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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1
[关键词] 绿色农药；药农；三七；文山；二元Logit模型
出于稳产、高产的需求，农药在中药材种植业被广泛使用，但普通化学农药毒性高、残留多、不易降解，不仅威胁药农健康，还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并使得我国中药材及其制剂的农药残留偏高。随着各国农残检测标准日趋严苛，我国出口中药多次因农残超标被封存、销毁或者退货，因而施用对环境友好、低残留或无残留、低毒或无害的绿色农药，是中药材种植发展的必然。本研究以多年生宿根草本药材三七为突破口，在云南省文山州对三七药农（七农）进行调研，以期解读影响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主要因素。且在问卷问题和模型变量的设置中，强调生产投入、产出回报、贷款保险和价格预期等经济学参数，希望为合理高效的推广绿色农药提出经济上可行的政策建议。
1 研究对象选择
三七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Panax notoginseng （Burk.） F.H.Chen的根茎，是常用的名贵中药材之一，传统认为具有活血散瘀、消肿定痛的功效，享有“金不换”、“止血神药”、“南国神草”的美誉[1]，为云南白药、片仔癀、血栓通、三七片等多种中成药的主要原料，现有正品药用三七均为人工种植，未见野生种。近年来，由于三七售价持续高涨，造成三七红籽、种苗的价格屡破历史纪录，种植三七所需材料农资、人工也连带上涨，三七种植成本随之大幅攀升。据测算，2011年新种植三七每亩（1亩≈667 m2）成本已达2万～3万元。三七从育苗到收获需要3年或以上时间，且病害十分严重，因三七种植存在连作障碍，一般新种三七需另选地块，或者10 年以上的轮作周期才能继续种植[2]，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种植三七的难度和生产成本。三七的种植，充分体现了中药材种植中长周期、高风险、高技术、高投入的特点，因而选取七农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合适的。
2 七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2.1 模型描述 七农是否愿意使用绿色农药只有愿意或者不愿意2种选择，属于离散被解释变量中的二值选择（binary choices）。故本研究利用二元 Logit 选择模型，令Y=1表示愿意，Y=0表示不愿意，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 0，1） 范围内，建立回归方程：ln是几率比，即Y=1与Y=0的概率比；参数βi（β1，β2…βm）为回归系数 [3]。
2.2 解释变量的假定 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4-11]，结合前期调查所获知的文山州三七种植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假定影响七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因素有七农个人特征、七农家庭特征、三七生产特征、七农获取外部支持情况、七农的农药认知及三七价格走势判断5大类，含义及预期作用方向见表1。
2.3 模型计算与结果 2012年10—12月在三七道地和主要产区——文山进行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调查后，以EpiData3.1软件录入问卷数据，运用Stata11.0计量软件运行Logit计算，采取向后条件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回归，期间将文化程度这个分类变量视为哑变量，经过多步回归后，最终取得影响七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最优Logit模型，相关回归系数及检验值见表2。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77.1%的受调查七农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表1中列出的22个假设解释变量中，人均产值、防治病虫害效果的认知、低农残三七售价认知在10%水平上显著，平均每亩农药花费、三七农残现状认知、三七销售价格预期在5%水平上显著。从表2可以看出，本研究建立的最优Logit模型准R2达到了0.923，卡方检验是227.4，显著度P为0.000 0，整体拟合效果好，回归效果比较理想，证实模型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3 分析讨论
分析三七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各类显著或者不显著的影响因素，呈现出一些与其他作物种植户不尽相同的特点。
第一，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家庭收入、七农种植年份、种植面积、种植收入等常规考察因素对七农是否愿意使用绿色农药没有显著的影响。传统观念中，受过良好教育、家庭人口数少、家庭收入高的年轻农户更容易接受绿色农药，但在本次调查中并没有证实。另一方面，以往文献报道中，种植经验丰富、种植收入高的种植大户更倾向采用绿色农药，这点在本次研究中也未得以体现。
第二，只有5.3%的被调查七农参加了农作物保险。由于占比过小，很难对七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参保比例过小，这在一个生产周期漫长、价格波动剧烈、面临风险巨大的产业中是极不正常的。
第三，人均产值对七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与前期预计吻合，但这是在种植面积、种植收入、种植面积变化趋势等变量都不显著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这说明，盲目扩大粗放式的种植规模并不能有效的提升药农采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只有在精耕细作、集约管理的基础上，提高单位生产资料的产出值，才能确实提高药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
第四，平均每亩农药花费对七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与前期估计不符。推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绿色农药售价比普通农药高，农药物资投入已经较大的七农不愿意选用。这点可以在调查问卷中寻求支持，问卷针对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的七农，追加了为什么不愿意使用的问题，71.7%的答题者都勾选了“绿色农药价格高于一般农药”。
第五，认为三七农残情况严重的七农反而更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这让人出乎意料，这可能需要依靠“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进行解释。药农自行核算农资、人工、土地等生产资料投入，考量产出，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其理性的一方面。但当前农村信息还是比较闭塞，药农获取的是片面的农药污染信息，只知道目前农残问题严重，却没有掌握其他知识，如农药对人体的威胁不仅仅是急性损伤，还会造成慢性疾病，这会产生比短期正向收益更大的长期负性收益；农药对环境的破坏将会阻碍农业的持续发展，长期看来总体收益会因为农药过量使用而下降等等。药农对农药问题不能全面认识，会导致只考虑眼前收益，在认为多数同行都在使用普通农药的情况下，自己若加大投入使用新农药会造成成本上涨、利润下降，因此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而未考虑健康环境的收益，这是其不理性的另一方面。药农处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使得认识到农残情况严重的药农反而拒绝使用绿色农药
第六，认为绿色农药防病虫害效果最好的七农更趋向于采用绿色农药，这与假设变量时的推断相符。三七的病虫害较多，不同农药针对不同病虫害的效果不尽相同，并不能单纯妄下论断哪种农药的效果最佳。但树立药农对绿色农药抗病虫害的信心，确实有利于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推广使用绿色农药。另一方面，是否认为绿色农药对人体伤害最小、对环境危害最轻的变量并没有进入最终的优化模型，从侧面说明药农对绿色农药的理解还存在偏颇，药农愿意选择以否，并不基于对绿色农药低毒、低残留特点的理解差异上，而更多受到对绿色农药防治效果的信心程度影响。
第七，对三七价格预期理性的七农更愿意选择绿色农药，这点同假设相契合。观察10余年来三七的价格走势，2001年到2002年价格较低，2003年价格开始上涨，2006年又降低，2006年后价格逐渐升高，2009年至2010年呈直线上涨[12]，2011与2012年度继续大幅攀升。高昂的价格已经影响到三七最大宗消费者——加工厂家的生产，致使一些三七产品停产。同时，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三七种植出现盲目扩张，调查中作者发现93.1%的七农种植面积呈扩大趋势。这很可能导致三七市场供求关系出现逆转，三七价格下行的可能性极大。本研究调查问卷完成于2012年10—12月，三七价格正位于高位，认为三七未来价格可以保持或者继续上涨的七农，首先考虑保产增产，较少思及健康与环境因素，因此不愿意尝试换用绿色农药。
第八，如果七农认为种植过程中施用绿色农药的低农残三七比普通三七的价格高，则在价格杠杆的作用下，其更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这与先期估计符合。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59.3%的受调查七农认为低农残三七并不比普通三七售价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中药材农残检验还不完善，低农残药材质优却不一定价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农药的使用。
4 政策与建议
4.1 促进集约型规模化药材种植 药材种植中的资金和技术门槛必然促使生产向实力雄厚的种植公司和专业大户聚集，单体种植规模会越来越大。但许多生产大户的田间管理和采收加工依然依靠传统经验和技术，属于粗放式简单复制以往生产方式。研究结果提示，通过集约型规模种植，才能真正提高药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因此，可以从选地、环境质量检测和监测、人员技术培训、种植采收、质量检测、加工仓储等多个环节入手，制订和落实集约型生产的方法和措施，提高单位生产资料的产出值、提升产品附加值，从而达到增强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目的。
4.2 降低绿色农药终端售价 在这里并不是建议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强行限价或者降价，如果无利可图，农药生产厂家会减少甚至停止生产绿色农药，这无益于解决问题。绿色农药的价格同其他商品一样，主要由成本决定，成本主要包括研发成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税金等。可通过国家设立专门基金扶持绿色农药新产品研发、绿色农药销售网络给予财政补贴、运输绿色农药物资的车辆免收过路费、绿色农药生产厂家免税等方式，降低绿色农药的成本，进而降低绿色农药终端售价，促使更多药农愿意使用绿色农药。
4.3 加强绿色农药特点的宣传、促使药农掌握全面的农药信息 本研究表明药农对绿色农药防治效果的认知是愿意选择与否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就是说药农如果认为绿色农药防治病虫害效果好，则愿意使用的可能性就大，绿色农药对人体危害小、低毒低残留的特点却没有受到重视。但绿色农药对某些病虫害的作用并不比普通化学农药强，且施用后见效较慢。这就很可能造成本来愿意使用绿色农药的药农真正实施使用行为后，回退到不愿意使用的状态。为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应加大宣传，让药农掌握全面的农药信息，了解普通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体的伤害，熟悉绿色农药安全低残留的特点，使得药农在抉择生产方式时，能将环境和安全列入考量，这才能坚实稳步的推广绿色农药。
4.4 稳定中药材价格体系 中药材价格的频繁波动，从长远看，是绿色农药推广的障碍。药材价格虚高时，药农为保证产量，无暇顾及健康与环境的损害，因此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药材价格暴跌时，种植药材零利润或者亏本，药农不可能再加大投入来使用绿色农药。近几年来，中药材的价格频繁遭遇暴涨暴跌，三七价格屡创新高，太子参在两年时间里创下17倍的涨幅，其他如人参、金银花等一些药材，也经历过大幅涨跌的行情。这里面有异常天气、突发疫情等原因，但经销商囤积居奇、游资炒作和药农盲目种植是造成中药材价格坐过山车的主要原因。要稳定中药材价格体系，可采取以下措施：建立中药材收储机制，以有效防范中药材供应量短期减少的风险；建设中药材交易电子信息平台，及时各品种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市场价格信息，避免药农和经销商跟风操作；建立中药材期货交易市场，促进市场流动性，以适度的期货投机缓减价格波动；积极查处炒作中药材的违法行为，严查炒作、囤积以及哄抬药材价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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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evidence on Panax notoginseng production areas
in Wenshan， Yunnan province
QIAN Yun-xu1，2， YANG Yue1， ZHAO Wei3 ， CUI Xiu-ming2，4， BI Kai-shun1*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China；
2.Faculty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4.Wenshan Institute of Panax Notoginseng， Wenshan 663000， China）〖JZ）〗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apply a binary logistic model to analyze the major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by us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Wenshan， Yun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utput per capita， average pesticide cost per mu， cogni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s， expectations on Panax notoginseng prices， cognition of pesticides′ effect of pests control， cognition of P. notoginseng prices of low pesticide residues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above， some proposals for enhancing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moving toward the intensive planting systems， fetching down the pieces of green pesticides， emphasizing and propagating the advantages of green pesticides， keeping the prices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 running at steady rates.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2
[关键词]家庭消费；生育选择；生育率；Cass-Koopmans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5-0052-06
一、问题的提出
鼓励人口生育有利于扩大消费，但是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是如何影响人口生育的？经济变量与生育率和死亡率之间存在重要的相关性，意味着人口自然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无论收入还是消费，都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跨代间消费水平的增长依赖于子女抚养成本的变化，这会对人口生育动机和生育率带来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家庭消费将直接影响生育选择。
从收入与生育的关系来看，陈卫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分配越平等，一般生育率越低，两者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潘丹和宁满秀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通过负二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对生育意愿的作用，结果显示：当加入收入结构变量后，家庭持久总收入对妇女愿意生育数量的负向影响显著降低，而收入结构则会更加显著地影响生育意愿。胡静利用同样数据研究发现，对于是否生育孩子的决策，生理因素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生育多少个孩子的决策，社会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无论城乡均产生显著影响。而女性收入对生育意愿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薛继亮和张建武利用人均GDP和总和生育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并且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二者都存在一个同期效应，相互作用。周靖祥以已经生育一胎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依据典型调查获取的微观数据搜寻生育意愿的决定变量，结果显示：按照不同类型进行分组测算的还想再生育一胎的妇女比率都在30%左右，妇女出生年变量能够反映出生育意愿的跨期差异，受教育水平等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极为显著。当控制城乡差异（户口类型变量）、民族虚拟变量和第一胎出生婴儿性别时，结果仍然稳健。用妇女工资水平作为劳动参与的变量，当我们控制了年龄、城乡户口差异等变量后。发现育龄妇女教育回报率稳定在8.0%―9.2%之间。随着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消费模式必然发生变化。现代消费模式更加注重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农村居民生育行为的转变。
针对家庭消费影响生育的现实，蔡东汉利用一个具有内生生育率的经济增长模型得出家庭人均资本和人均消费决定家庭人口的生育率。在人均消费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资本上升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在人均资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消费上升则会导致生育率上升。田银华和龙朝阳在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OLG模型框架下考察公共养老金税率变动对生育选择等的长期影响。杨轶华和顾洪梅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税率并不能影响生育率，生育率受到老年一代和年轻一代消费效用偏好的影响。王永华和彭伟斌在一个两期代际交叠模型中将生育率内生化，使得家庭通过养育孩子的成本和赡养强度的约束最优化问题来确定养育孩子的最优数量，结果显示：存在赡养的经济中，生育率会上升，而过高的赡养强度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家庭养老会造成资本积累的挤出效应，使得人均有效产出和消费都下降，导致生育率上升。
基于总产出、消费水平、储蓄水平及储蓄率的综合考量，在短期内放开生育政策前景可能并不优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但从长期看，放开生育政策远好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因此，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收入与生育率的相关研究比消费与生育率的研究更为深入。但是，家庭消费更加直接影响生育选择，无论在生育的投资品模型还是在需求品模型中，消费都是模型中的核心变量。在当前中国生育意愿和生育率较低的情况下，从消费角度探索提高生育水平的路径，综合考虑把孩子看做是能够带来家庭幸福的消费品或“耐用消费品”还是作为补充养老保障的投资品情况，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二、理论模型
根据蔡东汉的推理：在指定的生产方式下，家庭人均资本和人均消费决定出生率，并且唯一决定。在这个推理下，可以通过调整人均资本和人均消费的分配来实现人口出生率的增减，进而实现对人口增长的约束。在人均消费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资本上升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在人均资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消费上升则会导致生育率上升。这为当前中国调整生育率带来了理论依据。为了验证家庭生育的Cass-koopmans模型，本文对生育率与其他消费、收入和资本数据进行估计.期望得到家庭消费与生育选择之间的规律。
三、样本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78―2014年，涉及出生率、人均GDP、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城乡消费水平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人均资本等7个变量。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l所示。1978―2014年，中国出生率下降了1倍多。与此同时，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却增加了100多倍，而居民消费水平也增加了近100倍。城乡消费水平比则呈现扩大再缩小的变化趋势。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低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但是二者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四、模型估计与解释
1.生育率选择与消费及相关因素的估计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不能解决采用变量的水平值进行经济现象均衡关系研究可能产生的谬误问题，为了保证变量长期信息不被丢失，协整检验作为一种处理平稳值的方法可以验证水平数据的长期均衡关系，同时格兰杰因果检验则可以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前提是变量具有平稳特征。因此，本文在建模前采用Dickey―Fuller的ADF检验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法验证变量间的平稳性和均衡关系。结果表明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并且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生育率与其他消费、收入和资本数据进行估计，得到模型1至模型4（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2是对模型1的修正，满足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模型3是消费不变、资本增加的情景，即资本替代消费的过程；模型4是消费增加、资本不变的情景，即消费替代资本的过程。模型3和模型4的拟合优度比较高，且满足显著性检验。
中国1978―2014年数据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能够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对生育率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则抑制生育率上升；人均资本的提高显著提高生育率，如模型2所示。在消费不变、资本增加的情景下，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能够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对生育率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则抑制生育率上升：人均资本的提高显著降低生育率。在消费增加、资本不变的情景下，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能够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对生育率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显著带来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则显著带来生育率下降；人均资本的提高显著提高生育率。
比较模型3和模型4，在消费和资本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率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上升，而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则会带来生育率下降。这就验证了在保持人均消费不变的情形下，增加投资可以降低生育率；在人均资本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提高则会导致生育率上升。为了进一步对此进行验证，本文将对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包括从线性到非线性的转变。
2.生育率与人均资本及消费水平的关系
本文对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进行估计，得到模型5至模型8（如表3所示）。模型5至模型8对收入项系数进行的联合检验表明：大部分p值均小于1%。这就直接验证了收入水平是生育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就人均资本和消费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而言，模型6和模8明显好于模型5和模型7；模型6和模型8各统计量的估计值都满足统计学检验，本文在解释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时选择模型6和模型8。
估计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均呈现倒U型曲线。即生育率随着人均资本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均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唯一的区别是倒U型曲线的拐点差异很大，其中消费水平的拐点数值更大，发生更晚。这实际上也间接验证家庭消费比家庭资本对生育率的影响更大。这说明了中国生育率处于一个较快的转型期，这个时期的生育率变动与家庭消费关系紧密。由于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可以预测中国已经进入生育率与消费水平倒U型曲线的右侧部分，即因为生育和抚养小孩的消费支出会进一步增加。这实际上为中国进入新一轮的生育消费周期奠定了理论基础。
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估计结果表明，消费水平的拐点数值比人均资本更大，这实际上为中国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契机，因为会通过直接影响家庭实际消费支出影响生育率。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放松了低收入家庭的预算约束，对生育产生替代作用和收入效应，进而可以提高最优生育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将为放松人口政策提供空间，实现从强制少生到自愿适度生育的转变。
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可以抑制消费水平拐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当前生育率。但是中国目前存在职工生育保险参保率低、生育保障制度公平性不足以及生育保险制度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不能形成更加公平、更为有效的生育保障机制，这是导致当前生育意愿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考虑到社会保障不健全，家庭养老在家庭消费支出也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冲击，这就需要全面深入发展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尽快实现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一体化，扩大社会养老的覆盖水平，降低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思想的影响力。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借鉴Cass-Koopmans模型，构建家庭消费与生育选择的关系模型，利用中国1978―2014年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和验证，结果发现：在消费和资本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生育率上升，而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则会带来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与人均资本、生育率与消费水平的关系均呈现倒U型曲线，消费水平的拐点数值比人均资本更大，意味着生育补贴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可以抑制消费水平拐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当前生育率。这就为从家庭消费出发，改变当前生育意愿较低的现状提供了理论依据。据此，调整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需要做到以下三方面：
第一，有计划分步地改革生育保险制度。可以考虑将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中的生育医疗保险部分划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同时提高城乡居民生育医疗保障待遇；在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的情况下，确保城乡居民生育医疗保障待遇不降低。此外，还要把生育津贴制度扩展到城乡居民。尽快形成全社会统一的、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津贴制度。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3
生育意愿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长期以来,“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着我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导致农村的多生行为,“多孩”成为家庭的普遍选择。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多子多福”生育观念遭受巨大的挑战。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侵蚀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强势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制度上严格约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选择的空间;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对农村多孩生育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弱化,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由多生、早生,转变为自愿少生、晚生;从重视孩子数量逐渐转为重视孩子的质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数量”的变化是这种转变的直接体现。2006-2007年,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11],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45,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远。以现行的1.5个子女作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断标准①,江苏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选择空间极为有限。相关学者估算,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体上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与孩子数量之间进行的艰难抉择。从政策生育水平来看,农村政策生育水平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转变增长势能消退后,负增长的人口政策将累积人口负增长惯性。
近年来,受城市发展的推动以及人口流动阻力的减小等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西方学者在研究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就提出现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14]。而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观点、生育文化对常年居住于城市的农村青壮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化显着减缓了我国人口的增加[15],有过外出流动经历的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妇女[16]。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将推动农村生育模式转变。从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与实际生育水平存在差异。事实上,由于经济、政策、流动等条件的限制,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生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农村地区低。不过近年来,农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断下降,因而城乡生育水平正逐渐趋同。“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4,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乡生育水平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这也表明,农村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许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无法克服因生育带来的巨大成本而放弃生育,进而造成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现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实际生育水平的梯级递减特征。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也显示,拥有二孩生育权的妇女中,没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过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个孩子比例不足4%。放弃二胎现象表明,在农村地区,一胎化已有内化为个人自觉生育选择的趋势。这种自觉的超低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在人口内部累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在这种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下,农村地区实际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积巨大的负增长惯性。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规模由2000年的934万人减少至2010年的841万人,年均减少近10万人。如果按照这一变动趋势,2022年,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将不足400万人;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农村少儿人口(0-14岁)规模由2001年的2.06亿人减少至2010年的1.17亿人(图1),减少0.89亿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处于“少子化”状态,并处于“严重少子化”①的边缘。这种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实际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内部累积了巨大的负增长的惯性,农村人口未来将遭遇负增长已成定局。同时,少儿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动整个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化(图2、图3)。假设以2010年农村各年龄人口规模为基础,0岁组人口规模以2000-2010年间变化趋势为准,并假设年龄死亡率不变,2030年,农村人口年龄金字塔将如图5所示。金字塔图表明,2030年,中国农村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15.7%和26.3%,属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状态。
二、农村人口劳动力亏损
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缺乏明确且有效的城乡均衡发展的政策和途径。相反,国家政策长期倾斜于城市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节节攀升,而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种地不赚钱成为一种普遍状态(参见表1),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失衡的城乡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社会对农民身份的偏见与歧视,农民对自己的身份也容易产生较强的自卑感,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厌离农业,“跳出农门”、“迁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强烈。由于推拉合力产生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劳动力迁移势能,农村劳动力转移顺势而出。
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全,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很难形成有序、合理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这种失灵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与冲动性,并造成农村人口亏损。据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8%(参见图6)。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59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6.4%。相关学者研究也显示,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已经结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①已经出现[19]。据估计,2006-2010年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在0.3~1.8亿人之间(参见表2)。而2011年我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起,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亿人以上,其规模均超出学者们所推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即农村劳动力净剩余规模由正转为负,出现城市、农村争夺劳动力现象。近年来东部发达省区出现的“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升等现象则是对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直接佐证。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②调查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情况类似,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励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流。国家 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农民工为城镇发展带回的资金流高达数千亿元。农民工外出务工带回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发展资金不足的状态。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热情。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间障碍,甚至鼓励有能力的劳动力出国打工。这种单向的政策鼓励导致能进城的都进了城,农村真正全职的“种养”劳动力几乎没有,这也成了一种普遍状态。这种“只推不拉”的单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农村凋敝的步伐。
能够保障村庄安全、发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轻人口的缺乏,农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经出现③。这样的景象绝非个别,甚至在乡土中国不断蔓延。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我国每年撂荒耕地达到3000万亩,10年则达到3亿亩,数量惊人。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③。种粮农民不足的问题已经出现,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①。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现在却出现了“供给缺口”。即便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稳定,我国也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6]。“六普”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仅有海南、新疆、贵州、广西四省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间,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六省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1,已进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虽然我国生育率长期存在二元城乡结构差异,但生育率相/:请记住我站域名/对偏高的农村地区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这是发人深省的事实。同时,“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0.882,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38,比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低0.262②,反弹乏力,这也是造成劳动力后备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城镇失业报告》③称,未来我国农村从事农业的年轻一代(16-25岁)劳动力,其在农村户籍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足两成。造成农村人口无法维系“无限供给”的状态,并出现劳动力“供给缺口”。
人口城镇化一方面通过转移农村过剩人口,推动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吸走的农村人口不一定是过剩劳动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劳动力和精英劳动力。因为迁移行为是具有选择性的,那些处于青壮年时期的人口以及拥有较高学历的人口更有可能选择迁移。这样过度而且具有选择性特征的人口转移所带来的就不是“人口适度”和“人口红利”,而是农村“人口亏损”和“人口负债”。这也告诉我们,人口城乡、区域间的合理分布,是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农村无农民不稳,无农民不旺,农村劳动力转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发展,也要推进农村的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发展密不可分。没有稳定的农村,城市将很难实现持续发展。没有兴旺的农村,城市将很难有持续的繁荣。没有新的农民人口补给进来,农业发展将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将因为没有兴旺的农业、农村作为后盾而失去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当前“无农不稳”的新含义。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4
关键词：生育率；人口红利；老龄社会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3-003-02
一、问题重述
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70年代初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红利消失。本世纪初调整到“双独二胎”，到现在的“单独二胎”。无疑是政策不断进步的表现。选择合适的角度建立数学模型，评估有没有必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二、影响因素的分析
1、生育率水平。20世纪70年代初，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导致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生育率几乎一直处于低生育率2.14以下的水平，近几年更是低于超低生育率水平1.5。超低生育率水平加快了我国老龄化的进程，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2、出生性别比例。在计划生育中的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性别选择”成为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最终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被“人为性”破坏失调。查阅1980年至2010年的性别比例资料得知，正常性别比例在103：100左右。自1978年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明显升高，1985年后除了个别年份外，出生性别比例均超过了112，明显偏离了正常的性别比例，从总趋势上看，比例仍呈增长趋势。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会带来婚姻挤压、性别透支和人口结构失衡等严重社会问题。
3、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红利期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通过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表示人口红利的变化，确定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
经分析，我国的人口红利大致处于增长趋势，但是在2010年出现了一个拐点，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建立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几十年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进而说明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
（1）差分方程模型。将人群按年龄大小等间隔地分成n个年龄组，比如每10岁或每5岁为1个年龄组。与年龄的离散化相对应，时间也离散为时段，并且时段的间隔与年龄区间大小相等，即以10年或5年为1个阶段。人口是通过女性个体的生育而增长的，所以用女性数量的变化为研究对象比较方便，下面提到的人口数量均指其中的女性。
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群数量为 ，第 年龄组的生育率为 ，死亡率为 ，生存率为 ，有 ，假设 和 不随时段 变化。 的变化规律：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 各年龄组生育数量之和，即
①
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 第 年龄组生存下来的数量，即
②
设时段K种群按年龄组的分布变量为： ③
则（1）、（2）可表为 ， ④
其中，由生育率 和生存率 构成的矩阵 ⑤
当矩阵L和按年龄组的初始分布向量 已知时，可以预测任意时段K人群按年龄组的分布为 ⑥
（2）模型验证。将年龄分为4组，全国人口分为0-14、15-49、50-59、60-90共4个年龄阶段，根据公式⑥只要知道 时的L矩阵，依次可以得到以后每年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据，进而可以预测年龄在15-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查得2000-2008年的出生率 及死亡率 ，通过死亡率得生存率 。
表2中平均相对误差为0.0159，说明该模型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符合人口发展规律。用该模型预测各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从而得出15-59岁劳动人口数以及总人口数，算出比值即得到每年的人口红利数据，相关运算过程借助MATLAB实现。得知，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呈增长趋势，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呈急剧下降的趋势。
4、老龄化问题。老龄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数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新标准是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7%。采用新标准分析我国老龄化程度。
由表3中数据可知，我国2000年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7%，2011年比例已经高达9.1%，说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还会继续加大。
为了更加明确的说明问题，根据建立的动态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呈递增趋势，2030年左右我国老龄化已经超过20%，并将一直增长下去，所以20年后我国将成为高度老龄化国家。造成上述原因可分为两方面：1、人口生育率大幅度下降2、死亡率的下降。第一方面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第二个方面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疾病的控制、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口高度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会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进而使社会总投资下降，最终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结论
通过对生育率、出生性别比例、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的分析，得出生育率持续降低，出生性别比例不平衡程度继续加深，人口红利在2015年将会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重，这种变化趋势最终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也就是说目前很有必要开放二胎政策。
参考文献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5
【关键词】俄罗斯；人口危机；原因；后果
【Abstract】the population crisis is a severe problem Russia is facing now and it results from very complicated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it has been reducing Russia.s human resources and causing more immigration and many social problems.
【Key words】Russia；population crisis；reason；consequence
一、俄罗斯人口危机
人口危机是指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人口死亡率超过出生率的情形。目前俄罗斯联邦面临的人口形势不容乐观，人口数量逐年下降，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已引起全世界的震动和担忧。1991年底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联邦一直深陷人口危机之中，人口和劳动力资源潜力受到严重破坏，俄罗斯民族正面临着“无人为继”的生存危机。
俄罗斯人口出生率偏低，人口死亡率偏高。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将是俄罗斯人口的储备力量，当时苏联已达到了一个妇女可以生育2.4—2.5个孩子的标准，而这代人推迟或拒绝生育的行为正将俄罗斯人口数量不可避免的带入了“人口下降通道”。俄政府为了鼓励生育，给予这一代人很大程度的优惠政策。2003年的财政预算中俄政府大幅度增加对生育妇女和家庭的补助以及提高国民的医疗、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以此来刺激人口出生率的增长。梅德韦杰夫总统明确指出俄罗斯目前的出生率已经达到了苏联时期的水平，但是人口出生率趋于上升并不能说明俄罗斯人口问题已得到圆满解决，可以高枕无忧了。在俄罗斯有三个孩子的家庭才是人口学家眼中理想的家庭，才可以保证居民维持正常的生育状况。现在俄罗斯每个家庭平均是1.3个孩子，因此远没有达到每个家庭都有3个以上孩子的目标。俄居民平均生育要想达到标准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出生率下降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存在。50年代，俄罗斯妇女平均生育率为2.8个孩子，60年代后期不断下降， 1981年—1985年降为2.02%，1996年—1999年，它已经下降到1.27%，达历史最低水平，已经明显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人口出生率基本保持在1.4%—1.7%之间，同期死亡率大致在0.8%—1.2%之间，人口总量缓慢增长。进入90年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从1.34%递减到0.83%，而死亡率却由1.12%递增到1.47%，最高时达到了1.57%，最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人口赤字。新世纪最近几年，俄罗斯人口出生率上升到1.41%，但这一数据对未来并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死亡率上升得更快，达到1.48%，人口再生产能力仍然明显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影响人口出生率的因素，有历史原因、政治原因、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和外部原因。要保障俄罗斯联邦简单的人口再生，一个妇女至少应当生育2.1个孩子。俄罗斯人口危机不仅仅是低出生率造成的，高死亡率也是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因素。排在死亡率之首的是各种疾病，其中心血管疾病及癌症发病几率很高。而造成这类疾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不良的嗜好和不合理的饮食结构；其次由于大气污染和饮用水污染损害了许多俄罗斯人的身体健康，成为患呼吸系统和肠道疾病最终导致死亡高发率的第二大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一夜之间进入私有化市场经济，将30%以上的俄罗斯人变成了生活在最低保障线下的穷人。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恶化、酒精中毒、泛滥、交通事故、疾病、生活压力、贫穷、社会动荡与冲突是造成俄罗斯高死亡率的原因，尤其是儿童和青壮年劳动者死亡率直线上升。近些年俄罗斯儿童的死亡率比经济发达国家高出5倍，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俄罗斯人口危机是制约俄罗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二、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原因
1、历史原因。
俄罗斯出生率下降始于19世纪末。社会劳动从农业生产逐渐向工业生产转移，人口大量移居城市。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规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和国内国际战争这些历史原因严重制约了苏联人口的正常繁衍。年轻人数量锐减，人口年龄构成新一代人口数量少于老一代，因此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6
关键词：生育率下降；劳动力素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1—0003—07
一、引言
“人口红利”一直是学者在分析战后亚洲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所围绕的重要话题。“人口红利”所提供的发展机会窗口，不但成就了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曾让世界瞩目的“东亚奇迹”，而且还促使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间达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生育率下降、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
尽管“人口红利”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却有很大差异。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经过持续了近60年的人口红利期后，其经购买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突破了25000美元，然而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并未阻碍其发展的步伐。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日本经购买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30000美元。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口红利期的出现早于中国内地，但晚于日本，现处于人口红利期的末期，2010年经购买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韩国超过了27000美元，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分别超过了50000美元和40000美元。这些创造了“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在结束人口红利期或是在人口红利期末期依然能够保证经济较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反观我国内地，在这一发展机会窗口即将关闭之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未达到7000美元，却出现了不少的经济社会问题，近年来，更是在全国范围出现了“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现象。随着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倒闭和劳动力用工成本的提高，社会各界开始担心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出现迅速放慢甚至停滞的现象，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蔡昉认为，“民工荒”现象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表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刘尔铎则认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包括地区结构、产业结构等的结构性短缺，并非是劳动力总量的问题；章群等人从农民工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认为这是他们对自身素质提高而待遇不见高、生活成本提高而工资不见高的权益诉求。而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有我国高校扩招使得大学生人数激增，就业竞争加剧；高校的培养模式存在问题，大学生自身就业观与现实脱节；等等。
但是已有研究大多单纯从我国劳动力数量变化的角度来分别分析“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没有将这一矛盾现象结合起来分析，也未将我国人口变化、社会变化等因素考虑进来，更是很少有研究能够参照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探究其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却并未出现类似问题的原因。
同是抓住了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为何在这一机遇逐渐消失时，有些亚洲国家和地区达到了较高的经济水平并且维持着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而我国却出现了众多经济、社会问题呢？本研究对比了我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指出当前我国出现民工数量短缺与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这一矛盾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长期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与不断发展的人口形势、生育率的下降不协调，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社会现实相脱节，造成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经济发展模式与生育率下降不协调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随着世界各国社会与经济各方面的不断发展，以及直接影响着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医疗技术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全球的生育水平一直不断下降。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不断接近更替水平，许多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更是长期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经济进入平稳发展时期，生育水平也开始稳步下降。从图1可以看到，近30年来，随着人均GDP的升高，总和生育率出现快速下降，图中线性模型反映两者呈明显负相关，系数约为-0.7。而经测算，1980～2009年，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购买力平价后，每提高1%，对应总和生育率降低0.0112。这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在快速发展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生育水平下降的经验关系相符。据蔡泳计算，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呈负相关（系数为-0.8）。因此，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育水平的降低之间的相关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不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自然地下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响。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经历了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而我国却只经历了15年左右的时间。虽然对于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究竟有多高，目前仍然存在争论，但各方普遍认为低于1.8。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西方发达国家中，当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6000美元（相当于对数值为4.41）时，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至1.8，法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1.8时为23804美元，英国为17549美元，对数值分别为4.38和4.24。我国201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购买力平价后只有6816美元（对数值为3.83），远远低于英、美、法三国，不到韩国1984年的水平，甚至还不到1980年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水平的一半。从城市化率看，我国2011年的城市化水平刚超过一半，而新加坡一直是城市国家（城市化率为100%），中国香港在1976年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90%，在1995年就实现了完全城市化，日、韩在1983年的城市化率都超过了60%，其现在的城市化率更是远超我国。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因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变化的程度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过去的经历。抚养比的快速下降和充足的年轻劳动人口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并成为金砖国家之一。我国在短时间内发展了大量由低劳动力成本促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使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增长的持续时间都超过了日本和“四小龙”所创造的纪录。但是，这种急剧的生育率下降，不仅带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也留下了人口老化的巨大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会经历一个逐渐老化的过程，经济发展模式若是一成不变，肯定会与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相脱节，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必然会出现，经济体原本的发展速度必然无法维持。
图2清晰地显示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过程。在人口惯性的作用下，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生育高峰使得我国25～3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在200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中显得极为突出，但到了2010年，这批劳动力的波峰后移，逐渐步入了中年期，而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则明显萎缩。虽然在劳动力人口计算上，40岁以上的体力劳动者被算入劳动者中，但是他们已无法完成高强度的体力工作，也不具有再找到脑力工作的技能。在劳动力人口老化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坚持只使用劳动力最年轻时期的浪费型用工模式，致使这些产业无法像以往那样轻易地招到廉价的年轻体力劳动者，导致了近年来的“民工荒”现象。
从图3中可以看到，2000～201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中，40岁以上的劳动者比例不断增加，今后十年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上升，2015年以后其占所有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接近50%，而年轻劳动力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2015年以后的下降趋势甚至将更快。经济的发展不可能长期依靠资本投入，劳动者的智慧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若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够及时转变，年轻劳动力的短缺将更加严重，经济增长方式滞后于生育率变化的现实将更明显地显现出来。
然而，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与经济发展相脱节的问题在我国一直存在着，只不过长期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掩盖了这一问题。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生育水平下降较快、时间较早，在20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这一问题。但由于当时我国各地生育率下降的先后时间不同、程度不一，生育率下降速度较慢的地区还富余着大量年轻劳动力，他们从劳动力充裕地区流向生育率较低的地区，形成“民工潮”，缓解了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发达地区本土年轻型劳动力短缺的状况。现在，全国生育率全面下降，而各地的经济发展都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流动人口对地区间劳动力数量差异削峰填谷的作用越来越弱，使得“民工潮”演变为“民工荒”。因此，从我国不断下降的生育水平及其所致的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看，我国应尽快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三、经济发展模式与劳动力素质提高相脱节
我国现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与生育率的降低、劳动人口年龄老化的人口发展相脱节，也与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社会现实相脱节。
尽管我国201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底部在20～25岁年龄段形成一个小波峰（见图2），但是这并不能解决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招到足够人手的问题。因为我国近年来高校扩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初次职业分流增加了年轻脑力劳动者的数量，从而更进一步减少了从事体力劳动的年轻劳动力。从图4中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急剧上升，近几年更是超过了600万人，接近700万人，这使得原本绝对数量就因人口转变而减少的年轻劳动力人口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进一步降低。低成本的年轻体力劳动者的数量大大减少，而滞后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数量依然庞大，进一步加剧了“民工荒”的状况。在生育率下降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近年来，众多加工型的中小企业的倒闭正印证了这一点。
亚洲“四小龙”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在利用“人口红利”创造了“东亚奇迹”之后，依然保持比较快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完成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使其与新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社会变迁相适应。
“四小龙”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也是利用“人口红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东亚奇迹”。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看准发展契机，迅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成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根据仉建涛整理的以往测算结果，1980—1993年，“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已经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转变为依靠要素产出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是促成其要素产出快速提高的最主要原因。该时期，要素产出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新加坡为62%，中国台湾和香港均超过一半，韩国在1994年超过了六成。图5清楚地显示了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在1980-1995年的飞速增长。
事实上，我国的劳动力素质在30年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巨大的提高，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普通本专科毕业人数30年来已经增长了近40倍（见表1），但是相比其他亚洲国家，我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却依然很低，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适应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1978—2003年，劳动力因素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还不到11%，而且分阶段看，后一阶段的劳动贡献率还低于前一阶段，由1985年以前的13%左右下降到1990～2003年的5%以下。王文举和范合君对2002～2005全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后发现，劳动贡献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仅分别为7.79%和5.55%。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滞后不但使我国现存的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维持，而且导致我国现有的大量有能力的高校毕业者高才低就、无法“人尽其才”。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1届全国608.2万名大学毕业生中，有70万人“学非所用”。这不仅造成了教育资源投资的浪费，而且导致了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找工作难的现象。学者黄国华通过将劳动者的实际收益作为市场给人力资本的价值估价，并利用人口普查中的人口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数据估计了我国培养的人才所实现价值的变化（由于数据限制，这里用于计算实现的人力资本价值年均增长率的年份并没有与教育普及率年均增长率的年份完全相同，但相差不多）。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内地中等及以上教育普及率的年均增长率与其他四个国家和地区差不多，甚至还比中国香港高出一些；但是我国所实现的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是最低的，“四小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力资本价值年均增长率都达到了1%及以上，而我国内地的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只有他们的一半，甚至更低。我国存在的大量潜在人力资本难以实现其价值。
也就是说，虽然我国劳动力素质已有了极大的提高，但这并不表明劳动生产率就必然会提高，这两者中间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经济体现在依然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潜在的人力资本，而并非能实现其应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因此，从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迫在眉睫。而且，从图5中也可以看到，我国现在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了其他几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型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更应在此时实现转型。
四、我国劳动力并不会短缺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我国年轻劳动力数量减少的趋势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数量会急剧短缺。根据2010年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7亿，比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还要多，接近世界人口的1/7。人口数量下降、劳动力数量减少是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已经提高的劳动力质量不断替代劳动力数量的情况下，数量减少并不意味着数量短缺。人口转变已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现在的人口形势也正在敦促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迈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我国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继续维持现有社会经济的发展。
那么，随着社会经济今后继续高速发展，我国的生育水平是否也会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样，出现在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后继续下降到较低水平的状况，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0%（我国近几年人均GDP经购买力平价后的大致增长速度）对应总和生育率下降0.112；这会不会使得在未来几十年，在即便有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劳动力素质提高相契合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体也因为劳动力绝对数量过少而发展减速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我国生育水平快速下降的状况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我国人口转变的实现并不单纯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的生育政策导致的。前面已经说明，基本上，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两万美元左右时，总和生育率才下降到1.8左右，比我国当下水平高出许多。若直接将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随社会经济发展下降的速度应用到我国现在的情况，而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认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将在短期内下降到极低水平是缺乏证据的。此外，从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状况看，大部分高收入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略有回升之势，而且一直在1.8左右波动，并没有下降到1，3左右的超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达到极低水平的也只是个别现象（见表3）。
其次，我国各地的发展状况和生育观念差异较大，只有个别地区（如北京、上海、江苏等）才出现超低生育率的状况，大部分地区居民的生育意愿依然不低，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控于我国的生育政策。根据陶涛和杨凡的测算，若没有生育政策的作用，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2年到2008年会一直处于较为平缓的下降过程，即使到2008年也仍然在更替水平以上，一直高于中国的实际总和生育率。
再次，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和调整，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和地区逐步扩大（如夫妻双方都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状况，夫妻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状况），会将仍然束缚在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解放出来，从而避免极低生育率的出现。
因此，虽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但这一下降过程却是受到了政策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双重影响。随着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生育水平可能会有所回升。并且，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之前，其对我国总和生育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会达到图1显示的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因而我国生育水平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并不会走向超低生育水平。
五、结论
我国近年来“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矛盾现象的产生，源自于我国独特的生育水平下降过程和超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且对我国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与我国的生育水平降低、劳动力素质升高的社会现实相脱节，造成我国出现了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一问题是逐渐累积起来的，但是在过去，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造成的大量流动人口，将低生育率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的问题掩盖了。随着全国社会经济全面地发展，全国性的生育水平下降，使这一长期积累的问题在短期内爆发，进而导致了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倒闭。此外，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高水平的年轻脑力劳动者在数量和比例上迅速增加；但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乏的是体力劳动者，无法吸收如此大量的脑力劳动者，使得这些潜在的人力资本也难以实现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