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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双减政策的意义范文1
关键词：转产转业 渔民 政策建议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在陆地资源被大规模开发利用的今天，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矛盾逐步激化，而海洋以其丰富的资源和开发潜力向我们展示了广阔的前景，成为我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地。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的近海捕捞强度不断增加，海洋资源不断衰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沿海人民的生活和稳定，尤其是中日、中韩和中越北部湾协定的相继实施，使本来就十分严峻的局面雪上加霜。
为此，我国政府从维护海洋资源的可持续角度出发，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的渔业管理经验与政策，我国渔业行政管理部门于2001年开始实行沿海捕捞渔民的转产转业政策，至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沿海渔民转产转业的政策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90年以来，水产品总产量已连续10多年居世界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渔业大国，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造船和捕鱼技术的不断成熟，捕捞强度的加大使得海洋资源枯竭。现在一艘普通的钢质渔轮的生产水平相当于三艘中小型帆船，而劳动力的使用数量却比帆船节约了30%。
进入20世纪以后，工业化不断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如火如荼，大量沿海滩涂被占用，港口建设，海上漏油事件的频发，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的大量排放对鱼类的生活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鱼类的繁殖能力下降，加剧了渔业资源的衰退。
特别是随着《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的签署和相继生效，我国传统的渔场面积被压缩，大批渔船被迫撤出，据统计，中日、中韩渔业协定生效，我国东部各省（市）约有2.5万艘渔船从日韩的对马、济州、大小黑山岛等传统作业渔场撤出，据浙江省统计，仅中韩渔业协定就有超过一万余艘渔船转产，约3万捕捞劳动力下岗待业，波及近10万渔民的生活问题。
鉴于此，从2002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扶持渔民转产转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报废渔船补助，转产转业项目补助，转产转业渔民技能培训补贴等。
2.政策实施的困难
政策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具有统领的作用，所以对于渔业双转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发展渔业经济。尽管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努力对渔民实行转产转业，希望渔民提高收入、渔业走出困难， 然而实际效果与预期相差甚远， 而且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如渔民转产后返流捕捞现象普遍；又如渔民退出捕捞而非渔劳力进入捕捞有逐年增加之势， 削弱双转成果；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海洋开发的推进，临港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大量海域被征用、填没等， 对传统的沿岸渔业生产造成极大冲击， 渔民失业或潜在失业增加， 渔民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1]通过实地考察与分析，我们发现影响双转政策实施的因素主要有：
2.1双转政策涉及的渔民规模大且素质不高
虽然随着捕捞强度和渔业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让大部分渔船和渔民从捕捞大军中退出是历史潮流，但是我国的转产转业政策是由于中日、中韩协定而被迫集体退出捕捞业的，我们把这种称为突发性转产，而发达国家是在市场机制下，受利益的驱动而进行的常规性转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渔民转产问题来得比较突然，突如其来的协定使我们措手不及，大量待转渔民使得我们不得不尽快制定政策，也使得双转工作一时难以开展。
从2002年起，我国对沿海渔民实行转产转业政策，力争5年内减船3万艘，约30万渔民实现转产转业，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此外，渔民相对来说，接受的教育比较少，文化素质不高，缺乏转业的职业技术，造成就业困难，渔区渔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滞后等等也给双转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2.2渔民转产转业的沉淀成本过高，政府扶持资金少
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所谓沉淀成本是指即使厂商不再进行生产也不能收回的成本。[2]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假定所有的固定成本都是沉淀成本。那么对于一个人是否要进入或退出某种行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沉淀成本大于平均成本时，他就可以持续生产；另一种是当沉淀成本小于平均可变成本时，他就会选择退出这一行业。
实际上确切的说当厂商的收益在平均可变成本与平均成本之间时，即使会出现一些损失，他也会继续生产，因为如果停止生产，他就蒙受更大的损失。
对于渔民来说，渔船是渔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也就是投入生产的固定成本，根据政治经济学知识我们得知固定成本是通过工人的劳动一部分一部分的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再通过出售从而得到弥补，也就是回收成本，它不能一次性收回。对于渔船这样的高价值产品更是这样，动辄几十、上百万，回收周期更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另外，渔船的专用性很强，几乎不能用作别的用途，因此，它的二手市场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所以，淘汰旧渔船和转产转业对渔民来说成本比较高，难以承受。渔船越大，投资成本就越高。拥有大渔船的渔民一般靠借款，加上利息成本，退出捕捞业经济损失很大，虽然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给一定补助，但是政府的资金补助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渔民仍是杯水车薪。
2.3政策宣传不到位，完善政策实施的手段
任何一项政策要想达到良好的政策实施效果，除了科学的制定政策目标，进行可行性的政策分析，监督政策实施的过程外，还要有良好的政策宣传手段。渔例如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对工作并不负责，仅仅下发给各渔村干部，也不深入渔民做思想工作，使得政策流于形式，渔民们也只知道有此政策，对其内容却知之甚少，甚至曲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对此，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希望能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
①宣传教育
沿海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渔业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要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先进的媒体传播技术加强对渔民的宣传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现在的形式。理解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取得他们对政策的拥护；
②强制手段
执法机关作为国家的强制机关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尤其是在利益的诱惑下要分清是非，对于一些年老失修的渔船和无证船舶要坚决的查处，依法办理，同时也要加强自身的思想素质，杜绝寻租行为，认真履行国家的相关政策方针；
③利益诱导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今天，双转政策的实施除了国家要进行干预与指导外，更要利用好市场的调节作用。国家在促进渔民转产转业的时候要配置以其他的辅助措施，引导渔民自己退出海洋捕捞业，例如建立渔民的社会保障体制，加强就业指导，对转产转业的渔民给以生活部贴等等；同时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竞争，优胜劣汰，使渔民自主择业，自己选择退出方式，从而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2.4双转政策的补助对象不明确
国家实施渔民转产转业政策的对象是渔民，所以对于渔民这个概念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虽然任何公民，商业机构以及外国人和公司都可以在我国从事渔业捕捞，但我国的渔民转产转业政策的对象应该是传统意义上渔民。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我认为所谓的专业渔民是世代生活在渔村且一直以捕鱼为生的才是渔民，至于原“非专业渔民”的人员成为渔民家庭的成员（入赘女婿等）而下海捕鱼的，这些可以由当地渔民协会视具体情况， 制定出符合本地实际的渔民入会条件来确定。[3]另外，对于“船老大”和“渔工”也要区别对待，都要顾及，例如在渔船报废项目上，根据农业部和财政部的文件规定，渔船报废专项补助的对象是渔船的所有人，即该船的股东，而没有考虑在渔船上的雇工，可见，现行的渔船报废补助政策仅仅注重渔船的产权，却忽视了渔民的渔业权。[4]
3.完善我国渔民转产转业的政策建议
任何一项政策从它的提出、实施到产出，都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要正视其中的不足之处，随着时间的发展来不断修改、完善它。
3.1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科学的总体规划和实施办法
渔民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和农民还不一样，农民还有土地可耕种，而渔民只能依靠海洋生活，没有任何的生活保障，更何况在渔业资源日渐衰竭的今天，渔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我们必须从全局的高度予以重视。同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当中，要根据沿海各地的具体情况的不同，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忽视现实的因素，做到分类指导，合理布局，做到减船、转产转业、保护恢复资源并重。
3.2加大对转产转业渔民的政策扶持力度
①要落实转产转业的各项补助资金，例如对渔船的报废拆解的补助，对渔业税费减免的资金
②加强对渔民培训补助政策。通过农业部渔民转产转业培训专项资金及地方培训补助政策的实施，帮助受训渔民掌握一技之长和提高就业能力
③实行渔民税费减免政策。在沿海各地取缔违规涉鱼收费，在办证、纳税方便，给予优惠和减免；四是对从事海水养殖的渔民给予技术指导和支持。
3.3积极发展旅游业和休闲渔业
现代渔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面对海洋资源的衰竭，必须调整渔业发展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培植龙头企业，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海产品，同时加大滨海资源的开发，促进渔民的增收、转型，从传统的以打渔为生的渔民变成真正的“上班族”，这样才能更好的吸纳更多的转业渔民，促进可持续发展。
3.4完善法律制度，创造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船舶报废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坚决依法办案，处理“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同时针对我国渔业资源的特点，进行渔业权的法律制度的研究，建立一项符合我国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渔业权制度。
3.5落实渔业权保障渔民权益，建立渔民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在城市已经有了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险制度，农村也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而渔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工作，渔民，特别是老年渔民，病残渔民等弱势群体还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建立渔民养老保险制度已成为广大渔民最迫切的要求。只有渔民的医疗卫生、就业、养老等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才会得到根本的落实。
参考文献：
[1]刘舜斌.制度、国情、政策与渔业问题[J].海洋渔业.
[2][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卡尔·E·沃尔什.经济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1996：161
[3]刘舜斌.渔业权研究II[J].中国渔业经济，2009，1（27）.
[4]韩立民.渔业经济前沿问题探索.海洋出版社[M].2007：143.
实行双减政策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低碳经济；两型社会；现状；设想
一、引言
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河北在经历了过去若干年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强调“以人为本”走科学发展之路，建设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其实是在中国强劲增长动力之上增加一个平衡器。对于过分依赖煤炭、工业偏重、环境容量有限、环绕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变唯gdp论的驱动模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来抓。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一）英国。低碳经济的先驱英国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5年英国建立了3，500万英镑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承诺到2050年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的长期目标。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追加了104亿英镑的投资，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
（二）欧盟。欧盟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整体水平较高。欧盟碳市场（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交易体系，该市场目前不同类别的碳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参考价值的碳交易市场价格。欧盟通过碳交易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促进私营经济参与低碳转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为欧盟发展世界领先的碳技术筹措资金。欧盟还实施经济与技术援助在内的项目目标式战略，如积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建设。201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一份新的能源战略——《能源2020》，拟在重点能源领域实施更加细化的行动计划。
（三）美国。美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发力。美国政府的举措可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在新能源、低碳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为亚洲低碳经济的倡导者，也在不断坚定着低碳发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制定《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确定了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建设目标。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全球环境研究基金项目组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大行动》，其中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等都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即著名的“福田蓝图”，这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2009年4月，《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出台，旨在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五）韩国。韩国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明确了2009～2050年的低碳绿色增长总目标。以此为主轴，立法机构负责描绘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行政部门制定了阶段计划，韩国环境部新设“温室气体综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项旨在到2012年前达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计划；科研部门发展绿色技术及其产业，外汇部门发展“旅游”等货币资产项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项目大国。印度在《京都议定书》还未生效的时候，就看好并着手cdm项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cdm项目开发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cdm项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机制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此外，印度还通过各种途径致力于国内的减排行动，包括对煤炭征收碳税为清洁能源提供资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热带雨林为出发点，结合农业和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替代产业。如，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府牵头、14个政府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生物柴油生产与推广的政策与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内27个州，有23个州建立了研发生物柴油的技术网络。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
手的另一项拳头措施。国家银行推出各种信贷优惠政策，为生物柴油企业提供融资；央行设立专项信贷资金，鼓励农户种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满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还大力号召和推动国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河北发展低碳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地理位置优越。河北省处于我国第三经济增长极“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构成了闻名遐迩的“金三角”。借势京津辐射优势，构建河北低碳经济区，具有获得国家战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资源禀赋良好。河北省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改善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资源基础。
（三）前期基础坚实。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河北自2007年开始实施“双三十”工程以来，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经投产的风电装机规模居内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国第三；在光伏发电领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保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构成了建设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础，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保定市为首批开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试点之一；以“生态科技”、“创新”为理念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作为当今世界四种类型的低碳生态城市之一，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建设同样有助于低碳经济在全省范围内的崛起；河北在建筑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达标，唐山市新建建筑100%达到节能标准；在“节能减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快建设唐山新能源汽车、张承千万千瓦级风电、保定中国电谷、宁晋晶龙等新能源产业基地作为2010年重要经济工作之一，为河北省的经济低碳化发展确定了方向。
但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动态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一是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政策支持体系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和金融系统支持机制；二是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长态势，碳增长是刚性的，短期内跨越资源、能源瓶颈约束是主要难题；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将是长期制约因素；四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约；五是河北工业特别是钢铁、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比重偏高，“高碳”产业特征明显，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业众多，单位能耗偏高，要彻底淘汰这些落后产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时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内改造很难，从而导致高碳排放锁定，构成潜在风险；八是人们低碳消费意识尚未普遍形成。
四、发展河北低碳经济的设想
借鉴与参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立足河北现状，积极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对河北今后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明确低碳发展战略。战略是行动的指南，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行动的总体安排。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重点纳入全省总体发展规划，制定低碳经济的全面方案和行动路线，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同时，将二氧化碳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中，以制度形式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努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
第二，细化低碳支持政策。细化政策支持是落实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需要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有关经济、环境保护和税务等部门密切协作，探索建立适应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支撑。
第三，开发低碳居住空间。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低碳住宅已势在必行。建议引入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标准的检查、执行力度；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高耗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推进建筑节能材料的产业化发展。
第四，构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城镇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控制私人轿车无节制增长；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形成立体化交通体系；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同时，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培养居民“碳中和”理念。通过对“碳中和”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分解和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们深刻了解到生活中习惯和细节的改变可以起到减少碳排放、促进碳中和的作用，拥有越来越
重要的环保意义。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电小到玩具、书籍和摆设，都有无穷的改进空间，投入智慧就意味着减少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个人的积极行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汇聚为行为减碳的威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意义重大。
第六，先行试点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低碳转型的方向下，为了改革过程不可逆转，同时使改革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应当坚持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地区或行业来先期试点，先在局部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最后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五、结语
没有人会反对增长，因为这是繁荣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调整的是增长方式。置身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告别“竭泽而渔”的野蛮增长，倡导低碳转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对我们过往所保持的唯经济发展单一维度评价体系的深刻反思，也是为了迈向更为人道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必将成为影响未来若干年河北增长后劲的重要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1]如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策略[j].中国科技投资，2006.7.
实行双减政策的意义范文3
关键词：粮食生产；现状；做法；对策；嘉祥县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731（2016）02-44-02
嘉祥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全县总人口87万，辖12镇1乡2个街道和1个经济开发区，714个行政村，总面积960km2，耕地面积6.7万hm2。嘉祥是一个农业大县，粮食生产大县，也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有小麦、玉米、大豆和水稻等，曾3次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荣誉称号。
b嘉祥县种植粮食作物常年稳定在11万hm2，其中，小麦5.3万hm2、玉米4.1万hm2、大豆0.8万hm2、水稻0.4万hm2。小麦平均单产7224.0kg/hm2，总产38.3万t；玉米平均单产8259.0kg/hm2，总产33.9万t；大豆平均单产2857.5kg/hm2、总产2.3万t；水稻平均单产9475.5kg/hm2，总产3.8万t。截至2015年底，全县累计实施农业部小麦玉米“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36个，面积2.6万hm2；实施山东省粮食（小麦、玉米）高产创建示范方3个，建设面积2.0万hm2。2015年高产创建示范田内小麦、玉米每hm2分别达8353.5kg、8809.5kg，在粮食高产创建示范建设辐射带动下，全县小麦、玉米平均单产分别达7618.5kg、8289.0kg，粮食总产突破80.0万t，实现粮食产量连续14a增产，进一步奠定了嘉祥县产粮大县的地位。
2主要经验做法
2.1加强行政指导，落实粮食生产责任
嘉祥县历来重视粮食生产，始终坚持政府强力推动不动摇。牢牢把握“稳定面积、主攻单产、提升品质、增加总产”的工作思路，把改善品质、提高单产、增加效益作为发展粮食生产的主体内容。近年来，嘉祥县委、县政府围绕确保粮食安全，保障供给，每年都研究出台关于推进农业生产特别是加强粮食生产的工作意见。相继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印发了《嘉祥县粮食高产创建示范方建设实施方案》，把粮食生产纳入全县目标管理考核范围，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粮食生产暨高产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县、乡、村层层签订责任书，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确保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
2.2实施政策扶持，调动粮食生产积极性
不断完善政策支撑体系，把发挥政策、项目、资金在粮食生产中的扶持作用，作为拉动粮食发展的重要措施。全面落实农业耕地地力保护、小麦统一供种、农机补贴、政策性农业保险、小麦“一喷三防”、玉米“一防双减”等强农惠农项目，2015年全县落实各类政策性补贴资金1.4亿元，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切实做好农业部“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山东省“粮食高产创建示范大方”建设，利用高产创建平台，整合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等项目资金2.8亿元，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粮食生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和农业综合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县财政列出专项资金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的发展，积极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同时制定了《嘉祥县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双百”行动实施方案》，加大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扶持力度，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嘉祥粮食生产的发展。
2.3强化科技支撑，推广配套关键技术
嘉祥县始终把提高科技贡献率作为带动粮食生产的重要支撑，积极转变粮食发展方式，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按照“健全县级、强化乡级、突破村级”的工作思路，健全完善农技服务体系，建立起县、乡、村三级农业科技示范帮扶网络。在县电视台开辟了跟我学种田、农业直通车等专题栏目。同时，结合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补助等项目，采取举办专题培训班、广播电视讲座、生产现场会、巡回技术报告、印发技术明白纸等进行多层次、全覆盖技术培训。组织100名农业技术人员包村联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重点推广小麦宽幅精播、“一喷三防”、氮肥后移、玉米精量播种、“一防双减”、“一增四改”、适期晚收、秸秆还田等关键高产栽培技术。截至2015年底，全县关键生产环节技术推广率达95%以上。2.4借助“种子企业+”，实现粮食生产共赢在粮食生产中，实施“种子企业+”合作模式。嘉祥县是种业大县，全县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的规模农作物种子企业11家，其中，山东圣丰种业注册资金1亿元、山东祥丰种业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县内小麦、大豆、玉米种子繁育田面积达到1.3万hm2，种子生产量8.1万t。通过“种子企业+合作服务组织+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户”联合发展模式，实现各方共赢。种子企业在种子基地推广繁育自己的优良品种，专业合作组织负责“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防治病虫害、统一机械收获”，农户把自己的土地流转给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剩余劳动力给种子企业、服务组织打工挣取劳务费。为保证“种子企业+”模式的有效运行，建立长效机制，种子企业和服务组织、种粮大户及家庭农场分别签订种植服务、良种回收合同，实施“订单农业”，保障各方利益。比如，繁育的小麦种子，种子企业的收购价格一般比当年同期市场价格高出0.32元/kg，按照2015年小麦单产7618.5kg/hm2计算，能多收入2437.9元/hm2。借助“种子企业+”模式的推广，逐步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接机制，有效解决了销售难、缺服务、种粮效益低的问题，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健康发展。
3制约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
3.1农民种粮热情降低
连续多年粮食增产增收之后，粮食单产增长困难加大，粮食产量出现滑坡拐点的几率在累积，风险在上升，农业丰产丰收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受种子、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影响，引起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抵消了一部分国家对农民的种粮补贴、减免税和其他政策效力，再加上粮食价格偏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各种因素，造成种粮效益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3.2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设施薄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抗御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没能真正改变农田“旱能浇、涝能排”的局面，影响了粮食稳产高产。
3.3技术装备陈旧落后
传统种植模式没有根本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仍较粗放，高产栽培先进技术还没有真正得到推广普及，农业装备落后，机械化作业水平偏低，专业化服务组织力量薄弱，大型植保机械作业面积偏小，农业科技力量不足，满足不了发展现代农业对科技文化方面的需要。
4对策建议
实行双减政策的意义范文4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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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双减政策的意义范文5
最近五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际经济界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在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中，这个问题更具有特殊意义。在2005年之前，中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多是从对外经贸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直到2006年，当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以及国际收支双顺差成为国际收支失衡基本内容并且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性问题之后，实务界和理论界关于认真对待和多角度思考人民币升值压力及汇率政策调整问题的声音才多了起来。
由于汇率决定模型复杂多样而且还因为汇率理论的假说及其政策引申意义，至今难以找到一个可被广泛应用且能够被当成“主流认识”的具有广泛认同性的一致说法。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在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也自然要从多角度出发不受限制地进行思索，才有可能从中发掘更深刻些的理论内涵和更有利于中国长远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在目前形势下谈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国际收支问题，应当考虑以下问题：（1）怎样看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动机？（2）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严重低估？低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3）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能否做出更好的策略性选择？本文就上述几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为何如此强烈
在众多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经济体中，美国无疑是愿望最强烈的一个。据我观察，在美国大致有四类人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表示了强烈关注：一是劳工组织，他们认为从中国大量进口工业制品影响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二是制造业资方代表，他们亲身感受了中国低价产品的竞争性威胁；三是一些代表前两类人的政治家，他们往往出于政治考虑以某些利益集团代言人身份发表施加压力迫人民币升值一类的意见；四是一些从一定的经济学理念和全球货币结构经济结构失衡角度思考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人民币币值的确存在严重低估倾向，如果人民币通过增加汇率弹性等手段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结果将有助于业已出现明显倾斜的全球货币结构和经济结构，当然也可以部分地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压力。
2006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为7636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的逆差为2325亿美元在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中占比大约为30%，这一高比例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最为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只不过许多呼吁人民币升值并指责中国汇率政策人士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在200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3000多亿美元产品中，有2/3是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国公司；二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增速较高，与美国沃尔玛等大公司的低价采购行为推动有很强的关联度。2000年时，沃尔玛公司的全球零售总额只有1913亿美元，到2006年，这个数字已飙升至3500亿美元左右，沃尔玛公司多年来就一直把中国当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购市场，而美国市场在沃尔玛公司销售总额中的贡献率达80%以上，这说明，美国消费者也是便宜中国商品的最大受惠群体。尽管如此，要求人民币汇率扩大波动控制区间并允许人民币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其中，许多学者认为人民币币值确实存在严重低估现象及中国政府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也能对世界货币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等意见，也的确值得重视。
二、人民币币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它力图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汇率制度，就必然会面临一个如何确定汇率的问题。确定汇率实际上确定本国商品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相对价格。假若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充分（即按照马歇尔——勒纳条件，这个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相对价格”较低即本币币值采取低定价策略能够刺激出口并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的状况，“相对价格”较高即本币汇率高估则会出现相反情况。
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总是用一价定律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来思考和解释长期的汇率决定问题。按照一价定律，同样的商品如果不考虑运费和贸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国家应该价格相等。由于一价定律考虑的不是单项商品，如果将两国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就生成了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从逻辑上之所以能够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即在贸易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因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等）价格会逐渐趋同。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本币币值的确定并不能简单地运用国际经济学中的主流汇率决定理论进行解释。通常，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常常取决于它所选择的汇率制度及由国内货币市场、宏观经济运行及国际收支调节策略等多项因素决定。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但对市场参与者和调节者有影响意义的永远是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形成机制或如何确定一定时期的名义汇率。
中国多年来的汇率制度名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以美元为钉住目标的固定汇率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将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关系确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国才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改为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允许人民币汇率每日在3‰的区间中浮动的新汇率制度，20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7.76%。尽管如此，国际金融市场仍抱有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的外贸出口势头仍然有增无减，国际上一些热钱仍然在想方设法钻进中国市场，在难以抑制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资产（股票、房地产）市场价格也出现一路飙升的景象。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这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就简单说清的问题。在一国实际汇率的分析中，现在理论界较普遍的看法是用实际有效汇率这一综合汇率指数方法判断一国的币值更有说服力。在这一方法的应用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都以消费物价指数为测算基础，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还采取以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替换消费物价指数指标，其所得测算结果，同样能反映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专家的计算，中国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大体经过了3个阶段，即（1）1980～1988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均呈现大幅同步贬值势头；（2）1989～199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大幅下降；（3）1994年至今，人民币名义汇率仅经历了相对较短时间的变动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出现了明显的升值。我们都知道，一国的名义汇率如果未发生变化，但实际有效汇率出现明显升值，就说明该国的货币币值存在低估倾向。
汇率决定理论极为精巧复杂，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直接用任何一种均衡汇率理论模型恐怕都难以获得对人民币币值现状及走向问题的圆满解释，但现有经济理论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简明的思考路径，这就是在不考虑决策当局偏好的情况下，从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中分析现行汇率是否已出现失调，然后从失调的矫正措施中去选取政策调节方法。
一般地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币值的提升总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状况良好及由此产生的投资者预期改善等因素相联系。而一国经济的基本面又主要取决于在一定的开放度条件下该国的储蓄投资循环状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社会总需求和就业水准、贸易条件、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体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这些因素如果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就会对经济成长产生合成推动作用，而中国在改革近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的记录也就是这些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原来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大大放慢了增长速度，美国自2001年以来也结束了持续近十年的强劲增长势头，欧洲经济虽然未出现美国经济那种戏剧性的涨跌变化但始终未出现过高成长奇迹，日本则刚刚走出经济不景气泥沼呈现低速增长势头，印度和俄罗斯虽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上亦有不俗表现但眼下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在某些方面还无法同中国抗衡。在相互发生作用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不仅速度领先，而且在国民储蓄率、外汇储备增长额、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绝对额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许还能继续保持增长领先地位。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政治安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主要依靠内源融资能维持10年以上的经济高增长预期的经济体，其货币就必须坚挺并出现明显的相对升值，从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币值变动史中都可以看出这个规律。同样，中国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是这个规律在强制地发挥作用的结果。
实行双减政策的意义范文6
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出口国之一，我国凭借廉价劳动力的相对优势，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特征占领全球出口市场，国内外汇储备及贸易顺差不断上升，并引起发达国家及各国利益集团一致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面对发达国家的压力和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中国于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使人民币汇率升值了2．1%。此后，人民币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仍在不断升值。鉴于出口贸易作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亦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业界的广泛研究兴趣。传统国际经济学主张汇率是影响一国出口的重要解释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贬值会提高本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增加其出口。例如，Junz和Rhomberg(1973)、Wilson和Takacs(1979)使用固定汇率时期数据，Bahmani－Oskooee和Kara(2003)使用浮动汇率数据，分别发现汇率贬值刺激发达国家出口贸易的增加。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固定汇率制度崩溃，汇率波动已成为常态，其带来的汇率风险可能阻碍出口贸易的发展。探讨汇率风险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与实证文献，出现了或正或负不一致的结论。理论上，Ethier(1970)认为风险规避(risk－averse)的出口厂商，为防止汇率风险所造成的成本过高，或是根本不可能规避汇率风险所带来的出口利润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会降低出口。DeGrauwe(1988)则认为出口厂商面对汇率风险，为抵消潜在的出口利润损失而可能增加出口。Broll和Eckwert(1999)则从出口选择权的观点出发，认为汇率波动风险增加可提高出口选择权的价值，进而增加出口。实证方面，Pozo(1992)对英国的实证分析指出，汇率风险减少英国对美国的实际出口额;Arize(1995)发现美国、欧洲及G7工业国等国家出口显现负的汇率风险效果;Weliwita等(1999)证实汇率风险负面冲击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然而，Asseery和Peel(1991)的研究显示，除了英国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德国等国的汇率风险显著正向影响出口贸易。Kroner和Lastraps(1993)发现汇率波动与法国、德国及日本的出口贸易存在正向关系，但对美国及英国的出口存在负向冲击。国内也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任永菊(2003)指出，我国进口中近82%的比例为经过加工后复出口，而人民币升值不仅有利于我国的进口，也有利于复出口。韩螈(2007)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影响的分析，发现人民币升值并没有使出口减少。范金等(2004)计算得出我国的长期出口弹性为－0．86，人民币升值使出口商品价格上升额幅度大于出口商品数量减少的幅度，从而增加出口总额。张军和李君君(2010)基于中美贸易数据，发现汇率波动负向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实际出口额。可见，对人民币升值这一相同问题的分析，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同。一般来说，不同的样本期间、变量选择及研究方法等均可能导致实证结果不同。而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均为从汇率变动的角度出发探讨汇率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尚未有评估汇率变动及其风险对出口冲击净效果的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使用双变量GARCH－M模型(Bollerslev，1990;Engle和Kroner，1995)，实证分析汇率变动及其波动风险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方法、模型设定及目的，不同于现有的出口贸易实证文献。例如，Abeysinghe和Yeok(1998)、Bahmani－Oskooee和Kara(2003)等采用协整分析，探讨出口与汇率的长期关系，并利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出口变动与汇率贬值间短期调整过程;Lee(1994)基于短期调整的观点，建立纳入协整及误差修正项的VECGARCH模型。但这些研究忽略了汇率风险波动的影响，进而可能高估汇率贬值对出口的影响。Arize等(2000，2003)及张军和李君君(2010)等均采用汇率的动态标准差代表汇率风险，这种做法可能存在逻辑不一致的问题，如使用标准差表示风险是基于同方差(homoskedasticity)假定，而事实上汇率风险可能存在异方差(heteroskedasticity)现象。本文使用GARCH模型汇率方差方程估计的随时间变动汇率风险，考虑到异方差现象，从而可避免上述缺点。另外，Pozo(1992)、Weliwita等(1999)、Fang和Lai(2003)先利用单变量GARCH模型估计汇率风险，再代入出口均值方程以估计汇率风险效果。事实上，此两阶段(two－step)估计过程降低了模型估计效率，而本文双变量GARCH－M模型同时估计随时间变动的汇率风险及其对出口的影响，较具估计效率。最后，汇率及其风险对出口的冲击可能存在当期与滞后效果，不同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产业结构及出口企业反应行为等，可能造成不同的动态调整过程，本文设定自回归滞后分布模型(ADL)出口方程，不同于Kroner和Las-trapes(1993)仅考虑汇率当期效果的GARCH－M模型，从而能充分反映汇率及其风险对出口的动态影响过程。
二、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1．实证模型Rose和Yellen(1989)使用非结构简化式(reducedform)模型实证考察汇率与进出口贸易间的关系，在此架构基础上，我们对汇率风险效果加以考虑。设定实际出口(x)为国(境)外经济景气度(y)、实际有效汇率(q)及实际有效汇率风险(hq)的函数:x=f(y，q，hq)(1)实际出口为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名义出口收益，以本国物价水平进行平减后的数值;与本国出口贸易相关的国(境)外经济景气度正向影响出口需求;名义汇率为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币价格，实际有效汇率为本国主要贸易国实际汇率的出口加权平均值，汇率下降代表本国货币升值，出口商品在国(境)外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贸易可能减少;汇率风险对出口的冲击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根据不同的国家(地区)、金融环境以及产业结构等可能出现不同的反应。为刻画汇率及其风险的动态效果以及消除序列相关问题，我们设定出口方程为自回归滞后分布(ADL)模型:
2．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月度数据，检验汇率及其风险与出口的关系，进而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对人民币实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汇改制度，为保持样本数据的一致性，本文样本期间选取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66个观察值。实际出口(x)为使用X－11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后，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名义出口经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后数值。实际有效汇率(q)根据潘红宇(2007)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数据计算得出。国(境)外经济景气度为选取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荷兰、俄罗斯、澳大利亚、英国等10个主要出口贸易国和香港、台湾地区，以我国对其出口贸易额作为权数计算得出的工业生产指数(IP)加权平均值。所有变量均以2000年为基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BIS)，其余数据来自于中国海关网、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走势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到，2007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趋于稳定，从2008年起实际有效汇率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即人民币快速升值并于2009年4月到达最高值，之后回落并又趋于稳定变化。而从2010年10月至今，人民币再度升值，进入第二轮升值通道。图2为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经消费者物价指数平减后我国实际出口额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到，我国外贸出口从2007年7月起一直保持平稳快速增长，而2008年10月起因受到美国金融风暴的影响，实际出口额呈现迅速下降的趋势。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减弱及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另外由于我国出口欧美国家的产品大多为低附加值的生活必需品，所以我国实际出口额而从2009年4月起再度呈现迅速增长趋势并于2010年7月后趋于稳定。如仅从汇率和出口额变化走势图看，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事实上，通过相关系数，我们发现两者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再次验证了本文的预期:两者并无直接统计相关关系，而汇率主要经由汇率风险途径影响出口额。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个有效的GARCH模型要求所有变量均为稳定的，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表1给出了出口、国外经济景气度及实际有效汇率三个变量的ADF检验结果。检验结果显示三个变量序列均为常数与时间趋势明显，根据AIC信息准则选取ADF回归方程最佳滞后期数，并保证回归残差不存在自相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三个变量水平值均无法拒绝非平稳(nonstationary)的原假设，但一阶差分项则均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这说明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序列，其一阶差分项满足GARCH模型在设定、估计、检验及推论过程中的平稳性要求。正确的GARCH模型设定还需考虑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给出了出口、国外经济景气度与实际有效汇率三个变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根据检验结果，样本期间内，出口等三个变量在5%显著水平上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在确定变量的单整及协整关系后，多变量GARCH－M模型设定上还须考虑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表3给出了出口增长率Δlnxt和汇率变动率Δlnqt两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出口增长率的均值，或以标准差、极大值及极小值表示的增长波动率均大于汇率变动。在5%显著水平上，其偏度、峰度系数及JB统计量显示出口增长率服从正态分布;而汇率变动率的偏度接近于0，峰度值则显著大于3，呈尖峰(lep-tokurtic)分布，JB统计量亦拒绝汇率变动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Ljung－BoxQ统计量用于检验变量的序列相关性，其中滞后期k的选择可能影响检验结果，根据Tsay(2002)建议选取样本数的自然对数作为最适滞后期数，本文研究样本数为66，ln(66)=4．18，因此我们选取滞后期数为4。表3中Ljung－BoxQ统计量显示出口增长率及汇率变动率均存在高阶序列相关，因此本文使用自回归过程AR(p)以刻画出口及汇率变量的动态特征，而两变量平方项自相关检验的Q统计量亦显著，说明出口与汇率变量的方差可能不为固定值。为了检验这两个序列是否存在随时间变动且与其自身滞后值相关的方差，即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我们再以ARCH－LM统计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其中，Δlnxt的AR(3)过程及Δlnqt的AR(1)过程的Ljung－BoxQ统计量不显著，说明使用自回归过程可刻画出口与汇率变量的自相关性，其残差为白噪声。另外，ARCH－LM统计量显示Δlnqt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而Δlnxt则不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现象。表5给出了单变量GARCH(1，1)模型以及剔除不显著变量后的ARCH(1)模型估计出口与汇率波动过程的结果。Δlnxt与Δlnqt的均值方程分别服从AR(3)和AR(1)过程，其残差及其平方项的Ljung－BoxQ统计量显示，滞后4期后已不存在序列相关及异方差，对于出口与汇率变量自回归过程的模型设定是正确的。
在简化的ARCH(1)模型估计结果中，在5%显著性水平上，Δlnqt方差方程式中两个变量系数均显著，显示汇率波动的方差随时间变动，其中γ0＞0、γ1=0．32＞0，方差过程为正、有限且稳定，且其残差的水平值及平方项值的Ljung－BoxQ统计量至滞后4期均不显著，即εq，t不再存在序列相关及条件方差。Δlnxt的GARCH(1，1)模型中方差方程估计量均不显著，说明出口变动不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效应。此结果与表4中Δlnxt不显著的LM统计量相一致。似然比统计量LR用以检验GARCH(1，1)过程中方差方程的AR项是否为零，较小的LR统计量显示ARCH(1)模型已充分刻画Δlnxt与Δlnqt的方差变化过程。最后，计算得出汇率变动ARCH(1)模型的方差hq，t的均值为2．44，标准差为1．50，变动区间为1．68至16．88。最后，我们根据式(6)至式(11)建立双变量GARCH－M模型，联立估计汇率及其随时间变动的风险对出口的影响。以汇率风险波动，即汇率变量的方差作为出口均值方程中的解释变量，该模型方程组的信息矩阵为分块对角矩阵，因此联立估计与两阶段估计相比更具效率(KronerandLastraps，1993)。因篇幅所限，表6给出剔除不显著变量后的GARCH－M简化模型估计系数及标准差。表6表明，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及条件方差，其中不显著的似然比统计量LR(18)=22．59，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上，简化模型与原始模型具有相同的解释能力。汇率变动方差为正值且收敛(γ0＞0且1＞γ1＞0);风险变量hq，t平均值为2．46，标准差为1．52，变动区间为1．69至17．09，与表5中单变量GARCH模型估计结果相差不大。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双变量GARCH－M模型设定正确，出口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即国外经济景气度、汇率及汇率风险估计系数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多变量Ljung－Box统计量(Hosking，1980)联合检验出口与汇率变动双变量GARCH－M模型残差在滞后4期后不存在序列相关，残差平方项至滞后4期亦不显著，证明模型不再存在条件方差。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国外经济景气度系数均为正，即国外经济景气度增加出口收益且存在显著的滞后效果，这与Arize等(2000)、Fang和Lai(2003)的研究结果一致。汇率升值在2个月内增加出口收益，在第7及第8个月后显现显著减少出口收益的负面效果，这可能是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冲击存在滞后效果。由于贸易订单签订和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周期，在半年后汇率升值效果对出口的负面影响才逐渐显现，这与传统理论预期及多数实证结果相同。我们计算出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在－1．17%到1．09%之间，即虽然人民币升值减少出口收益，但其效果其实不大，这与大家的直观感觉并不一致。汇率风险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滞后1期效果为－0．71，说明汇率风险造成预期出口利润的不确定性，风险规避的出口厂商可能减少出口，这一结果与Arize(1996)相同。另外，汇率风险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可能受到汇率条件方差平均值的影响。本文双变量GARCH－M模型估计的汇率条件方差平均值为2．46，出现负的汇率风险效果。若与国外经济景气度及汇率变动的滞后5期与滞后8期相关相比较，汇率风险仅存在2期滞后效果，我国出口厂商似乎能够相当快速地调整汇率风险的冲击。我们进一步分析汇率影响出口收益的规模。双变量GARCH－M模型汇率风险hq，t的平均值为2．46，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汇率风险对出口收益的平均冲击，一个月后为－1．75%，样本期间内，汇率风险的最大、最小估计值分别为7．08和1．69，因此月平均冲击效果在－2．83%至－1．19%之间。表7给出国外经济景气度、汇率变动及汇率风险三个变量冲击出口收益的效应。就月平均效应来说，正的国外经济景气度冲击效应小于负的汇率风险效应，汇率升值会减少出口收益，但效果并不明显;无论是平均值，还是以正、负一个标准差构造的平均效应波动区间，相较于汇率及其风险，国外经济景气度都呈现较大的冲击效应。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出口贸易国(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对我国出口收益波动影响较大，并给我国经济增长波动带来负面效果。张军和李君君(2010)亦认为国外经济景气强弱对我国实际出口的影响大于汇率变动;汇率风险冲击出口平均收益并造成收益波动的负面效果明显大于汇率变动减少出口的效果。从出口贸易的角度出发，稳定的外汇市场应比抑制人民币升值政策更为重要。
四、结论与建议
传统国际经济学主张汇率是影响一国出口贸易的最主要因素，汇率升值减少出口。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固定汇率体系崩溃，汇率波动引发的不确定风险亦可能降低出口贸易。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与我国出口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外经济景气度显著正向影响出口收益，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国家之一，虽然国外经济景气度对我国出口的平均影响效果不大，但是国外经济景气度为影响出口收益的最主要因素。另外，汇率升值减少出口收益，但效果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显著。汇率风险作为出口方程中的重要解释变量，显著负面影响出口收益，然而出口厂商能够快速调整，消除风险冲击。根据实证结果，汇率贬值似乎并不是刺激出口的有效工具，一则汇率贬值本身对出口的影响效果有限，二则汇率变动所引发的汇率风险冲击明显大于汇率贬值效果。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大量中小企业因难以抵御危机而纷纷破产，所以帮助出口企业寻找出口路径是一项亟须解决的课题，也是实现外贸乃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我们建议政府采用以下政策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给我国外贸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1)寻找更多的潜在贸易伙伴国，拓展国际市场。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在浙江等沿海开放省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以上，而我国贸易输出国对象主要为美欧、日本、加拿大等一些大国，在汇率变动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的恶化会严重削弱我国的出口贸易，并会带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帮助企业“走出去”，开拓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市场，寻找更多潜在的贸易合作伙伴。同时鼓励我国企业对海外投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也将具有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向相对更加落后国家的基础。FDI可以拓展我国产品在海外市场的销售，同时也可以使经常项目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