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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1
“人口红利”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和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人口红利消失有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会终结，这样，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心。
人口红利消失在即
中国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从而使得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一段时期。理论上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口红利。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人口转变，都出现过人口红利，而且人口红利也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 年，结束于1990-1995 年，持续了60 年左右的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和人口红利之间的高度相关性。1913-195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1%；1950-1973 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滞。
与此相对应，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变化（人口扶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明显）则呈现了与日本经济发展相反的趋势。上世纪60 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和扶养比下降的阶段。
日本人口抚养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较低水平，经济也持续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长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式微，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很多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自那时起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抚养比不断下降。
1964 年，15-64 岁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和扶养比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具备了实现高速增长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使得人口红利不断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因成为“世界工厂”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翻了数番，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也快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正在接近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由于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会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所以，人口红利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来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大陆2010 年总人口达到13.39 亿，其中0-14 岁人口为2.22 亿， 占总人口的16.60% ；15-64 岁人口为9.98 亿，占总人口的74.53%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19 亿，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目前已经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老龄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势。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 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5 年，美国用了65 年，英国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从现有的实际生育水平来看，中国老龄人口占比从7% 上升到14% 所用的时间有可能少于日本，从而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而深刻的影响。首先，人口红利消失将会带来劳动供给减少和潜在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还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人口红利消失还会带来市场需求减弱。15-64 岁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难以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少，总消费需求会因此趋于减弱。
第三，养老的社会负担将会越来越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负担会增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造成国民负担增加，而这将进一步抑制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由于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市场缩小、教育机构倒闭、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和劳动人口负担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医疗和健康照料的费用会急剧上升。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对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维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来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沉重的健康照料负担。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转变时间更短、老龄化速度更快。
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国际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政策调整还必须着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协调发展，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国之鉴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鼓励生育是很多欧洲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国是欧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取得成效的国家。1939 年法国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把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其结果是法国长期以来生育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都能取得预期效果。
与法国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还是欧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国家，但伴随着佛朗哥（Franco）鼓励生育政策向被动的家庭民主自由选择的转变，1998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虽然受移民因素的影响，2001 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1970 年到2006 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 下降到1.3，意大利从2.4下降到1.4，俄罗斯从2.0 下降到1.3，这些国家现在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现在都处于世界上最低国家行列。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亚洲国家则经历了人口政策彻底转向，从限制生育的政策转变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 成效颇为显著， 总和生育率从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通过“父母休假法”、“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等提高国家的生育水平，但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韩国在1964 年之后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韩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调整
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观察人口红利消失后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鼓励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难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难归于某一项政策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鼓励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国家也仅限于法国。法国的成功主要在于营造了适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环境。
二是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转变的时机一般都发生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时，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难回升。
四是人口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调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几代人后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并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政策调整的综合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实施较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促进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开始下降宏观・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那么，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当然，由于存在漏报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存在着对实际生育水平的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会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那样低，但也不会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会在1.4-1.6 左右的水平。
无论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说高。
如果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国在2005 年时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大约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时期，这意味着在“十一五”时期调整人口政策的条件就已经成熟。现在已经进入了“十二五”时期，改变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条件应该说更加成熟。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2
一、人口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增长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当前我国劳动力人数增长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劳动力人数增长速度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呈反比关系，我国的大部分生产部门对新劳动力投入的吸纳度较小，有的部门甚至不需要新劳动力的投入。在此情况下，投入劳动力越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越慢，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劳动力的供给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现代产业结构转轨，从而很难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至于制约经济增长的质量。最后．闲置劳动力不仅是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要别人来抚养．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的负担。更为甚之，一部分劳动力因没有工作收入而沦为盲流．引发违法犯罪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从而破坏了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2.人口增长对就业的影响
面临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我国现在存在的失业问题是由于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的增长同人口的密度密切相关．人口迅速增长在经过15年左右的间隔之后，劳动力也随之大规模增加，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创造的就业机会从而引起了严重而持久的失业问题。我国人口到21世纪初已基本超过13亿．近期每年新增劳动力达1500―2000万人，其中城镇新增劳动力600万人，产业结构的变动还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地区转移。体制转轨的深入又使传统体制下包容的国有企业冗员显现出来。但在劳动力需求方面，随着经济技术结构的推进，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下降，因而当人口大幅度增长，导致就业压力增大，这将是当前和未来半个世纪我国经济生活中长期困扰的问题。
3.人口增长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一国国民经济的生产规模及综合实力派的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和提供的最终货物和服务的总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净增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加．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均占有水平提高慢，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随着我国基本国策计划生育的实施。我国人口控制现有了卓越的成效，已经步入惯性增长时期．加上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结构的日趋合理，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适度增长阶段，这样．人口因素对于各项人均占有水平提高的快慢已经没有前几次人口增长高峰时期的作用大，但影响还将持续下去。继续控制好人口增长速度，人均占有GDP就有较大提高；全国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有可能提前实现。
二、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技术进步与人口数量并无必然的关系。特定人群的创新能力，主要取决于制度对创新的鼓励程度和人群的文化知识水平。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是人口素质大过于人口数量。因此，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在于人口数量的庞大，更在于人口素质的低下。大量的低素质人口的增长，不仅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反而会成为社会进步的负担。由于人口急速增长导致了劳动力的资本投资降低，劳动力素质的降低，对于经济发展不利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就现代的经济发展而言，具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必要的。这样的素质包括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素质及身体素质，特别是科学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对于高速的经济成长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素质较明显提高，人口的过快增长，加重了教育事业的负担，引起了教育和教育设施的不足，对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的资本投资过低。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熟练工人和科学技术者在数量上是偏低的。而以上这些劳动力的素质低成为制约中国劳动生产性提高的主要因素，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三、老龄化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老年人口有以下特点人口规模大，发展速度快，文化素质低。文盲半文盲比例高。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老年人口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人口老龄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增加了社会负担系数，还影响部分产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就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被抚养人口负担特别是老龄化负担的增大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将来在中国随着老龄化的发展，首先老年人口的增长加重国家财政负担，需要提供社会福利，老龄医疗，福利设施以及退休金等多种社会服务。从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准看，老龄者的家庭用品、消费品、医疗费及交际费支出的比例显著提高。将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老龄者人均消费额减少，住宅建筑、电视机以及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部门的需求量减少，这样人口老龄化的消费减退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发展。最后人口老龄化对于个人储蓄也产生相当的减退效果，减少了资本积累。中国老龄者的实际收入一贯较低，他们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是由子女提供的。这样随着今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退休、退职的年龄人口的比例上升，老年阶层的储蓄倾向将渐渐减弱，导致了今后老年阶层的储蓄进一步呈现降低趋势量，同时还导致了供养这些老人的子女储蓄也下降。
需要说明的是，就人口本身的年龄结构而言．老龄化问题目前不能通过提高生育率的方法来解决。已有学者指出，老年人的人数完全是过去高生育率的结果，并未因现在推行计划生育、降低出生率、减少出生人数而有所增加。如果现在放松计划生育、提高生育率，势必会增加未来的老年人数。总之，虽然人口出生率不能无限制地降低，但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决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提高生育率，那样只会让我国的老龄化社会长期持续下去，根本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经济增长。
四、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1.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
由于过去我国整个经济水平很低时，农业占主导地位，孩子可以早早参加劳动．所以生育子女能提高父母的收入，改善经济状况，同时也能在父母年老生病时提供保障。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孩子都能给父母带来正的效应，子女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都能使父母获得满足。自1991年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客观地说生育率的下降并非只归功于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引起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增长，国民可支配收入也相应增加。具体到单个家庭．经济的增长反映为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收入增加，则生育人口的边际成本也相应增加：一方面，作为家庭收入来源的劳动收入增加，生育、抚养一个孩子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显然，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了；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加，养育一个孩子的各种成本也相应增加。比如。给孩子的吃穿住、教育投资的费用会相应增加。越是富有的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也越高．因此．随着经济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人口的生育率就相应地下降。
2.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对农村人口出生率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人口出生率的除了我国坚持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的高低――低经济发展水平导致高人口出生率，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将使得人口出生率降低。即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负相关的。
五、结论
由上面分析可以得出人口和经济增长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经济是人口存在和增长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人口就不能存在和增长：人口是经济行为的主体．没有一定数量、质量、密度和结构的人口．社会经济生活也不可能存在和增长。但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中，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起着决定性影响。经济增长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渗透到人口增长的各个主要方面，决定人口数量增长的方向过程，及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人口存在和增长提供物质保证。没有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就失去了长期维持的基础．不能长期维持。经济增长使人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使劳动者的就业结构和就业机会发生变化。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生产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要素。社会生产关系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为基础，人口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承担者，是人类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没有一定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经济活动，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人口及其增长对社会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它能促进或延缓经济的增长。人口对经济的反作用是在人口和经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实现的．主要表现在，当人口的数量、质量、密度和增长速度适应社会经济增长要求时，对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经济的增长起促进作用：相反。当人口的数量、质量、密度和增长速度不适应社会经济增长的要求时，对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便起阻碍、延缓的作用。人口增长与经济的发展相互之间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关键在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否相互协调，是否相互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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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结构状况 人口红利 人口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6-0116-04
一、引言
30多年的人口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最近30年来，我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6.8%。随着不断降低的生育率，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口中的老少人口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将一去不复返，我国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等都将伴随人口结构转变发生剧烈冲击，将会面临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面对的人口“负债”，我国必须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变化。
二、人口红利的内涵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mson）等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礼物或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等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
国内学者如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研究中指出了“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的一般特征，即“中间大，两头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有利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同时，陈友华等学者指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交替出现的，“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期 。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机会窗口”，其实质意义落脚于人口的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即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一般研究中，将50%的人口负担系数作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分界线。 。即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期，也可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负担系数即是社会总抚养比，计算公式如下：
少儿人口指0-1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和劳动人口有两种算法：
一是按我国现在执行的退休制度， 15-59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59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0岁及以上人口；二是若退休延至65岁的话，15-64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6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5岁及以上人口。按劳动年龄的两种算法可以算出两种抚养比，即社会总抚养比（一）和社会总抚养比（二）。
三、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和人口红利分析
1.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
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高速增长期，1949～1970年；快速放缓期，1971～1978年；平稳波动期，1979～1990年；稳步放缓期，1991～2010年。
1.1高速增长期。建国初期，在“人多力量大”、“伟大母亲”和“多生多光荣”等鼓励多生多育口号的号召下，我国人口出现高速增长，从1949年的54167万人增至1970年的82992万人，年均增加人口数2620万人，年均增长20.526‰。虽然这个阶段死亡率由于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的不断提高而迅速下降，但由于超高的出生率带动了我国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
1.2快速放缓期。70年代初，我国人口专家预测：未来我国人口将暴增，我国将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提倡“只生一个好”，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33.4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8.25‰，年均回落1.898个千分点；虽然死亡率这个阶段趋于平稳，但随着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之迅速下降，从1970年的25.8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2.00‰，年均回落1.7288个千分点。
1.3平稳波动期。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后，我国更加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迅速下降，死亡率趋于稳定，但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经进入生育年龄，所以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平稳波动状态。
1.4稳步放缓期。从1991年起，我国出生率开始呈稳步下降态势；人口死亡率在1991～2003年间继续维持稳定，但从2004年开始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而逐步回升；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着出生率的稳步回落和死亡率的回升呈逐年稳步下降。
2.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红利状况
随着实行计划生育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1949～1978年间）逐渐进入劳动年龄，我国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随着我国计生政策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我国的少儿人口数也随之迅速减少，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迅速下降；随着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老年人口数随之不断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稳步提高。在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和少儿人口数迅速减少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虽然我国老年抚养比也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稳步提高而不断提高，但抵不过我国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故我国社会总抚养比还是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也呈迅速下降趋势。
2.1若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即国际惯用算法，也是我国六普以前的算法）。从表2可以看出：在1953年，我国社会总抚养比高达68.61%，其中少儿抚养比高达61.17%；到1964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提高，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提高，高达79.37%；到1982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后少儿抚养比的迅速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回落，为62.60%；之后随着少儿抚养比的稳步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稳步回落，到1990年已经降为49.83%，刚好低于50%的临界值；到2010年六普时，我国社会总抚养已降为34.28%，远远低于50%的临界值。以上分析说明：若按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199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期，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2.2若以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2010年六普起新的算法）。劳动年龄按15～59岁来算，从表3可以看出：2000年五普时，我国少儿抚养比为34.36%，老年抚养比为15.70%，社会总抚养比为50.05%，比值刚好等于50%。2010年，我国少儿抚养比为23.70%，比五普时下降10.66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为19.02%，比五普时提高了3.32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42.72%，比五普时下降7.33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42.72%，比50%的临界值低7.28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说明：若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则2000年我国刚进入人口红利期，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下降，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四、未来我国人口红利的预测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国现阶段获得巨大的“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红利”的对立面是“负债”，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和不断降低的出生率催生了我国“人口红利”的耗尽，以下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建国后历年1%人口抽样数据对我国未来的“人口红利”进行预测。
1.2011～2035年我国人口状况的预测
1.1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测算。从图1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国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呈有序波动，波动较为平稳，在2000～2010年10年间，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从2000年的14.03‰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11.90‰，年均下降0.213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7.58‰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4.79‰，年均下降0.279个千分点。根据2000～201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波动情况，我们可以推测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也将延续2000～2010年的波动规律，从而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从推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情况表（表1）可以看出：到2028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降为负数，即我国人口总量开始停止增长（见表1）。
1.2人口总量及每年出生人口的推算。从表1中2011-2035年的自然增长率和出生率及2010年六普时我国人口总量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总量和每年出生人口数（见表2）。
2. 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推算
2.1 0～64岁人口死亡率的预测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78～2005年27年间，我国死亡率波动较为平稳，基本保持在6.50‰左右波动，但从2005年开始呈逐年上升态势，主要是由于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引起的，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53年的4.41%缓慢提升到1990年的5.57%，而后迅速提升至2000年的7.10%，到2010年已经高达8.92%，按照联合国的定义， 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所以可以推断2005～201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是由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断提高引起的，而0～64岁人口的死亡率仍然较为稳定，从而可以假设2011～2035年我国0～64岁人口的死亡率将保持2010年六普的水平。
2.2 0～64岁人口数的推算
2.2.1第一步根据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死亡率可以推算出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推算公式为：
2.2.2第二步根据表5中的每年出生人口数、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和第一步推算出的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来推算2011～2035年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
如2011年推算公式为：
3. 2011～2035年我国人口红利的推算及预测
根据以上推算出的2011-2035年的人口总量、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60岁及以上人口数和65岁及以上人口数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一）和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二），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17年将达到50.16%，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即将在2017年消失。随后逐年继续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将高达79.01%，其中老年抚养比将高达57.52%，到时我国将肩负着沉重的老年抚养负担。
若我国把退休年龄延至65岁的话，则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32年将达到50.82%，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退。随后每年以2个以上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也将高达57.24%，老年抚养比将高达38.36%，我国的人口红利也将很快耗尽。
五、计生政策调整迫在眉捷
30多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国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严峻的人口暴增形势，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超低的生育率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从拥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年轻型人口类型逐渐转向老龄化结构，再加上现有的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了男女比例失调、贫富差距加大和独生子女家庭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等，我国的计生政策已经到了必须及时调整的时候，必须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1.我国现行的计生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同时《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下列特殊情况之一者，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县级（含县级市、区，下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可按人口计划及间隔期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1.1经市（不含县级市）以上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独生子女患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1.2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或再婚前双方各生育过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离婚协议确定子女随前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1.3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1.4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
1.5夫妻中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
1.6夫妻双方均属农业人口，第一个子女是女孩的。
2.计生政策调整必要性和紧迫性
2.1人口总量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据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测算：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基本上能控制在14亿内，并将在2028年停止增长，随后将逐年下降。
2.2超低的生育率。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为1.18，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学上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为2.1，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
2.3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32%，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92%。随后将逐年提高，根据推算：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高达32.13%，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高达24.40%。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2.4人口红利即将消退。以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即以15～59岁为劳动年龄来算，我国人口红利将在2017年消失；若把退休年龄延至到65岁的话，则我国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失。而我国的大部分行业还是处于劳动密集型，距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依靠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消退经验在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据有关数据显示：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年轻劳动人口比重的不断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老年抚养比开始不断攀升，成为日本经济步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2.5现有的计生政策已经渐渐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男女比例日渐失调：现有的计生政策让我国传统的观念承受巨大考验，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催生了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让我国新生儿的性别比例日渐失调（见表3），将给今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二是贫富差距加大：现有的计生政策让独生子女拥有较大的财产继承，而农村的二胎特别是越穷越生的子女长大后面临与独生子女较大的经济差距，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三是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一些社会问题：部分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溺爱，以至于长大后对挫折的承受能力较差，又将肩负沉重的养老负担；随着新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男婚女嫁、传宗接代和姓氏传承等中国传统观念严重困惑着独生子女家庭，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失独家庭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了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带来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有些机构已做了样本统计：目前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因此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按此统计，目前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
2.6生育需要一个周期。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其规律，从出生人口变成劳动人口至少需要15年，不能等人口红利已经消退了再来调整计生政策。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生孩子是一个周期，并不像中国缺少粮食就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国际劳工就能解决的。”我国人口生育政策是时候进行必要的调整了，必须及时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六、计生政策调整的几点建议
1.首先建议马上放开单独家庭的二胎政策
婚姻不象买卖商品那么简单，无法也不能提前设定条件，所以双独家庭比重相当低，其实更多的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虽然我国已经放开了双独家庭的二胎政策，杜绝了“四二一”家庭的出现，但我们不能忽视了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容小视：独生子女方家庭父母的养老问题、中国人传统的姓氏传承和回谁家过年过节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单独婚姻家庭。建议马上放开一方为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尽可能缓解现有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
2.其次建议有条件地放开其他家庭的二胎政策
到2017年，放开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但要适当加大生育间隔期，以缓解由此带来的人口增长。选择在我国人口红利开始发生转折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又适当地加大生育间隔期，有利于进一步缓解我国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不会带来人口总量的剧增。因为全面的二胎政策基本上接近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对人口总量不会太大影响。
3.再次建议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
对现有的计生政策进行微调，采取不分地域、不分户籍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既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人口总体素质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因为从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其实真正全面实行严格一胎化政策的只有城市户籍人口，而我国城市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很小，2010年六普时仅为29.14%，而占总人口比重高达70.86%的大部分人口实行二胎化甚至更多胎，甚至越穷越生，最后影响孩子的户籍上报和教育，很多失学儿童特别是失学女童大都出于多胎生育家庭。而且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除户籍以外其他几乎与城市没什么区别，实施城乡无差别的人口计生政策更有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4.最后建议严格执行和落实婚育政策
相关部门应制定严密的措施，确保婚育政策落实到位，不但能有效地把我国的人口总量控制在预期范围内，还能够彰显公平。当前的婚育政策很多基层落实不到位，还存在较严重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据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5-64岁的育龄妇女中：存活子女数达3个及以上的占了13.39%，其中存活子女数为3个的占了9.43%，存活子女数为4个的占了2.91%，存活子女数达5个及以上的占了1.05%；在2009.11.1–2010.10.31间一年内有生育的育龄妇女中：按生育孩次算，其中生育第三孩及以上的占了6.55%，按育龄妇女年龄分，其中15-19岁的育龄妇女占了2.35%。
参考文献
[1]王颖，佟健，蒋正华.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人口政策[J].人口研究，2010，34（5）：28-34.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4
关键词：河南农村 出生人口性别比 现状 成因 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056-02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江西、广东、海南、安徽、河南等5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30以上。2005年河南省1％人口抽样调查总结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对此次调查的初步分析表明，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五年间，河南省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势头虽有所减弱，但仍在继续。而且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大大高于城市。此种现状持续下去，将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必须受到足够重视。
一、河南省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描述
河南省“五普”资料分市、镇、乡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情况为（见表1）[2]，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不含镇）为115.8，镇为129.75，乡村为128.04。可以看出，镇和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均明显高于城市，镇与乡村比较没有显著差别。可见河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主要表现在农村。河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简报第48期透出的数据表明，河南农村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仍在125以上。
表1河南省分区域（省、市、镇、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
表2 温县、孟津二县分区域总人口性别比和出生人口性别比
对各县出生人口性别比进行比较可知，河南温县为129，是众多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中等偏上县域中的一个县，有一定代表性。河南孟津为109，属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程度较低县域中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县。温县、孟津二县分区域总人口性别比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情况（见表2） [2]。表2中可见，温县、孟津二县总的人口性别比相差不大，但出生人口性别比无论全县、镇还是乡村相比较都具有明显差异。温县的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45，乡村为125，镇远远高于乡村20个百分点；孟津的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9，等于全县的平均水平，乡村为110，与全县及镇相比无较明显差别，仅仅高1个百分点。
二、河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求河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有效防止和综合施治，我们课题组的同志采取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温县、孟津二地特定地方的特定人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调查地点：河南省温县城关镇和个别乡及作为对照组的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城关镇和一些乡村；调查群体：20~50岁的育龄人群。
1.人们的生育意愿以及对性别的认识。调查表明：温县67.2%的被调查居民表现出显著的男孩儿偏好，21.3%的人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只有11.5%人表现出偏好女孩儿，孟津县这三个方面的比例分别为65.4%、20.9%、13.7%；男性的男孩儿偏好倾向显著高于女性。有趣的是，女性更偏好于女孩儿，男性更偏向于男孩儿。应该说，妇女的性别偏好反映了一种观念上的进步，说明她们在生育活动中已经有了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不是向传统社会那样仅仅是“生育的工具”。从长远看，妇女的女孩儿偏好也是妇女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对最终消除偏男的性别偏好是有利的。在“你选择生男孩儿的理由”一项中，选择“传宗接代”这种传统观念的男性居多，占选择总人数的比例温、孟二县分别为79.3%、60.1%，在“你选择生女孩儿的理由”题项中，选择“养女也可防老、女儿也是传后人”此种反传统观念的女性居多，选择生男孩儿是基于诸如能干重活、能自卫等客观现实的也占有较大比例，同样，选择生女孩儿则是基于当今重活不多、女儿更具有体贴、孝顺长辈的优势这样的客观现实的也占有较大比例。
2.人们对当地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认识。河南省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但各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又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调查结果表明：在温县，80%以上的居民认为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可以生两个孩子，但必须间隔六年才可再生第二胎，符合了这个条件再交纳2 000元~3 000元的社会抚养费（当地农民叫做罚款）就可购买第二胎指标，另有15%的人认为只要交钱就可多生。只有5%的人选择了“只许生一个孩子”的政策选项。根据前面描述的河南省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说明，在城镇存在着更大比率的性别选择倾向。有资料表明，河南省在1986年之前的生育状况是高总和生育率与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20世纪80年代后，总和生育率下降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却有了显著的提高，出生的男婴数目显著高于正常水平，即造成男女比例失调。尽管政府明令禁止利用B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然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宽松，为有男孩儿偏好的人们悄然进行性别选择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
3.在计划生育社会养老保障方面。总的来讲，温县、孟津县两地的社会养老保障措施都很薄弱。在“据你所知当地有无养老机构”选项中，回答无或不知道的比例温县高达77.4%，孟津县高达75.9%；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比例在温县分别是15.8%、10.8%，孟津县的这一比例分别是16.2%、11.8%；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但从城乡比较来看，两地的城镇比例均明显高于乡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尤其是计划生育户的养老保障问题仍然是制约河南省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问题解决得怎样关系到能否为广大城乡居民解除后顾之忧，能否使他们将来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问题。
三、河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成因分析
1.性别偏好是导致高出生性别比的根本原因。第一，性别偏好在河南农村表现得比较突出。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根深蒂固。传统生育观念中宣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人多家旺”、“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这些落后的性别文化理念，对女性的出生、成长、受教育、就业等方面都将带来很大的影响。第二，政策因素对人们的生育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河南省一孩出生性别比均低于或接近正常，二孩及三孩以上出生性别比大幅上升，很明显这是受到性别偏好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在第二胎超出常态，并呈随孩次攀升的强势，这说明政策因素对人们的生育决策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第三，性别偏好在不同年龄层和不同文化水平的居民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别。比如，农民的婚育观念中，普遍认为男婚女嫁的婚姻模式才是正常的。在河南农村此种模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做上门女婿被人们瞧不起，也是造成男孩性别偏好的重要因素。
2.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不力为部分人性别选择打开了缺口。目前稳定低生育水平和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必须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心理学专家研究认为，绝大多数育龄夫妇在生育第一胎时一般不会进行人为的性别选择，第二胎以上进行性别选择的可能性很大。海外有舆论把近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渐趋严重现象归咎于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我们的调查结果恰恰说明了没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只会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进一步上升。有关资料表明，现在在一些计划生育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并没有出现性别比失衡的现象。如陕西省略阳县近年来一直保持较低的生育率，但是，其男女出生人口性别比并没有升高，有关专家认为是因为那里没有重男轻女的文化。在略阳约有1/3家庭招了上门女婿，没有人以此为耻，纯女户的老人养老问题就此解决 [3]。
3.计划生育户社会保障普遍较弱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仍不健全，养儿仍然是防老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国家和河南省政府相关部门都在采取多种措施遏制性别比失衡的现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2004年的试点工作从处罚多生到奖励少生，强化了利益导向，彰显了“民本”理念，体现了一种政府公共管理的“善治”。但这只属于一种扶助奖励性质的钱而并非保障措施。假若一个老人只有一个孩子或两个女儿，他一年的基本养老费用是多少？与上面计算的600元的差距有多大？这个差距能否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而逐步补上？建议有关部门进行测算，为逐渐实行完善的农村保障制度提供依据。2007年在中国普遍推行的奖励扶助制度也只能是计划生育的一种“扶助”之策，我们看重这个制度将要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更期待一个根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早日实施。
参考文献：
[1]赵白鸽.性别平衡与和谐社会[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9):96.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5
今年3月底，美国人口调查局了一份名为《老龄化世界2015》的报告。报告指出，2020年之前，5岁及以下儿童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将少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将是首次出现。到2050年，老年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将攀升至15.6%，而5岁及以下儿童人口的占比会降至7.2%。很遗憾，这份报告的受关注度并不太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菲利普・泰特罗克，曾在其著作《专业政治判断：我们如何知道有多准确》中，讽刺专家们在预测未来趋势时，准确性并不比“猜”高多少。但人口问题是个例外。从罗马帝国的衰亡、玛雅文明的终结到西方殖民扩张，以及20世纪的动荡乃至21世纪初的阿拉伯变奏，都可以从人口变迁角度找到合理的解释。
撇开人口变迁趋势，去预测大国崛起或谈论权力转移，不会有太强的说服力。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有这样一个观点：规划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战略，如果不考虑人口趋势问题，就像不带地图或指南针航行在大海上一样，那可能是命运多舛的航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因素就是21世纪的地缘政治“地图”。 不均衡的“衰老” 规划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战略，如果不考虑人口趋势问题，就像不带地图或指南针航行在大海上一样。
上述报告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正在“衰老”。但世界“老”得并不均衡，有的国家几乎是“一夜苍老”，有的则“衰老”得相对缓慢。20世纪初，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0岁。1950年，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6岁。2015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世界排名前十的国家，都超过了43岁。2050年，这一数值将超过51岁。
这波世界人口老龄化浪潮，首先发端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和日本。1980年，西欧、日本的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是34岁和33岁。到2030年，这个数据将增至47岁和52岁，远超那时的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33岁。
从另一个角度说，老龄化浪潮也由世界大国“引领”。如今称得上世界大国的8个国家（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印度），人口都在迅速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的数据，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在世界人口中占比是14%，上述8个国家除了印度，全部在这个比例以上。而且，这些国家“衰老”的步调也不一致（见图1）。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目前处于不太稳定或动荡区域的国家，老龄化程度普遍都较低（见图2）。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低的另一面是年轻人占比高。在人口学中有个叫“青年膨胀”的术语，指的就是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高的现象。根据美国威尔逊中心学者伊丽萨白・麦德森的研究，30岁以下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超过60%的国家，出现内乱的可能性比人口年龄较为成熟的国家，会高出4倍。阿拉伯世界发生“造反”的，几乎都是较为“年轻”的国家。
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生育率，生育率较高的国家老龄化相对较慢。从数据来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国家，生育率都相对较高。比如2010年至2015年，上述国家的生育率分别是1.89、1.92、1.92、2.05、1.61。美国的其他传统盟国，除了法国（2.00），德国（1.39）、日本（1.40）、意大利（1.43）、韩国（1.26），人口生育率都要低得多。从趋势上看，这些国家的总人口规模基本都处于萎缩状态。但有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5年，上述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国家，人口总数将增长10%。
世界大国中，在人口问题上最具优势的是美国。还以上述8个世界大国为例，根据联合国预测的数据，2000年至2050年，美国的劳动人口（15岁至64岁）将增长31%，增幅仅次于印度（71%）。其他国家中除了英国（6%）是正增长，中国（-3%）、法国（-6%）、德国（-20%）、日本（-34%）和俄罗斯（-34%），均是负增长。但印度的劣势在于“衰老”得太快。这一时段，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从23.4岁增至38.7岁，增长15.3岁，是上述八国中增幅最大的国家，而美国是从35.3岁增至41.1岁，仅增长5.8岁，增幅仅高于英国（5.2岁）。 如何影响权力版图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历史，人口的变化往往与帝国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孔子的“近者悦，远者来”，点出了人口增长对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性。17世纪法国军事学家塞巴斯蒂安・沃邦，甚至提出把臣民的数量作为衡量国王是否伟大的标准。如果简单地将这些视为农耕文明时代的过时理念，未免有失轻率。
从1700年到1900年，欧洲列强的人口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比例从20%猛增至40%。那个历史时段，也是欧洲的帝国巅峰时期。如今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人口数量从工业革命时开始快速增长。1820年，这些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例17%，1930年达到历史最高点25%。此后这一比例长期保持相对稳定;1980年小幅降为24%，2010年降至18%。至少在趋势上，发达国家人口变化曲线与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分量变迁基本吻合。
在后工业时代，人口因素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影响丝毫未减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者杰克・戈尔斯通认为，无论我们看待美国或欧盟的治理问题，还是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上的影响，或者非洲、中东、拉美以及亚洲的治理和稳定问题，弄清人口因素带来的政治影响，都是不容回避的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理查德・杰克森，把人口变迁对经济和地缘政治权力的影响，比作流水击石，看似力量微不足道，但假以时日却能开山劈石。
经济和军事实力，被视为国家权力的双引擎，而人口则是这两个引擎的动力来源。人口的老龄化，将直接影响劳动人口的规模，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数十年劳动人口规模呈增长趋势的美国和印度，毫无疑问占有明显的优势。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中国，前景则不那么乐观。
不仅如此，老龄化还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从而对政府在发展经济和军事方面造成挤出效应。财政上养老支出增加，政府在如何分配预算上的腾挪空间就会缩小。美国杜肯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哈斯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国际安全的主要影响，在于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会尽可能放弃与养老项目无关的大额支出，包括在科技和军事方面的投入。
根据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学者对部分发达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做过预测。如果要维持现有养老体系，2040年，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养老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将会分别增长到27.0%、25.5%、29.3%、20.3%、17.6%。由此可见，在军费增长方面，日本、德国和法国，回旋余地比美国和英国明显要小。
人口老龄化对军费的构成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尽管1998年以来俄罗斯的军费都保持增长态势，但俄军费支出的很大比例用在了军队养老金上。目前俄军养老金在军费中占比高达12%，而美军这一比例仅为8%。从军队人员支出成本与武器采购和研发经费的比例来看，现阶段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分别是3.9：1、2.7：1、2.7：1、2.4：1。
中国2015年养老金支出约占GDP的7%，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15%。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养老体系的涵盖范围和完善程度，还远不及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军费未来的增长，自由度不会比美国大。如果考虑到军费基数与美国的巨大差异，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几个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实质性缩小与美国军事实力的差距，可能性并不高。加拿大皇家战争学院学者克里斯蒂安・勒普莱希特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的严峻的人口挑战，使它们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越来越不太可能。 美国世纪第二春？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1993年在谈及“美国例外主义”时曾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说当初她这句话是携冷战胜利余威表现出的傲慢的话，那么在人口问题上，美国的“例外主义”却是真实存在的。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1950至2050年这一百年里，美国人口规模一直保持世界第三。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减少，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也将让给印度。但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在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上，都没有美国那样的优势。
近两百年来，美国人口在发达国家人口中的占比，从1820年的6%，增长到2005年的34%，2050年将进一步升至54%。这一人口变化曲线，与美国经济总量在发达国家经济中的占比可谓完美契合。1980年代初，美国与西欧经济总量基本相当，在发达国家经济中占比均为约37%。2050年，美国占比将上升到54%，人口萎缩的西欧与日本，将分别降至23%和8%。有美国学者注意到，21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将重新在发达国家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正好是二战结束之初1950年的历史重现。
正是基于这一趋势，有美国学者认为未来百年依然是美国世纪。在马克・哈斯看来，全球人口老龄化不仅可能延续美国的霸权，因为其他主要大国都缺乏超越美国经济和军事优势的资源。由于其他大国与美国的差距可能继续拉大，这一趋势还会得到加深。他认为，尽管国际学术界与决策圈有诸多关于未来数十年中国将平衡美国权力的讨论，但社会老龄化及其对经济和军事的影响，使这种结果不可能出现。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6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探求自我发展的道路。自2000年起，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到了总人口数量的7%，年龄中位数超过35岁，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造成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状况下，即人口年龄的老化程度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经济的转型以及社会观念的改变使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从相对年轻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转变。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经济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费水平并不高，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乡消费差距也还十分明显。
如图1所示，200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逐年下滑，虽然这一趋势在2010年之后有所缓解，但是居民消费率一直处在50%以下的水平，这与钱纳里等人提出的标准结构中工业化中期阶段65%的居民消费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16674元，而农村居民仅为5908元。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中，收入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城乡居民在消费观念、家庭年龄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农村人口的大量迁移，使得落后的农村地区反而出现的更高的老龄化水平，并且我国城镇和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倒置情况还很严重，这对于居民的养老与城乡社会发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那么，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城乡老龄化水平的不同是否会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呢？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莫迪利亚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一假说，消费者会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
以该理论为基础，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探讨，力求得出老龄化与消费或储蓄之间的关系。Leff（1969）对1964年7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作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然而，随后的Goldberger（1973）以及Ram（1982）则对leff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Modigliani and Cao（2004）采用我国1953-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计量估计，研究结果认为老龄化是我国出现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舒尔茨（2005）使用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1952-1992年间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回归的方法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认为老龄化会对储蓄率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是很微弱的。国内学者方面，王金营、付秀彬（2006）对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并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均有一定影响，并且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2008）利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对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估计，考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发现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于潇、孙猛（2012）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测算，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路径主要是通过改变社会总体消费倾向来实现的，但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会对总消费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毛中根、孙武福、洪涛（2013）通过对1996-2010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测算，认为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龄化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而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则不显著。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关系的研究至今并无定论，而在进行城乡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分析时，以住的文献也是假设同一省份或地区的城乡老龄化水平相同。但事实上，城乡老龄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现象。因此，本文分别对2000年至2012年的城镇和农村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重点考察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怎样的影响，并从城乡不同年龄阶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消费行为以及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上述结论。
城乡二元经济下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了2000年到201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由于西藏自治区人口较少，且抽样数据的波动性很大，个别年份还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这严重影响整体数据的稳定性，因此笔者剔除了该地区的数据。
在这里，模型的建立相对简单，只考虑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的关系，没有考虑财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该模型的重点在于研究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选取的数据包括城乡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以及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和支出。数据处理上，为了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这两个变量相匹配，笔者将各地区城市及镇两个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镇老年抚养比和城镇少年抚养比。该模型的居民收入与消费已扣除价格因素。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为体现城乡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建立两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于面板数据的特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表述为：
（1）
（2）
这里，式（1）表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式（2）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其中，i表示经济区域，t表示时间，cons表示实际人均消费，old表示老年抚养比，young 表示少年抚养比，ln（income） 表示实际收入的对数值，对实际收入取对数的意义在于表示实际收入对实际消费支出的弹性，即衡量实际收入变化百分之一的情况下，实际消费量将会变化百分之几，从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对城乡消费影响的差异。consit-1 和consit-2 表示滞后一期和两期的消费水平，用来衡量棘轮效应的大小，ε表示随机误差项。城镇和农村的方程构造和经济学意义相同。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参数的估计选择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在文献中，一般将他们二人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称为标准一阶差分GMM估计。本文利用STATA12进行具体估计。
（三）实证结果
2000-2012年城镇与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相同，老龄化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负相关，并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同时，老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会减少21.49元。而老龄化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关系不显著。少年抚养比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影响，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城镇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提高22.09元，农村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加15.11元。城乡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很显著，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加27.78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长10.49元。此外，城镇和农村居民都会受到上一期和上两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其中上一期的影响更为显著，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
城乡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城镇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负相关，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城镇居民退休之后，收入减少，老人们需要动用之前的储蓄来养老，并且老年人自身也往往比较节俭，这会减少他们对自身的消费支出。第二，城镇地区生活相对富足的老人们有很强的赠送动机。在我国，老人们的代际消费倾向较高，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消费比较克制，但是对后代则比较慷慨。尤其是在子女购买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上，老一辈的财富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老年人们会自觉减少自己的消费，而主动将储蓄赠予后代。第三，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少子化成为我国家庭目前面临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8，镇为1.15，农村为1.44，这与发达国家1.7的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尤其对于城镇地区的老年来说，少子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今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为老年时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种投资。但子女数量的减少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得不为预防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另一方面，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的负相关关系仅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一方面受传统的养老观念的影响，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会一部分地补偿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补偿消费心理比较强，一些年轻时没有体验和享受到的事物，他们希望可以在夕阳阶段得到补偿。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年消费水平的提高。
其次，与城镇不同，农村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来源与城镇不同，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并且一些身体强健的老年还可以继续劳动。表2显示了2012年城镇和农村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农村地区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不再劳动，收入减少，消费也会随之减少。但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农村地区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还要依靠家庭成员的供养，这也会增加其他家庭成员的支出。且家庭成员对老年人不同的赡养方式也会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同时，由于农村家庭规模相对更大，子女相对较多，这对老人的赡养也更为有利。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12年我国城市平均家庭规模为2.73人/户，这一指标，镇为3.09人/户，而农村则为3.19人/户。另外，由于农村地区的消费物资相对城市较为匮乏，尤其在医疗保健、老年文化娱乐等方面，这不利于农村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总之，这些方面综合起来使得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的正负关系不明显。
再次，实证结果中还可以看出，城乡的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都呈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多位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孩子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但是，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孩子数量的减少，加上预防性动机的增强，这些都会减少居民消费水平。结论中还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人均消费影响的绝数值并不相同，城镇是农村的近三倍，并且从实证结果也可以看出，城乡收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另外，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还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棘轮效应比较明显。因此，消费水平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
另外，老龄化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还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以及全社会的消费预期。在我国，家庭养老仍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加大家庭养老支出。而目前，我国老龄化还表现为老龄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以及高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三大特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2200万，这将是2012年的四倍以上。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以及行为能力大大下降，需要特殊的照顾，这更会增加年轻子女的家庭负担。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老人的消费水平，但是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同时，由于老龄化、高龄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城乡居民的预期寿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4.83岁，10年间增加了3.43岁。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人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有了更加长远的打算。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居民也会自觉增加储蓄，从而减少当期消费。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乡居民老龄化与消费水平的计量检验以及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城镇地区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老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无显著关联性。
第二，城乡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收入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并且城乡居民都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笔者认为要在老龄化加深的条件下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当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收入。其中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收入亟待提高，并继续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城乡养老金的并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做法。
第二，应该促进城乡在基础公共服务上的均等化，这包括基础医疗保健、社区养老设施、老年文娱活动等方面，从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