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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影响范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养老产业；养老模式
总书记在党的十报告中提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老龄化的问题早已引起了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老龄化是我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根据美国普查的研究，世界性的人口老龄化是"历史上未曾出现的社会现象"。那么，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的发展有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印发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人口老龄化是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自1999年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并日益呈现高龄化、空巢化趋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健康水平堪忧，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造成人口“未富先老”。另外，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老年人“返贫”较为常见，城镇老年人的居住环境问题十分突出，涉老侵权案件、老年人受害受骗事件、老年人自杀现象时有发生，老年群体社会管理存在真空等等。可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
从以上叙述的内容来看，我国老龄化形势严峻，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对社会养老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造成巨大压力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计算，在近十几年，我国老年人口以年均3%左右的速度增长，离退休人口则以年均7%左右的速度增长。由于我国养老金给付方式是以现收现付为主，缺乏足够的历史积累，因此退休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养老保险金的供给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了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和拖欠的现象，并有逐渐蔓延和加重的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形势将更加严峻。
二、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赡养系数加重了赡养负担
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又称赡养系数，指赡养人口占劳动人口的百分比，即60岁以上人口与15～59岁人口的比例）逐年增长，也就是说劳动人口供养老年人口的负担将越来越重。预计到2050年我国劳动人口供养老年人口的负担等于 2000年的3—4倍。不仅如此，劳动人口除了供养老年人口外，还要抚养未成年孩童。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的养老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社会的。可以说，未来几十年我国劳动人口负担之重是可以预计的，这就极易打击我国劳动人口的工作动力和热情，也提高了社会不稳定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三、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也影响了养老产业的发展
我国现行的养老方式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比上升将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困难。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这两种情况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实现养老目标。这种情况下，一些独居老人选择了雇请保姆。近年来保姆工资不断上涨，除了有经济条件的老人还能勉强承担，其他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大多只能望洋兴叹；加上老人与保姆相处未必融洽，许多老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独自生活。
我国现有的家庭养老模式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也给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预计到2013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2亿，到202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3亿，2033年超过4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消费人群和消费需求，孕育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老年产品市场，也将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日本自1970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把第三产业视为老龄化社会的 “救世主”。可以说，养老产业发展的好的话，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论
总的来说，我国的老龄化现象不可避免。虽然，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然而，其他国家都是在经济充分发展、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老龄化对他们经济社会发展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影响，较高的收入水平也大大降低了社会的赡养负担。我们制定合理灵活而又不乏活力的人口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多元化养老模式，在全社会加强敬老爱老的教育宣传，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发展壮大老年产业等等。
可以说，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是势在必行的。然而，从我国老龄化的特征来看，我国老龄化不仅形势严峻，而且问题复杂，对此我们要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对待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而减缓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上成为世界的榜样！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持续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与战略应对——第五届中国老年学家前沿论坛综述》，《人口与发展》2009年第15卷第6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龄蓝皮书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
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影响范文2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据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呈现老龄化逐年加速的趋势，“未富先老”的特征显著。与全国一样，宁夏也是在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的老龄化。宁夏于2009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是我国最晚进入老龄化的地区。本文将通过分析宁夏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及宁夏人口老龄化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应对宁夏人口老龄化问题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来应对宁夏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抓住发展机遇，实现地区经济可持续性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宁夏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一）宁夏人口老龄化现状
据统计资料显示，宁夏于2009年由于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而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全国最晚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地区。尽管如此，宁夏的老龄化情况仍不容乐观：其老龄人口增长速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加之少年人口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老少比急剧上升。据如下统计数据图4.1可以看出，1994―2014年宁夏老年人口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少年人口比重却不断下降，老少比也随之呈急剧上升的态势。宁夏少年人口比重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低于30%，且其下降速度逐年加快，2013年已经接近20%；而老年人口的比重却不持续增长，2010以后老年人口比重迅速增长远超2000年以前的增长速度，老少比重也越来越大。
（二）宁夏人口老龄化特点
1、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据相关部门预算结果显示，2025年以后宁夏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120万，到2030年宁夏老年人口将接近142.5万人，较2014年增加约60万人，年均增长4.58%。据此宁夏未来老龄化程度将会进一步加深，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2、未富先老。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人均GDP远远低于老龄化程度同水平的发达国家。而宁夏自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老龄化速度逐年加快，远超全国平均老龄化速度，但是宁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收入和人均GDP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据《宁夏回族自治区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宁夏惠农区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已达到13.0%，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9.5%，成为宁夏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县（区）。宁夏红寺堡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仅占5.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仅为3.8%，还未进入老龄化社会。宁夏老龄化程度最高与最低地区之间相差7.1%，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
三、宁夏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一）宁夏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
宁夏少年儿童比重不断下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老少比急剧上升，且宁夏人均寿命不断增加，高老龄人口多。宁夏人口老龄化受出生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增加的双面影响，从而导致宁夏人口结构向老年型发展。
（二）宁夏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可知，老年人口仅仅消费年轻时的储蓄，没有劳动收入，所以就老年人口而言会出现其储蓄率为负的现象，社会储蓄率将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降低。根据经济投资量：
可知u若减少，则经济投资量也将会减少。根据宁夏老龄化人数增长快、高龄人口数量多的特点导致宁夏在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增加，居民总体储蓄水平u降低，从而影响宁夏的资本积累。且未来宁夏老龄化程度a的增加，意味着宁夏家庭收入用于医疗保健等养老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储蓄率将进一步降低。那么宁夏经济的投资量也将会进一步将减少。
（三）宁夏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总产出的影响
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政府需要加大老年人口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家庭承担的养老支出也越来越大，因此社会养老支出部分支出bY也将逐渐增大，而这些问题都将使经济生产中的在投入资金减少。
另一方面有效劳动平均资本量：
表明在劳动力技术水平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有效劳动平均资本量会随着的增加而增加。
四、对策建议
（一）引进人才，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促进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数量少、待遇差，生产技术水平低且进步慢，导致单位劳动力产出低，导致宁夏经济发展落后，对老龄化的承受力能力差。因而提高待遇，吸引高层次人才，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人才、技术与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相融合，带动经济增长，增加社会对老龄化的承受能力，使人口老龄化给宁夏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小化，是宁夏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
（二）大力发展老龄产业。虽然宁夏是在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也相对较弱。然而由于宁夏进入老龄化时间段，老龄化程度尚未很深，使宁夏经济平稳增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一个机遇，因而大力发展宁夏老龄化产业，完善老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宁夏老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市场上对老年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大，然而宁夏传统老年产业产品的层次低且种类少，现代老年产业方面，老年人文化和娱乐等相关的精神享受方面的产品和服务也没有很好的发展。因此解决目前宁夏老龄化产业面临的问题，是大力发展宁夏老龄产业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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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老龄化 地区差异 非参数检验
人口老龄化, 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 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它的指标是老年人口系数, 其含义是一个地区60 岁以上(含60 岁) 或65 岁以上(含65 岁, 以下同) 人口的数量在该地区人口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老年人口系数越大, 说明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就越高。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导致老年人口过多, 影响人口年龄结构, 结养老事业造成巨大压力。对于我国,这尤为突出。一是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很大, 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二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快;其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就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沉重的压力。因此, 必须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以探求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对策。本文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理区域差异作一探讨。
对于中国而言，31个省市由于区位、资源条件以及历史基础等方面的原因，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有快有慢，人口老龄化因此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来分析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东西部差异。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0个省、自治区。
为 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这里采用全国四普、五普数据以及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从人口老龄化程度、速度方面加以对比分析。而老年人口系数是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最直观、最重要的指标。所以,本文选择老年人口系数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
一、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比
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标准，从表1数据可看出，全国大部分省市均已进人老年型，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比西部地区高出一个百分点，上海、江苏、浙江、北京这四个发达省份甚至已经达到10%以上，而西部青海、宁夏、新疆这三个省份还未进入老年型社会。
结果说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秩和分别为205.0、135.0、111.0，调整后三个样本的Kruskal-Wallis检验统计量为6.4044，用自由度为DF=3-1=2的卡方分布近似，得到大于菌丝卡方检验统计量6.4044的概率p=0.0407
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对比
根据全国四普、五普资料显示，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差异较小，总体上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略高于东部地区。31个省市中、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的有黑龙江、青海、重庆等地，造成这些地区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原因就是中青年人口大量的从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或到其他省份的迁移。具体数据见表2。
利用上面表2数据，建立原假设H0: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老年人口系数无显著性差异。再利用SAS软件做Kruskal-Wallis统计检验，可得P值为0.7563， 结果也进一步从统计学的角度更加严格的说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老龄化系数增长速度没有显著差异。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上这种差异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下面就试图通过分析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认识经济发展对地区老龄化的影响。
1.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关系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多个指标的综合衡量才能反映其特征。这里仅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入手，探究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迅速增加，由1978年的316元增加到1990年的1815元，2000年增加到9555元，年均增长率16.76%。GDP 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尺度和总量指标,反映区域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实力,人均GDP 则更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所以,本文选择人均GDP做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对老年人口系数与人均GDP做相关分析指标。通过Pearson 相关分析得到表3
结果表明人均GDP与老年人口系数的Pearson 相关系数很高,并且显著性也很低，检验通过，表明存在着明显的一元线性关系。
2.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死亡率的下降。
(1)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已经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阶段，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16,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在低生育水平下，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生育率仍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2006年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各省市地总和生育率普遍较低，北京、上海等地的总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00以下;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各市地都有较高的总和生育率，大多数都在1.20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西部地区高，即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生育率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产生直接影响，使0-1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大幅度下降，东部地区不少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这一比例都已低于20%。生育率的下降抑制了年轻人口的增长，使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萎缩，其作用是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增加。
(2)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前提
死亡率下降对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影响正在日益加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医学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得以发展，死亡率不断下降，对人口老龄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1949 年人口死亡率为20‰，除1960 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率高达25.43‰外，一直呈持续下降趋势，到2005 年已下降到6.51‰。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使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20 世纪40 年代的35 岁提高到2000 年的71.4 岁。根据杜鹏的研究，1950～l990 年人口死亡率变化的作用使60 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0.8%，而1991～2030 年人口死亡率下降的作用将使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加1.72%。
中国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医疗卫生设施比较健全，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偏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低5个千分点。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使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老化，加速人口老龄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经济发展迅速，计划生育开展较早的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较高;相反，经济基础较差，计生工作起步较晚的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口比重较低，老龄化达到的程度也较低。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鉴于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的存在，各个省市人口发展的阶段、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不一样，各个省市应该针对自己的情况作出措施建立自己的养老模式，及早做好准备,迎接白潮挑战。
参考文献:
［1］杨慧.老龄化地区差异的因果分析.西北人口.
［2］袁爱芝.山东省东西老龄化对比.西北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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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 经济 现状 对策 措施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加。同时，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增长速率也明显降低，这必然导致人口老龄化。在国家综合实力并不十分发达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压力，同r还会影响到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针对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如何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制定相应的战略性决策是确保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不容忽视的话题。
一、老龄化社会现状
一个国家或该地区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10%以上，以及年龄超过65岁的人口占总数量的7.2%以上，即被认为是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判断指标如表1所示。
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结果看出，目前中国人口超过13亿人，其中14岁以下的人口约为265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3%；15岁到64岁之间的人口数量为94196万人，约占72%；并且65岁以上人口约1005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7.7%，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目前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到2015年为止，我国人口年龄超过60岁的超过15%，预计到2040年底，我国人口老龄化比例将达到25%，这预示着我国全面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二、老龄化社会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大，也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生产效率较低
劳动人口的数量以及所占人口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快慢，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大多数家庭出现了独生子女现象，随着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开始出现了劳动力不足问题。经济的发展需要创新，而创新需要年轻有斗志的年轻人，老龄化人口更趋向于安逸的生活，缺少创新的激情和活力，不利于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西方学者研究发现，劳动者年龄和生产效率有明显的关系，通过调查发现，当劳动者年龄超过45岁时，尽管工作经验丰富，也会存在体力和脑力方面的不足，影响生产效率。
（二）养老费用增加，财政分配不平衡
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加以及社会福利待遇的提高，政府将会继续加大养老金、退休金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险支出费用。然而大部分老龄化人口已经失去了创造生产价值的能力，这样养老保险的支出更多的来源于国家的各方面税收，大量的养老费用支出将会进一步影响国家的资金分配。对天津市南开区的调查数据是：南开区在职员工福利总数为2370万元，人数为17000人，而退休人员费用为24460万元，人数为18700人。调查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费用的增加已经超出了国家的预计范围，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平衡。
（三）增加子女抚养负担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预计到2050年时我国人口比例将会出现4：2：1的模式，即一个成年人将面临着抚养六个老人的义务和责任，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虽然现在政府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子女抚养老人的负担，但从长远角度看，这将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此外，随着抚养负担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道德方面的缺失，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子女抚养费用的大量支出也会影响家庭的和睦。
三、人口老龄化应对措施
社会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如何有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类问题，是保证国家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社会和谐、家庭团结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
尽管从解决老龄化问题和群众意愿的角度出发，应该鼓励人口生育，降低老龄化人口比例，即适当放宽人口生育政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人口基数仍然很大，而且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发生效应的政策，政策一旦失误，也将产生巨大的惯性，长时期难以挽回。因此，从社会经济的长远考虑，必须长期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稳定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人口才可能在未来实现长期的零增长。
（二）大力发展老龄化产业
虽然我国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多，但国家政府制定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是比较完善的，对于大多数老龄化退休人口，国家丰厚的养老保险金完全可以确保他们较高的生活质量。因此，如何引导老龄化人口健康消费意识，通过发展老龄化产业，可以进一步带动国家的经济。发展老龄化产业，可以从生活的各方面着手，例如发展针对老龄化人口的医疗服务行业，政府可以针对老年群体提供专业医护人员上门服务以及老年人衣、食、住、行服务机构。引导、鼓励老龄化人口的消费，并带动一些新型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这不仅提高了老龄化人口的生活质量，同时也缓解了社会的就业压力。由此可见，国家大力开发老龄化产业，鼓励社会兴办养老事业，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显著的效果。
（三）延长退休年龄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目前，我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提高到73岁，远高于世界人口的平均年龄63岁。现如今，我国仍是实行的男性退休年龄60岁，女性退休年龄55岁，并且还存在多数职工提前退休的现象，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实行的退休年龄偏低，造成一些员工在还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就远离工作岗位。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以及该地区的生活水平，延长职工退休年龄。根据我国养老保险政策，退休后的福利待遇是由工龄来决定的，工龄越长，退休后享受的福利待遇越好。延长职工退休年龄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老龄化人口的资源优势，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同时也能保证退休职工享受到更好的福利待遇。对于延长退休年龄，国家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例如规定男性65岁退休，女性60岁退休，对于快要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可以安排到非一线岗位，选择一些劳动强度比较小，危险系数较低的岗位继续从事相关工作。延迟职工退休年龄，合理使用人力资源；根据岗位的不同，还可以把部分退休的专家组织起来，担任企业顾问或提供咨询服务。
（四）完善国家养老设施建设
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经济发展必须经历的过程，作为政府要积极应对，在确保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的同时，也应加大对老龄化人口的服务设施建设，让老龄化人口享受到美好的晚年生活，同时也能减少子女的生活负担，从长远角度看，这也是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目前，国家对于老年人住宅及相关配套设施还不完全，大多道夏耆嘶故歉多的居住在比较高的建筑上，对于行动不便的老龄化人口来说，存在上下楼困难，并且多数建筑并没有考虑到老龄化人口安全方面的问题，例如：地面未经防滑处理、电梯内未设置扶手等。针对该现象，国家应加大投资力度，为老龄化人口建造专门的住宅区，实行无障碍设计原则；充分考虑老龄化人口的生活习惯，室外设计便于活动和交流，并且应配备健全的医疗设施和生活服务保障设施，确保老龄化人口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
（五）加大对老龄人口的教育
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去学习，去接受教育。接受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开拓眼界，更重要的是学为己用，并通过学习提高自身修养，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人的教育水平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周围的人，提高老年人的教育水平，也是提高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上海市共成立老年教育机构280多所，教育机构数量较2011年增加了177所，受教育的老龄化人口增加了5.7万人，老年教师增加了560多人。通过上述调查表明：我国已经开始重视老年人的教育工作，通过教育的方式，提高老龄化人口的文化水平，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六） 其他方面
及时落实有关政策，提高老同志待遇，例如：每逢春节、五一、中秋节、十一等重要节假日，笔者所知处福利科负责为原子能研究院广大离退休职工发放福利费。开展走访慰问工作，为老同志送温暖，走访慰问离退休老同志是表达组织关怀的重要体现，是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状况、思想状况的必要方式，包括住院病号慰问、生日慰问、节日慰问、困难职工慰问、异地职工慰问等。另外通过组织参观游览活动，丰富老同志晚年生活等。
四、结论与展望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实施，我国老龄化人口比例越来越大，并预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老龄化人口还会进一步增多。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劳动力不足、养老保险设施投资较大、增加子女负担，影响生活质量等。但人口老龄化是国家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针对社会人口老龄化，我们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充分发挥老龄化人口的优势，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不必害怕，只要采取合理的应对方式，人口老龄化引起的一系列不利现状都会得到缓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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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的动态过程，根据AdolpheLandry和WarrenThompson的人口转变理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出生率会下降，人口预期寿命会延长，从而造成人口老龄化。主要原因为:首先，随着经济发展到达一定阶段后，孩子生育和抚养成本将增加，从而导致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和出生率的下降。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成本主要包括:生育和抚养孩子支出的费用、付出的体力与精力以及机会成本。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社会和经济体制发生巨大变化，现代生产技术对低素质劳动力的排斥，使得人们对子女健康、营养和教育更加重视，生育和抚养子女所花费的成本将大大提高;此外，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增加也提高了妇女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生育和抚养孩子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往往导致出生率的下降，这一影响在我国城市工薪阶层中尤为明显。其次，经济发展使社会拥有更多的财富来建立和完善退休和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人们对老年生活保障的忧虑，改变了人们“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往往也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最后，经济发展往往带来更好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了人们的治病、抗病能力，往往导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老龄人口的增加(见图1)。
(二)技术进步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技术进步对人口老龄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首先，技术进步为解决老年赡养问题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人口老龄化会增加社会赡养的负担，必须有大量的物质财富作为基础，而物质财富的创造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此外，技术进步使得老年人口也可以参加一定的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反过来说，没有技术进步的支持，老年人口赡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从而也就很难出现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不断加大的现象。因此，没有术进步创造赡养老年人口的财富，人口老龄化的现象是不会发生的，技术进步往往才是各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没有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其次，现代节育技术、方法的发明和普及，为降低出生率创造了条件。最后，现代医疗技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遗传基因工程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人口死亡率，使得人口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延长。由此，我们似乎发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将会对人口老龄化产生正向的影响。当然，真实经济社会里，由于比较复杂的各种关系，比如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从而导致人口死亡率特别是老年人口死亡率的提高和人口预期寿命缩短等，会造成对人口老龄化负向的影响。此外，一国经济发展方式和技术进步结构也会对人口老龄化产生影响。
二、模型设定、指标度量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本文旨在考察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先利用收集到的样本数据，作出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散点图(见图2、图3)，根据图2、图3可知，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即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程度越高，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越高。为了防止不随时间而改变的遗漏变量对模型造成影响，设定为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基于此，本文将模型设定为:其中，at、βi、λi和γi为参数，ζit为随机误差项;lnold、lnrgdp和lntechnlogyit为上文中提到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为一组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的控制变量是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其他因素，在本文中我们选取了第二产业增长率(Second－R)和第三产业比重(Third_I)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选取这两个指标的原因在于，人口结构往往和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在第一产业为主的农耕社会，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来从事农业劳动，人口老龄化程度往往较低，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和社会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往往较高，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没有将第一产业的比重和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并且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此长彼消的关系，因此指标选用了第二产业增长率和第三产业比重。(二)指标度量和数据说明关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的指标度量，我们选用了各文献普遍通用的做法，用人均GDP，即GDP总量/人口总数，作为度量经济发展的指标，记为rgdp;用专利受理数量作为度量技术进步的指标，记为technology;用老年抚养比，即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人口数)*100%计算得到，作为度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记为old;各原始数据分别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2010年②相对应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统计数据③。为了减缓数据的波动和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以及得到变量间的弹性系数，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处理后的变量分别记为lnrgdp、ln-technology和lnold，处理后数据的描述性统计量见表1。
三、实证分析
(一)各自变量相关性分析表2是本文中的自变量相关系列矩阵，从表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之间相关系数最大，为0.4900，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很小。综合来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而且本文中所用数据为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参数估计能够较好地克服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我们还测算了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结果显示，各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值均小于10，表明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二)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面板数据模型有三种基本回归类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普通混合回归模型。从图4中看出，各省份被解释变量人口老龄化存在着严重的个体效应，而且固定效应F检验和随机效应xt-test0检验都表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更优于普通混合回归模型，统计量结果见表3。为了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还是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我们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不能拒绝系数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适。由于随机效应模型本身已经较大程度地考虑了自相关问题，因此本文不用再考虑自相关问题。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用滞后一期的经济发展和滞后一期的技术进步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并对估计结果与随机效应模型原估计结果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两者估计结果并未有差异。因此，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作为分析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合适和可靠的。从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控制变量与预期一致，即第二产业增长率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会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增长，这种影响是显著的。从考察的重点，即经济发展和技术步来看，经济发展每增长1%，人口老龄化会增长0.035%;技术进步每增长1%，人口老龄化会增长0.041%，且这种影响均是显著的，这与理论部分推演的结果趋于一致。
四、结论与启示
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影响范文6
一、中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原因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为何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阶段不期而至？京内学者主要从社会发展规律、计划生育政策和形势错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1/3以上都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部分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认为，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中国格外迅速地进入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中国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国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
同时，长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龄化程度，导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也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认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往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过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此外，由于统计偏差和分析视角的局限，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指出，中国的老龄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仍然有6亿～7亿的劳动力，中国不存在从国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的问题；第二，北京、上海老龄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个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统计，老龄化则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着大量富余劳动力。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第一产业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估计当前中国富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四五十岁劳动力的结果。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过剩，以及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
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却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阶段，这将对我国的社会政策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压力与挑战。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这一社会阶段也蕴藏着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好的社会稳定性。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也属正常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转型开启了新的机遇。
当前，诸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浮现，将使经济社会保障能力受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指出，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军研究员表示，从2015年起，中国养老的经济负担将明显加重，2020年～203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为显著的阶段。如果没有明显的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无法避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认为，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的分析，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保制度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与社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对社会养老能力和资源支撑力、养老保障体系、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形成严峻挑战。
当然，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部分学者也持乐观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趋势，甚至是好事。这种情况未必一定给人类的养老造成严重的困局，也未必给年轻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将会出现三个难以估量的新的贡献，或者是新的气象：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增强社会稳定性；三是传承人类文明。景天魁认为，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危机。部分学者还提出，人口老龄化进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可谓“危”中有“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唐钧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 “好”或“坏”。只要对老龄化的到来认真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顺利渡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将逐步显现。从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考虑，需要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力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最高值之前，夯实经济承载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争获取二次人口红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 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有效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 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 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蔡昉提出，可通过以下措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绍，目前的西方社会试图推行三类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的振荡：一是增加“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很高。二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退休年龄”。三是鼓励移民，这一政策通常只对西方社会有效。他认为，上述政策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却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励本地生育行为的地方主义政策显得更合理。最合理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部分学者认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翟振武教授建议，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