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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1
12月12日，中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实现这一“双碳”目标，可谓“压力山大”。
因为中国碳排放体量大、任务重，且完成这一目标的时间很紧张。此外，中国能源结构不合理、高碳化石能源占比过高，能源利用效率偏低、能耗偏高，都对目标的完成造成阻碍。
因此，中国按照之前按部就班地推进碳减排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一、增加与碳减排相关的资金投入
“双碳”目标提出后，势必将通过目标任务分解和细化到各地。地方政府成为能否实现目标的关键所在和必要条件。
中国自2010年以来陆续开展了低碳城市试点工作，期间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资金支持力度不足，资金缺口较大，地方积极性不高。
研究结果显示，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资金需求约为3.1万-3.6万亿元。目前每年资金供给规模仅为5256亿元，缺口超过2.5万亿元/年。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在可再生能源发电、先进储能、绿色零碳建筑等领域的新增投资将超过139万亿元，资金需求量巨大。
但从中国政府财政资金来看，除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国家收入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外，目前没有直接与此相关的公共资金收入。
因此，未来中国需要不断完善与碳减排相关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增加资金来源和对地方的财政投入，助推地方“碳达峰”和“碳中和”。
二、设立低碳转型或“双碳”相关基金
推进能源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是有成本和代价的。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不一样，不同的地方、行业、企业将面临不同的约束与挑战。
例如，低碳转型会加速“去煤化”，就会有大量的职工要从煤炭等高碳产业链中转移出来，这对于山西、内蒙古等传统的煤炭富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来说，影响大，成本高，转型阵痛更为明显。
这就需要借鉴欧盟的公平转型机制，由国家设立低碳转型或“双碳”相关基金，通过专项资金，对这些地方、群体进行倾斜，帮助和支持这些地区传统能源产业工人的培训和转岗，尽量避免出现因低碳转型而导致贫困化等社会问题和不利影响。
三、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
横向对比，中国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水平较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欧盟的6倍多。人均碳排放也要超过部分发达经济体。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的速度高于GDP年均增长速度，才能使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从而实现“碳达峰”，并为实现“碳中和”奠定基础。
预计未来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4.73%以上，届时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年下降率要达到5%左右才能抵消能源消费增长带来的碳排放增量，从而实现“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的目标。
如果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话，未来4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年均下降9%左右，比2005-2019年年均下降4.6%的降幅要高出约1倍。
四、降低煤炭直接消费
2019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比为57.7%，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消费水平（30%）。
要实现“双碳”目标，必须大幅削减煤炭直接消费，特别是散煤消费，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逐步摆脱对煤炭的高度依赖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电力是中国碳排放主要来源，其中火电占比最高。因此，在电力供给侧，未来需合理控制燃煤电厂的总规模，提升清洁电力在总发电量中占比。在消费侧，则要持续推进交通、供暖、工业、建筑等领域的电能替代工程。
五、降低低碳能源的成本
能源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性投入之一，能源成本、价格的变化对经济、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是有代价的。在与低碳能源体系相耦合的新技术、新业态尚未成熟甚至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如果不计“外部性成本”，传统能源的高效减排以及清洁低碳能源的利用，势必会导致整个能源使用成本的上升。
此外，“碳排放权”市场的建立意味着传统能源类企业将面临高昂的成本，能源成本的上升必然会传导到能源品价格中去。
因此，实现“双碳”目标一定要算经济账，通过加强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加快能源体制改革，提高能源效率，设计有益于提升清洁能源企业竞争力的政策等方式，努力实现低碳能源规模化，降低低碳能源的成本。
六、推动能源科技进步和创新
能源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推动能源革命和转型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驱动力和必然选择。
国内主要研究机构模型预测结果显示，如果延续当前政策、投资和碳减排目标，现有低碳、脱碳技术是无法支撑中国实现“双碳”目标。
因此，必须要有革命性先进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来支撑，并加快成熟低碳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例如，加速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推广；重点发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等技术研发和扩大示范规模；加快新能源乘用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的部署；研究重点区域、行业非CO2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形成全口径温室气体管控技术方案，等等。
七、推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
碳排放和产业结构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减少碳排放、提升碳排放绩效，同时碳排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推动作用。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工业产业既是传统用能大户，能源消费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2/3，又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领域，占全国总排放量的80%左右。
工业产业中，钢铁、化工和石化、水泥和石灰以及电解铝等四个传统产业的能源密集、碳排放相对较高。
因此，实现“双碳”目标，需要严格控制上述几大传统高耗能、重化行业新增产能，优化存量产能，推动其进行节能改造，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
此外，还要加快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产业增长，促进传统产业的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新型绿色低碳经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降低工业产业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逐步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
八、推动传统化石能源企业转型
目前中国有近10家能源央企，数百家从事煤炭、油气为主要业务的国有大型化石能源企业。“双碳”目标的提出，将倒逼这些传统化石能源企业进行深度变革，加快转型步。
一是将碳排放纳入到绩效考核、投资决策、资产配置等公司运营的方方面面，实现生产运营过程各个环节的低碳化。
二是加速调整企业未来经营战略，加快布局发展氢能、风能、太阳能等零碳新能源，努力将自己打造成能源技术服务的提供商，而不是能源资源的提供方，实现提供能源产品服务的低碳化。
三是以数字化和低碳化相结合，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以创新来推动传统化石能源企业转型，适应与引领“双碳”目标的实现。
九、深化电力与碳交易两大市场建设
“双碳”目标将推动风能、太阳能等零碳新能源发电进入规模化“倍速”发展。新能源发电的规模化发展又依赖于两大市场建设。
一是电力市场建设。受体制改革不到位、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化程度低等影响，中国新能源发电一直存在限电、弃电等消纳难问题。
因此，未来应继续深化能源电力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电力中长期电力市场、电力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和可能的容量市场等，使各种电力资源都能市场交易中实现其经济价值，以促进新能源在更大范围、全电量市场化消纳。
二是碳交易市场建设。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低成本减排的市场化政策工具，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运用。它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激励功能，即激励新能源产业或非化石能源产业，以解决减排的正外部性问题；二是约束功能，即约束抑制化石能源产业，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问题，从而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地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治理环境污染。
应在总结此前碳交易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构建全国统一的交易市场，在碳排放配额、企业参与范围、产品定价机制等作出系统性的安排，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管理气候风险、发现排放价格，从而低成本、高效率地减少碳排放的目标。
十、树立新能源安全观
目前中国能源安全风险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源供给风险，主要是指石油、天然气因对外依存度较高，对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地缘政治等外部环境风险更为突出和敏感。
二是技术层面风险，尤其是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风险。
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由于零碳新能源大规模、大比例进入能源电力系统，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将发生重大变化，即能源安全从担心国外供给转为担心国内供给，从能源供给风险转为技术层面风险。
一方面，新能源大规模应用后，油气占比将有所降低，其对外依存度过高所带来的外部风险将逐步降低，能源供给从油气过高依赖国外进口转化为能源自主供给比例加大。
另一方面，新能源发电具有很强的波动性、不稳定性、随机性，新能源大比例的发展和进入将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造成巨大影响，一旦出现大面积、持续性长时间的阴天、雨天、静风天，发生大面积电力系统崩溃风险的概率增大。
十一、避免出台激进措施
“双碳”目标尤其是“碳中和”是一个远景目标。因中国地区发展差异很大，不同地区应有不同的“碳达峰”与“碳中和”时间表。
有些地区的民生还依赖于高碳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在压减高碳能源的同时，各地要有配套的社会政策，避免这些人群陷入困境。
此外，还要防止各地为早日实现“双碳”目标出台激进的、不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碳减排措施，互相攀比，搞碳减排竞赛，大幅度减少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的产量与消费，导致出现因能源转型力度过大、化石能源投资不足而带来的能源短缺，损害经济的发展。
对此，国内外都有过经验教训。
国外，2020年夏天美国加州分区轮流停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该州在大幅提高新能源发电比例、推进能源转型的同时没有实现正确的能源组合，最终导致缺乏充足的电力资源。国内，2020年为完成当年能源“双控”目标和“减煤”工作任务，浙江义乌市、温州市等地推出措施，在一定条件下限制机关单位、公共场所、部分企业等用电。
十二、坚持系统思维，打破壁垒和藩篱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这要求坚持系统思维，打破各种壁垒和藩篱。
一是打破能源企业、种类之间的壁垒。传统能源体系下，煤电油气核等各类能源相互割裂、各自为战，能源体系整体布局还停留在单一、少数能源种类上，造成能源综合效率低下。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和国情现状决定未来不可能发展单一能源，需要进行多能互补，实现各类能源融合发展，提高全社会能源整体利用效率。
二是打破能源与其它行业之间的壁垒。能源行业虽然CO2排放量最多的行业，但建筑业、工业、交通等排放量也不少。所以实现“双碳”目标不仅是能源一个行业部门的事，而是包含其它众多行业在内的事。不仅是行业生产领域的事，也是行业消费领域的事。
三是打破中央与地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壁垒。立足全局，统一谋划，统筹处理好局部与全局利益关系，突破区域壁垒，形成“全国一盘棋”，让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发挥市场主体作用。
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2
价格居高不下种植面积难降
虽然今年稻谷最低收购价全面下调，但由于下调幅度有限，对稻谷种植效益影响不大。目前稻米市场走势虽较前期趋弱，但与上年同期相比价格仍有所上升。因此，今年稻谷与玉米等粮食的比价仍较大，水稻种植依然是三大粮食作物中最有保障、效益最高的，水稻仍可能成为农户种植粮食的首选。有条件的地方还在进行“旱改水”，增加水稻种植面积。其中，东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将增加，南方地区基本保持稳定，局部可能略减。
优质稻效益升面积预计增加
长期以来，我国粮食供求一直偏紧，以往政策制定首要考虑的是以追求数量保障为主。因此，2004年出台的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没有区分普通稻与优质稻。预案启动时对所有稻谷品种一视同仁，均按一种价格收购。由于一般情况下优质稻收购价格要高于普通稻，也高于最低收购价。因此，最低收购价政策客观上是在扶持普通稻生产。
最低收购价预案启动后，托市收购的绝大部分是普通稻。普通稻市场被有效托起后，与优质稻的价差不增反减。加上普通稻产量高，导致种植普通稻效益反而可能好于优质稻。因此，我国稻谷产量持续增加，仓库里堆满了销路相对不畅的普通稻。而优质稻虽然比较好销，但因种植少，粮源供应相对偏紧。
今年稻谷最低收购价首次全面下调，虽然幅度不大，但对普通稻将构成实实在在的利空影响。而优质稻受影响不大，相当于拉大了普通稻与优质稻的价差，预计农户将增加对优质稻的种植。农业部预计，今年全国优质稻谷意向种植面积将增加360多万亩。
“旱改水”增面积粳稻仍将扩种
2004年以来，我国粳稻连续增产。即便是2016年我国稻谷产量止步连增势头，粳稻依然获得增产，实现了连续13年增产。据统计，2016年全国粳稻产量约7080万吨，同比增加144万吨，增幅2.07%。主要原因是2016年国家调整种植结构后，东北三省玉米面积改种粳稻现象增加，黑龙江省尤为明显。2016年我国粳稻种植面积约1.39亿亩，同比增加300万亩，增幅2.21%。其中，东北三省共种植水稻8277万亩，较上年增加288万亩，增幅3.6%。黑龙江6075万亩，同比增240万亩。
从农户种植热情来看，预计今年粳稻种植面积仍有可能增加，而籼稻种植面积则可能持平略降。主要原因是玉米种植面积仍在调减，今年预计将下调1000万亩，而东北地区是我国玉米调减的主要地区。由于当前水稻种植效益仍高于玉米，因此，有条件的地区仍在增加“旱改水”面积，е露北产区粳稻面积仍有可能增加。
“双改单”将持续籼稻产量或降
南方地区耕地有限，水稻种植难有增加空间，且调整种植结构的力度较北方要大。同时，早籼稻连续两年下调最低收购价后，种植双季稻效益有所下降，种植一季稻收益相对提升。农户“双改单”现象仍将延续上年增加趋势，双季稻种植热情或将继续下降，一季稻种植面积可能趋于增加，这将导致籼稻种植总面积比上年减少。
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3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联系不断密切的今天，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也逐渐地显露出来，众多国家都开始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近几年来，中国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均超过预期目标。中央人民银行制定的2008年和2011年货币供应量M2是增长速度为16%，而2009年和2010年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为17%。而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2008年中国M2的增速为17.8%左右，2009年增速高27.7%，2010年M2增速为19.7%左右，2011年的增速为13.6%左右。由此可见，M2在近几年内巨大的偏差说明了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较差。而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大大受限，因此，这样导致了中国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政策是该国对经济进行调控，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减弱显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着很显著的影响。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的“不可能三角”的推论，可以认为“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和资本的完全流动三者不能兼得，一国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而不得放弃另外一个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不断发达，各国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也是大势所趋。由于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有限，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且不断完善中国的金融体制，促进汇率水平的市场化进程。
本文基于影响GDP的几个重要因素即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水平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等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行分析。选取了1980―2012年的数据，分别设定出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一）研究方法
结合货币政策对外独立性检验，本文建立了双变量VAR模型，即货币数量对实际GDP，货币数量对物价水平，利率对实际GDP，利率对物价水平；三变量VAR模型，即货币数量、物价水平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利率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四变量VAR模型，即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和利率水平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以此来检验货币政策工具是否是货币数量的原因以及利率是否是货币数量的格兰杰检验原因。
（二）数据选择与处理
在模型中，货币数量指标选用的是1980―2012年度的M2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实际利率水平和物价水平数据的来源也是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实际GDP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首先，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中搜集到用支出法计算的GDP总值和GDP定基指数（1978=100），然后对其进行平减，计算出GDP总值（1980=100）。由于所收集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对所有的四个变量中除了利率以外的变量取对数，货币数量为LNM2，物价水平为LNC1，实际GDP总值为LNG。
二、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用Eviews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选择ADF单位根检验，当显著性水平确定为α=0.05时，得到如下结果（见下页表1）。
从下页表1可知，货币数量、实际GDP、物价水平和利率四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对其进行建立协整关系。
（二）双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采取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检验法对双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首先，检验其是否为同阶单整，如果是，则建立回归方程；其次，再检验残差序列t的平稳性。若残差序列不平稳，即存在单位根，t～I（1），则回归方程中变量间的协整关系不存在。若残差序列平稳，即不存在单位根，t～I（0），则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存在。所得到的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中的协整结果可以看出，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为2阶协整，实际GDP和利率为1阶协整。
在下文中，分别建立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分析GDP、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之间的关系，再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外生变量加入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有效性进行分析。
1.双变量协整关系检验。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实际GDP和利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其协整方程分别为：
LNC1=0.287659LNM2-2.130295
LNG=-0.018996R+9.981968
LNC1=0.344039LNM2-0.00000437T-2.63694
从协整方程可知，M2与CPI、R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说明政策目标与变量之间的不稳定因素在长期内可抵消。但在CPI与M2的关系式中，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说明在长期内，货币数量对CPI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程度比较小；在利率与GDP的关系式中，利率对GDP影响系数很小，并且为负值，说明在长期内，利率对GDP的影响系数很小。
2.双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分别检验两个方程残差序列的平稳性，结果如下：
（1）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关系。根据残差检验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关系，可以判断出e1不含有趋势项和截距项，所以可对其进行无趋势项和无截距项的单位根检验。在检验的结果中，所显示的t值为-1.9269小于当显著性水平为10%时的t值，P 值为0.0650>α=0.05。由于本文中所选择的数据为1980―2012年的年度数据，数据选取的数量较少，对实际情况的说明有限，所以可将显著性水平变为α=0.1。当显著性水平α=0.1时，应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变量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协整关系存在。
（2）实际GDP和利率的关系。根据检验结果可以判断出e2不含有趋势项和截距项，所以可对其进行无趋势项和无截距项的单位根检验。
同样，在此检验结果中，显示的P 值为0.0015
3.用格兰杰检验对双变量模型进行因果估计。由于格兰杰检验对滞后期的要求比较明显，因此采用VAR模型中施瓦兹SC准则和AIC准则确定滞后期。在对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实际GDP和利率（R）以及货币数量与实际GDP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得出以下结论：货币数量是物价水平的原因，物价水平不是货币数量的原因；利率（R）是实际GDP的原因，实际GDP不是利率（R）互为因果关系；货币数量与实际GDP无关。
（三）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1.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在三变量模型分析中，由于货币数量和利率水平对物价水平和实际GDP之间没有协整关系，所以，在三变量模型中对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以及利率（R）与实际GDP、物价水平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
对于三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检验，本文采用JJ检验方法。首先，对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和财政支出（T）这些变量进行JJ检验。 从检验结果可以得知，三个变量之间有1个协整关系存在，所以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和财政支出这些变量之间有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其次，对实际GDP、物价水平、利率和财政支出进行JJ检验，得到实际GDP、物价水平、利率和财政支出这些变量之间也具有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得到的协整方程为：
LNG=0.692805LNC1-0.155820LNM2+0.0000039T
LNG=-0.0898496LNC1+0.169728R+0.00000139T
在GDP与CPI、M2的关系式中，GDP受物价水平的影响较大，影响系数为0.693，而与M2之间呈现出反比关系，说明市场中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带来GDP的小幅度下降。在GDP与CPI、R的关系式中，物价水平对GDP的系数为负值，这与事实不相符合，但是其值较小，可能是由于数据选取数量有限，使结果出现一定误差。在两个式子中，财政支出对于GDP的影响都十分小，可以忽略不计。
2.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对实际GDP对物价水平、货币数量与财政支出的协整关系进行误差检验，得到检验结果为：
ecmt=LNG+0.431391LNC1-0.550192R+0.00000721T-4.554983
ecmt=LNG-0.99692lLNC1-0.029662R+0.00000499T-9.011545
在双变量模型与三变量模型中，利率水平对实际GDP的影响的变动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了利率的政策效应可能为内生的，是受到政策的被动变动。
（四）四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1.四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在上述的实际GDP对物价水平、货币数量与财政支出三变量中加入实际利率，在四变量模型中仍然使用JJ检验方法对四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其协整方程为：
LNG=-0.23023LNC1-0.067945LNM2+0.052059R-0.00000328T
从所得到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实际GDP受到实际物价水平的较为显著，实际物价水平每上升一个单位，实际GDP会下降0.2302个单位；实际GDP水平受到货币数量的影响较小，当货币数量每变动一个单位时，实际GDP变动0.0679个单位，并且与货币数量呈负相关，但是相关程度较小。利率水平与实际GDP相关系数很小，为0.0521，说明利率水平对实际GDP影响不大，同样，国家财政支出对实际GDP影响更小，说明国家财政对实际GDP影响有限，因此，对于财政政策的使用，应权衡利弊。
2.四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对四变量模型进行误差修正检验，得出以下方程：
ecmt=LNG+0.507785LNC1-0.0579343LNM2-0.004788R+
0.00000704T-4.303320
在四变量中，利率对实际GDP的影响系数很小，影响十分微弱，并且，随着对实际GDP的影响变量增加，利率的影响效果有变小的趋势，说明了利率对实际GDP的影响没有长期的自动稳定关系；在四变量模型中，对其进行误差检验与修正后，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水平以及外生的政府财政支出对实际GDP的影响系数很小，影响很弱，中国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有限。由分析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开放条件下，仅仅用控制汇率的方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其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要对中国的金融体制创新地进行改革、发展与完善。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总结
本文分别通过对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的估计与检验以及在双变量模型中使用格兰杰检验分析因果原因，并且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外生变量加入模型。在双变量模型的格兰杰检验分析结果中可以了解到，实际GDP和利率水平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三变量模型和四变量模型中，本文采取JJ检验。三变量模型中，分别作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物价水平与利率对实际GDP的模型；在利率与实际GDP关系中加入物价水平的因素后，利率对实际GDP水平由双变量模型中的较弱的正相关变为较强的正相关；而在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模型中，物价水平对实际GDP是正相关，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的影响是负相关，并且GDP受到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极小，这可能是由于财政支出水平具有滞后效应。在四变量模型中，将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的影响中加入利率因素，模型的拟合优度相对于前两个模型更高，模型对实际经济情况的解释程度更好，并且在对四变量模型进行误差修正后，实际GDP与货币数量和利率呈现了正相关的关系，但是相关系数较小，对经济的影响还是不够显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是有限的。
（二）对策建议
1.政府应当控制中国货币数量，从而保持中国物价水平的稳定。保持国家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出现，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利于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2.促进利率市场化，加大利率水平对经济调控的作用。利率是国家使用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利率水平不但会影响国家的投资规模，而且还会影响消费、储蓄以及进出口；就目前的数据看，中国利率水平对实际GDP的影响并不显著，没有明显的长期稳定的关系。由于中国进行了利率的管制，利率对经济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从本文得出的结果来看，利率与实际GDP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因此，在稳定利率水平的基础上需要加大利率对经济的作用，让利率市场化，从而让国家的宏观调控对经济发挥更好的调节作用。
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4
作为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汽车工程研究所（ika）所长，Lutz Eckstein教授同时也是德国FEV发动机技术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这次来北京是为了参加“2013亚琛汽车和发动机技术年会”的。
在这个“汽车工程师的聚会”上，有来自宝马、奔驰、大陆集团、博格华纳、德尔福、马自达汽车公司动力总成开发等各家汽车企业的技术人员。Lutz Eckstein教授原本准备的议题是探讨未来的交通、车辆电动化、先进传动技术、驱动动力学与战略概念以及如何提高燃油经济性和减排。
但是会场上，来自中国的汽车工程师们，议论得最多的却是“雾霾、环境污染，以及如何应对”。不过Lutz Eckstein教授并不觉得奇怪，从阳光灿烂的德国亚琛来到北京的第一天，他就“领教”了北京污染的严重，这个精明的生意人立刻就“兜售”起了自己公司的发动机减排技术。
事实上，对于技术领先的跨国汽车企业来说，发动机技术已经随着欧美环保法规的严格而日趋先进，汽车早已经不再是制造污染的“元凶”。
“鱼和熊掌”
曾经，汽车和环保，似乎是一对天生的冤家。由此而引发出，马力大小与废气排放、提速性能与油耗指标、驾驶乐趣与环境保护等“鱼和熊掌”的两难选择。而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汽车与环保”已不再是“取”或“舍”的难题。
在这方面，宝马无疑处于领先的位置，其所推行和贯彻的高效动力策略，被称为“在整个汽车行业起了表率作用”，宝马的高效动力策略所带来的实际影响，甚至已经超越了技术的层面。
根据德国机动车登记机构统计的数据，2008年在德国登记的所有宝马和MINI车辆的平均耗油量只有5.9升/100公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数值是158克/公里。两项数值都比2008年在德国登记的所有车辆的平均值低很多。宝马集团整个车系的总体耗油量从1995年到2008年降低了25%以上。
此外，由于风阻降低10%就可以减少2.5%以上的耗油量，因此采用优化的空气动力学造型对汽车的燃油经济性和排放管理有着直接的影响。宝马投入巨资新建了空气动力学测试中心，借助它的力量，宝马集团可以持续创新。“这微小的改进尽管看起来并不显著，但是作为提高效率的总体配套技术的一部分，却起到了聚沙成塔的功效。”宝马集团技术负责人说。
今年7月，宝马在纽约、伦敦和北京三地同时举行了BMW i3 电动汽车全球首发仪式。宝马集团董事长诺伯特？雷瑟夫表示：“BMW i3 不仅是一辆电动汽车，更代表我们向可持续出行迈出了革命性的跨越。BMW i3 为电力驱动量身打造，旨在满足大城市消费者的出行需求。”
持续改进的减排技术
提到汽车的环保技术，很多人会想到混合动力、EV、新能源等热词，但在目前的市场中，人们更多地还是在使用内燃机作为车辆的动力来源，在降低发动机排放方面，掌握先进技术的跨国零部件集团更是不遗余力。
“通过提高燃烧效率、减小发动机尺寸以及使用涡轮增压技术，汽油发动机可以为减少排放提供很大的空间，这也是全球市场上汽油直喷发动机数量越来越多这一趋势出现的原因。”大陆集团动力总成系统部负责人Wolfgang Breuer表示，为满足欧Ⅵ排放标准的要求，汽车发动机的燃烧过程仍需要进一步改进。目前他们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满足此类应用需要的产品，其采用XL3螺线管喷油器的产品已在今年投入量产，这种喷油器适用于1.5升新型涡轮增压汽油直喷发动机，可以有效提高汽油发动机效率。
而博格华纳更是已经开始直接与中国本土汽车企业合作，并为其提供技术领先的产品。今年7月，博格华纳宣布已与上汽集团合作，为其供应DualTronic？控制模块和带扭力减振系统的离合器模块。这两个新的模块将用于上汽集团最新研发的六速湿式双离合器自动变速系统（DCT）。与同类产品相比，该系统的变速稳定性、可靠性及产品寿命大大加强。
据介绍，博格华纳的DualTronic离合器模块使用湿式双离合器，分别控制奇数档和偶数档，从而实现快速无间隙换档。DualTronic控制模块使用低泄漏的液压电磁阀，精确控制离合器和变速箱的换档和变速动作。具有可调起步特性，热稳定性较高，扭矩可扩展，且结构紧凑。和单离合自动变速箱相比，博格华纳的双离合技术更节约燃油，而和传统的变速系统相比，双离合技术能带来更优越的驾驶体验。目前该产品已经应用于荣威550中型轿车，上汽集团还计划在荣威350和750系列车型上也应用博格华纳的湿式双离合器技术。
中国市场上的明星
对于行驶在路上的汽车来说，“节能就是减排”，节能效果明显的起停技术被广泛关注。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工信部部长苗圩曾明确表示，起动/停止系统的节能效果十分明显，将在政策层面给予支持，推动这一技术成为标准配置系统。
对于博世来说，简直是一个巨大的“礼物”。作为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巨头，同时也是起停系统的主要生产商之一，博世到今年5月份已经生产出了其第1000万台起动/停止起动机。但是在中国，起停系统的市场才刚刚起步，在汽车上安装起动/停止系统的还不多，博世面临的就是如何拓展这个领域的难题。
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5
鲁政委:软着陆成功
10月CPI5.5%,与我们10月25日的预测数据完全，但PPI5.0%低于我们预测的5.6%。这清晰显示，物价进入回落通道，经济“软着陆”成功。展望未来，11、12月月份CPI都将跌破5.0%，全年CPI预计在5.4-5.6%。
温天纳:政策放松需待明年
通胀回落，加上制造业困难，这对调控政策的微调也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微调空间，但整体性放松还是有待明年才能确定。
孙立坚:今后通涨的反弹风险依然很大
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原材料价格的双降和大力度的宏观调控的作用暂时促进了CPI的回落。但全球流动性有增无减，世界经济低迷无法引导资金进入实体部门，今后通涨的反弹风险依然很大！货币政策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势可能是最佳的。相反降低企业税负和生产成本需要政府出台更多利好的政策！而对热钱投机要监管！
陈淮：中国房地产还有20到30年的辉煌期
未来20到30年，中国的房地产业还将是辉煌期。“楼市拐点”的说法非常不准确。“拐点”一词用在房地产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多大意义，而且连其数学意义也已经被误解，是错误的概念。而且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可能被延后，但在5到8年的周期内，房屋的交易量一定是个“常数”。今天的交易量下降，交易量极度萎缩，但明天的交易量上升与否，和今天的下降没有什么关系。
梅新育：垄断带来的结果才是需要关注的
垄断本身不是问题，垄断带来的结果才是需要关注的。如果垄断带来了增强国际竞争地位和改善国际利益分配格局的结果，带来了相关设施投入突飞猛进的结果，那就是有利的，反之则不利。整顿垄断是因为它造成了不好的结果，不是说只要垄断就要整治，不管是否造成了好的结果，那样做是自废武功。
戴相龙：相关部门正积极研究养老金入市
相关主管部门正积极研究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目前社保基金正研究扩大对外投资的领域，可以从股票债券投资扩大到工商企业的股权投资等。
论文集萃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趋势分析
作者：荣宏庆
《当代经济研究》 2011年10期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的区域影响力逐步扩大,尤其是2003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对外贸易中以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有关问题的通知》,更是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从此驶上了快车道。
由于人民币流通范围逐步扩大,国际交易量增长迅速等原因,使得其国际化趋势明显。鉴于我国金融体系不健全,离岸市场不发达、资本开放度不高等原因,人民币国际化还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增强经济实力,完善金融制度和体制,扩大开放合作,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途径。
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资本分析
作者：朱全景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年05期
双减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6
关键词：外汇储备；国际收支；机会成本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2-0083-04
收稿日期：2008－02－07
作者简介：1.龚双红(1976), 女，江西上饶人.中央党校2006级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2.张兴，男，河南济源人，中央党校2006级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
2000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急剧增长。截止2007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15282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见图1）。中国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充足的外汇储备为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增强了我国对外偿付和抗风险能力。然而，任何一项经济决策都是有其机会成本的，中国政府在拥有巨额外汇储备时也必须放弃某些利益，这些代价有时也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对面巨额的外汇储备，我们不能一味的沾沾自喜，而应该更加清醒和谨慎，争取将外汇储备的规模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平稳的增长。
一、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原因
我国外汇储备余额激增表面上是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结果，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我国内部经济失衡、资本流动和管制的不平衡，此外，国际投机资本的迅速流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结果
外汇储备持续高涨的直接渠道有两个：一是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二是国际收支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从表1可以得知，在我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中，这两条渠道都是连年出现巨额顺差，二者并称为“双顺差”。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连续出现“双顺差”盈余是我国国际收支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持续高涨的直接来源。
（二）我国内部经济失衡所致
国际收支双差从深层次上体现了我国内部经济的失衡，是国内相对储蓄过剩在对外经济上的反映。根据国民收支恒等式，储蓄减投资的差额必然会转化为净出口，从而导致经常项目的顺差。我国居民储蓄率自1994年以来一直高于投资率[1］，高储蓄带来的内需不足迫使我国不断为产品寻求国外市场，导致出口猛增，并使得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信赖外向型贸易，2007年中国GDP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67%。伴随着出口的高速增长，形成了大量的贸易顺差盈余，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
（三）资本流动和管制的不平衡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资本项目除1998年外一直保持盈余状态。这主要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居高不下。从1995年到2000年间，直接投资差额占资本与金融账户之比一直呈上升的趋势，最高的2000年达到1952.1%，之后，稍有下降的趋势。[2］仅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就流入627亿美元。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实施的吸引外资的政策密不可分。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我国为了弥补本国技术的不足，大量引进外资。而且，为了推进国企改革的步伐，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和鼓励收购与兼并，这些措施为企业引入了大量外资，直接推动了资本与金融账户余额的走高。
与资本流入相比，我国资本流出的步伐缓慢。一是由于大部分本土企业竞争力不强，尚不具备跨国投资所需的实力和经验，对外投资还停留在资源开发和来料加工上。虽然政府鼓励本土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但真正出台的扶持政策却寥寥无几。二是目前国家对企业和个人在外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仍然实行严格的管理，由此造成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顺差，加大了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四）国际热钱（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
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和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大量国际游资以“热钱”的方式进入中国，这也是近几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大幅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2001年之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基本上是负值，而2002年之后，这一项目变成了正值，说明部分短期投机资本规避了政府部门管制进入了中国，而且数目越来越大。据学者估计，流入中国内地的热钱大约共计600多亿美元。
二、巨额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
中国政府目前掌握着巨额的外汇储备，在享受踏实感的同时，却又失去了一些其他非常重要的利益。
（一）以外汇储备购买外国国债的机会成本（以美国国债为例）
在我国的外汇储备当中，约60%的资产是美元。除保留一部分用于国内用汇需要和应对国际投机资金的冲击外，其余部分必定会选择合适的投资渠道以获取收益。流动性较高的“安全资产”美国国债自然就成了一个理想的选择。在此，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购买美国国债的机会成本。
1.美元贬值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价值缩水。
美国国债的最后担保人是美国政府，本利的偿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除非美国政府宣布破产，而目前这一概率基本为零。但是，2001年以来，美元的持续走低已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损失惨重。尤其是美国为了缓解次级债危机给其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自2007年9月开始降息，至2008年1月31日，美联储已将利率从5.25%降至3%，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断刷新纪录，从而使我国长期积累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资产进一步缩水（自2005年汇改以来至2008年1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已达11.41%）。
2.美国国债利息收入的机会成本。
我国用廉价的劳动工资、低价资源、高环境成本换来不断增多的外汇储备，但是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大量流回美国，只能获得不足3%的回报率。假设中国购买了期限为20年的美国国债5000亿美元，收益率为3%，20年后中国将增加利息收入150亿美元。在此过程中，我们是否考虑过这一问题，那就是美国人只用了150亿美元的代价就使用了我们价值5000亿美元的产品和资源。也就是说，我们获得了一堆印有美国总统头像的货币符号，美国消耗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产品和资源。而且这其中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它们在未来只能是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很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当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资源时，我们不得不从国外进口。那么，这种贱卖和贵买之间的损失又该如何计量呢？
另一方面，当我们购买美国国债时，事实上就是为美国投资。美国政府运用这笔资金可以平衡国际收支、繁荣金融市场、刺激消费、增加生产，总之是做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事情。而中国呢，是不是我们的投资真的已经绝对过剩呢？不是的，中国目前急需大量的建设资金，新农村建设、教育、医疗等领域都存在大量的资金缺口，若通过合适的途径把部分储备投入这些领域，很可能会获得更高的回报率，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