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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1
公司这次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符合上级的有关要求，体现了公司发展的客观需要，必然对推动公司健康、和谐、快速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公司党委对这次改革非常重视，认真执行《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指导意见》，经过充分酝酿、慎重研究、上下结合后，将实施方案报管理局党委审批后组织实施。这次改革，涉及面比较广，调整幅度比较大，机关科室由个减少到个，三科级单位由个减少到个，个四级单位全部撤消。管理人员压减了，科级干部职数压减了。可以说是公司内部的一次重大调整，关系到公司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根据公司党委研究的意见，我着重强调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局党委全委（扩大）会议上，管理局党委指出，今年是“思想作风建设年”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实质性推进年。“双压三减”作为今年工作的重头戏和硬任务，管理局党委相继出台了整体思路和实施意见。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和目标，公司党委和公司通过“双压三减”和调整公司内部结构，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激励与约束并举的薪酬分配体系和精干高效的管理队伍。在方案的制定和具体运作中，公司党委遵循“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基本议事规则，并将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团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体现了民主，符合了群众意愿。总的来说，具体把握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推动公司决策和发展思路落实的原则。公司发展是硬道理，惟有发展职工群众利益才有保障。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调整到位后，确定今年“”的发展目标，实施“”的管理思路，向职工群众做出“三项承诺”，努力办好“五件实事”，认真谋划制订公司发展长远规划，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新思路和新举措。这些好的决策和思路，必须要有最优化的组织、系统、人员和流程来实施，这是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实施“双压三减”，不仅是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计划，更是企业流程再造、突出核心业务的起点。机关科室的压减、四级管理的撤消、后勤服务职能的整合，不是“减减得负”，而是“以减求和”；不是职能的弱化，而是业务的集成；不是舍弃辅业，而是强化主营业务。通过组织、系统、人员和流程不间断的优化调整，保证政令畅通、信息共享、流程简化、执行有力、人员精干，将十分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二是扁平化管理、精干高效的原则。《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指导意见》指出：在横向上加强专业化协作，合理设置管理机构；在纵向上强化组织运行，减少管理层次；按照满负荷工作要求，进一步精减机构和管理人员，建设精干高效的管理队伍。同志在局党委全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把油田各级领导班子建成“负责任、有能力、简而精、大作为”的班子，全力打造堪当重任、精于治企、善驾市场、忠诚奉献的现代企业领导层。上级的这些要求，为我们这次“双压三减”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指导、政策依据和操作方法。我们这次改革，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机关科室合并，相同、相近业务整合，强调“一岗多能、一专多技”的培养锻炼方向，促使机关管理人员成为复合型、能力型人才。二是撤消四级管理，三级直接管理到基层，突出核心业务和主营业务的管理职能，更有利于信息化建设在基层的深入推进。富有生产、技术经验的管理人员，可以充分发挥特长，在一线生产、小型仪推广中大显身手。三是后，勤服务部门整合。生活后勤、物料配送、环卫绿化集于一体，强化了为一线单位和内部用户的服务职能。四是撤站设科，引入现代物流技术，形成快捷高效的配送网络，全面提高物资供应系统保障服务功能。五是压缩科级干部和管理人员，通过调整、交流、离职等措施，使干部队伍、管理人员在调整交流后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根据这五种主要形式的改革目的、具体要求、注意事项等内容，公司党委逐个分析，区别对待，反复研究，力争形成高效、协调、规范的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
三是释放活力、激励人才、优胜劣汰的原则。流程再造是动态的，随着市场和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我们通过“双压三减”，目的是增强管理人员、干部队伍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人人满负荷工作、队队释放活力，激励各类人才脱颖而出。能者上、庸者下，干部没有“铁饭碗”、管理人员不会稳坐“铁交椅”，谁能胜任工作就让谁干，形成“选人有条件、上岗有职责、竞争有规则、考核有标准、奖惩有依据”的用人制度体系。内部工资制度改革，收入向一线单位、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关键人才倾斜，收入与贡献、岗位紧密联系在一起，逐步建立符合市场劳动力价位的工资体系。强化问责制度的落实，加大责任追究力度，领导干部和管理者有权必有责，有责必究、有过必罚将成为一个新的惯例。经过公司党委调查发现，在公司干部队伍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八种不负责”的类型：一是久拖不决型；二是见事就躲型；三是答应不办型；四是偷奸取巧型；五是欺上瞒下型；六是推过揽功型；七是见好才办型；八是嫉贤妒能型。有的干部属于欺上瞒下型，利用职务岗位之便，投机取巧，损公肥私，最后走向犯罪道路。有的干部属于久拖不决型，在重要发展时期，坐等观望，延误战机；有的干部属于嫉贤妒能型，让你干干不好，让别人又有意见，分管的事不主动去干。今后，对不负责、不作为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公司党委要亮黄牌警示；屡教不改的，要给红牌罚下，要使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得到真正贯彻落实。
四是稳妥实施、确保稳定的原则。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神经的触动。公司党委实施的这次“双压三减”，是严格按照上级党委的有关要求进行操作实施的。公司党委在改革前，进行了自我摸底和上下结合，公司分管领导和部门到其他单位调研后，按照管理局规定的指标制订了实施方案，公司领导办公会、党委常委会形成了有关决定，经职工代表团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最后报管理局党委审批。对一些敏感问题，公司领导反复讨论，在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协调各种利益、处理各种关系、安置各类人员。这样做，既贯彻落实了上级关于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和“双压三减”的具体要求，又充分考虑了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既体现了事业发展对各级管理队伍的整体需求，又注重了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培养；既坚持原则稳步推进改革，又友情操作保证队伍稳定。
二、提高管理效能，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管理队伍
“双压三减”带来的影响，决不只是形式上的减人、减官、减机构，而是对各级管理层、管理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精减管理人员、压扁管理层次、减少管理费用，并不意味着工作数量的减少、工作质量的下降、管理职能的削弱。相反的是，对各级管理层、管理人员的要求表现为“四个更加”，即管理职责更加强化了，管理任务更加繁重了，管理能力更加复合了，管理技术更加标准了。每一个管理人员要遵循“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规范管理”的基本思想，深刻理解其内涵，做一个懂管理、会管理、善于管理的人才。
（一）岗位重塑，提高复合能力。每个管理岗位，作为企业管理链条的基本一环，其重塑十分重要。机关科室整合、四级管理层撤消、科级干部压减，这一系列新的变化，对今后管理岗位的能力和要求更高。从哲学思想来讲，“减”不是少、而是精，以一当百，以少胜多。要通过“减”锻造出一支精干的管理队伍，从机关到三科级单位，每个管理人员必须要扎扎实实提高复合能力，“精一门、通两门、懂三门”，凭实力坐稳位子，靠业绩巩固地位，用技能赢得竞争。要掌握新的岗位技能，管理职能的合并要求岗位技能必须不断更新整合，“一招鲜”已经落后于新形势的要求，岗位人员要相互学习、交叉锻炼、取长补断，创建学习型团队。如行政干部要熟悉党务政工，学会从政治看经济、从经济看技术的本领。党群干部要掌握企业主要生产经营业务，学会围绕经济中心做好政治工作的本领。机关干部要学习基层、了解基层，学会带好队伍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基层干部要勤学理论、勤于思考，学会转活脑筋、驾驭复杂局面的本领。专业技术干部要朝高层次人才方向发展，学会掌握新技术、开辟新领域的本领。岗位重塑，给公司每个人带来一次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契机，大家要好好珍惜和把握。这里明确表态，公司不会养一个闲人，每个岗位都要发挥出最大效能。
（二）流程再造，提升驱动力。管理得当的企业，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就会适时对流程进行修正、调适，这种动态的流程再造，是一个成熟企业的显著特征。国有企业大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原来的生意模式主要是通过完成上级指令性计划、依靠上级政策得以生存，缺陷有四：一是收入渠道单一，顾客忠诚度不高。通过市场竞价承揽任务获得收入的渠道不畅，经验不足。二是缺乏产业集群竞争优势，运营成本高。三是管理水平低下，流程不畅，没有形成价值链，缺乏竞争力。主要表现为流程繁复，环节众多，效率不高，难以突出核心能力，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四是服务能力缺失。为此，我们要通过流程再造解决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痼疾，不断推动公司的发展。公司的流程再造要朝六个方向展开：一是面向市场和用户需求，技术领先，快速反应，优质高效，实现生产组织流程再造。二是精简管理机构，压缩管理人员，提高管理效率，撤改合并，职能整合，业务重组，实现组织人事流程再造。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步伐，搞好资料的深化应用研究，从信息管理走向知识管理、从信息资源开发走向知识资源共享、由客户机服务器结构走向结构，实现信息应用流程再造。四是提高各级机关效能，每个岗位作为工作价值链的一环，既对上游负责，又对下游负责，实现管理流程再造。五是综合服务、车辆运输和物资配送模拟市场化运作，优化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实现服务流程再造。六是打造适应市场化的项目运行机制，合理划分市场布局，拿到有效益的市场项目，理顺市场经营和管理的关系，实现市场经营流程再造。
（三）建章立制，完善制度体系。思想建设确立方向，组织建设奠定基础，作风建设塑造形象，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健全的制度和完善的体系作为支撑和保证，制度建设是公司长远发展的重点和大计。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起一整套新的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制度体系，整合以往制度有效可用的部分，有针对性地解决部分制度“内容陈旧、覆盖不全、执行不力、程序缺失”的问题。如公司党委组织制订的稳定工作问责制、廉政建设问责制，既填补了公司制度的空白，又强化了稳定工作、廉政建设的领导责任意识；组织制订的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制度、联系群众制度等，既归总了以往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各种形式，又新增了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新途径、新要求。这些制度的建立，符合上级的要求，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真正落实了中央提出的“为民、务实、清廉”和管理局党委提出的“负责任、大作为”的要求。当前，我们要重点搞好党务、政务和保持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三个制度体系的建设，按照体系完整、内容统一、规范一致、简便可行的原则，有计划地分步实施。有关领导和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工作节奏，保质保量地完成制度建设任务。
（四）规范管理，增强执行力。“管理随意性、执行不到位”，是公司各级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部分同志头脑里根本没有规范意识，更谈不上运用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从管理上看，我们与世界同行业存在较大差距，管理人员素质、管理文化、管理技术等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规范管理，是我们急需做好的一门“功课”。基层领导同志的管理，不仅是带好队伍、打好硬仗，更重要的是在管理中逐步融入技术的含量、人文的和谐和文化的底蕴，凝聚起全员的智慧和力量，学学“海尔是海”的管理境界，提高自身的管理素质。机关同志的管理，要着眼于“学习型、服务型、干事型、创新型、廉洁型”的五个方面要求，搞好条条管理、综合管理，为公司发展当高参，在管理上永不停步。对公司已有的制度和体系，我们一定要增强执行力，抓好基层建设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和体系的执行，做到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程序办事、靠制度管人”的工作机制。
三、加强干部队伍思想和作风建设，推动公司健康、持续、和谐的发展
思想作风建设年活动，是年初局党委提出的一项贯穿全年的主题活动。最近，局党委连续下发了《关于开展“负责任”大讨论活动的通知》和《思想作风建设年活动下半年运行计划》。下半年，公司各级党政组织要加大工作力度，把思想作风建设年活动进一步推向深入。结合实施“双压三减”后新形势、新局面，我对干部队伍建设强调四个方面。
（一）要讲政治、顾大局，迎接新考验，体现先进性。双压三减，直接带来公司人员、机构、组织的调整，这是公司快速发展中的非常时期。越是在这特殊的阶段，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公司党委的考验，越要体现党员的先进性，遵守组织纪律，体现一个党员干部应有政治品质和党性修养。要讲政治，无条件地服从公司党委的决定，无论是岗位变动，还是机构调整，领导干部要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公司党委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服从组织安排。要顾大局，善于从全局的高度来观察和处理问题，主动地把本单位本部门工作放到公司发展的全局中去谋划、去推进，绝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有高度责任感，以对公司负责、对单位负责、对职工负责的态度，担负起公司改革发展稳定的历史重任。在新的岗位上要大胆负责任，努力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强烈事业心，具备“把事业视为生命”的崇高思想境界，把全部心思、全部热情、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倾注到推动公司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公司提出的“”中心思路和今年生产经营目标，做出的“三项承诺”，从时间上看，只剩下五个月了，时间不等人，目标不能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现实的严峻考验。各级领导干部要再认识、再动员、再落实，在工作上要恪尽职守，在精神上要永不懈怠，在行动上要真抓实干，向全年目标发起冲刺。
（二）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动公司快速发展。我在月日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下半年的任务更艰巨、更具体，严肃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握“三个主要观点、抓好八项重点工作”。“双压三减”方案实施后，促使“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规范管理”的工作思路进一步深化，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观念上必须要有新的适应。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思想观念的问题，看似是务虚的东西，但起决定性、方向性、原则性的作用。完成下半年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重点解决好思想观念上“八破除、八强化、实现八突破”的问题。一是破除保守思想，强化发展意识，在加快发展上求突破。二是破除等靠思想，强化责任意识，在负责任、大作为上求突破。三是破除僵化思想，强化创新意识，在管理创新上求突破。四是破除小进则满思想，强化市场意识，在开拓大市场上求突破。五是破除功利思想，强化全局意识，在服务大局、提高机关效能上求突破。六是破除懒惰思想，强化执行意识，在主动开拓、打开工作局面上求突破。七是破除散漫思想，强化文明意识，在培育企业文化、造就过硬队伍上求突破。八是破除经验思想，强化规范意识，在“岗位重塑、流程再造、建章立制、规范管理”上求突破。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对照上述八个方面的要求，认真自我检查，找出差距，迎头赶上。生产经营步伐没有踏上正点的，要问一问自己是否按照公司党委的要求抓发展、促创收。管理不规范、制度不落实、工作无活力的，要问一问自己是否增强了创新意识和规范意识。工作中“软、拖、浮、懒、虚”的，问问自己是否强化了责任意识和执行意识。带队伍出这样或那样问题、职工有怨言的，要问一问自己是否强化了群众意识和服务意识。思想观念端正了，我们干好工作就有了扎实的基础。
（三）要深化改革，稳妥推进，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目前国企改革已进入新的“攻坚阶段”。从改革内容看，比较容易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已经完成，现在面临的主要是一些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风险较大的改革。从改革动力看，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差异的显现，职工群众对待改革的态度更加理性。从改革要求看，改革已从主要是利益调整转向利益调整和利益增进并重，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下半年，与双压三减配套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深化完善分配制度改革。这次改革是某年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完善，涉及到一系列的配套改革，系统性更强，市场化程度更深，难度更大。公司各级党政组织要高度重视，周密组织，妥善处理好各项配套改革之间的平衡关系，妥善处理好各类人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各级党领导干部要积极支持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改革，以良好的形象和作为影响群众、推动改革。特别是要紧跟改革进程，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引导，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重点，突出强化形势任务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树立“以作为赢地位、凭业绩定价值、靠竞争比发展”的新观念。要善于协调，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既要坚持政策的原则性，又要增强工作的灵活性，还要注意对象的差异性，逐级落实责任，工作重心下移，有针对性地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以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情”的感染力、“理”的说服力和“行”的号召力，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战斗力，保障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2
关键词：金融危机 贸易保护主义 特点趋势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1-013-03
2008年9月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因信贷紧缩和资产价格缩水而导致的垒球需求下降以惊人的力度冲击全球贸易市场，各主要国家出口轻则增速减缓，重则大幅缩水。世界各国不断出台经济刺激计划。进入2009年2月份后，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议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金融危机让各国政府“大难临头”。全球以美国带头的世界经济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国外竞争压力而时进口产品设定极高关税、限定进口配额或其他减少进口额的经济政策。它与自由贸易模式正好相反，后者使进口产品免除关税，让外国的产品可以与国内市场接轨，而不使他们负担国内制造厂商背负的重税。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及趋势
1.新贸易保护主义实施主体具有全球性。传统贸易保护主又的实施主体主要是经济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由于选择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为了保护国内刚起步的幼稚工业、尽快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的工业经济体系。不得不实施有选择的保护贸易政策。而金融危机下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实施主体主要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由于其外贸份额占世界贸易总额较大，所以不论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采取怎么样的贸易政策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以实施出口导向为主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影响巨大。经济全球化下供应链与物流配送全球分布使得世界经济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抵抗力薄弱。任何一环出现贸易壁垒，都将出现全球性的循环不畅。就像不信任的情绪会在一夜之间蔓延至整个信贷市场一样，贸易保护主义的传染性也极强。
2.嘶贸易保护主义政幕保护的对象增多。传统贸易保护政策主要保护本国刚刚起步、处于弱势竞争地位的幼稚工业为主，主要涉及有形货物与农产品。一旦这些产业发展成熟，便取消保护，这是符合WTO的基本原则的。而经济危机下。被保护商品关注，羔只集中在被陷入产业危机的行业方面，各国处于自身贸易利益的考虑，以保护国内产业为目的，促进国内就业，限制对方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随着这一过程的深入和贸易保护主义被各国广泛接受。被保护的商品范围正在迅速增加。保护对象由商品市场扩展到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在货物贸易上，保护手段从关税措施到非关税措施到环保。社会责任措施。比如，法国推出的征收“碳关税”提议，以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球环境为名义，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此举特对对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会带来致命的打击；在服务行业，在产品移动、人员流动等方面设置更多限制。出现排外劳工等；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上，非理性的维权和任意侵权现象频频出现。最后，出现资本保护主义。西方贸易保护者提出“外企产业回归西方”说，即把已在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设厂的企业迁回本国，帮助缓解国内正在不断衰退的经济环境。为弥补虚拟经济带来的金融断链，一些国家鼓励本国银行主要为国内资产投资，把银行给国外的贷款调回国内。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上，鼓励资奉回流和排斥外资。
3.新贸易保护主义从隐形转向显性。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采取的非关税保护措施，如绿色环保标准、苛刻的技术标准、卫生检疫规定、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劳工。歧视性的政府采购、差异性的国内消费政策、汇率变动等形式，具有隐蔽性较强、透明度低、不易监督和预测。但是本次经济危机下的贸易保护采取的非关税保护措施较显性。如美国的直接购妥国货，印度公开透明的操纵关税，以及命令禁止中国的玩具进口。除了过去一直使用的“双反”调查、知识产权调查等手段外，2009年9月的“轮胎特保案”开创了美国对华贸易遏制的危险先河。
4.贸易保护主艾再次向传统的支柱产业倾斜。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保护本国的夕阳产业。如美国的“购买美国货法隶”明确规定，政府投资主导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学较等基础设施建设，所用钢铁必须使用美国国产钢铁。钢铁产业在美国已经不是新兴产业，而是高能耗高污染的夕阳产业，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严格控制钢材的进口，实质就是保护本国的钢铁企业。
5.劳工标准成为金融危机以来新贸易保护问题的焦点。美国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把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制。许多国家通过劳动力国籍就业歧视政策，保护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如美国要求在接受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在招聘员工时优先考虑美国申请者，公司内外国员比倒不得超过15％；德国的宝马、西门子等跨国公司进行裁员的首批对象基本全部是外籍员工。
6.从单纯的贸易政策转向综合的经济政治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开始由贸易政策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经济甚至社会政策。主要表现为要求对方国限制国内商业行为，管制对方国家政府利甩行政权力妨碍竞争的行为和干预对方国家经济政策等。以“公平贸易”为由，限制对方国内商业活动，管制政府通过行政权利妨碍竞争等。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1.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新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对我国产品不断地变相抵制措施，走失限制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本次经济危机带来的如美国“使用美国货”的救市条款，增加了我国产品在这些市场的竞争难度；另一方面，我国巨大的进口市场导致进口价格难以下降。同时诸如印度此次对华玩具出口态度一般的强制限制措施也减少了我国商品的出口量。当前我国的出口增长是量增价跌，而进口是量价齐升，从2009下半年贸易回"暖以来，我国的贸易条件即呈现运步恶化之势。国内需求的旺盛拉动工业原材料价格和数量的强劲上升，而出口则受产能相对过刺的约束，量的增长虽然明显，但价格低位徘徊。新兴市场工业经济体的强劲表现拉升了上游初级原材料的价格，而发达经济体的弱势经济抑制了下游低端消费品的价格。
2.对我国的产业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到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从禽肉产品到玩具、钢轶制品、橡胶制品、汽车零部件……毫无疑问，这些反倾销案的频繁出现，将给中国出口形势造成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出口企业海外订单减少，国内
失业增多，众多企业面临倒闭的危险，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将会不断放大这一效应。其次，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掩会大大却弱我国加工贸易的竞争力。第三，我国遭遇国外贸易保护措施给国内带来的冲击往往会涉及整个产业。
3，各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保护重点将从限制外资流入转向限制内资外流，不利于中国继续扩大吸引外资。例如，法国政府就曾要求法国汽车厂商不能拿着法国政府的补贴到捷克等国去开办新工厂。法国政府分别向雷诺、标致雪铁龙两走汽车公司分别提供30亿欧元优惠贷款，但条件是两大公司承诺不关闭在法国的工厂，以维持就业。
三、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2010年以来，美国采取的对我贸易保护措施更是有增无减，明显显现出在频率、强度、手段以及内容等方面的四大升级趋势。
1.贸易保护的频率升级。从2009年11月开始，美国商务部就连续做出初步裁定，先后时我出口美国的金属丝网托盘、油井管、钢丝层板、礼物盒及包装丝带、铜版纸和磷酸钾盐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惩罚性关税，频率之高近年来所罕见。以铜版纸为例，从2009年10月美国商务部立案公告对原产于我国和印尼的铜版纸进行“双反”立案调查，到11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该案做出产业损害肯定性初裁，再到2010年3月美国商务部裁定最终的反补贴关税比例，整个过程只有不到半年时间，速度之快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2，贸易保护的强度升级。与贸易保护频率同样增长的，还有美对我出口产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涉案金额和幅度。2009年11月美国商务部对我输美金属丝网托盘实施的惩罚性关税上限达到438％；2009年年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枇准对价值约27.4亿美元的中国产油井管征收10.3％至15.78％的关税，更是创下美对华贸易制裁的金额之最。
3.贸易保护的手段升级。除了过去一直使用的“双反”调查、知识产权调查等手段外，2009年9月的“轮胎特保案”开创了美国对华贸易遏制的危险先河。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信息部主任龚柏华说，小布什当政期间美国曾对我国发起6起特保调查案。但最后均未实施：而“轮胎特保案”后，必将有更多的美国利益群体要求政府对我国输美产品征收特别关税，从而使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摩擦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加。
4.贸易保护的内容升级。从服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不断转向劳动和技术密集并重型的产品。以造纸行业为例，美国对华出口的限制对象从2005年至今就经历了从记录纸、文具纸、蜡光纸直至最高端的铜版纸的变化；而在钢铁行业，我国出口美国的钢铁产品除了热轧的两款产品外，几乎已经全部遭遇美方“双反”调查。
四、低碳经济下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
低碳经济下，碳关税已经成为未来贸易保护的新举措。碳关税是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的，指对高能耗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氧化碳排放关税。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以应对气候变化之名将“碳关税”正式纳入世人视野。按照美国的规定。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3
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已落下帷幕，尽管奥运会对我国经经济直接影响不大，但奥运会后会否是我国经济发展分水岭，或者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催化剂，以及股票市场将如何演绎，已经成为市场各方人士普遍关注话题，有必要探析便于理清投资思路。
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后，2002年到2007年间，GDP年平均增长速度12.1%，比奥运会筹办前增长速度高出1.8个百分点，其中1个百分点是由奥运会因素拉动的，北京利用奥运会筹办之际，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2008年上半年，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产值比重，从2002年61.3%提高到73.7%，2001年北京人均GDP只有3262美元，2008年人均GDP7654美元，比2001年增长一倍多。在1964年日本和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时比较，以当时汇率计算人均GDP6000美元，与目前我国沿海地区城市人均GDP6000美元差不多，但与我国全国人均GDP2460美元水平计算却差距甚大。现在北京GDP和投资支出总额占国内GDP4.4%和2.8%，人口占全国1.4%，而当时东京和首尔举办奥运会时GDP占国内GDP27%左右，人口占全国15%以上，而且城市化和工业化趋于完成。“奥运低谷效应”能否出现，关键看主办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当前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奥运会以后我国将在城市化、工业化双加速阶段中继续发展，所以讲，奥运会后不会对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但要注意基本因素走势变化与发展。
去年夏季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在奥运会后美元、美国股票市场和美国经济走势值得高度关注。据彭博社统计，截止今年8月18日，全球累计发生资产减计和信贷损失为5036亿美元，其中美国占2528亿美元，欧洲占2281亿美元，亚洲为227亿美元，5036亿美元损失中有3527亿美元得到了弥补，还约有1500亿美元缺口。若按季度划出资产减计和信贷损失额度，其中2007年第三季度434亿美元，第四季度1699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1715亿美元，第二季度1068亿美元，7月份仅80亿美元，呈现出明显缩小迹象，但以后资产减计和信贷损失额度如何演绎，决定着美元反转序幕何时拉开甚为重要。
还有弱势美元带动美国出口进口疲软，贸易逆差有所改善，经常帐户余额收窄，逐渐接近均衡水平，预计美元未来出现反转之后，出口仍将在一两年内保持强劲势头拉动经济增长，近期美元兑非美元货币出现反弹走势。美国对原油需求量出现下降，加之欧洲、日本等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幅度减缓，预计奥运会后以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高涨将受到抑制，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得到缓解，通胀下降预期是美元走强一个重要因素。美元汇率变化是国际资本流动和流向重要风向标，一旦美元上涨就则油价和金价等大宗商品就要下行，进一步压低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水平。美元升值将彻底解决美国次贷危机，会有大量资本从新兴国家和地区彻离流回美国市场，受贿于全球资本重新流入带来的财富效应，经过次贷危机洗礼和调整之后的美国资产价格又将再次增长，从这一角度看，美国股市可能会因美元走强而获得支持，美国经济继续发挥世界经济火车头作用。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资产价格走低，并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制约因素，所以奥运会后我国经济短期内可能会受增长减速的影响，但影响不大。
美元走势由贬值转为升值，可以抑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减缓通货膨胀，有助于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扩大人民币货币政策操作空间，缓解产品出口增速下滑局面，避免美元外汇储备资产缩水，也给积极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调整提供条件，适时推出结构性扩张财政政策得以逐步体现，货币紧缩政策已经开始向宽松调整，比如近期针对中小企业放松信贷额度，保经济增长渐成今后政策主流。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4
关键词 低碳城市；LMDI分解法；Theil分解法；情景分析
中图分类号 F42；F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8-002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8.005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上海市能源消费总量不断攀升。“十一五”期间，上海市能源消费年均增速为6.4%，比“十五”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天然气消费增长最为迅猛，达到45亿m3，年均增速为19.2%；全社会用电量1 296亿Kwh，年均增速为6.7%；煤炭消费低速增长，达到5 875.5万 t，年均增长2.1%。能源消费呈现“双减双增”的特点[1-2]。从终端能源消费来看，工业是上海市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尽管近年来工业能耗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其总量依然处于上升的态势。在各终端部门中，能源消费上升最快的是第三产业，同时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居民生活方面的能耗上升速度也非常快。这与这些年来上海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以及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非常大的关系。由于能源消费的迅速上升以及煤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依然很高，使得上海市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迅速增加。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促使上海市迫切需要寻找一条既尊重历史和当前现状，又能使其过渡到长三角真正的中心城市乃至国际大都市的发展道路，以有限的能源消耗和较低的碳排放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现状
LMDI指数分解法在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等研究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针对城市的CO2排放分解方法主要用于分析城市人口、人均收入、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随着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和研究技术不断发展，低碳城市研究方法取得了显著进展。我国学者史安娜运用LMDI方法构建了南京市工业经济能耗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2000-2009年间南京市产业规模、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能源排放强度等因素对CO2排放的影响[3]。王俊松等利用LMDI方法对
1990-2007年我国碳排放增量进行分解，认为经济增长和能源强度效应是影响碳排放主要因素，人口和结构效应影响不大，并分地区研究了效应的贡献差异[4]。姚永玲采用 LMDI方法将能源消费分解为经济规模、人均能耗、单位产值能耗、人口密度和能源空间支持系数等五项指标，分析了各因素对城市能源消耗的贡献[5]。
Theil指数分解法最初是用于分析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能通过一定的变形用于其它方面的差异测度，例如对区域间能源消耗强度差异的衡量，人均CO2排放的不平等指标的差异测度。潘家华等利用Theil指数方法研究我国三大区域的碳生产率，并通过比较分析找出了差异的根本原因[6]。Padilla和Serrano利用Theil指数分析不同收入水平下各地区的人均CO2排放差异及其与收入差异之间的关系[7]。
情景分析法可用于对既定减排目标下的社会发展情境进行定量预测，有利于分析未来在不同的政策措施下，不同的情景产生的结果和影响。Christoph Weder用情景分析模型研究了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影响因素问题[8]。郑博福等采用情景分析法对我国未来能源消费状况及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了预测和分析[9]。梁巧梅等应用投入产出法和情景分析法进行了能源需求和能源强度的情景预测[10]。
本文利用LMDI指数法将CO2排放的增量变化分解为四个因素：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增长以及人口增长；采用比较分析法总结了上海、伦敦和东京三个城市在CO2排放总量、部门构成、人均排放方面的差异，并应用Theil指数法对三市的碳排放强度差异进行了分解；利用情景分析法对上海市的“节能减排”潜力进行了评估，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了上海市低碳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CO2排放量计算
本文选取2001-2010年间，上海市三大产业的能源消费量、各产业产值数据来分析三大产业终端能源消费的变化情况。其中2001-2010年各产业总产值数据和能耗数据来源于《上海工业交通能源统计年鉴》[11]和《上海市统计年鉴》[1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将化石燃料燃烧活动的分部门排放源分为：农业部门、工业和建筑部门、交通运输部门、服务部门以及居民生活部门。本文均依照以上部门的划分，根据上海市能源平衡表中的能源数据进行计算。各种化石能源的含碳量及燃料燃烧过程中的氧化率来源于《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省级能源活动拟采用详细技术为基础的部门方法（即IPCC方法2），基于分部门、分燃料品种、分设备的人类消费量等活动水平数据，及相应的排放因子，通过逐层累加综合计算得到排放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F代表CO2排放因子（kg/TJ）；Activity代表燃料消费量（TJ）；i代表燃料类型；j代表部门活动水平；k代表技术类型。
2.2 LMDI指数分解法
根据日本学者Kaya研究的CO2排放量恒等式，设C为CO2排放量，则有：
式中：E、GDP、P分别代表能源消费量、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和上海市人口总量。我们令d=C/E，e=E/GDP，f=GDP/P，p=P，其中d代表能源结构，e为能源强度，f为经济增长，p为人口增长。具体的指数分解过程参见Zhang F Q和Ang B W的论文[13]。
2.3 Theil指数分解法
采用Theil指数法对上海、伦敦和东京三个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差异进行量化测度分析。Theil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I代表进行测度的指标，本文中则分别指能源消费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及能源消耗效率，Ii代表i城市相应指标，I代表指标平均值，yi代表i城市GDP占全部城市GDP之和的比重，T（I）即各指标的Theil指数值，它的值越大，就表示各城市之间能源消费状况差异越大。
3 上海市低碳发展现状：基于LMDI分析
3.1 人口与经济发展
近年来上海市常住人口数有了较快的增长，从2000年的1 608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 303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66%，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上海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呈现了较快的增长，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幅远大于第一产业。三大产业的比例从2000年的1.6∶46.3∶52.1变化到2010年的0.7∶42.0∶57.3，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14]。
3.2 能源消费与CO2排放
2001-2010年间，上海市的能源消费和CO2排放量有了大幅度增长，其中终端能源消费量从2001年的5 550万tce增加到2010年的10 802万tce，2010年的能源消费当量是2001年的2.21倍。CO2的排放量从2001年的13 871万t增加到2010年的26 364万t，增长了近一倍[15]。CO2排放增长比例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第二产业。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第一产业的能耗有所下降，第二产业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主要部门。在第二产业内部，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三个重化工部门，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3.3 CO2排放的LMDI指数分解
根据前面的介绍，我们首先将上海市CO2排放量的变化量逐年分解为四个因素：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人口增长[CM）]和经济增长，结果见图1。通过四种因素的分解，可以看出CO2排放量的增加最主要的正驱动因素是经济增长，其次是人口增长；能源强度主要起着反方向的驱动作用，能源结构的影响比较小，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
3.3.1 能源结构
能源结构对碳排放整体呈负面影响，但在个别年份（2004、2006、2009）呈正面影响，说明上海市的能源消费结构整体
有所改善，但是在个别年份不甚合理。2000-2010年间，上海市的能源
结构的整体贡献为-1 139.40万t，占比为-8.70%。 在我们考虑的能源品种中，煤炭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最大，其次是石油类能源，天然气的碳排放因子最小，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能源结构中煤炭类能源的比重下降，碳排放量会相应减少。上海市在“十二五”期间增加了对新能源的投资力度，预计未来能源结构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能源结构的影响也会进一步得到提高。
3.3.2 能源强度
能源强度指标是以单位GDP的能耗来衡量能源系统的投入和经济产出的关系，反映了能源经济活动的整体效率。2000-2010年间，上海市的能源强度的整体贡献为-6 624.11
万t，占比为-50.56%。理论上讲，能源强度的下降意味着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一般认为，能源效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能源利用技术的进步和落后产能的淘汰，其对CO2排放的贡献必然为负。
3.3.3 经济增长
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生产要素，支撑了上海市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又反过来带动了能源的大量消费和CO2的排放。因此，CO2排放的增长是上海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14 013.79万t，占比为106.97%。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CO2排放增加的正面影响最大，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能源消费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2001-2008
年上海市经济产出的影响一直为正值，这表明经济的增长直接导致碳排放的增加。2009年和2010年的经济产出影响为负值，
主要是这两年上海市常住人口的增加，使得人均GDP增长速度为负值，分别是-108%和-110%。
3.3.4 人口增长
从图1可以看出，常住人口的增长对CO2的排放一直起着正面的作用，表明常住人口规模的增加会导致CO2排放的增加。2000-2010年间，人口效应的贡献为6 850.11万t，占比为52.29%。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规模的扩大，城镇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带动了基础设施和高耗能产业的发展，从而增加能源的消费和CO2的排放。
其中2009年和2010年人口增长因素的影响远高于其它年份，这主要是因为这两年的常住人口增长率分别是94%和115%，远高于上海市2000-2010年的平均增长率37%。
4 低碳城市发展对比：基于Theil指数分析
4.1 上海、伦敦和东京三市能源结构的对比
欧洲、北美等很多发达国家大城市CO2排放总量从2005年左右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CO2排放总量则继续保持上升趋势。通过前面的LMDI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城市碳排放量与人口、经济、技术等因素高度相关。上海市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人口规模和GDP正处于增长阶段，能源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碳排放量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会进一步上升。在产业结构方面，由于伦敦和东京已经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所以排放总量相对比较稳定，而工业是上海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能源消费还会大幅度增加。在能源结构方面，伦敦和东京的能源构成更为低碳，电力、天然气等低碳排放能源所占比例均超过70%，煤炭使用的碳排放所占比例很小[16-17]。上海市的电力、天然气等低碳排放能源所占比例偏低，而高排放的煤炭使用比例接近20%，远高于其它两个城市。
4.2 上海、伦敦和东京三市CO2排放的对比
我们采用2008年当年价计算三个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对上海、伦敦和东京三个城市的碳排放强度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上海市的CO2排放量为23 714万t，伦敦和东京分别为4 673、5 462万t。碳强度方面，上海市大约是伦敦市的15.6倍，东京市的22.8倍。人均碳排放方面，上海市是12.56 t CO2/人，大概是伦敦的2倍，东京的3倍。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的差异主要在于三个城市间产业结构的不同。因为伦敦和东京主要以低能耗和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为主，工业部门的比重相对较小。而上海市的工业部门比重偏大，能源消费和CO2排放量自然就远远高于伦敦和东京。在居民生活和交通方面，三个城市的差距相对较小[18-19]。
4.3 上海、伦敦和东京三市碳排放强度的Theil指数分解
采用Theil指数法来对上海、伦敦和东京的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差异进行测度分析，见表1。可以看出，产业强度差异和产业结构差异都是三个城市碳排放强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第二产业碳排放强度差异的影响最为明显，另外，三大产业结构的差异也是导致三个城市碳排放强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由分解结果来看，上海市的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主要任务在于降低第二产业碳排放强度和调整三大产业的结构。第二产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主要在于淘汰落后的高耗能企业和重化工行业的重新定位，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于加快发展低能耗和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努力提高第三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在上海市产业结构中的比重。
5 上海市未来减排潜力：基于多种情景分析
5.1 未来能源消费和需求预测
为了分析和测算上海市未来能源消费和CO2排放，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情景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三个发展情景：基准情景（Base）、高碳发展情景（High）以及低碳发展情景（Low）。
基准情景（Base）是不采取任何的政策措施，上海市能源与经济自然发展的状况；高碳情景（High）是基于当前的发展状况，继续加大第二产业的扩大生产，而不进行限制，通过该情景的假定，我们可以对CO2排放上限有一个定量的把握；低碳情景（Low）综合考虑了上海市低碳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发展规划，可以对上海市未来低碳发展有一个展望[2，20]。具体的情景假设见表2。
5.2 能源需求、CO2排放预测以及减排潜力分析
首先根据上海市历史GDP增长水平和三大产业的比例，给定未来三产结构和常住人口的发展趋势；再基于当前的能源强度和上海市的发展规划，对未来的能源强度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从而得到三个产业的能源需求和居民部门的能源需求；最后基于未来能源结构（分能源品种）的预测和各能源的CO2排放系数，得到终端部门的CO2排放。综合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发现：
费需求为14 964万tce，2020年的能源消费需求为
19 584万tce。2015年各行业CO2总排放量为39 079万t，2020年总排放量为52 131万t，约为2010年的2倍。
在高碳发展情景（High）下，上海市2015年的能源消费需求为17 062万tce，2020年的能源消费需求为25 186万tce。2015年的各行业CO2总排放量为45 163万t，2020年总排放量为68 282万t，约为2010年的2.59倍。
在低碳发展情景（Low）下，上海市2015年的能源消费需求为12 945万tce，2020年的能源消费需求为14 759万tce。2015年各行业CO2总排放量为33 293万t，2020年总排放量为38 421万t，约为2010年的1.46倍。
通过三种发展情景的比较，可以看出，上海市未来减排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其中工业部门蕴含的节能潜力最大。2015年上海市的减排潜力约为2 019万t，2020年减排潜力大约为4 826万t。节能减排的实现，主要得益于产业结构和能源供应体系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在于第三产业的大幅增长，间接减少了高耗能产业的能源消费和CO2的排放；能源系统的优化在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减少了化石能源的需求，从而减少了CO2的排放。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上海市CO2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产出，其次是人口规模；主要的抑制因素是能源强度，其次是能源结构。上海市目前正处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之中，人口规模和经济总产值还会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持续增长。人口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增长会进一步促进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的增长。因此，上海市低碳经济的发展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能源供应体系的优化。
上海市的碳排放强度远远高于东京和伦敦两个城市，未来的发展还存在很大的下降空间。上海市的碳排放强度与另外两个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差别，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的碳排放强度差异和产业结构差异。第二产业作为上海市主要的能源消费部门，其内部的能耗主要集中在三个重化工部门。因此，上海市降低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根本在于优化三大产业结构和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努力提高低能耗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逐步向伦敦和东京两个大都市看齐。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在于淘汰落后的高耗能产业，对重化工行业的发展进行重新定位，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工业。
上海市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的“节能减排”潜力巨大。上海市应该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紧紧抓住能源系统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线，建立与低碳要求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大力发展金融业和航运业等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排放的服务业，从而达到优化产业结构和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目标。同时，上海市要不断优化能源供应体系，提高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逐步使经济发展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最终实现“能源―环境―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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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5
本刊选登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元春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闫衍博士联袂主笔的主报告《大改革与大转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的部分内容。
“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2014 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
因此，2014 年将是近20 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之间冲突最为强烈的一年。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也决定了2014 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基于上述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判断，设定主要外生参数，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 模型，分年度预测2013 年与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预测结果如表一所示。其中，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1）2014 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分别为9750 亿元；（2）2014 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分别为6.03 ：1。
1、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外部环境轻度改善、内部大改革全面展开、宏观经济政策相机定位等多重力量作用下，GDP 增速呈现“底部波动”、“轻度回缓”的态势，全年增速预计为7.7%，比2013年同比增速下降约1 个百分点。
2、2014 年在大改革的冲击下， 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将对政府类投资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民间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土地市场的改革虽然有利于相应投资板块的提升，但改革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决定了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2014 年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并难以弥补政府类投资下降以及资金收紧带来的缺口，2014 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达到20.1%，比2013 年下降0.2 个百分点。
3、2014 年，“八项政策”、“群众路线”、“整顿”等政治活动将常态化，居民收入增速将持续低迷，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红利难以在短期显化，这些因素决定了2014 年消费增速将持续小幅回落，全年增速预计为13.2%。
4、2014 年是世界贸易的恢复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较大幅度改善带来的进口需求将有明显提升，将很大程度抵消新兴经济体进口需求的下滑。中国进出口需求都将同步提升，预计出口增速达到10.4%，进口增速达到10%，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929 亿美元，外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难以转正。
按照IMF 的预测，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13 年的2.9% 回升到3.6%， 超过2012 年的3.2%，贸易增速将从2013年的2.9% 上升到2014 年的4.9%。按照OECD 的预测，OECD 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从2013 年的1.2% 提升到2014 年的2.3%。按照联合国贸发会的预测是世界GDP 增速将从2013 年的2.3%，提升到2014 年3.1%，而世界贸易增速将从2013 年的3.6% 提升到2014 年5.3%。
5、2014 年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金融监管的强化，政府将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但这种政策定位很可能被上半年经济增速的回落、改革阻力的显化以及价格形势的变化等因素扰乱，货币供应的实际增速将高于目标值，M1 增速预计将达到10.2%，M2 增速预计将达到14.1%。
6、2014 年在翘尾因素、食品价格上扬、改革带来的价格释放等因素的作用下，CPI 将有所上扬， 预计2014 年CPI 将达到3.2%，GDP 平减指数达到3.0%。全年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但不严重，核心CPI 相对稳定。
短期宏观经济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成功实施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将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效果。第一，有效改变中国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增长中TFP 的贡献度。释放改革红利，改变目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发展的模式，纠正“政府失灵”的问题，改变目前“信用——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各种问题。第三，从根本上改变宏观经济运行的模式，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框架。
但是，对于2014 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而言，上述收益具有长期性和原则性，难以在短期获得。更为重要的是，大改革往往会带来短期的阵痛，会产生“创造性毁灭效应”，会因为打破旧体系给经济、社会和政治带来各种震荡。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改革的短期宏观经济效应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第一、大改革对于2014 年宏观经济影响最为正面的影响将是它给全社会和全世界发出了“全面改革”、“强力改革”和“真改革”的信号，全面清除了社会各界对于本届政府改革决心的猜疑，从根本上重树了市场信心。这种信心的重构在目前周期转换的关键时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大改革将在短期内对于2014年的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
下表对于三中全会改革对于宏观变量的冲击进行了汇总和归类（如表二所示）。
第三、大改革也将进一步强化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对于宏观稳定的高度关注，从而对于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产生新的约束。
1）新增就业目标应维持在1300 万
经济稳定、社会安定的核心在于就业的稳定。2014 年新增长就业如果确定在1200 万，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在7.1% 即可。本期分报告研究的结论是在服务业增加值增速维持在8.3% 的基础上，GDP 只需要7% 增速即可保证1200 万的城镇新增就业。但考虑2014年大学生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之和能够超过1200 万（2012 年已经达到1179万），如果要维持目前的失业率水平不急增，2014 年的新增就业目标应当维持在1300 万。在目前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3%，第一产业增长4.0% 的假设条件下，第二产业必须增长8.1% 左右，而GDP 需要增长7.9%。因此，如果我们要将明年就业设定目标区间为1200 万～1300万，那么GDP 增速的区间就应当设定在7.1%～7.9%。如果取平均数的话，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应当设定在7%，而应当是7.5%。
2）收入增长速度要有一个明显的反弹
2014 年，要赢得大改革开局之年的顺利进行，必须遏制居民收入增速回落的趋势，使收入增长速度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如何才能使收入增速有明显反弹？
第一、GDP 增速不能有明显回落，如果GDP 增速回落在7% 以下，那么居民从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实际增速应当会低于7%。第二、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应当有所强化，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1993年大改革之后，1994 年居民收入中来自转移支付的收入增长了41.4%。第三、工资形成机制改革应当是重点。在农民工工资持续市场型上升的环境中，应当适度提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十分重要。这关系到政府职能转变、反腐倡廉以及各项政治改革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在这些改革中，权力的重构可能导致很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受损，要弱化他们对于改革的反对，建立适度的补偿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3）中央财政支出的速度和财政赤字应当适度提高
每次大改革都需要宽财政的配合，其核心原因在于几个方面：一是大改革需要建立补偿机制来缓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需要宽松的财政政策定位来对冲改革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过去两次大改革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种理论判断，1978年财政决算支出增长了33%，1993 年增长了24.8%。2014 年中国财政不仅在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收入增长下工夫，同时还必须考虑地方投融平台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税制调整等因素带来的地方非预算内政府隐性支出的减少。
2013 年1～10 月财政支出增速仅为10%，比2012 年同期下滑了9.6 个百分点，财政政策在本质上偏紧。2014 年必须全面改变这种格局，中央财政支出速度和财政赤字应当适度提高。
4）CPI 调控的目标值应当定在3.5%
如何界定2014 年货币政策，以及如何配合在价格改革和金融改革的推出？
都是货币政策当局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价格形势来看，价格改革必然要推高2014 年CPI 和GDP 平减指数， 因此，CPI 的区间可能比正常模型预测的3.2左右水平要高。因此，为了给价格改革留有空间，CPI 调控的目标值应当定在3.5%。在通常情况下，该目标值与7.5%的GDP 增速目标一起决定的M2 增长率目标应当在12%～14%。但考虑到金融改革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要强化监管，存款利率的上扬和存贷利差的缩小可能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减缓，所以M2 增速的目标可以在正常目标值区间的上限部分，即2014 年M2 可确定在13.5～14.5%。
献策2014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宏观经济从短期变化、中期定位、全球景气等角度来看，处于一个筑底反弹、周期转换的拐点阶段。
但从结构与改革视角来看，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结构大调整、制度大改革和政策大回转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景气难以在短期快速逆转，对于中国经济的展望不能采取简单的悲观主义，也不能采取简单的乐观主义。
第二、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也决定了2014 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第三、中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在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调整的一部分，中国结构大调整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阶段、制度特性以及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因素，但同时也决定于世界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中国结构调整的方向、路径、速度以及最终的目标不应当是基于封闭体系臆想的产物，还必须根据世界技术创新模式、分工模式、交换模式的变换状况来进行科学规划和演化调整，必须增加全球结构性调整以及全球改革大竞争的视角。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使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模式”陷入危机，诱发了中国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迫使中国必须做出被动调整。但在过激的短期政策定位的作用下，“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向了“信贷——投资驱动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看得见的手”在干预“看不见的手”之时出现了重大偏误，“政府失灵”替代了“市场失灵”，使中国结构调整的困境增加了新的中国因素。通过大改革来治理中国特色的“双失灵”问题，改变“信贷——投资驱动模式”是破解目前流动性泛滥、债务增长过快、房地产泡沫严重、金融扭曲加剧以及产能过剩的关键。
第五、三中全会启动的大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及时性，但对于宏观经济在短期与中长期的影响不同，必须高度重视在短期中产生的“创造性破局效应”。
第六、大改革一方面改变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也对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的稳定、宏观的平衡和缓解大改革的阻力要求2014 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通常年份有一定的差别。在这种逻辑下，建议2014年政府应当将就业目标定在1250 万，GDP 增长目标定在7.5%，物价目标定在3.5%，M2 定在13.5%～14.5%，财政赤字率确定在2.5%。
第七、2014 年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应当专注于“稳增长”和“促改革”，目标不宜多元化。但稳增长的底线管理应当具有新内涵，底线标准必须充分考虑大改革在短期带来的各种社会政治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外溢效应。
第八、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在强化存量管理的同时，流量操作不宜太紧，“大改革”+“强监管”+“中性货币定位”+“结构性短缺的流动性管理”
可能是未来恰当的组合。
1、建议货币供应、贷款规模以及社会融资总额等目标的确定不宜进行简单的数量管理，区域目标管理和弹性管理依然具有较强的合理性，特别是在目前大改革和大调整的环境中，常规的货币政策规则性调控存在的问题比相机决策模式更坏。
2、鉴于银行表外业务余额的持续回升、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快速提升、社会融资总额增速高居不下，中国金融层面的局部风险和整体扭曲问题依然在累积，中国监管的力度要持续加强，没有好的金融秩序和行为规范，短期货币政策的调控会失效，贸然进行全面改革也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规范化”、“阳光化”依然强监管定位的方向。
3、流动性管理依然是货币当局管理的另一个核心，目前流动性紧张的局面虽然得到有效缓解，依然存在总量紧张、结构错配以及市场恐慌的可能，其原因在于：
（1） 流动性总量紧张的问题仍有重现可能。8 月Shibor 和隔夜利率都在回落中趋于平稳，但9 月以来却居高不下。这种流动性紧张局面在年底与年初有可能加剧。其理由是：银行年底冲高的压力比季末更大；年底资金结算和收益分配加大。
（2） 流动性的结构问题在进一步扩大，很可能局部时间引发整体市场的恐慌。其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各期限累计流动性缺口均有所放大，其中90 天以内累计流动性缺口为1.9 万亿元，较上季度末放大1.57 万亿元。17 家主要商业银行中有8家流动性缺口率不达标；二是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平均流动性覆盖率为118.07%，比上季度下降4.12 个百分点60 家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低于100%，商业银行优质流动性资产的缺口达到8575 亿元。
上述结构性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4、高度重视金融大改革的实施路径和改革次序。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依然应当强调以下原则：一是利率市场化应当优于金融主体的多元化；二是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应当先于资本项目的开放；三是发达地区的金融改革试点应当优于其他区域的金融改革试点；四是金融监管的强化以及宏观稳定都是金融大改革的基础；五是基准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当先于其他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存款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应当高度关注存贷业务的变异以及企业财务成本的变化。
5、进一步实施前期出台的“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支持经济结构和转型升级”的各项政策。大改革目标在于存量，但需要增量顶峰支持。同时，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必须强化中期治理的定位。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范文6
[关键词] 国际资本流入；潜在风险；短期外债
一、研究背景
我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后，开始逐步放松市场准入限制，这极大地增强了市场吸引力；加之我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保持了高速增长，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预期逐渐从贬值转为升值。与此同时，因2001年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美联储连续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使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由负转正。在此情形下，资本流入中国可获得汇差和利差的双重收益，因此国际资本流入规模猛增。据计算，在2001～2006年间，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8.64%①(见表1)。
但是在大量流入的国际资本中，其中的“热钱”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由于热钱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各国之间频繁移动，追求投机利润。当一国存在获利机会时，热钱就会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套利；而一旦市场发生反向变化，热钱就会迅速撤出，从而引起一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因而当一国有大量热钱流入时，需加以高度关注。因此，如何应对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及时化解资本大量流入带来的潜在风险，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分析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潜在风险，并提出当前应对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政策建议。
二、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带来的潜在风险
(一)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1999年后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均保持顺差，特别是在2001年后，“双顺差”的金额越来越大，且在2001、2003、2004年度，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额均超过了经常项目的顺差额(见表2)。
现行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顺差无疑会加剧国内外汇市场供求失衡的矛盾。尽管在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汇率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在当前的外汇管理制度下，国际资本流入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要向银行结汇。因此，当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时，在外汇市场表现出来的是外汇的供给持续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必将导致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
(二)影响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增大通货膨胀压力
近年来由于人民银行持续大量买入外汇，使得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日益增加，致使人民银行资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93年人民银行外汇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仅为10.5%，而到2006年已超过65%(见表3)。这种变化表明，我国基础货币的供应越来越依赖于外汇储备的增减，而通过国内信贷这一渠道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这也就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已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外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有效性已大打折扣。
2003年后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不断增强，国际热钱大量涌入，致使基础货币超常增长，货币供应量急剧扩张，远远超过同期经济增长率。尽管人民银行采取了相应的冲销操作，但2003、2004年仍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CPI由2002年的-0.8%升至2004年的3.9%。虽然2005年后CPI有所回落，但仍高于1998年以来的其他年份(见表4)。
(三)助长国内房地产泡沫化倾向，加大国内银行体系的风险
2003年后，受房价快速上涨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境外资金通过多种渠道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境外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推动了国内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尽管2004年政府出台了多项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以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但房价上涨势头仍然未减。据资料显示，2005年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增长7.7%②。2006年，针对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国务院启动了以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为目标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在2006年仍然有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较快。据统计，有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5.5%③。
目前在我国房地产开发中，主要以银行融资为主。有资料显示，我国房地产开发中资金来源的五成以上是依赖银行贷款④，这也就造成了银行房地产贷款快速膨胀。截至2006年末，全国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3.68万亿元，比年初增加6653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上年同期快5.9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商贷款余额1.41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996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比上年同期快10个百分点⑤。可见，房地产市场一旦出现问题，势必会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
(四)短期外债大量增加，形成国际收支风险
由于199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一直存在“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迅猛增加，截至2007年3月底外汇储备已达到12020.31亿美元。从总体上看，我国国际收支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我国外债规模也在快速增加，尤其是短期外债(见表5)。2000年我国短期外债余额为130.8亿美元，占外债总余额的9%；2006年底短期外债余额增加到1836.3亿美元，占外债总余额的比例高达56.85%，已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30%)。而短期外债占比过高，往往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导火索，这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多次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已得到验证。
三、应对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政策建议
(一)树立国际资本流入管理的新思路
针对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我国应坚持分类管理原则，而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管理方式。首先，对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引资，不宜硬性阻止其流入，而应通过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消除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如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国债回购、掉期交易等来冲销资本过量流入而增加的基础货币供应，防止出现通胀。其次，对因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善导致的盲目引资和境外融资而形成的资本流入，应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的建设，深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满足国内私人部门合理的融资需求，降低其在国内融资的成本，以从根本上减少对境外资金的需求。再次，对各种违规进入的“热钱”，应利用经济手段加以遏制，如对短期跨境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资金征收“托宾税”，增加其套利成本，以遏制其流入。
(二)实现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管理
从近年我国资本流入猛增的动因来看，有不少是基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要减少资本流入中的投机性资本，就应弱化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为此应尽快改变国际收支顺差越多越好的传统观念，将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作为管理目标：
一是尽快改变“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加快国内市场的开放进程，在重视出口的同时，要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客观要求，相应增加对于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新技术产品以及资源型产品的进口，做到进出口总体平衡，略有盈余。 转贴于
二是尽快取消内外资的不平等待遇，以消除“内资外资化”倾向。引进外资要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注重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和延长产业链的企业；合理引导外资的投向，切实提高外资的利用效率。
(三)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要弱化汇率预期因素对资本流动的影响，除了要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外，还要建立合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根据“三元悖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即应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汇率，而不应长期保持汇率的固定不变。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并在此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但是从目前我国外汇市场的现状来看，其发展仍然不够充分，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也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快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逐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不断扩大市场交易主体；逐步放宽对人民币兑外币交易的“实需”原则限制，增强市场活力。
(四)加速利率市场化进程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客观上要求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要进一步加快，从而使利率与汇率相互协调和配合。从近年来大量流入我国的“热钱”来看，其目的除了套取人民币升值的汇差之外，再就是为了赚取人民币与外币的利差。因此，从防范国际套利资本冲击的角度看，必须注意我国利率与国际利率的关系。随着我国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宽，资本流动规模必将越来越大，而在此过程中，国外利率水平对我国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力也必将加大，这就要求国内利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与国际利率相协调。
注：
①根据2001～2006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③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R].
④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R].
⑤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R].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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