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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1
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生物工程专业；本科生；考研率；有效措施
湖州师范学院是1999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的本科院校，生物工程专业是于2002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在专业建设过程中，我们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原则，始终把提高教学质量当作首要任务来抓，特别是把学生考研工作当作提高专业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坚持长抓不懈。因为，学生考研是衡量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考研是学生综合素质的展示，不仅需要有充足的知识储备，熟练的专业实验技能，科学的复习策略，还需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1]所以，通过抓好学生考研工作，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来带动专业的学风建设。几年来，我们将如何提高生物工程专业学生考研录取率作为重要课题来研究，经过努力，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绩。在06至12届七届毕业生中进行实践，结果见表1。
七年平均学生报考研究生人数占毕业生总数36.9%，达到国家录取分数线人数占报考人数的86.9%，被录取的人数占达到国家分数线人数的87.2%。7届共被录取75人，占毕业生总数的28%，在录取的75人中，被985大学录取22人，占29.3%，211大学录取44人，占58.7%。通过我们对如何提高学生考研率的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总结，认为要想做好考研工作，提学生考研录取率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营造浓厚的考研氛围，调动学生考研积极性，是提高考研率的前提
营造良好考研氛围，可以带动多数同学加入考研队伍，提高学生的报考率，它是提高考研率的关键，从而促进考研工作的有利开展。
1.对新生进行入学教育。在每年新生报道后要进行入学教育，是他们来到大学中的重要一课，使新生了解学校、专业、大学学习和生活情况，告诉新生大学期间要学什么？怎样学？介绍专业历届考研成绩，激发学生考研积极性，使他们从大一就萌生考研想法，他们会刻苦学习，为考研做准备，特别是外语的准备，这对学风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考研的同学中，多数在这时起有考研计划，积极为考研做准备。[2，3]
2.召开学生考研工作会议。每年给学生至少要召开一次考研动员会和一次考研经验交流会。动员会于每年3月份进行，会上总结上一届考研工作，介绍考研成绩和录取的学校等，布置当年考研工作任务，为学生解答关于考研中所困惑的问题。考研工作经验交流会于每年六月初进行，安排被录取的同学介绍考研体会，复习经验等。它会进一步调动学生考研积极性，增强考研信心，指导考研学生科学备考。
3.加大考研工作宣传力度。每年研究生录取结束，将被录取考生的照片、录取学校和考研感悟在学院橱窗公布，加大宣传力度，扩大考研工作的影响面，对促进低年级学生考研起到积极作用。教师在教学中向学生渗透考研思想，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考研。
二、加强基础课教学，提高办学质量，为学生考研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1.安排高水平教师授课。在教学任务安排时，选择知识渊博，教学水平高、实践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授课，来保证学生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满足学生考研需求。
2.选择理想教材。每年尽量选订多数考研学校指定的参考教材为授课教材，既让学生提前熟悉教材内容，又方便学生复习，为学生考研复习节省时间。
3.认真编写教学大纲。教学大纲是课程教学的纲领性文件，直接关系到课程的教学质量。编写大纲时，要求除体现常规大纲内容外，还要指出考研同学要掌握的内容。教学时教师要指出各章节考研时可能出题的类型，指出解题思路，帮助同学做好提前复习。
三、积极为考研同学创造有利条件，为他们考研提供比较充足的时间
怎样既保证考生学好在大学期间所学的课程，又有充足时间来复习考研？科学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提高考研成绩。
1.制订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考研工作是个系统工程，要从大一开始抓起。我们在制订培养方案过程中就考虑到考研工作内容，在保证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为考研同学提供条件。我们进行两点改革。在1～3年级完成所有理论课和基础、专业实验课教学任务，4年级安排实践教务任务；在专业模块中设置一个基础课（考研）模块，加强基础课教学。[4]这样，既为考研同学提供便利条件，也为其他同学提供充足的见习、实习时间，有利于提高学生考研率和就业率。
2.实验室向学生开放。学院所有实验室向学生开放，为学生提供进一步熟悉实验基本技能的机会。在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中，前5个学期多数同学在实验室里进行过实验技能学习，为提高他们的实践技能创造有利条件，为考研复习和复试奠定基础。
3.学校设立专项资金，为学生进入实验提供经费。学校每年拨出数十万元专项资金，作为大学生科研和实验室开放项目的立项资助经费，解决学生进入实验室的经费，经过多年实践，收到良好的效果。
4.对优秀学生实行免听课政策。在学生复习考研期间，学分绩点为≧3.0的同学可申请免听课，被批准后可免听，使学生集中精力复习考研。
四、为考研同学做好服务工作，减少他们后顾之忧，为考研同学提供有利保障
1.为学生提供专用考研复习教室。每年进入复习阶段，学院为考研同学提供专用的复习场所，为学生提供安静、舒适的复习环境，营造良好的复习氛围，有利于学生集中精力复习。
2.为学生配备指导教师。学校在本科生中实行导师制，筛选综合素质好的教师为学生导师。在考研复习初期，学院为考研学生配齐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除指导学生专业课复习外，还要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当他们在复习期间遇到瓶颈期，对考研失去信心时，教师要采取有效方法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多给学生鼓励，帮助学生渡过困难期。每年这种现象都会出现，指导不及时会降低学生报考率。
3.学校设立考研奖励基金。设立考研奖励基金，对被录取的同学每人奖励2000元，为家庭经济困难同学考研解决经济问题，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4.为考生进考点安排接送车辆。每年考试期间，学院都安排专门车辆接送学生进出考点，保证考生不会因为交通问题影响考试，是对考生在精神上的鼓舞。
5.指导学生做好调剂工作。做好调剂工作也是提高考研率的一个重要环节。每年国家录取分数线公布后，学院召开专门会议，落实考生调剂工作，对少部分上线可能不被录取的考生，实行任务到人，专人负责指导调剂。对在调剂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人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6.为考研学生搭建与拟报考学校间的信息桥梁。做好考生与报考学校间的信息沟通也是提高考研率不可忽视的工作环节。学院安排专人负责，收集往届被录取考生联系信息，提供给当年考生，搭建应届考生与往届考生之间的信息沟通桥梁，增加考生与拟报考学校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以便及时掌握有关信息，指导考生在报考学校、专业和复试或调剂时作出正确抉择。
五、正确处好本科教学与学生考研之间的矛盾，解决好考研与就业的关系
作为多数普通本科院校来说，本科学生教育是主体对象，教育的重点应致力于提高本科教育水平。坚实的本科理论基础和扎实的专业知识是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基石，优秀的本科生是理想的考研人选，靠投机即使考上研究生也很难顺完成学业。为了保证本科教学质量，有利于考研学生复习，我们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科学改革，将理论课适当前移，确保考研学生学好专业课，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考研学生是比较优秀的，安排他们提前进入实验室，熟悉实验基本技能，掌握过硬实践本领，即使考不上研究生，就业也深受用人单位欢迎。[5]
六、充分调动教师参与指导学生考研积性
教师对学生考研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学生考研积极性，这种作用不能小视，他们与学生接触最多，影响比较大。他们态度积极会鼓励学生考研，态度消极会打击学生考研积极性，如有的教师在学生中散布你们考不上或复试也很难通过等言论。我们的做法是对教师除给一定的物质奖励外，还将指导学生考研业绩纳入教师考核范围，作为教师晋升职称和岗聘的条件，与个人经济利益紧密相联。[6]
七、学生如何做好考研复习准备
学生考研准备包括思想、信息、知识、身体和复习计划等诸多方面。各方面都做好充分准备才能获得成功。
1.思想准备就是正确认识考研与直接就业的利弊关系。思想动摇是影响同学们报考研究生面临最大的困惑问题。这是短期与长远、收入与支出的关系问题。从短期看，考研会增加家里经济负担，减少收入。从长远看会增长学识，扩大你的就业面，增加后期发展空间，各行业要求高学历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2.知识准备就是学好本科阶段的所有课程。考研是学生知识储备的较量，知识包括公共课（外语和政治）、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准备要从大一开始作起，认真学好本科期间开设的每一门课程，课程掌握程度不能局限于一般本科要求，要有一定深度和广度，学习期间遇到问题及时向教师请教，为以后复习作好前期准备。学习期间可以有侧重，但决不能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考研的几门课上，知识面窄，不利于将来申报自愿选择。
3.收集考研信息，为自己考研提供有利依据。收集准确信息可帮助你作出正确决定，如报考学校，选择的专业。信息范围包括报考专业招收人数，录取分数及比例、报考人数、专业研究方向，导师团队实力、实验室条件、考试科目，复习参考教材及参考书、历届考题等，特别是考试科目的参考教材和历届考题，对同学复习非常重要，报考者必须要掌握，通过参考教材可了解课程复习的目标和知识框架体系，通过报考学校历届考题可了解出题思路和重点，指导复习时合理分配时间。填报自愿是摆在报考者面前的最大的难题，一定要量力而行，决不能只追求名校、热门专业，要根据自己实力，正确填报自愿，会收到理想的成效。
4.身体准备，学习期间保证有一个健康身体，以最佳状态迎接研究生考试。复习期间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劳逸结合，科学饮食，注意营养。
5.制订科学的计划，指导自己学习和复习。计划分为长期（学习）计划和短期（复习）计划。长期计划从大一开始考虑制订，对个人的大学生活有所规划，用以指导四年大学学习。
短期计划是围绕研究生报考专业制定的复习计划，多数同学在年初完成，用来指导考研复习。是比较详细的计划，包括每门课程复习时间安排，各章节进度安排等，每天的学习时间安排，复习几门课，每门课分配几个小时等。计划制定后每天要按计划完成任务，不能延迟。在复习每门课程时，一定要先通读参考教材2～3次，第一次做好学习笔记，2～3次补充完善笔记，对教材内容基本掌握后再做模拟题或历届考题，检验复习效果。切忌开始就作模拟题或考题，既浪费时间，又会使你感到内容太难，影响你的自信心。
本科生考研录取率的高低是检验办学水平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唯一的标准。不能盲目追求考研成绩，忽视正常本科教学。根据我们实践体会，多数同学都有比较大的学习潜力，只要正确引导，多给鼓励，善于挖掘他们学习潜能，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沙林峰，陈建.浅析二本类大学生考研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1，（11）：141-142.
[2]石卫国.新建本科院校考研现状调查、问题、分析及建议[J].陕西教育（高教版），2012，（12）：126-127.
[3]徐晶，蔡吉花，倪岚.提高数学专业学生考研成绩的几点体会[J].北方经贸，2012，（4）：146-147.
[4]梁华，毛芳才，康燕冰.广西新建本科院校学生考研现状调查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9）：47-48.
[5]齐建玲，庄士霞.浅谈考研与本科教学[J].北京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1，21（6）：53-55.
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2
“人口红利”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和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人口红利消失有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会终结，这样，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心。
人口红利消失在即
中国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从而使得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一段时期。理论上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口红利。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人口转变，都出现过人口红利，而且人口红利也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 年，结束于1990-1995 年，持续了60 年左右的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和人口红利之间的高度相关性。1913-195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1%；1950-1973 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滞。
与此相对应，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变化（人口扶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明显）则呈现了与日本经济发展相反的趋势。上世纪60 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和扶养比下降的阶段。
日本人口抚养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较低水平，经济也持续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长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式微，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很多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自那时起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抚养比不断下降。
1964 年，15-64 岁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和扶养比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具备了实现高速增长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使得人口红利不断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因成为“世界工厂”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翻了数番，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也快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正在接近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由于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会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所以，人口红利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来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大陆2010 年总人口达到13.39 亿，其中0-14 岁人口为2.22 亿， 占总人口的16.60% ；15-64 岁人口为9.98 亿，占总人口的74.53%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19 亿，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目前已经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老龄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势。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 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5 年，美国用了65 年，英国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从现有的实际生育水平来看，中国老龄人口占比从7% 上升到14% 所用的时间有可能少于日本，从而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而深刻的影响。首先，人口红利消失将会带来劳动供给减少和潜在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还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人口红利消失还会带来市场需求减弱。15-64 岁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难以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少，总消费需求会因此趋于减弱。
第三，养老的社会负担将会越来越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负担会增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造成国民负担增加，而这将进一步抑制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由于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市场缩小、教育机构倒闭、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和劳动人口负担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医疗和健康照料的费用会急剧上升。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对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维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来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沉重的健康照料负担。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转变时间更短、老龄化速度更快。
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国际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政策调整还必须着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协调发展，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国之鉴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鼓励生育是很多欧洲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国是欧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取得成效的国家。1939 年法国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把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其结果是法国长期以来生育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都能取得预期效果。
与法国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还是欧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国家，但伴随着佛朗哥（Franco）鼓励生育政策向被动的家庭民主自由选择的转变，1998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虽然受移民因素的影响，2001 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1970 年到2006 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 下降到1.3，意大利从2.4下降到1.4，俄罗斯从2.0 下降到1.3，这些国家现在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现在都处于世界上最低国家行列。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亚洲国家则经历了人口政策彻底转向，从限制生育的政策转变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 成效颇为显著， 总和生育率从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通过“父母休假法”、“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等提高国家的生育水平，但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韩国在1964 年之后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韩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调整
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观察人口红利消失后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鼓励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难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难归于某一项政策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鼓励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国家也仅限于法国。法国的成功主要在于营造了适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环境。
二是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转变的时机一般都发生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时，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难回升。
四是人口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调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几代人后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并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政策调整的综合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实施较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促进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开始下降宏观・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那么，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当然，由于存在漏报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存在着对实际生育水平的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会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那样低，但也不会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会在1.4-1.6 左右的水平。
无论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说高。
如果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国在2005 年时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大约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时期，这意味着在“十一五”时期调整人口政策的条件就已经成熟。现在已经进入了“十二五”时期，改变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条件应该说更加成熟。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
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3
“假设政府每个月给生二孩/三孩补贴1000元（自出生后至3岁），你是否愿意生育二孩/三孩？” 近日，《浙江省3岁以下婴幼儿养育成本调查问卷》中的这一问题引发关注。问卷显示，此次调查是为深入了解3岁以下婴幼儿养育成本，为政府制定相关生育政策提供支撑。
除浙江省卫健委外，海南省卫健委也在近期进行了生育政策调查问卷，其中同样涉及政府生育补贴等问题。对此，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从各地释放的信号和一些举措来看，当前多地政府已在着手制定生育优化政策来应对生育率下降问题。
不过，陆杰华认为，除了生育补贴等“治标”措施外，更重要的是要逐步改变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强化家庭责任和理念。
多因素导致生育率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净增长48万，自然增长率0.34‰，人口出生率为7.52‰。而2020年的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全国人口净增长为204万。
出生人口下降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陆杰华举例称，对经济而言，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将直接影响经济活力和动力；老龄化日益严重则会带来老人抚养难等诸多问题。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煜华指出，人口增长率过低还可能带来很多间接影响，比如少子高龄化的人口结构会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发展；备受关注的教育减负问题也与出生率过低有关，由于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因此会对孩子抱有更高期望，进而不断加大教育投入，频繁补课，增加学生和家长负担。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转折性变化，总人口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出生人口持续走低。”在国家卫生健康委2022年首场例行新闻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指出，人口出生率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首先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至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年轻人婚育观念的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育龄女子生育意愿也持续走低。
此外，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也增加了年轻人的生育顾虑。
为应对生育率降低等问题，国家相继推行了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希望防止出生人口进一步下滑，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过，杨金瑞表示，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短期内很难显现明显效果。
陆杰华认为，仅靠单纯的三孩政策促进生育率大幅回升不太现实，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支持。
多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在介绍各地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积极出台支持措施时，杨金瑞介绍，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份完成人口与计生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等条款。
事实上，浙江省卫健委调查问卷中提及的政府补贴，有些地方已经付诸实践，用“真金白银”解决孩子的“奶粉钱”。
2021年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了《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其中规定对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这也是全国首个发放育儿补贴金的城市。
除给予育儿补贴外，还有多个地方在“住有所居”方面出台了相应的生育优惠政策。
比如，甘肃省临泽县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规定在县城购买房子给予4万元补贴，在各中心集镇购买商品房给予3万元补贴；江苏省海安市的购房支持政策中规定，海安市常住居民，子女未满18周岁的二孩、三孩家庭，购房时在市场价格基础上二孩家庭给予200元/平方米、三孩家庭给予400元/平方米的优惠；北京则成为全国首个在公租房分配上出台生育优惠政策的城市，北京市朝阳区在去年9月规定，多孩家庭无须经过意向登记、摇号排序等环节，可优先获配公租房。
陆杰华认为，不论是生育补贴还是购房优惠，这些优惠政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提高民众生育意愿起到促进作用。在各地充分实践基础上，如果确有积极效果，未来也可考虑综合各地经验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
孙煜华建议，可考虑把地方生育优化政策、效果等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中，以此来促使政府更加重视，给予更多投入。
提高生育率须标本兼治
目前各省份新修订的计生条例大多把延长产假作为一项重要措施，但在陆杰华看来，鼓励生育应考虑的重中之重是生育对女性职业规划的影响，要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妥善解决育龄妇女后顾之忧。
“能否在产假期间保障收入，能否在产假后顺利返回原岗位，未育女性在入职前是否能不受歧视，这些都是职场女性生育面临的最直接问题。”劳动合同法中规定在合同期未满情况下，用人单位不能以女职工怀孕、产假和哺乳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孙煜华认为企业除了要严格守法外，国家也应明确育儿分担机制，生育成本要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
“在提高生育率问题上，不能只关注二孩、三孩，要意识到一孩才是生育金字塔的基础。只有让家庭顺利生出、抚养第一个孩子，才能调动他们生育二孩、三孩的积极性，从而遏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下滑的态势。”在陆杰华看来，提高生育意愿须“标本兼治”，除了生育补贴、职业保障这样“治标”的方法，还要“治本”——逐渐改变适婚适育主体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营造良好的生育文化环境。
孙煜华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国家要不断强化家庭建设，弘扬“家”文化。当前受多种因素影响，很多年轻人过于强调个人主义，应在宣传方面更多强调家庭价值，鼓励承担家庭责任，逐步转变观念。
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支出；养老
一、引言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称为进入老年化社会，超过 14%称为进入老年社会，超过 24%（有的超过 20%）称为进入超老年社会。泰州市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良好，且属于人口净流出地区，导致泰州市人口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2010年泰州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4%，预计2020年将达到20%，2030年超过30%，可见泰州市人口已处于快速老龄化时期。
二、泰州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特点
（一）泰州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我国于2014年开始实行单独二胎政策，预计2014年前后生育率会发生显著变化。根据泰州市育龄妇女（15～49岁）计算的一般生育率（一年内出生人口/该年年中育龄妇女数）2000年是28‰，2010年是28.5‰，生育率水平比较稳定。由于一般生育率不像粗出生率那样容易受人口总量影响，可假设泰州市以后一般生育率水平保持28‰不变，以此作为一般生育率低方案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根据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资料通过生命年龄移算法预测未来30年人口发展情况，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生育率会发生多大变化，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妇有多少选择生育了二胎呢？ 2013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的6万多户样本数据显示60.8%的已育一孩的“单独”夫妇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实际情况表明有生育二胎意愿并付诸行动的人数并不多。截至2014年8月，全国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仅70万对申请生二孩。而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试点“二胎方案”的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农村地区到现在总和生育率也全部低于1.6。由于现阶段没有泰州市二胎生育率的详细调查结果，本文参照已试点二胎政策地区生育率，假设泰州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后总和生育率最高会升至1.6（2010年该数据为1.02），据此假设泰州市一般生育率将和总和生育率一样上升相同幅度，从28‰上升为44‰，以此作为一般生育率高方案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结果如表2所示。
（二）泰州市人口老龄化特点
1. 超少子化和高老龄化现象并存
若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低于15%，被称为超少子化。2010年泰州市该比例只有12%，表2显示在总和生育率达到1.6的情况下，未来30年该比例平均值也仅为13.1%。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两种生育模式下皆居高不下，低生育模式下在2045年达到35.7%，高生育模式下亦超过30%。
2. 未富先老
根据 2007 年国际统计年鉴，在有统计数据的排名前十的老龄化国家中，人均国民收入平均为 32232 美元。日本在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14%时，人均 GDP为38555 美元。泰州市2013年人均GDP为人民币64917元，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计算约合10321美元，和日本相距甚远。
3. 单独二胎政策优化人口结构，但增加社会抚养比
老少比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和0～14岁人口的比例，若该值超过30%，则为老年型社会。2010年泰州市老少比119%，此后不断增加。比较表1和表2，可以看到单独二胎政策大幅降低了老少比。通常把社会抚养比低于53%的时期视为人口红利期。若不实行单独二胎政策，泰州市人口红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反之不到2025年人口红利期就会结束。社会抚养比于2045年将高达80.6%。
三、人口老龄化对泰州市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将给泰州市带来深远影响，下文主要用一般生育率为44‰的人口预测结果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泰州市的影响。
1. 老龄化导致社会消费结构改变，养老服务市场跟不上时代需要
老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变化对商品和服务有着特殊要求，食品、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成为老年人的主要消费项目。有关食品、医疗服务的负面新闻时有报道。医疗服务、保健品价格居高不下，相关行业呈现散、乱、差、弱现象。面向老年人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稀缺，老年人仅有的一些娱乐活动例如广场舞却饱受诟病。当前很多家庭第三代只有一个孩子，若生育二胎，未来30年内一对夫妇需要在照顾一到二个孩子的同时，还要照顾四位甚至更多老人，单独靠家庭难以兼顾对老年人的赡养。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疾病护理等事务逐步向社会转移，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以及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加。
2. 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供求缺口不断扩大
劳动力供给数量=适龄劳动力人口×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65岁及以上老龄劳动力×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根据泰州市五普和六普数据可假设泰州未来适龄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率为83%，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从前面的人口数量预测可知未来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且供求缺口逐年扩大。若未来30年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力供求缺口会更大。劳动力供求缺口扩大将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企业成本增加，削弱企业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
3. 老龄化增加社保基金支出，社保基金入不敷出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泰州市社会保障基金支出逐年上升。2011～2013年泰州市社会保障水平分别为2.79%、3.13%和3.37%，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深化和基本退休金持续上涨，未来社保基金支出将持续增加。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一般是男60岁、女55岁，考虑到未来延长退休年龄几乎是必然选择，按65岁标准作为退休年龄对泰州市未来30年社会保障支出适度区间进行预测，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如果不追求高福利水平而仅仅达到社会保障的适度水平，到2015年泰州市社会保障水平应该位于GDP14.2 %～16%区间内，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十分巨大，若社保基金没有开发新的资金来源，入不敷出现象会恶化。
四、应对泰州市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当前，解决泰州市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
1. 顶层制度设计适度前瞻
（1）调整生育政策
在总和生育率1.6的条件下，泰州市未来30年人口结构依然处于失衡状态。考虑到政策效果的滞后性，只有做到顶层制度设计适度超前才能有备无患。从现在起鼓励单独夫妇生育二胎。可以通过税赋减免、增加假期、免费医疗等措施促进生育率提高，缓解人口老化问题。根据泰州市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数变化趋势来看，选择2020年作为全部放开生育政策的起始年全部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会使人口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
（2）完善人口引进制度
为解决未来适龄劳动力人口大幅减少的问题，考虑到泰州是个人口净流出地区，泰州市应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来适龄劳动力来泰工作。例如泰州市应对外来人口安家落户、子女入学、住房补贴等方面提供一条龙服务。增强对泰州的认同感和幸福感，提高泰州市宜居城市口碑，吸引更多的外来适龄人口。
（3）创新弹性退休制度
低龄老年人具有熟练的工作技术、丰富的实践经验、足够应付工作的身体，若其继续工作不仅可以缓解劳动力供求缺口，还可以缓解社保基金压力。
（4）促进要素流向养老事业
为进入老龄产业的社会资本提供优惠政策。例如对养老机构前期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为建成机构运营提供津贴，养老机构需要改建扩建时提供社会资金募集的便利，有效盘活机构存量的同时扩充增量。在城市规划时为老龄人口提供专项预留建设用地，以避免用地成本高企社会资本不愿进入养老市场。同时，提供长期信用贷款给予那些有志于进入老龄事业的企业，并为其提供低利率贷款。
（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力争保险全覆盖，提高参保比例。在充分体现社保体系的社会安全网角色基础上参保层次可以多样化。其次要加强社保基金筹集，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在社保支出中的比例。此外，政府应多渠道吸收外来资金，鼓励企业、个人或社会机构对老龄事业捐款，对捐款对象实施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对养老保险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合理使用，特别是避免过度医疗的发生。社会保障基金应该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委托第三方机构投资于国债、股票市场获得保值和增值，抵消通货膨胀的侵蚀。
2. 提前布局养老产业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且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必须挖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人口老龄化将催生“银色产业”，如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养老、休闲、文化等服务行业。提前构建老龄产业体系，培植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老龄产业，服务泰州市场，占领区域市场甚至全国市场。把发展老龄产业作为促进泰州市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以抑制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1）发展医疗保健品产业
有研究显示，70%的老人都有医疗需求，老年人医疗费支出一般是其他人口的5倍左右， 医疗保健品是老年人口消费的主要项目之一。应立足医药城，给予企业资金支持，鼓励科技创新，促进中高端医疗保健品行业发展。
（2）培育四位一体的养老机构
老年人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要导致医养融合的养老机构大受欢迎。不少老年人需要专业的医疗护理人员，若养老机构独立雇佣医疗护理人员，在小型化运营的模式下缺乏经济效益。为整合资源配置，泰州市可以促进“医疗、旅游、地产、养老”四位一体的养老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3）转变养老服务机构的补贴方式
从经济学角度看，补贴不管是给企业还是给消费者，不会改变双方实际得到的好处。当前政府为促进养老机构发展，对各种类型养老机构有名目众多的补贴，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骗取补贴现象并不鲜见。为了规范养老服务机构运行，促使养老企业优胜劣汰，提高老年人福利水平，应改变当前对养老机构进行补贴的制度，转向补贴老年人及老年人家庭。对居家养老，子女直接承担养老责任的家庭，应在其家庭收入税收减免的情况下给予子女一定经济补贴。对没有由子女养老的老年人，补贴直接发放到其医保或养老账户，由老年人对各类养老机构“用脚投票”。无法吸引老年人入住的养老机构被迫退出市场，能够吸引老年人入住的提供优质服务的养老机构可以得到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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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5
关键词:生育决策;理性;成本-效用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268-03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名人、富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2007年的人口科学论坛上指出,社会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问题会对大众生育观念带来不利影响,动摇计划生育成果,影响社会公平。为了遏制这种违法现象,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新闻会上表示,拟出台相关政策,严惩富人、名人超生。广东、浙江、湖南、重庆等地已出台了一些相关处罚措施,如加收社会抚养费、公开曝光等,以维护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公平性。普遍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率趋于降低,我们把这一经验结论称为“反J型曲线”。但为什么会出现富人、名人超生、多生的现象呢?会不会又存在一条“U型曲线”?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又趋于上升。本文拟利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等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第三部分利用成本-效用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分析;第四部分进行归纳总结。
二、文献述评
生育作为基本的人口过程之一,生育抉择、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一直受西方人口理论研究的重视,在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研究中占据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人口,特别是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膨胀,人口增长极大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控制人口增长一度成为许多人的共识(Paul Ehrlich,1968;D.L.Meadows,1972;Lester Brown,1999;et.)。在人口死亡率已经稳定在低水平的条件下,生育率变动成为决定人口自然增长的主要力量。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生育率研究长期成为西方人口研究的核心。T・P・舒尔茨在其《人口经济学》(1981)里甚至声称,是否把生育率研究放在人口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已经成为衡量是否是现代人口理论的主要标准。西方人口学者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行为及生育率变动,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在对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决定因素的分析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着重经济因素对生育抉择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经济发展、经济长波和生育率变动、生育率水平的关系(Easterlin, R・A.,1966;J L Simon,1977;et.)及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Harvey Leibenstein,1954;Becker,G. S.,1960;J・C・Caldwell,1976;Easterlin, R・A.,1985);第二种类型,着重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主要研究婚姻、家庭关系、文化教育水平、妇女地位、生活质量等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抉择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W.E.Moore,1959;Ronald Freedman,1970,1975,1979;et.);第三种类型,着重人口学因素本身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强调婚姻、怀孕、分娩、避孕、生育间隔和生育次数等中介变量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Kingsley Davis&J.Blake,1956;J.Bongaarts,1975,1982);第四种类型,着重生物学因素或者生物-社会因素对生育行为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研究生育行为与、性能力、性道德等的关系(B.Weller,1995;J.Casterline,1995)。尽管西方生育率决定因素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展,从经济分析转向非经济分析,甚至转向生物-社会因素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生育率决定的经济分析仍占有很大比重。
在过去30年内,我国生育率超常快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低于更替水平,完成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关于是什么力量使得中国人口生育水平急剧变化问题的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方面(顾宝昌,1987;彭希哲和黄娟,1993;孙文生和靳光华,1994;Poston,2000;杨涛、Marjorie Mcelroy,2000;李建民,2004; 陈卫,2005;王金营,2006);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对西方家庭经济学理论的运用和拓展,以家庭生育行为的理性选择为前提,分析了我国生育率变动的微观经济原因(田雪原,1989,1992;李小平,1994;李建新,1996;叶文振,1998;陈卫、史梅,2002;汤玉刚,2002;罗丽艳,2003;李建民,2004;)。通过上述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生育率的宏观决定分析,还是生育率的微观决定分析,都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行为趋于理性,生育率的下降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为什么会出现名人、富人超生、多生的现象呢?是现有理论存在不足甚至错误,还是人们的生育行为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
三、生育决策的成本-效用分析
(一)生育的成本分析
一般来说,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两个方面。直接成本包括从怀孕起抚养到孩子生活自立时整个过程的全部支出(怀孕和生育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机会成本包括父母因抚养孩子而损失的收入、机会,以及所放弃的其他活动的效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将会大幅度提高,表现在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抚养费用、教育费用等随之增多,直接成本明显上升;同时,在家庭人均收入增加的条件下,父母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时间价值增大,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因此而最大。
名人、富人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财产资源,另一类是时间资源。在财产资源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已经很小,而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利润收入等为主,工资率的提高不会增加他们的市场劳动时间供给,较高的收入水平使得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他们会把有限的时间资源更多地投入闲暇中,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同时,名人、富人可以通过找育婴师、保姆等缓解时间因素对养育孩子这种时间密集型产品的限制。相对于普通劳动者,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的生育直接成本仅占名人、富人的财富总量的很小部分,而时间成本又因为收入效应和财富对时间的替代被大大降低,他们的生育总成本比较低。
(二)生育的效用分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宾斯坦在进行生育的成本―效用分析时提出了孩子的效用包括:(1)消费效用,即孩子给父母带来的欢乐和情感上的满足;(2)劳动-经济效用,即孩子作为劳动力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3)保险效用,即孩子给父母提供潜在生活保障的效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4)经济风险效用,即孩子承担家庭经济成败风险的效用;(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社会环境中,孩子可以提高父母和家庭的社会地位;(6)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孩子可以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起到“传宗接代”的作用。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用、保险效用、经济风险效用、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消费效用的变化却难于确定(Harvey Leibenstein,1954)。
从19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生育意愿的调查(方向新,1992;朱楚珠、张友干,1996;周长洪、黄丽华,1996;赵景辉,1997;叶文振,1998;罗迈,2001;郑真真,2004),发现人们的生育需求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物质层面的需求对人们的生育决策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情感层面的需求和“传宗接代”的影响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主导力量,中国正经历着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对名人、富人来说,孩子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情感的需要,他们可以从与孩子的情感互动和交流中得到心理满足,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效用已经很弱。
(三)生育决策的决定
每个人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一个家庭在决定子女数量时,也要经过一番成本和效用的权衡和斟酌。家庭总是生育孩子的数量定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相等的水平上,这时的生育数量即是家庭生育决策的均衡点。根据以上成本和效用的分析来看,名人、富人生育孩子的成本相对较低,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效用则相对较高,在以物质激励和惩罚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的约束失去作用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往往倾向于多生,一直持续到边际孩子的成本―效用相等的均衡点上。
以上分析揭示了名人、富人的生育决策行为,他们的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孩子的效用,是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满足。这与普遍认为的,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孩子效用刺激,而在发达的经济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成本约束。这一看似相悖的推理是因为存在一个假设:在发达经济里,人们的收入通过市场劳动获得,收入水平制约着人们的理性决策。但对于名人、富人来说,他们的财富十分丰富,收入来源与一般人有很大的差别,孩子成本对他们的决策的影响已相对弱化,而孩子效用则成为影响决策的主导因素。
四、结论与启示
1.名人、富人的生育行为是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在生育市场上,他们会根据自己拥有的财富和时间资源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约束条件充分考虑生育的成本和收益(效用),从而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由于名人、富人与普通劳动者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尽相同,因此,他们的生育行为也表现出明显差异。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随着工资率的提高,通过参与市场劳动获得主要收入的普通劳动者生育受到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双重约束,而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效用却相对减弱,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成为他们生育决策是考虑的主要因素;而对于名人、富人而言,财富积累已经不是主要通过参与市场劳动,利息、租金和利润等收益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相对于他们“无尽”的财富和对非市场活动的强烈需要而言,生育成本相对很小,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满足成为生育决策的主导力量。
2.名人、富人超生、多生对中国的人口规模的增长影响不是很大,但他们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使计划生育政策失去公信力,这种影响才是主要的。国家统计局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名人、富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3.86%,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仍然很低。假设名人、富人阶层的人口出生率为全国平均值的2倍,达到24‰,每年出生人口为122万,仅占全国出生人口的7.7%。但他破坏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公信力,在目前我国低生育水平仍不稳定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失效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影响则具有全局性。
3.本文对名人、富人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仅仅停留在逻辑推演的层面,没有实证数据的支持。要深入了解名人、富人的生育意愿,必须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对理论逻辑推演结果进行检验和修正,从而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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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s explaining of over-reproduction and excessive reproduction phenomena
in the famous and rich man
LI Zheng-sheng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092,China)
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范文6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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