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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1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自然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人口发展的结果。人口老龄化出现的最直接原因主要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山东省是一个人口大省，老年人口绝对数量高、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增长速度快且高龄人口增长幅度大，山东的人口老龄化变动将会对全国的人口变动情况产生重要的影响，分析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的内在机理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宏观上，老龄人口的增多通过影响储蓄和消费基金进而影响积累基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时，老龄人口增多致使社会对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费用投入不断加大，社会养老、医疗卫生事业承受过重的负担。微观上，家庭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使得年青人用于养老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都大大增加，加大了家庭的养老开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还表现在对家庭其他成员时间分配方面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山东省人口老龄化表现出不平稳的特征，研究其变动特征的形成机制对解决老龄化中的实际问题具有重要的决策意义。
二、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时间变动特征及形成原因
(一)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时间变动特征
通过比较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7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山东省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1、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进程在不断加快
根据国际通用年龄结构类型标准，标准的老年型社会0-14岁少儿的比重应小于30％，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应大于7％，老少比应大于30％。2000年，山东省0-14岁少儿比例为20.85％，低于标准9.1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03％，高于标准1.03个百分点，老少比为38.4％，高于标准8.4个百分点，完全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山东省2007年1％人口和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2007年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少儿比例低于标准14.93个百分点，老年比例高于标准2.61个百分点，老少比高于标准33.75个百分点，因此老龄化的程度已经大大深化。
山东省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2007年山东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9.61％，而2000年时山东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8.03％，老年人口比重年平均增长2.60％，远大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在老年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加快的同时，老年人口比重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在升高，所以山东省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
2、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快，老年抚养系数高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改变。根据划分老年人口的标准，将65～69岁者称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者称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及以上者称为“高龄老年人口”。山东省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多，必然伴随人口高龄化现象。2000年山东省老年人口中低龄者占38.0％，中龄者占47.4％，高龄者占14.6％，而且各市80岁及以上老人所占比重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全省高龄化态势明显。与2000年相比，2007年，中龄和高龄人口所占老龄人口的比重都在进一步增大，中龄人口比重增加4.73％，高龄人口比重增加11：10％，高龄人口的增幅远远高于中龄人口的增幅，中龄人口增幅微小，保持平稳。而低龄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在缩小，比重减少了10.16％，降幅较大。上述说明山东省老龄化过程走向高龄老龄化。
在高龄老龄化过程中，山东省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也在增大，这加重了对经济发展的压力。2000年山东省老年抚养比为11.43％，而2007年老年抚养比增加到12.76％。如果我们只考察理论老年抚养比，实际上是将不同年龄的老年人口视为具有相同经济、社会特征的“同质”(homo-geneous)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老年人口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而事实上，不同年龄的老年人口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het-ero-geneous)人。由于以“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为主要要求的中龄老年人口和高龄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2007年的实际老年抚养系数升高将更明显。
3、老龄人口性别比偏低，但有升高趋势
在所有年龄组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龄组性别比最低，在山东省的人口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这种特点，2000年和2007年山东省老龄人口性别比急剧下降，与其他年龄组人口性别比相比表现出明显的偏低态势。在不同年龄老年人口中，低龄人口性别比最高，高龄人口性别比最低，即年龄越大，女性老人数量比男性老人数量高出越多。
低龄、中龄、高龄老年人口性别比的增长速度各异，其中，中龄增长最快，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86％；中龄次之，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68％；低龄最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35％。
(二)形成山东省人口老龄化时间变动特征的原因分析
1、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共同作用于老龄化的程度和进度
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可以是由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导致，也可以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加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
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是人口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都促使人口的年龄结构趋向于老龄化，前者使少儿人口比重下降，相对增加老年人口比重，而后者使人口的整体寿命延长，绝对增加老年人口比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出现了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的同时“夹击”。山东省现在面临的是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老龄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山东省的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已从实行计划生育前1973年的35.38‰下降到2007年10.30‰，28年来共下降了25.08千分点；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山东省人口死亡率已从1973年的8.12‰下降到2007年的5.52‰，共下降了2.60千分点。由此可见，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是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即底部老龄化的作用占主导地位。人口控制政策是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强有力杠杆。同时，由于山东省生育率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狭小，其结果，生育率对老龄化的影响作用也将变得微不足道，取而代之的将会是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继续提高，表现在人口年龄金字塔上也就是顶端在变宽，于是以死亡率为主导的“顶端老龄化”开始显现。
2、队列效应与死亡率影响高龄化水平
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出生率，它通过人口惯性以人口队列的形式影响人口年龄结构。二是人口死亡率，特别是老年
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在人口出生率一定的情况下，随着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进入老年及高龄的人口数增加，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收缩放慢，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必将带来人口高龄化的出现。山东省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人口高龄化的加速主要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次生育高峰及80年代生育波动的影响。生育率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人口老龄化，但也正是生育水平的及时控制决定了中国老年人口高龄化时期不会很长，水平不会很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队列效应在人口老龄化及高龄化过程中的作用显著。进入本世纪后，在生育率相对稳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医疗卫生、营养水平不断提高，老年人口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并且年龄越高，死亡率下降幅度越大。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生育率下降对老龄化的影响作用渐渐淡出，死亡率的作用则在日益加大。
3、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老年人口性别比趋势
老年人口性别比偏低的态势是人口发展的规律，而山东省老年人口性别比出现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作为沿海相对发达的省份，每年都吸引大量男性劳动力迁入，当他们陆续进入老龄，必然影响老年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同时，由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男性老人存活率也升高。不过，另一方面，由于男性的生理条件以及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原因，男性老人平均预期寿命小于女性老人，因而总体上导致男性老人数量少于女性老人数量。
(一)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地域变动特征
1、山东省老龄化的东西部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东西部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由此导致老龄化程度及速度、老年人口特征等均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以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为标准，把山东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包括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等8个地市，西部包括枣庄、济宁、泰安、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等9个地市。
在老年人口比重上，东部地区几乎所有地市都高于山东省老年人口的平均比重(9.61％)，只有东营(8.93％)例外。在东部地区中，沿海的地区的威海(11.78％)、烟台(11.53％)、青岛(10.19％)等有明显高于该区中的其他5个地市。西部地区的所有地市的老年人口比重无一例外的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更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的老少比大于西部地区，而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东部地区明显小于西部地区。东西部地区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别。总体上看，西部地区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比东部地区年轻，高龄老年人口比重较低；分地区来看，青岛、威海、日照等经济较发达地区高龄人口占老年的比重都在18％以上，高龄化趋势较为严重；而德州、滨州等后进地区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较轻。
2、山东省城市、镇、乡村之间老龄化的差异
山东省城市、镇和乡村人口年龄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2000年，山东省老年人口比重城乡差异显著，即大多数市地老龄化程度呈现出乡村>城市>镇的特点。而2007年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0.31％，镇为9.07％，城市为8.65％。乡村比城市高出1.66个百分点，比镇高出0.24个百分点。且大多数市地老龄化程度呈现出乡村＞镇＞城市的特点。
(二)形成山东省人口老龄化地域变动特征的原因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决定了东西部老龄化的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育率、出生率的下降，二是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出生率的下降。一般认为，人口转变大致经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几个发展阶段，并同经济技术进步发展阶段相适应，同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山东省已经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阶段，2007年山东省出生率为10.3‰，自然增长率仅为4.78‰。在低生育水平下，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出生率仍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2000年山东省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各市地出生率普遍较低，威海市的出生率降到了7.08‰，烟台市的出生率为8.01‰；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各市地都有较高的出生率，大多数都在10.0‰以上，聊城市的出生率高达13.08‰。与此相对应的是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西部地区高，即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使0-1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大幅度下降。山东省东部地区各市地，除潍坊、日照外这一比例都已低于20％，生育率的下降抑制了年轻人口的增长，使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萎缩，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增加。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作用不断上升。因为山东省已经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总和生育率已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已无太大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率的下降，寿命的延长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作用将会不断上升。山东省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医疗卫生设施比较健全，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偏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低5个千分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各市地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各市地偏低。青岛65岁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为46.04‰，而德州为59.83‰，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老化，加速人口老龄化。由以上分析可知，经济发展迅速，计划生育开展较早的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较高。相反，经济基础较差，计生工作起步较晚的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口比重较低，老龄化达到的程度也较低。
2、人口迁移是城市、镇和乡村老龄化变动的主要动因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2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延续，人口生育就成为必然。而作为组成社会的人口，生育行为又必须遵循社会秩序与规范，维系社会秩序的良好发展，这就是科学的生育决策所负有的使命。在我国人口生育已全面进入低生育趋势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低生育的运行与发展同人口再生产的内在关系，充分预见持续低生育的社会后果，适时实施细分化生育决策，这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一、 我国人口持续的低生育水平
我国人口在政策因素条件下的低生育现象，是对历史前期的高生育现象的制约与调节。由于高生育水平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后果，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难以得到遏制的情况下，坚持实施低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和完全必要的。据资料显示，我国在大力开展计划生育的1975年以前，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ite, TFR）一般都在4―5的水平，最高的1963年，TFR高达619（见表1）。在我国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国策推进下，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TFR=1.22的低生育水平，进入低生育水平的省市自治区的覆盖面已高达97%（见表2），由此表明我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已全面进入低生育时期。
所谓低生育，一般是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水平而言。［2］①因为，处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人口，反映在人口真正（内在）自然增长率（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上，其表现为负增长的人口；反映在代际关系上为新一代人口较上一代呈缩减型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计量描述方法有二：②一是用总和生育率（TFR），一般认为，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死亡水平条件下，TFR=21,即认为可实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其具体含义为，平均一对夫妇一生中生育21个孩子，当这些孩子成长到再成为新一代父母时，在扣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死亡因素后，其子女一代与父母一代的人数规模恰好相等，故称可实现生育更替水平。另一可用净再生产率（Net Reproduction Rate, NRR）进行描述。由于NRR是已经考虑了死亡因素的指标，所以，一般认为，当NRR=1时，即可认为所研究的人口可实现生育更替水平。其内在含义为，某一妇女群所生育的女儿人数，在她们存活到能够真正接替其母亲的生育职能时，其人数规模同母亲一代完全相等，由此而可实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所以，生育更替水平就成为研究与界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生育水平高低属性的基本标准。
从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获悉，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22的水平，其值已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的基本标准，由此表明我国人口已全面进入低生育时期。人口的低生育现象，是相对于人口高生育水平而言，据此我们可以按总和生育率高低的不同，把我国的计划生育发展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时期，即前计生时期和后计生时期。在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水平下降至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时期，对此时期即可称为后计生时期。后计生时期的此前时期，则称为前计生时期。所以我们称低生育现象是后计生时期的标志性特征，或者人口的低生育现象，标志着我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划分，还不仅仅是在时期称谓上的差异，而更重要的意义，是在我们计生决策的指导思想、方法与措施上，更加体现不同时期的方针与特点，从而使我们的计生事业更加科学、有序地发展。很显然，当我们的计生工作已进入后计生时期时，如果在计生的指导思想与实践中，仍然沿袭前计生时期的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本文在后面还将专门进行讨论。
(二)我国进入低生育时期的时间认定
上面已述，低生育是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即表现在总和生育率上为TFR＜21以下，反映在净再生产率上为NRR＜1以下的生育水平。出于资料采集上的方便，本文在计量分析上，采用TFR数据来进行阐述与说明。这里需要首先回答的是，在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低于21时究竟出现在哪一个年份？因为，这个年份既是观察我国低生育水平延续的时间，又是确切界定后计生时期起始时间的基本依据。［3］
在人口生育统计上，最权威的统计资料是人口普查资料，而又由于人口普查资料的时间间隔较长，所获取的资料只反映了普查年份的人口状况，所以，对TFR＜ 21 出现的具体年份，尚不能直接得到反映，为此，我们采取依据人口普查资料，通过数理分析手段来获取说明。
从1981―2005年间人口普查资料（包括抽样调查资料）的TFR数据的变化趋势看，表现为一个典型的下滑指数趋势曲线（见图1），由此这就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间不同年份的生育水平提供了理论前提。亦即我们可以把我国这一时期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描述为下述指数模型：
TFR0+i=TFR0ert (1)
式中，TFR0+i为从基年到最终观察年份的总和生育率；TFR0为研究所依据的基础年份的总和生育率；r为从基年到最终观察年份期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速度；t为从基年到最终观察年份所经历的时间，即年份。
上面已述，我们的研究目的，在于找出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的具体时间（年份），亦即总和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出现的具体时间（年份），由此以确切观察迄今为止我国低生育水平运行的时间长度。
具体做法是对（1）式两端取对数：
ln TFR0+i= ln TFR0+ rt （2）
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首先需要找出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那个TFR值，由此其所出现的相应年份，也就可以确定了。为此，我们需要将TFR0中的脚标0改写为z，即低生育水平可能出现在0+i期间任意一个年份，于是再将（2）式改写为：
ln TFR0+i=lnTFRz+ rt (3)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我们将（3）式直接表达为：
lnTFRz= ln TFR0＋i- rt (4)
为了实现TFR即低生育水平具体值的计算，必须先计算式中总和生育率变化速度r。r的计算，可据（1）式并整理为：
r=ln TFR0+i-ln TFR0t(5)
t为从0―i所经历的时间（年份）。
又从表1资料可见，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的时间，只可能在1989―2000年这一时期内发生，所以，我们只需计算这一时期TFR的变化速度就可以满足我们的研究目的。现将（5）式具体描述为：
r=ln TFR2000-ln TFR1989t=ln122-ln 22911=-0057245
计算结果表明，在1989―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每年以平均572%的速度下降。据此我们即可依据（4)式计算出这一期间每一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值。当然，我们最关心的是TFR＜21出现的年份。
由（4）式：
lnTFRz= lnTFR0+i－ rt
于是，lnTFR1990= lnTFR2000－r×10 = ln122-(-005724)×10=07713
对其取反对数得：TFR1990=216
同理，可计算, TFR1991=204
因为，204＜210，所以，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的年份为1991年。此后则继续走低，直到2000年时总和生育率仅为122，较之生育更替水平TFR=210来说，低了088个总和生育率值。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在2000年以后，由于一些省市区对生育政策进行了一些微调，因此反映在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时，总和生育率较2000年时有所上升。依据这一变化趋势，我们运用（1）式，即可以计算出2011年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即：
TFR2011=TFR2005ert
先计算2000―2005年间TFR的变化速度r：
r=ln TFR2005-ln TFR2000t=ln 133-ln 1225=001727
所以，TFR2011=133e00173×6=148
由此可知，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即便是按照2005年的发展趋势继续上升的话，到2011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也只为148，亦即继续表现为低生育水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我国从1991年进入低生育时计算，到2011年时，我国人口进入低生育水平的时间已经运行了20年！
二、 持续低生育的严重后果――去惯性后生育僵化反应
由政策因素形成的人口低生育现象，与此始终相伴随的另一人口现象――人口惯性现象。我国自1975年大力开展计划生育以来，一方面，人口高增长势头得到迅速遏制，人口生育水平逐步下降，直到当前，如2005年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远远低于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133的水平。另一方面，反映在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却又表现为一直保持继续增长的趋势，③这种增长趋势反映在人口总量上，即表现为缓慢增长趋势。这种在生育控制决策下，人口总量表现为继续增长的趋势，即为人口惯性所使然，亦即只要在生育决策上有控制因素存在，人口惯性因素将始终相伴随而存在。为此，对于持续低生育，人口惯性与去惯性后的人口生育特征问题，将是下面要进行开发讨论的许多新的、深层次的人口现象与问题。
(一)低生育、人口惯性与去惯性
低生育在我国是人口控制决策的结果与表现。美国人口学家安斯雷・寇尔（Ansley J Coale）在1980年代初曾形象指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就像是在激流滚滚的江面上筑起了一道堤坝，［4］这道计划生育堤坝使我国一直居高不下的生育水平得到了迅速遏制，计划生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可喜成就。直至1991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实现了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以下的低生育水平，从此我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的发展时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与计划生育堤坝同时共生的另一人口现象――人口惯性也就应运而生了。所谓人口惯性，是指在生育控制条件下反映在人口总量上继续呈增长趋势的人口现象。人口惯性有如下基本特征：（1）人口惯性的产生是与生育控制决策的实施为前提的，并与生育控制决策实施过程的始终相伴随，直至生育控制措施的取消才会相应自动消失。（2）在人口惯性发生作用过程中，反映在人口总量上即表现为呈继续增长的趋势。这是因为我国现行的生育决策为一对夫妇一般生育一个孩子。同时又由于我国育龄妇女人数规模大，自1981年以来，每年的出生人数一般都保持在1500―2000万人左右，而每年的死亡人数为600―700万人上下，因此，这就为我国虽然在生育控制条件下，人口总量继续保持增长具备了基本条件。（3）反映在人口生育水平上为一直保持走低的趋势（如表1资料所示），这是我国实行生育控制决策取得巨大成效的表现。由此表明，人口惯性只对人口总量产生影响，而与生育水平没有直接联系。因为，生育水平的高低只与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小，即人数规模具有密切联系。同时我们已经知道，人口惯性与生育控制决策乃为两个相伴而行的人口事件，且人口惯性依附于生育控制决策的起始与终结。而生育控制决策实施的目的与任务，就在于使过高的生育水平逐渐地降下来，因此，人口惯性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也就不具有直接意义。
由于具体生育决策具有可变性，对于我国来说，我国现行所实施的是生育控制的决策，当我们为适应经济、社会与人口发展的客观特点而改变现行生育控制决策时，前面已经提及的与生育控制决策相伴随的人口惯性，也就会随之而相应消失。人口惯性随生育控制决策的取消而消失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去人口惯性现象。因为，对于一个实施生育控制决策的国家，在改变生育控制生育决策后，依附于生育控制条件而产生的人口惯性也就会相应消失，这个时期的生育特征，也就表现为去惯性特征。由于去惯性的前提是对原来的生育控制决策的取消，因此去惯性后的生育特征，相对于原来的低生育特征而进入一个生育复苏期的生育特征。但当去惯性后我国人口生育是否为人们所想象或者所顾虑的那样，马上会进入一个生育膨胀期或新一轮生育热潮？这是接下来要讨论的亦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二)去惯性后人口生育的僵化反应
去人口惯性的基本前提是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因为，人口惯性的产生是与生育控制决策的实施而出现的、且为与其始终相伴随的人口现象。而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又是以持续的且为较长时期的低生育趋势为其背景的。因此，在这样一个人口背景下来讨论放开现行生育决策问题，这立刻给人的第一反应乃至本能的反应是，我国又将出现新一轮生育热潮。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因为，我国人口现实表明将不会出现新一轮生育热潮，而是将产生去人口惯性后的生育的僵化反应。所谓生育僵化反应，是指在持续低生育形势下，人口生育行为在短期内不为生育政策放开因素所驱动的生育停滞现象。出现生育僵化反应的基本原因是，我国人口在生育控制决策因素条件下，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低生育，因此，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观念已经逐步淡化，并且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在权衡生育数量与生活质量提高的选择上更加理性。所以，新一轮生育热的顾虑是不成立的。
1去惯性与人口生育僵化反应的时间特征。去人口惯性后，亦即在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后，我国人口生育趋势走向的僵化反应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对时间特征的讨论，首先应明确所涉及时间的起界点。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从1975年算起，已经经历了35个年头，亦即我们是在这一时间背景条件下来讨论去惯性后人口生育趋势的特征问题。去惯性后人口生育趋势的基本特征是：去惯性的时间愈迟，人口生育僵化反应会愈严重；反之，去人口惯性愈及时，人口生育僵化反应就会愈轻。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看，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在前些年就已出现一些育龄人口不愿接受计划内的生育指标，这一事实已经反映出在一些人群中已经出现了生育僵化反应的苗头。试想，如果我们现行的低生育决策再继续推行20年，到那时再来考虑放开我们现行的生育决策，那么我们就会从现在一些地区出现的人口生育僵化信号，预知那时的人口生育僵化现象可能出现的严重程度。因此，我们在人口生育决策上，能及时做出科学、合理和有序调整，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人口生育僵化趋势对我国人口健康、安全发展带来的影响。
2去惯性与人口生育僵化反应的地域特征。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差异，反映在人口生育水平上也就具有相应差异，例如，就我国当前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而言，有的地区已经进入了极低的低生育水平，而有的地区则刚刚迈进低生育的门槛，所以，就低生育水平而言，在全国不同地区也有高低不同的明显差异。因此，我们在讨论去人口惯性问题，亦即放开现行生育决策时，就应当充分考虑人口所处的地域特征，这样才能使我国计生工作的开展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地发展，不至于因未顾及地域特点而带来的被动后果，以致出现为顾及一些地区的生育僵化反应，而导致另一些地区可能出现的生育反弹，干扰了整个计生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的大局。
3去惯性与人口生育僵化反应的人口素质特征。人口素质特征可以从多重角度进行描述，如受教育程度、思想品德、身体健康状况等，而与本文研究最为密切的是人口的受教育状况。一般来讲，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反映在生育态度上是有明显差异的。从我国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已经表明，人口生育水平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关系是：受教育程度愈高，生育水平愈低；反之，受教育程度愈低，生育水平则愈高。其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表现为高度负相关关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差异，反映在生育僵化反应程度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亦即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应的程度即愈高；反之，受教育程度愈低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应程度则相对较低。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高低同生育僵化反应则表现为呈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反映在对生育数量选择上，一般都选择少生育，甚至有部分高学历妇女选择不生育。所以，当在去人口惯性后，反映在生育僵化反应程度上，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应程度则会愈高。具体来说，即便是放开现行生育控制决策，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其结果也只能是一种淡化反映，而不会因放开现行生育政策而对生育局势有所冲击。由此可见，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生育僵化反应有着明显差异，这也为我们在考虑人口生育决策细分化问题时，提供了可供遵循的依据。
三、 生育发展趋势决策的细分化思考
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从1975年开始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已经经历了35个年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并已形成了持续的低生育特征。我国人口生育这一特点，也就提示我们，我国人口发展将如何继续往前走，这就需要对我国的基本国策的具体内涵，再度进行思考与决策。这也是本文提出生育决策细分化研究的初衷和动因。
(一)人口多元化特征呼唤生育决策细分化
人口多元化特征，在客观上要求生育决策由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化，特别是在后计生时期，这种转化的思想基础、经验积累和管理能力都已具备和成熟，由此为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奠定了充分可行的基础。细分化原本是市场营销学中的一个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以消费人群为对象，并根据消费人群的不同消费差异，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消费群体，即消费市场，由此来设计商品种类及门类的配置的营销策略与方法，最终实现经营效益的最大化。本文把细分化概念引入生育决策研究，即以对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实施有差异的细分化生育决策，由此实现全面统筹人口发展目标的最优化。
由于人口具有多元化特征，因此，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和使用不同标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依据生育决策细分化的要求，可以作以下一些基本分类。（1）按人口居住的地域标识分类，可以分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两类。（2）按人口所处的地域方位分类。（3）按人口所属民族分类。根据人口普查的人口民族分类，我国共有56个民族，由此可分为56个不同民族的人口群体。（4）按人口的居住形态分类，一般可以分为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两类。
由于人口具有按不同标识可以有不同分类的特征，因此在以人口为对象的生育决策上，充分考虑人口的多元特征，实行生育决策细分化，对于统筹人口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生育发展趋势细分化决策的基本设想
1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可分三种基本类型。 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目的，是在于根据人口群体的不同特征，实施相应的生育决策，由此而求得最优的实施效果。所以， 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的基本内涵应该是：有放、有控和继续保持三种基本类型。
所谓放，是指根据人口发展对总和生育率水平的目标要求（具体发展目标本文在后面有关部分将要作具体讨论），而在具体实施地区的现实人口生育水平，低于目标水平者，即应考虑实行相应放开的生育决策，以便实现全国的均衡发展。
所谓控，即继续实施必要的生育控制决策。具体是指根据人口发展对总和生育率水平的目标要求，若具体实施地区当前仍为较高生育水平时，即应继续实施必要的生育控制决策。
所谓继续保持，是指在那些具体实施生育决策细分化地区的人口生育水平，与人口发展目标要求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基本相当的地区，即应考虑继续保持按当前的生育水平发展，亦即实行既不放、也不控的方针发展，这也是保持全国总生育水平均衡发展的一种重要的生育决策与方式。
经过以上这样“对号入座”的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对于确保人口生育的总体发展水平按照预期目标发展，理顺人口生育与人口综合发展的内在关系，增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可分三步走。前面已述，人口在再生产过程中的最佳生育更替水平应该是：TFR=21，或为NRR=1（本文主要使用TFR=21进行论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使人口发展中的生育水平，始终保持在生育更替水平的最佳状态。鉴于我国在较长时期的持续低生育之后，已进入超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要使当前的生育水平逐步恢复到生育更替水平的要求，还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包括人们的心理适应过程。要实现这一过程的目标要求，为此，就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可将总和生育率恢复到15；第二步，将总和生育率恢复到18；第三步，将总和生育率恢复到生育更替水平21。
第一步，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目标，TFR=15。这一步为较为艰难的起步阶段，其所面临的客观背景是，我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低生育时期，在一定范围内人们尚存在着较严重的生育僵化反应。所以，要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逐步恢复到15，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比较艰难的一步，特别是在那些当前的总和生育率仅在1以下，甚至离低于1尚为较远的那些地区更是如此。
第二步，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目标，TFR=18。在经过第一步的艰难跋涉之后，已为第二步的决策实施奠定了基础。进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生育关系已基本理顺，生育僵化反应已逐步淡化，人们的生育观念更加趋于理性。为此，依照上述TFR=18的决策发展目标，再依据不同地区人口生育差异进行细分化的基础上，对于高于发展目标者，即控；对于低于发展目标者，即放；对于相当于发展目标水平的地区，即实行继续保持的原则，由此为下一步的决策实施奠定基础。
第三步，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目标，TFR=21。这一步是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过程中把关的一步。经过前两轮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人们在生育愿望和生育态度上已经到了起暖回春的阶段，因此，在生育决策的掌控上很容易出现不上就下、同生育失控的风险相伴随的现象，这是在生育决策把握上难度较大的一步，而这一步又是为保证实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推进人口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一步。
(三)生育发展趋势细分化决策的宏观思考
生育发展水平的宏观定位是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的前提和依据。亦即我们所讨论的生育决策细分化，是指在以某一总和生育率水平为宏观定位条件下的生育决策细分化，而且作为宏观定位的总和生育率，又为在生育决策细分化实施过程中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能与条件。
1生育水平的宏观定位与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生育决策细分化就其性质而言，它系属于技术层面的方法或手段，其具体实施必须是以对生育水平的宏观定位为前提，亦即我们所说的生育决策细分化，一定是指在某一宏观生育水平下的生育决策细分化，离开生育水平宏观定位这个前提，生育决策细分化就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生育水平的宏观定位，通常是用总和生育率（TFR）来表述的。因为，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具有反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人口发展水平的国情指标。同时还表明，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与否，它又是反映一个国家人口学的研究水平与政府在人口管理领域执政理念的重要标志。
2行政建制要素与生育决策细分化。行政建制要素是生育决策实施的保证与条件。由于生育决策的细分化过程，需要依据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差异，人口生育水平的不同特点，人口居住的不同形态，以及人口的不同民族区分等要素，就需要对所实施的生育决策进行细分。很显然，上述这些细分后的生育决策的付诸实践，行政建制要素就成为绝对重要的保证条件。根据我国行政建制的特点，生育决策细分化的实施，可按全国和省市自治区两级进行。亦即从全国来说，可根据不同省市自治区的差异，分别实施有差异的细分化生育决策；对于省市自治区而言，可根据本省、本市和本自治区人口生育差异与特点，实施相应的细分化生育决策，由此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地发展。
3后计生时期：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前面已述，低生育决策，其本身只是也只能是某一历史时期背景下的特定概念，因此，它在决策理念与实践中也就不具有一般意义。在我国人口生育水平已经下降至TFR=12或TFR=13的情况下，如果再继续提为坚持低生育的生育决策，这在人口再生产理论要求上和在对维系人口生育更替水平需要保持TFR=21的客观要求来说，都是不合适的。因为TFR=12或13，就已经较远地背离了TFR=21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基本要求。所以，将现行人口生育决策的称谓提为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这无论在人口发展实践和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的理论要求来说，都是符合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的。所以，我们强调，我国的人口生育决策，应当是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应当把保持人口生育持续、健康发展理念，作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30年的经济、社会与人口发展实践中的基本目标与指导方略。
注释：
① 具体的界定与表述，可参见邬沧萍、穆光宗：《低生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② 参见李永胜主编：《人口统计学》，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第217页。
③ 如1981、1989、2000和2005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4.55‰、15.11‰、5.46‰和5.89‰。主要参考文献：
［1］马赢通人口统计分析学［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9．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特征；养老保障；和谐发展
一、什么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产生的根源与主要解决办法
产生老龄化的原因有二个：寿命延长、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
解决老龄化的措施，依据产生的原因不同而有所区别：
1、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这是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民富国强的标志。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防止老龄化，而是如何应对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
由于“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只能通过“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服务”来解决。
2、由于人们“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
由于“非均衡生育（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只能通过“均衡生育”来解决，其中实现“代际均衡政策”是最为可行也最为公平的选择；在发达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17胎，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3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理想的生育率是2.3胎（10%无胎、10%一胎、40%二胎、30%三胎、10%四胎及以上）。
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要将中国的生育率调控到2.3胎，实行“鼓励二胎、充许一胎、征税多胎和无胎”的生育政策是最理想的选择（俄罗斯已经对无胎征税），这有利于实现人口调控的“费改税”，并从根本上减少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改善政府形象。同时，还有利于形成“普通二胎、中产三胎、少数多胎和少胎”的理想人口结构，有利于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尽快使中国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由于进入到严重少子化社会之后（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为超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8%～20%，为少子化；20%～23%，为正常；23%～30%，为多子化；30%～40%，为严重多子化；40%以上，为超多子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并且难以恢复到人口的代际均衡的水平；中国在2000年前后就进入了超少子化社会（14.03%），就算现在放开生育，也已经难于恢复到世代交替的正常水平了；鼓励生育势在必行，否则，人口快速衰退不可避免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我国许多城市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五、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应采取的措施
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在此间的职能应该逐步分离，行使宏观调控职能。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4
娶不上媳妇这桩烦心事儿
家住湖北鄂西兴山县的老万两口子这些年很是郁闷，他们的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是三十好几的人了，却还在打光棍，小儿子前两年好不容易娶了个本地的媳妇，却做了上门女婿，去年添了个孙子，也不跟他的姓。
虽然近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上门女婿已经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但在老万两口子看来，这是一件很没有脸面的事情。
现在老大和老二的事情他们也帮不上忙，村里的女孩子这些年只要中学一毕业就跑到南方城市打工去了，给儿子找媳妇连选择的对象都没有。
要是居住的地方交通条件较好，老万的两个儿子也不会到现在还打着光棍。由于没有公路，祖祖辈辈以来，他们住的地方所有吃的、穿的和用的都不得不从将近5公里的山下小卖部或者10公里外的集镇上用背篓背回来。交通的不便，加上经济条件有限，让老万的两个儿子找对象成了难题。
找到了媳妇却跑了
老万家附近的乡村，很多居民的生活条件都差不多，有的甚至更加恶劣，因此男性青年都找不着对象成为普遍现象。这些乡村只要有姑娘长大成人，都会嫁到经济和交通条件好的地方去。山上的男青年，要么去做上门女婿，要么去条件好的地方买房子，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讨个媳妇。虽然这些年，村里不少男性青年在大城市中打工时把自己在外找的女朋友带了回来，可是绝大部分女孩子来了一趟，也就不辞而别了。
前些年，老万的大儿子在本县另一个更为偏僻的地方找了个媳妇，但是没有过多久，媳妇还是跑了。虽然老大在南方大城市中打工能挣上一些钱，但在媳妇跑了以后，他对婚姻彻底绝望，挣的钱很快被挥霍一空。
同在南方城市打工的老二虽然是个本分的人，但是他不到1米6的个子却让他的婚姻始终没有着落。
“光棍村”仅有的两个孩子也是收养的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老万的儿子及其所住地区男性青年娶妻难题只是我国广大农村落后地区娶妻困难的一个缩影。在全国范围内，因为娶妻困难导致了大量男性光棍的存在。
河北省一个叫做磨子沟村的村庄位于国家级扶贫开发县平山县西北部深山区，平均海拔1200多米，距离县城85公里、石家庄市区100多公里。直到现在，这里依旧还是一个恍若隔世的村庄，没有通讯信号，电视处于黑白时代，骡子和骡车仍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虽然通往磨子沟的有盘绕太行山的一条公路，但是只能容得下一辆车通行。磨子沟村没有学校、商店，也没有卫生所。这里的土地也十分贫瘠，主要以种植玉米和土豆为生的村民的家庭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
长期以来，磨子沟村一直是河北省平山县一个比较有名的“光棍村”。因为磨子沟村穷，外村的女人不愿意嫁过来，本村的姑娘全都外嫁，成年的汉子也大多出山做了“上门女婿”，结果让该村剩下的只有老人，如今村里剩下的十来个成年常住人口，年龄最大的已经97岁，最年轻的也60岁，其中绝大多数都打着光棍，村里仅有的两个小孩也是收养的。
而贵州省贵阳市高寨乡牌坊村则是另外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棍村”。这个2200多人、600余户的乡村，现在还打着光棍的成年男性就超过250人，几乎占到了本村男性总数的1/5。
但是高寨乡严重的光棍现象并不是只在牌坊村，目前在高寨乡的8个行政村，光棍至少就有1500多人。
全国平均每村9个光棍
上海社科院人口学教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一些落后的地方，很多女孩子都到大城市去了，她们在嫁人时也更愿意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找婆家，这导致落后地方光棍村的出现。
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了我国《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该项调查分别在大陆28个省份进行，几乎涵盖了我国各个地区：包括西部的陕西、贵州、甘肃、四川等省份；中部的安徽、河南等省份，东部的沿海地区等省份。
该报告显示，全国28个省份每村平均就有9个男光棍，其平均年龄为41.4岁。在大龄未婚男性的分布上，东部地区平均每个行政村达到7.35人，而在西部地区，每个行政村则上升到10.3人，我国男光棍的聚集程度呈现出了由东至西逐渐递增的总体趋势。
“越是落后贫穷的地区，光棍的问题就越严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并且，由于大量光棍的叠加，目前我国的男光棍总数已经突破千万。联合国人类发展署预计，到2020年，中国无法娶到老婆的光棍数量将会达到3000万，而到了2030年左右，这一数值将达到4000万。
光棍危机背后的社会问题
越来越多的男光棍也给我国带来了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会大幅增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尹文刚表示，长时间解决不了婚姻的男子可能会因为人格扭曲、心理失衡而出现一些行为。
对性的需求是人的一种本能，一般正常男性在成年以后都会有性的需求和渴望，另外，还有繁衍后代的需求。而婚姻则是人类社会中满足这两种需求最为恰当的途径。对很多男性来说，如果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娶妻生子，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心愿，而这就会导致婚姻买卖、拐卖妇女等行为的大量出现。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很多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就与众多男性娶不到老婆有很大的关系，在一些贫困的乡下，由于娶不到老婆，有的男子只能通过人贩子从远方买老婆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而有的单身男性，会出现等犯罪行为。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10年的《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显示，部分被调查村落的大龄未婚男性，在过去3年中参与了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其发生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聚众赌博、聚众闹事、合伙偷窃和聚众斗殴。
高达数千万的男光棍将对我国的社会人口结构、家庭结构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对未来社会的良性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也会形成一定冲击，从而引发社会的震荡。
大量在城市打工的男光棍也是不安全的一个主要群体，这也加速了艾滋病的扩散和蔓延，而在未来，这种局面将会给我国带来更大的挑战。
我国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带来就业挤压问题，未来10～20年，由于男性劳动力过剩所形成的“就业性别挤压”，将使处于“性别弱势”的女性生存发展更加边缘化，找工作也将变得更加困难。另外，由于很多男性找不到媳妇，等他到了老年之后，既没有伴侣又没有后代，谁来养活他们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
性别比失衡谁之过？
中国数千万男光棍的出现与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失衡具有很大的关系。
上海社科院人口学教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表示，在统计学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每出生100名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该指标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男女出生平衡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社会公认的比值是103到107之间。
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孩，有103至107个男孩出生是一种比较平衡的状态。
“这主要是因为与女孩相比，男孩的死亡率要高一些，等到了婚育年龄，男女之间的性别比例就比较平衡了。”梁中堂说男孩死亡率高一些与男孩子比女孩子活动空间大、容易意外出事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目前我国的比值已经严重超出了这一范围。国家人口计生委截至2012年上半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同时出生118个男孩，而且这个比例还是经过治理已经下降的数字。
此前的2009年这一比例为119.45；2008年甚至达到120.56，是历年来的最高值。
30年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日趋严重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近30年以来发生的事情。
1953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4.9。一直到1975年，这一比例也只有106.54。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就开始高出正常值范围并持续攀升。
1980年，其比值突破正常值的上限达到107.11；1982年，我国人口“三普”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四普”时为111.3；2000年“五普”时上升为116.9；2010年“六普”时和2008年、2009年相比其比值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依旧高达118.06；2011年其比值又略有下降，为117.78。
从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尽管在2008年之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出了稳中有降的趋势，但是其比值依旧严重偏高。
溺杀女婴、产前鉴定、漏报女婴？
在一些国外专家看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可能性解释有三种：其一是溺杀女婴；其二是产前鉴定；其三是漏报女婴。
但是对于溺杀女婴的说法国内的大部分专家并不认同。一些专家认为，尽管数千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溺杀女婴的陋习，但是随着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后，尤其是最近30多年以来，随着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样的陋习和恶行已经比较少见。
对于产前鉴定会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在这一点上，国内外专家对此都没有多大的争议。
而漏报女婴会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说法，梁中堂也认同这一观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国很多地方，对于新出生的女婴存在瞒报、漏报的现象，她们并没有进入统计报表中，而这种状况极有可能也导致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
“我国事实上的性别比可能没有现在统计数据上反映的那么严重。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很高的性别比是出生统计性别比，而不是实际发生的性别比。”梁中堂说。
但是我国新生女婴的瞒报、漏报导致的失衡规模究竟有多大？梁中堂表示，现在几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不过，尽管存在瞒报漏报现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存在较大的失衡现象是谁都不能忽视的一个客观事实。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由于这些年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
不过在另外一些学者和媒体的报道中，2020年我国3000万的预测光棍数量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有的甚至预测，到2017年我国男光棍就开始超过3000万，2022年这个数将会接近4000万。
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在梁中堂看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很大的关系。
80年代初，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走向失衡。
梁中堂认为，如果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为科学一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而他常常举的参考例子就是他在山西翼城县试点的试验。
1979年12月，梁中堂时为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针对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在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方案。5年后，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给中央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在梁中堂的持续努力下，山西翼城试点“二胎”生育政策终于获得了国家计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批准，这就是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
翼城县试点的二胎方案很成功，不仅人口规模没有剧增，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也要比全国同期的合理得多。例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全国0岁为117.8，翼城为106.1；全国1～4岁为120.9，翼城为102.7；全国5～9岁为115.5，翼城为101.5。并且翼城的数值也比山西全省及其所属的临汾市更为合理，以2000年“五普”0岁组的人口性别比为例，山西省为112.8，临汾市114.3，翼城县为106.1。
统计发现，这些年来中国第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属正常范围，是第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导致了中国总体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
“重男轻女”导致人为选择胎儿性别
长期以来，我国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对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以前，过去传统的方法是多生直到有男孩为止，但是少生成为一种政策以后，有这种思想的人们就会千方百计地要个男孩。
目前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依旧存在着男性人口上族谱、女性人口不上族谱的习俗，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男孩，上不了族谱，该家庭就会认为是很丢脸的事情，而这样的家庭也会常常受到别人说闲话、奚落甚至是欺辱，并且有时娶进门的媳妇也不受丈夫和公婆待见，这就逼着有些家庭不得不想法子生男孩。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B超在国内偷偷被用于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再加上人工引产不受限制，B超的费用和引产手术费用一般最多也只有两三千元，有的小地方甚至只要几百元，因此非法地选择胎儿性别成为可能。
根据有关规定，我国的医院一般都不准对双亲透露胎儿性别，但是一些想要男孩的家长常常想方设法通过做B超在产前了解孩子的性别。某些医生为了不当个人利益，也就常常暗示胎儿是什么性别。尤其是私人诊所，往往为了牟取暴利，置有关法律法规于不顾，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提供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而这加剧了性别比的不断升高。
梁中堂也表示，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两非”行为，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
2011年以来，虽然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总后卫生部、全国妇联等六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共查处“两非”案件1.5万余件，处理各类有关责任人员近1.3万人，对违法违规者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但是，目前在全国各地，“两非”行为依旧广泛存在。
“”没那么容易
到2020年，我国是不是真的有3000万光棍，2030年光棍数会不会上升到4000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认为这样的观点有点过于夸张。他表示到时候就是我国20～45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万或者是4000万，但是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婚龄差的拉大来解决。
“例如，30多岁的男性在30多岁的群体中找不到合适的女性作为对象，他们可以找20多岁的女孩子谈对象。”陆益龙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真正出现的光棍数量就会比现在很多人所预测的要少得多。
不过一些人口学专家人为，现在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并不高，整个社会逐渐趋向老龄化，在婴幼儿人口性别比持续上扬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性和累积性的失衡，很难通过婚龄差的方式予以解决。
陆益龙也表示，最近一些年我国新出生人口中严重的男多女少现实将会导致“婚姻挤压”现象，例如25～30岁年龄组的男性在本年龄组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时，他们就会到20～25岁的年龄组去寻找对象，那么20～25岁年龄组男性寻找对象时就会向更小的年龄考虑，这样一层层往下压，越往后，总体上男性寻找对象就更加紧张。在另外一个方面，城里的男性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们就会到农村去找，农村中条件好的地方就会到条件更差的地方去找，这样最后的结果就是贫穷落后地区的男性找对象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很多人最后不得不打光棍。
在另外一个方面，在中国近20年的人口流动中，虽然大量的农村青壮年男性都进入到城市谋生，但是现实中的婚姻除了“门当户对”外，还有“嫁高娶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乡村走出去的女子可以在外边找到高一层次的男子，从乡村走出去的男子却不容易遇见比自己还低一层次的女人。
“在城市打工者队伍中，一些相貌、个子及个人或者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男性彻底处在社会的最低层，而能够看上他们的女性非常有限，这就让很多人难以找上对象。”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尹文刚说。
中国未来的男性光棍队伍究竟有多大？陆益龙说很难做出准确判断。
梁中堂则表示，由于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现在有些人说未来我国将出现3000万或者是4000万光棍的说法在学术上很难做出有力的反驳，不过他表示，这种说法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生人口性比比失衡倒是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
不普遍利用B超
尹文刚表示，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长期保持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稳定，主要是这些国家在生育上受性别偏好的影响较弱。
不过有专家认为，我国社会就是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如果没有因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广泛存在的、非法利用B超这样的医学技术进行胎儿性别的鉴定并选择性引产的现象，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也不会严重失衡。
其中日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位于东亚的日本深受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也存在着浓厚的重男轻女思想，但是由于不存在普遍人为选择出生婴儿性别的行为，其出生人口性别均衡性长期良好。资料显示，其于1872年就开始分性别统计出生婴儿，100多年以来其婴儿出生性别比一直比较稳定，平均比值为105.7，并且波动较小。
“统计发现，人类平均每出生52个男孩，就有48个女孩出生，这是人类在千万年漫长自然选择中所形成的一个比值，在完全自然状态下，只是不同民族、不同人种的人在比值上会有一点差别，但是也不会偏离太远。”梁中堂说中国80年代以来总体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超常偏高，虽然都起因于生育上的男性偏好，但这种男性偏好若不付诸于生育行为，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
“这种偏好只有通过影响受孕胎儿的性别，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并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保留男胎，让女胎流产，才能出现中国80年代以来总体出生性别比的超常偏高。”梁中堂说要从根本上扭转我国人口男女比例失调，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和加大执法，不仅要禁止利用医疗技术手段测定胎儿性别，还要禁止其他可人为选择出生人口性别的技术和药物，对于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医生或者医疗机构也要加大惩处的力度，唯有如此，才能遏制住B超在胎儿性别鉴定中泛滥成灾。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规模不会大幅反弹
梁中堂认为，要根本性扭转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局面，必须要对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予以调整。
“另外从我国的人口增长率上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有了调整的必要，至少应该实行允许普遍生二胎的人口政策。”梁中堂表示。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远远低于上一个10年的1.07%，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经过30多年努力，现在中国的生育水平非常低，每一个家庭生育的小孩非常少。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说法是，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大概在1.5，就是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5个子女。这个数字现在在印度是2.7，美国每个妇女生2.1个小孩。中国比这两个国家都要低得多，也低于2.1～2.2的人口更替水平。
并且梁中堂告诉记者，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不会导致人口规模的大幅反弹。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率的下降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
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说法，1970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是5.8，到2004年下降到1.8，30多年因为实行计划生育我国少生了4亿人口。但是梁中堂认为就是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生育率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会大幅下降，目前生育率降下来并非完全是计划生育的功劳。
梁中堂表示，现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也都达到2.0以下，其中日本仅1.3。另外，30年前，人们普遍担忧发展中国家会出现人炸，而现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都下降了，其中泰国1980～2002年由3.5下降到1.8，希腊由2.2下降到1.3，伊朗由6.7下降到现在的1.8，都比我们国家快得多。
然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实施我们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
“因此，我们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反弹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担心。至关重要的是，政策调整以后，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也会更加趋于合理。”梁中堂说。
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了我国《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研究报告，该报告集纳了20多位人口学者的政策建议，他们在报告中也认为，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
“重男轻女”的改变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陆益龙对记者表示，我国“重男轻女”的思想除了一些历史遗留的因素，也有一些现实的原因。
现在，尽管中国已经步入现代社会，但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利益导向依旧偏好男性，现实生活中男性和女性相比常常在政治参与、经济收入和精神受益上要更大一些，并且在就业、退休年龄、岗位设置等一些方面还存在着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另外由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养儿防老”的传统思维也让很多人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中为新生儿偷偷选择男性。
陆益龙说，未来随着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重男轻女”的思想将会有一些好转，而这种状况的改变让我国未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状况将会一步步趋于缩小。
不过，陆益龙表示，“重男轻女”思想的改变也不能解决我国大量男性光棍存在的现实。虽然我国婚龄阶段男性比例偏高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大量男光棍的出现并不单纯是这种性别差所致，而是和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贫富不均具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在城市中，部分贫苦家庭中的婚龄男性也将面临这样的问题。
“虽然我国男女性别比的合理化努力可以让我国的总体人口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但是就解决男光棍危机而言，依旧只是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陆益龙说现在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中，不少女性也都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她们中很多人干脆也将自己叫做“女光棍”或者是“剩女”，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很多男光棍的存在并不仅仅是男女性别差的问题。
陆益龙认为，其实，很多男性娶不到媳妇都是因为地区贫苦以及家庭贫困所致。
梁中堂表示，大量光棍出现并不是我国近些年才有的现象，其实在我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这种现象都比较普遍，而这也是我国社会长期存在“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的重要原因。而在历史上，“买卖婚姻”、拐卖妇女都要比现在严重得多。其根源主要就是贫困及居住区域条件落后。
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才是解决之道
“唯有缩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消除贫困，大量男性光棍的局面才能有所好转。”陆益龙另外表示，如果一些地方贫困落后的状况能够得以改观，其重男轻女的思想也会被逐步弱化。
最近一些年，跨国婚姻也成为一些单身汉的选择，尤其是在我国西南的广西、云南、贵州等一些省份，一些娶妻难的农村青年将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娶新娘作为一种选择。
但是尹文刚告诉记者，作为一种个人行为，跨国娶新娘始终只能是少部分人的个人选择，对我国庞大的光棍队伍而言，这只能是杯水车薪。
中国的男光棍问题有没有比较彻底的解决办法呢？
陆益龙告诉记者，人的婚姻是很复杂的社会行为，要想彻底消除男人打光棍的现象，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另外，就是女性找不到对象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因为按照一种叫做“甲女丁男”的婚姻迁徙链条，女人总是会寻找高一层次的男人，如果以甲、乙、丙、丁等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排序，那么按照该模式甲男配乙女、乙男配丙女、丙男配丁女，那么最后被剩下的便是“甲女”和“丁男”。
实际上，我国男女适婚人口 “嫁高娶低”婚配模式造成的“婚姻梯度挤压”，已经导致当今社会形成两大现象：一面是农村落后地区“光棍”不断，一面是不少大城市“剩女”的增多。只不过大量男光棍是被动单身，而“剩女”一般多为个人的选择。
“这样的局面是无法避免的。”陆益龙表示。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5
靠增长解决“未富先老”
问：如何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这种“未富先老”的状况？
蔡：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是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步伐推进。人口转变与人均收入提高之间的这种缺口，可以被表述为“未富先老”。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也迅速降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就开始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也一直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下一步，随着2015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并赶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换句话说，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并最终得到消除。
应对老龄化面临诸多挑战
问：中国在应对老龄化上面临什么挑战？
蔡：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获得之间，需要避免出现一个人口红利的真空时期。而“未富先老”的特点，的确在两次人口红利的良好衔接上，给中国带来特殊的困难。如果通过在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条件的同时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中国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应对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基金不足而广泛采用的手段，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使得这个做法不应成为近期的选择。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一旦延长退休年龄，高年龄组的劳动者会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
中国的养老模式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依靠家庭为主的。作为“未富先老”特点的一种表现，中国社会养老体系尚不健全，参与率和覆盖率低，在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来源，即劳动收入、家庭成员供养、离退休金或者养老金三种来源中，家庭成员供养的比例很高。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仍然是现收现付性质的，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则要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支撑，否则这个制度就是不可持续的。相应地，如果大幅度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并且把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模式转到积累型模式上，就可以具备必要的制度条件，解决与储蓄率相关的未来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如此，及早扩大个人账户积累也有利于缓解养老负担问题。
开发人力资本保持增长
问：中国应如何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蔡：“未富先老”的特征，一方面，给中国经济增长转向生产率提高驱动型模式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留给中国一定的余地，可以利用现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保持经济增长。而无论是应对前一挑战还是抓住后一机会，都要求创造相关的制度条件，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6
【关键词】 腹腔镜 宫腔镜 手术 子宫纵隔
纵隔子宫的形成是由于胚胎发育时两侧副中肾管汇合后纵隔未被吸收而形成，可分为完全及不完全性纵隔，是子宫畸形中最常见的一种，发生率约占子宫畸形的80 %～90 %[1]。临床上不孕者多见，也是反复流产、早产等不良孕产史患者就诊的原因。患者经过B超，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术(HSG )或宫腔镜检查可诊断子宫纵隔。本院收治的纵隔子宫患者采用腹腔镜联合宫腔镜进行子宫纵隔电切术，现将其诊治结果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1.对象：2005年1月～2009年1月在本院就诊的35例纵隔子宫患者。不完全纵隔33例，完全纵隔2例。年龄在23～35岁，平均28.5岁。
2.临床表现及诊断方法：患者中有23例出现了自然流产，其中最少发生1次，最多发生4次。有习惯性流产的18例。早产8例次，其中最少发生1次，最多发生2次。宫外孕2例次，原发性不孕9例次(有正常性生活、未避孕、同居2年从未怀孕者)。B超诊断27例，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术诊断2例，宫腔镜检查诊断6例。其中2例术前，1例术中发现合并卵巢囊肿，2例合并子宫肌瘤，6例输卵管不通畅，3例盆腔黏连。
3.手术方法：均采用腹腔镜联合宫腔镜行子宫纵隔电切术。术前行心电图、血液电解质、血常规等检查。介绍手术基本程序，患者签署手术同意书。手术患者在全身麻醉下取膀胱截石位，在脐轮下做1～2 cm切口，注入二氧化碳气体建立人工气腹，经此孔置入腹腔穿刺器，插入腹腔镜，置入5 mm或10 mm套管，会放置举宫器举起子宫，检查子宫大小、形状、双输卵管卵巢外形以及盆腔其他部位存在的病变。检查腹腔和内生殖器全貌，确诊后开始宫腔镜操作。探测宫腔深度，用4～10号扩宫器扩张宫颈，置入电切镜，用5 %葡萄糖液为膨宫介质，在电子膨宫泵作用(压力采用10～12 mmHg)下持续灌注500～3 000 ml，观察宫腔病变部位，用电切环依次切除子宫纵隔。部分子宫纵隔较薄者，可用针状电极将纵隔划开，切割时电刀向前逆行切割为宜。纵隔较厚者，可用环状电极从两侧对称切割。完全性子宫纵隔者，用环状电极从两侧宫腔对称进行切割。切割第一刀时，用一扩张棒在另一宫腔作指示，防上损伤至对侧子宫壁。纵隔切通后，夹闭一侧宫口，防止膨宫液外溢。切割至宫颈内口时，保留纵隔，长度为纵隔至宫颈外口约3～5 cm ，以免导致宫口松弛而出现妊娠后流产、早产。切割纵隔完毕后，将宫腔镜退至宫颈内口处，观察宫腔是否恢复正常宫腔形态，是否对称，避免出现人为的宫腔变形，影响受孕。术后放置宫内节育器( IUD) ，预防宫腔黏连。完成宫腔内操作后，对盆腔内其他器官的病变，如需进行输卵管通畅度检查、囊肿剥除、盆腔黏连分离、子宫肌瘤剔除等操作，可在下腹部适当增加辅助穿刺套管，进行相应的腹腔镜手术。
结果
35例患者均一次性切开纵隔，切除纵隔时间15～25 min，术中平均出血量(35±5) ml，术中无子宫穿孔发生，术后无感染发生。所有病例术后均予雌激素序贯周期治疗3个疗程，术后3个月宫腔镜复查22例宫腔形态恢复正常，宫底内膜修复光滑未见纵隔痕迹，5例残余纵隔长径小于1 cm，未予处理。8例失访。
3例合并卵巢囊肿者，腹腔镜下行卵巢囊肿剔除术，2例术前已B超发现卵巢包块，术中冰冻诊断2例为卵巢良性浆液性囊肿，1例术中诊断为巧克力囊肿;6例输卵管不通畅者手术当中行输卵管通液术，手术顺利。
术后有8例术前怀孕但反复流产患者术后1年再次怀孕，其中5例已妊娠足月行剖宫产分娩，新生儿均体重在2 500 g以上，其余3例妊娠患者在随访中。
讨论
子宫纵隔导致不孕及流产、早产的原因目前尚未完全清楚，有理论提出可能与子宫纵隔血管形成不良，供血不足，子宫纵隔部位的子宫内膜对雌激素无反应有关。受精卵进入宫腔后，子宫纵隔部位的子宫内膜未能蜕膜样变，使受精卵在此部位无法着床，造成不孕。即使着床，会因营养供应异常造成流产。由于子宫纵隔的存在，使宫腔形态异常，宫腔狭小，在子宫壁着床的受精卵，发育至妊娠中晚期时，易发生流产和早产。
当纵隔子宫影响生育时，宫底楔形切除纵隔是传统治疗方法[2]。子宫畸形的传统矫治方法是经腹子宫整形术，手术创伤大，出血多，术后子宫腔和盆腹腔内黏连影响手术疗效。宫腔镜联合腹腔镜手术，不开腹不需切开子宫，在微创伤环境下使子宫腔恢复正常解剖学形态，去除引起不孕与不育的病因。而宫腔镜下纵隔切除不仅可避免了开腹手术后盆腔黏连和子宫切开后疤痕形成的风险，还可最大限度提高了宫腔的有效空间，这对于提高术后妊娠率及生育率具有重要意义。腹腔镜与宫腔镜联合手术的优点还在于腹腔镜可监视宫内操作，大大提高手术的安全性，是防止子宫穿孔必不可少的措施，并可在腹腔镜下观察宫腔镜下子宫透光实验以判断纵隔是否切除到位，使术者能最大限度切开纵隔以恢复宫底正常解剖形态，有利于提高术后妊娠率。对于腹腔内有病变的患者也可以同时进行手术，避免了2次手术给患者带来痛苦[3]。相对于传统开腹手术，宫腔镜子宫纵隔电切术具有手术时间短，对腹腔脏器干扰少，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等优点。但术中仍然不能忽视并发症的发生。术中并发症主要包括子宫穿孔，子宫出血，水中毒以及静脉空气栓塞等。其中以子宫穿孔最为多见，腹腔镜监护宫腔镜手术能够直视观察子宫浆膜面的变化，当宫腔镜作用电极对子宫肌壁切割或凝固过深即将发生穿孔时，由于局部组织受热传导，在子宫浆膜面会产生相应改变，或在腹腔镜下看到自宫腔镜内透出较强光亮，及时提示术者停止操作。此外，腹腔镜下还可以及时拨开肠管或其他邻近器官，避免宫腔镜作用电极及其热传导造成的损伤。与超声监护相比，腹腔镜监护不仅能够及时诊断子宫穿孔，同时还可以修补穿孔和处理其他脏器损伤。此外，术中应严密观测患者生命体征，出血量等，避免发生水中毒，空气栓塞等并发症发生。操作中应采用低灌注，尽量缩短手术时间，如发生并发症立即对症处理，抢救病人生命。另外，腹腔镜手术为Ⅰ类手术，宫腔镜手术为Ⅱ类手术，因此宫腹手术无菌台应分开，避免交叉感染。术者由宫腔操作返回腹腔操作时必须换手术衣及手套。
宫腔镜子宫纵隔切除是子宫的整复手术，不仅能够有效地恢复子宫腔的正常形态，同时又不破坏子宫肌壁的完整性，随着宫腔镜技术趋于成熟，该技术已替代开腹矫形术成为治疗子宫纵隔的标准术式[4]。文献报道，纵隔周围子宫内膜上皮化覆盖并修复手术创面只需4～5周，因此术后患者6～8周即可妊娠。而且不必因此在分娩时行剖宫产术分娩。但仍有个案报道妊娠期子宫破裂，因此纵隔切除术后患者应规范孕期和产时监护，对于潜在并发症及早干预，保证母婴安全极为重要[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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