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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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1

在“单独二胎”政策开放之前,娱乐圈中已有不少明星生了二胎。但是,那些不合规定的明星想生二胎怎么办呢?出境是门路!

美国是首选

美国和香港的法律规定,只要孩子在这里出生,就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父母也可以根据政策获得身份。所以像《北京遇上西雅图》里发生的故事,在娱乐圈中确实非常普遍,去美国当然是首选,比如王宝强和陈红。

王宝强虽然靠“傻根”走红,而且一路都在扮演类似的角色,但是现实生活中,他可真没那么“傻”。成功搞定了大学生老婆不说,还让漂亮老婆连生了两个娃,第二个还是去美国生的。2011年9—10月,王宝强都在美国休假,为陪大肚老婆,甚至在俄罗斯海参崴国际电影节上拿了最佳男演员奖都没有出席。

像王宝强这样的赴美生子还属于钻美国法律的空子,但是像陈红这样已经获得美国国籍的中国人来说,就是光明正大的,而且还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美国的医疗福利。1989年,陈凯歌通过跟洪晃结婚,拿到了美国绿卡。陈红在嫁给陈凯歌后,也通过婚姻顺利取得了美国国籍,1998年、2000年,陈凯歌和陈红的大儿子、二儿子先后在美国出生。

去香港生也行

美国国籍虽然好,但是毕竟远隔重洋,照顾起来也不方便。香港开放自由行后,赴港生二胎,也成为一些明星们的选择。《爸爸去哪儿》里的“战友”田亮和郭涛,都是赴港生二胎的代表人物。

作为非独生子的田亮,他和妻子叶一茜并不具备生二胎的资格。为了再要个宝宝,2012年田亮把叶一茜送去香港生产,还颇有远见地提前辞去了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公务员身份,为自己免掉了很多麻烦。另一位爸爸郭涛也一样,不久前他曝光小女儿照片时特意声明,女儿系香港出生,以撇清自己“超生”疑云。

不过,这条门路如今已经被渐渐封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看中了赴港生子的便利性,也让港方出台了对策——“零双非”政策,即2013年起禁止夫妻俩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怀孕妇女在港分娩。同时内地也有相关政策,如果父母均为中国籍,生育的第二个孩子即使有香港身份,仍然属于违规生育。但这种情况下孩子不在内地上户口,一般不会征收“社会抚养费”。

甘愿“超生”在内地

除了以上各种方式,还有一些明星生二胎既不合法也不想辙,甘愿冒着“没户口”、“被罚款”的风险,把孩子生在内地。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景岗山和张艺谋。

景岗山和经纪人太太马葭婚后育有一子一女,两个孩子都在国内出生,这无疑属于“超生”。但女儿出生两年后,景岗山曾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表示:“没有占用相关的户口指标,所以原则上不构成违反计划生育法规。”至于女儿的“黑户”怎么解决,景岗山当时表示,因为岳母的海外关系,可以举家移民,届时女儿的户口自然能解决了。

如果说景岗山“超生”还给自己留了条“移民”的后路,那么导演张艺谋为了“让孩子是中国人”,坚持把孩子生在内地,就得硬着头皮接受高额罚单。

二胎代价几何?

提到超生之后的“罚款”——社会抚养费,张艺谋那霸气侧漏的748万不仅让一众网友惊掉了下巴,甚至还产生了同情之心。

同样可能被罚还有邓超孙俪夫妇,鉴于邓超的非独身份以及“单独二胎”政策未完全明朗,孙俪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要是生在了内地,夫妇俩就很可能被扣上“超生”的帽子。虽然全国各地罚款方式不同,但根据有关规定,“超生”罚款一般按照“超生”这胎前一年的家庭收入计算。孙俪2013年收入约1千多万,邓超约5百多万,算下来数额也不会小。不过,两人也可能早就拿到了外籍身份,记者为此特别致电孙俪经纪人,但对方并未回应。我们可以等等看他们会有何解释。

花费惊呆普通人

“超生”罚款那么惊人,明星们纷纷取道美国、香港也不无道理。据记者了解,内地有不少赴美生子的中介,收费项目包括签证费、机票费、医院生产费、月子中心服务费,甚至还有生产完毕的新生儿检查费、办证费等等,总共算下来大约7万人民币左右,再加上在美期间的住宿、饮食费用,总费用约在30万人民币。这还是普通人赴美生子的费用,明星们通常会选择更高档的私立医院,价格只会更高。

相比赴美生子,赴港生子的成本低了许多,根据选择套餐不同,一般价位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最便宜的仅为四五万元。只不过,把孩子生在香港也有许多后续的麻烦。如果孩子不带回内地抚养,虽不征收社会抚养费,但仍属于违法生育;如果孩子两年内在内地连续或者间断居住满18个月,就占用了大陆的抚养资源,还将征收社会抚养费。

就算是在内地正常生个孩子,明星花费十几万已是平常事。天后王菲生完二胎李嫣后,选择在北京某著名私立医院疗养,所住房间30-40平方米,光洗手间都有15平方米,空气经过专门净化,医护人员提供中英双语服务。虽未赴海外也没有罚款的困扰,王菲生个二胎也差不多花掉了20万人民币。

并非天后奢华,港台女明星也如此。已有3个女儿的小S就多次选择了台北某顶级生产中心,产房一晚就要2000元人民币,再加上其他服务,一天大约3000元人民币,连带坐月子,总开销至少也要10万人民币。

花了钱还要顶压力

怀胎10月对不少女性来说都是个挑战,就如马伊琍和孙俪两位星妈,因为怀孕,这一年几乎都处于休息状态。《甄嬛传》、《辣妈正传》两个大热作品之后,孙俪就停工待产。虽然偶有商业活动露面,但是肯定不能进组拍戏,有一些找上门的好剧本好角色也只能暂时放弃,这对正在上升期的孙俪来说,确实是一种损失。娱乐圈更新换代如此之快,再出发虽然有新闻点,但会碰到什么局面真不好说。

除了二胎停工的风险外,是否有足够的精力照顾孩子也是忙碌的星妈们担忧的问题。11年前,王姬在拍《北京人在纽约》时怀上了二胎儿子,由于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太过劳累,导致儿子出生后智力异常,至今后悔不已。如今,马伊琍在自己的微博上也曾表态“生二胎不是经济问题,是你有没有足够的精力亲自照顾教育好每个孩子!自己带大的孩子和别人带大的判若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有3个孩子的星妈钟丽缇也通过助理向腾讯娱乐记者透露了这方面的烦恼:“带三个孩子负担肯定有,两个小女儿比较黏人。好在生性乐观,有困扰也可以自我排解。”

缘何执著生二胎?

对于收入不菲的明星来说,昂贵的生子成本并不是他们考虑的首要因素。在雄厚的经济能力支持下,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和让孩子有个伴儿的愿望,是他们生二胎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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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调查的基本情况

(1)调查的时间和地点

本次调查从2009年9月中旬开始,到2009年11月底结束,在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笔者走访了金华市的五个农村社区,其中金东区两个村(本文中的A村和B村),义乌市上溪镇三个村(本文中的C村、D村和E村),获得了当地非农化背景下社会变迁的第一手资料。

(2)调查的基本方法和调查对象的确定

本次调查采用的是访谈法,利用非结构性访谈的方式,在村委会办公室、老年协会活动室、家庭等场合,通过与村干部或村民面对面聊天的方式,来收集我们所需要的资料。访谈对象的确定是本次调查活动的重要环节,由村干部确定,包括纯务农村民、经商办厂村民、务农又兼业村民等,在对这些村民调查后,又请他们确定一些调查对象,由村干部特别是妇女主任的安排,或由普通村民的推荐。可以说本次调查的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调查基本目标

通过此次调查,我们了解到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收入相对于过去有了大幅的提高,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越来越接近于市民,但有些方面仍保留了农村的特色。同时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产业非农化对家庭关系的影响非常明显,特别是对亲子关系和生育观的影响尤为突出。

二、非农化背景下农村生育观变化的表现

在产业非农化的背景下,村民的生育观变化了巨大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养儿防老的观念不再强烈

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婆媳关系对亲子关系的影响非常大。

金华市金东区A村的老年协会会长说:“村上有一对婆媳关系不好,儿子还把母亲打伤了。一般来说,儿子对父母的关系都还是好的,而媳妇与公婆的关系不太好相处。村里大多数老人自理能力都比较强,经济上不依靠子女,所以他们的关系都还好。而那些手头没钱的老人,他们和孩子的关系相处得不好。有一户,老太太和儿媳闹了点矛盾,老太太的灶台就被儿媳给砸了。”虽然这种情况在农村是少数,但这些案例足以让老年人对养儿防老这一观念产生了怀疑。

B村也位于金东区,土地都已被国家征用,非农化程度较高。一位姓王的村民有两个已成年但未婚的儿子,我们问他:“儿子对你们好吗?”他的回答是:“现在是好的,以后就不好说了。”同时他还提到,在农村,儿子对父母好不好,与媳妇的关系很大,媳妇一旦反对,矛盾就产生了。由此可见,亲子关系是否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婆媳关系的好坏,这是大多数老人对养儿防老失去信心的主要原因。

(2)多子多福的观念几乎消失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持农村户口的夫妇第一胎生的是女儿,允许生育第二胎。但通过入户调查走访发现,许多农村家庭在第一胎是女儿的情况下,放弃生育第二胎,有些家庭会生育第二胎,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现象几乎没有。这一方面是农民思想比过去开放了,接受了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另一方面是迫于经济压力,因养育儿女的成本过高而放弃。

对于这个问题,A村的一位商姓村民这样说:现在都有养老保险了,不用靠儿女养老了。同时随着村民对教育的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的投资不断增加,养育子女的成本会越来越大。

(3)重男轻女的观念弱化

随着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也被削弱了。通过调查发现,老一辈的人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存在的,年轻人基本上没有了,而且认为生女儿可能更有福气。在生育了一个女儿的情况下,往往爷爷奶奶这一辈人会建议子女再生育一个,但年轻一辈很少会接受。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养育男孩的成本比养育一个女孩的成本要高。另一方面,女儿比儿子对父母生活上的照顾更加贴心。

过去农村很多人为了所谓的延续香火,想法设法要生一个儿子,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但在笔者调查的几个农村,农民的这一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弱化。

三、非农化背景下农村生育观变化形成的原因

认为,物质文化决定非物质文化,而非物质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就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它的各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也不一致,一般来说总是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速度较快,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

我国从1971年开始全面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制度变迁先于其他各方面的变迁,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引起农村生育观变化的制度因素。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除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到位、深入人心之外,农村生育观的变化还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1)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农业是主导产业。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在体力方面,毫无疑问男性是占绝对优势的。农业收成的好坏绝大部分取决于家庭中男性劳动力的数量,所以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传统农村会存在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的观念。而现在,虽然居住地未变,但大多数农村家庭已经不完全靠体力从事农业生产,或者从事其他产业。甚至在有些行业,女性比男性更有优势,因而男性的绝对优势地位被削弱。

C村是义乌的一个移民村,旧村落原先在浦江境内海拔800多米的山腰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民生活困难。2002年全村迁入义乌,生活条件得到全面的改善。C村的陈书记告诉笔者:“以前在山上的时候,一定要生儿子的,因为种田没有劳动力是不行的。有时老人要是生病了,都要靠男劳动力抬出去医治。”如今,C村举村搬迁到义乌上溪镇已有七年左右,村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告别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生育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连年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村”。

(2)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趋于完善,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不必依赖儿女

社会保障最基本的含义是,政府通过立法,社会团体、社区等通过政府授权,以现金、物质、服务等形式向因精神和生理的残疾、年老力衰、意外伤亡、失业、多子女负担者以及他们的家属提供旨在维持他们最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虽然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社会保障制度正趋于完善。对老年人而言,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逐渐覆盖到广大农村地区。金东区B村由村里给每个60岁以上的老人都交了260元的医疗保险。而金东区A村每年过年的时候会给老年人一笔慰问金,60岁以上70岁以下的是500元,70岁以上的600元。义乌市D村的老村长告诉我们,他们村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可以领到170元的失地保险金,医疗保险费用由村里统一交纳。另外,一些老年人闲不住,会在家里做做手工活,如串珠子、绣花等,以此获得一定的收入,经济上可以不依赖子女。

(3)抚养子女的成本增加,尤其是还要承担为儿子买房、娶妻的负担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受到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农村人想要跳出“农门”的主要方式就是考大学。而现在虽然非农化程度比较高,但从事其他行业往往也需要较高的学历和较丰富的知识。在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之后,农村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视,对教育的投资也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抚养子女成本的增加。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作用下,大多数父母都想尽办法让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但是考虑到教育成本的巨大,多养一个孩子,经济负担就成倍增加,所以一些农民会比较理性地决定只养一个子女。

虽然农村居民的很多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都已经十分接近于城市居民,但是在娶妻婚嫁方面仍旧沿袭着农村传统的方式。在有儿子的农村家庭,父母除了供其读书之外,还要为其娶妻,而娶妻时,新房和彩礼又是一大笔的开支。义乌市C村的一位村民说:“我们搬下来这么几年,建房子欠下的债基本上都还掉了。如果孩子不娶媳妇,就不会欠债。我们这里娶一个媳妇最少也要10多万,条件好的还要更多。”在农村,为给儿子娶妻而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之外,影响农村生育观的原因还有农村妇女的广泛就业,改变了过去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生活方式,妇女从单一的家务劳动者的角色演变为家务劳动者和就业者的双重角色,虽然在一些家庭中,男性也承担家务劳动,但基本上还是妇女承担比较多,而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很多家庭选择只养育一个孩子。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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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农业的生产现状

根据联农组织的农业产量统计资料,2014年我国粗粮总产量达到2.25亿吨、玉米产量达到2.16亿吨、稻米产量达到2.08亿吨、大豆产量达到0.13亿吨、小麦产量达到0.90亿吨。我国2013年粗粮和玉米达到最高产量,分别为2.27亿吨和2.19亿吨,在粗粮中玉米占主要份额,所以粗粮总产量和玉米产量的趋势图基本一致。我国小麦在2014年有一个显著提升,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大幅增加了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格,同时,由于种子等技术的改良,也是造成小麦的产量出现了较大的增长。大豆的产量基本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产量水平且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稻米的总体趋势是基本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有小幅缓慢增长的趋势;而玉米在长期增长之后,在2014年出现下降趋势。从长期看,玉米的产量主要是由于我国饮食结构的变化,使得对家禽肉食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而玉米作为家禽家畜的主要饲料也得意在2001年之后出现长期增长。但是从总的产量趋势看,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增长基本已达极限,上升空间有限,其由于化肥等要素的投入已达极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2013年的数据测算,我国化肥投入在大部分国家中属于较高的水平,我国在氮肥方面的投入相当于美国的2.86倍,巴西的4.35倍,欧洲的4.31倍;在磷肥方面(P205),我国的投入相当于美国的3.31倍,巴西的12.28倍,欧洲的5.91倍;在钾肥(K20)方面,我国的投入相当于美国的2.04倍,巴西的0.96倍,欧洲的3.99倍。通过提高化肥的投入来增加粮食才产量的空间有限,未来应主要以提高优质种子资源来提高我国的粮食产量。而根据最近几年的我国粮食自给率,我国粮食自给率自2007年起持续下降,2013年我国粮食自给率达到历史最低87.75%,早已突破我国95%的粮食自给率的安全警戒线。

我国农产品的国内供给不足,主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1)农业资源不足,生产能力有限。我国人均耕地少,规模化种植不足,种粮成本高,现有耕地资源受制于集体土地所有制的限制,有一部分潜力没有充分释放出来。(2)中国现有的农业生产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具体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低效率的农业耕作,生产产量没有达到最大化。二是大量的农村土地抛荒,该种粮的没有种粮,稳定的粮食生产能力受到威胁,最终导致农产品供应的不足。(3)自然灾害导致农业减产。近年来,我国气候异常,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多项气象指标打破历史记录,干旱、洪涝、重大病虫害等自然灾害交替发生。从产量的影响因素看,我国的耕地资源很难再有较大的增长,而农业生产率来看的话,确实规模化的农业,短期内也不会有较大的改善。而农村的荒地的话,经过一定的复垦可以增加一定的产量。而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此来看的话,把我国的粮食增产完全放在国内来解决的话,难度较大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粮农组织统计的我国农业进出口贸易量来看,我国农业进出口的增加值同比基本上都在提高,但农业出口的贸易增速明显快于。从总的趋势看,我国农业自2002年以来进口值明显高于出口值,在2008年由于世界粮食危机发生后,由于世界许多国家如俄罗斯制定了出口限制措施,致使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交易量大幅下滑,我国在粮食进口同期出现下滑外,基本上我国粮食的进口值增长趋势明显高于出口趋势,而且自2009年始进出口差距明显加大,进口增势明显。

二、 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现状

2014年我国农、林、牧、渔业对外投资仅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量的1.10%,而且是历史最高水平,严重低于我国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对外投资的规模。虽然从2008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农业投资总体总量一直处于增加态势,但是增长仍处于低水平增长,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以提高我国农业对外投资的总体战略,提高我国粮食安全的应对水平。要维持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解决我国粮食一定程度的短缺问题,坚持以我为主适度进口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应继续提高我国农业的对外投资水平,以增加我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控制力度。中国农业是一个劳动力和资本相对丰富、土地资源相对短缺、农业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提高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能力。从农业走出去战略来看,我国具有一定的优势。包括资本、劳动力及先进的农业技术都可以作为对外投资的主要因素。但从农业投入的环节来看,我国主要以生产环节投入为主。目前走出去的水平相对较低。国外企业投资我国农业往往是头两头,即育种和化肥、农业以及农产品深加工领域。与制造业相识,我国农业还是处于在生产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但在育种和化肥农药领域以及农产品深加工领域竞争力较弱。这也使得我国缺少农产品的定价权。在利润方面也表现得获利较少。我国农业目前对外投资以民企投资为主,而且多以生产领域投资为主。规模小,投资区域以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为主。但都仅限于从企业层面对国外农业方面的投入。缺乏从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对外农业投资规划及战略。

三、 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严守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人口统计资料,我国在2030年预计人口将达到14.16亿人,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放开,居住证制度的全面实施,我国的人口增速进一步增加,这意味着我国的粮食压力也将将持续受制于人口的增加。而随着我国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消费粮食呈上升趋势。虽然膳食结构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最终都会体现在基本粮食的供应上面。无非是在食物链的传递过程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对最初营养级的需求是呈绝对上升的趋势。

而按照粮农组织对我国的土地资源量的统计资料,我国农业用地在2013年为5.15亿公顷,耕地为1.06亿公顷,虽然我国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建设占用耕地势必更加严重。按照现有的国家占用耕地土地政策,虽然实行占补平衡,并可跨省市调剂,但是由于城市占用的往往是比较好的耕地,而补的往往是劣质耕地。虽有土地评价等一系列防范措施,但人为影响较大,且事后监测比较困难。

从我国农业的资源禀赋及发展现状看,我国扩大农业投资,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要途径。而扩大农业对外投资又有许多不确定性,如非洲政局动荡、国家政策调整都增加了投资的风险。因此有必要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投资策略。政府应为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支持。同时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从国家层面制定FDI的投资政策;通过双边及多边谈判协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农业投资协定,规范农业投资的方式方法。通过国家的大型国企走出去,带动中小型民企走出去,建立对外投资咨询服务机构,建立不同国别农业投资数据库,从政策上,制度上、法律上和文化风俗上为企业服务。2011年,全球排名前二十位的农化企业绝大多数实现业绩增长。以美元计算,有14家企业实现双位数的增长。延续前六位农化巨头的强劲增长势头,四家美国企业以美元计算的业绩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目前我国尚无农业巨头进入世界20强。这也说明我国农业对外投资还处于学习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先从比较容易的生产阶段进入。在逐步参透进入育种、化肥、农药及农产品深加工阶段。在熟悉农业资本运作的条件下,在逐步进入农业资本领域,通过并购及参股进入世界级的大型农化企业中去。在现有阶段看,农业是未来的一个新的投资增长点。而我国也将复制在制造业上的成功经验,从初级阶段入手,逐步进入农业全球产业链的不同层次。农业"走出去"包括农产品出口、农业对外合作、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农业对外援助等方面的内容。农业投资不但受比较优势的影响,也受世界环境及自然灾害、国家国情的影响。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制定安全、可持续的投资策略,持续推动农业对外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农业对外投资,既要有利于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也要保障投资对象国的基本利益不受损,维护我国的国际形象,最终实现可持续的良好发展环境。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老师所说,对外开放应坚持和国际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互利共赢的关系,确保中国能够和平崛起。在农业对外投资中,应加强双方谈判,本着优势互补的原则,相互开放农业投资领域,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单独承担义务而不行驶权利。在继续“以开放促改革”的同时,以“开放换开放”应当成为中国下一阶段贸易谈判战略的重要目标。在农业的对外投资中,也应坚持互利开放,同时在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对我国的农业投资领域进行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增强我国的农业竞争力。

四、 在现有阶段,我国农业对外投资的政策建议

1. 由国家制定总体投资战略,对耕地资源丰富政治稳定且与我国友好的国家名录,签到双边农业投资协定,针对土地的开发、农业生产资源的进出口、粮食的回运、税收等方面签署双边协议,保护我国的投资利益,同时本着互利双赢的原则,从收入、劳工、文化及环境建设方面保护对方的根本利益。

2. 加大金融、保险的扶持力度,加大对我国农业企业在境外融资,投资风险等方面提高补贴程度,提高我国农业企业的贷款,抵押提供便利化条件。同时,结合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与我国互补性强,适宜农业投资的国家,加快金融力量的进入,同时,加快双边的货币的互换额度,减少我国农业企业受汇率变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农业对外投资风险高,投资大,中国企业必须得到我国金融企业的大力支持,才可能在国外取得长足的发展。我国四大行拥有强大在资金实力,但在我国农业对外投资方面投入不足,这里面既有风险问题,也有制度问题,应提高我国对外投资农业企业的融资的抵押种类,允许对外投资企业母公司为对外投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同时引入战略投资者包括银行资本,加强银企之间的信息沟通,同时加快我国保险行业的对外投资风险产品的开发,为企业提供种粮丰富的保险产品,减少我国对外农业投资企业的投资风险成本。加快我国金融行业在与我国农业优势互补性强的国家和地区的参透能力,化解我国对外农业投资企业的融资困境。

3. 加大我国农业企业的联合重组,减少我国企业在境外的内耗,建立不同国别地区的农业投资协会,协调双方在生产、加工、流通及劳动力资源流通等方面的分歧,为我国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国企业种粮繁多,且大多具有地方色彩,在国内的环境下,在一定区域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同时出海,中方企业面临的国内同行竞争程度往往大于其周边的国外同行。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企业的发展水平差距不大,异质性不强,同质竞争现象明显,最终基本表现为传统的价格战,双方受损。应加快我国农业领域对外投资行业协会的建设,消费美国商会的模式,在中国主要农业目标投资国加快行业协商,维护共同的利益,保障我国的对外投资企业具有一定的利润水平。同时,为中国农业提高信息咨询服务,解决中国企业对投资国在政策、关税以及劳务派遣等方面的困难。

4. 我国农业的对外投资提高我国粮食的安全水平为目标,所以,由于我国粮食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一定的价格倒挂现象,对回运基本粮食作物的企业,仿造中国国内的农业补贴政策,在种子、化肥、农业机械等方面的采购,根据其粮食的回运量,提供一定的优惠额度,以提高我国农业企业的资本力量,加快我国农业对外投资企业的发展壮大。中国的对外农业投资,既要本着提高投资国的粮食生产水平,为投资国的粮食安全做贡献,同时也要具备向母国国内市场供应粮食的能力,以缓解我国粮食紧张的局面。可以仿效沙特的农业对外投资模式,即为投资国创造了一定利润,建设了较好的投资形象,又极大的解决了本国的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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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膨胀城镇人口;蓬莱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1-0049-02

加快城镇化进程是从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其中减少农业人口,膨胀城镇人口则是问题的关键。近年来,我市在城镇发展上,虽然我们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但是从总体来看城镇规模小、人口少,制约着我市“三农”问题的解决,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在新时期我们应当提高认识,因地制宜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膨胀城镇人口,推进蓬莱市城镇化进程。

一、制约我市城镇人口增加的因素

(一)农民改登城镇户口积极性不高

目前我市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放宽了管理制度,降低了户籍“门槛”,但农民对于改变身份缺乏积极性。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观念因素导致农民缺乏进城积极性。群众不愿办理城镇户口的原因是担心改登城镇居民户口后,土地被收回而失去生活保障,土地仍被他们认为是生存的基础。同时,部分农民群众“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打算在现行农村政策条件下生育第二胎,担心转为城镇户口后不再享受这一政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来讲,观念上的原因导致他们过分强调城里花费比农村多,而较少考虑收入因素,认为即使办理农转非,成为城里人,也负担不起城镇的高消费。

第二,城镇居民户口的“优势性”得不到很好的显现,利益因素对户口迁移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不愿办理城镇居民户口的原因是现阶段“农业”、“非农业”人口在招工、升学、投保、报考公务员等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别,由于城镇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途进城的农民居无所依、老无所养、生活无保障,还不如在农村分上几亩地,至少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因而影响了农村人口转入城镇的积极性。一部分群众认为城镇居民户口是个”虚”的东西,没有什么利益可言,户口已在蓬莱地域内,转不转无所谓。同时随着城镇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些行政村土地被有关部门有偿征用,而户口所在地村委将土地征用费,按户口登记人头向群众发放,户口迁出则不再享受这些待遇。相当一部分群众为了自身利益,尽管在城镇购买了商品住房,但只要不涉及子女入托、上学等个人利益,就仍把户口放在原籍,而不愿将户口迁出。

(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滞后,影响城镇人口扩张

人口少,城镇人口更少,比例不协调,是我们的市情,这与加快城镇化的要求相差甚远。近几年,蓬莱市虽然加大了四大支柱产业的培植力度,产业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不利于城镇化对膨胀城镇人口的要求。我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三产的比例是10.5:54.2:35.3,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力度不够。在不违反计划生育的前提下,针对我市的基本市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是我们的重点,同时也是膨胀县域城镇,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三)小城镇发展路子,阻碍了我市市区人口增长

小城镇建设是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各地普遍遵循的一个模式,但从我市市情来看,“遍地开花”七个乡镇每个乡镇都耍搞小城镇建设。追求“小而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种小城镇发展模式使工业经济的分散化,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在地域上发生混淆,严重影响了我市城镇化的正常推动,成为导致城镇化水平明显低于二、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发展,我市许多农民纷纷建厂建店,发展二三产业,但由于政策原因工厂进不了城,只能在村庄镇上发展,形成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于农民进城来说则起到了阻碍作用。

二、膨胀城镇人口的对策

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城镇人口的数量又是衡量城镇规模和水平的重要指标,膨胀城镇人口是加快城镇化进程,拉动城镇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根据蓬莱的实际市情,我们应按照“积极稳妥、综合推进、分段实施”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全面提高城镇化水平,要达到预期且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膨胀城镇人口总量。

(一)清除认识障碍

我国政治制度安排所确定的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区别,造成了市民对农民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进城农民缺少包容之心和宽广胸怀。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一方面提高了农民收入并带来诸多优越性i另一方面,在城镇经济得不到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窑观上缩小城镇市民的就业渠道,压低了市民的收入,势必引起城镇市民的不满。似乎城镇中目前存在的较高失业率、犯罪率和工伤事故率以及城镇环境的脏乱差等,都与进城农民相关。城镇市民对农民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政府决策者的决策。更何况有的决策者自身也对农民市民化问题存在着矛盾的复杂心理甚至是种种思想误区,结果势必造成城镇对农村的排斥,市民对农民的歧视,对农民市民化的冷淡,阻碍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耍清除市民对农民的偏见,要让市民认识到农民进城,增加城镇人口可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而对于农民来讲,由于长期生活的贫困造成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养成了封闭、保守、自足的心理状态,不愿改变长期以来的日出而做日落而出的生活模式,也不愿离开土地,到一个处处受歧视的环境中。一个地区的城镇化转型,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转型,而人的城镇化转型,归要到底是人的思想观念和城镇化转型。因而要促使我市农民尽快转为市民必须清除市民和农民的认识障碍。

(二)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增加城镇人口的政策

1.对我市农民: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二等公民”。农民没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没有自由选择工作和生活的权利:没有城里人所享有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业以及福利等保障。从平等、自由等人的最基本权利角度来看,旧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一种对农民不公正、不平等的制度。因而我们就要打破这种户籍分割制度,把公民自由迁徒的基本权力还给公民,法律意义上的迁徙自由是指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改革户籍制度,就是还自由选择居住权的权利给人民,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要膨胀城镇人口,,必须实施户口“一元化”管理,取消农业、非农业的划分,使居民户口的管理按居住地划分而不是按”农业”、“非农业”划分。但这并不是说就此取消户口了,相反要加强对户籍的科学依法管理,完善户籍信息登记制度,使迁徙自由有更合法的手续和途径,让农民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地。发挥城镇“社区”功能,凡在社区内居住的,无论户口性质如何,均由该社区居委会管理,使社区内各种性质户口的人员能够融为一体。

2.取消对外来务工人口的户籍限制,以优越的条件吸引他们长期居住

取消外来务工人员的户籍限制,对于在我市有固定住所的外来务工人员也要放开户籍限制,可办理我市户口。虽然市委市政府三令五申对外来经商人员给予市民平等待遇,但许多外来客商反映,他们在租房、子女上学等方面都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要保障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政府执法部门首先应当从思想上树立法律的平等保护观念,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社会统一管理,给务工人员建立档案。对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主动为外来务工人员排忧解难,让外来务工人员安心在我市务工上班,长期居住,增加我市市区人口。

(三)膨胀城镇人口要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推进城镇化不能脱离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必须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科技化、产业化发展,鼓励集中经营,改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要鼓励农民到城镇定居,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是居住问题,而近年来我市房价一路上涨,这对于进城农民来说无疑是个负担。所以耍加快城镇化水平,膨胀城镇人口数量,必须使农民具有一定的城镇生活能力,因而必须从我市农民实际出发。要重视农民进城前的条件准备。葡萄及葡萄酒产业是我市的一个支柱产业,发展葡萄及葡萄酒产业,不仅是培育一个经济支柱产业,更重要的是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实施酒业富民和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要加快畜牧业、海洋食品、特色畜牧、高效果业等农业支柱产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加快了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农民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从而有效地转化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5

地区差异性别比空巢老人经济发展

1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对人口老龄化通常有两个统计标准: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时,或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已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

2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

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现以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为基础,对2000年及2010年全国老年人三个年龄段人数及占当年人口总数百分比、部分地区的老年人口所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部分地区空巢老人家庭占该地区所有家庭的百分比等进行简单的对比统计,并简单分析。

2.1老龄人口数量大、增速快、高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2.2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差异大,且差异程度日趋严重。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较多,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人口老龄化程度也有着明显的地区差异。由上表的数据可以进一步计算出:2000年时,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与老龄化程度最低的宁夏的65岁及以上人口数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百分比相差了6.99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也相差了8.36个百分点;而到了2010年,老龄化程度最高的重庆与老龄化程度最低的的6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百分比相差了9.75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也相差了15.27个百分点。这表明了在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地区差异特别大,不同地区的一定的劳动年龄人口所要负担的老年人口差异也特别大。而且通过对2000年和2010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老龄化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这种差异程度也在逐渐上升。

2.3空巢老人问题愈发严重

由以上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全国范围内空巢老人家庭占全部家庭的百分比上升了很多。其中老龄化程度较高的重庆的空巢家庭占全部家庭百分比的上升值更是几乎达到了全国平均值的两倍。由此可见,我国不仅是老龄化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由老龄化问题导致的空巢老人问题也在持续加深且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

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老龄人口正以每年大于3%的速度增长,约为总人口增长率的5倍,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迅速扩大。据相关专家预计,到203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近3亿,而空巢老人家庭比例可能将达到90%,届时可能将有超过两亿的空巢老人。

3浅析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两点影响

3.1加重社会养老负担

从以上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以老龄化程度较低的青海省为例,2000年青海省的老年抚养比为6.65%,而到了2010年青海省的老年抚养比便以翻倍的速度增长到了13.58%。这意味着,在2000年青海省每100名劳动年龄的人口要负担6名左右的老年人,而到了2010年则要负担13名左右的老年人。另据相关预测,我国的老年抚养比到了本世纪中叶可能会达到60%左右,这必然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更为严峻的社会养老负担。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是我国所面临的挑战确是格外严重的。

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在经济实力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因此这些国家便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美国目前的老年人所占比重与中国大致相当,但美国的人均年收入却是中国的6倍左右,相较于我国而言,美国人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就有更多的财富资本。众所周知,我国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虽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但整体经济实力较弱,社会各项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十分不完备。可以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有点为时过早。一方面意味着我国要以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去提供和发达国家支出比重相等的财富来抚养老年人,另一方面意味着,在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善前,我国便要仓促应对来之过早的老龄化社会,社会养老压力较一般发达国家而言较大。

3.2增大经济社会发展压力,带来新的经济发展机遇

用最简单的语言说,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一定人群中老年人的数量在不断上升,而这些老年人大多是不能劳动或者说工作的,他们的赡养费用自然就需要自己的子女及政府来负担,这会加重经济发展的压力。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政府必须将更多的财政收入应用于养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社会服务,这必然会导致政府减少对经济建设的投入;从子女的角度来考虑,家中的老人越多,岁数越高,子女所需要承担的赡养费自然越高,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随着家中老人的增多,子女必然会减少投资及部分消费,以增加储蓄,为老年人的养老做准备;从老年人自身的角度来考虑,如果老年人没有收入或是财富用于养老,那么他们必然求助于政府,这对任何地方任何级别的政府的财政都会形成一定的负担,而即便是老年人有固定的退休收入或是养老准备金,碍于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或者说老年病,他们也会减少消费,将收入或养老准备金存入银行甚至说将钱藏在家里,这对于目前承受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的我国而言,又是一个不得不跨越的经济发展障碍。

此外,人口的老龄化必然会导致社会总的青壮年劳动力比例的下降,而劳动力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以往我国往往被称为“世界制造工厂”,主要就是因为我国拥有大量且廉价的劳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我国劳动力占全人口的比例会减少,由于企业职工养老问题越来越被全社会突出重视,企业雇佣一个职工也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因此中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办工厂的成本必然会上升,这可能会使部分企业将其工厂转移至其他国家。

如此一来,我国由“世界制造工厂”这一称号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必然会下降。

虽然人口老龄化是任何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产物,但是它在给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的同时也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机遇。老年人的精力和体力虽然远不如年轻人,但老年人有年轻人所不具备的工作经验以及熟练的工作技能,在一些对体力要求不是太高的工作岗位上,老年人仍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工作经验等优势继续散发着自己的余热。而且老年人的生活相对轻松,很多退休以后被返聘到工作岗位的老年人,要比年轻人更加专注于对岗位和社会的贡献。比如说,很多高校在教师资源不够用的时候,便会聘请一些退休的老教师来教书,而这些老教师无论是教学水平还是教学热情都不比同行的年轻教师要差。 因此,合理的组成一支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的老年人队伍,并将其投入到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地方,可以给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以及动力。

4浅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点建议

目前,由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对于我国来说,想要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必须要控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人的老去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想要降低老龄化的程度与速度就不得不适当的增加新生人口的出生速度。这时过去那种过于简单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是行不通的了。改便不合理的计划生育政策,从长远的角度制定更为合理的生育政策可以说是现阶段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之一。就目前我们国家所出台的全面开放二胎的政策来说,出台这一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为了适当增加人口出生率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在今年的两会上,甚至有部分政协委员及常委提出了全面放开生育的建议,虽然现在听到觉得有点为时过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时候,这样的政策是很有可能出台的。

参考文献:

[1]蔡玮娟.当前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3.

[2]王鑫鑫.中国人口结构变迁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效应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3.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6

【关键词】独生子女父母 logit回归模型 机构养老 居家养老

【中图分类号】C96 【文献标识码】A

2016年,二胎政策全面放开,这让计划生育政策从此成为了历史。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成为我国的基本人口政策,是为了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截止目前就有2亿多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由此可见,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已经占据了相当大比重,成为主流家庭模式。独生子女衍生出的“四二一”家庭或“四二二”家庭,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八四二一”家庭,在赡养与抚养结构上呈现“倒三角”,形成“养老倒挂”现象,与多子女家庭养老相比,独生子女家庭将遭遇更大的养老困境。响应国家政策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逐渐地进入老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孩子,谁来养老?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现状是什么?他们的养老意愿是什么?什么因素会影响到他们的养老意愿?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探寻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现状以及养老意愿和影响他们选择的因素,不仅有益于响应国家号召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也可以为“独子养老”时代普适性养老政策的设计与安排提供有益借鉴。

数据来源。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4年在河南省郑州、洛阳、安阳、许昌四个地区分别进行的“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现状及意愿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四个地区50岁以上的独生子女父母。问卷采用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组合的方式,采用拦截式访问。此次调查共发放500份问卷,收回446份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养老现状及养老意愿两大方面。

样本分布情况。在446份有效样本中,其中男性人数为248人,占55.6%,女性198人,占44.4% ;在年龄结构方面,50~60岁比例占45.1%,60~70岁比例占47.4%,70岁以上比例占7.5%。在学历结构方面,小学及以下比例占9.3%,初中比例占34.0%,高中比例占26.5%;中专比例占9.3%,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占20.9%;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占92.2%,离婚占1.8%,丧偶占6.0%;在职业分布方面,农民占6.3%,政府事业单位占25.7%,国有企业占40.7%,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占12.3%,军人占3.0%,其他占12.0%。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现状分析

独生子女父母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生活自理能力比较高。从实施计划生育以来,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很多都是刚刚步入老年,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年轻的。从我们调查的主体来看,他们的年龄基本上都是在50~65岁之间,目前来讲,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好的占到75.4%,生活完全能自理的占到92.2%。

独生子女父母收入来源多元化,主要以工资和退休金为主,子女供给为辅,月收入有结余。在调查分析中,我们发现:目前独生子女父母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退休金(65.7%),其次是工资所得(25.4%),子女供给(16.4%),而也有部分父母适当配置了商业保险(8.6%)、投资了房地产、股票、基金(16.0%)等。从对收入来源进行的描述性分析中显示,文化程度越低的独生子女父母的主要所得是来自于子女供给,对子女的依赖程度会越高。在我们所调查的父母中,平均收入为2685.77元,支出为1702.76元,略有结余。

独生子女父母的独居比例较少,父母对于子女的孝顺程度整体较满意。通过调查发现,独生子女父母中,现与配偶居住的比例最高(53.7%),其次是与配偶及子女居住(32.1%),而单独与子女居住的只占到(7.5%)。通过分析,选择非常愿意与子女居住的比例中,愿意的占59.3%,不愿意的占22.7%,一般的占17.9%。通过生活上平时照顾老人,生病时照顾老人,金钱上资助老人,各方面顺从老人,体贴和令老人开心,经常问候老人等方面我们做了调查评分,发现独生子女父母认为孩子普遍比较孝顺。在整个评价得分中,金钱上资助老人的分数最低(3.89分),主要原因是受访者的孩子比较年轻,属于自己顾得上自己的阶段,还没有更多的经济能力给予老人太多资助。而在生病时照顾老人方面整体来讲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得分是最高的(4.3分),正好反映了独生子女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居家养老是独生子女父母的主体养老方式,整体对目前养老方式满意。目前,主要的养老方式是居家养老(95.9%),其中满意的比例占到79.8%,不满意的仅为0.7%。居家养老是以家为养老平台,以相对固定的社区环境为养老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由家庭成员为独生子女父母提供照料和服务直至养老送终。这种养老方式的优势在于:熟悉的环境、人际关系、养老成本低,可以充分利用原有的家庭资源和社区资源。从选择的变化趋势看,但凡这一代老人有可能,就会坚定不移地选择各种居家养老方式,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是紧密相关的。

社区养老提供服务少,机构养老问题多。在居家养老中,目前能够提供的有社区养老服务的占到35.7%,而提供的类型中主要的只有户外健身点(58.8%)和老年活动室(44.3%)。而真正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少之甚少,大家更期盼家庭保健医生能够为自己晚年的健康保驾护航,但调查中有专门的家庭医生的少之甚少,只有6.3%。在我们的调查中,河南省目前机构养老的平均费用是2645.45元,比河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要高。大多数不愿意在养老机构的原因中除了注重家庭因素外,费用高和服务态度差所占的比例也比较高。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呈理性、独立养老的观念略有上升。不同情境下的独生子女父母对于养老方式的具体选择是不同的、动态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面对具体的养老方式选择时,独生子女父母随着他们在不同生命进程阶段的不同的自理能力、年龄、经济收入等情况的变化而发生着动态变化。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只有4.1%的人选择机构养老,而当身体健康程度越来越差的时候有36.2%的人选择机构养老。从我们的调查发现,有59.3%的独生子女父母愿意与孩子住在一起,而有22.7%的父母都不愿意跟孩子住在一起,他们希望有自己的老年生活,更希望不给孩子添加负担。他们其中有66.5%的人都已经不再认为养儿就是为了防老,独立养老的意识在逐渐加强。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是什么影响了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文章主要通过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收入、身体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8个因素来考察。

从性别来看,男性愿意选择居家养老的占83.5%,女性愿意选择居家养老的占73.5%。不同性别的人在养老方式上的选择具有显著性差异(χ2=3.723.p=0.054)。

从年龄上看,不同年龄的人对于养老意愿的选择并无太大的差异。卡方检验(χ2=0.823.p=0.663)也证明了年龄与养老意愿之间并无显著性相关。

从婚姻状况上看,已婚的人群愿意居家养老的比例为79.18%,而离婚和丧偶的人群选择居家养老的比例为(40%)和(87.5%)。不同婚姻状况在养老方式上有明显差异,卡方检验也证明了婚姻状况与养老意愿之间呈现显著性相关(χ2=5.726.p=0.072)。

从文化程度上看,小学及以下学历选择居家养老的比例为91.67%,初中为84.44%,高中(中专)为80.28%,大专及以上为60.71%,文化程度越低选择居家养老的意愿程度就越高,反之文化程度越高选择机构养老的程度就越高。卡方检验(χ2=15.634.p=0.004)证明不同的文化程度与养老意愿具有显著性相关。

从职业来看,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群对于养老意愿存在着差异,农民更倾向于居家养老(94.12%),他们的思想相对来讲比较保守,而政府事业单位的人选择居家养老的比例比较低一些(78.26%),卡方检验(χ2=17.824.p=0.007)也证明了不同职业人群与养老意愿之间呈现显著性相关。

从收入来看,不同的收入人群的养老意愿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收入越低和收入越高选择居家养老的比例越高,呈现两头多,中间少的现象。卡方检验(χ2=10.102.p=0.039)也证明了收入与养老意愿呈现显著性相关。

从身体健康状况看,身体较健康的选择居家养老的比例会高一些,身体不健康的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更高一些。但卡方检验(χ2=6.296.p=0.178)证明了健康状况与养老意愿并无显著性相关。

从生活自理能力来看,生活完全自理的选择居家养老的比例为80.41%,生活半自理的选择居家养老的比例为65%,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选择居家养老的比例为0.00%。由此可见,随着生活自理能力的变差,选择机构养老的倾向也已更高。卡方检验(χ2=6.405.p=0.041)也证明了生活自理能力与养老意愿呈现显著性相关。

综上,我们得到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收入和生活自理能力在p=0.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显著性相关。

养老意愿选择模型的构建

一是计量模型的选择。对于模型的选择,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定性变量,故使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中因变量只能取两个值1和0(虚拟变量)。二项logit回归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养老方式的选择作为因变量,是0-1型二分变量,因此可以构建一个二项逻辑回归模型,对影响养老方式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因变量为“1”表示“居家养老”,“0”表示“机构养老”,解释变量为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收入和生活自理能力。

二是模型输出结果与分析。将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收入和生活自理能力6个变量以wald向后筛选的方式纳入二项逻辑回归模型中。从回归结果来看,经过筛选后,留在模型中的有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和身体状况仍具有统计意义,以下将主要解释上述变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性别对养老意愿选择的影响十分显著。回归系数为正,显示男性对养老更愿意选择居家养老,幂值显示的是男性选择居家养老的倍数是女性1.750倍。可见男性到了年老时对于家的依赖性更强一些。文化程度对养老意愿的选择也非常显著。回归系数为正,显示文化程度越高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就越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程度的高低也决定了父母思想的开放程度。文化程度越高,独立自养意识也越强。职业对养老意愿的选择也非常显著。可以看出所从事不同的职业对于养老的观念有所不同。身体状况对养老意愿有相当的影响。回归系数显示生活能自理的人群较不能自理的人群更趋向于居家养老。幂值显示生活能自理者选择居家养老的比是不能自理的2.857倍。这种差异非常符合老年人的心理,不到万不得已,父母是不会给孩子添太多麻烦的,只要身体允许绝不给孩子增加更多的压力。

建议

政府方面。一是积极发展社区养老,加大机构养老投入,改善机构养老现状。总体来看,我国政府凭借其政权的力量,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政策以及规划来对社区养老服务加强管理。但目前来看,具体的实施层面还需要加大进一步的投入和改进,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使更多的老年人既能够享受在家的其乐融融,又能享受到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增加机构养老建设的资金投入,鼓励社会资金的注入。打造更多的老年宜居环境,使机构养老具有家庭化的优势,人性化的特点,温馨的感觉和机构的专业化服务。二是多渠道、多途径培养专业的老年护理人才。根据调查发现,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很大的一个期望是希望有家庭医生。但目前为止我国的医疗人才还是很匮乏,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对于养老护理队伍更是稀缺,对于老年护理人员来讲,不仅需要专业水平,更需要的是对老人的尊重和关爱。因此要通过多渠道、多途径打造专业化、职业化、行业化的养老机构人才。

从独生子女的角度。一是独生子女应关注父母的精神需求。针对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大多在经济上都较为独立,他们虽对孩子目前的孝道较为满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孩子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强。由此对于孩子来讲,更应当在闲暇之余常回家看看,能够为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一丝慰藉。二是鼓励独生子女与父母就近居住。随着交通的不断便利,距离已经不是问题,但一旦父母的健康出现问题,孩子势必从体力和精力上都会出现问题,“四二一”问题就凸现出来了,“常回家看看”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日常生活照料、较长期的护理就成了非常紧迫的需求,回归子女家庭能显著改善老人的生活品质。我国可以借鉴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鼓励两代人就近居住的经验。国家可以要求房地产企业拿出部分房源作为母子房,对于购买此类房型的业主给予一定的优惠比率,在税收方面给予某些减免。

从独生子女父母角度。一是增加经济独立性。调查虽发现,独生子女父母大多在经济上还是较为宽松,大部分的父母都还有一定的经济结余。但其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退休金等,对于适度的保险等理财方式配置的少之甚少。老年人是各种慢性病的高发群体,日渐老去的过程中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也在增长,一旦遇上此费用大多都需要子女补贴的情况,必然会出现经济困难。且由于独生子女的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婚房基本已经花费掉了他们毕生的积蓄,再加上孙辈隔代抚养费用支出等,独生子女父母要学会充分利用剩余资金提高自己的积蓄总量,学会进行理财规划,以增强其自身晚年的经济独立性。同时独生子女父母要贯彻预防为主的健康方针,养成合理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为老年生活储蓄健康。二是树立“自养”意识,独立养老。从独生子女父母自身来说,应转变对子女养老的依赖,需要逐步培养"独立养老"的意识。现如今社会流动性增强,行业竞争激烈,使独生子女不得不远离父母,在外拼搏,即将步入老年的独生子女父母应该充分理解子女的生活和工作压力,根据自身情况,做出合理的安排,延长自理生活的时间,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学会主动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将对子女的依赖降到最低,积极在现实生活中做到从依赖养老到独立养老,实现“自我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