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1
1引言
人口问题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举足轻重,在人口问题中,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应重视。人口老龄化指人口中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的现象,在社会里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一般用65岁或60岁为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以上,或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在10%以上就属于人口老龄化社会(联合国,1956&1982)。日本现在是全世界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2004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9. 5% 。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长期陷人严重的衰退之中,日本的经济问题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福利国掀起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风潮。为应对人口的老龄化,缓解老龄人口的贫困以及分散和降低养老风险,维系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多层次弹性养老保障制度受到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及国际劳工组织等的重视和推崇。
2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发展趋势
我国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妥善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制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有必要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我国已于1999年进人老龄化社会,表1为我国1999 } 2005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有关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表明,到2100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分为3个阶段:
(1)从2001一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
(2)从2021一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
(3)从2051一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
我国现在已经处在快速老龄化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2051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 37亿。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2
一、中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原因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为何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阶段不期而至？京内学者主要从社会发展规律、计划生育政策和形势错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1/3以上都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部分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认为，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中国格外迅速地进入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中国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国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
同时，长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龄化程度，导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也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认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往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过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此外，由于统计偏差和分析视角的局限，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指出，中国的老龄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仍然有6亿～7亿的劳动力，中国不存在从国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的问题；第二，北京、上海老龄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个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统计，老龄化则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着大量富余劳动力。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第一产业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估计当前中国富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四五十岁劳动力的结果。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过剩，以及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
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却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阶段，这将对我国的社会政策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压力与挑战。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这一社会阶段也蕴藏着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好的社会稳定性。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也属正常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转型开启了新的机遇。
当前，诸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浮现，将使经济社会保障能力受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指出，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军研究员表示，从2015年起，中国养老的经济负担将明显加重，2020年～203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为显著的阶段。如果没有明显的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无法避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认为，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的分析，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保制度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与社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对社会养老能力和资源支撑力、养老保障体系、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形成严峻挑战。
当然，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部分学者也持乐观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趋势，甚至是好事。这种情况未必一定给人类的养老造成严重的困局，也未必给年轻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将会出现三个难以估量的新的贡献，或者是新的气象：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增强社会稳定性；三是传承人类文明。景天魁认为，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危机。部分学者还提出，人口老龄化进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可谓“危”中有“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唐钧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 “好”或“坏”。只要对老龄化的到来认真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顺利渡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将逐步显现。从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考虑，需要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力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最高值之前，夯实经济承载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争获取二次人口红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 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有效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 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 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蔡昉提出，可通过以下措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绍，目前的西方社会试图推行三类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的振荡：一是增加“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很高。二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退休年龄”。三是鼓励移民，这一政策通常只对西方社会有效。他认为，上述政策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却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励本地生育行为的地方主义政策显得更合理。最合理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部分学者认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翟振武教授建议，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3
论文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障；改革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态势与特点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6．95％。到目前更已接近1．32亿。而且持续增长势头强劲，预计2025年60岁老年人口可达2．8亿．占总人口的18．4％左右；2050年将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1／4以上。老龄人口中，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l，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个人口大国．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的l2年问，我国用于社会福利等各项支出从327亿元增加至3，043亿元，增长近l0倍，其中用于离退休、退职职工保险福利的费用(包括退休金)支出从149亿元增长到2，068亿元，增长了l2倍多，比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看，社会保障各项费用的增长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近年甚至用于社会养老保障的基金人不敷出，据报道，仅2003年，由人口老龄化引发基金缺口，中央财政就至少要补助350亿。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具体就养老保险来说，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实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计划，现收现付，从目前的情况看，每年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还在不断地加大。据统计，25年后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可能会从现在的2000亿元增加到1．8万亿元。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现行的养老保险计划下，中国的基本养老基金将在2032年左右开始出现收不抵支。现收现付制如果不进行改革就有可能把国家财政拖垮，很高的收缴比例也会给企业带来巨大负担。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瑞士和日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
瑞士是欧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是亚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由此而来的养老保险问题日趋严重。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两个同属于世界首富之列的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防范措施，调整和改革了各自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一)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
瑞士和日本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都以国家的基本保险为核心。这种单一的公共支柱虽然解决了社会再分配的功能，却难以同时肩负储蓄即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和保险即保障退休工人的基本生活的功能。两国的做法都是建立国家、企业和个人各自负责的多支柱制养老保险制度。在原有国家的基本保险基础上，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同时，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税收政策，鼓励个人通过储蓄为退休积累一定的养老金，将个人多余的资金以储蓄的形式进行融资。
(二)规范原有养老保险体制、控制新的养老保险规模
日本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着手来规范原有养老保险制度，增加养老保险的收入，同时，控制新的养老保险收益规模。而瑞士则更多地通过复杂的收益与缴费的精算关系，确保贡献与收益的平衡。
(三)增加国家对养老保险的投入
面对人口老龄化，瑞士政府以建立养老金补偿平衡基金的方式，依托此项基金的稳定的投资回报，来弥补基本养老金计划的缺口，增加国家对养老保险的投入。而日本则更多地依靠政府财政的直接支出的增加。
(四)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
调整和改革后的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养老基金通过私营公司的管理进入国际或国内资本市场，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回报为目的。这样也就避免了现收现付制下，政治因素对养老金投资的影响，避免了将退休者的保命钱投资到或借贷到濒临破产的企业中。
四、加快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应对老龄化问题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收缴与支付都由国家来执行，带有统筹的公有制的性质，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急需在资金运作方面下工夫。政府财政职能的转变、养老社会保险经营上的不足、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偏低的需要以及调动社会成员参与养老保险积极性的需要，都呼唤基金管理公司的建立和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立。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在此间的职能应该逐步分离，行使宏观调控职能。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4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决定于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受社会需求、政策制定主体的价值取向、文化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强有力制约。随着以城镇为重点的社会养老保障力度不断加强、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占我国总人口56.1%的农村人口及农业劳动力的养老保障却面临困境，并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剖析农村养老保障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利于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统一养老模式，使乡村居民能够享有等同于城镇居民的国民待遇，共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
2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的原因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重工轻农政策背景下，国家所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其后果之一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即城市以正规的社会保障为主，辅之以个人行为和家庭行为；农村以家庭子女供养这一非正规的群体为主，辅之以个人行为和正规的社会群体行为。这样一来，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层次，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员自然而然地受到国家重视，保障的水平和层次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甚至享受着过度保障。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大部分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严重不平衡。其主要表现在：从种类上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城市社会保障如养、医、低保等制度一应俱全，国家也高度重视，保障水平基本上有保证。而农村已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弱化或解体，新兴的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又微不足道，仅惠及极少数人，且保障水平很低。
3人口老龄化来势迅猛，绝对数量庞大
3.1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时间短
国际社会大多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7%增长到14%，即翻一番的时间来衡量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快慢。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和预测，65岁以上老年人比重从7%升到14%所经历的时间，法国115年，瑞典85年，美国66年，英国45年，日本30年，而我国大约只要2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了我国学术界原来的预测。因此，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对人口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3.2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区域不平衡性
与不同省区、城乡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性一样，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从城乡差异上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平衡性也十分突出，一方面表现为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人口的超前老龄化；另一方面表现为我国老龄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广大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外流而使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使农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和速度都高于城市，农村受到的冲击将比城镇更为严重，农村已经先于城市进入了老龄社会。
3.3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具有超前性
发达国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基本完成现代化以后才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因而具有为建立和维持老年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所需的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政府卓有成效的医疗保健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在完成现代化之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中国是在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能力的条件下，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如何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应对发达国家水平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是制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客观因素。
4政策制定主体的价值取向
4.1政府对社会保障对象基本权利的尊重程度
从政策的客体上讲，国家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是国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享受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即每个人都具有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国家不仅有责任、而且有义务为全体国民提供保障和服务。农民公民权的享有与体现是以国家履行义务为重要前提，而国家职责义务的履行在现阶段表现为应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对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给予一定的倾斜和支持，以便在20～30年后老龄化高峰全面到来之时能够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4.2政策制定主体的政策偏好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必然涉及不同团体和机构的利益：国家、经办机构（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作为缴费义务人的雇主和雇员以及受益人。他们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中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担负不同的职责，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是完善社会养老保障管理的核心问题。其中，国家作为提供社会养老保障的主体，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方面所秉承的价值偏好，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公益性，并对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产生刚性的影响。
4.3城乡实行待遇差别
社会保障政策作为典型的公共产品，是为弥补市场提供社会保障缺陷，由政府向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提供平等的社会保障服务。因此，惠及城乡所有居民是其应有之义，本应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特征。而长期以来的现实是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却享受差别待遇，与社会保障的性质背道而驰。这样一来，一方面，使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社会的“安全网”或“减震器”的主要功能难以发挥，另一方面是难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系列安排，最终达到减少贫困，减少收入不平等，最大限度地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邬沧萍.社会老年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林富德，刘金塘.走向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J].人口研究，1996（2）.
[3]邬沧萍，工琳，苗瑞风.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J].人口研究，2004（1）.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5
关键词：老龄化聚类分析分类
根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26%。而国际上对老龄化标准则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这就显示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将对我国这样出口大量依靠制造业的国家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并随之对其他领域如政治、卫生、公共服务等也带来巨大的影响。造成我国的老龄化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计划生育造成的，随着近年来我国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单独二胎”等政策，但实际效果不甚理想。第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中，全面开放二胎已经成为了现实。随着“二胎”的来临，是否会出现“婴儿潮”也是一个问题，即使该政策能对老龄化的状况起到重要抑制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目前来看我国的面临的可能老龄化问题依然突出。文章通过SPSS软件对31个省，地区以及直辖市的老龄化状况进行聚类分析以及分类，给不同类别的省市的社会政策包括公共服务，医疗等政策的制定一定的参考。
文献综述：使用聚类分析来分析人口老龄的国内文献并不多，林琳，马飞的《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及趋势》[1]和李津的《贵州省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的聚类分析》[2]都只是关注了地区性的老龄化问题.谭姝琳和贾向丹的《我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的聚类分析》[3]衡量老龄化的指标过少并且数据时使用2008年的。杜肖俏和王连峰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状况的聚类分析》[4]也存在数据的过时问题，使用的是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并且其中一个衡量老龄化指标“过去十年平均老年人口增长量”不十分适合。本文试图选取比较合理的聚类变量和聚类方法[5]，对我国各省，地区和直辖市老龄化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希望能对全国老龄化水平进行一个相对科学的区域划分和整体分析。
变量设计：样本的选取来自全国31个省，地区和直辖市，本文选取了6个具有代表性的老龄化指标分别为：1.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少儿人口（14岁以下）占总人口的比重3.老年抚养比4.少年抚养比5.老少比6.年龄中位数分别设为x1～x6。数据来源为《第六次人口普查》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其中能反映老龄化指标的“过去十年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由于统计年鉴上的统计断档一年所以无法得出，给予剔除处理。
X1：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2：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3：老年抚养比；X4：少年抚养比；X5：老少比；X6：年龄中位数。
聚类结果及分析：为了消除不同的计量单位对统计结果的影响，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得到Z分位数，然后运用ward最小方差法对已经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系统聚类得到如下的分类结果，当d取7时分为3类。
第1类地区为：吉林、黑龙江、浙江、湖北、陕西、河北、山西、福建、内蒙古、辽宁、江苏、北京、天津、上海，规模为14。
第2类地区为：重庆、四川、山东、湖南、安徽，规模为14。
第3类地区为：江西、河南、海南、甘肃、云南、广西、贵州、宁夏、新疆、青海、广东、，规模为12。
根据分类的结果在下面表1中对比衡量老龄化的指标的均值
第一类地区的65岁老年人口比例为8.195%属于第二高，但是老少比则是最高的并且年龄中位数也是最高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处于中等地位，说明这类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是比较高的。而这类地区基本包括了例如北京、天津、上海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老龄化通常都比较严峻。由于经济发达使人们生活、医疗水平提高所以老年人口寿命增长也是造成老龄化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发达，财政宽裕，所以这些地区应该加大针对老年人的公共服务和医疗。并且这类地区的少儿比和少年抚养比是最低的，表明在这类地区急需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来减轻老龄化。
第二类地区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0.502%是三类中的最高比例，老年抚养比也是最高的，说明当地劳动力赡养老年人的负担重，年龄中位数达到33.05接近最高的34岁，少年抚养比也明显高于第一类地区，说明这类地区的老龄化应该是最严重的。观察到这类地区属于人口基数大，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这类地区的少儿比例也是比较高的，有点类似与中间小两头大的状况，当地的青壮年负担重。所以这类地区的公共服务和医疗水平应及时跟上去。
第三类地区老年人口比例最小，达到7.4%。老少比和年龄中位数也最小，其中年龄中位数更是只有24.97，低于30岁。而少儿比例和少年抚养比则最大，说明这类地区的老龄化状况最轻。并且这类省市绝大部分都是处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所以可以加大对少儿的经济投入。而且，这一类地区的总和抚养比是三类地区中最高的，因而对该类地区社会经济和财政的压力也是相对较大的。
P值也就是显著性都接近于0，说明类别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结论及建议
从上述结论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的老龄化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均比较严峻。我国的老龄化水平大致可分成3类，政府应根据3类地区的不同状况来制定不同的政策。
本文的不足有：年龄中位数的计算。本文根据的公式是
年龄中位数=中位数组的年龄下限值+{[（人口总数）/2-中位数组之前各组人数累计]÷中位数组的人口数}×组距
这个公式算出来的，而实际上现在对于年龄中位数的算法有学者提出了可能更精确的算法，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深究。
最后由于时间的原因没有采取加入医疗投入，耕地和人口流动等指标。这些指标的加入可能更加能反映我国特殊国情下的老龄化。（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参考文献：
[1] 林琳，马飞.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及趋势[J].地理研究.2007.9
[2] 李津.贵州省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的聚类分析[J].青年与社会.2014.3
[3] 谭姝琳，贾向丹.我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的聚类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6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6
论文摘要:建立多层次弹性养老保障制度可以分散和降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风险。针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分析了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提出了包括一个救助层、两个强制层、一个补充层和一个自助层的五层次弹性养老保障制度模型。
1引言
人口问题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举足轻重，在人口问题中，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应重视。人口老龄化指人口中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的现象，在社会里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一般用65岁或60岁为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以上，或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在10%以上就属于人口老龄化社会(联合国，1956&1982)。日本现在是全世界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2004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9. 5% 。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长期陷人严重的衰退之中，日本的经济问题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福利国掀起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风潮。为应对人口的老龄化，缓解老龄人口的贫困以及分散和降低养老风险，维系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多层次弹性养老保障制度受到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及国际劳工组织等的重视和推崇。
2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发展趋势
我国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妥善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制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有必要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我国已于1999年进人老龄化社会，表1为我国1999 } 2005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有关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表明，到2100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分为3个阶段:
(1)从2001一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
(2)从2021一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
(3)从2051一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
我国现在已经处在快速老龄化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中国面临人口老
3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3.1状况
我国在1997年确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部分积累模式。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过多年改革，国务院2005年颁发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人口老龄化成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动因。
持续的人口老龄化使得退休人员增加，退休养老金支出不断攀升，1999年底全国离休退休人员以及退职人员为3730万，到2004年底为4675万。2001年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总支出2321亿元，2004年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支出为3502亿元。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在职劳动者的逐渐减少，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时必然带来养老金支付危机。
3.2困境
3. 2.1“大统筹”面临的困境
我国现行的统账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财务机制，透支个人账户导致数额巨大的个人账户空账，政府对养老保险金的财政补贴也不断增加，我国社会养老保险部分积累模式实际上是按现收现付式运作的。为确保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政府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补贴金额逐年增加，政府承担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同时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资金和个人账户资金混合并账运行，个人账户资金被用于养老金给付，个人账户成为空账，缴纳的养老资金未形成个人账户积累基金。个人账户空账无疑加剧了未来的养老金支付风险。表2为我国近年来养老个人账户空帐及政府对养老保险金的补贴。
为了减轻个人账户空账压力，实行社会统筹资金和个人账户资金分开管理，力求做实个人账户。虽然对“统账结合”的模式做了多方面的调整，注人激励与约束机制，扩大覆盖面，但是由于其现收现付式的主体模式并未改变，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固有的结构性缺陷依旧存在。国务院2005年的《决定》采取削减用于个人账户积累资金3个百分点的做法，是在做大统筹账户而缩小个人账户，这种“大统筹小账户”模式无法实现养老金的积累和增值，无法克服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老人”和“中人”的养老金将主要依靠当前现收现付式的“大统筹”筹措的资金支付，而目前20%的企业缴费无法满足“老人”和“中人”的养老金支付需求，提高企业的统筹社会养老保险缴纳费率困难，按现行的制度安排，就是靠扩大覆盖面和政府的财政补贴。前者是拆东墙补西墙，后者是杯水车薪。现收现付式的“大统筹小账户”制度不可持续。
3. 2. 2“小账户”面临的困境
2005年的((决定》规定，个人账户的资金比例由占职工工资的11%降到8%，完全由个人缴纳、用于积累、个人账户的养老资金实行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管理，通过购买国债等方式增值。强调做实个人账户，积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制订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和投资运营办法，实现保值增值。但是，面对的难题有，一是个人账户规模的缩小，二是面对不成熟的市场风险，增值渠道单一，获利空间小;加之由政府部门统管的管理机制面临的效率等问题，这些难题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的资金难以增值，积累最终难以形成;或者即使形成一定量的基金，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退休者按个人账户结存的基金仍无法维持其基本生计，陷人贫困，还是要依靠下代人养上代人。
至今国家有关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和投资运营办法尚未出台，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和人口老龄化严峻态势，以及变化莫测的资本市场，个人的“小账户”的积累功效及其对老年人养老的支撑力度十分有限，很难抵御老龄化和市场风险，担当起现在养老保险供款人将来养老需求的责任。
2005年的《决定》确立的“大统筹小账户”财务机制，仍是以现收现付式为社会养老保险运作方式，加之制度转制出现的巨额转制成本(隐性债务)问题，目前仍没有消化的具体措施，这就必然导致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长期负债运行。随着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未来的50年间，需要领取养老金的“中人”数量大量增加，在转制成本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夹击下，由于现行的统筹账户本身不具积累功能，致使形成新老债务链循环，隐性债务问题更加突出。
4建立多层次弹性养老保障制度
4.1多层次弹性养老保障制度层次设计
针对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里提出多层次弹性养老保障制度构想。多层次弹性养老保障制度共5个层次。
(1)救助养老层。对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没有亲属供养无依无靠的农村五保户和城市贫困家庭的老年人及优抚对象，由政府、集体提供基本养老保障，以社会福利养老供养形式作为基本养老支持，慈善团体给予社会救助。养老保障对象无需缴纳养老费用，可实行老年人集中养老供养和生活照顾。国家要鼓励社会兴办为老年人服务的养老敬老院、老人护理院和老年福利院等非营利养老服务机构，政府可给予财税政策支持。
(2)强制社会统筹账户养老层。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安排，企业单位和个人必须参加，用于社会基本养老金支出的社会统筹账户资金由企业(雇主)缴纳供款，基本养老待遇水平依据国家经济发展情况适当调整。社会统筹账户实行现收现付模式，具有较强的保障性和社会互济性，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基础。在现阶段，由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转制老账没有解决，企业养老供款的统筹比率需要高一些。随着转制老账的消化，统筹比率要逐步调低，在维持现行企业总养老供款缴费规模20%不变的前提下，逐步降低社会统筹账户比例，账户比率从现在的20%逐渐缩小至5%，达20%的替代率即可。逐步降低的企业养老供款统筹账户减少的部分或在在职企亚工工资中反映或划人个人养老储蓄账户。自雇者养老供款缴费从现在的12%逐渐缩小至3%，现行的优惠政策保留。
因为我国不同地区及企业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存在差异，政府的调剂作用需要保留，因此，在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保留适当比例(5%左右)作为调剂是符合国情的长远考虑。
(3)强制个人账户养老层。基本养老个人账户层，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强制性的退休储蓄计划，职工退休前根据个人收人按月缴纳，记人个人的一个终生不变的账户中，每个人退休后从“个人账户”中得到养老金收人，大致相当退休前工资收人的30%一50%，可通过精算推出缴费比率。个人账户实行完全基金积累模式。
随着经济发展，个人账户逐步做大，统筹账户逐步做小。因为两个账户的资金都来源于社会成员的劳动所得，以上两个层次，共同使职工退休后可以得到的替代率50%一70%即可。西方国家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一般为50%一60%，第三层次意在强迫那些对他们退休后的需求缺乏远见，不愿储蓄以备晚年之需的人参加储蓄。通过强制储蓄，使社会成员逐步树立攒钱养老、自食其力和自我保障的养老理念。
(4)补充养老层。由职工个人根据经济能力和不同需求，自愿参加，或者由企业根据自身经济效益，为本单位职工建立的补充养老，可按现行年金制办法由雇主与雇员共同缴费构成。
(5)自助养老层。由个人根据自愿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层。
第二、三层次的强制性养老计划和第四层次的补充养老计划，都是把储蓄列人养老必要的正式支出。养老计划安排时，应当把养老储蓄列为日常开销必需的费用，与衣、食、住、行的支出一样。西方经济学家就曾建议，每个人把工资收人按一定比例的储蓄起来。prescott (2005)建议个人把工资收人的10%进行强制储蓄。对于第四层次能否给予税收的财政支持，则要看国家的整体养老水平，可以按商业养老保险模式运作或按补充养老保险模式运作，视国家整体养老保险水平给予政策支持或调整。
4.2多层次弹性养老保障制度阶段安排
多层次弹性养老保障组合可分别规避不同性质的制度风险，应对人口老龄化。多层次弹性养老保障制度中基本养老的总体保障水平不变，略有提高(2%左右)，账户结构由现在的“大统筹小账户”逐步向“小统筹大账户”过渡，以增强自保能力和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结合我国的情况，在不同的时段，采用不同的灵活组合模式。
整个21世纪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从现在起，最好在25一30年的时间把转轨债务和现存的养老账户缺口消化掉。这段时间里，政府财政重点可集中力量解决几十年计划经济年代欠下的养老老账。这个时段确立的依据是对“老人”和“中人”养老老债的清偿还需要的大致时间。智利政府对养老老债的偿还期就在35年左右。
2051一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稳定在3一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那时我国实现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将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