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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危害范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影响；政策改革；体制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较几年前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自从2007年中国GDP增速达到11.9%后，08，09年中国的GDP增速都在9.5%一下。纵然2010年的高房价将GDP增速支撑回10%的水平，也难掩中国GDP增速不断放缓的趋势。这里面除了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内需的减少以及广大劳动力未富先老的情形。没有了迅速增长的经济的支撑，如何应对中国老龄化人口不断膨胀也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可持续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关系到在不久的将来几亿老龄人口生活的根本。
一、中国老龄人口现状及预期
人口老龄化有两种主要表现：一种是老人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另一种是社会中老人的数量不断上升，其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目前判断社会是否进入老龄化主要采取两种通用方式，一种是人口总人数中有10%的人口年龄超过60岁，另一种是社会总人口中有7%的人口年龄超过65岁，凡满足以上人一种即认为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从根本上讲，首先，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医疗进步，教育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也是公共卫生事业，例如饮用水卫生、克服营养不良、克服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从而降低了疾病死亡率所体现的人均寿命的延长。我国未来50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稳步上升。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财政、经济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带来负面影响
社会中的人口主要可以分为未成年人、青年、老年，未成年人不具有经济能力，只有消费能力，老年人基本在于消费和储蓄。人口老龄化的加重直接导致投资的减少，且作为纳税主要人口的青年数量降低，这就直接导致国家税收降低。老龄人的经济基本属于保守型，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从目前的形式来看，我国的消费欲望较大，有利于我国的内需扩大，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国更需要的是投资拉动经济发展。
2.人口老龄化增加政府的经济支出，形成一定的经济负担
老年人的养老基金在政府的支出中占据一定的比例，而政府的支出主要来源于青年人们的纳税金额。老年人口的比例上升，一方面会造成政府的经济支出加大，另一方面也就导致青年们的纳税金额降低，随着时间的延长，政府会越来越吃力。
3.人口老龄化引起众多的老年问题，老年人越来越需要社会的关注
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与老年人相关的一些日常问题也是越来越突出，比如老年人们的丧偶问题、生活自理问题、时间安排问题等。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延长会越来严重，并且会给家庭成员造成一定的负担。
三、可持续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1.法规政策方面
（1）适当调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适当放宽生育指标，增加我国的青年劳动力储备加大人口普查力度，建立人口老龄化的经常性监测机制，合理设置过渡期人口政策；建立整治出生人口性别男女比例不协调的长效机制，降低人口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交织在一起对人口安全形成的危害，努力促进社会男女性别结构和谐。
（2）延长正常退休年龄，适当增加养老金的缴纳时间以及数额
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为60岁，但随着医疗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年龄也是不断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适当的调整退休年龄。养老金的缴纳方面可以适当的提高，这表现在缴纳时间以及金额大小之上，增加政府经济收入，减少政府负担。
（3）发展老龄产业，颁布优惠政策鼓励养老服务，开拓老年市场
目前的老人们在老年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安排问题，政府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岗位给老年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大社会公益的建设，这可以使老年人充分发挥余热，并且可以在社会公益中享受人生。
2.结构制度方面
（1）将老年人所得养老金金额与缴纳金额相结合，进一步调动青年人工作的积极性
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相区别的，相同的养老金会造成一定的心理问题。为进一步增加社会的产能，调动青年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可以将养老金金额与缴纳金额相结合，使分配更加合理。
（2）社保基金采取多家公司管理机制，由国家行政机构评估监控风险
政府基本养老保险只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就为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适当的时候；在管理上可以采取公司管理的模式，即全国各地的社保基金委托若干家在全国范围内运作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这样盘子大了，可以将一部分资金投入资本市场运作；在管理体制上可以成立由行政、人大、企业和职工代表参加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对重大问题如养老金的缴费与福利水平进行决策。这些可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保证养老金的可持续发展。这样虽然减少了政府行政部门对养老金的干预能力，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直接承担的责任和风险。
（3）在以家庭养老的同时将社会扶持引入到农村养老之中
我国农村养老问题比较尖锐，可以说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农村养老。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农村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快，另一个是青年外出流动性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时建立中国农村保险公司，性质定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实行商业化经营，接管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将社会养老保险转化为商业养老保险，继续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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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危害范文2
林区人口老龄化给家庭和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一，安全事故增加，给家庭造成莫大的伤害。在林区，条件好的人家，青壮年夫妇孩子住进了城里，留下的是年迈的父母，条件不好的人家，青壮年夫妇外出打工谋生，留下的除了年迈的父母，便是年幼的子女，这种年龄结构上的差别，使一个个村庄成了老弱病残村。接下来的安全隐患便显现出来。林区水库、溪塘相对较多，地势也相对陡峭。年迈的父母要种田或上山，要洗衣做饭，还要照看小孩，加上身体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已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时不时传来小孩走失、小孩摔伤或溺水身亡等消息，特别是每到寒、暑假期间，这一情况特别明显，因为一个小孩，常常伤害好几个家庭。身边无小孩的人家，年迈的父母，往往一场病，因不能及时得到救治，早早地离开亲人。第二，林区林地经营管理不良，林地生产力下降，制约林业经济发展。随着林区人口结构老龄化，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相继产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营造的人工用材林，随着经济发展，建筑用材等的迅猛需求；至今已所剩无几，留下的是中幼林，而这些林子随着林区青壮年劳力的外出，靠年迈的老年人上山从事抚育管理等工作已经力不从心，因此接下来的状况便是杂草、灌木滋生，不少中幼林也已经只见杂灌不见林，只见林木难成材。有的林地采伐林木后变成了新的荒山。在林区，从事抚育管理的民工大多在45岁以上，以50左右的居多，60岁左右也不少，劳动力的匮乏，远远不能满足林业生产发展的需求，制约了林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了林地生产力的发挥，同时使森林生态系统功能下降，进而产生恶性循环。第三，护林防火隐患增加。森林火灾一般来源于二个方面，一是自然界的雷击等引发的森林火灾；二是人为因素引发的森林火灾，不论是哪方面引发的森林火灾，后果都将不堪设想，特别是林区偏远山区，人口老龄化，一旦发生火灾，老人们也只能望火生叹！自然雷击等引起的森林火灾，是人们难于抗拒的自然灾害，但人为火灾却是可控的。如架设的电线老化，小孩玩耍以及烧田埂、地角，清明蔡祖烧纸等，都将森林置于火灾的危险边缘，而这些都是人口老龄化的隐患。第四，低水平发展，难于实现林业经济翻番。林区要实现林业经济翻番，需要有强有力的科技作支撑，需要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作保证。随着人口老龄化，近年来林地采伐林木后，一部分变成了荒山，另一部分营造已经经营几代的同种树种，比如杉树林，使林地生产力功能退化，林地经济效益下降。还有竹林，只知卖竹，不知施肥管理，结果山上的竹子越采越小，越采越少，最后无竹可采伐。又如传统油茶，年年采收，年年不施肥管理，结果果子越来越小，产量逐年下降，到后来是病虫危害，直至死亡。因为管理粗放或无人管理，山上小老头树增多。成林不成材的林地增多。如此下去，林业经济势必逆向发展。
针对林区人口老龄化采取的措施
第一，人口老龄化应该引起全社会重视，林区更不例外。国家现在对年满60周年的农村老人，每月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大大减轻了农村年青夫妇的生活负担，也使老人在精神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为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关心老人、爱护老人、尊老爱幼，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为此，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加大林区，特别是偏远山区公路硬化建设，尽量将汽车或公交车站延伸到林区结合部，为人们出行提供方便。此外在林区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将小学或初中延伸至林区或偏远山区，使林区小孩享受城里同等受教育权力。第二，增加林业及其科技投入。国家现在对农业的投入日趋增大，种田有土地补助，种子有种子补助，各种机耕作业道与灌溉水渠四通八达。各种机械补贴五花八门，而林业相比农业和水利的投入要少得多。但林业所发挥的多功能效益，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都是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增加对林业的投入，增加对林业科技的投入已是时展的必然要求。第三，加强对林权流转工作的宣传和指导。林区发展林业经济，需要科技作支撑。培育森林苗木需要技术，科学整地需要技术，造林栽树，抚育管理均需要技术，林木生长成熟采伐同样要技术，加强对林地林权流转工作的宣传和指导显得十分重要。现实生活中，林区林农，因不懂科学技术，往往经营几十年的山场林木，以极低的价格卖给木材贩子，木材贩子因此一夜之间掠夺林农50%以上的经济利润。积极宣传林权流传工作，重点指导帮助林农流转，保护林农权益免遭重大损害，是林业部门及其科技人员，作为为民办实事的突破口很有必要。第四，发展旅游产业、保护名木古树。发展旅游产业，一方面增加了林区经济收入，另一方面改善了林区交通条件，丰富了林区精神文化生活，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别。与此同时，加强林区名木古树的保护，建立保护珍贵树种制度，让全民参加保护、爱护、监督珍贵树种。对于正常渠道流转的珍贵稀有野生树种，让操作在阳光下进行，保护林区林农经济免遭重大损失。这方面，国家要象发展城镇建设那样，建设林区村庄，这些村庄最有利的条件是本身生长着众多的名木古树，国家只需象对待城市绿化那样，提供保护资金，其建设效果远比城市绿化好，加上新农村建设，林区村庄将象城市中一个个住宅小区，古朴优雅，还有谁会背负几十万、上百万的经济负担日思夜想城市的风光。第五，科学经营林业，走综合发展道路。科学经营林业，走综合发展道路势在必先。通过高标准整地、合理施肥、合理密植，优选良种壮苗，可建成速生丰产林；通过使用BNP毛竹腔施肥，可极大减轻传统施肥劳动强度，提高竹林质量和竹林产量产值；通过对马尾松、湿地松林木采伐前10-15年进行科学采脂，可满足社会生产对松脂资源及其衍生物的需求，提高松林林地产值和经济效益；采取森林下套种草珊瑚等中药材，增加林地附加值。对造材剩余的小头小料等废弃物进行综合加工，提高林木的生产利用率，对泡桐等易雕刻树种，充分利用其根蔸，变废为宝。利用林区丰富的资源，还可以发展特色养殖业，如饲养野鸡、野兔、生态养鱼、新建绿色农庄等，人们在淡雅清新的生活环境中，品尝大自然给人类特有的恩赐。以此推动林区林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以上多方面的工作，林区交通、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将发生明显改善，城乡差别日趋缩小，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林区青壮年将不再把城市作为生活、工作的首选目标。人口老龄化，伴随着新生力量的增加，将不再对林业生产、林业经济、森林生态安全产生威胁。一个个充满活力的林区，将为林业经济建设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实现林业经济翻番指日可待。
本文作者：廖洪标作者单位：江西省新干县金川林业工作站
人口老龄化的危害范文3
>> 文化变迁背景下的回族老年人口赡养问题研 老年人口腔疾病的特点与治疗 老年人口干症 中老年人口腔健康与护理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死亡态度的关系 临终老年人家属的死亡教育 试论老年人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作用 中老年人口腔卫生与常发口腔病的分析 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照护的困境与出路 老年人口腔细胞角蛋白与口腔扁平苔藓关系的临床研究 论老年人口腔疾病的预防与保健 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适应检视与政策调整研究 老年人口腔修复的临床观察 论老年人口腔疾病的预防 老年人口腔不良修复体的危害分析 老年人口腔修复的临床分析 老年人口腔保健的价值研究 浅谈老年人口腔疾病的治疗特点 浅谈老年人口腔保健的方法 概率统计定义的含义理解与教学思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20万人相比较，60年间增长至原来的55倍。中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均超过了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平均水平，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发展。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的人口绝对数将分别达到49亿和37亿，占比将分别上升至365%和276%，21世纪后半叶中国老龄化将呈现高位发展趋势，至2100年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提高至396%和338%Population Division， DESA， United Nations. Probabilistic population projections based on the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DB/OL].[2017-01-17]. http：///unpd/ppp/.此数据来自对应的人口预测中方案。。可见，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老龄社会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社会常态。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态势除表现出了加速发展的特征外，还有较其他国家更为复杂多变的独特性。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均在发生显著变革：国民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和活跃的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变动，人口统计学和疾病流行特征的迅速变化[2]，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和较低的人均GDP之间的矛盾，等等。上述多种因素的叠加作用使得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也使得中国应对未来老龄社会的难度增加。
虽然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挑战将成为未来中国政府和社会的长期重点工作，但是老龄化不应被误解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障碍。相反，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标志[3]，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是21世纪中国社会的人口新常态。
2.需要重新认识老年与老龄化
老龄社会的常态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趋势，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当前全社会之所以存在普遍的“恐老”现象，甚至“谈老色变”，实质上是因为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不能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现实在老龄化进程中凸显出来了，而我们仍在用以往的观念来对待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现象，用传统的适合于年轻社会的政策理念和工具来设计应对这一新现象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人口结构在变化，社会观念、公共政策、社会行为及个体行为也需要随之发生改变。其中，观念的改变应当是先于公共政策和行为转变的。老龄社会的常态化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老年，需要在老龄观念与态度上的新转变，这应当成为我国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战略前提。
人们对老龄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然而当前我们对老龄的认识存在许多误解，老年人的定义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全球通用的老年定义是把60岁或65岁及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人口，这一标准最初源于联合国[4-5]，但联合国的规定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预期寿命和对养老保障的考虑。该老年标准自确立以来几十年没有发生变化，各国学者在探讨老龄相关的公共政策时基本都参照这一传统老年定义。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开始出现重新定义老年与老龄化的前瞻研究，以舍波夫（Scherbor）和桑德森（Sanderson）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提出了按照“期望余寿”15年倒推老年标准的新思路[6-9]，其研究成果已相继发表在Science和Nature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国内，翟振武等在总结老年定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从“年轻”状态到“健康”状态再到“自理”状态的老年定义理论体系[10]。但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处于概念梳理的起步阶段。
二、老年人口死亡概率时代变迁的佐证
有关老年的讨论，最初是基于生命历程展开的，死亡是生命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指出，人口死亡率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整体健康状况。对于老年人口而言，死亡概率同预期寿命一样是衡量其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一般与老年人口所处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密切相关。
本文着重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的时序变化，同时考察死亡概率变化的性别差异、地区差异及国别差异。本文之所以将1980年以后作为考察期，是由于这期间的人口数据较为完备，而且20世纪80年代来以来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巨大，医疗卫生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作用并反映在人口死亡水平变动上的效应显著。本文分析死亡概率的时代变迁主要从两个视点出发：一是考察相同的年龄所对应的死亡概率在不同年份的变化；二是相同的死亡水平界线，在不同年份所对应年龄的变化。出于直观分析的考虑，本文将参照系设置为年龄60岁和死亡概率10‰界线。这是由于传统老年定义通常将60岁作为老年的年龄起点，并且社会保障及退休制度等相关公共政策也将它作为主要的划线基准；而死亡概率10‰界线则是与传统老年标准年龄相当接近的死亡水平线。
本文中全国及分省的年龄别死亡概率来自历次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数据编制的生命表。编制生命表所需的分年龄、分性别的死亡人口数和死亡率数据则分别来自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第三至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95年、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本文未对每次普查的死亡数据作出修正，而是在普查公布的死亡人口和死亡率（m（x））基础上采用Chiang和Greville法对年龄别的死亡概率（q（x））作出估算和调整。我国历次人口普查（包括小普查）的死亡数据质量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学者们也发表了很多调整和评估的论文，如王金营、任强和游允中等、黄荣清、孙福滨和李树茁等、张二力和路磊等[11-15]，不同的方法和假设会对数据结果产生不同影响，但死亡概率变化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只在具体数值上有区别。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死亡概率变动的长期趋势，而不在于具体数值的准确性，因此在认识到不同来源不同年份死亡数据误差的前提下作了简化处理，即基于原始死亡数据展开分析 我们也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历次人口普查和小普查的死亡数据进行过调整，发现死亡概率变化总的方向是一致的，本文重点不在死亡概率的具体数值，而是对长期变化趋势的探讨。。日本和英国的死亡概率稻菰蚶醋匀死嗨劳雎适据库（The Human Mortality Database The Human Mortality Database， http：///）。
1.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时序变化
1982―2010年的近30年间，中国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曲线按照时间序列在整体向右下方移动（见图1），同一年龄的死亡概率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同一死亡概率界线对应的年龄则在逐步提高。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保健水平的进步、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国人口的死亡模式发生了变化，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水平在逐渐降低。这与陈心广和王培刚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他们利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死亡率统计数据对国民健康动态变化的分析发现：1990年以来60岁以上人口的死亡率都呈均匀的下降态势，中国城市老年和退休人口的健康状况稳步改善[16]。
由表1和表2可知，1982―2010年，我国60岁年龄人口所对应的死亡概率分别是1803‰、1514‰、1328‰、1276‰、988‰和851‰，近30年间死亡概率共降低了952个千分点。2000年之前，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均超过10‰界线，而2005年之后，60岁对应的死亡概率开始低于10‰界线。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在相应年份分别为55岁、57岁、57岁、59岁、61岁和62岁，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逐步上升趋势，近30年间共提高了7岁。2000年之前，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均低于60岁；而2005年之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开始高于60岁。
2.老年人口死亡概率变化的性别差异
分性别来看，从1982年至2010年，同年龄男性的死亡概率普遍高于同年龄的女性。60岁男性人口的死亡概率从1982年的2100‰降低至2010年的1081‰，近30年死亡概率共减少了1019个千分点；60岁女性人口的死亡概率从1982年的1497‰降低至2010年的607‰，近30年死亡概率共下降了89个千分点（见表1）。60岁男性老人的死亡概率比60岁女性老人的死亡概率平均高出4―7个千分点。而且，历年60岁男性的死亡概率始终超过10‰界线；而60岁女性的死亡概率从1995年开始就已经低于10‰界线。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来看，男性从1982年的54岁上升至2010年的60岁，提高幅度是6岁；女性从58岁上升至65岁，提高幅度是7岁。同一死亡概率界线对应的年龄，女性一般高于男性，且变化幅度大于男性。
性别差异还体现在死亡概率的变化速率上。1982―2010年的近30年间，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年平均降低034个千分点，其中60岁男性的死亡概率年平均降低036个千分点，60岁女性的死亡概率年平均降低032个千分点，男性死亡概率的下降速度略快于女性。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年龄的变化来看，老年男性年平均上升021岁，老年女性年平均上升025岁，总体年平均上升025岁，即老年男性平均每5年上升1岁，老年女性平均每4年上升1岁，总体平均每4年上升1岁，见表2。
3.老年人口死亡概率变化的国别差异
英国和日本两国分别是西欧、东亚人口死亡模式转变的发达国家代表，本文选取英国和日本与我国进行比较分析。
将1980―2010年同期的中国与英国进行比较，30年间，英国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总共下降了857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29个千分点；中国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则下降了952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34个千分点。可见同一时期，相同年龄人口死亡概率的绝对水平中国要略高于英国，但中国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均大于英国。中国80年代（1982年）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相当于英国1945年英国1945年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为1840%，数据来源为人类死亡率数据库（The Human Mortaloty Database， http：///）。左右的水平，2010年60岁的死亡概率则相当于英国2000年左右的水平，我国老年人口的死亡水平与英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年龄的变化来看，1980―2010年英国从56岁上升至65岁，30年间提高了9岁；而同期的中国则从55岁上升至62岁，近30年间提升了7岁，中国在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始终低于同一时期的英国，见表3。
日本的老龄化进程比我国更早，老龄化程度也更高，人口转变过程和生命表模型与中国十分类似。因此日本的老年人口死亡概率的变化历程可以成为研究并预测我国人口死亡概率变化趋势的重要参照。
对比1980―2010年同期的中国和日本，日本30年间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下降了355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12个千分点；而同期中国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要远远高于日本，但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则大于日本。从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年龄的变化来看，1980―2010年日本从62岁上升至68岁，共提高了6岁；与同期中国提高7岁相近，但同样的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日本高出中国6―7岁，见表4。
综上，相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我国略高于英国、远高于日本，我国老年人口的死亡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相当的差距。但就同期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而言，中国死亡概率的下降幅度最大、速度最快，英国次之，日本的下降幅度有限。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深、平均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其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也始终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4.老年人口死亡概率变化的省际差异
我国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社会经济的地区差异使得老年人口死亡概率水平和变化趋势也存在地区差异。本文仅以上海市和甘肃省为例试图说明死亡水平与死亡模式变化的地区性差异，由于人口迁移带来常住人口死亡模式变化以及普查口径的改变等多方面的原因，分省死亡数据调整的难度更大。因此基于普查公布的原始死亡数据展开分析。
鉴于1982年和1987年甘肃省1岁组分年龄人口和死亡人口的稻菘傻眯晕侍猓甘肃省的生命表为1990年及以后数据。
上海市是我国经济最发达、老龄化程度最深的省市，同期上海市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82年的115‰降低至2010年的443‰。全国60岁的死亡概率从2005年开始低于10‰；而上海市则从1990年开始就已低于10‰，比全国早了15年（见表5）。再考察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海市比全国高出4―6岁。1982―2010年的近30年间，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海市从59岁提高至68岁总共提升了9岁，提升幅度大于全国。
甘肃省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死亡模式的转变进程慢于全国和东部发达地区。就死亡概率的基本水平而言，1990―2010年甘肃省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均高于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就死亡概率的变化幅度而言，甘肃省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20年间共降低了711个千分点，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要略大于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甘肃省6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从2010年开始低于10‰，比全国晚了5年。考察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甘肃省从1990年的56岁上升至2010年的61岁，低于全国水平约1岁，与上海的差距更大，为5―8岁。20年间，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共提高了5岁，变化幅度与速度基本与全国水平近似，但低于上海。
我国在老年人口死亡水平及变化趋势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分化特点，总结前面可以得出，就相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而言，上海市和甘肃省的差距有可能是20年。
将上海市和甘肃省的生命表数据与英国、日本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上海市60岁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高于日本，但低于英国；人口死亡概率10‰界线对应的年龄，上海市比日本小，但大于英国。甘肃省的人口死亡水平与英日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虽然就全国的总体情况而言，我国60岁人口的死亡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既有上海市这种与发达国家的死亡水平相近，甚至超过一般发达国家的省份，也有像甘肃省这种同不发达国家相近的省份。对中国来讲，完成死亡模式的转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老年人口死亡概率的变化，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健康模式等的影响。随着时代的推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升，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逐渐完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使得人们健康保健知识的丰富、健康行为的增加，这一系列因素作用在人口质量上的结果即是老年人口死亡水平的下降、健康状况的改善。既然同年龄的老年人口在不同年代呈现出不同的死亡水平和健康状况，同样的老年生理年龄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那么在考察老年与老龄化问题时，以60岁或65岁为固定起点，且长期以来维持不变的传统老年定义就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三、老年定义的新思考
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时代变迁可以佐证老年标准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上行调整。
1.老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应当认识到老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人们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随着时代的演进，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本身的生理与心理状况、生产与生活方式、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与能力，所处的社会环境、科技水平等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同时代或世代的老年人口具有不同的内涵，不同时代人们对老年的认知和界定也应当是存在差异的。如今的老年人已经不同往日，后世代的老年人往往要比前世代的老年人更“健康”、更“年轻”，传统的老年定义已经过时，亟须重新审视。此外，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医疗及生命科学的进步，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还将继续延长，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老年期占比也将发生变化，老年人口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年龄将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老年应当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相对概念。
2.老年定义直接影响社会的制度安排
老年定义的改变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或者被狭义地理解成一个数字的游戏。老年定义直接影响社会和个人对不同年龄人口群体的基本认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重新定义老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老年定义是老龄社会的基础性问题，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治理层面，几乎所有的社会管理制度与政策，如退休制度、养老金政策、劳动就业政策、医疗卫生保障政策等，都以老年定义或老年标准作为政策划线的基准。老年定义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对当前老龄社会现状认知和老龄问题解决的正确性，也会影响对未来老龄社会的发展预期和公共政策体系设计的方向把握，关系到整个老龄社会的全局。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延迟全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并非只是平衡养老金的权宜之策，而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变革背景下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发展态势的巨大变化所要求的，是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蕴藏在老年人口中丰富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能够维护老年人口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利与机会。老年定义的变化也将直接影响老龄工作目标人群的大小，使得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能够更有效、更精准地解决与老龄化有关的问题。
3.老年定义直接影响相关学科的发展
老年定义会直接影响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实证方法、学科的指标体系和学术规范等，从而影响相关学科的发展，这是重新定义老年之于学术上的意义。从理论框架与实证方法而言，老年定义问题是医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方法的基础问题，老年定义的科学性与否，直接决定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导向与实证方法运用，从而影响相关学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指标体系而言，社会的负担系数、经济增长模型（劳动力资源对经济的影响）、人口老化系数等一系列指标都与老年定义直接相关。从学术规范而言，老年定义的准确和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规范度与严谨度，影响到学者基于这一定义所做研究的学术和理论价值。老年定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基础性问题，若传统老年定义需要及时的动态修订，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何修订，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指标、模型和评价标准也都需要随之而变化，学术研究如何开展国家和历史比较等都会成为新的学科发展领域。
4.重新定义老年可以促进未来老龄社会的重构
老年定义的改变将有助于重新建构未来的中国老龄社会形态，并可能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态势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社会态势上，重新定义老年将改变中国社会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的社会认知。很大一批按目前概念定义的老年人口将不再被归为社会的负担、社会财富的消耗者、社会问题的来源和制造者等消极角色，转变为社会发展的既往贡献者、未来社会发展的潜在生产力，并拥有参与社会经济发展、享受发展成果的权利与机会。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化”倾向将能有效扭转，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客观判断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认可将有助于对老龄社会的积极应对。在经济态势上，重新定义老年将有助于释放和利用蕴藏在老年人口中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效缓解劳动力人口急速萎缩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现象，也能缓解养老金收支不平衡的压力。在政治态势上，重新定义老年有利于老年人口政治权利的维护和政治诉求的表达，改变中国老年人口政治弱势地位，推进民主政治进程。在文化态势上，老年的重新定义将促进中华“孝文化”以及“尊老”传统的复归。
重新定义老年是事关老龄社会全局与基础的根本性问题，其必要性与重要性决定了老年的重新定义是势在必行的，该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老年的重新定义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多方长期论证。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正在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如何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不仅是政府也是全社会高度关注和亟须投入巨大资源的领域。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一个关键在于改变人们对于老年和老龄化的认识和理念，而重新思考老年的定义又是最重要的起点和基础。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别死亡概率呈现出随时间序列不断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我国老年人群的人口状况和年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为我们重新定义老年提供了有力依据。老年人口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老年定义也应是一个动态指标。此外，我国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r代变迁还表现出了显著的性别和地区差异，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说明在重新审视老年定义时必须避免简单化、单一化的界定方式，既要思考全国的总体情况，也要将性别差异和地区差异考虑在内。纵观世界，欧美各国都在不断延迟退休年龄、将劳动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在缓解养老金危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开发老年人力资本以推进经济持续增长。在中国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对老年定义的研究是制定新的退休政策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老年定义也是关系到老龄社会方方面面的基础问题。倘若传统的老年定义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那么就有可能致使我们对上述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的认识存在偏颇，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果。
本文仅从死亡概率的角度探讨了重新定义老年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正如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所指出“现在的70岁还不是‘新的60岁’”[17]，还必须综合考虑预期寿命与健康寿命、内在能力（Intrinsic capacity）与功能发挥（functional ability）、疾病流行病学变化与医疗卫生服务、健康多样性与公平性等其他影响与反映老年人口的健康与机能状况、人口发展态势的多种因素。我们也正在从认知、参与、生理、心理以及生活方式变化等角度进一步探讨老年重新定义的问题。人口老龄化需用更复杂的指标体系来测算，需要建构包括重新定义老年的一整套与老龄社会有关的理论和政策体系，人口学家在这一领域是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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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危害范文4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家庭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
中图分类号： D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1
一、引言
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老龄化人口最多的国家，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压力巨大。根据国际通用解释，若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总人口的7%，就是老龄化的社会；超过14%，就是老龄社会。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属于老龄化的社会，如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等。据统计，从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总人口的7%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4年，美国用了65年，英国用了45年，日本用了24年，而我国只用了20年，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将会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老龄化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两个：一为寿命延长，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达到现在的75岁，翻了一番还多，反映出祖国的社会变迁，这是国富民强的象征；二为非均衡生育，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中国“一家多胎”现象严重，自1983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减缓了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
如何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提出不同的对策。寿命延长导致的老龄化问题不可避免，由此带来的后果通常为养老金不足和养老保障措施不配套，只能通过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保障措施来解决；非均衡生育带来的老龄化问题，只能通过均衡生育来应对，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人口增加了7000多万，但是生育率却低于1.5，即每个负率平均生了不到1.5个小孩，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下一代人会比上一代人的数量少30%，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的时期，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更加突出。
二、城市老人生活现状
（一）家庭基本状况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年来，第一二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已经进入结婚和生育的年龄，在这种背景下，“四二一”家庭模式逐渐普遍起来，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模式。四个老人需要两个独生子女赡养，同时还要抚养一个孩子，加上独生子女本身存在的严重依赖性，在社会飞速发展、竞争压力剧增的今天，往往力不从心，照料不及。
另外，“空巢家庭”和鳏寡孤独家庭逐渐增加，其原因多种多样：（1）老年人希望独立生活，不愿离开久居的环境；（2）老人希望与子女住在一起，但由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为避免冲突矛盾而选择独立生活；（3）子女工作忙、住房紧张，客观条件不允许；（4）因子女婚嫁离开父母异地成家；（5）不愿赡养父母等。
（二）经济状况
与农村老年人相比，城市老年人退休后基本上都有退休金，加上普遍存在的储蓄习惯，因此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较高。据统计，城市中85%的老人退休后的主要来源为退休金，13%的老人依靠子女的资助。由此可见，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为退休金。但是，不同单位的退休人员在退休金待遇上有明显差距，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较企业离退休人员高很多。
（三）健康状况与医疗需求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老年人的寿命不断延长。但是，寿命的延长不代表健康状况的延长。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堪忧，只有1/3的老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其余2/3的老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所患疾病多以慢性病为主，其中较常见的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一半的城市老人还同时患有多种以上疾病，城市老年群体的生活自理能力、身体健康状况都不如人意。
老年人的医疗需求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经济因素，其次是手续繁琐，再有是行动和交通不便。除了上述因素，不同地区的老人还有不同的困难，在城区的老人还经常面临报销不便，挂号难、住院难等，而郊区的老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周围没有好医院，常常无法及时就医。调查显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危害城市老人健康的最大杀手，但是有三分之一的患病老人没有去治疗，而且有四分之一的患病老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就诊。因此，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点。
三、养老模式探析
（一）家庭养老模式
目前最适合中国国情且经济成本最低的养老模式为家庭养老。现阶段很多老人都由子女赡养，与子女吃住在一起，身体健康的老人通常还会帮衬带带孩子，甚至买菜、煮饭。但是还存在一部分身患疾病的老人，需要子女照顾，特别是患有半身不遂、瘫痪在床的老人，身边不能没有人照料，这对普通公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了改善家庭养老模式的现状，我们提出一种专业化家庭养老模式：中国城市中有40%的人群属于低收入群体，对于这类人群，可以给予选择提前退休去照顾自己家的老人，由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发放社会工资。这些回家照顾老人的劳动者，需要参加各种专业培训并与社区签订协议，通过社区的社会工作机构定期对劳动者的家庭照料做出评估，从而给予报酬。这样，不仅使老人得到悉心的照料，还解决了低收入群体的工作问题，一举两得。
（二）社区养老模式
社区养老模式是以老人的子女、亲戚、朋友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的服务队伍为依靠，为城市中在家居住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医疗保健以及法律援助的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的特点是老人住在自己家里，得到子女照顾的同时，由社区的服务机构和专业人士提供上门服务，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利，同时还弥补了因各种原因子女无法照顾老人的缺憾，并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建设养老院的资金。
社区养老模式不同于家庭养老模式，它的实质是社区中的家庭养老模式；与机构养老模式相比，将社会机构中的养老服务引入了社区，吸收了家庭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的优点，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对老龄化问题提出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
社区养老模式中主要服务群体为社工，目前我国社工的发展状况不尽人意，原因包括：（1）我国对社工这个职业的认识不到位，没有专门的机构对社工进行培训，内地大多数大学都没有社会工作会专业，而在香港和国外这个专业已经发展成熟；（2）政府对社工服务的投入不够，导致社会工作者没有良好的工资薪酬和福利制度，社会地位不高；（3）中国人传统观念严重，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通常不愿雇佣社工来解决家庭问题。
（三）机构养老模式
机构养老模式的主体是养老院、福利院、医院以及各种康复中心，老年人通过入住养老院、福利院等养老机构，进行集中供养和居住，由专人负责照料日常生活。这种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子女的负担，同时避免了因为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问题引起的生活冲突。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家庭的养老风险，实现了养老资源的共济和共享。
社区养老模式的成本很高，同时无法满足老年人对亲情交流的渴望，无法提供精神慰籍。我国的养老院大部分都是早期建立，其服务设施和专业服务水平很难跟得上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养老机构的设备条件普遍很差，专业服务人员水平不高，管理模式滞后，无法满足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
四、对养老问题的一些想法
在生活方面，政府可否对老年人方法生活补助费，每月300元，独立于养老保险之外。截止到2013年，中国有大约2亿的老龄化人口，2×12×300=7200亿，而我国的2013年GDP预计将达到10万亿美元，不会对我国财政造成很大负担。
在医疗方面，政府可否对老年人开放免费医疗。虽然全民医疗到现在还不现实，但只是针对老年人的免费医疗并非不可行。
在精神需求方面，政府文化部门应经常组织针对老年人的文化活动，组织老人观看电影、戏剧等活动，同时建设老年大学和老年娱乐活动设施。
五、结束语
在现阶段，笔者认为应加强对养老问题的政府投入，以家庭养老模式和社区养老模式为主，机构养老模式为辅，使养老医疗服务专业化，资源配置合理化、社区规模体系化、管理标准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更好的满足我国对养老问题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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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危害范文5
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其经济增长会减速但更具持续性。即便是按照目前这一较低的增速，中国的增长仍然占到了全球增量的三分之一。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经济工作重点必须由纯粹的注重增速转向注重增长质量。中国的目标是继续追赶发达经济体，虽然这一目标不会立刻实现，但实现2010年到2020年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依然可期。与此同时，中国还要建立起“小康社会”。为此，中国当局愿意舍弃一些短期的增速目标，以确保更长时期内的稳定增长，同时尽可能地实现经济增长的收益被全社会所分享，并且减缓环境压力。为了实现更为平衡、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中国正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期。
人口快速老龄化趋势
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会阻碍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因为它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进而影响到投资率和增长速度（OECD， 2015c）。由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从而引发中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Koen et al.， 2013）。随着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效果减弱，中国需要一种新的增长引擎。就长期而言，这只能诉诸生产率的提升。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需要将提升生产率摆在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在最近几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已经表明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在下降。实际上，过高的投资率已经导致资本效率的下降。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领域，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表现出色。但是，中国在这方面与美国的差距仍然显著。中国的增长态势还是很强劲的，其政策也取得了成效。如果继续重视生产率，并强调增长的包容性，中国就能为下一代人实现更高的增长质量，同时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人口老龄化还会引发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而危及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中国正是籍此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并占有全球12%的出口份额的。然而，劳动力成本提升的前提是经济环境更有利于创新和劳动技能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随着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它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会有所变化。目前，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仍然高度依赖中间产品的进口。相比出口量，中国的出口附加值仍然很低。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扮演专配者的角色（OECD， 2013a），而加速创新会使得中国在这一链条中的地位获得提升。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和服务导向发展的机会窗口正在逐渐合拢。在未来五年，中国将迎来一个关键的经济调整阶段。因此，未来五年的改革将帮助中国避免一种“未富先老”的局面：一方面，需要采取全面的改革措施，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则需要保持足够的增长率，从而在人均收入方面继续追赶高收入国家。在这二者之间，中国必须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释放城市化和产业升级潜力
至少从中期来看，城市化会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OECD， 2015d）。相比35年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4倍，目前已超过7亿人。在将来的35年内，这一数字还可能再增长2.4亿。这对于维持经济增长，提升居民生活水平非常有帮助。在过去的10年中，五分之一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得益于将劳动力转移到更具生产性的领域（Molnar and Chalaux， 2015）。随着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比例将会降低。但中国的城市化率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城市化在未来五年将成为实现包容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方案，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将覆盖到1亿进城务工人员，此外还将有1亿新增农村人口落户城市。除了城市化之外，还有新型工业化的浪潮，其重点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Molnar and Koen， 2015）。从中期来看，农村现代化也是中国实现转型的关键因素（Westmore， 2015）。产业升级的重点应该是提升效率和重视环保，这样才能缓解资源压力，并且将相关的健康危害降至最低（OECD， 2015a）。以上这些趋势，都会有助于形成强劲的国内需求，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实现再平衡。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经济往更具生产效率的方向转变。
为了释放产业升级、农村现代化以及城市化的潜力，同时也为了确保形成一种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方式，就需要合适的政策措施。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而言，未来的五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经济所处的转型是多重的：从投资、出口驱动转向服务和消费驱动，从资源投入转向生产率的提升，以及步入“小康社会”。以上这些，都要求在结构和制度层面做出改进。
人口老龄化的危害范文6
摘 要 本文从社区角度出发，分析老年体育活动在社区开展的必然性，描述社区老年体育活动的特点，找出社会老年体育活动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 社区体育 老年体育活动
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报告》显示，人口老龄化问题将贯穿本世纪中国发展的全过程。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人口老龄化速度也是世界最快，“十二五”期间老年人口增量更将超过新增人口增量，人口老龄化形势将更加严峻。对于老年人自身健康而言，由于离开了工作岗位之后，闲暇时间骤然增多，与社会交流的机会却相对减少，从而容易导致老年人出现身体和心理各方面的疾病，社区体育活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
一、我国开展社区老年体育活动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同时，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社区的建设日趋完善，商店、学校、企事业单位以及文化娱乐设施等都囊括在社区之内，社区不但承担着社会生活的基本功能，同时又是相对独立的生活区域，老年人不需要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便可以轻松享受到体育活动所带来的巨大乐趣，社区老年体育活动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由于老年人退休生活相对孤寂，同时儿女成家立业，孙辈入学等客观原因使其在这一时期心理波动较大，于是他们对体育活动的需求明显增大，他们渴望在体育活动中与同龄人一起找到归属感。
二、我国社区老年体育活动的特点
1.时间特点。我国社区老年体育活动在时间上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活动时间固定并且具有规律性。由于老年人对于已经接受的事物具有比较强的坚持性的特点，因此他们在社区体育活动的时间和频率上能够坚持较好。据调查显示：老年人每次在社区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一般在20-60分钟左右，通常集中于早晨和晚上。很少有老年人选择在上午或下午进行体育活动，除非是参与大型的运动赛事或表演。有61.96%的老年人一周能够参加3-4次社区体育活动，有70%的老年人能够常年坚持参加社区体育活动。
2.项目特点。我国老年人在社区体育活动的项目选择上表现出的特点为集中性强，并且所选择的都是符合老年人年龄特征的内容。这些项目通常对场地、器材以及个人技术水平的要求不高，动作简单，容易学习和掌握。老年人通常选择的项目有：气功类，武术类，体操类，舞蹈类，跑步类等。从项目的选择上不难看出，老年人热衷于参加群体性较强的体育活动，表明老年人渴望通过体育活动增加与外界的交流，并且希望通过体育活动锻炼融入到日常社会生活中。
三、我国社区老年体育活动存在的问题
1.缺乏体育活动知识、运动方法不科学。由于缺乏基本的体育活动知识，以及不恰当的运动方法，致使老年人在社区进行体育活动时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是开展社区老年体育活动时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
2.社区老年体育人口不足。在社区进行体育活动的老年人口比例不足，使社区在开展体育活动时所选择的项目和内容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由于老年人对社区体育活动抱有的期望值不一致，再加上文化素养、教育程度、工作背景等不同的原因，使得社区体育活动不能形成有规模的活动。
3.缺乏有组织的社区体育工作群体。由于从事社区体育工作的专业人员匮乏，力量薄弱，因此无法有力的组织和开展正常的社区体育活动，也无法对老年人进行基本的体育活动知识宣传和教育。
4.缺乏基本的活动场地和设施。制约老年人在社区参加体育锻炼的又一原因是缺乏活动的基本场地和基本设施。许多社区为了经济效益，追求寸土寸金的利益，不愿将过多场地用于活动健身，致使老年人对体育锻炼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部分老年人为了达到健身的目的，离开社区走向拥挤的马路等具有巨大安全隐患的场地，不但达不到健身的目的，还有可能给老年人的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
四、我国社区老年体育活动的发展策略
1.组织健全，规范管理。社区应当成立自己的老年体育协会，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分工，规范管理，加强体育协会与社区管理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共同组织和开展适合老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的体育活动，同时将老年体育协会的活动纳入到社区日常工作管理的范畴内。
2.积极沟通，扩大队伍。每个社区的老年体育协会可以与其他社区积极交流和沟通，通过友谊赛、游戏等形式加强社区间接触，这样既达到了调动老年人参与活动积极性的目的，同时也扩大了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圈子。
3.加强社区体育组织人员的培养与学习。社区体育管理人员选拔的途径主要有从外聘请专业人才，从社区内选拔外派学习，或者充分利用社区资源，邀请社区内学校体育老师或在校大学生兼任，这样不但有利于资源的利用，同时也加强了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交流。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区体育活动环境。加强社区体育活动场地的建设和活动器材的添置，并注重体育活动场地设施的经济实用性及管理维护，这样不仅为老年人开展体育活动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有利于社区自身形象的塑造。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