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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现代化范文1
关键词：乡村振兴；非农化发展；政策价值
非农化发展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给乡村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让农村按照农村的模样存在与建设，让农村在农村的轨道上发展与振兴的思想，更像是一种带有返归与惋惜的“理想主义”虚幻表达。从辩证角度看，非农化发展才是更加真实的存在，其为乡村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造成了越来越多已知或未知的社会风险。承认与辩证看待乡村社会非农化发展的客观事实，才是更加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价值有效实现的理性选择。
一、乡村非农化发展的结构特征及其多重呈现
从本质上而言，乡村非农化发展是乡村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外力影响而进行的结构化赓演的必然结果，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非农化发展都意味着农村不再是一个自为自主的社会体系，而是更加深入地嵌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系统网络中。作为社会系统网络发展的组成部分，乡村非农化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具体呈现为乡村社会、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等方面。一是乡村社会非农化发展。乡村社会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自养系统，既是乡村生活共同体的物理载体，也是乡风文明的物质基础；乡村社会非农化主要表现在生活空间非农化与乡村文化非农化。首先是生活空间非农化。一直以来，农村发展都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相联系。不管是出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考虑还是政绩考核的需要，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村庄合并、撤村并社等各种发展乡村社会的措施，意图以城市建设的科学主义与理性发展取代乡村社会的经验主义与自然发展。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却在事实上导致了乡村生活物理空间的非农化重构，标准化取代个性化，统一性替代差异性，集中性取代分散化，随之而来的还有类城市化的新的社交网络、高成本生活以及集约便利的服务。其次是乡村文化非农化。乡村文化不会停止变迁，现在的乡村文化绝对不再是传统取向、小农社会、封闭稳定意义上纯粹的地方性乡土文明，而是呈现为被放置于工业文明、小农社会化、开放失衡状态下混融的非农化发展状态。乡村文化原有的单一化、同质性特征正在被多元化、异质性特点所替代。原有的传统文化价值依然产生影响，继替的文化非农化变迁正在发挥新的价值影响。乡村文化非农化发展使乡村文化以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两种形态共同塑造着乡村社会矛盾的价值观念。这就是孟德拉斯所谓“文明的冲突”。显然，乡村文化非农化是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和考量的基本事实。二是农业生产非农化发展。在现代资本主导与市场竞争条件下，农业作为弱质产业部门，从传统小农状态走向现代化主要通过各国的农业保护制度与非农化发展，这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事实与必然趋势。其中，农业非农化发展主要是指农业劳动力、农业土地与农业资本等农业生产要素的非农化。首先是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现代社会流动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让固乡守土的传统意义的农业劳动力即农民进入城市，实现非农化就业，农民的多元分化甚至让“谁来种地”成为世纪之问。总体而言，除了原有的留守农民，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还有租地农户、返乡农民、种粮大户、各类农业资本公司等。无论谁来种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非农化都已是客观事实，即使传统意义上纯粹的农民家户，也是非单纯性从事农业生产的兼业农。显然，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已经开始改变农业生产结构与生产关系。其次是农业土地非农化。土地具有非再生性，因此为了“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我国执行了最为严格的耕地红线制度以保证农业生产。不过，正常经营条件下，占用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农业用地是常识，也是共识。这样既能创造就业容纳转移农村劳动力，又能创造财富与税收，这种比较效益结构是土地非农化使用的根本动力。在此动力驱使下，城镇化与乡村社区建设“征地”、资本下乡“租地”等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农业用地被非农化使用。最后是农业资本非农化。从历史角度而言，农业生产剩余主要被体制性地转化为城市与工业资本。目前国家资本通过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被有计划地投入农业并沉淀为农业资本。不过，从事农业生产带来的温饱有余、富足不够的事实与经济理性的指引，让农民不会跟随国家战略，而是更愿意把自身积累资金投向非农产业。在利润增值的理性支配下，下乡资本从事农业生产要么是农业搭台、政治唱戏，追求政策红利，要么是将农业生产引向更能产生利润的品类与行业。个体与资本的理性行动无可厚非，却在事实上造成农业资本非农化发展的外部性结果。三是农民生活非农化发展。“农民”作为一个学术性概念主要有阶级、制度与职业三重理解，农民现代化是农民适应“传统—现代”发展模式的角色转换、职业转换、身份转换。正是这三重转换形塑着农民非农化的生存状态。农民非农化生存是农民适应现代化发展，获取生活资料的个体能动性与生存理性的本质表现，主要表现为就业、收入、生活的非农化。在就业与收入的非农化方面，农民就业形式已完全超脱传统农业领域，呈现为兼业化，非正规就业、非正式就业等特征。在特定国情下，“农民工”称谓正是农民就业非农化最好的现实注解，多种职业、多项技能几乎是每个农民必备的生存条件。就业非农化直接带来农民收入非农化，数据表明，单纯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逐年减少，非农化职业收入是农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与保障。收入增加带来消费能力提高，直接将农民的传统生活带入非农化状态，生活方式、生活内容超越传统范围，开始与市场主导的城市生活接轨。总之，农民群体偏重保守、重视伦理的传统性格正在被非农化改变或取代。
二、乡村非农化发展的双向效应及其政策意指
一是乡村非农化发展的双向效应。乡村社会非农化发展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影响具有多层面的连锁性特点。总体而言，这种影响可从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两方面解析。首先是乡村非农化发展的多重积极效应。非农化发展促进自足经济向市场经济积极转变，成为有效解决人地矛盾的主要途径；专业、合作、网络等生产方式正在改变着分散、单一的传统家户农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与销售方式；竞争、开放等市场观念取代封闭、保守等农耕思想，正在成为塑造“现代农民”的观念要素。其次是乡村非农化发展带来的消极效应。非农化发展造成乡村社会基于伦理传统的社会契约开始失效，既有的社会治理网络与安全基础遭到破坏。长期发展而言，这是乡村现代化发展与进步的必然破旧阶段，而短期却必然造成乡村社会资本的快速流失。孝养文化、互助网络的约束力逐步减弱造成社会价值失准；农业生产要素流失，土地成为资本下乡赚取政策红利的猎品；农民被标签化为落后主体挤出农业生产；农民本体性价值被社会性价值替代，攀比消费、低俗文化流行导致社会关系失衡。二是乡村非农化发展的政策意指。乡村非农化发展的社会事实与双重效应表明，辩证看待非农化发展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政策价值。其关键在于如何让非农化发展更恰当地嵌入既有的乡村社会结构，促进农村农业现代化，通过外在政策力量引导非农化发展的积极效应发挥并限制消极作用的成长。具体而言，乡村非农化发展至少给乡村振兴战略带来三方面的政策意指。首先是党建引领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为了重构国家与乡村的制度性联系，重新整合与凝聚各类乡村社会主体力量，实现乡村共同体的“共建共享共治”。通过共同体建设形塑乡村现代化过程中的适应性机制，不仅能有效吸纳非农化发展带来的新的规则、组织等资源要素，而且能增强乡村社会应对社会资本流失与社会结构解组等负面效应的行动能力。“党建引领”一方面是保证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政治方向，更重要的是实现党的社会的有力发挥，即由党的建设出发型塑政党服务农村与农民的生活性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的能力，使之成为推动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力量和乡村非农化发展回应机制建设的支柱力量。其次是推动乡村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创新发展。乡村文化振兴至少需要重视“三个结合”，即增进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主体文化体验与表达的有效结合，实现各类文化主体能够动员与愿意参与的有效对接；促进乡村文化组织建设与移风易俗的有效结合，缓解乡村文化凋敝造成的种种弊病，提高乡村社会生活的文化质量；标准化的公共文化建设要与地方文化、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尊重并引领地方文化自主创新，实现政府提供的与乡村需要的之间的有效对接。乡村文化振兴能有效引领、吸纳非农化发展带来的文化要素及其正面功效。最后是推动农业生产的“再组织化”，增强农村集体能力。市场经济重塑下的乡村经济不可能重新回到政治规制的集体经济，但是没有新的集体化、组织化的链接机制，分散化的小农经济根本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与市场发展的竞争，这导致进入乡村社会的非农化发展要素如技术、资金等，要么成为强势资本剥夺弱势农民的工具，成为无序竞争、不当竞争的来源；要么无法与农村社会的土地、劳动力等原材料有效结合，形成新的农业生产动能。因此，关键在于推动农业生产体系建设，实现农业生产的“再组织化”，增强农民生产的自主能力，进而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力量。农业生产“再组织化”至少要考虑三个方面联结机制的建设，即建设协作机制，挖掘传统互助与现代合作社的内在优势，实现分散小农的组织化；建设服务机制，形成服务农业全过程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组织化的服务实现一体化的农业生产；建设规制机制，规范新的资本力量在农业领域的市场行为，保护家户小农的权利不受资本剥夺。这样通过“再组织化”方式为非农化发展资源建立有序进入农业生产的规范渠道，使之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要素。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社，2005年版.
乡村治理现代化范文2
[关键词]农村低保 乡村治理 社会和谐 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2-0006-01
1.农村低保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
1.1什么是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运用于乡村研究中产生的一个新的分析概念。徐勇教授认为乡村治理就是公共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亦即使，乡村政府和其他性质不同的村级组织向乡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和自主发展。在乡村治理活动中，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内容和治理效果等方面构成了乡村治理机制。具体我国乡村治理的情况主要表现为：首先是以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为主体的治理结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为核心内容，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村民自治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共同管理乡村社会。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群体，这种“面对面”的人情制约和“人言可畏”的压力对农村社会具有很大的控制力，使得长久积累的村规民约也成为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另外，还有保障乡村社会的安全与秩序，组织建设乡村社会的教育、医疗等事业，以及引导农民建立生产和互助组织等综合性的治理活动。
1.2农村低保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农村低保”，是政府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准的农村困难群众，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供差额补助的制度。该制度作为一种扶贫路径的新创新，在农村特困群众定期定量生活救济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重点保障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农村居民。农村低保的建立主要以地方人民政府为主，实行属地管理，中央财政对困难地区给予适当的财政补助。在实际践行中，农村低保制度作为―种配置型资源，使村组干部可变通式地将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源转化为一种新治理手段纳入乡政府的治理范围。农村低保在保障贫困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困难群众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不致因为无法谋生而出现行为越轨，缓解了社会压力。温饱问题的解决也为迈向小康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确立建立了平台。从法律意义上看，通过保障陷入困难的农民群众的生活，就保障了农民的生存权等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乡村社会稳定，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农村低保实施的问题分析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体，农村低保在具体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当前，我国农民仍占大多数，农村低保的保障水平和补差额f，示准远远落后于城市，与相对成熟的城市低保相比仍处于扩大覆盖范围的阶段。这些有待完善的问题阻碍了农村低保功能的正常发挥和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农村低保工作管理失范。在实施中行政性强、效率低下、缺乏监督、管理粗放、工作透明度有待提高。乡村治理仍然是由上而下、政府主导的行政体制，乡镇政府并不能了解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低保名额的确定主要由熟悉乡村情况的村委干部来完成，而村级干部在具体执行中受乡镇政府约束少，农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偏低，信息不对称，因而容易发生主体越位的现象。当前，我国县级以下的民政部门只设立了少量的低保科，办公手段滞后，缺乏专门部门和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由于农民的一些实际实物收入不易货币化，且农作物等受外界影响较大，且一些困难群众外出务工的临时收入也难以评定，村干部在衡量时具有很大的随意陛。另外，那些流入城市的农民也没能被覆盖在保障范围之内。其次，低保制度方面缺乏统一立法和专门性的规范农村低保工作的文件，只有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建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指导方案》，各地具体执行和出台的政策又缺乏权威性和法律依据。这是执行程序混乱的最重要的原因。
3.政策建议与农村低保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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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履职，农经任务获得了新发展
近几年来，各级农经部分在党委当局的指导下，适应农业和乡村经济开展的新要求，与时俱进，开辟立异，仔细履职，任务成果明显，为乡村变革和开展做出了积极奉献。重点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任务。
(一)依法增强乡村地盘承包及流转治理。近几年来，各级当局及营业主管部分仔细贯彻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地盘承包法》和《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地盘承包法>施行方法》，并接踵出台了一系列标准地盘流转、妥帖处理地盘承包胶葛、不变完美地盘承包关系的标准性文件，完成了从依托行政敕令向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改变。经过起劲，地盘承担保理程度分明进步，全省乡村地盘承包合同签署率达96.27%；乡村地盘承包胶葛获得妥帖调处，化矛盾于底层，据我厅查询计算，本年上半年，全省发作地盘承包胶葛32029件，经过调停处置29570件，仲裁处置157件；乡村地盘流转获得推进，全省地盘流转总面积达806万亩，个中耕地67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1.35%。金堂、双流引见了很好的经历，遂宁的蓬溪、射洪获得了很好的理论结果。
(二)具体维护农人正当权益。近几年来，从标准农人担负治理，到乡村税费变革再到具体作废农业税，中心出台了一系列优农惠农政策，全省农人人均担负由2000年的124元下降到2002年的75元，再到2007年的49.9元，“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获得落实，已有五年没有呈现因农人担负过重激发的恶性事情。为顺应乡村情势转变，依照中心和省委、省当局的一致摆设，把农人担负监管重点实时转向涉农收费，并将地盘征用、惠农政策落实等归入任务日程，拓宽了监管面。涉农收费价钱公示制、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准则、农人权益义务监视卡准则，以及担负监测、告发、反省监视、案件查处等日常监控制度逐渐完美，完成了监视治理任务标准化和准则化，农人正当权益获得有用维护。三台县以前的农人担负是比拟重的，经过构建减负长效机制，获得很好结果，资料曾经发给人人。总之，各级农经部分以对党和人民高度担任的立场，积极参加和推进乡村税费变革等乡村综合变革，为乡村经济开展和乡村社会不变，做出了应有的奉献。
(三)乡村集体资产和财政治理标准化建立稳步推进。近几年来，制订完美了财政、资产、审计等方面的规章，指点集体经济组织树立健全治理准则，使村社财政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乡村集体财政和资产治理标准化建立正在稳步推进。上一年底计算，全省50767个村中，有村组管帐人员51209名，个中获得《管帐证》的22265名，占43.8%。执行管帐集中办公的乡镇1518个，占33.7%，触及16579个村；执行管帐委派的乡镇231个，占5.1%，触及2545个村；执行管帐托付署理的乡镇1632个，占36.2%，触及19892个村。
(四)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指点任务逐渐增强。多年来，省委、省当局高度注重，有力地推进了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的开展。各级农经部分在家庭承包运营准则不不坚定的根底上，本着“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准则，克制坚苦，遍及加大了任务指点力度。截止2007岁尾，全省共有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10593个，成员到达515.21万名，带动农户530.75万户。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中，农人专业协作社4427个，个中曾经执行农产物出产质量规范的协作社2012个，树立了农产物质量平安追溯准则的协作社237个，注册了商标的专业协作社422个，经过无公害农产物、绿色食物、有机食物等各类农产物质量认证的专业协作社3697个。2007年，专业协作组织一致发卖农产物73.33亿元，一致购置农业出产投入品31.41亿元，固定资产净值累计到达11.92亿元。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已成为我省开展农业和乡村经济的一支主要重生力气，有力地推进了农业财产化运营和乡村经济的开展。在专合组织开展方面，乐山市起步早，开展较标准，成效明显。
二、顺应情势，充沛看法农经任务面对的新要求
跟着乡村变革和开展的纵深推进，乡村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时展现。一是开展现代农业对农经任务提出新要求。现代农业的特征是商品化，偏向是集约化，目的是财产化。要顺应开展现代农业的需求，就要不时立异与之相顺应的农业出产运营方式和组织方式。因而，促进乡村地盘流转、开展适度规划运营，加速开展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进步农业出产组织化水平，是新期间农经任务的重点。二是农人权益维护日益紧迫。跟着城市化、工业化历程的加速，占用农人集体地盘、乡村生齿迁入城镇、乡村社会融入城市历程不成逃避；根本农田维护、被征地农人的权益维护和社会保证等问题，成为各级指导关切、社会各界存眷、广阔农人关怀的大事。三是减轻农人担负机制需求进一步健全和完美。单个当地指导对减负任务的长时间性、复杂性和艰难性看法缺乏，思维有所涣散；在城乡统筹开展进程中，当地求开展的要求过于急迫，一些根底性工程如新村规划、旧村革新、兴办公益事业等都需求很多投入，农人担负呈反弹趋向。四是农经部分本身建立需求增强。从全省的状况看，有的当地农经机构被撤并、农经步队被减弱、农经本能机能被弱化。截止2007岁尾,共有县、乡农经机构3369个，但不少是虚设。县级农经人员1545人，乡镇8068人（个中约60%是兼职）,均匀每个乡镇1.82人；按岗亭性质分，事业人员7808人、占96%，公事员175人、占2.2%，其他85人、占1.8%。从各地反应和我们查询的状况看，除了少量乡镇当局设置农经岗亭，录用一些公事员从事农经任务外，大都乡镇的农经干部在乡镇事业单元的公益性效劳本能机能岗亭竞争中保存了事业编制，兼职从事农经营业任务，这就形成农经任务依法行政、履职坚苦的场面。
农经任务在面对诸多问题的还，也面对新的课题。省委九届四次全会提出加速开展义务，将农业现代化作为“三化”思绪之一。奇葆书记和巨峰省长对农业开展定位提出了明白要求，就是要在确保粮食平安的前提下，鼎力开展特征效益农业，推进农业财产化，构建现代农业系统。要开展现代化农业，没有地盘流转、集中，规划化运营就是空论，各级农业部分，尤其是农经部分要在开展现代化进程中，解放思维，改变观念，不时探究立异地盘流转、集中的新形式，不时总结完美农人专业协作社开展的经历，为农业现代化开展供应政策支撑。
三、克意进步，推进农经任务迈上新台阶
在新情势下做好农经任务，推进农经任务迈上新台阶，必需解放思维，克意进步，科学掌握农经任务面对的新要求，准确处置好五个关系：一是处置好不变与变革立异的关系。不变是根底，是确保广阔农人群众好处的根本前提，是顺畅完成各项农经任务义务的需要前提。农经任务一直与乡村的不变和变革立异严密联络在一同，跟着工业化、城镇化历程的加速，我国社会构造发作了严重转变，处理分歧好处群体之间的矛盾，构建乡村调和社会，促进农业和乡村开展，成为农经任务的主要内容。二是处置好维护农人权益与开展出产的关系。维护农人权益和开展出产实质上是一致的，必需统筹。只要出产开展了，才干为增收打下坚实的物质根底；只要收入添加了，才干从基本上调动农人的积极性，完成广阔农人群众的久远好处和权益。三是处置好律例政策建立和贯彻落实的关系。乡村变革的深化和乡村经济的开展要求我们必需要注重法制建立。近几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地盘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人专业协作社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地盘承包法>施行方法》等司法和配套律例接踵出台，乡村运营治理的各项任务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格式正在逐渐构成。我们要把精神更多地投入到抓贯彻、抓落实上来。四是处置好治理和效劳的关系。中心提出扎扎实实推进效劳型当局建立，把公共效劳和社会治理放在愈加主要的地位。农经部分切近底层，切近农人，要依照中心的要求，起劲完成治理与效劳有机连系，在依法抓好治理的根底上展开效劳，在效劳中施行治理，经过效劳强化治理，在立异治理中提拔效劳。五是处置好本身建立与增强部分共同的关系。农经任务眉目多、义务重、责任大。我们必然要摒弃传统观念的局限，加强大局认识、立异认识，审时度势，在抓本身建立的还，本着有利于维护农人群众的权益、有利于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有利于农经任务开展的准则，积极自动地增强与有关部分的协调、沟通、共同，经过树立诸如“联席会议准则”、“结合发文”、“结合反省”等互动共同任务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做好农经任务。
(一)以完美乡村地盘承包关系为中心，立异地盘流起色制，开展地盘适度规划运营。要实在完美地盘延包后续任务，加速推进承包运营权证的发放，树立健全地盘承包运营权注销准则，增强地盘承包档案标准治理。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积极探究地盘承包运营权流转新机制。指导农人以地盘承包运营权入股组建协作社，协作社自立运营或流转给专业化出产企业、业主集中运营，完成地盘的规划化、集约化、专业化出产，不时提拔地盘收益和经济效益。金堂县转龙镇的“大、小集中”形式值得借鉴，其做法首要是以地盘承包运营权入股，组建地盘股份协作社，执行“按股分红、一致运营”的方法，施行地盘运营“大集中”，当前，该镇已引入龙腾、金福、金辉公司等农业财产化企业在仙人桥等村流转2200余亩地盘，成片开展蚕桑1000余亩，开展桑园鸡1200余亩，带动农户新种桑3000多亩，估计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按照协商互利的准则，由镇、村、组牵头对局部农户承包地盘按规划运营趋向交换重组，变零散涣散为相对集中，施行地盘运营“小集中”，该镇仁和村8组施行地盘交换重组，把本来295块旱地酿成了目前的27块，由本来的83块稻田酿成了目前的27块，新增耕地1.8亩，引进业主开展以蚕桑为主的种养殖业及林下综合开拓200亩，带动20亩以上规划运营的农户5户。遂宁市已建地盘流转协作社114个，入社农户17545户，成员总数61571人，集中运营地盘面积48691.3亩。探究地盘承包运营权股权化，指导农人以地盘承包运营权的悉数或局部折价入股，作为企业的投资，接纳“保底收入、红利分红”的方式来一起开展农业和乡村经济。有前提的当地树立流转效劳中间，建立地盘流转平台，对地盘流转的供求信息进行汇集和，承受农户托付流转地盘，指点出让方和受让方签署合同，树立地盘承包运营权流转档案，促进地盘的顺畅流转，完成作哈副省长提出的耕地流转目的。还，还要研讨加速乡村地盘承包运营权流转的详细办法，双流县连系乡村产权准则变革试点任务，应用乡村地盘承包运营权典当向乡村信誉联社借款获得了打破，该县宗富枇杷栽种专业协作社等四家协作社应用本社社员141亩乡村地盘承包运营权，向乡村信誉联社典当借款融资100万元，为农人出产运营开拓了新的融资渠道；成都会组建成立了市乡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对地盘承包运营权等乡村产权的流转展开担保营业，确保地盘流转和规划运营正常有用进行。与此还，还要持续推进乡村地盘承包胶葛仲裁试点，妥帖处置乡村地盘承包胶葛，化解矛盾，实在维护乡村社会不变。
(二)以贯彻施行《农人专业协作社法》为契机，促进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又好又快开展。开展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是中国特征农业现代化路途的主要内容。我们要紧紧掌握时机，加速促进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的开展。一是仔细履职。各级农业部分要把开展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上升到现代农业准则建立的高度来看法，把开展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作为建立现代农业的大事，列入往后的重点任务内容，实在抓紧抓好。要严厉依照《农人专业协作社法》和川府发[2008]5号文件付与农业行政主管部分的职责，仔细担任地做好农人专业协作社的各项任务，要实时向本地党委、人大、当局报告请示有关任务，争夺指导注重。要牵好头，服好务，自动增强与开展变革、财务、工商、税务、金融等有关部分的协调沟通，构成各方面支撑农人专业协作组织开展的合力。二是制订搀扶政策。各级农业部分要自动与相关部分协分配合，制订出有利于促进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加速开展的搀扶政策。我厅预备整合各类项目资金，尽可能会优质粮食财产工程、农业规范化、测土配方施肥、科技入户、乡村适用人才培训、科技示范场等各类农业财务专项和根本建立项目，托付有前提的农人专业协作社施行，开拓有当地特征的名特优农产物，开展特征效益农业。积极展开农人专业协作社产物直接进入城市大型超市、在城市树立连锁店、直销店等试点任务。积极接纳支撑、补助等方法，普遍发动和组织有前提的农人专业协作社参与有关农产物买卖洽商会、博览会等运动，协助农人专业协作社开辟产物市场。探究与有关金融机构结合授信等方法，协助处理农人专业协作社借款难的问题。探究经过农人专业协作社展开农业保险的有用方法，协助农人专业协作社防备化解市场风险和天然风险。三是标准开展。要以贯彻施行《农人专业协作社法》为契机，以示范项目建立为载体，重点依托省、市、县三级任务平台，展开培养“农人专业协作社示范社”运动。各市县依据本地优势财产或特征财产，连系分歧财产开展状况，每个市县每年要培养“农人专业协作社示范社”3—5个，省上从市、县级示范社中每年择优培养100个省级“农人专业协作社示范社”，做大做强一批财产根底牢、运营规划大、质量平安优、品牌效益高、出口才能强、效劳设备全、带动农户多、社会结果好的示范专业协作社。四是搞好立法调研。“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人专业协作社法》施行方法”正紧锣密鼓进行立法调研，下一年争夺出台。各市州要展开响应的调研任务，为“施行方法”的出台献计献策。总之，全省上下齐心合力，到达作哈副省长提出的新建农人专业协作经济组织的要求。本年，恰当时分再专门召开一次农人专业协作社建立经历交流会，评选表扬一批开展相对标准的农人专业协作社示范社。
(三)以避免农人担负反弹为重点，逐渐完美农人担负监视治理长效机制。2007年，全国农人担负呈现了税费变革以来的初次反弹，作为农人担负监管部分，对这个景象要惹起高度注重。起首要健全农人担负监管的长效机制。在首要指导负总责，相关部分齐抓共管的任务运起色制根底上，重点完美涉农收费文件“审核制”、涉农价钱和收费“公示制”、乡村公费订阅报刊“限额制”、农人权益义务“监视卡制”、涉农案（事）件“责任追查制”等五项根本准则。要持续对农人担负较重、问题较多的县（市）展开综合管理。要会同有关部分深化展开对重点范畴的专项管理，集中抓好农人建房多收乱罚、乡村中小学乱收费、向农人专业协作社乱收费等三方面的专项整治。农人担负反省准则，不时进步反省质量，重点督办查处因修路强行向农人集资分摊、变换方式向农人乱收费和平调、调用农人各类补助赔偿款等三类问题。还增强对“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查询、指点和监管，在政策界线内指导农人经过“一事一议”改善本身的出产生涯前提。有前提的当地可以选择试点，探究树立以当局津贴资金为指导、筹补连系的村级公益事业建立投入机制。
(四)以完美乡村财政治理标准化为抓手，积极推进乡村底层党风廉政建立。鼎力推进财政治理常常化、标准化、准则化，具体落实财政公开和民主办财准则，做到真公开和常公开，是增强乡村党风廉政建立的主要内容之一。要加大施行财政公开的任务力度，进步公开质量，务必使农人群众称心。积极推进乡村底层党风廉政建立。要夯实根底任务，增强行业规范建立，推进各项集体资产和财政治理准则、任务流程、财政帐簿报表、资产台帐、档案治理的标准建立和普及。本年争夺创立全国第二批乡村集体财政治理标准化示范单元9个；还，我们正在积极筹措，每年展开100个省级乡村集体财政治理标准化试点。各市（州）、县也要制订规划，接纳有力的办法，完成作哈副省长提出的到2012年财政治理标准化的村到达80%以上的目的。
(五)完美机制，进步才能，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增强农经任务，不变农经步队，是各级党委、当局增强农业和乡村任务的详细办法。《国务院关于深化变革增强底层农业技能推行系统建立的定见》（国发[2006]30号文件）中明白指出：“乡村运营治理系统不再列入底层农业技能推行系统，乡村地盘承担保理、农人担负监视治理、乡村集体资产财政治理等行政本能机能列入当局职责，确保实行好本能机能。”这证实中心对农经任务极端注重、农经任务十分主要。各市、州要积极与有关部分沟通、协调，多报告请示状况，多反映问题，实在理顺农经任务体系体例，确保乡村地盘承包、农人担负监管、乡村集体资产及财政治理等各项任务在乡镇有机构承当，有专人担任，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关于农经总站参公治理的问题，厅党组长短常注重的，正在积极做任务。
乡村治理现代化范文4
【关键词】乡村治理 困境 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已经难以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现实和实践，面临着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结构分化和整合等给治理带来的挑战。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难题和挑战就更明显，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显得更为紧迫。
变迁中的乡村治理困境
相比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的难题不仅在于区域大、差异明显，而且在于体系更不健全、能力更为薄弱，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更重要的是乡村社会基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乡村社会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改革前的中国乡村，从比较中才能看出这种激烈的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国家发动合作社运动乃至后面的运动，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彻底的结构性改造和重构：土地实现集体所有制，传统的士绅阶层和地主阶层基本上被消灭了；广大农民被编入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政经合一体制，传统的家庭、家族等以血缘为组织原则的结构大为弱化；政治动员、行政管理取代乡规民约，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运行机制；户籍制度将城乡分割为两个不能自由交流、交换和流动的封闭性社会。在这种结构性环境中，个人的自主性、自由度、选择性非常之少，相比传统时代，这个时期的乡村社会处于强整合状态，社会结构更为单一，政治身份替代经济地位、传统声望和文化资本成为社会等级的唯一因素，自主、自治的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这对于乡村社会秩序而言不仅不构成任何挑战，反而是坚强的基石。如果说当时乡村治理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没有活力以及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情况就大为不同，既没有回到革命之前的传统时代，又缺少时代的强制性超稳定，乡村社会结构和基础处于急剧变迁之中。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即农村实现。这一改革诱发农村社会的全面变迁。首先，实现后，生产单位从生产队回归到家庭，家庭不仅是消费、生育养育、教化的生活单位，而且也是生产单位，生产功能得到重新肯定和发展，家庭有权安排自己的劳动力，由此引发家庭的多种经营模式。与此相关的是，村落内部的经济联系在削弱。虽然中央一直提倡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实际上，农村“统”的体制机制非常微弱，在很多村庄几乎不存在了，农村水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政府没有钱、集体经济瓦解、村庄联系纽带削弱等而得不到维护和建设。相应地，农村体制演变为乡政村治体制，特别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乡村实现了村民自治，政府与村庄的联系远不如以前密切，税费和计划生育成为政府干预乡村社会的最主要手段，但是也是最容易造成与村民冲突和紧张的节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负担过重和严厉的计划生育工作，引发农村干群关系极度紧张，一度曾在不少地方出现干群冲突事件。这个时期（8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乡村的治理困境至少有三：一是村庄公共事务缺乏供给主体；二是干群关系紧张；三是新的治理制度建构缓慢。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确立以后，对乡村治理构成最大挑战的还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一是人口结构维度。自从实现改革后，农民不仅获得了自主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而且获得了劳动就业选择权，由此，原来被束缚在农村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得以大量释放，在随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形成了“民工潮”。如果说80年代只是剩余劳动力外出，那么进入90年代，外出的不仅仅是剩余劳动力，连农村和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都在外出，因为农业劳动无法增加农民的收益，甚至成为负担，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由此，中国农村青壮年人口纷纷离开，出现农村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大量留守儿童问题，农村人口结构呈现“386199”（妇女、儿童、老人）三留守现象，大批村庄“空心化”、“老龄化”、“空壳化”，我们曾用“农村很散、农民很老、农业很弱”来描述新三农，这就是新的乡村治理困境。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村治理首先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缺乏治理人才；不仅如此，一些农村地区，连基本的治安都难以维护；更大的挑战就是农村养老问题，农村养老不但缺钱，更缺人力。人口结构变迁背景下乡村还存在许多其他治理问题，比如村庄公共事务难以正常开展，民主自治无法正常运行，乡村现代化更是困难重重，新技术、新观念难以推行，更谈不上社会创新。
第二个维度就是乡村社会分化。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社会分化提供了契机，乡村社会分化与城市社会分化都非常快、非常明显。一方面社会分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相比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社会分化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不同能力的人提供了各显神通的机会，从而使不同的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得不同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不合理、权力寻租和市场行为不当不法（如假冒伪劣）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社会分化存在着严重的不公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和左右下一步的分化。具体到乡村，不论是收入分化还是阶层分化等，都是相当明显的。农村收入差距扩大成为事实。与收入差距相关的就是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乡村社会虽然也有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但是这更多的是政治符号，当时主要只有两个阶层：干部与社员。而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分化成至少有8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乡镇干部阶层、乡镇企业家阶层、农村个体工商户阶层、农村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乡镇企业工人阶层、农村私营企业家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力，更有不同的利益取向、需求和行为。在这样的阶层格局下，乡村治理显然比以前更复杂、更具挑战性。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合理地体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既要防止上层阶层对中下层阶层的剥夺，又要避免中下层对上层的对抗，阶层之间的社会团结成为乡村治理的头等课题。乡村社会阶层分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目标，如果能实现阶层的社会团结，那么乡村的治理和发展将不再是难事。
第三个维度就是村庄类型多样化。由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不同村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表现很不同，呈现出多样性态势，不再像之前那样绝大多数农村都是一种产业形态、相同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构成等。中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几百万个自然村，每个村庄都有其个性。有的人将当前的村庄划分为“城中村”、“空心村”、“新型社区”、“超级村庄”等。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村庄分类，比如根据人口进入和外出情况，也可以分为三类村庄：外来人口多的村庄、外出人口多的村庄、没有外出和进来的村庄；还可以按地形划分：平原村、丘陵村、山村、高寒村、高原村等等。虽然有些类型是自然形成的，如按地形形成的不同类型村庄，但是这种自然因素也会影响村庄的社会经济，从而影响村庄治理。比如中国目前最穷的连片特困农村大多位于高寒偏远、沙漠戈壁等地理条件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村庄由于贫困或者不发达，它们面临的治理问题显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村庄。村庄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表明村庄治理应该是多样性的、个性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固守于一种治理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满足村民的需求和实现村庄的团结、发展。
迈向多元自主的乡村治理
在过去三十多年，乡村社会在变化，而乡村治理也没有停滞，问题在于乡村治理的调整变化跟不上乡村社会的整体变化，因此乡村治理的困境和挑战由此而生。乡村治理的调整和变化基本上按照这样的轨迹进行：从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上，乡村治理更多的向着自治方向演变，但是出现自治与行政化摇摆不停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集体化治理机制已经不再有效，由此国家将村民自治机制和制度引进乡村。但是另一方面乡村依然承担着农业生产、支持城市、工业发展的重任，于是国家对乡村既有巨大的政治需求，但是又无力承担乡村公共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既希望于让渡权力让村庄自治，由村庄自身解决一些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又不能不向乡村汲取更多的资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因此又得强化对乡村的行政控制、管理和动员。村民自治制度就是为了满足这样两种有着明显张力的需求而设计的。在自治层面，由于不同村庄的人口结构、经济条件、历史传统不同，有不同的表现，尽管有少数村庄在自治过程中不仅能完成政府的任务、有效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增进村民的福祉和村民团结，但是大多数乡村自治并不尽人意。
虽然不同村庄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村庄面临的治理问题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具体而言，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着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第一，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存在着明显的公共服务差异。虽然这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但是，公共服务质量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第二，既有的公共服务存在传递不足问题，不能很好地抵达村民那里，这里的约束因素是公共服务人才缺乏以及公共服务机制不健全。许多农村公共服务存在有事没人干，或者有人干不了，比如农村由于缺乏高质量的村医，因此农村医疗健康服务包括公共卫生健康服务无法得到很好的传递。在村庄，由于没有公共服务的专门机构，因此村委会就担当着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些职责，但是村委会不但人手不够，而且由于不具备政府功能，因此难以胜任公共服务的传递，反而损害了其担当村庄民主自治功能。第三，村庄公共事务有事没人做、有事没人愿意做、有事没钱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里的原因很多：一是大量人口外出，村里只剩下老人；二是村庄合并，行政村下面有很多自然村，村民对自然村的公共事务可能感兴趣，但是对行政村公共事务冷漠；三是村庄原子化、个体化日趋严重，认为公共事务是政府的事或是村干部的事，与自己无关。第四，村庄的社会团结出现问题。一方面也是由于原子化和个体化问题，人们更加追逐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公共事务中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不透明问题，影响到村庄的社会公正，从而导致许多不满、纠纷乃至冲突等，直接影响到村庄团结。第五，传统的村规民约和团结文化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科层化中遭受损害和破坏，村民变得更加自我和个体化。同时不同村庄也有自己一些特殊的治理问题，比如超级村庄存在外来人与本村人的分割以及村干部的贪污问题；城中村存在着治安、外来人口管理、环境卫生问题等；欠发达村庄存在贫困、空心化等问题。
总括起来说，当前乡村治理存在机制不健全不合理、能力不足、供需错位、村民参与不足和团结不高、共同体衰落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要的还是要求政府发挥更大、更合理的作用。具体地说，政府应在公共资源投入与机制改革两个方面发力：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服务资源的支持力度，目前的力度还不足以解决公共服务短缺问题。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全面承担和提供，特别是在欠发达农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公共服务投入责任。在公共服务方面，不仅要注重生活性公共服务投入，还要增加对生产性公共服务投入，包括道路交通、饮水、污水和垃圾处理、教育、医疗卫生、信息设施、技术服务等。其次，政府在资源投入和运作机制上进行创新改革，资源投入和运作应以培养治理能力、激发村民参与和合作、满足需求为目标，不能仅仅为了投入而投入。在机制上，国家应该还村委会以自治本来面目，让其真正从事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而在村庄层面建立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时，一方面要强化公共服务的专业化，另一方面将公共服务更好地与村民需求对接。这里的前提在于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现有的公共资源配置或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服务人才待遇问题，或者不注重这个问题解决，更不注重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目前农村公共服务吸引不了人才，即使引进的人才也想办法逃离，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国家在一些贫困地方实施特岗教师政策，吸引了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到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学校任教，不仅解决了农村学校师资短缺问题，而且大大地提高教师质量，明显地改善了当地的教育条件。这个实践经验可以应用于乡村其他公共服务人才引进和培养上。与此同时，国家还需要拿出一些公共资源，改变配置方式，诱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上，比如实施以奖代补的财政配置机制，加大向村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不管怎样，国家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应该以激发村民参与、合作为先决条件。只要每个村庄有更好的自治机制、自主参与机制和合作机制，那么就可以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出现的难题。
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还有赖于外部力量的援助和帮助。这里的关键还是国家要鼓励外部的社会组织进入乡村，帮助培育村民的合作和组织能力，更要激发他们参与村庄治理的动力。在这方面国家有两套工具可以使用：一是政策工具，比如可以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或者便利的注册政策支持参与农村治理的社会组织发展，另一个是财政工具，政府可以购买一部分社会组织的服务，让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之中，由此借助于社会组织，增强村民的治理能力。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批知识分子就凭借着他们的知识技能，发动乡村建设运动，试图解决当时阻碍中国发展和民族救亡的“愚、弱、穷、散”痼疾。虽然这个运动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成功，但是它依然激励着当今一少部分知识分子尝试着在乡村开展建设，其中乡村治理是他们所重点关注的。如果国家对这些行动给予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将会激发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的发展之中，会大大地提升乡村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乡村治理现代化范文5
二是我国9亿农民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要持续很多年的漫长过程，大部分农民还要依托于村庄生活。新农村建设的个核心就是，要让依托村庄生活的农民也可以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处。
如何在农村人、财。物必然自动流向城市的背景下，让他们享受到现代化的好处?或者说新农村建设应该如何开展，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当前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农民增收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务农，二是务工经商。现在务农已不可能有多大的增收空间。而在务工经商方面，最近十多年，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报酬基本没有变化，在就业机会不可能快速增加的情况下，进城农民越多，劳动之问的就业竞争就越激烈，劳动力价格就越低。因此，从长远来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将长期慢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
在农村人、财、物不断流出的背景下，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同时因为农村公共品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农村公共品离开了社区的力量，国家根本无法有效供给。例如国家可以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却无法使千家万户的小农与大中型水利设施对接；国家虽然投入巨资治理淮河，却不可能去管农民将麦秸堆到排水沟的事情；国家可以为农民修农村通的公路，却不可能将村庄环境整治好。
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一方面农民的经济收入在缓慢增长，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大大下降，农民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闲暇时间很多，物质福利在不断地增加。另 方面因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农民的主体地位逐步丧失，人际联系解体，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减少。
综上所述，当前农民并不是苦于没有解决温饱，而是苦于正在丧失生活的意义；不是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是苦于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不是苦于消费水平没有提高，而是苦于人与人的信任正在下降；不是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高，而是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不是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加，而是苦于整体福利正在减少。总之，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是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换而言之，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税费改革与新农村建设的两种不同逻辑
回头来看2003年以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及新农村建设，可以获知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
这几年，国家十分英明地取消了农业税，也取消了义务工和其他面向农民的收税收费，还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开展农村低保，给农民各种补贴等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最根本的在于两点：一是彻底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二是缓解了干群关系。可以说，税费改革及其后来的新农村建设，从政治上讲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不过，农村税费改革的政治逻辑并非无可检讨之处。具体有二：
是虽然减少乃至取消了几百亿的农业税及相关税费，甚至每年拿出几百亿补贴税改，但国家补贴并不足以弥补县、乡、村三级因为税改减少的收入，所以就有了一种说法，即“税费改革倒逼乡村体制改革”。乡村体制的确需要改革，但以税费改革倒逼着进行，其重点就只在于减少乡、村两级的支出，而并非改革乡村体制。为减少乡、村支出的目的，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乡村体制改革办法，诸如撤乡并镇，合村并组、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取消村民组长等等，然而后果都是削弱了乡村行政的能力，减少了乡村治理的资源，其中取消村民组长的性质尤其严重。
第二，尽可能将向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不经过各基层政府而直接发给农户，虽然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但这样做既提高不了农民的收入，又解决不了农村所面临的严重公共品困境，而国家也不可能直接为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公共品，其结果往往是，国家给农民每亩补贴了40元，农民却因为公共品供给的不足，每亩又损失了400元。从治理角度来看，目前弱化乡村基层政权及国家直接补贴到户的政策经济上很失败，但在政治上是很成功的。
对于中国这样有着g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如果政治的逻辑长期偏离治理的逻辑，其后果将会非常严重，最终政治上所得好处还会失去。因此，从治理的角度看，当前中央的农村政策有待调整，各级政府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也有待重新考虑。
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是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使农村基层组织具有主导乡村治理的能力。这其中关键是要有基层组织队伍，要有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在农村人、财、物外流的现代化背景下，指望农民内生形成秩序，实在是不切实际。
乡村治理现代化范文6
关键词：休闲农业；特色小镇；规划策略
0引言
特色小镇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江苏作为“鱼米之乡”和沿海发达省份，休闲农业特色小镇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已经引起关注。高卓、王健（2018）[1]分析了农业特色小镇文化建设；王玮、黄春晓（2018）[2]研究了江苏农业特色小镇的现状和发展路径；蔡宇超、唐依依（2018）[3]研究了江苏农业特色小镇的产业发展。本文拟从江苏休闲农业特色小镇建设的意义出发，分析江苏休闲农业特色小镇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后从规划视角提出优化江苏休闲农业特色小镇的策略。
1江苏休闲农业特色小镇建设的意义
促进休闲农业特色小镇的建设发展，对于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传承优秀农耕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1.1促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
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中，城乡差别是重点。乡村振兴和特色小镇建设是解决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作为城乡差距最小省份，通过特色小镇建设，改善农村民生，优化城乡布局，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服务均等化，可以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1.2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产业升级
农业现代化是彻底走出传统农业社会，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由之路。农业现代化有多种发展路径，休闲农业是一种重要路径，有利于实现江苏的农业现代化，也有利于江苏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建立，促进农业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
1.3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城乡消费升级
农业休闲小镇扩大了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空间。一方面，厌倦城市生活的人们向往乡村田园风光，希望去乡村、小镇、田园去旅游和体验生活，去升级消费层次；另一方面，地处乡村和小镇的人们希望通过休闲农业发展来实现现代化和收入提高，当地居民提高收入后也可以更好地消费和生活。
1.4有利于江苏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
江苏“鱼米之乡”特色鲜明，耕读文化传统深厚，历史上就是最富庶之地，也是南北文化交汇区域，农业文明源远流长，人文景观遍地皆是，风格迥异的吴韵汉风概括了江苏的文化特征，“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作为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优秀文化传统需要进一步传承创新，休闲农业小镇可以有效地担负起这个重大历史责任。
2江苏休闲农业特色小镇建设面临的问题
江苏是中国唯一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海大湖省份，省内基本都是平原，河网密布，农业休闲特色小镇的发展条件较好，但是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2.1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乡村环境面临污染破坏风险
作为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和沿江城市群主要组成部分，江苏省是工业最发达省份。拓展的城市、乡镇企业、工业园区等不断侵蚀乡村资源，在沿江和苏南地区尤为明显，太湖、淮河等环境治理压力大，农村面源污染形势严峻，水、土壤、空气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影响了休闲农业发展。
2.2城乡差距使乡村公共服务设施不足
休闲农业小镇需要现代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与支撑，作为乡村建设较好省份。城乡差距和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不足，影响了乡村地区的现代化，也影响了休闲农业的发展。
2.3文明建设不足，优良传统文化传承不够
作为文明繁盛之地，有“天下才子出三江”之说，江苏为三江之首，耕读传统深厚，南北交汇的地理区位和通江达海的开放胸怀，使江苏文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乡村地区相对较为封闭，苏北农村尤甚。乡村封建思想影响和市场经济冲击，使优良传统文化没有得到较好传承，封建迷信、赌博、拜金等现象屡见不鲜，影响了现代农业休闲特色小镇发展。
2.4休闲农业特色没有凸显
鱼米之乡的农业资源丰富，具有发展休闲农业的先天优势。由于地域分割和过于强调农业某一方面优势，导致各地农业产业单一现象突出，苏南、苏北、沿海、沿江、沿湖、沿河及内陆各有优势产业，但是没有农事体验、休闲观光、养生度假、民歌民谣、节庆活动、手工艺品、特色农产、餐饮住宿、文化展示等综合考虑，影响了农业休闲功能发挥。
2.5水乡田园风光遭到侵蚀
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和城市化推进，围湖造田、填河造田等情形时有发生，使水乡面貌发生很大变化，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注重生态保护，很多地方农作物种植品种较为单一，河湖围网养殖较多，化肥农药农膜使用过度，水乡田园风光遭到了一定破坏。
2.6现代服务支撑体系不足
现代特色小镇离不开现代服务体系支撑，很多特色小镇都是在传统小镇基础上建设，传统小镇处于城乡之间，缺少像大城市那样现代服务支撑体系，医疗卫生、休闲养老、购物娱乐、交通出行、教育培训、政府服务、餐饮住宿等较为缺乏，影响了休闲农业小镇建设。
3江苏休闲农业特色小镇规划策略
由于江苏休闲农业特色小镇在规划建设中面临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问题，建议在休闲农业特色小镇的规划发展中，选用如下一些规划策略。
3.1立足鱼米资源，打造水乡特色
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先行区和传统稻作发达区，水域面积比例较大，淡水资源丰富，坐拥长江、淮河、大运河、太湖、洪泽湖等河流和湖泊，东临大海，可以大做水文章，突出水乡特色。像稻作、荷藕、芡实、螃蟹、鱼虾、海水养殖捕捞等资源丰富，阳澄湖大闸蟹、盱眙龙虾、金湖荷藕、长江三鲜、太湖三白名闻天下，在规划中，充分发挥水乡观光、农事体验、特色美食、休闲宜居、健康养老、会议会展等休闲农业产业。
3.2发掘文化资源，传承吴韵汉风
作为南北文化交汇之地，兼具南北方特点，沿江及苏南是吴文化发源地，吴语软侬，淮北又是楚汉风云之地，汉风浓郁，苏中两者兼具，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遗存和文明特色。文化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名城和胜迹众多，历史遗迹和血脉中的文明，都值得充分发掘。
3.3注重城乡结合，发展生态优势
特色小镇是城也是乡，是城乡的桥梁，与城市相比生态优势明显，与农村相比，现代设施丰富。要注重城乡结合，发挥生态优势，打造生态宜居之地，成为市民绿色家园和城市化新的发展空间，成为乡村振兴重要抓手，使生态特色贯穿在休闲农业特色小镇建设的始终。
3.4保护人文资源，实现古今融合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最多的省份，人文荟萃，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徐州、扬州位列九州，南京是六朝古都，苏州地区为吴文化的中心，在众多人文资源和古城古镇中，可以追忆历史，在高铁高楼旁又可以感受现代，在规划休闲农业小镇中，保护好古迹，又体现现代文明气息，实现古今融合。
3.5结合功能分区，培育农旅混合城镇
随着淮河生态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全省各功能区逐渐明晰，相互有一定差异，发展路径也不同。苏南走在现代化前列，苏中苏北追赶越来越快。长江城市带、沿海经济带、长江城市群、江淮生态功能区特征明显，规划建设农旅混合休闲农业特色小镇。
3.6结合国家战略，发展宜居乡村
由于“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沿海发展战略等各不相同，又同时叠加在江苏，要充分依托国家发展战略促进自身发展，在规划建设时，在国家各种发展战略叠加中找准自身定位，为国家发展战略添砖加瓦，规划宜居宜业现代休闲农业特色小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