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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1
交通运输部日前表示，从今年国庆节开始，高速公路免收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费。交通流量较大的收费站，设置专门的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通道。
另外，交通运输部还要求各地应调整完善ETC收费系统，重大节假日期间要通过高速公路信息情报板、交通广播、电视、网站、手机短信等多种媒体，及时重大节假日期间公路交通出行信息，提前告知并引导公众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
编辑观点：此政策出台，意味着从国庆开始，自驾出行的成本可以省一半，当然算是好消息。但原本逢长假，高速公路就堵得厉害，免费政策实施后，更多自驾车辆将涌上公路，把避免车辆拥堵的措施落到实处才是方便大众出行的切实之举。
库存警戒迎来购车春天
近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上半年汽车经销商库存指数》指出，经销商上半年的库存系数已经从1.49上升到2.09，已经远远超过了0.8-1.2的合理范围。7月份全国新增汽车库存，达4.77万辆。截至7月末，汽车企业库存已达73.63万辆。
为保护经销商经营能力和促进销售，汽车厂家使出了浑身解数。无息贷款、对经销商授信、物流期利息补贴等都是厂家给予经销商比较常见的资金保障手段。此外，为促进终端销售量，针对某款车型补贴、零利率购车方案、置换补贴等方式则能直接体现在消费者购车的优惠中。
编辑观点：最近车市价格战惨烈，价格战背后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居高不下的库存量。库存量大必然会导致车价的大幅下调，这些因各种原因压库的车型性价比优势明显，与其加价购车，淘一辆既经济又实用的库存车也是不错的选择。
一汽轿车拟投资43亿元建新能源工厂
一汽近日公告称，公司拟投资43.48亿元建设新能源工厂技术改造项目。公告称，该项目是公司建设的新工厂，具备双班年产20万辆轿车的生产能力，项目总投资为43.48亿元。根据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建设期为22个月；内部收益率为13.32%（税后）；投资回收期为7.18年。
编辑观点：目前，国内汽车市场增速放缓，而各大车企产能普遍提升，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自主产品受到较大冲击。受此影响，一汽轿车上半年销售整车9.17万辆，较上年同期减少35.5%；公司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亏损4500万元至7500万元。此次，一汽轿车拟耗资数十亿元加码新能源汽车领域，是扭转亏损颓势的重要举措。
东风本田国内首次尝试太阳能造汽车
以“传承绿色梦想”为主题的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第二工厂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近日成功为生产线输送电能，这标志着我国汽车行业首个将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于生产工序的应用系统正式投入运行。
据介绍，东风本田第二工厂太阳能发电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于今年5月开工建设，总装机容量600kW，年发电量约55万kWh。所发电力主要用于第二工厂综合楼日常照明用电、二轮车充电和总装工艺用电。承建商武汉经开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说，这种太阳能组件可代替瓦片、幕墙，又能发电，又省成本，不透光，不漏水，一年可减排二氧化碳550吨。
编辑观点：这是我国汽车行业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应用系统，将太阳能发出的电送到了总装工艺生产线上，开创国内汽车行业将大规模光伏发电应用于生产的先河。用上“太阳光”，东风本田一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550吨。3-5年内，太阳能发电有望与火电同价，一个太阳能发电的时代即将到来。
克莱斯勒或投产新型J e e p
日前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宣称8月将停产整修一家俄亥俄州工厂，为下一代J eep SUV投产做准备。托莱多（Toledo）北部工厂经理Zac h Leroux 8月8日称，该厂于8月16日停产J eep自由人，此后该厂将进行整修，以建造新型J eep SUV所需要的联合生产线，新型J eep SUV由克莱斯勒和菲亚同研发。克莱斯勒表示将于11月份向托莱多工厂斥资17亿美元，并新增1100名员工和一个新班次，来生产新型J eep SUV。
J eep SUV所需要的生产线改装于阿尔法-罗密欧Giulietta的生产线，该生产线此后将用于生产克莱斯勒新型车。菲亚特CEO马尔乔内预期通过菲亚特与克莱斯勒运营的融合来降低成本和拓展其全球业务。
编辑观点：随着菲亚特和克莱斯勒合作的深化，双方合作研发产品带来的优势已经逐渐显现了，研发成本的降低让其有能力实现此前没有推出的产品。对于新型J e e p的投产，其产量前景是否乐观还需要市场的进一步验证。
广汽三菱合资再迈坚实一步 9月正式揭牌
近日，广汽集团公告称，通过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以13.9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为下一步设立广汽三菱合资公司做准备。有消息透露，广汽三菱合资公司将于9月完成组建，正式揭牌运营，而首款国产三菱已经实现内部下线。
编辑观点：广汽三菱合资公司的成立运营，将对广汽集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长期广汽三菱有望成为广汽集团未来业绩增长的主要看点，广汽三菱首款新车A S X劲炫明年初有望上市，全球战略小型车Mirage、SUV帕杰罗劲畅和欧蓝德等也将在明后年相继推出，如劲炫等新车按期投放且顺利爬坡上量，明年广汽三菱将有望实现盈亏平衡。
奥迪年投资2 0亿欧元 在华研发多款新车
双减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2
内容摘要:我国已进入战略性贸易摩擦期。20 世纪后半叶的日美贸易摩擦与入世后中美贸易关系有较大的相似性。本文从日美之间贸易摩擦这一角度来剖析日本上世纪的泡沫经济,分析了日本的贸易外交政策并汲取教训,以期对当前中美外贸关系有所启示,防止屈服于国外压迫下的金融自由化导致经济泡沫的产生。
关键词:日美关系 贸易摩擦 泡沫经济 中美贸易关系
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日美贸易摩擦战,最终引发了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因此,认真分析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并从中吸取教训,特别是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如何避免重蹈日本覆辙和理解中美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当前流动性过剩与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对比
自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水平。然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流动性过剩矛盾的形成,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加剧和资产价格出现泡沫的局面,尤其是在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下,我国政府采取了系列救市措施,但隐含在这些以拉动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措施背后的,是国内学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和担忧。
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的流动性过剩似乎并不源于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是在于目前刚性汇率制度下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所致。持续多年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带来源源不断的外汇储备,制造了空前的流动性压力。近年,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2003年254.7亿美元激增到2007年2622亿美元,即便是在金融风暴导致的经济寒冬下,2008年贸易顺差也达到了2954.6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增加使外汇储备连续大幅增加,2008年12月末已达到19460.3亿美元。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和外汇流入不断增加,央行不得不放出大量基础货币进行对冲,从而制造出更多的流动性。
同时,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而本币升值与资产价格泡沫也有一定的关系。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内商品和资产价格也明显上涨,最令人瞩目的是股票价格的上涨。截至2009年12月18日,上证综合指数已从2005年7月末的1083点上升到3113.89点。我国当前金融领域存在过多的流动性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主要源于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激增。在人民币升值预期持续增强的影响下,加上低利率的环境和大量股民广泛参与,大量资金流入的结果便是国内资产价格的迅速膨胀,直至逐步积累成泡沫。泡沫吹的越大,其后破灭隐含的风险也就越大。
我国当前的情况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形势。二战后,日本实施外需主导型的经济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贸易顺差增大,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开始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日本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也越发频繁,频频遭受来自欧美国家的反倾销。日本央行为了稳定日元汇率,大量发行日元在外汇市场上买入美元,从而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在广场协议的高压下,日元正式开始大幅升值,日本国内股价和房地产等资产也开始升值。
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的贸易形势和本币升值压力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历史的教训是日本在美国的高压外交下采取“道歉外交”,被动应对外来压力。在贸易谈判中表现出妥协退让的特征,被动接受美国的要求实施国内改革,匆忙加速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从日美贸易摩擦这一角度来研究日本的经济泡沫,对当前经济转型中的中国有其现实的意义。
日美贸易摩擦回顾
从1991年起,多家日本大银行宣布破产,日经指数迅速跌至1990年价值的不足一半。这种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模范转为灾难性经济衰退的戏剧性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应该从日美的贸易摩擦着手分析,因为日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由美国催生的“广场协议”(1985),导致日元大幅升值,在“结构协议”(1989)下实施的社会公共事业的投资,促进土地的开发利用等是导致日本经济泡沫化的重要因素。
(一) 美国对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日本长期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规模大且增长快,经济一片繁荣。由于这种繁荣是以对美欧大多数国家贸易顺差为代价,虽不能说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客观上却“挤压”了他国发展空间,违背了和谐共生的国际社会准则。相比之下,当时美国经济长期受到贸易、财政和消费三大赤字困扰,经济滞胀近10年。1987年,美国经济经历“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经济衰退,危机四伏。随着洛克菲勒总部大楼落入日本人手中,多数媒体评论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正面临着与大不列颠相同的命运;日本方面也有评论家称“21 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也叹息“冷战结束了,输的是苏联,赢的却不是美国,而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掀起的日本“”,得到了各界广泛认同。
(二)美国不断施压与日本妥善应对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美日经济贸易关系的主题就是设法消除美日贸易结构中日本庞大的贸易黑字。在一系列美日贸易谈判中,美国一直表现出强悍的作风;相反,日本一方面批评美国的手段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单方面措施”,另一方面且战且退,妥善应对美国的高压攻势。可以说,美日之间的“经济贸易战”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始终以美国的绝对优势为主导。这场贸易战经过1985年广场协议和1989年美日结构协议两大回合,把日本经济逼迫到了泡沫化和泡沫破裂的境地。
冷战之后,美国便展开旨在消除美日贸易失衡并迫使日本为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开放市场的贸易战。美国最初把汇率问题当作造成美日贸易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认为美元与日元的不匹配才导致了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所以美国对日贸易战略的焦点就是要迫使日元升值。1985年,美国主导的“广场协议”成功地实现了迫使日元大幅升值的目标。但是,在广场协议后的数年中,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黑字有增无减,显然把汇率问题当作贸易收支失衡的原因并非完全正确。可是,美国学者们认为在广场协议之后,随着美元汇率的下跌,美国与德国等欧洲国家的贸易失衡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而美日贸易失衡越发严重说明是日本独特的经济结构导致了美日贸易失衡。于是,美国开始把“谈判”的焦点转向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上来。
在成功地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却未能实现有效消除日美贸易失衡的目标后,美国把逼迫日本对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开放市场作为解决美日收支失衡的方法。1986年,美国选择通信、电子、药品和医疗器械、汽车四大领域,要求日本要为这四大领域的美国产品和服务在进入日本时消除市场障碍。为此,在1986年10月,美日开始了“市场指向型个别领域协议(MOSS协议)”。在“MOSS协议”框架下,美国产品进入日本仍困难重重。美国既不能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下诉讼日本,又不可能让日本国民洗脑。最后,美国发现在日本的经济结构中,储蓄投资的模式、流通机制、土地的利用、企业的系列关系等“特有的东西”使日本成为封闭性的市场,导致美日贸易失衡。
1987年7月,美日开始“结构协议谈判”(简称“SII”),通过六次谈判于1990年6月完成了最终报告书。报告书要求日本:一是通过扩大对公共事业的投资改善传统的储蓄和投资模式;二是从税制上促进土地的开发;三是修改“大规模店铺法”,改善流通体系;四是强化垄断禁止法,改善排他易习惯;五是纠正日本国内外价格差。美国还要求定期对上述问题的进展情况做检查并予以公布。
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广场协议下的日元大幅升值及在美日结构协议下实施的扩大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资、促进土地开发利用等,是导致日本经济泡沫化的重要因素。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日本教训借鉴
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应配合适当的措施确保资本市场的稳定。我国是全球增长较快的经济体,却由一个欠发达的金融体系支持。在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对资本项目应实行严格的控制,防止国际游资冲击国内金融市场;对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经营,以防止银行资金过多流入股市和房市。汲取日本的教训,积极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迅速与金融体系发展滞后的矛盾,减少经济面临的不对称的国际金融风险,实现从贸易推动型增长向金融推动型增长的转变。
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目前我国经济受成本推动和国际传导的影响,价格涨幅扩大,通胀压力达到1996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美联储在次贷危机发生后连续降息,使我国央行通过利率等手段调控货币信贷的空间减小,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因此,我国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避免当年日本“经济增长―汇率升值―资产泡沫膨胀―经济衰退”的路径。只有在内需得到足够增长时,我国才能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合理的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
利用科技创新加快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我国选择的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进出口同时扩张形成“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到一定阶段可能会扭曲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对此,应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致力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升级。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我国应考虑对外投资的多元化,包括对欠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及扩大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以规避贸易摩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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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进成.略论8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J].亚太经济,1991
3.樊勇明,贺平.经济摩擦与大国崛起―日美经济战对中国的启示[J].日本学刊,2006
双减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3
一、草原沙化的深层原因是人类在利益的趋使下对草原资源实施了过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q1
P2＝q2•R－q2•C＝q2•［100－（q1＋q2＋q3］－4•q2
P3＝q3•R－q3•C＝q3•［100－（q1＋q2＋q3］－4•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q2＝48－0．5（q1＋q3）；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与数量推导。例如，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最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
双减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4
王廷科：经营环境变化催促商业银行转型
2011年，国际经济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政策性复苏之后，将重新进入下行区间，金融体系脆弱性犹存，全球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出现了明显而强烈的分化，经济和产业结构将加速调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相互交织，使得国民经济在运行中呈现诸多两难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是环境所逼、形势所迫。因此，“十二五”时期必定是一个经济金融的重要转型期。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使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模式难以持续，只有谋远而变、顺势而为，主动推进经营模式的转型，才能在新的环境下求得生存和持续发展。
商业银行转型压力
从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必然性来分析，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环境变化使商业银行面临转型的压力。
一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将从过剩行业调整、新兴战略产业发展、企业转型升级、中小企业发展、消费增长转型等各个方面对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带来风险和机会两方面的深远影响，这要求商业银行既要在业务和客户选择过程中增强风险识别与把握能力，又要抓住更多优势客户基础和新的金融业务机会，调整业务结构与服务方式。
二是我国金融监管的逆周期全面强化，将从风险控制和资本要求等方面给商业银行经营带来重大影响和压力。由于受到全球监管新举措、新标准的影响，比如宏观审慎监管、系统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反周期监管、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等，势必使国内银行业监管随之全面强化，这需要商业银行进行一系列重大经营调整，包括发展资本节约型业务、改进盈利模式、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等。
三是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都要有新的重要发展，直接融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间接融资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同时，利率也必然会逐步地走向市场化，这使得银行业传统的过度依赖贷款增长的业务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和过度依赖大企业大项目的业务拓展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必须重新进行调整。
四是内外部金融竞争的加剧也为银行业经营模式转型带来压力。改革开放三十年，银行业经营和竞争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同质化带来的竞争残酷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催生差异化。出于持续发展和建立比较竞争优势的需要，寻求差异化竞争策略，积极探索新的经营蓝海，已是商业银行的必要选择。
商业银行转型战略
从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取向来看，以下八个方面战略选择值得认真思考。
第一，更加重视和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客观上需要商业银行更加重视和完善综合服务功能。不仅要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信贷支持，更要提供与融资相关的财务顾问、投资银行、现金管理、清算托管、财富管理以及消费信贷全面金融服务，强化资源整合和协同效应，打造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现代金融服务提供商。
第二，更加重视业务的均衡协调发展。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居民消费的升级转型，商业银行有必要通过均衡业务发展战略，推进公司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资金市场业务和中间业务的均衡、协调、合理发展。加快信贷结构调整，逐步降低贷款集中度，开发新的融资市场；全面提升个人银行业务发展水平，提升个人银行业务利润贡献度；提升中间业务和新业务的利润贡献度，不断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第三，更加注重集约化经营和内涵式发展。集约化经营和内涵式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之一，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使中国经济不能再走高耗能、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发展路子。而从银行业来说，资本约束的强化也迫使商业银行必须走集约化经营和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其核心就是要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资本消耗，增强内生增长能力，不断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和股本回报水平；要在优化资本配置、决策体系、风险管理、市场营销和客户发展策略的基础上，实现以尽可能少的资本和资源消耗取得更多的效益与价值。
第四，更加重视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随着经营环境的变化，一方面过度依赖大企业、大客户、大项目的业务模式日益受到挑战，需要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从战略上把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作为方向，有利于商业银行拓展新的业务空间和提高定价能力。
第五，更加重视发展低碳金融业务。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商业银行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业务；不断加强金融创新，积极开发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和解决方案，在建设绿色银行、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六，更加重视发展中间业务。发展中间业务是破解资本约束和盈利模式单一化的必然选择。“十二五”期间商业银行转型的基本战略选择就是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大力创新各类中间业务品种，增加合理收费收入特色，进一步发展各类财富和资产管理业务，改变传统盈利模式，建立资本节约型业务发展模式。
第七，更加重视以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是发展之源，也是差异化竞争策略的必然要求。西方发展国家是金融创新过度，我国银行业则是创新不足，我们不能因为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而抑制金融创新。不过，金融危机启示我们，金融创新既能对冲和分散风险，也能聚积和放大风险，关键是要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关系。因此，商业银行既要在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中通过创新取得比较竞争优势，又要使创新始终围绕客户的服务需求和自身稳健发展的实际需要，以需求推动创新，不断提升创新的有效性。
第八，更加注重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十二五”时期银行业发展在面临诸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不少新的风险因素，如利率市场化的风险、发展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的风险、资产价格泡沫条件下的房地产金融风险、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潜在的风险隐患等。同时，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银行业将实施更为审慎、逆周期的行业监管，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商业银行要取得转型成功，必须以科学的风险管理文化和理念为导向，进一步增强风险定价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
（作者系光大集团股权管理与运营部总经理）
张杰：货币政策调整、巴塞尔协议III与银行业转型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货币政策，由先前宽松的、积极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在汉语当中，“稳健”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模棱两可的概念，正如“积极”之于财政政策，可以积极扩张也可以积极紧缩。如何理解这个“稳健”，网上也有很多说法，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调整，以及中央的这种努力和意图最终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表示怀疑。“中央一声令下，效果马上显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地方、对于一些国企和国有银行，中央政策到底有多大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从严格意义上讲，此前的巴塞尔协议与中国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巴塞尔协议III则有些不同。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让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深受打击，而中国则“风景这边独好”。特别是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此次经济危机中表现良好，因此，新的巴塞尔协议就不能不考虑中国因素。巴塞尔协议III中体现中国的因素当在情理之中。其实中国实际的资本充足率比巴塞尔协议III要求的要高，银监会制定的中国监管标准比巴塞尔协议III高出一些也属顺理成章。相对于资本市场，银行业是中国的看家本领，所以让中国参与此类全球性规则的制订，绝对是正确的选择。此外，巴塞尔协议III推行以后，全球银行业的经营成本将要增加，不难看出，巴塞尔协议III的出台实际上是经济危机背景之下银行稳健派或者银行家的胜利，或者说是银行出资人的失败。在短期，银行出资人要多掏钱，其收益率也会相应下降。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随着全球银行业的经营跨过这个门槛，出资人利益集团会有相应对策，加上银行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巴塞尔协议III仍存在进一步调整的空间。
长期以来，基于特殊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背景，中国银行业的主要服务对象不是老百姓，而是政府与企业部门。因此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压力让银行业转型，即从服务政府经济目标、服务大项目、服务企业，一下子转向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短期注定不会见效，因为银行转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由此不难设想，中间业务在银行业的经营转型当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还需要时日。此外，中国的银行业长期享受高利差，这一方面表明银行体系本身具有改革惰性，同时也预示着利率市场化与未来中国银行业转型的空间比想象得要复杂。
中国银行业一直在经济增长的快车道上疾驰，然而像9%以上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可持续还是个未知数，一旦回落到6%或5%，银行业能够保持稳健经营也是个未知数。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关联度太大，所以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减缓，银行业的发展也将受阻，而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保持高位增长恐怕不可持续。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为经济增长速度回落预作金融准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陈金洪：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全球经济在2011年将继续处于复苏通道，但复苏势头将比2010年减弱。全球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犹存，风险不容忽视。
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增速将有所回落。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先抑后扬，地产投资经历探底回升过程；国内消费将持续增长，但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有限；出口前高后低，贸易顺差进一步缩小。
货币政策方面，回归“稳健”是必然趋势。重点是对冲通胀风险，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将发挥更为重要的角色，惩罚性定向央票的发行或许不可避免。M2的增速目标预计中性偏紧，贷款投放可能基本延续2010年3∶3∶2∶2的节奏，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依然较大。
在此宏观环境下，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发展中的主要风险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各类风险的管理能力仍有待加强，“重发展、轻管理”的倾向依然存在；二是贷款规模控制下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面临压力，风险抵补能力不足问题仍较突出；三是国际国内金融监管改革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四是宏观形势和政策变化加大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难度。
为此，2011年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应重点关注如下几点：
第一，关注房地产风险。2011年，流动性将成为房地产企业的首要问题。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风险主要表现在：大型房企集团多头授信，集团内互保问题；大型房企集团关联机构繁多，信息严重脱节问题；房企负债类整体逐步上升，资金链趋紧问题；贷款面临集中到期问题；房价不稳定导致相关抵押品价值波动风险加大，风险缓释功能减弱等。
第二，关注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整合可能导致部分融资平台被关闭，银行贷款面临授信主体更换、担保方式更换等贷款重组的可能，增加了贷款偿还的不确定性。另外，房地产调控持续深入可能引发土地一级开发市场地价下降及需求减少，对于“土地财政”特征明显的地方政府而言，财政收入可能锐减，部分到期贷款可能存在难以按期足额偿还的风险。
第三，关注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风险。对已经发放的贷款，应该加强动态监控，及时采取保全措施。
第四，关注人民币持续升值压力对外向型企业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在2011年保持升值趋势，对于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发展的中小微企业客户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需要致力于贸易金融、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的银行格外关注。
第五，关注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该风险使得部分资产泡沫程度加大，相关抵押品价值波动风险加大，风险缓释功能减弱。
（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王松奇：央行货币超发与通胀
前不久，吴晓灵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本意是提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但被某媒体作者进一步引申放大，并演变为“央行货币超发43万亿元”。该说法引起了强烈反响，前央行行长戴相龙和现央行副行长马德伦都明确表态说“央行货币超发”提法不科学。随后，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出面进行了正式回应，他的核心观点有二：一是GDP是流量指标，M2是存量指标，两者直接相减的算法不科学；二是央行货币超发是因为存在所谓“倒逼机制”。
新的理论入手点
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供给是流通中货币的源头，有三个流出渠道：现金、再贷款、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的外汇购买行为。这三个渠道在释放基础货币时总是通过商业银行这个最重要中介机构体系进行。通常情况下，中央银行并不直接与企业、家庭和国外部门打交道，只有商业银行才能通过自己的资产负债业务在千万次日常交易活动中把央行的货币供给由可能变为现实。在近年的商业银行业务中，除了由央行到商行，再到企业或居民户的间接货币供给活动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货币供给派生渠道，就是商业银行的票据贴现转贴现业务。这类业务若无真实贸易票据支撑或客户因信用等级高获取较大折扣保证金要求，就会在商业银行之间的转贴现业务中凭空生成货币供给。这种由银行承兑汇票连锁转贴现形成的衍生性货币供给由于增大了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规模，在监管部门一定的存贷比例监控制度下又反过来扩大了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性质属于坊间流行的所谓“货币超发”，但这种货币超发并不是吴晓灵所说的央行货币超发。
从理论意义上说，假定不存在财政直接透支的体制基础，央行如果存在货币超发的主观故意，除了购买中央政府债务和为某些金融机构提供弥补亏损窟窿的再贷款这两种渠道外，正常现金投放和购买外汇行为都不能算做是货币超发。
从宏观经济学意义上说，货币超发是指与实体经济的真实货币需求相脱离的货币供给行为。中国的现金供给通常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衍化出来的，每个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后，企业的基本账户都可以提取现金，这种现金供给事实上存在一种自动生成机制。而央行向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外汇虽然转化成了人民币，但每一笔外汇都有国外部门的实际供给能力相对应。因此，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外汇转换成人民币不构成外部购买力，但央行购汇投入的基础货币也大体被央行又用央票对冲的方式回收了去，只要时间及时数量足量，这里似乎也不存在所谓货币超发问题。
从货币供给机制说，中央银行提供基础货币，是货币供给的源头，企业、居民户的信贷类业务和现金持有行为都会对货币供给乘数产生影响，在中国这种体制下，通常中央银行并没有货币超发的故意，因而也不承担所谓货币超发的责任。
不应归咎于央行
纵观世界经济周期发展史和通货膨胀史，按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就是货币的舞蹈史，从理论说这没有错。但每个国家、每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通货膨胀成因都千差万别，有外部输入式、内部生成式、成本推进式、需求拉上式、制度转型造成的体制摩擦式等等，因此，很难简单地用货币供给增速与GDP增速对比来解释物价上涨的原因。
我国M2每年以18%左右的速度增长，其增长的背后推力是商业银行信贷的高速扩张及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现状在强制结售汇体制下中央银行的被动货币投放。在多年的实践中，中央银行已摸索出一套娴熟的对冲操作经验即用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从市场吸纳流动性。从1999年至2009年，央行负债合计由3.5万亿元已扩张至24万亿元。这10年间额外增加的20多万亿元的中央银行负债与中国外汇储备的总规模大体抵平。因此，国际收支双顺差尽管会形成短暂基础货币投放，但央票对冲已抵消了那些巨量购汇人民币对流通的冲击效果。
双减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5
【关键词】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 COP机制 绿色气候基金 德班会议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演变为国际经济政治问题，它与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环境技术、资金支持、产业竞争、甚至国家的发展权利紧密相关，成为21世纪最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焦点之一。气候变化的现实和灾难日渐得到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的认识和重视， 从1988年开始，在联合国的倡议和组织下，提出并开始了减缓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合作和谈判。
一、全球气候变化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化石燃料，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加。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引起了气候变暖，是导致全球极端气候现象不断发生的主要原因，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1世纪末，全球气候将会上升2℃-3℃，因此每年将带来相当于全球GDP5%-20%的经济损失，如果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二氧化碳过度排放，每年所付出的代价仅仅相当于全球GDP的1%-2%。 在此背景下，为了缓解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及人类生活水平的不利影响，联合国起到了协调各国政府合作的作用。1988年12月第43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为人类当代和后代保护气候》的决议，该决议推动了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是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公约，于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于1994年3月21日开始正式生效。
《公约》的签署，极具里程碑意义，该框架协议旨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防止全球气候发生危险的水平上，其中确定的原则和机制已成为各国开展温室气体减排活动的指导纲领。《公约》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情的不同，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奠定了基础。
《公约》经过191个国家批准，标志着人类已经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向全球环境维护的使命迈出了重要一步。以此为开端，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东京产生了由174个国家批准的影响深远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实质性补充条款《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于2004年11月28日正式生效），并且依次有了之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结方第1次会议（1995年初德国柏林）到第17次会议，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坎昆气候大会、德班气候大会等。
二、“绿色气候基金”提议与正式启动
“绿色气候基金”（英文：Green Climate Fund，简称GCF）的提议最早出现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在2010年的坎昆大会上最终确定，更是2011年11月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
（一）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与“绿色气候基金”提议
2009年11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签署的《哥本哈根协议》8、9、10段明确“我们决定， 应该建立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并将该基金作为缔约国大会融资机制的运作实体，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用于延缓气候变化的方案、项目、政策及其他活动，包括REDD机制、适应性行动以及技术研发和转让等。”这是关于气候融资的专门描述，并且明确了提出建立“绿色气候基金”，作为一种金融机制的运作实体存在。
但是协议没有关于运作基金的明确规定。比如“绿色气候基金”是融入现存的融资基金体系之中（比如GEF全球气候基金、世界银行的清洁技术基金CTF），还是单独成立一个运作体系，以及具体采用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协议没有关于运作基金的详细细节描述。尽管各国各组织对于绿色气候基金的组织运作形式提出了一系列想法，比如COP常设融资委员会设立董事会的创建模式、G77+中国模式、美国三步进程模式和基于SDR运作实体的创建模式，尤其对“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的理解程度就有巨大分歧，是否让发展中国家要承担多于之前的义务等各方分歧点颇多，因此大会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条约，只是初步确定发达经济体将在2010年到2012年共提供300亿美元快速启动基金，自2013年到2020年建立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基金；该气候基金框架也可由发达经济体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的1.5%来填充。但是其后美日又反悔，拒绝履约。从中也看见了国际合作的艰难行进与力量博弈。
（二）2010年的坎昆会议成立“绿色气候基金”决议
2010年，坎昆会议上，最终达成折中、平衡与灵活的“一揽子方案”――《坎昆协议》（Cancun Agreement）。此决议是在离会议结束还有两天，在无法达成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全球协定时，会议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绿色气候基金问题上，成为各国“退而求其次”的谈判内容。这次谈判虽然争执点多，会议也延长时间，但各方同意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并且成立了由来自25个国家的40名成员构成的绿色气候基金过渡委员会，在组织构架中取得阶段性共识。
各发达国家倾向于用碳关税、航运征税来进行气候资金融资，，终于通过了193 个缔约方联合签署的、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坎昆协议》：设立新的气候基金，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减缓和适应行动；2010－2012年为生态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供300亿美元资金，之后在2020年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将向森林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补偿以遏制诱发乱砍滥伐的不利因素。只是本次大会关于节能减排任务分配、《哥本哈根协议》合法化等核心议题均未完成。这一次的大会充分体现了各国的“妥协精神”，并且成为了这一大会的主旋律。
（三）2011年德班会议“绿色气候基金”成为核心议题并正式启动
2011年，在南非德班召开气候谈判大会上，决定启动新的谈判进程“德班加强行动平台”，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2011年7月，13个发展中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了绿色气候基金操作细则的相关文件，由40 人组成的“过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也向德班大会提交“关于绿色气候基金设计的报告”，提出了“绿色气候基金设立运作要素”，广泛借鉴了发展中国家在各种基金方面的经验，包括全球环境基金、适应基金、《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和其他基金。大会正式启动“绿色气候基金”，确定了“绿色气候基金”是金融机制的操作实体，成立基金董事会以及绿色气候基金管理框架。提出“该基金应制定一个更系统的评估方式，来评估发达国家之间的责任，以便上述国家提供充足的和可预见的，新的和额外的融资资源。”
这份“关于绿色气候基金设计的报告”在尽量做到制定细则，落实责任和义务，但是，目前从文件上看，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来源仍是空白，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资金来源。
在这次大会上，还明确了京都第二履约期从2013年1月1日开始。
三、“绿色气候基金”资金困境与运作模式选择
“绿色气候基金”启动后资金筹集和运作实体是目前最主要的难题。
（一）如何解决长期和快速的巨额筹资
过去的气候环境基金包括政府资金、私人资金、多边筹资以及另类资金来源（如IMF对发达国家提供的SDR特别提款权的配额分配）。如前所述，“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来源基本是空白，现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可以解决巨额资金筹集的思路。
第一，利用发达国家在IMF中的特别提款权（SDR）的配额进行融资。把SDR在IMF中得到配额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的储备资产，发行绿色债券，结合政府补贴来进行资金融资，这样做不仅保证资产的增值性，持续融资能力也比较强大，有快速支付的好处，而且使得资金的融资难度降低，把负担交给了市场，同样也就提升了发达国家的融资积极性。
第二，区分私人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与发达国家的承诺资金。私人资金有量大到位快的特点，对于解决资金的筹集有很大的帮助，公共资金通过杠杆效率使私人投资多倍于最初的公共资金的数额，从而可加速融资的步伐。
但是问题在于，发达国家提出这一设想，则将降低发达国家的履行承诺的义务性，冲淡发达国家提供公共资金的承诺。早在2010年的天津国际气候谈判筹备会议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已经就私人资金是否属于哥本哈根协议中的“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援助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
（二）绿色气候资金运作实体与监督
《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第11.1条规定融资机制的运作应当委托一个或者多个现存的国际实体进行。哥本哈根协议第10段说：“我们决定，应该建立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并将该基金作为缔约国大会融资机制的运作实体。”这表明《公约》缔约国大会（COP）融资机制应当是绿色气候基金的范畴与归属。
第一，建立COP机制下或者COP授权成立资金的运作实体。
有的国家和组织提议在UNFCCC的COP机制下，建立一个常设融资委员会以及下属的一个董事会和一个新的基金，而这个新的基金与董事会则是实质上的资金运作实体，而常设融资委员会则对这个运作实体进行监管。这个模式的问题在于，建立这样一个运作实体的可行性到如何？就以往经验来看，目前唯一的COP体制内的全球环境基金（GEF）的运作问题不少，二者是“指导与责任”的关系，COP向GEF提供指导指南，同时对其进行监管，但现行的全球环境基金已经让COP应接不暇，存在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就真的应该怀疑这样的COP体制内在建立一个资金运作实体的可行性。
还有一种观点与上述提议相关，COP授权一个由缔约国的充分代表构成的董事会，由缔约国大会COP融资机制创建，使之成为基金的运作实体。建立一系列的基金窗口，并与其他的基金相联系。这个模式的问题就是这个董事会不像GEF那样虽然是在UNFCCC的COP融资机制下建立，却拥有独立性。这个模式完全是自己监管自己。
第二，建立COP体制之外的的资金运作实体。
美国的“三步走”运作模式是在典型的在COP融资体制外立一个运作机制，选择一个现存的基金董事会来进行融资。例如适应基金董事会模式。在通过一个谅解备忘录建立这个基金董事会与COP的联系。
从世界及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与各国、各地区减排的政治意愿不成比例，如何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资金来源及分配、扩资渠道及技术转让以及运作实体等各国分歧较大的关键问题上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中国如何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争取在 “绿色气候基金”运作中争取主动权和话语权将是我们继续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注明：论文受到“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qy20123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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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背后的原因范文6
这其中，中国市场成为奥迪品牌毋庸置疑的全球第一大市场，近31万辆车销量的背后，意味着37.3％的销量增长，在奥迪全球战略中，中国市场的作用被再次放大。
最新数据还显示，在全球市场，2012年2月份奥迪品牌在所有主要市场都有所增长，全球销量达到106，600辆，同比上升16.6％。其中，俄罗斯和亚太市场的增长最为明显，分别达到54.8％和53.8％；在美国市场，奥迪品牌也保持了10％的销量增长。
对于施泰德而言，奥迪在中国高端市场形象的跃升至关重要。奥迪2011年年末的市场计划显示：到2015年，中国市场的销量要达到70万辆。这样的雄心壮志，不仅仅是奥迪为了继续领跑中国市场，更是为全面改变全球豪车市场的格局。面对中国车市政策的变化和宝马、奔驰等强劲对手的竞争，为了实现这个市场目标，奥迪准备得怎么样?又在计划做些什么呢?我们从其技术创新、HR管理、本土化战略及未来趋势判断三方面，全面深入解读了这家德国汽车行业标杆企业的商业管理密码。
全新奥迪A6L专为中国市场而来 王志勤
一汽一大众奥迪全新A6L2012年3月29日上市，之前有关新车的谍照不断传出。即将上市的第七代A6加长版，奥迪其实已经酝酿了三年半时间，有人称，这款车专为中国市场而来。
稍微了解过全新奥迪A6L参数的人不难发现，其各项技术创新的确有两大显著特点，其一是基于中国市场，其二是持续性变革，而不是颠覆性创造。概括来讲，身为当家花旦，全新奥迪A6L车型大改款的核心变化，是采用纵置发动机车型MLB平台。同时，其从外观到内部设计都有很多亮点，并增加了更多信息化装备，在主动和被动安全方面进一步增强。
车型标识大变样
历经数代车型之后，关注奥迪品牌的人很快便注意到，全新奥迪A6L变得动感、时尚起来了。这款将在2012年至2018年成为一汽大众奥迪品牌的主力中高级轿车产品，国产版的设计风格与海外版保持一致，不过细节差异还是不少。
与老款车型相比，全新奥迪A6L尽管车身长、宽、高变化并不太明显，但轴距的变化明显，也即加长的67mm，确实给了后排更多舒适感受。对于奥迪中国车主自己并不开车、以乘坐为多的特点而言，这个变化显然符合中国市场需求。与此同时，随着全新奥迪A6L年初正式上市，现款奥迪A6将会停产，在2012年一汽一大众奥迪计划推出的全新奥迪A6L八款不同配置车型中，都将首先启用新尾标，把原来1.8工、2.0工、2.4等以排量命名的方式，变成以百公里加速G值计算出一个相关数字的命名方式，以此比较直观地体现车型的真实动力性能。专家表示，单纯以发动机排量衡量整车性能的时代已经过去，整车设计、车身重量、传动系统等都是影响汽车最终整体性能的重要因素。据了解，这种计算方法来源于赛车和航空领域，是用汽车加速度除以G再乘以100得出奥迪新的尾标值。从消费者角度看，这个尾标数值越大代表加速度越好，动力整车性能也就越好。
全新奥迪A6L第二个外观上的显著变化，可能需要使用才能感知，那就是全新奥迪A6L把LED用在了所有灯组上，包括近光灯和远光灯，并且，全车系取消了前雾灯。科技的速度确实迅猛，似乎还是不久前，有报道称LED用来做刹车灯和雾灯甚至近光灯都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做远光灯据说还尚需时日，然而，全新奥迪A6L车灯技术显然打破了这个传闻。
奥迪的想法是，要让人们第一眼就认出是奥迪车，这一点离不开明确设计语言的支持。奥迪灯光设计师接下来详解了其中玄机。
在介绍新款A6L灯光技术及设计之前，我给大家讲讲生命进化的一个特点，因为它和奥迪应用的灯光技术的发展史有着相似特点。
我们先看一下地球的演变。从大概2 5亿万年之前生命诞生，有一些单细胞的生物之后，短时间内发生了爆炸式进化，直至现有的哺乳动物。因此大家都会疑惑：为什么几亿年一直都是单细胞生物，突然之间就有了这么快的进化?这是一个谜。
灯光技术与之有非常类似的地方，也即两者都具有爆炸式发展特点，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地变化。灯光技术最开始是碳化钨，后来有了白炽灯等，但LED技术似乎是在瞬间爆发式应用。
这也是奥迪的LED史前进化史。LED作为日间行车灯，一开始时采用了圆形设计。比如有反射的地方，怎么去设计改变一下?2003年到2007年，我们的设计开始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的车越来越宽，但司机好比田径运动员，必须目光特别关注、盯紧前方目标。
2008年奥迪车灯有了一点曲线变化，其实有点象征意义，像鹰的眼睛，被用在奥迪A4上，现在还能见到。不过，我们没有驻足不前，在A5身上，你会发现一款非常充满活力的设计，有一点像赛场或者是竞技场，动感特别多。到了2012年，A4用到的鹰眼开始和整车特别一体化，特别和谐、优雅，也便于凸显奥迪标志。奥迪方面一直强调，新技术的整合是提升产品吸引力的关键环节之一，为此，奥迪在开发初期就使各汽车部件彼此协调匹配，这一点现在越来越重要。
现在回顾来看，奥迪全部采用LED技术是从2007年开始，但不同类型的灯包含的技术要素有差异，比如头灯中一般融合了什么元素呢?奥迪的头灯设计，是同时用三个反射元件辅助增加照明宽度，除了极小的一部分，几乎没有机械部件，都是电子的，这样就可以做到零磨损。同样，LED尾灯也包含相同的原理。还有日间行车灯、示宽灯都是白色的，用了24个LED，当然也有24盏蓝色LED的，经过处理发出黄色的光。
在黑夜的时候，如果迎面驶来的是新款奥迪A6L，极易辨识；如果是长途跋涉打了远光灯，就能看出三个反射镜是怎么回事；至于全天候灯打开时，奥迪的设计会关掉两盏灯避免晃眼。而且，奥迪的日间行车灯取消了传统雾灯，为什么呢?我们设计关掉两盏灯，是因为真有雾的时候，把传统的雾灯都打开，光线反射回来会特别强烈地刺激司机的眼睛，故此，我们决定在底下用一个灯，这个灯会加宽照明效果，上面的灯关掉则可以避免晃眼。
全新奥迪A6L中有两种头灯，一个是有全天候灯的基础版，并且有选配的自适应灯光系统。另外一种是有3D设计的尾灯，由于使用了特殊的材质，突出了轮廓，它更富立体感。可以说，新款奥迪A6L优秀、优雅、超前、现代的设计中，LED照明做到了集大成于一身。
轻量化车身
2月29日，在奥迪全球年会召开的前一天，奥迪专门为来自全世界的记者举办了一次展示奥迪新型研发技术成果的交流会。会议期间，一位年轻的奥迪工程师走上舞台，手持一个颜色怪异的车辆减震弹簧，据其介绍，该弹簧由塑胶及其他材料混制
而成，与原来传统的钢制弹簧相比，不但重量大大降低，且强度、韧度和耐久性均大大提高。
这就是为了追求车身轻量化，奥迪研发工程师展示的一个细节。全世界都在面临石油燃料的严重问题，而节能环保技术是眼下当仁不让的技术趋势，奥迪的车身轻量化技术就是与该背景密切相关的技术。
车身越轻，油耗越低，操控性越好。新款奥迪A6L的车身重量从老款的444.8公斤降低至现在的428.8公斤，足足轻了16公斤。这源于全新奥迪A6L采用新一代ASFⅡ车身技术，能够在重量方面减少50％，但是强度却增强了150％。另外，铝制车门、翼子板、发动机盖、行李箱盖和保险杠均为减重做出了贡献。
由于铝制材料一旦发生碰撞变形，并不能采用传统钢材钣金工序来恢复。为此，奥迪工程师表示：“我们将会对维修人员进行培训，努力将受损的部件整形。如果损伤的部分较大，那就实施更换。”
对于奥迪来说，轻量化设计并不意味着拘泥于某一种材料，而是运用智慧，灵活运用各种材料，并且还要考虑方案是否适合大规模量产。
内里空间大乾坤
与老款相比，新款奥迪A6L的内饰可谓变化巨大，横向整体感增强，纵向则划分出层次，显得动感、时尚。细节来看，新款奥迪A6L仪表盘的设计进步非常多，所有信息不再被注塑件硬生生分割成几个区域；中央显示屏采用全彩色夜景显示方法，不仅美观大方，更增加了实用性；多媒体显示屏在不用的时候会自动翻折收藏在中控台内，显示屏加大，以及更高分辨率；档位区将老款的储物盒位置后移，增加了手写触控板以及自动启停功能键，整体布局更加合理；MMI系统也在人机交互方面有了新的改进，配合手写输入板，当驾驶者不使用时，触摸板会转换为收音机的六个频道按钮，通过声音确认每个输入技术，也让驾驶者的双眼可以不用离开路面。
有人说，区分一台新款奥迪A6L是否是国产车型，最重要的就是看有没有那个触摸板。不错，这是奥迪工程师专为中国版车型打造的功能，在海外版奥迪A6L上是没有的。除此之外，将后排座椅中央扶手落下，露出一个CD盒可放人光盘或SD卡，供后排乘员独立欣赏，以及通过电加热和电制冷，可将水杯里的常温水加热至泡茶的温度，或降低至清热解暑的低温，这也是两个只在中国版新款奥迪A6L上才有的装配。而且，为了突出对后排乘客的关照，高端车型后排设置了一个独立空调面板，可以像前排乘客那样独立调整温度和出风力度，实在是关心备至。至于以商务为主的车型，少了220V电源充电借口怎么行?全新A6L商务车型让各种笔记本、充电器都带上使用没问题。
信息化装备
全新奥迪A6L亦包含危险感应系统，分四个阶段给司机提供足够多的警示与参考：阶段一是音视频提示并开始给制动器预加压，同时将前减震器变硬，减少点头效应带来的刹车距离变长；阶段二震动驾驶员座椅，同时给车辆施加30％的制动刹车；阶段三会给车辆50％的刹车，同时点亮双闪，关闭车窗和天窗以防止事故发生时乘员飞出车外；阶段四全力收紧安全带，并且100％给予刹车制动，但此时也往往意味着碰撞不可避免。这款系统并不是要代替车主做决断，所以不会自动刹停。奥迪认为，应该让车辆自己控制，自动刹停在某些时候反而会造成事故。
不仅如此，新款奥迪A6L车内后视镜上安装的视频头，亦可以分辨前方车道信息。在高配车型上，新款奥迪A6L还装配了平视系统，也就是车辆透过方向盘前方的投射器，将行车参数、GPS指示、当前道路限速等信息投射到风挡上，不用低头就可以看到，而且是彩色信息，更有利于辨识。
另外一项安全方面正在普及但新款奥迪A6L有所变化的措施，是其自动停车功能重置了软件算法，并且配合更多更全的探头，提高了计算倒车方式的速度，缩短了等待时间。1921年左舵驾驶――开辟历史，引导潮流右方驾驶源于马车时代。1921年，奥迪在德国率先推出了左舵驾驶的量产奥迪K型。左舵驾驶使得驾驶员的视野更开阔，从而使超车驾驶更加安全。到20世纪20年代末，左舵驾驶已逐渐成为主流。
1931年前轮驱动――成功典范，后世相承
从1931年开始，奥迪公司开始批量生产前轮驱动的小型DKW轿车，这种设计为DKW小型轿车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成功的德国小轿车之一奠定了基础。在1933年柏林车展上，汽车联盟公司推出了新款奥迪汽车，即第款前轮驱动的标准型轿车。
1937年银箭赛车――改写纪录，震惊世界
得益于高性能发动机以及轻量化结构的系统应用，1937年在法兰克福的高速公路上，带着四环标志的“银箭”赛车，一举改写了15项世界汽车速度纪录，包括令当代人目瞪口呆的406 3公里／小时的汽车极速纪录。
1968年奥迪100――奥迪A6的前身
这款车使得奥迪首次进入了中高档轿车竞争市场，从此，奥迪100系列成为引领奥迪走向复兴的最重要车型。
技术创新背后的管理――全球化+本土化启迪创新
作为霍希事业唯一的继承者，奥迪依然坚定不移地实践着100多年前霍希“任何情况下都只制造高档豪华轿车”的理念，并由此沉淀为德国车企制造标杆之一，使其集百年品质、高档形象基因于一身。不仅如此，更为重要并被奥迪坚持的理念――“突破科技启迪未来”，亦是奥迪另一个重要基因，也即永葆技术新鲜。
人们在总结奥迪百年生生不息的经验时，与必定会谈创始人霍希以及后来者百折不挠的奥迪精神一样，也都不会漏掉奥迪在技术变革上不断推陈出新、引领潮流的创新意识和实践。一汽一大众奥迪推出的全新A6L，如前所述，体现了奥迪着眼于中国市场和渐进式创新的特点，从更深层来讲，它体现了奥迪进行全球技术创新的基本原则：在高品质、高性能前提下，基于本土市场需求、实施持续性改进。这也是奥迪本土化深入的结果。
技术交流全球化
从全球来看，现在奥迪设计部门里工作的人员，来自3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加利福尼亚的设计中心以及意大利、欧洲的设计中心，甚至在中国，奥迪也有一个专门的设计团队。奥迪相信，只有通过国际素材的搜寻积累，才能真正满足全球各地不同的市场需求，并展现奥迪的国际化视野。
具体到科技研发和产品开发，为了加强各地的技术人员交流，更好地了解当地市场，以发动机举例，奥迪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技术人员到中国，专门就发动机的功能、可靠性和耐久性进行测试，以及把各地的同事请到德国去，了解德国的情况并提供反馈。这已经属于奥迪国际化品牌文化的一部分。
在谈到和中国一汽合作方面的话题时，奥迪公司管理董事会主席施泰德表示：“回顾20年前，奥迪要在中国做共同技术转让和开发似乎是很突兀的行为，但是今天，在一汽一大众奥迪现代的生产线上，从生产工艺到开发技术产品，所谓的技术转让，其实已经是一种技术知识的学习过程，发生在每一天的工作当中，这样的合作已经司空见惯，涉
及到研发和生产流程的方方面面。在整个合作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多地是在共同研究，比如在某一个细分市场上，如何推出符合当地需求的产品。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长远影响，比如在一汽一大众奥迪的生产线上，通过生产工艺方面的合作，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有能力研发生产自己的发动机。”
他同样以全新奥迪A6L举例道：“这款车体现了很多奥迪的领先科技，其中最新的铝制轻量化技术，对中国的市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领域的合作。我们要很骄傲地说，通过完成全新奥迪A6L的开发和国产化，一汽一大众奥迪又一次成为中国汽车业的科技先锋，在铝制车门和铝制机盖技术上开创了先河，成为第一个掌握这项技术的高档汽车生产厂。”
本土化研发在中国
奥迪公司市场和销售董事萧绅博称：“关于技术投资，到2016年奥迪一共要投资130亿欧元用于产品开发和科技创新。在未来的五年中，在和一汽-大众的合作当中，还将共同投入30亿欧元用于产品开发。”
其实，奥迪在五年前就已经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奥迪开发部门的分支，称之为I工C，就是关于信息娱乐系统的测试中心。它在五年来一直致力于整个亚洲地区市场的技术开发，覆盖中国并辐射到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市场。一汽一大众奥迪全新A6L中国版车型上安装的MMr系统中，那个触摸板就是ITC的杰作。
ITC是奥迪本土化深入实践的结果，希望通过加强本土化测试提高效率和及时性，来加快奥迪产品进入中国。而随着信息娱乐系统测试中心的成功，奥迪自然也会将这样的策略扩大到其他科技领域。奥迪未来的产品，肯定还会基于奥迪德国总体的原装研发，然后进行适应中国市场的匹配。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汽车厂商，奥迪希望通过100多年来不断积累的科技成果以及在未来的努力，能产生一些被同行、市场认可的科技成果、先进产品乃至一种生活理念。
1972年奥迪80――奥迪A4的前身
1972年夏天，奥迪推出秉承奥迪100设计的奥迪80，采用四缸顶置凸轮轴发动机，后来这种发动机也成为大众集团产量最高的发动机。奥迪80六年中的销量超过100万辆。
1980年奥迪Qua工工ro――运动时代的典范
1980年，亮相于日内瓦车展上的奥迪qua工工ro引起了汽车界的轰动，原因是它将推动力持续分配至四个车轮，从而大幅提高牵引力、改进加速的性能。
1997年第五代奥迪A6――惊世骇俗的设计对于以低风阻设计见长的奥迪车型而言，第五代奥迪A6即便以今天的眼光评判，第五代奥迪A6的设计简直将“流线型”特征发挥到了极致。这代车型创下超低风阻系数的新纪录，仅0.28。
体验：奥迪“高品质”HR管理 程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奥迪近期正在为自己的年轻人才制订综合支持和发展计划。此外，公司和员工代表还同意：从2011年开始，用新的奥迪分红计划取代旧的扩大员工分红计划，并且，新方案将适用于所有奥迪公司员工。新协议的特别之处在于，公司现在将在分红计划相同级别基础上建立退休金福利制度，以此加强公司的退休金计划。
一个是人才培养，一个是人才保留。如果说在奥迪全球市场之下，提供支撑的是奥迪产品的品质和创新，那么，在奥迪的产品之下，提供支撑的一定是人才，以及维系人才发展和持续的各项战略、制度、系统等等。对于人才的管理，奥迪有哪些秘密呢?
一年多前，跟随一汽一大众集团公司同事前往德国，在奥迪公司人力资源领域进行为期一年岗位研修的程留下了如下记录。人本关怀的快乐创造文化
走进奥迪，人性化设施和细节随处可见：根据员工的平均身高设定的生产线、为方便装配工人车内工作的特制座椅、为冲压车间人员配备的耳机、生产现场连啤酒都买得到的商店、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的循环班车以及为5％的残疾员工提供的特殊服务设施，都代表劳资双方的工会和人力资源部门为员工提供的关怀，而让员工在快乐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正是奥迪文化的精髓所在。
深厚坚实的知识积累
无论哪一个部门，在具备相应权限的共用空间上，都有自己工作的具体描述与操作方法。每个负责人都会根据实际情况描述自己的工作，包括工作方法、实施流程、对口部门、工作表格、注意事项、相关记录和重要信息。这些日常管理模式，无疑需要信息给予以保留，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奥迪还会设置负责人随时更新这些积累。同时，针对不同的群体，这些积累也不尽相同：如实习生，要求简单易懂，而新员工则要求操作性强。此外，奥迪公司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流程改进和系统维护人员，这也保证了知识积累的效率和质量。
自由流动的人员机制
在奥迪，你也许会见到觉得“不可思议”的人员流动。比如，其间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培训协调人Beck先生，每天工作非常繁重，在部门算得上不可或缺，但他却在我认为部门最忙的时候离开了，到产品研发部门的能力中心工作。还有与我合作多年的国际派遣部门的Bender女士，在部门属于“挑大梁”的关键人物，却轻松自如地选择到奥迪学院去做国际人员开发，而接替她的will女士很自然地接手工作并开展得有声有色。
奥迪的人员流动真的不用大费周折，只要员工愿意，领导自然会同意，客户管理经理会协调安排。而频繁、大量的内部招聘需求，也让员工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不用担心哪一个员工会留下烂摊子给领导，因为周密的知识管理让未来接手的员工可以很自然地开展工作。自由的人员流动机制，非常有利于奥迪庞大的躯体健康成长，也是奥迪在高档车市场上华丽表现功不可没的要素。
人员选拔严谨合理
提到奥迪公司的人员选拔，就不能不提奥迪公司的AC测评。公司所有的人员甄选工作都离不开AC测评的灵活运用。这个起源于德国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人员测评方式(1956在AT&T被用于商业测评)，已经被奥迪演绎得“炉火纯青”。这种测评根据素质要求事先设定相关题目，评委按照一定程序对候选人的相关非专业能力进行有序、多角度观察，以保证候选人得到公平、严谨、合理的评价与任用。奥迪公司差不多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招聘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工具，奥迪拥有与之匹配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就不足为奇了。
工作方法先进科学
当属首位的科学工作方法是奥迪公司的客户管理。客户管理是指人力资源成立专门部门，指定客户经理与助理对其负责部门提供专业的、有针对性的人事服务。奥迪的客户管理提供给经营生产的服务，由人事部门传统“半被动”变为主动接近专业部门提供高质量的人事服务。客户经理的角色定位是人事董事的战略执行者、直线经理的工作推进者、公司员工的咨询答复者、人事部门的政策实施者，实现了人事部门与专业部门的零距离互动。把人力资源的服务领域前移，客户管理实现了人力资源为公司经营的更高效服务。
顺畅的人员发展通道
奥迪人员发展通道分为技术通道和管理通道。技术通道义分为普通员工、主管、高级主管、技术管理层、高级技术管理层；管理通道分为工长、三级经理、领导管理层、高级领导管理层和顶级领导管理层。此外，还有破格提拔的非员工层，这些层级覆盖了绝大部分员工，层级之间设定了明确的晋升标准和评价工具。这也使得员工能够在通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让奥迪满足了员工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就满足了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细致合理的专业分工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有人问：“奥迪与一汽一大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回答是：
“奥迪的专业分工比一汽一大众细得多，奥迪是广度、深度全面发展，而一汽一大众还需要加强深度。”举个简单的例子，奥迪所开展的大部分工作一汽一大众也都已经开展，但人员、经验却需要向奥迪学习。比如奥迪的培训部门有近200人从事专业知识培训，一汽一大众也开设了培训中心，不过从事专业和非专业知识的培训人手相比少得多。奥迪合理的“人海战术”，加之细致的分工，最大限度保证了工作进度和质量。
本土化策略制胜 纪晓伟
作为最早进人中国的高档车品牌，奥迪22年前就开始在中国生产汽车，无论是产品设计、生产制造还是市场和产业链战略，“本土化”都是奥迪中国发展词典里的必备词汇。关注中国本地市场趋势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在策划中高级公务用车生产项目过程中，曾接触过众多车企以寻求合作，但由于当时中国汽车(尤其是高档车)市场规模很小，大部分车企都对这个项目提不起兴趣。此种情况下，德国大众主动与一汽集团协商，以优惠的条件，引进奥迪100作为中国政府的中高档公务用车，由此迈出了奥迪耕耘中国中高档车市场的第一步。
二十多年过去，奥迪的主打车型几乎都是中高档公务车的不二选择，奥迪也成为引领中国市场需求的带头品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说：“奥迪对A6进行的加长版本改造，这种创新在其他德国车企并不容易出现，因为德国人往往对自己的产品信心十足，不认可这样的改动。”
奥迪亦很早就意识到私家车将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流，并着手转向这一市场。贾新光介绍，相比国外高档汽车消费群体通常在40岁以上，有的品牌消费人群年龄甚至更高，中国的高档车私人消费群体有着年轻化的特点：30岁甚至以下的人群逐渐成为中国高档车的消费主力，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亦是各大品牌关注的对象。对奥迪而言，奥迪A4便明确针对私家车市场，公务车市场会嫌A4太小，贾新光说：“奥迪Q5和Q7等时尚车型，又号准了中国SUV市场的脉博。”
作为传统公务车的代表，奥迪引进年轻时尚型的产品并非简单地迎合市场需求。在产品线不断丰富的同时，随着奔驰、宝马等高级车品牌进人30万的价格区间，与奥迪在入门级的高档车市场上短兵相接，奥迪一贯的价格体系也在发生变化。“奥迪的价格一直很稳定，公务车客户关注产品性能，对价格不太敏感，对品牌有较高的忠诚度，没有降价的必要，但现在情况也慢慢发生变化，大家都在把产品往下做，入门级产品价格拉低是必然趋势。”贾新光总结道，“总之，奥迪对中国市场趋势的把握一直比较准确。”国内进口德国售价3万欧元左右的Q3，预示着奥迪已准备在中国豪华车细分市场上与对手展开全线竞争。主张“全价值链本土化”
2011年，奥迪北京研发中心正式启用，贾新光将其解读为中国汽车市场容量巨大的必然结果，“当市场容量增大时，就需要专门为这个市场开发车型，而不是简单地引进车型来国产化”。
除了研发，奥迪的“全价值链本土化”战略还包括采购、生产和营销三大环节，不过，其研发环节的本土化尤属关键价值链。精细严谨、对产品有高度信心的德国人，一开始并不太接受根据中国消费环境进行本地化研发的思路，经过协商，合资双方才达成一致。以A6原型车为例，它在设计阶段就把中国市场需求因素考虑进去，同时，综合性能、安全、外观等种种要素，使中国加长版A6也是一个和谐完美的车型。与某些合资品牌车国产化时生硬地将两厢变三厢，破坏原车美感和线条，或者直接将国外车型拿来生产的做法相比，奥迪对于“本土化研发”的思路和行动显然更为清晰高效。
奥迪采购以奥迪全球标准为合作原则，始于中德双方协商初期，因为在零部件采购方面，中方会希望更多的零部件能够国产化，以获得更多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主动权，这也是引进外资战略的核心，而外方则倾向于采用更多原产地零部件，赚取更多利润，并确保品牌车质量，德国人谨慎的个性更使他们在推进国产化时保持扎实谨慎。但是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德国人也明白本土化生产对降低成本有着重要意义。实施这一原则后，双方在利益方面的冲突点得以消除，采购难题也迎刃而解。
基于奥迪2015年全年销量要达到70万辆的目标，为了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大众汽车正在佛山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其中一部分产能将属于奥迪。随着奥迪生产本土化深入，这亦是解决其产能与市场需求之间差距的有效举措。当然，这还是不够用的，新的产能规划必定仍有增加需求。
结语
有媒体报道称，相比奥迪A6在华市场似乎已经不仅仅是一部用于驾驶乘坐的高级轿车，更近乎一种中庸低调的文化现象(源于奥迪A6广泛被政府部门或者企业采购，作为行政用途的官车商车，成为广大权力部门和经济部门多数人审美偏好的代表)，新款奥迪A6L的设计可以用得上“激进前卫”来形容。对此，奥迪也一直想扭转其在中国市场“公务车”的形象。但在奥迪对外公布的数据里，中国市场超过八成客户是私人用户。这也意味着，未来奥迪的研发或者新产品，将要面对和争取到的便是那些越来越挑剔的普通消费者。
与此同时，奥迪除了关注产品本身的技术研发、人才培养，还显然极为关注未来车技术和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奥迪这方面的表现非常契合德国企业重视大趋势的特点，对未来的判断也值得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