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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的概念范文1
[关键词]旅游资源生态位；概念；选择策略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2―0049―05
生态学起源于生物学，但已经超越了生物学的范围。它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更多的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是自然科学通向社会科学的桥梁。而生态位理论是生态学学科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现已逐步渗透和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目前，生态位理论主要是在企业发展理论研究和城市发展理论研究两个领域被重点关注和热点探讨。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把生态位理论引入旅游学的研究领域，如祁新华等在研究生态位概念基础上，提出了旅游生态位的概念，阐述了旅游生态位的原则和规律。邹仁爱等引人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理论，阐述了旅游地生态位的竞争原理和演变规律，并对区域旅游在协调开发过程中应该采取的生态位策略进行了探讨。本文将以旅游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借鉴生态学中生态位相关理论和方法，提出旅游资源生态位的概念，探索旅游资源生态位相关理论及其在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业发展中的应用问题。
一、生态位与旅游资源生态位
(一)生态位的内涵
生态位(Niche)是一个既抽象又含义十分丰富的生态学名词。早在1894年密执安大学的斯居尔(streere)在解释鸟类物种分离而居于菲律宾各岛现象时就对“生态位”就很感兴趣，但未作任何解释。1917年，美国生态学家格里耶(J．Grinnel)第一次使用“生态位”(niche)一词，并把它定义为生物在群落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发挥的功能作用。目前被认为比较科学而且广为接受的解释是普特曼(Putman)等提出的：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理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
生态位概念的发展是与生态位理论研究工作同步进行的。尽管近百年来生态位概念未能达成很好共识，但把生态位理论应用在竞争系数估计、极限相似性、资源划分、土地评价、群落稳定性讨论、城市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等领域内已取得很好的成效。
生态位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生态位态势理论及分析方法、生态势理论、生态位扩充与压缩理论、生态位适宜度分析方法、生态位重叠和竞争排斥理论。生态位理论和方法不仅广泛用于自然生态系统研究，而且对于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生态位理论对旅游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生态位的概念及其理论正日趋完善，已超越了生态学的范畴，渗透到了许多学科领域。在旅游学研究领域，应用生态位理论对指导旅游资源开发有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生态位理论强调趋异性进化。物种与其在同一区域相互争夺有限资源，不如通过改变自身来开拓广泛的资源空间，去利用尚未开发的资源。在生态位分化过程中，各物种在时间、空间、资源的利用以及相互关系方面，都倾向于用相互补充来代替直接竞争，从而使由多个物种组成的生物群落更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同样，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时，也可以借用这一理念。一方面，旅游资源开发应强调个性化与独特性，要求在旅游资源开发中，首先应该把挖掘当地特有的旅游资源作为出发点，尽可能地突出旅游资源的特色。另一方面，做到“同质化的资源，差异化的开发”。在开发理念、开发模式方面应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突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
第二，生态位理论强调个体自身不断进化，通过进化来提高自身生存能力。这对旅游资源开发来说非常重要，只有自身的生存能力增强，才能很好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时，应在挖掘旅游资源的内涵、提升旅游产品的品位上下工夫，做到深度开发与创新开发结合，拓展旅游资源的生态空间，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生态位理论强调协同进化。共同进化作为一种全新的竞争战略，不是简单地消除或回避竞争，而是积极地更有策略地迎接日益激化的竞争，在“双赢”和“多赢”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共同进化是相互依存的物种在无限循环的互惠环境中进化的过程。在区域间树立“互惠互利”的观念，通过区域协调，开展多方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用、市场共建、利益共谋；在区域内树立“一盘棋”的观念，通过积极横向联动，资源共享，产品互补，客源互流，形成整体合力，实现整体开发。
(三)旅游资源生态位
1．旅游资源生态位的内涵
马世骏指出，从基因到整个地球所有的生物组织层次具有一定生态学结构和功能的单元称为生态元，所有的生态元均具有相应的生态位。生态位是指在生态因子变化范围内，能够被生态元实际和潜在占据利用或适应的部分[14]。应用到社会学领域，旅游资源作为区域旅游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与生态元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相类似，旅游资源在区域旅游系统中也具有一定的结构与功能，具有相应的生态位。
旅游资源生态位是指旅游资源在区域旅游系统中依据其特点、品位、市场开发潜力及需求状况而确立的发展地位及由此而致的开发序位和市场定位。旅游资源生态位是旅游资源本体特征(包括旅游资源的价值、规模、丰度、知名度、美誉度及组合状况等)与环境条件(包括旅游资源所处的生态环境条件、人文环境条件、资源开发条件、区位条件、客源条件等)互动匹配后所处的状态，是旅游资源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范围内旅游业发展中所具有的功能与地位。旅游资源生态位与生物生态位最大的不同在于：生物的生态位是被动的自然选择和适应的结果，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旅游资源生态位则是旅游资源本体特征与环境条件互动匹配的结果，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条件和改变竞争策略而进行主动的选择，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时尚的变化，人们的审美标准、审美观念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旅游资源生态位的演化。
旅游资源生态位包括3个方面的含义，即，(1)旅游资源价值层位；(2)旅游资源开发序位；(3)旅游资源市场定位。其结构关系图1。
(1)旅游资源价值层位――“营养生态位”
旅游资源价值层位是指从审美的角度和旅游资源自身特点、属性、开发利用条件出发，旅游资源在区域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这个“区域”的范围可以是指在国际范围、国内范围或地区范围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旅游资源的“营养生态位”，也就是旅游资源本身能够满足旅游者需求的程度 及旅游者从中所能获得的价值(营养)大小。旅游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形态，属于“公共商品”或“环境商品”。它的价值构成不同于一般资源，其价值首先决定于它的效用性，其大小则决定于它的稀缺性和开发利用条件。当然旅游资源除了经济价值外，还具有环境价值、存在价值等隐性价值，其价值构成如图2。旅游资源价值层位是旅游资源开发序位和旅游资源市场定位的基础。
影响旅游资源价值层位的主要因素包括：①艺术观赏价值；娱乐康体价值评价，历史文化与科学价值，资源规模、丰度、知名度与美誉度、组合状况等。②旅游资源开发的外部性。③人们的审美标准与审美观念的变化情况。
(2)旅游资源开发序位――“时间生态位”
旅游资源开发序位是根据旅游资源本身的价值品质、旅游资源所在地的区位环境条件、区域旅游资源相互关系等因素，确定的旅游资源在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时间顺序和旅游资源在区域旅游功能系统中的地位。旅游资源开发序位包括开发时间先后秩序、开发建设规模和功能体系定位。旅游资源的价值层位是确定旅游资源开发序位的基础，而旅游区位因素是确定旅游资源开发定位的重要条件。旅游资源生态位可以通过区位因素的变化引起旅游资源开发序位的改变而发生变动。
影响旅游资源开发序位的主要因素包括：旅游资源价值层位；区域旅游资源集散程度与类型结构状况；旅游资源开发难易程度、投资规模、客源市场保证程度、开发后的综合效益等。
(3)旅游资源市场定位――“空间生态位”
旅游资源市场定位是根据区域中旅游资源的价值层位现状，分析旅游资源的辐射距离大小和吸引向性而确定的旅游资源的市场开发方向和预期规模大小，即同一资源在不同区域市场上所占据的位置与市场层次。旅游资源市场定位可以分为旅游资源的市场空间定位(空间生态位)和旅游资源的市场功能定位――目标细分市场定位(功能生态位)。
影响旅游资源市场定位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旅游资源价值层位，旅游资源的知名度、美誉度，旅游资源的定向吸引力等。
2．影响旅游资源生态位的环境因素
影响旅游资源生态位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旅游资源本体条件，如资源的价值、资源的品位、组合状况等；二是区域旅游资源的状况，如区域旅游资源的数量、品位结构、类型结构等；三是旅游资源所处的地理环境条件，如环境承载力、环境舒适性、环境安全性、施工环境条件、地质地貌条件；四是旅游资源的客源环境条件，如客源地区位条件、区域人口出游水平与消费能力、与相邻旅游地关系、资源对客源市场的吸引定向性、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区位关系及可及性；五是旅游资源所处的区域社会经济背景条件，如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区态度、开放程度、意识与社会承受力，基础设施与旅游设施条件，资金条件，政治环境与投资环境等。
3．旅游资源生态位谱与生态位变迁
旅游资源生态位谱(TRNS，Tourist Resources Niche Spectrum)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按照旅游资源的价值品位、开发序位和市场定位等相关评价指标，确定旅游资源在区域旅游业发展中所占据的位置谱系。它所表达的是区域内旅游资源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分工体系。
自然生态学中，随着环境的变化，生物生态位存在着变迁。同样，旅游资源生态位是由旅游资源本身特性与环境条件共同决定的，因此也会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与改变。
二、建立旅游资源生态位理论的意义
生态位是普遍存在于生物界的一种自然现象。目前，这个概念已超越了生物学的范畴，渗透到了许多领域，如企业经营管理、城市发展研究等领域。把生态位的概念引入到旅游资源开发理论中，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旅游资源的存在状态现状及开发方向，通过对这一状态的认识，我们可以发现旅游资源的发展前景与开发方向，可以为区域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一种新视角与发展思路。
(一)为构建旅游生态学探索一种新的理论与方法
生态位理论是生态学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理论。随着生态位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旅游资源生态位研究的不断深入，它将为旅游生态学研究注入更多的新鲜血液，为构建旅游生态学的学科体系探索一种新的理论支撑和新的方法论。
(二)为区域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提供理论支持
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根据旅游资源的自身条件与环境条件，慎重地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态位”，避免低水平重复开发与过度的恶性竞争，使自己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在区域旅游系统中形成一个合理的旅游资源生态位谱，这对于协调、合理开发区域旅游资源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三)指导区域规划，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
生态位理论研究表明，在资源环境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多种物种生态位在多维生态位的某一维数上的分割可回避竞争，从而形成共存，即有限竞争还可存在合作或相依性。生态位的这种合作与相依性对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在进行旅游区划时，首先应考虑的是旅游区(旅游资源)的“定位”问题，它关系到旅游资源在区域旅游系统中的分工，关系到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应用旅游资源生态位的理论可以指导旅游区划，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
三、旅游资源生态位的选择策略
俄罗斯微生物学家格乌司指出，生态位是可以选择的。不同物种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选准自身的生态位，在生存的时间和空间上与其他物种错开。旅游资源生态位的选择是旅游资源开发面对竞争所采取的一种积极策略。旅游资源生态位的选择必须考虑旅游资源自身禀赋特征与需求、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协调统一。选择策略主要包括生态位拓展、生态位调整、生态位协调和生态位优化4个方面。
(一)开拓新空间――生态位拓展
生态位拓展是指由于生物单元无限增长的潜力所引起的态和势的增加。任何生物都有无限扩充其生态位的潜力，试图占据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发挥更大的生态作用，对环境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区域旅游系统中，在已有的旅游资源生态序位基础上，为了适应环境变化和竞争实力的提高，开发新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产品，通过不断扩展自身的生态位空间，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拓展旅游资源生态位的宽度，在区域旅游业发展中占据有利的生存位置，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二)旅游资源错位开发――生态位调整
高斯(G．F．Gause，1934)原理说明，各生物单位都倾向于占据不同生态位，用相互补充来代替直接竞争，在竞争过程中通过生态位的分离来更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实现共同生存的目的。在弱肉强食的生物界，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物种，并没有因为残酷的竞争而灭绝，反而与处于强势地位的物种“共存 共荣”，其原因就是生态位规律在发挥着作用[2]。也就是生物选择了生态位错位的竞争策略。同样，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旅游资源生态位差异越大，彼此之间的竞争就越小，双方甚至处于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反之，旅游资源生态位越接近，相互竞争就越激烈，生存压力就越大。因此，为避免生态位重叠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价格战、广告战和产品战等)，寻求共同发展，可以选择旅游资源错位开发模式。旅游资源错位开发可以分为时间错位、空间错位、产品错位和市场错位4种形式。
1．时间错位
对某一旅游区应正确选择旅游资源开发的序位，做到分期开发，滚动式发展，确立旅游资源开发的主次关系与次序。对一些具有良好市场前景与预期的旅游资源，应尽快进行开发，充分利用“时间差”，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确立先发优势。对于某一旅游区域，应正确选择区域旅游开发的时间序位，确定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时间层次结构，进行时间上的梯度开发。
2．空间错位
寻找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生存空间，避免区域内在资源开发模式上低水平重复开发。通过空间错位开发，形成区域旅游系统的合理的空间梯度，在区域旅游系统内逐步形成具有强吸引力、辐射力的旅游节点。这些旅游节点对周围地区的吸引、辐射效应，会促成区域旅游系统内部各地区之间进一步发生互动效应，形成彼此之间的旅游职能互补，并逐步形成层次有序的区域旅游系统的空间结构。
3．产品错位
多元化的旅游市场需求要求旅游产品必须有鲜明的个性和明显的差异性。旅游产品错位开发主要包括：第一，产品特色错位，找出旅游资源开发亮点，形成旅游特品；第二，产品开发规模错位，通过规模建立自身的优势与个性；第三，产品档次错位，在产品质量、服务水平上做文章，打造旅游精品。
4．市场错位
没有饱和的市场，只有饱和的思想。市场错位开发就是寻找市场空位，找准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旅游细分市场进行开发。
(三)带动作用与辐射作用――生态位协调
生态位理论表明，尽管旅游资源开发竞争非常普遍，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存在合作或相依性，从而促进旅游资源生态位的独特性和稳定性。通过政府主导，根据同一区域范围内的旅游资源的生态位状况，可以选择旅游资源价值层位高的旅游资源进行优先开发与重点开发，同时利用其知名度与市场优势，对周边资源类型相异、资源价值层位低的旅游资源开发起到带动作用与辐射作用，从而促进区域旅游业整体发展与提升，建立区域旅游系统的生态秩序，促进区域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实现区域旅游系统旅游资源生态位的优化。
(四)改善“环境因子”――生态位优化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2
流动方式
个体劳动力变家庭化迁移
调查显示，超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与全部核心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这些80后的年轻人，选择的流动方式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进入城市不仅是为了挣钱，对未来发展有更多新期待；流动方式由个体劳动力流动向家庭化迁移转变；流动形态由“钟摆式”向在城市稳定生活、稳定工作转变。超过六成的80后流动人口，最近3年没换过工作。
《报告》分析，家庭化迁移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更容易产生归属感，有利于增强其幸福感。《报告》建议，政府部门制定流动人口相关的政策要适应家庭化流动趋势，满足流动人口家庭而非个人的需求。
工资收入
4月平均收入3287.8元
国家卫生计生委调查显示，今年4月就业流动人口的平均工资收入为3287.8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9%。流动人口主要就业于私营部门或从事个体经营，就业集中在制造业等五大行业。
制造业一直是吸纳流动人口就业最主要的行业，但近两年流动人口在制造业从业比例连续下降。2013年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为33.3%，较2011年下降4.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出现上升趋势，2013年在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20.1%和11.3%，比2011年分别上升2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
婚育状况
已婚育龄妇女1/4“流动”
流动人口一直是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的弱势人群。国家卫生计生委推算，2012年流动已婚育龄妇女约6307万人，占全国已婚育龄妇女的近1/4。流动人口家庭上一年出生的孩子数量约占全国同期出生数量的1/3，已孕妇女选择在现居住地分娩的比例已接近70%。
王谦说，在孕产期保健、儿童健康管理、预防接种等方面，流动孕产妇和儿童是卫生计生部门应关注的重点人群。同时，新生代流动人口婚前同居、婚前怀孕、生殖健康问题比较突出，这些对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是挑战。
焦点
流动人口不是“超生大军”
近年来，曾有大城市为控制人口增长，对流动人口的升学、就业、购房等，出台诸多限制政策。还有人认为，现在各地计划生育政策只限制本地城市户籍居民，流动人口可以随意“超生”，缺乏监管；而且，多生的孩子，还要占用城市的各种公共资源。昨天，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明确表示，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率与总人口平均生育率相差无几，他们不是所谓的“超生大军”。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3
收稿日期：20160405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1.13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2014年度公开招标课题（ADNY201415）
作者简介：马芒（1957-），男，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广泛实施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从1987年的23.33‰、16.61‰降至2013年的12.08‰和4.92‰，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规模得到迅速控制，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然而，在该政策执行30多年后，中国人口结构失衡问题逐步显现，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出生性别比高达117.95，且持续偏高态势明显；由于出生人口锐减，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升至9.7%，年轻人口亏损加重，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已经严重威胁着国家的人口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强制“一孩化”政策带来的人口后果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思考，王金营等认为需放宽二胎政策，严格控制三胎[1]；翟振武认为应当审慎、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踩急刹车[2]。基于我国的人口发展现实和学者的理论观点，国家将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作为国家政策改革的重中之重，2013年、2015年相继通过“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调整方案，并逐步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必然会改变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由于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时间不长，学者们主要通过人口预测对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效应进行分析。孟令国等采用人口-发展-环境模型（PDE）在“六普”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2015-2050年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3]；阮雅婕借助AnyLogic7.0、SPSS等软件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实验，对“单独二孩”和“完全放开”两种政策下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变化进行预测[4]；翟振武等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推算2012年独生子女规模对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了分析[5]；易富贤等利用队列组元方法对人口政策调整后中国2015-2080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展望[6]；乔晓春利用“六普”数据和国家卫计委的生育意愿抽查数据，采用队列分要素方法以及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进行未来人口预测[7]；袁磊等通过设定总和生育率（TFR）在1.1～2.1的6个方案来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情况[8]。不难发现，人口预测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涵盖的人口预测方法主要有数学模型方法、数据统计推算方法和人口学方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多数研究基本还只关注到“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且部分研究在利用模型进行人口预测时设定的参数并不完备，或设定的生育率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生育政策调整的变化，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全国层面的人口预测居多，而关于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人口结构影响的研究则是寥寥无几，也就没有将人口迁移、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引入人口预测模型当中。
已有研究的不足给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本文设定三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依据队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建立农村人口预测模型，并测算出不同方案下的生育、死亡、迁移等参数，以对2014-2035年农村人口结构发展形势进行预测。“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调整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不断完善的重要步骤，在政策调整初期进行农村人口结构的初步预测，既能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初步评估，为未来继续完善生育政策提供理论指导，也能为农村地区做好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准备提供一个参考，以规避未来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风险，保证生育政策调整后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一、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鉴于国家在2014年和2016年开始执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本文的预测区间设定为2014―2035年，时间范围具有一定的政策敏感性，且因政策调整而新增加的“二孩”到2035年会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也能够反映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结构效应。
生育政策的调整实质就是生育率的调整，本文将政策调整与妇女生育水平的波动联系起来，以确定生育政策调整后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发展状态。根据2000年的“五普”数据、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以及2010年的“六普”数据，2000年、2005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2、1.33和1.18，农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3、1.64和1.44，农村的总和生育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2～0.3个百分点。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全国总和生育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翟振武认为受“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可能会回升到1.8，但不会超过2.0，且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带来的妇女时期生育水平的波动也只是暂时的，在数年内将会回落稳定，维持在1.8左右[8]。此外，由于我国人口总量基数较大，受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人口数量达到峰值前完全放开生育限制使生育率超过2.1的更替水平是不可行的，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后，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会维持在1.8左右，而农村则为2.0～2.1。
结合近年来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变动的实际，设定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三种方案及各方案下的总和生育率走势。由于本文以2010年数据为基期数据，2010-2013年的生育政策及总和生育率保持2010年的不变，2014-2035年的生育政策实行三种方案，总和生育率也依据生育政策调整而发生变动，具体设定如下：
方案一：假设在预测期内，保持2010年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继续维持低生育水平。由此，可以假定2010-2035年间生育率的变化幅度较小，并且远低于更替水平，可以设定2035年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为1.60。设定方案一主要考虑到目前政策调整的时间较短，可以作为参照方案来反映政策调整后农村未来的人口发展变化。
方案二：若在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在2020年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分为3个区间，2010-2013年维持方案一的生育率不变，2014-2020年农村总和生育率会有所提升，而2020-2035年后进一步升高，并逐步稳定。从而可以设定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上升至1.8，全面放开二孩后，逐步提升到2035年的2.0，并稳定。
方案三：若在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在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即当前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2010-2013保持“一孩政策”生育率不变，2014-2015保持“单独二孩”生育率一致，2016年以后总和生育率迅速提升，农村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会逐步达到2.0，并在2035年达到2.1的更替水平。
由此，得到三种方案下农村总和生育率在2014-2035年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三、模型参数设定
（一）生育模式
生育模式为15～49岁各年龄组妇女的生育率。本文假设在预测期内生育系数即15～49岁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例是稳定的，因此，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所引起的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是相同的。生育系数的具体公式可以表示为：
gi，t=bi，t TFRt i∈[15，49]（9）
将（9）式变形，则有：bi，t=gi，t×TFRt i∈[15，49]（10）
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中15～49岁各年龄的育龄妇女生育率为基准，根据（9）式测算出生育系数，进而根据已设定的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和（10）式来估算出2014-2035年农村15～49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
（二）出生性别比
与我国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韩国，在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中后期出生性别比开始超出107，1990年达到最高，为116.5。随后，在1996年韩国政府取消了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并鼓励生育，但出生性别比仍然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理，在2007年才逐步恢复平衡，韩国用了27年的时间让出生性别比从最高恢复到正常，降低10个比值左右[9]。根据经验事实可以发现，即使全面放开二孩，甚至完全放开生育，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也无法很快消除，恢复性别结构平衡的关键在于综合治理。
据此，本文设定在2035年，方案一的出生性别比达到107，方案二的出生性别比为108，方案三则为109。而根据2000、2005、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查数据，全国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7.79、118.88、117.96，农村为119.30、121.20、119.09，出生性别比下降速度较缓，尤其是农村地区，并且按照出生性别比的发展趋势，农村出生性别比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个比值左右。据此，设定在2035年方案一、二、三中的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9、109.5、110，中间年份按逐步下降趋势进行线性插值（见表1）。
（三）死亡参数
1.平均预期寿命。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1岁一组的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和死亡人口数，编制出2010年农村人口完全生命表，得到农村地区0岁人口的预期寿命为75.84岁，其中男性人口预期寿命73.18岁，女性人口预期寿命78.50岁。以此为基础，结合联合国期望寿命增加值预测方案，对我国农村地区分性别0岁预期寿命的变动趋势进行推测，但由于其给出的是每5年的增长值，其他年份的预期寿命则通过线性内插法获得（见表2）。由于人口预期寿命与计划生政策调整的联系甚微，最终假设三种生育政策方案的平均预期寿命一致。
2.死亡模式。未来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会逐步提升，但不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水平肯定不同，其变化趋势或下降程度也不相同，这就形成了一个地区的人口死亡模式。人口学家通过大量的人口数据发现相邻年龄组的死亡概率之间以及不同人口的同一年龄组的死亡概率之间存在着规律的联系，据此编制出模型生命表，主要包括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科尔和德曼区域模型生命表、莱德曼模型生命表等，而我国比较适用于联合国模型生命表中的一般模式。本文根据联合国模型生命表一般模式中各年龄性别死亡概率与预期寿命之间的经验关系，测算出上述相应预期寿命下的年龄性别死亡概率，一般来讲，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越高，则其各年龄的死亡概率会随之下降。
（四）迁移参数
1.迁移水平。陈彦光研究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呈“S”型曲线，可以运用Logistic模型对城镇化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1]。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统计年鉴》的2000-2013年城镇化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预测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Logistic模型的表达式为：
U=A1+ea?b?t （11）
式（11）中，U表示城镇化水平；A表示城镇化发展极限值；a表示积分常数；b表示增长参数；t表示时间。为便于确定模型回归参数，令a=lnA?c，b=lnd，其中c为模型回归结果中的常数，d为系数。
则有：U=A1+A?c?elnd?t （12）
本文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2010）》的预测数据，设定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极限值A为80%。借助SPSS软件中的Logistic曲线估计方法，进行参数c和d的估计以及未来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预测。模型估计结果为：
U=801+222.4?eln0.933?t （13）
据此，可计算得2014-2035年城镇化率变化趋势，见表3。
2.迁移模式。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会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也会对农村的人口生育水平带来一定的影响，从而在对农村人口的预测时需要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城镇化模式即分性别、年龄的人口迁移率进行测算。
本文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分城乡、分性别、分年龄的人口数据为基础，参照王金营提出的“乡-城”人口转移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11]对分性别“乡-城”转移人口年龄别转移率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2所示。鉴于预测时间较短，本文假定各年龄组乡城迁移人数占乡城迁移总数的比例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在预测期内保持2010年的分性别年龄别乡城人口转移率不变。
四、人口预测结果及分析
（一）人口总量预测结果分析
不论是“单独二孩”还是“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妇女二孩生育能力的累积释放，从而增加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总量。根据上述预测模型和参数值，可以测算出三种方案下2014-2035年农村出生人口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结果显示：在预测期内，方案一中农村的出生人口规模会持续下降，而方案二、方案三的出生人口数会出现阶段性增加，然后平缓下降。在2021年，三种方案的出生人口数出现最大差值，分别为658.89万人、790.40万人和879.22万人，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要比政策不变多出生220.33万人。但是由于育龄妇女人数的下降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2016年“全面二孩”的实施并不会带来农村出生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在2021年达到生育峰值后，预测期内农村的出生人口规模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因此不会给农村地区造成人口压力，且出生人口增加的人口效果是长期的，能使人口发展更加符合人口发展自身的规律，有利于农村人口结构的长期均衡。
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人口总量的变化，在维持2010年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方案一中，农村人口总量在2027年达到最高值，为67 384.97万人，之后便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2035年为66 913.06万人。而生育政策调整后，农村人口总量在预测期内均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且因生育政策调整时间和幅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方案二的预测结果显示，农村人口总量在2035年将增至69 304.49万人，方案三中2035年的农村人口总量为70 371.10万人，比方案二多1 066.61万人（见表4）。可见，生育政策的调整能够在预测期内扭转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村人口日益衰减的趋势，促进农村人口总量的增加。
（二）人口结构演变趋势分析
方案一中，农村0～14岁的少年儿童比重从2014年降至2035年的13.54%，变化率为-4.5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则迅速上升，2035年达到24.08%，变化率为-12.26%，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态势严重，且进程加快。方案二中，2014-2035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变化幅度稍小，变化率为-2.08%，2035年为15.9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则上升至23.24%，变化率为-11.42%，人口的老龄化进程有所缓解，但依旧严重。方案三中，2014-2035年0～14岁少儿人口比重的变化率为-1.02%，2035年为17.05%，下降幅度最小，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22.89%，变化率为-11.07%，人口结构较方案一、二又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见表5）。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4
It was like a college 1)mixer, a classroom full of young men and women seeking a recipe for
romance. They had assembled for the first class of “Love Relations for Life: A Journey of Romance, Love and Sexuality.” There was giggling and 2)banter among the students, but that was all part of the course as their teacher, Suki Tong, led them into the basics of dating, falling in love and staying together.
The course, in its second year at two polytechnic institutes, is the latest of many, mostly 3)futile, campaigns by Singapore’s government to get its citizens to 4)mate and multiply. Its popularity last year has led to talk of its expansion through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We want to tell students, ‘Don’t wait until you have built up your career,’ ” said Yu-Foo Yee Shoon, 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Youth and Sports,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March. “Sometimes, it is too late, especially for girls.”
The courses are an extension of government matchmaking programs that try to 5)address the twin challenges embodied in a falling birthrate: too few people are having babies, and too few of those who are belong to what Singapore considers the genetically desirable educated elite.
Last year Singapore’s fertility rate fell to a record low of 1.24 children per woman of childbearing age, one of the lowest in the world. It was the 28th year in a row Singapore had stayed below the rate of 2.5 children needed to maintain the population.
But even a replacement-level rate would not be enough for today’s planners. The government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it was aiming to increase the population by more than 40 percent over the next half-century, to 6.5 million from the current 4.5 million.
“Teaching our youth in school how to fall in love” is a good solution, wrote Andy Ho, a
senior writer at 6)The Straits Times, a government-friendly newspaper that does its best to help out in Singapore’s many campaigns. In 1991, for
example, when the government began offering cash bonuses to couples with more than two children, the newspaper printed tips for having sex in the back seat of a car, including directions to some of the “darkest, most secluded and most romantic spots” for parking. It suggested covering the windows with newspapers for privacy.
In 1984, the country’s master planner,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declared that too few of the country’s most 7)eligible women, those with college degrees, were marrying and having children. He set up the Social Development Unit to address the problem, and since then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the country’s principal matchmaker.
In addition to its tea dances and moonlight cruises, the agency acts as a lonely hearts adviser, with an online counselor named Dr. Love and a menu of boy-meets-girl suggestions on its Web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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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sg. “Guys, girls notice everything!” the Web site offers in one of its dating tips. “Comb your hair differently and they notice. Change your watch and they notice! Skipped your morning shower and sprayed on 8)deodorant to cover the smell―they notice! What does this mean? Well, bathe regularly, change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be observant, and compliment the lady.”
In other words, said Annie Chan, director of a matchmaking agency, “Our government wants smart ladies to meet smart guys to get smart children.”
But in Singapore it is impossible to get very far from thoughts of money and the workplace. These guys may have other things on their minds besides romance and babies. Singaporeans quite seriously describe their society as being driven by a local concept called kiasu, a desire not so much to get ahead as to not lose out. That concept might be applied, for example, to a person who pushes ahead of everybody else to get into an elevator. This single-mindedness, in life as in elevators, seems to leave little room for social graces or for romance or procreation.
“The E.Q. here,” said Ms. Chan, “can be 9)appalling.”
But even while working on the solution, Ms. Chan seems to be part of the problem. She is 39 and has been married for four years, but said she did not have the time or energy to have children.
It is a lot to ask of a college course to break attitudes like this. Three 20-year-old graduates of last year’s 10)inaugural course at Singapore
Polytechnic still seemed 11)imbued more with kiasu than romance. Despite everything their teachers had told them about multitasking work and love, none was in a relationship. And nothing they had heard in class seemed to have 12)dented their stereotypes about the opposite sex.
“I’m not open to relationships in school,” said Wei Shan Koh, a former student who works as a teacher’s aide. “Boys in school are not my 13)cup of tea. They are 14)male chauvinist pigs. They’re annoying and childish. And they won’t give in to you. They’re just not mature.”
Another former student, Tian Xi Tang, was quick to respond. “I think girls’ ideas are a bit childish, or you might say 15)girlie,” said Mr. Tang, who hopes to become an engineer. “It’s a matter of pride. Guys are more outspoken. We don’t like a girl to be more outspoken.”
Kamal Prakash, who hopes to be a lecturer in mathematics, gave voice to what appears to be the common theme here, among both young people and their elders. “I am not interested now in love relations because I want to continue my studies,” he said. “If I concentrate on love relations, I won’t be able to concentrate on my studies.”
像大学在搞联谊会似的，教室里挤满了青年男女，在探寻获得浪漫爱情的秘诀。这是他们聚在一起上的第一堂课――《爱之于人生：恋、爱、性之旅》。其间学生们嬉笑、打趣，那也都是课程的一部分。他们的老师童素琪（音译）在教授他们学习约会、相恋以及维系感情的基本技巧。
在新加坡两间理工学院开设的这门课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是继新加坡政府开展的许多旨在促进国民结婚生育的运动后又一最新举措，先前的大部分举措都收效甚微。而去年开设的这门课程则广受欢迎，并引发热论希望其能在高校系统内进一步推广。
“我们想告诉学生们，‘别等到事业有成才谈恋爱’。有时候，那太晚了，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说。”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部长符喜泉在今年三月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说道。
这类课程是新加坡政府众多“红娘”举措之外的扩展，旨在设法对抗低生育率包含的两大挑战：愿意生孩子的人太少；愿意生的，极少是新加坡公认的基因优良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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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去年适龄妇女的生育率跌至记录最低点，为1.24个孩子，排名世界倒数。要维持新加坡现有人口数量，适龄妇女的生育率需达2.5个孩子，但新加坡的生育率已连续28年低于这一水平。
然而，新加坡今日的规划者对用于维持现有人口数量的这样一个生育率甚至还不满意。新加坡政府最近宣布，其目标是在未来50年内实现人口数量超过40％的增长，从目前的450万增至650万。
“‘教在校青年如何坠入爱河’是个好办法。”新加坡《海峡时报》资深作者何安迪在报上写道。《海峡时报》是政府的喉舌，在新加坡众多运动中竭尽所能为政府摇旗呐喊。例如在1991年，新加坡政府开始向生育两个孩子以上的夫妇颁发奖金，《海峡时报》那时就曾刊登小贴士，指导大家如何在汽车后座上，包括如何把车停到一些“最隐蔽，最僻静而又最浪漫的地点”，还建议用报纸挡住车窗，避免受干扰。
早在1984年，新加坡内阁资政、时任总理李光耀就说过，本国那些拥有大学学历的适婚女青年中结婚且生育孩子的人太少。他随即成立了社交发展署来处理这个问题，从此，政府就开始担当起国民的首要“红娘”。
除了举办茶舞会、月光游船活动之外，社交发展署还扮演“孤单人士”的心灵顾问，在其网站省略.sg上推出“爱情博士”在线咨询，还提供了一份男女约会指导手册。网站上有这样一条约会小贴士：“小伙子们，姑娘们注意所有细节！你换个发型，对方会留意到；你换块手表，对方会留意到；你早上不洗澡，只喷些香体露掩盖异味，对方也会留意到！那得怎么做？嘿，常洗澡，适时改变一下自己，注意细节，多赞美女性。”
某婚姻介绍所主管陈安妮（音译）说道，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政府希望聪明的女性约会聪明的男性，生下聪明的
孩子。”
但在新加坡，要撇开金钱和工作不考虑是不可能的。这些在校青年的脑子里除了浪漫爱情和孩子以外，还有别的东西要考虑。新加坡人严肃地描绘道，他们的社会正在被这样一种本国人称为“kiasu”的概念所驱动，即一种不需要排头也不能落后的愿望。那种概念可能适用于，比如，一个人推挤前面的每个人，只为挤进电梯。在生活中，就如在电梯中，这种一根筋的专注心态似乎把社交礼仪、谈情说爱、生儿育女都挤到一边去了。
“这里的人情商可真是（低得）令人震惊！”陈安妮说。
然而，正探寻问题的解决方法的陈小姐，她自己似乎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今年39岁的她已经结婚4年，但她说她一直没时间和精力生育孩子。
想要凭借大学里的恋爱课程来改变类似这样的观念，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去年新加坡理工学院第一届恋爱课程的3名20岁毕业生，他们脑子里的kiasu思想就似乎仍重于对浪漫爱情的渴求。尽管在课堂上，他们的老师已告诉过他们，工作和爱情可以两不误，但他们三人没有一个在谈恋爱，而他们在恋爱课程中听到的东西似乎都无法削弱他们对异性的固有看法。
“我不赞成在校学生谈恋爱。”孔薇珊（音译）说道，她已毕业，现任教学助理。“我不喜欢学校里的男生。他们大男子主义、讨人厌、幼稚、不懂让步、不成熟！”
另一名往届毕业生唐天西（音译）则迅速回应道：“我觉得女生的想法有点幼稚，或者可以说是太‘小女孩’了。”希望成为一名工程师的唐先生说道，“男生说话比较直接，我们不喜欢女孩说话太直接，这可事关自尊心。”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5
2016年是供给侧改革元年。中国现有问题并非周期性经济失调，而是生产能力尤其是创新性、高端生产能力不足，伴随低端产能过剩、资源过度流入低效传统部门的结构性问题。一味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刺激，无法从本质上解决该问题，反而会使问题积累越来越大，风险也随之增高。加之刺激政策边际效果递减，需求管理已趋强弩之末。
此番中国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整个社会和大众媒体都深陷于总需求管理迷雾中：提到经济增长，满篇不是谈论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就是谈论降息、降准，很大程度上造成经济增长概念混乱。实则，即便以凯恩斯主义视角观之，也只有在总需求不足，即总需要小于长期总供给时，进行需求管理才是有效的。而在短期内，长期总供给线是垂直的，如果它不向右移动，那即便将短期总需求提到高于长期总供给，实际产出最终会回落到潜在产出水平，保持经济增速就无从谈起。
什么是经济增长？从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关注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能力的增长。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有句名言：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定律）。生产能力即潜在产出提高了，长期总供给曲线能够不断向右移动，那么总需求和国民收入自然就随之而增长。反之，如果潜在产出不变，则长期来看国民收入也无法增长，即使短期内进行需求管理提高了实际产出，最终可能只是转变为产能过剩和物价上升而已。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在于潜在产出增长乏力。借鉴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f（K， L），至少能看出这样几个问题：（1）中国目前虽然经济体量很大，但由于各种体制原因，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商业创新都显得十分不足，因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困难;（2）虽然目前中国处于资本相对充裕的阶段，但是由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在获得资本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而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却融资困难，使得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不高。加之目前较低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刺激了国有企业进行低效率资本扩张的冲动，这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国企债务高企的问题？目前并不明朗。因而通过进一步增加杠杆以形成资本积累的方式不可持续;（3）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已耗尽，而目前的生育率已远远低于人口代际更替率。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快速老龄化问题，将对潜在产出增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由此带来巨大挑战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无法通过大规模货币政策刺激加以解决。开启另一个思路，进行供给侧改革更合理和应时。汲取美国80年代里根经济学的经验教训，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可着重关注以下方面：（1）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从而提升经济效率和减少市场运行的体制成本;（2）国企市场化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放开非必要的政府垄断行业，为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市场化竞争营造公平环境;（3）进行结构性减税，增强企业活力以促进商业创新;同时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以促进消费持续增长;（4）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从而将人口生育率尽量提升至代际更替率的水平。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6
关键词粮食需求；人口转变；标准人消费权数；需求预测
中图分类号F322；F063.2；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117-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17
我国人口总量居世界之首，约为世界总人口的1/5。制定准确、高效的粮食安全策略是稳定中国社会的重中之重。粮食需求预测是我国制定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基础。虽然，伴随着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贯彻实施，我国人口总量增长对粮食安全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我国未来人口总量仍会进一步提高，因此对我国未来的粮食需求预测的研究也从未断过。虽然，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开始注意到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强度的变化导致人均粮食需求调整的问题[1-2]。但是，在现有的粮食消费分析和预测，仍主要关注人均的收入水平、粮食价格、食品消费结构以及城镇化水平等变化的方向和作用的大小，鲜有有关人口结构和职业构成等对粮食需求的影响放入到粮食需求的预测之中。在充分理解不同年龄人群的生理需求导致的粮食消费能力的差异[3-4]之后，采用传统的粮食估计方法获得的粮食需求预测结果很可能会因为忽略人口构成的调整而出现巨大误差。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首先获得分配给各年龄人口一个等标准人的消费权数，再将这些权数与对应的年龄人口数量进行加权求和，最后获得一个国家或地区按照标准人计算出来的人口总量，并乘上一个标准人的粮食需求量进而估计得到该国家或地区的粮食总量需求水平。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与传统的人均粮食消费和人口总量的乘积进行对比，分析考虑与不考虑人口构成的调整对我国未来粮食需求预测的误差范围有多大，进而对我国粮食安全预警系统的修正与改进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1人口结构对人均粮食需求的影响
1.1人口结构与粮食需求的关系
无论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和增长快慢，其粮食消费量总要受到自然和生理条件的限制。从社会各成员生理需求来看，个体间的性别和年龄差异决定其所需的能量和食物摄入量。如年轻人、劳动强度大的人其消耗的热量大，对应的粮食消费也高，而老人或儿童的热量摄入需求量相应较小，对应的粮食需求也低。为了将人口结构变量引入到粮食需求预测中，需要一个衡量人口结构的定量测度指标。综合现有人口结构对消费影响的研究来看，较为合适的是采用标准人消费权数或等成人消费权数（Adult Male Equivalent Scale）这一概念，其基本思路是通过测度各年龄性别人口的需求，来分配其不同的消费权数，即标准消费系数，从而可以计算与标准人对等的个人需求。目前标准人消费权数这一概念在消费、储蓄、儿童福利测度以及其他特殊的商品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1，5-11]。
对不同的人群而言，其粮食需求不仅仅取决于年龄构成，同时个人的饮食习惯以及食物的消费结构差异也会对最终的粮食需求产生影响。简单地采用分年龄人口实际消费粮食的做法，可能会因不同年龄人口的食物消费构成差异（如，素食主义者消费的肉类少，其最终的粮食需求量很可能低于以肉食为主的人群）造成更多的问题和混乱。加上，我国未来人口结构本身也会发生巨大的调整。这就使得以现有的膳食构成来分析未来人口构成对粮食需求的影响，变得难以理解。这里，我们以一个标准成年人需要的热量为基础，根据我国居民标准膳食结构表，来测量一个标准成年人在既定的热量需求下的最终粮食需求。这样做不仅仅消除了因收入以及饮食习惯的改变带来的膳食结构调整对我国需求的影响，同时也能够专注于考虑人口年龄构成对我国未来粮食需求的影响，而不受膳食结构调整带来的预测干扰。
通常，粮食消费总量是单个个体消费量的加总。用公式可以表达为：
Ct=∑p[]1ckt=Ptct（1）
其中，Ct表示粮食消费总量，ckt表示第k个人的粮食消费水平，Pt表示人口数，ct表示人均粮食消费水平。
根据FAO（2001）提供的分年龄性别人口的日热量需求量表，我们以17-18岁男性作为标准成人，确定其标准消费系数为1，并计算出其其中AMESt（=∑90[]i=1βi·[SX（]nit[]Pt[SX）]）表示的是一个国家或是地区全部转化为标准消费人的有效消费总指数，这一指标直观的展示了人口年龄性别构成对粮食总需求的影响幅度。
1.2标准人粮食消费的确定
从公式（3）可以看到，粮食需求总量的变化幅度取决于标准人消费水平和按标准消费权数计算的有效消费总人口增长的幅度。由于不论人们的收入水平增长多高，其食品消费总量是生理条件限制的，因此本文拟根据中国营养学会（2008）制定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12]（以下简称《指南》）的最新营养标准，作为一个标准成人的食物用粮数量。
《指南》提供了每日每天摄入的食物品种和摄入量，并以膳食宝塔的形式分为5层。本文主要考虑粮食消费的变化，因此只考察与食用粮食消费有关的食物品种。其中将畜产品等的消费量根据各自的料肉比转化为粮食消费量。则对应一个标准人的粮食消费总量计算公式为：
sct=∑αjfj
其中，sct表示一个标准人的粮食消费总量，αj表示第j种食品的料肉比，fj表示第j种食品的建议摄入量。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膳食宝塔中建议的食物摄入量有上下限之分。如建议谷物每日摄入量取值范围为250-400 g，相差150 g。如果以14亿人口计算的话，则谷物作为口粮消费的总量预测将相差0.77亿t。根据一个标准人的定义，以最高消费量作为标准摄入水平，因此本文取各食物建议摄入值的上限作为一个标准人消费量。即一个标准人日谷物消费为400 g，豆类消费50 g，肉类消费75 g，蛋类消费50 g，奶类消费300 g，水产品消费100 g。根据各类食品的料肉比[13]，最后计算的一个标准人的日粮食需求总量为1 053 g，约384.35 kg/a。
本研究主要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对中国未来的粮食需求做分析，故在未来粮食消费估计时，假定标准人消费情况不变（虽然地区、季节性导致食品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但本文暂不考虑这些因素变化的影响），通过对未来中国人口结构进行模拟，观察未来中国粮食需求的波动趋势，以期对未来的粮食安全政策提供指导。
向晶等：人口结构变动对未来粮食需求的影响：2010-2050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22010-2050年人口预测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对比有无人口结构变量的情况下，我国未来粮食需求预测分析。因此，在对未来的人口分析预测当中，我们采用的是年龄推移法进行估算。
2.1人口预测的数理模型
为建立预测模型，给出假设：①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在无较大的战争、流行病等情况下，生育率不会出现大的波动；②假定国内迁出和迁入的人口数相等；③生育和死亡结构不会发生显著变化；④人口的年龄上限为90岁。
以各年龄性别人口数为基础，年龄从0到90岁的男性人口数表示为：
其中，Sit和Xit分别表示男性和女性t年时i岁人口的存活概率。Sbt和Xbt分别表示男性和女性的新生人口。
存活概率是根据对应人口的死亡概率求得，新生人口用处于育龄女性的人口和平均生育率计算的。一年的新生人口为zt=∑49[]i=15wi（t）·git
，其中wi（t）和git分别表示年龄i妇女的生育率和妇女人口数。新生儿男女比根据以往的性别比进行推算。
2.2模拟结果
2.2.1模拟的可信度
本预测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涵盖分别年龄的人口性别结构、分年龄的妇女生育率以及分年龄的死亡率。先通过预测2000年到2009年人口情况，然后将2009年全国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调整，再以2009年往后推算预测2010-2050年人口。
2000年我国男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9.84岁，女性为73.40岁。根据2009年的人口抽样调查，计算出我国男性的预期寿命为76.95，女性为81.59，以此保持不变至2050年。虽然，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为1.22，但大量的学者研究表明这一数值被低估了[14-16]。于此，在人口模拟进行调整，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设定为1.60。随着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进入生育年龄，考虑到夫妻两人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因此预计2009年以后的生育水平有所回升。因此预测方案假定总和生育率将从2000年的1.60上升到2009年的1.8，此后保持不变。根据2009年0-8岁男女生的性别比，2001年的性别比为119∶100，到2009年为120.21，此后保持不变。
据此，以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推测了2009年的人口情况，模拟的人口总数为133 739万人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33 747万人接近，误差范围为0059 9‰；且各年龄人口的模拟情况见图1，可见人口模拟情况良好。
图12009年全国人口抽样数据与模型模拟值的比较
Fig.1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values and national population
sample data， 2009
2.2.2模拟结果
根据模拟结果可以看到，我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为14.57亿。其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从2009年的9.71%上升到2050年的26.75%。对一个社会经济繁荣发展有决定性贡献的经济活动人口，将出现大幅度下降。据估计，15-65岁人口的比重将从2009年的7365%下降到2050年的59.20%。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医疗服务的改善，中国的社会总抚养比（（老年人+少儿）/经济活动人口）将增长近1倍，且在2025年以后的增长幅度会大于2010-2025的水平（见图2）。
图22010-2050年总人口和抚养比情况
Fig.2Population and dependency ratio， 2010-2050
3我国未来粮食消费估计
根据人口预测，未来中国人口总量最高将达到14.57亿，且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从表1中可以看到，我国粮食消费总量在2010-2050年间整体上呈现先上升然后持续下降的趋势。如果不考虑人口结构变化，我国人口总量增幅于2030年达到峰值，增长幅度为7.87%（见表1）。然而，如果按照将所有人都转化为可计算的标准人之后，标准消费人口总量将于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增长幅度略小于实际人口增长率，增幅最高约为6.26%。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仅表现在按标准人计算的总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还表现在其对未来的粮食总量消费预测估计上。从表1中可以看到，如果没有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我国未来粮食消费量将在2030年达到65 872.90万t的最高峰；如果考虑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我国未来粮食消费量最高峰将出现在2025年，且最高消费量为64 82292万t。
从这里可以看到两种差异：一个是消费高峰时间上的差异，即加入人口结构变化的因素以后粮食消费高峰出现较早；另一个是最高消费量之间的差额，即加入人口结构变化因素以后粮食消费总量减少1 050万t，相当于我国进口大豆总量的1/5。
注：粮食消费总量=人均食用粮食消费量×总人口/0.85。除0.85的理由在于：粮食消费总量包括食物用粮和非食物用粮，假定食物用粮占总粮食消费的85%。而人均食用粮食消费总量是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有关粮食产品建议摄入量获得的。
进一步观察两种方法计算的粮食消费总量的差额可以看到，2040-2050年预测值相差最高达2 834.43万t，最少的为2 493.43万t。这个数额约占我国现在粮食消费总量水平的5%。也就是说，未来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减少5%的实际粮食总需求。
4结论
在过去的粮食需求预测中，人们往往关注收入、价格等经济因素，忽略了因人口构成（年龄和性别）下的生理需求对粮食需求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进行高速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发生着快速的人口结构调整，则两项正向作用很可能迅速推高该国家粮食的需求总量。因此，本研究对目前现有的粮食预警系统做了进一步地完善，同时对我国未来的粮食需求分析进行了尝试。本研究通过引进标准人消费的概念，将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粮食需求变动引入到实际测量模型之中。研究结果显示：
（1）从人口预测的结果来看，未来2010-2050年我国的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约为14.57亿人，随后出现下降，同时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加强。社会总的抚养比会从2009年的36.68%上升到2050年的6892%。总人口的增长幅度在2030年达到峰值，同2010年相比增长787%。如果不考虑不同年龄性别人口消费差异的话，我国2030年的粮食消费总量将比2010年增加787%，随后出现下降，并于2050年恢复到2010年左右的消费水平。
（2）如果考虑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我国粮食消费总量将提前5年左右达到峰值，2025年的需求量最高，但峰值的绝对量低于没有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即比2010年的消费总量只高6.26%，但比没有人口结构变化时的峰值低1 050万t。2040年以后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更为显著，每年粮食消费总量大体减少2 500万t。
（3）无论采用何种计算方法我国未来的粮食消费总量最高都可能达到6.5亿t左右。如果没有人口结构变化的作用，中国未来的粮食消费总量最高将达到65 872.9万 t；但如果人口结构变化发生影响，最高消费量将只有64 82292万t，两者的差额接近1 050万t。
总结来看：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未来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幅度很可能要小于人口的增长幅度；相应地，粮食总需求量的预测值不仅较低，而且差距逐渐加大。虽然从总量上看，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压力仍然很大，但是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未来世界粮食安全更应该关注那些人口增长速度快，且人口构成向中青年型转变的国家，而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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