居民消费的负相关关系正好印证了这一点，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经济转型在5%的水平上与居民消费呈现正相关关系，结合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效率低下、投资和出口比重过大、内需疲软等现状，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堪忧，通过经济转型，可以较好的解决上述问题，从而扩大居民消费水平。实际利率的作用与预期有所差别，模型表明其对居民消费并无显著影响。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2005―2013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建立静态面板模型，对人口老龄化与我国消费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1）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其中城镇人口老龄化是主要原因，农村人口老龄化没有影响；（2）不管是人口老龄化，还是城镇人口老龄化，他们对居民消费的解释力度有限，属次要原因，相反，风俗、文化等因素才是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之一；（3）对外开放和人均收入的提升都不利于我国消费水平增长，经济转型能促进居民消费扩张，实际利率则对我国居民消费无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人口老龄化增加对我国来说具有双重作用，利用的好会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没利用好则会抑制我国经济的增长，因此，人口老龄化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政府应该大力构建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老年人群体的社会安全感，让老年人人群敢于去消费，从而促使我国消费结构转型，最终使我国的消费得到跳跃式的进步。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开发适合老年人用品，提高老年人专用品的针对性和多样性。一方面，引导企业多生产适合老年人使用的高质量产品，比如假牙、拐杖、助听器、老年专用手机等等，同时大力发展商业养老院。另一方面，提高老年人使用品的多样性。比如，企业在生产老年人食品时应该考虑到老年人体质的特殊性，注重食品搭配和食品营养，降低老年人食品中的脂肪含量等等。服装方面，老年人服装应使用舒适健康的优选面料（质量高对皮肤无伤害），多生产暖色系与颜色鲜艳的衣服来适用不同需求的老年人，打破老年人服装的常规，积极生产流行款式衣服，在舒适、美观的同时展现老年人的健康、向上，富有活力的精神面貌。
第二，全面提升我国老年人家政的服务质量，增强家政服务人员的职业技能和素养。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独生子增加导致社会“空巢老人家庭”的增多，同时，子女照料老人的能力和精力的有限，使全社会对老人家政服务的需求增大。但是，目前我国家政市场的制度不够完善，相关法律也没有得到出台，导致我国老年家政服务市场上，老年人服务项目不够不全，价格变化也非常大；同时，我国老年人家政服务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因此，政府应该大力规范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通过相关制度和规定来完善我国的家政管理体系，促使家政服务企业加大员工培训力度，提高员工的服务质量（包括服务态度、专业素质等），最终使得我国家政服务行业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和品牌化发展。
注释：
{1}Horioka， C.Y. and Wan， J.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A Dynamic Pane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Data [J]. NBER Working Papers， 2006（7）： 12-23.
{2}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季刊），2009，9（1）：29-52.
{3}王宇鹏.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1（1）：64-112.
{4}李仲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J].人民日报，2004.
{5}刘源，刘壮.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3（33）：126-127..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2
一、乌鲁木齐人口老龄化现状
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达到10%或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13.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8.87%。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不容忽视，乌鲁木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2005年乌鲁木齐60岁以上人口达24.3万人，占总人口的11.43%。到2010年乌鲁木齐60岁人口达到31.6万人，平均每年增长6个百分点。至2010年以来，乌鲁木齐老龄化速度加快，2014年全市60岁以上老人38.4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1%，2015年乌鲁木齐常住总人口达到355万人，较上年增长不足1%，但老龄人口已突破15%。据估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50万人以上，乌市老年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
二、乌鲁木齐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和确保城乡居民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乌鲁木齐市社保局在全疆率先出台了相关规定，初步建立了覆盖城乡的，针对社会不同层次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2004年全疆首个为城镇灵活就业者提供服务的医疗、养老保险试验点在水磨沟区建立。起初为激发城镇收入较低居民的积极性，水磨沟区社保局将最初的养老、医疗保险捆绑交付的方法改为两种保险可任选其一。另外，又为不具备缴费能力的以个人形式参保城镇居民规定了特定的缴费方式，从而短期内有效提高了城镇居民参保率。2006年末，乌鲁木齐市参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参保人数为182万人，增加5%（离退休人员44.32万人，增加3.7%）。2007年6月底，养老保险参与人数增加到42.52万人，比上年增加2万人，基金收缴率94.72，清欠率18.6%，清欠额为3160万元。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达13.44万人。2008年后参保人数有所下滑，但两年后便开始增长。2011年，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94.74万人（其中在职职工参保人74.96万人，离退休人数为19.7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55万人（其中在职职工参保人数增加10万人），增长15.27%。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收入为48.36亿元，比上年增加10.48亿元，增长27.67%。基金支出为42.56亿元，比上一年增加8.16亿元，增长23.72%。2011年底，企业退休人员的月平均养老金达1776元，较上一年的增加96元，增长5.71%。2015年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24万人，比上年增加1.24万人，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待遇提高到2636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提高到每月380元和195元。
三、乌鲁木齐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面临的问题
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较低，养老资金缺乏。2015年乌鲁木齐市劳动力人口270万人，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共有124万人(包括离退休人员)，覆盖率仅为46%，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大。乌鲁木齐的流动人口较多，有些灵活就业者，由于无固定收入来源，甚至雇佣单位不履行其职责，导致这部分人群有意参保却参加不了的境况。处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的环境下，乌鲁木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企业税负过重等问题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缺乏严重。有些经营不善的企业拖欠养老保险费用时有发生。养老保险基金渠道缺乏，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基金的保值增值机制不够完善，社会救助的渠道如社会捐赠和民间慈善组织不多。另外，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进一步加大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不平衡。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参保范围的扩大。养老保险缺乏统一的社会化管理。就乌鲁木齐市而言，养老保险的各种服务设施不齐全，社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管理水平较为底下。由于历史原因乌鲁木齐社会结构较为复杂，兵团制度与地方存有一定的差异，建设兵团已退休人员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冒领养老金的现象时有发生。当地监管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损害公众利益的现象仍然存在。目前，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也很低，导致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仍然由企业承担，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不完善，缺乏相应的政策指导。我国关于养老保险的法律一直都很缺乏，建国初期，仅推出一些方案与指导意见，缺乏法律效应。上世纪末，我国正式颁发《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由于国家农保的立法较低，推及到乌鲁木齐，效果不尽如人意。进入本世纪，乌鲁木齐推出各项政策推动养老保险的发展，短期内，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仍面临许多长期的问题如兵团与地方的双轨运行及监管漏洞等。
四、改善乌鲁木齐养老保险的合理化途径
城乡统筹，加强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在农村，乌鲁木齐农村的参保率较低，应该强制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思想观念的落后，受传统养儿防老思想的束缚，对现代养老保险的观念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强制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很有必要。在城镇，要求所有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缴纳的保险金不受职业种类的限制。设立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专业化的运营，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多元化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方式和筹集资金渠道。为了平衡养老基金的收支，可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允许外籍人士购买养老保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老资金的不足。目前银行的利率不足以弥补物价上涨的幅度，养老基金放入银行反而会贬值。养老基金应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管理，选择合适的方式如投资项目等盘活养老资金。养老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捐赠，填补养老资金的缺口。乌鲁木齐民间慈善组织较为缺乏，发展慈善组织，凝聚各民族力量，鼓励其积极募捐资金用于养老保险，活跃民间资本，牵引民族向心力。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减轻养老保险支付的压力。前几年，我国开始进行逐步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目前我国退休年龄相对较低，另有部分居民提前退休，加大了养老金的支出。国际上，很多国家适当延长了退休年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因此逐步延长适当退休年龄，是乌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可行手段之一。在进行延长年龄时，为稳定起见，可进行逐步延长。比如每隔五年延长2-3岁，用十年时间延长到既定退休年龄。这种阶段性的退休年龄的调整可以一段时期内提供劳动力，又能以最优化的方式分配劳动力资源。
作者:姚雪莲 孟玉龙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赵殿国.积极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J].经济研究参考，2008;(32).
[2]马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当代经济管理，2010;(6):79-83.
[3]胡绍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研究[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5):1-7.
[4]周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进策略[J].南京社会科学，2009;(9):107-108.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C924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2014008
中国自1999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目前老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4.3%，且老龄化步伐正在不断加快。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为了解重庆市老龄化现状，把脉重庆市老龄化发展趋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推动重庆朝“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方向发展，我们成立了课题组，并于2012年3-8月期间，对重庆市各地老龄化状况进行了深入调研，走访了大渡口区、渝北区、涪陵区、綦江区及市老年大学，召开了5次座谈会。同时，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课题组制作了封闭式问卷，根据重庆市的现状，随机抽取了5个区县，每个区县发放100～200份问卷，并在选择被调查者时尽量平衡城乡分布。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23份，回收有效问卷701份，有效回收率85.2%。样本构成情况如表1。
一、重庆人口老龄化现状、特点及趋势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定义
人口老龄化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总人口中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二）重庆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1.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大，且发展迅速
截至2011年，重庆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560.13万，老年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的17.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3.5%，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6位，居西部第1，直辖市之首。据预测，2015年全市老年人口将达637万人，问题尤其突出。
表1 重庆老龄化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从2008年到2011年，短短三年的时间，重庆市的老年人口从465万增加到560.13万，足足增加了95.13万，这样的老年化发展速度在全国也排在前面。市老龄委介绍，重庆市进入老龄门槛的人，每年至少净增10万左右。到2036年，重庆市将出现900万老人，届时4个重庆人中就有1个是老人。2036年，将是重庆人口老龄化的最高峰值年，全市老年人口将突破900万，占总人口的25%以上。
2.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边备边老”形势严峻
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约在1990年左右），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约在2000年，当年人均GDP为860美元。而重庆市1994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当年全市人均GDP仅为471美元，工业化水平非常低，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时至今日，尽管重庆市人均GDP已经在2011年突破5 000美元大关，但重庆市在中国仍然属于初等发达地区，现代化水平还相当低。
3.老年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
人口结构主要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教育结构、收入结构、家庭结构、城乡分布等几个方面。重庆市老年人口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高龄化程度明显。如图1所示，在重庆市老年人口中，70～79岁年龄段人数占29.4%，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占23.0%。表明重庆市的老龄化将会持续增长，且高龄老人的比重逐步升高。
其二，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由于女性寿命普遍高于男性，重庆市老龄人口呈现出严重的性别比失衡，本次调查数据如图2所示，重庆市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5.2%，而女性比例为54.8%，女性人口比例明显高出男性比例。
其三，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如图3所示，老年人口中文盲占16.8%，小学文凭占35.2%，初中文凭人数比例为22.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共约占74.0%；而中专和高中分别只占8.0%和6.4%，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11.6%。可以看出，老年人口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其四，老年人口城乡分布失衡，农村空巢群体庞大。相关数据显示，重庆市农村老年人口317.13万，比城镇多74.94万。这是由于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导致了农村的空巢化、常住人口的高龄化，空巢老人已成为农村常住居民的主体。而相关研究指出，城乡倒置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生活保障、医疗卫生、生产建设、精神抚慰等各方面需求将暴增。加大农村老年协会建设，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养老模式，增强老年人抗风险能力，将是未来中国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4.老年人收入来源单一，基本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但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
调查中，57.3%的老人表示自己有固定收入，79.9%的老人表示收入能够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但深入分析发现，老年人的收入来源结构较为单一，如图4所示。
半数以上的老年人依靠离退休金生活，20.7%的老年人靠家庭养老，13.4%的老年人靠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或优抚金生活，这三种收入来源是老年人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
老年人收入来源的城乡分布分析显示，城市老人中有固定来源收入者
占88.2%，而农村的比例仅为19.2%。收入来源结构的城乡分析显示，城市老年人收入来源主要是离退休金，约占83.5%，而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子女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或优抚金以及劳动收入三项，约占农村老人总收入的83.3%。农村老人对子女的依赖程度、参与劳动的程度以及对最低生活保障的依赖程度高于城市老人，说明重庆市老年人存在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和城乡收入差距，老年人的两级分化非常明显。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经济来源的城乡对比
（三）重庆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重庆市人口老龄化水平目前为17.25%，比全国高出3.5个百分点；根据有关部门专家预测，重庆市人口老龄化2015年将超过20%，2031年达到30%以上并趋于基本稳定，21世纪中叶将成为重度的人口老龄化区域。
重庆市人口老龄化将与高龄化并驾齐驱。至2050年期间，当60岁以上老年人口从现在的560.13万人增加到1 084万人，8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从128万人增加到271万人。重庆市被抚养（赡养）对象的主体将由以少年儿童为主转变为以老年人为主，2009年后老年人逐步多于少年儿童。2005年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为6.2∶1，2020年降为4.0∶1，2050年只有2.0∶1。
二、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分析
（一）物质基础逐步增强
重庆直辖以后，迎来了加速发展期。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11 459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6 191美元，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2.8%和16%。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养老水平也不断提升。城乡养老、医疗保险提前实现全覆盖，五大保险全部实现市级统筹。2012年中国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约为1 650元，同期重庆市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为1 796元，排全国第14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保障了130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扩大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及新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基本建立，都是重庆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的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医疗保健水平提高
近年来，中国逐步建成世界最大医保体系。重庆市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医保体系也逐步得以完善。2000年到2008年，全市共投入13.5亿元对市级医院进行扩建；投资30亿元对急救中心等十大公共医疗卫生项目进行扩建，新增病床3 000张。除此之外，还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投入21亿元，逐步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方便了居民就近就医，基本药物制度全覆盖，群众治病更便宜。
2012年，重庆市出台了“十二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加快健全全民基本医保体系的目标。在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公共服务蓝皮书》中，重庆医疗卫生满意度总分为68.36分，居全国第一，说明重庆市的医疗条件、医护水平大大改善。1999年重庆市人均预期寿命71.7岁，2010年男性提升到78.97岁，增加了7岁多。
（三）政策措施扎实有效
“老有所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需要政府和社会齐抓共管。 为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压力，鼓励社会养老机构兴建养老设施，重庆市于2012年出台财政激励措施，社会养老机构新增床位最高可获20万元财政补贴。同时，自2012年起，新建和扩建社会办养老机构增加床位100张以上、符合建设项目管理规定和养老机构建设标准的，重庆市财政对其新增床位给予每张4 000元的建设补贴，每个机构最高补贴不超过500张床位。同时，对租用房屋兴办的社会办养老机构，增加床位50张以上、房屋租期5年以上（含5年），重庆市财政对其新增床位给予每张1 000元的建设补贴，每个机构最高补贴不超过200张床位。此项财政补贴资金在养老机构建成投入使用且入住率达到50%后，经核准一次性拨付。
2012年通过的《重庆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重庆市将来一段时间老龄事业的主要任务，包括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加强老年医疗卫生保健、建立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强化敬老优待和权益保障、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创新老年社会管理、建设老年家庭和宜居环境、培育发展老龄产业等。
这些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重庆老龄事业的健康发展。2009年以来，全市新建、改建了一批敬老院，五保供养床位达到6.4万张，集中供养能力达到40%。部分地区的“银发经济”初现雏形，比如歌乐山镇的生态养老产业，50多家农家乐转型为老年公寓，接纳3 000多名老年人在此养老。
（四）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近10年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庆市逐年加大投入，10年累计投入超过1 500亿元，用于推进企业环保搬迁、关闭采石场、实施清洁能源改造、加强垃圾和污水设施建设、整治水环境等关键工程。重庆环境整治取得的成效，得到国家环保部和社会各界的肯定。目前，重庆已成功通过了国家环保部创模专家组验收，成为首个省级单位的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市民对城市环境的满意率超过了95%，环保投诉处置满意率达到96%。
随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重庆市整体生态环境森林覆盖率达到41%，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7.6%，主城创建成为国家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和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强力推进节能减排，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23%。2012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40天。
生态环境的改善，为老年人创建了良好的养老条件，改善了老年人的生存空间，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
（五）社会关爱不断加大
关心关怀老年人，是全社会的事情。重庆市在关怀老年人方面工作扎实，除了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制外，对年满70岁的老人，每月有10元的额外补贴，对年满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各地都有相应的高龄补贴，补贴标准从300元到3 600元不等。
城市生活中，处处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和优待。截至2012年，全市为170万名老年人办理了敬老优待证，老年人乘坐免费公交路线457条，免费公园396个，免普通挂号费医疗机构540个，为老年人的生活、出行和就医提供了方便。
三、应对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和建议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和标致，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重庆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人口老龄化状态。我们应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紧迫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老龄观念，以积极的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应对措施不仅要着眼于现状，更需要放眼于未来，因为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事关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远景规划
以“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为指导思想，在重庆试点构建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的公共管理平台。通过公共管理平台的构建，希望能够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改变涉老政策碎片化管理的现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建立综合性为老服务网络。
各种数据表明，中国社会即使不会永远处于老龄化社会，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处于老龄化社会，很难再回到以前的年轻化社会。而我们以前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都是按照过去年轻化社会状态
进行安排的，其中很大一部分一直沿袭。老龄化并不是一个短期的挑战，而是我们必须长期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形态，所以需要重组公共政策体系，改变既有的社会观念，理清社会的管理体制，构建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的公共管理平台。而这个公共管理平台包括制度、经济、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的统筹综合管理。
管理平台应包括三大组成部分：一个管理中心，即老龄化社会中政策的制订者；一套管理机制，即管理的运行机制；一系列管理的事务，即在老龄化社会中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具体结构如图5所示。
图5 老龄化社会公共管理平台
1.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首先要对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责权进行界限划分，明确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责任，有所为有所不为。并要进一步对政府的管理职能进行整合，因为目前政府对老年工作管理涉及多个职能部门，
需要把多个职能部门的工作整合到一个管理平台，建立统一的管理中心，通过政策的制订及法律法规的完善，依法管理，并兼顾效率与公平。
2.管理机制
管理机制主要指管理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机理。老龄化是一种生命现象，它并不是问题，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不需要过于强调其负面影响。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管理机制，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3.管理事务
老龄化社会公共管理平台涉及的管理事务包括：经济发展的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社会文化的弘扬等。在各个方面产生的社会问题通过管理平台反馈到管理中心，由管理中心通过一定的机制作出反应，并综合协调，合理配置资源，提出应对措施，颁布相关的政策及法律法规，从而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
（二）近期目标
上述综合性的公共管理平台是应对老龄化社会所作出的一个远景规划，平台的建设需要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但从现阶段对重庆市人口老龄化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重庆市人口老龄化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老龄化程度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6位，居西部第1。（2）经济发展的速度落后于老龄化的速度。（3）高龄化程度明显，70～79岁年龄段人数占29.4%，而8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23.0%。（4）老年女性比例为54.8%，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比例。（5）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6）老年人口城乡分布失衡，农村空巢群体庞大。（7）老年人收入来源单一。
面对这些问题，笔者通过专家访谈等各种方式，并借鉴发达地区及国外先进经验，提出以下应对措施。
1.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吸引“人口回流”，稀释人口老龄化
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居西部第1，全国第6。除了人口因素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受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发生的人口由“西”向“东”的大迁徙，即由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而重庆属于西部重镇，在过去的20年间为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提供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这也是造成重庆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问题上，可探索运用人口迁徙的机制，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吸引人口向西部流动。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大力发展西部中小城镇，统筹规划新城镇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环境治理等，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从而吸引“人口回流”[1]，通过“人口回流”来“稀释”人口老龄化。
2.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经济，提供养老资金保障
第一，大力发展生产服务性产业。重庆市的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生产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出来的新兴产业，在企业生产的上中下游诸环节中发挥辅助作用。环境和资源的外在约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使得现代服务业成为各地区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如运输、仓储、信息咨询、会计事务服务、管理咨询、通信服务、技术鉴定服务等都属于生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发展程度已成为衡量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保障，是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的关键选择。目前中国正处于中、东部地区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逐步向西部转移的历史时期，借此契机，大力发展生产业，承接服务业外包产业，加速引进新技术和投资资金进入广大内陆地区，既能逐步改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有利于本地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变，有助于在重庆市集聚起新的生产力。更重要的一点，借助于生产服务性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建立长效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为人口老龄化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而服务性产业也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特别是其中有很多岗位对于具有一定知识技术背景的老年人来说能够继续发挥余热，如信息咨询、会计事务、技术鉴定等，能够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更可以缓解劳动力资源不足、养老资金紧张等问题[2]。
第二，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着力开发老年用品产品。第二次产业的发展方向是第一次产业的再加工。针对老年人的消费特点，可生产具有高营养、易消化和补充人体正常需要的特殊食品；兴建适合老年需要的公寓式住宅，特别是医疗、卫生、保健相配套的住宅小区；老年出行需要的拐杖、轮椅，老花镜、助听器等特殊需要产品的生产；满足老年健身、体育及文化、娱乐等产品的生产；轻便、耐用、质高价廉的老年旅游用品的生产等。
第三，加大老年服务性产业的市场化运作。重庆肩负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历史重任，处于工业化中前期，碳减排压力巨大，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策略上应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特别是加快低碳服务业的发展。老年服务性产业多属第三产业中的低碳服务业[3]。从消费的角度看，老龄化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产生超强需求：金融保险、医疗卫生服务、心理咨询等必须加强；文化性、娱乐性消费行业要尽快发展，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向上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场所（商业性的），而不仅仅是建立一些行政性的老干部（或老年人）活动中心；扩大老年照料、护理业等劳务消费的比重，加强社会服务行业使家务劳动尤其是老年家庭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让第三产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真正成为产业，而不是事业单位。通过加大市场化运作的力度，也才能让老年服务性产业提高服务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不仅为老年人解决确实之需，也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因之一[4]。
3.建立长效的志愿者服务体系
重庆市老年人口中高龄化程度明显，高龄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在生活上给予更多的照顾和照料，由此对照护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老龄化社会中本身劳动力资源不足，特别是对于养老服务体系的中的服务人员更是缺乏。解决这一供需矛盾，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一帮一”老年志愿服务队伍。老年志愿服务队伍的建立，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已开始尝试。通过各地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一帮一”的形式，即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即解决了劳动力资源不足问题，也让老年人充分感受到老有所为，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弘扬了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老年志愿服务队伍的建立，在操作层面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完善老年志愿服务的管理模式；二是加强老年志愿服务队伍的技能培训。
第二，建立大学生为老志愿服务队伍。作为社会志愿服务的主力军，大学生在志愿服务的队伍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大学生在为老志愿服务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大学生服务提供的可持续特点，建立长效的大学生为老志愿服务，能够有效解决养老服务体系中服务人员短缺问题。在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志愿活动效益评价机制。为了能够客观地评估社区服务的性质和效率，有必要进行服务项目的成本核算；二是志愿者利益保障机制。如可探索实行志愿服务时间储蓄制度，创新对为老志愿服务的激励机制。也更能够保证大学生为老志愿服务的长效性和可持续性；三是加强为老服务的技能培训，提高为老服务的效率和效果。探索在高校素质教育中导入家庭生活技能的基本培训，提高大学生的自我生活能力及帮助他人的能力。
4.探索建立针对女性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女性老年群体的平均寿命高于男性，由此造成老年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调，这种现象在重庆较为突出。重庆市老年人口男性占45.2%，而女性比例为54.8%，女性人口比例明显高出男性比例。而女性老年群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长期处于弱势，一方面由于女性在家庭和职业的选择上对家庭投入更大的精力，另一方面由于在职业待遇上受到不同程度性别歧视，导致女性群体的工资收入水平低于男性群体，由此影响其养老金收入水平。寿命长，但养老金收入水平却偏低，会降低女性老年群体的养老生活质量，因此需要探索建立针对女性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障制度。
在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中都有遗属津贴这一项目，以保障一个家庭中主要劳动力（主要指男性）去世后，其他成员（主要指女性及其子女）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中国遗属基本生活保障始终停留在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层面，从目前人口老龄化特点看已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女性老年群体的需求，因此在制度建设上可探讨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保障制度，体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确保性别平等，保障家庭稳定。
5.慎提延长退休年龄
针对老龄化社会中劳动力资源不足问题，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延长退休年龄的建议。但是，延长退休年龄的基础是建立在延长仍具有劳动能力（其中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老年群体的退休年龄。如果所延长的那部分老年群体到了退休年龄已基本不具备劳动能力了，那么延长退休年龄对于增加劳动力资源将是个伪命题[5]。
从重庆市人口老龄化情况调查中可以看到，重庆市老年人口特点是普遍受教育程度低，老年人口中文盲占16.8%，小学文凭占35.2%，初中文凭人数比例为22.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
占74.0%；而中专和高中分别只占8.0%和6.4%，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11.6%。如果从现在开始就在重庆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那么这部分老年人将无法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脑力劳动，若从事体力劳动也无法和青壮劳动力竞争，因此，在现阶段提出延长退休年龄需谨慎。
当然，国际上面对劳动资源不足及养老金压力问题，通常通过延长退休年龄予以解决，而且国外退休年龄通常也比中国大，大部分发达国际都达到65岁，但这都是建立在已普及了高等教育的基础之上，且身体素质状况比中国人强。因此现阶段在重庆到底应不应该延长退休年龄？在什么时候才适合实行？或者怎么实行？这些问题还都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在政策的制订上需谨慎。
6.加大老年继续教育力度
不管是从解决劳动力资源不足的角度还是从老有所为的角度，加大老年继续教育的力度都显得尤为重要。可以探索将老年大学改为老年人再教育、再培训、终生教育机构。目前的老年大学主要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让他们快快乐乐琴棋书画，如果让老年人继续发挥他的作用，经过几年再教育、再培训，学电脑、学IT技术和其他技能，通过这种办法使之能够再就业，能够继续
发挥其人力资本的作用。通过加强老年继续教育的力度，提高老年劳动力资源的价值，这应该是延长退休年龄的前提。
同时，也应该大力发展社区继续教育，开办社区大学，提供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不仅为老年人，也为更多的居家妇女及社会青年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应对人口老龄化导致
劳动资源不足问题。
7.发展现代家庭农业
老年人口城乡分布失衡，农村空巢群体庞大，这不仅是重庆市老龄化社会的现状，也是全国的现状。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其中涉及经济问题及社会服务等各种问题。
在乡务农的中老年人在城市就业没有优势，但是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经营，比如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却能够发挥自身优势。有专家做过相关调研，资本农场在种植粮食方面敌不过家庭农场，因此制订发展现代农业相关政策时，需鼓励发展现代家庭农业，而不能鼓励更不能支持资本下乡。通过发展现代家庭农业，让“回流”农民工能够以小农经营获取经济收入，完成养老生活。这种回乡生活对他们来说不仅生活成本低，而且更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也有利他们的身心健康。而且发展现代家庭农业，提高农民收入，也能够吸引第一代农民工“回流”，这批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在四五十岁，回乡后除了可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也能够解决农村空巢老人无人照料的问题，再通过进一步加强农村老年人的继续教育培训，包括农业知识技能、现代家庭生活知识技能、科技信息化知识技能等，让他们掌握更多现代化知识，将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6]。参考文献：
[1]刘云刚.中国地方城市的人口回流与振兴战略[C]//地理学核心问题与主线――中国地理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建所五十年庆典论文摘要集，2011.
[2]彭湘君，孙志军，王玲.产业转移背景下重庆市生产业发展策略选择[J].技术经济，2012，31（11）：1-2.
[3]陈英.重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思考[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7（4）：33-40.
[4]王立勋.北京市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1.
[5]王纯.延长退休年龄 应对人口老龄化[J].科技咨询导报，2010（17）：227-229.
[6]宋金文.日本农村社会保障：养老的社会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e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LU Xia，ZHANG Heng，CHENG Xingyuan
（School of Social Affairs， Chongqing City Management College， Chongqing 400030， P. R. China）
Abstract：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设施；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衣食住行，一直是人类最关注的问题，要是人类能完全具备解决衣食住行的能力，会在工作岗位中更加有活力，使生活更加有规律，更能促进美好的生活。简言之，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对老年人特殊群体的问题成为社会上高度关注和热门的问题。如何保障老年人余生的质量，关键在于开展老年养老设施的深入研究，以改进今后的养老设施的功能性、舒适性和安全性的问题。
我国老龄化与老年养老设施现状
老龄化趋势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联合国及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和关注。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严峻状态。
关于老年人与城市的关系中，城市的发展与老年人数量是互相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老年人数量的增加使城市劳动力的下降，城市中心区活力的降低等现象，但也会提供一些养老设施工作岗位的资源，老年产品，候鸟型旅游等老龄产业的红火。城市的发展也刺激着老年人融入到社会中，成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因此需要一种方式来使冲突的关系转变成融合发展的关系。
养老形式特征
面对不同需求的老人，应提供不同的养老形式。例如，70岁以下的老人他们仍然可以自理的生活，可以教育子女，管理家庭，还可以服务社会，居家养老是最佳的选择。据调查，目前大部分老年人仍然希望与家人一起生活，老人希望在家庭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居家养老可以结合社区助老服务体系来满足高质量的老年生活。
我国现阶段养老设施的分类现状
养老设施的分类应根据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以及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分析设施内必需的服务内容和标准,并相应划分设施类别。
养老设施的分类应以老年人居住需求为原则，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前瞻性。
(1)托老所。为老年人提供寄托性养老服务的设施，有日托和全托等形式，以自理和借助老人是主要的接待对象。
(2)老年公寓。以独立或半独立家居形成的生活单元为基本成分单位，具备餐饮、卫生、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体系的养老设施，以自理老人为主要接待对象。
(3)养老院。本论文将敬老院、养老院、老人院、社会福利院等功能相近的养老设施名称统一为养老院，是指专为接待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养老设施，设有生活起居、文化娱乐、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项目，以自理和借助老人是主要的接待对象。
(4)护理院。收住生活行为依赖他人护理的老年人，并为其提供起居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项目，以介护老人为主要接待对象。其中养老院和护理院的需求度最高。
养老设施所有制的结构状况
我国养老设施大致分列为公办养老机构，社会和个人兴办的养老设施，出现“公办要预约，民办空一半”的现象。
我国现阶段养老设施的普遍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观念上的问题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应当发扬的优良传统，但对于一些传统的观念来理解很多人认为，老年人去养老机构养老是其子女们对父母的不孝，老年人也会出现一些心里不平衡感，是所谓的被子女忽略和遗弃。养老设施的出现是老年群体出现后的一个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是社会提供一种平台，使老年生活更加便利，舒适。这里的关键还是在于完善养老机构的设施与服务。老人的居住问题不可能只通过福利收容与医疗救助得到完美的解决。
养老机构所有制之间存在差距
公办和民办的养老机构之间从资金和入住率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差距如此大的原因在于：一是规模小设施差。例如居住空间紧凑，四五个人挤在一个屋里，或者只有居住的空间，没有娱乐休闲的地方，硬件设施完全不能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这是由于部分民办养老机构缺乏投入的资金和专门的管理。二是服务水平不高。个人办理的养老机构中接受专业培训的人为数不多。三是在运营方面缺乏有关部门的指导。这些机构对社会福利机构的有关规定和行业标准缺乏了解，随意性大，缺乏看护的专业知识，容易产生机构与老年人之间的矛盾，以至于老年人排斥此类的机构及服务。
3国外先进养老模式的借鉴
欧美和亚洲等一系列国家相继进入老年型社会，特别是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更早的开始解决社会老龄问题，并在老年人居住建筑和环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
目前在美国一些地方，“以老养老”已被美国大部分老年人所接受的养老方式，“以老养老”指的是老年人在退休前10年左右就为了自己养老而购买了房子，然后把富余的部分租给年轻人使用，利用年轻人支付的租金来维持自己的退休后的生活。
日本
日本是基于传统东方家庭观念来建设家庭养老，提倡和鼓励“多代同居”，例如“两代居”集合住宅和“多代同堂组屋”等。老年人住宅产品与其他租售性质的住宅产品混合设计在一个生活社区内，突出了自助自理。
法国
在法国称之为公共机构，大体上可分为四类：收容所、老年公寓、护理院和中长期老年医院。收容所有公办和私办两种，是为生活能自理的老人而建的，收费较低，除食宿外，还提供一般医疗保健和文化生活服务。为使入住老人不脱离社会生活。
4 发展我国养老设施建设的思考
4.1 结合多种养老形式，完善社区养老设施
虽然老年人口每年都会有增长的趋势，但是由于生活水准与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可自理完成日常活动，从而可推进社区养老的方式，这也能够大幅度降低机构养老的需求，提高原有养老机构设施的质量。社区养老设施是在不脱离家庭的情况下，社区机构集中管理，是新型的养老方式。
4.2 加强政府管理，出台个性的促进性政策
政府机关通过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组织机构和个人建设养老机构，推进社会化全民福利机构。
政府除了国家有关规范，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来安排养老设施功能外，对名称、面积以及功能定位等进行严格的控制，加强管理，并落实社区养老机构建设，发挥其作用。
分散传统养老方式
在传统的观念中，老年人由于身体、年龄等原因，只能从事家务、照顾孩子等单一的工作，已停止从事社会大部分工作。而随着医疗技术以及生活的进步，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强壮，在身体条件允许范围内，可尝试一些老年人再就业或者候鸟型旅游等项目，不能只依靠静止的工作状态，而要分散传统的养老方式，进行多样化的改革。
提高专业人员职业素养
提高养老设施的服务质量，必须做到硬件和软件相结合。软件的工作是指专业技术人员对养老设施的人性化设计、服务人员的职业素养以及人们对传统养老设施的改观等。以传统的设计程序来说，使用者是老年人，但设计者一般都是年轻人来完成。设计人员应该在设计之前与老年人密切沟通，观察和了解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设计出老年人真正需要的养老设施。
结语
对老年养老设施的研究在国外开始较早，已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东西方文化差异巨大，由其反映在老年人身上会更加明显，不仅在生活习惯及活动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别。同时，中国各地方生活习惯，民俗习惯的不一样，在设计中考虑各地域的差异也非常重要。因此对于老年养老设施的规划问题是复杂的问题，需要更多的人进行深入的研究。相信通过不断地努力，老年养老方面肯定能取得丰富的成果。
参考文献
孙伟，杨小平. 我国养老设施的分类特征及发展趋势探讨. 山西建筑2011.2
周燕珉，陈庆华. 中国城市养老设施调研及设计研究. 住宅科技 2003.11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5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市场效应 人力资本积累效应 储蓄率效应 经济增长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新增长理论，人口因素始终是一个相对而言获得较少重视的问题。毫无疑问，将人口老龄化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意义重大。就研究成果来看，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几个途径的相互交织，主要包括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储蓄率效应、劳动生产率效应和资本市场效应等，但由于假设条件、模型设定等不同，结论也不同。
一、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研究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人口老龄化直接减少了劳动力供给，使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减少，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Cutler，Poterba & Sheiner发现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美国劳动力供给在2010—2060年间将出现下降，投资率也将下降3%—4%，但劳动力供给减少并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因为老龄化在发生时间和速度上的国际性差异引起的资本跨国流动将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
Borsch-Supan对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Borsch-Supan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平均年龄提高，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劳动参与率会上升。他发现相比于劳动力供给对生产力的不利影响，年龄结构对生产力的负面效应似乎更小。同时，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可能会导致资本替代，单位工人的资本密集度提高，并且如果能在2030年实现向完全基金积累制转型，那么单位工人的资本密集度将更高，劳动生产率也将提高的更多。
Ilmakunnas & Maliranta、 Borsch -Supan、 Vodopivec & Arunatilake、Marchiori， Pierrard & Sneessens和Ludwig， Schelkle & Vogel等考虑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和工资刚性对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的复杂影响。Ilmakunnas和Maliranta用工资刚性理论解释了年龄—工资的不对称性。他们认为由于延期付款合同、就业保护以及内部人—外部人力量的不均衡性导致老年人工资一般要高于其边际生产力。Borsch-Supan认为在老龄化冲击下，如果欧洲劳动力市场不能迅速调整，那么这种不完全性将放大老龄化的负面效应， 使欧洲就业趋势加速恶化， 不利于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Marchiori， Pierrard & Sneessens在研究人口结构变动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时，考虑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存在巨大的就业调整成本，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会导致比在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下规模更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宏观经济波动风险，不利于经济增长。Ludwig， Schelkle & Vogel认为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人口老龄化会导致资本——劳动比率提高，资本报酬率降低，工资上涨，加剧代际福利分配的不公平性，但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能内生调整，将有效降低不公平性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完全，那么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调整将受到抑制，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教育以及就业培训的支持力度，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外生激励。Blondal & Scarpetta发现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对老年人退休决策有很大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会促使老年人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1]。
二、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研究
许多研究表明，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人力资本的内生调整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Bloom & Canning发现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平均寿命延长会提高储蓄率和资本存量，增加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抑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2]。Ferguson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长期效应。他认为由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投资的“溢出效应”以及储蓄率和资本存量的提高，寿命延长在短期内能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但长期内储蓄率的下降会抑制人力资本积累，且教育投资私有化以及政府对医疗保健投资支持的下降会使人力资本积累加速恶化，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3]。
Fougère & Mérette以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降低了物质资本需求，但却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激励，使父母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这对经济增长有长期正向效应。Kemnitz & Wigger 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为切入点，认为设计恰当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能将人力资本积累的外溢性内生化，实现经济的帕累托改进和更高的增长速度。Zhang & Zhang在生育和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越是依赖于个人收入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越是能起到减少生育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相反，Docquier & Paddison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他们认为，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使物质资本积累减少引起利率上升，未来工资收入现值下降，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Thφgersen在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也证明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基金制能通过强化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Cerda在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内生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的假设下，证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本身的不可持续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引入老年人对政治决策的政治影响力时，Samadi & Esfahani et al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随着老年人数量逐渐增多，老年人投票者与日俱增，这促使政府减少教育投资，降低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引入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后，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相反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提供激励，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三、人口老龄化的储蓄率效应研究
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供给减少，年轻人税收负担加重，储蓄率下降并导致资本积累减速，向老年人的转移支付增加，挤出公共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Shimasawa和Hosoyama运用带有OLG结构的CGE模型研究了亚洲四国（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及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他们指出，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社会保障缴费率和工薪税率将不断提高，从而压低国民储蓄率，降低资本存量，但由于老龄化的劳动力短缺效应大于资本积累减速效应，导致资本密集度提高，资本收益率下降。Gonzalez-Eiras和Niepelt认为老龄化通过储蓄率、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密集度等直接效应以及税率变化、政府支出结构和退休年龄等间接效应影响经济增长[4]。在一个由资本积累和生产力进步驱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他们认为，一方面，老龄化将使家庭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储蓄率，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老年人政治力量提升，加强了老年人对公共投资的政治支持。然而Futagami & Nakajima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在以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通过四种效应影响经济增长：首先，随着寿命的延长，为退休积累的动机逐渐增强，从而家庭每期选择更少的消费；其次，储蓄率上升导致资本积累加速，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再次，加速的产出增长反过来又导致储蓄率的进一步上升；最后，退休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又压低了储蓄率。与Auerbach & Kotlikoff、Shimasawa & Hosoyama等强调老龄化降低储蓄率不同，Ki Tang & Wong同时考虑了老龄化和寿命预期对储蓄率的影响，肯定了老龄化加剧会降低储蓄率的传统观点，但又认为寿命延长也可能会提高储蓄率，二者对私人储蓄率的净效应取决于其相对速度。
四、人口老龄化的劳动生产率效应研究
Skirbekk认为由于老年人劳动生产率较低，而老年劳动力越多，对经济增长率和财政可持续性越不利。同时，他发现加速的技术进步增强了学习以及工作方式动态调整的重要性，从而使工作经验的重要性边缘化。
Van Ours和Stoeldraijer研究了年龄结构、工资率和生产力的关系。他们认识到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很难判断：首先，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能的运用方式、组织结构、工人之间的相互配合以及企业的技术水平；其次，由于企业用工环境的改变和经济主体行为特征的代际差异，技术进步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而增加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再次，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内生于劳动力市场。Ilmakunnas & Maliranta指出了在老龄化冲击下，企业和政府最优选择的对立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使企业老年劳动力增多，生产力水平降低，此时解雇老年工人，重新雇佣年轻工人将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在财政可持续和养老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下，政府延长了退休年龄，并努力提高老年工人的劳动参与率，从而增加了企业成本，降低了平均劳动生产率，不利于经济增长。Alders在内生增长年的OLG模型中考察了外生低生育率冲击、人力资本积累与折旧以及老年人就业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并通过“数量—质量替换效应”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技术进步，却导致老年人人力资本的退化，生产效率降低，从而失业率上升。
虽然大部分经济学家支持老年人生产率较低的观点，但Lundberg发现可能存在Horndal效应。基于此，Malmberg，Lindh & Halvarsson运用瑞典1985—1996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对老年工人的生产力效应进行了全面分析。他们认为拥有众多老年工人的企业表现出的低生产力并不是由于老年工人生产力低引起的，而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没有及时更新。同时，Malmberg等强调了老年工人和年轻工人相互影响对提升企业生产力的重要性。
最后，Backes-Gellner & Veen认为现有研究过分强调老龄化对个人生产力的负面冲击，而忽视了老龄化和年龄结构差异对企业组织生产力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年龄结构和工作类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效的年龄结构组合还能提升组织生产力水平，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已经形成了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框架。笔者发现，由于研究者所使用的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假设条件和参数值大小等的差异，研究结论往往也不同，如人力资本的内生或外生假定、经济体开放与封闭的差异等。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时，对模型假设、变量选择和参数设置等应极为慎重，如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人口迁移和经济二元性都有可能对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产生重大影响。再次，就研究方法来看，国际上运用OLG模型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非常盛行，但OLG模型的原理和应用在中国的老龄化研究中还没有得到重视。最后，虽然大部分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灾难性影响，但也有学者指出人力资本的内生调整以及技术进步的加速足以弥补老龄化的负面效应，但老龄化冲击下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口老龄化问题实际上是制度设计问题，有效的制度设计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Blondal. S & S. Scarpetta. Falling Participation Rates among Older Workers in OECD Countries： the Role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OECD Economic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1998
[2]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 & Jaypee Sevilla.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NBER Working Paper.No.8685.2001.
[3]D.Chris Ferguson.Human
Capital Investment，Longevity，He-
alth Care， and Growth.[J].2011
[4]Martin Gonzalez-Eiras &
DirkNiepelt. Ageing， government budgets， retirement， and growth.
人口老龄化研究范文6
一、引言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成为一个全球化问题，这是上世纪人口发展的两大现象——生育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引发的结果。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林志宗认为，由于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全球人口出现了平均寿命预期升高以及生育率下降的趋势[1]。这既是人类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表现，同时也使各国政府面临着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养老保障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按照联合国1982年制定的国际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社会即为老年型社会。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及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生育方面经历了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这必然会改变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从而使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我国1999年60岁以上人口总数达到1.26亿，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0%，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
武汉大学的马骁骁的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他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在1974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人口增长太快，该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下降，从而导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老龄人口迅速增加[2]。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快（见表1）。“六普”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87%。同“五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93本文由收集整理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91个百分点，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进一步加剧。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城镇高于农村的发展历程不同，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超过城镇，农村老龄化问题的压力更为突出。此外，在2005年超过13亿的总人口中，城市总人口是56 167万人，农村人口是74 471万人。因此，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就尤显突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近8 600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可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要远高于城市[3]。
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老龄化波及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 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
河北省老龄人口呈现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大于城镇老年人口且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河北科技大学的闫露娜等人研究认为，河北省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形势严峻，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4]，但他们未能对河北这个农业人口大省的农村老龄化问题做专项研究，其他相关文献也鲜有涉及此问题。本文专门就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其问题加以系统分析，并提出符合农村现实的养老对策建议。
二、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
河北省既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一个人口大省。建国以来，河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82年“三普”时，0～14岁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0.78%，65岁及以上人口占5.67%，老少比为18.43%；1990年“四普”时0～14岁人口占29.04%，65岁及以上人口占5.81%，老少比为20.01%；2000年“五普”时，0～14岁人口比例降至22.78%，65岁及以上比例升至7.05%，老少比为30.93%。以上数据表明，从2000年起，河北省人口年龄构成已经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据第二次农业普查统计，2006年底河北省在农村居住及城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口为4 926.23万人。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看，2000年河北全省总人口为6 668.4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 756.0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6.33%；农村人口4 912.43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3.67%（农业户口占80.4%）。随着河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2005年、2007年全省城镇化率分别为37.69%、40.25%，推算全省农村人口分别减少为4 268.86万人和4 148.5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例分别降至62.31%、59.75%（2007年全国为55.06%）。另据公安户籍统计，2007年末河北省持农业户口的有4 842.76万人，占全部户籍人口的68.96%。几种统计渠道均显示，河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人口比重较大，而且这种现状将保持相当一段时期。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做好河北省农村养老问题研究至关重要。
三、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一）农村人口“未富先老”问题
我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
河北省“未富先老”的状况在农村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使农村的经济发展缓慢，计划生育政策及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欠缺，再加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河北省农村的贫困现象很普遍，人均收入与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是经济上最弱势的群体之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除了耕种土地外几乎没有其他自主收人来源[5]。农村劳动生产率原本低下，土地收益率又极低，因此，当他们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维持温饱已是十分困难，生活上很难得到其他保障。因而，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成为农村老年人口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据对河北省农村特困老年人的抽样调查分析显示因病和残疾致贫的人口占近46.7%，几乎达到被调查特困老年人的一半。此外，由于农村许多低收入中青年子女的受教育机会相对不足，从而加大了贫困世代传递的可能性。他们无法为家中老人提供较好的物质生活保障，自己也无法为养老积蓄。
（二）农村劳动力的老化问题
和全国的情况一样，河北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外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流出人口巨大，造成许多地区的所谓“空心村”现象，在“空心村”里，许多家庭房空门关或者很少有人。青壮年大多出去了，剩下的多半是妇女、儿童、老人，现在很多妇女也出去了，农活主要由一些“年老的留守人员”负担。人口流出引起农村空巢家庭问题，青壮年子女不在身边，年迈的父母无人照料，很多流出人员还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照看。某县调查出有90%的老人需照看孙辈，70%的留守老人依然干农活，45%的老人无积蓄，生活贫困。
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河北省农村劳动力的空心化及老化的特征明显。现在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抛荒”的现象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农村劳动力老化带来的严重问题。据有关调查发现，河北省农村60～65岁间的老人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比例有60%多，65岁以上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占21%强[6]。随着年龄的增大，劳动者的体力衰退导致原本低下的农业生产率进一步下降，长此以往，必然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延缓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进程。
四、对策和建议
（一）发展农村经济是根本之道
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家庭照顾的养老保障方式仍会继续存在，因此，增加家庭成员的收入显然是提高其保障能力的基本手段。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转移已成定势。因此，在改善农村劳动力工作环境、提高其收入、能力方面，政府应做到： 第一，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一些不合理制度，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力求做到同工同酬； 第二，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如前所述，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生产率就越高，工资收入就越多。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需要加大在农村的教育投入，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培训，这些都是提高农民工增收能力的有效措施。
鉴于河北省在经济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就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和当务之急。我国当前农村老龄人口所面临的诸如养老、医疗保障等问题是“三农”问题的一部分。想要着实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及社会福利水平，根本解决农村老龄人口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着力点应该围绕“三农”问题展开。据报道，河北省老龄人口近1 000万，占到人口总数的13.5%。结合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当前应响应党的十提出实现农村人口城镇化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号召，以大幅提高农村经济实力和农民收入水平作为今后的重要工作目标。这就需要加强河北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积极探索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及产业化经营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通过科技下乡，提高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业收益中的贡献率[7]。建立以新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推广与产业化体系和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远程教育网络为基础的高效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加大农业生产技术投入，以提高土地经营效益。
通过大力发展河北省乡镇企业来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农民的收入来源。在推行减免农业农民税费的惠民政策的同时，拓宽农产品销售的渠道，建立并普及河北省农产品供求信息网络。此外，需消除农产品流通环节中运输及市场准入环节中中存在的种种关卡。只有切实保护农民的权益，提高农民的收入，才能解决好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
（二）政府需要加大投入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考虑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的负担能力，河北省农村的社会保障可以采取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路径，以医疗和养老保险为突破口，逐步建立统一、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村的养老提供社会支持。在提高社会保障的补助比例上，可以采取高于城市的比例，适当降低农村的个人养老成本，这也是符合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能力较低这一现实国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