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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范文1
一、“十一五”经济与环保工作发展情况
在“十五”末，内蒙古的基本区情是欠发达，经济总量较小，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不高，产业层次低、集群化发展不够、链条不长。2006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任务，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抢抓机遇，加快发展”，“遵循规律，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发展”。
在正确认识自治区区情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经过5年的奋斗，自治区综合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一是经济规模取得大发展，全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390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1655亿元，年均增长17.6%，经济总量由全国后列进入中列；人均生产总值达到7070美元，位居全国前列。二是经济内涵取得大发展，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显著推进，以新能源、现代煤化工等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风电装机由20万千瓦增加到1000万千瓦居全国首位，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3%以上。
“十一五”全区经济规模和内涵的大发展给环保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同时，环保工作的大发展也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十一五”以来，环保部共审批自治区各类项目环评163个，总投资6120.3亿元；自治区环保厅共审批建设项目环评2506个，总投资74817.3亿元。环保工作在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又切实强化了污染减排。“十一五”期间，随着自治区GDP的快速增长，污染排放新增量大幅增加，二氧化硫新增78万吨以上，化学需氧量新增12万吨以上，自治区的污染减排工作必须在消化巨额增量的基础上大力削减存量。到2010年，全区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39.41万吨，比2005年的145.6万吨下降4.25%，完成140万吨总量控制目标的110.61%；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27.51万吨，比2005年的29.7万吨下降7.46%，完成27.7万吨总量控制目标的109.51%，超额完成了国务院对自治区下达的“十一五”减排目标任务。
污染减排交上满意答卷，环境质量随之明显改善。2010年，内蒙古全区重点监测城市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好，优良天数平均达338天，比2005年平均增加63天，主要污染指标分别比2005年下降15―40%，是全国唯一没有发生酸雨的省区。全区流域水质明显改善，由“十五”的“中度污染”转变为“轻度污染”，重点监测的40条河流的67个断面中，Ⅲ类以上标准水质断面占65.7%，比2005年提高45个百分点。
二、科学认识的环保发展道路
内蒙古的环保发展既是内蒙古经济社会大发展背景下的必然要求，又是正确认识环保工作规律、顺应时代转变理念方法、勇于探索开辟新道路的必然结果。
（一）树立生态文明观是环保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找到这个立足点，就找到了环保工作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总体布局紧密衔接的桥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内在包含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特征，以及人民群众喝上放心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等美好的生活图景。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在政治上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建成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的社会；又要在物质上创造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观带来的发展成就，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补上工业文明的课”，又要“走好生态文明的路”。
生态文明是与以工业化生产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特征的工业文明相对应的概念。首先，树立生态文明观要求丰富对经济发展内涵的认识，不能仅仅以GDP增长单一指标来看待发展，经济发展包含资源消耗、经济效益、环境承载三个方面的内涵，应从单纯的GDP考量逐步转变为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第二，树立生态文明观要求拓展对经济发展周期的认识，不能单纯强调短期内的经济规模扩张、造成“有水快流”的不良局面，务必在经济发展上注重长期可持续性和代际公平性，进而长久保持资源禀赋优势，避免陷入资源枯竭困境。第三，树立生态文明观要求丰富对民生内涵的认识，将环境权益作为民生的题中应有之义纳入各项政策制定当中，不能忽视更不能漠视公众环境权益。
（二）在发展中寻求出路是环保工作的根本方法
5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民生问题，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从经济结构、发展方式上找根源。
1、把握发展机遇，环保工作才有出路
这里的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环保自身的发展。从第一个层面来看，环保工作不能就环保论环保，而是应该放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来看待，立足于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以环境保护的成绩来优化经济发展、来改善社会民生，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有为才有位。从第二个层面来看，环保工作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期。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国家召开第六次环保大会，总理提出环境保护“三个历史性转变”的指导思想。一系列的重大决策表明，环保工作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必须认识机遇、抢抓机遇，乘势而为，从而开创环保事业长足发展的有利局面。
2、大力实施科技兴环保、人才强环保战略，提升环保发展能力
环保发展能力的提升，表现为适应时展，提高行政效能，有能力应对当前日趋严峻的环境形势，破解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环境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大力实施科技兴环保、人才强环保战略。2007年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意见》的文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每年要将排污费的50%用于加强环保自身能力建设，这为环保自身能力跨越式发展开凿了源泉。5年来，国家和自治区直接投入财政资金17.45亿元，其中能力建设8.85亿元，污染防治资金8.6亿元，自治区环保财政专项资金增加了5倍。
在科技推动环保方面，自治区环保厅5年投入6.2亿元全面提升常规监测和自动监测能力，彻底改变了“废水靠看、废气靠闻、废渣靠摸、噪声靠听”的落后状况。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新建了监测实验中心，具备了有机、无机等15大类的监测能力，并通过了国家级实验室技术评估。2008年4月和2010年9月，自治区环保厅分别启动实施了全区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项目一期、二期工程，总投入1.65亿元，集成物联网、“云计算”、3S空间信息管理、3G移动通讯技术，在全国率先建成全区统一的环保物联网监控平台、环保移动办公执法平台，环保监管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借助高效能的环保专网，自治区环保厅与各盟市环保局构建了全区统一的视频会议系统和环保综合办公平台，建成自治区、盟市两级环保部门13个现代化的监控中心，形成全区环保管理“一张网”的数字化格局。
在人才增强环保方面，全区环保机构队伍建设得到明显加强，新增机构118个，101个旗县区全部独立设置了环保局，主要的工业园区也都设置了专门的环保机构，新增各类编制1342个。自治区环保厅机关新增设了环评、总量、人事3个处室，组建了东、西部环保督查中心、评估中心、在线监控中心、固废管理中心、排污权交易中心、环保产业协会7个事业单位，增加各类行政事业编制128个。
（三）抓住总量控制这个环保工作的主线
从“十一五”内蒙古的污染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效果来看，总量控制污染减排工作对改善环境质量有着最直接的作用，抓住总量控制这一环，就抓住了环保工作的主线。
环保工作始终是围绕如何处理好“三个量”之间的关系来开展的，这三个量就是经济总量、污染总量和环境质量。三者之间，经济总量决定污染总量，污染总量决定环境质量。其中，经济总量对污染总量的决定作用，受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等经济质量因素影响；污染总量对环境质量的决定作用，受污染分布、环境容量等自然生态因素影响；环境质量反过来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进而对城市经济总量增长起到推动或制约的作用。因此，从这个关系上来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要从总量控制做起。总量控制与环评审批、污染治理、监测评估密切联系，构成工作循环链条。总量控制提出污染总量的控制目标，通过环评审批来实现总量指标优化分配，通过污染治理来削减已有总量、控制新增总量，通过监测评估来掌握总量控制和环境改善的成效。总量控制越有成效，经济发展就越有空间，环境质量就越发改善。实现总量控制目标的基本思路，是贯彻总理“三个转变”思想，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来解决问题。
1、将总量控制提升为政府意志，建立行政考核机制
“十一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减排工作，先后出台了《关于印发“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的通知》等21个推进减排的行政规章。为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责任制，自治区政府于2006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为组长的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于2009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为组长的松花江流域水污染治理领导小组，于2010年成立了以政府主席为组长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盟市也相继成立以盟市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切实加强了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为严格落实减排目标责任考核，2007年自治区把污染减排完成情况列为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将节能减排考核权重由2%提高到8％，超过GDP和财政收入7%的权重，并实行“一票否决”制。
2、将环评审批提升为调控政策，建立优化约束机制
环评审批以总量控制为导向，从单纯的行政审批事项转变为经济调控措施，能有效地调节发展与环境的矛盾。2006年自治区开展了全国首个省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并以战略环评研究成果为依据对自治区“十一五”规划纲要做出调整。2009年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印发自治区工业园区规划环评审查要点的通知》文件，把推进规划环评作为从源头防范结构性和布局性环境污染的关键措施来抓，明确工业园区规划环评审查“十要点”。2008年自治区环保厅出台《关于建设项目审批“六前置、七环节”的规定》文件，从项目建设全过程控制污染新增量，“六前置”即对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审批权限、规划环评要求，是否有环境容量、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环境监测能力和配套环保基础设施等6个条件进行环评前置审查，“七环节”即在审批过程中严格把握项目选址、项目布局、工业用水源、污水排放去向、生产工艺、环境风险防治，以及环境敏感区、城市建成区和景观区等7个关键环节。2009年自治区环保厅为支持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出台了《关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环保部门保增长的21条政策措施，开辟环评审批的“绿色通道”。环评审批以总量控制为目标，疏堵结合，从而优化经济发展。
3、将污染减排提升为联合行动，建立综合减排机制
污染减排要见实效，必须将工作措施由主要依靠行政管理转向依靠环境政策引导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将工作机制从过去的环保部门单打独斗转变为多部门的协同作战。2007年自治区环保厅制定了《关于二氧化硫减排“双五条”化学需氧量减排四条措施的规定》，以加快脱硫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008年，面对全区减排指标处于降与升的边缘的现状，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减排工作的通知》文件，提出加强减排的“双12条”政策措施。为加强经济激励，从2009年1月1日起，全区二氧化硫排污费从每公斤0.63元调整至1.26元，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由不足0.45元每吨提高到生活污水0.7元每吨、工业污水0.9元每吨。2007年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印发自治区节能减排实施方案的通知》，将减排任务分解到自治区15个委办厅局，2008年各级环保部门建立起与发改、统计、水利、城调等部门的减排统计联系会审制度，2009年自治区纪检委、监察厅把各地贯彻执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减排工作的通知》文件情况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大决策部署的4个重要内容之一进行监督检查。
通过部门联合，结构减排成效显著，“十一五”期间全区共关停小火电机组62台152万千瓦，整合煤矿877座淘汰产能1700万吨，淘汰水泥产能696万吨，淘汰焦化产能1100万吨，按国家要求淘汰了不符合产业政策的电石、铁合金和钢铁等落后产能，特别是关停了包钢3台90平方米烧结机，在全国规模最大。
4、针对内蒙古特点在工作中进行改革创新
内蒙古地域辽阔，全区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共与8个省区交界。广阔的地域既为优化产业布局提供了空间，又给环保监督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2008年自治区环保厅借鉴国家成立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经验，报请自治区编委批准成立了东、西部环保督查中心两个正处级事业单位，分别设立在东部通辽市和西部乌海市，以分担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的职责，加强全区环境监察工作。2009年自治区环保厅借鉴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联防联控的经验，在乌海市、阿拉善盟乌斯太开发区和鄂尔多斯市棋盘井开发区组成的“小三角地区”开展空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由自治区西部环保督查中心牵头，重点制定区域污染防治规划和考核指标，明确防治措施及工程，建立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工作协调机制。2011年全区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项目一期、二期工程建成，为自治区和盟市两级环保部门建立了可以实现污染企业在线、视频、工况“三位一体”精确监管的环保物联网监控平台，极大提高了环保监管的时效性、准确性。这些创新举措有效提高了全区环保行政效能，对推动污染减排带来持久深入的影响。
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范文2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college graduate, the competition of graduates' employment is becoming fiercely.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poor graduates is not optimistic. In order to promote poor university graduates employment smoothly, our country, society,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should do their duty.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solving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poor college stud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
关键词： 贫困；大学生；就业难；对策
Key words: poor；college student；difficult employment；countermeasure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8-0234-02
0 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高校毕业生人数剧增，大学生就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而高校的贫困毕业生在目前在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加上贫困生个人的就业观、自身综合素质、家庭经济等特殊因素影响，他们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贫困高校毕业生作为特殊的群体，他们自身对工作具有强烈的渴求性，一个贫困大学生若能顺利就业，它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而且可以负担起整个家庭的生计，甚至可以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高校和社会更是应该关注贫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他们能否顺利就业不仅对于高校就业率的高低具有重要影响，且对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解决好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成为了当前大学生就业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下面笔者就如何解决好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谈一下笔者的建议：
1 制定和实施灵活多样的政策以促进贫困生就业
高校贫困毕业生生能否顺利就业，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国家应该针对高校贫困毕业生就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更加具体、系统、优惠的配套措施和政策，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制度与规定；高校要建立健全贫困生就业机制来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国家要继续加大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力度。目前，为了帮助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我国已经建立了奖、助、贷、减、免、缓交学费、特殊困难补助等多层次的困难资助体系。随着贫困大学生队伍的不断壮大，需要国家加大资助力度和更多社会力量的帮助贫困大学生缓解经济压力，使其在毕业时不要背负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贫困毕业生由于自身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熟悉艰苦环境的特性，如能让他们在当地基层就业，发挥聪明才智，相信他们一定能干出一翻事业来。因此，国家应加大力度缩小城乡两地就业市场的差别，改善贫困生就业环境，积极吸引和鼓励贫困毕业生去西部基层地区工作；同时逐步提高基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报酬，尽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除贫困毕业生的后顾之忧，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加大奖励力度，扩大“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毕业生基层志愿服务团”、“大学生村官计划”的规模，积极吸引和鼓励毕业生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贫困毕业生去基层和西部工作，缓解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减少毕业生失业人数。
2 加强就业指导，帮助贫困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首先，针对目前贫困毕业生存在错误的就业观念，高校必须要对他们进行就业观教育，帮助他们认清当前的就业形势，转变就业观念。引导贫困毕业生要把理想与现实、用人单位的需求、总体的就业形势等相互统一起来合理抉择。坚持“先就业、再择业、然后创业”的理念，把握住所有可能的机会。强化贫困毕业生思想教育，通过对其进行职业生涯理想和信念教育，让他们形成艰苦奋斗自主创业的的理念，引导他们奔赴西部和基层，实现人生价值。
其次，要重视就业信息的指导，强化就业技能的培养。要从低年级开始、贯穿大学生涯不断对高校贫困生进行就业指导。及要像对待其他学生一样对贫困生展开就业指导教育，又要根据贫困生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适宜性的就业指导服务，更要在大学期间有规律地组织专家与学者对贫困生进行相关培训和指导，以提高贫困生适应市场就业的能力，并且组织贫困生走出校园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增长见识，提升能力。学校就业指导中心还应为择业有困难的贫困毕业生按照适当比例配备专业的就业指导老师，和贫困生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提供全程化、个性化、专业化的就业指导服务，一对一对其进行帮助，使他们对自己作出合理的职业生涯设计，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择业的方法和技巧。根据贫困生在就业方面普遍存在问题的调研结果及相关资料根据学生自身特点制定教案。重点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就业的心理准备、求职简历礼仪、求职择业的方法和技巧、就业政策与签约程序、就业形势与对策”等角度展开有目的性、针对性的指导。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就业训练营活动，通过职业测评、模拟面试、工作分析、就业技巧训练等活动，增强贫困毕业生就业信心，使其更好地了解面试程序，增加面试经验，提高随即应变能力，使面试成功机会增加。除此，还要积极推荐贫困生就业，特别注意关爱这个特殊群体，同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降低贫困生求职费用，减轻其就业压力。
3 建立校企联姻,提升贫困毕业生职业素质
通常，高校贫困毕业生在综合素质方面和普通毕业生有较大的差距。如语言表达能力欠缺、接触社会实际少、人际交往能力弱、实践操作不强等等。多数的高校贫困毕业生是贫困落后山区或少数民族的学生，交通的闭塞使得他们大部分人普通话较差，方言较重。贫困生的家庭背景、社会交往都会影响到他们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学生相比，贫困大学生职业规划意识要相对晚得多。很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贫困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中的地位。在人才竞争激烈的今天，大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都提出“有工作经验”的要求。要想使毕业生符合用人单位的经验要求，就必须使所培养出的学生与用人单位的要求基本相符，实现“零距离”对接。要做到知一点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校企联合。所以要想提高贫困毕业生综合素质校企联姻是重要途径之一。
要使校企联合达到良好的效果，就需要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双师型”教师是指一个教师既有教师任职资格证又有教师以外的执业资格证书（如法律执业资格证书、工程师等），同时具备两种职业素质。将合作企业具有教师资格证的书的专业技术人员聘请到学校兼职讲学，让他们成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一部分，让教师走向工厂，企业工程师走上讲台，使师资队伍更具实力；实现学科、专业建设与企业互动，利用企业的实验设备，对学生进行到企业和工厂的实验和实训，使企业不断带动学科、专业建设，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应用型研究所强调校企人员的互动、项目的联结，学科性公司将优势学科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把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定期召开“校企合作”交流会，双方相互交流，企业提出对培养人才规格的要求，高校以此为导向，大胆改革创新。
高校要对“订单式”培养模式不断研究。学校培养的人才不符合就业市场的需要，而企业急需的人才学校有没有培养，贫困毕业生自己也难以及时准确的掌握就业信息，所以“订单式”培养模式应推广在毕业生就业中。按照合作单位的需要有针对性的培养人才，降低贫困生就业风险；严格审核“订单”贫困生的综合素质，防止不良行为的出现；从学生的长远发展对其进行培养，是贫困生可以得到可持续发展，对其培养不能只考虑企业的现实要求。高校在对学生加强培养企业需要的实用技能的同时，也要培养贫困生的自学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关注人文精神的培养，让学生成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4 疏通信息渠道，增强贫困毕业生的竞争优势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相对那些经济条件好、家庭背景优越的大学生来说，贫困毕业生获取的信息相对较慢、较少，对就业相关知识如就业形势、就业政策、就业技巧等缺乏了解，这无形中给贫困毕业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弱势。因此，通过疏通信息渠道，让贫困毕业生获取最新信息，增强竞争优势是有效途径。
首先，高校要广建人脉，建立全面的就业信息网络，充分发挥在校学生的社会关系网的作用，让社会充分了解学校的办学思路、专业设置、人才模式等，提高学校知名度；要把优秀校友的社会资源加以利用，让他们帮助母校的贫困生更好的就业；高校还要充分掌握成功校友的法杖状况，让他们回母校招聘人才，将优秀贫困生加以推荐；除此之外，教职员工的社会关系也要充分利用，让他们介绍一些企业单位来参加学校的招聘会；利用好在校优秀学生在全省甚至全国的影响力，把学校宣传出去，让更多招聘单位了解学校。
其次，加强和各级人力资源劳动与社会保障局联系，打造良好的信息交流平台。比如与各省市的人才交流中心官方网站合作，整合有利资源，发挥各自优势，集各方之力，打造人才多层次、专业多元化、服务多功能、社会影响大的跨省人力资源信息平台，满足不同用人单位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的需要。高校同时联合与各地人力资源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举办供需见面会，优先推荐贫困毕业生，帮助每一个贫困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5 结束语
一个人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无法选择贫穷和富有，但贫困生同样拥有就业的权利。贫困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社会对贫困生产生的种种歧视与不公正现象以及贫困生个人自身因素的影响。高校贫困生同样是社会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开发西部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力军。因此，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高校贫困生这个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就业问题，期待着贫困生就业难的问题能够得到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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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范文3
关键词：草原畜牧业；生产力；生产关系；调整；变革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1-0095-03
草原畜牧业是以草原为生产基地，主要采取放牧方式饲养牲畜，以取得畜产品的畜牧业[1]。“据有关史料，早在秦汉以前的若干个世纪里，先后有多个游牧民族长期活跃在内蒙古广袤草原上从事游牧业……。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基本模式就已经锤炼成型。1947年成立，暂且不论当时草原的具体所有制形式，就畜群品种、季节性草场选择、放牧方式、游牧距离、冬季饲草储备、棚圈和饮水设施建设、防灾措施以及有牧民的生活方式等草原畜牧业的基本框架而言，都有了相对固定的形式，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特点。”[2～4]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牧区开始实施草畜双承包制度，这种“相对固定”的“基本框架”开始瓦解，内蒙古草原畜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的二十年期间，内蒙古草原畜牧业规模不断膨胀，家畜头数快速增长，追求数量成了各级政府及牧民指导畜牧业工作和生产的标尺。以典型草原畜牧业生产区—锡林郭勒盟为例，1984年牧业年度全盟家畜头数为839.07万头（只），日历年度为667.06万头（只），而到了1999年全盟牧业年度家畜头数增加至1 923.44万头（只），日历年度为1 187.61万头（只），一度涌现出很多养畜规模超过2 000头（只）的牧业大户。
1999—2001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以及近十年的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变迁和经济结构调整，使曾经一度“以头数论英雄”的草原畜牧业逐步转入“压缩头数增质增效”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到“十一五”末草原区域牲畜饲养规模几乎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然而，在过去三十余年草原畜牧业原有的草牧场、牲畜、牧民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早被打乱，整个系统已失去了原有的稳定性，单纯的“减畜”已不能突破其发展的困境。
一、不断瓦解的内部体系
谈及草原畜牧业，人们或与完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畜牧业，或与完全“靠天吃饭”的散放畜牧业联想，但今日之内蒙古草原畜牧业早已不能游动放牧，也不是完全“靠天吃饭”了。如上文所述，草畜双承包制度的实施基本宣告游牧畜牧业的结束，而近三十年的建设养畜也使得草原畜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防灾避灾能力逐步增强；经营草原畜牧业的普通牧民已享有农村人或城镇人拥有的现代化通讯、交通设备及服务、日常消费品以及现念。
然而，人们所向往的“天苍苍，野茫茫，风水草地见牛羊”的魅力草原也早已千疮百孔。对草原地区而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为不合理利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草牧场的大面积严重退化，以及稀缺水资源的进一步短缺。国内外学者对草牧场退化原因各执一词，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就草牧场退化产生的影响而言，草原畜牧业和牧民是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产草量下降、牧草品种减少、地表水断流、地下水位下降，牧民只能通过系统外资源的输入维持畜牧业生产，其结果是养畜成本的成倍增加。其中，不得不承认就局部地区而言，资源约束不一定是因为资源总量不足，而是因为资源利用方式不合理所致。就内蒙古草原资源而言，短缺和不均衡是其固有特点，而游牧经济长期的分工协作机制决定牧民掌握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技术也不均匀，因此看似均等化的资源配置只能导致资源利用本身的不合理性，进而强化资源短缺程度。
与牧草资源和水资源同样稀缺的是草原畜牧业劳动力资源。经营草原畜牧业需要知识、技术和能力，其中既包括传统知识，也包括现代技术，既包括放牧技术、管理技术，也包括掌握市场信息的能力。然而，现代草原畜牧业经营当中，传统知识的传承和新技术的衔接出现“代沟”，掌握这些知识、技术，具备那些能力者却越来越少。结果，通过牧民的管理技术和判断能力实现草—畜、人—畜、人—草平衡时常常出现偏差。而草原畜牧业现有发展态势决定该行业从业者人群处在逐渐收缩状态，使草原畜牧业劳动力面临数量和质量的双重压力，必然危及到草原畜牧业未来的发展思路和方向。
除了草原畜牧业的生产基地和生产者，它所经营的畜群品种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长期适应过程，内蒙古草原畜牧业选育了“草原五畜”，并培育出很多优良地方品种及改良品种。这些家畜品种适应性强、耐粗放管理、易于饲养、体质健壮、抗灾抗病能力强，又具有优良的生产性能。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蒙古草原畜牧业改良工作一度进入停止和无人管理状态。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各种项目的实施，内蒙古牧区大量引入外来品种，试图“调整牲畜结构、提质增效”。于是，外来品种与地方优良品种的较量成为焦点，从生产适应性、物种和文化价值角度考虑，地方品种更占优势，但从社会资源拥有角度看外来品种则更胜一筹。
草原畜牧业原本是以草原生态、牲畜、牧民为基本要素的复合系统，三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和技术体系。然而，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现如今草、畜、人三者原有的生产性能和特点不同程度的丧失，三者之间的协调性基本瓦解。
二、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
事物的发展离不开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当事物本身特别脆弱时，外部环境的影响尤为重要。作为“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草原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天”，即草原生态环境本身。草原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强已成事实，深究其原因既有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有人类不合理行为的影响，而且后者往往成为前者的诱因。就导致草原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强的责任主体而言，并不全是生活在草原区域的人们，更不是草原畜牧业本身和牧民个体，而是更广泛区域、更多产业和群体的不合理行为。但草原畜牧业和牧民却是最直接的风险承担者，草牧场退化、自然灾害多发、高温、冰雹、暴雨等极端气候事件增多、动植物资源匮乏、水资源枯竭……。
为了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增强系统本身的适应能力，中央及各级政府做出了积极探索。至于其生态效果如何，暂且不易评价，但就其对草原畜牧业产生的影响而言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大多数生态项目重点放在压缩放牧畜群规模，防控牲畜采食和踩踏，直至迁出牧民，其中草原畜牧业牲畜品种和畜群结构、经营管理及放牧方式、牧民生活方式都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一些地区草原畜牧业放牧空间将会进一步缩小，甚至有些地区的畜牧业已经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草原畜牧业。而随着内蒙古农区、半农半牧区，以及郊区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草原畜牧业在规模、产能方面只占全区畜牧业的1/4～1/3，甚至更低，然而它却占据着全区近60%的国土。显然，在中国现行GDP评价体系尚未改变的情况下，草原畜牧业在全区畜牧业，乃至总体经济布局中的重要性将日渐降低。
另外，畜产品市场环境是影响草原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其中不乏有草原畜牧业自身的问题。由于草原畜牧业自身的品牌树立、推广和保护工作滞后，普通消费者很难辨别某种畜产品是否真正产自草原畜牧业，结果往往会出现“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现象，甚至会出现“挂羊头卖狗肉”之事。当草原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不断被认可的今天，如果草原畜牧业所提供的产品与大宗畜产品之间没有明显的价格差异，其效益必然相对低下，草原畜牧业也不可能通过“科学养畜、少养精养”的途径实现草原生态与草原畜牧业的双赢目标。
三、组织和合作：草原畜牧业发展之方向
无可非议，作为时代产物草畜双承包制度在改革当初极大地带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全国畜牧业发展的一次大跨越。然而，作为农村革制度的延伸，草畜双承包制度却忽视了草原畜牧业生产的两大特殊性，即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气候（包括灾害）、降水量、草牧场、地表水等自然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以及劳动者所掌握的畜牧业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以及放牧技术在个体之间的不均衡）和生产的互助协作性（以浩特、艾里作为自组织的互助体系）。于是，草畜双承包制度的庇护下，草原资源利益相关者的盲目扩大再生产在所难免，甚至超越资源阈值，反而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持续发展。当人们意识到草畜双承包制度下单户经营模式的弊端时，制度本身已逐渐暴露出它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
1.建立家庭牧场，允许一部分牧民“做强做大”。在广大草原牧区，会经营畜牧业、善于管理草原、能抓住市场机会的牧民不在少数，他们是牧民中的精英，是组织与合作的实践者。这部分人通过租赁草牧场、购买牲畜、雇佣劳动力、联系市场等途径使资源相对集中，已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畜牧业经营能手、牧业大户。显然，草场承包制度改革之草牧场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以及生态移民、政策性禁牧等政策环境正在促使着这种模式的快速成型，有条件、有能力的牧民可在现有法律、法规、政策框架下，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源，进而建立家庭牧场，成为自成规模的畜牧业生产组织。
2.从家族内部至浩特，加强经验管理，实现联户经营。越分越退化的草牧场、越来越高昂的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交易中的失利逐渐唤醒牧民，单户经营、分散决策不能发挥草原畜牧业的优势。联户经营可以通过畜牧业生产的统一组织、统一生产、统一销售、统一决策，分工协作，分户结算，可有效降低上述风险，提升畜牧业生产效益。在传统草原畜牧业中，以浩特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是联户经营模式中最典型、最成功模式之一。当然，时至今日牧民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父子联户、兄弟联户、邻里联户、亲朋联户，甚至浩特内部的、嘎查集体的联户等多种联户模式，不必受制某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之限。
3.传承互助协作传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积极建立专业合作组织。草原畜牧业，无论是传统畜牧业的“浩特—艾里”组织中，还是建国后的合作化、集体化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草畜双承包时期，从不缺乏合作精神和实践。“合作化、集体化适合牧区特点。牧区合作化……总体上十分符合牧区牧民互相帮忙的文化传统和相互协作的客观需求。纵观合作化以来的牧区发展历史，合作化集体化给牧区带来的是：生产力的聚集，牧区经济的稳步发展，集体经济的逐步巩固和壮大，牧民生活普遍的有所改善。它的不足主要是政社合一体制下行政领导对集体经济干预过多、管得过死以及集体经济自身管理不善，特别是财务管理一直比较混乱”。而今日，应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积极建立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开辟草原畜牧业的合作化道路。
然而，新生事物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即使是系统内部因子的改良也不例外。建立分工协作、互惠互利的社会组织管理和生产体系，不管是技术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障碍。如建立家庭牧场过程中的草牧场流转问题，虽说它是解决现有制度条件下草牧场合理分配的一种有效途径，但租赁户与出租户之间的利益冲突较大，存在严重的外部性，使流转草场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引发诸多不利于草牧场保护和草原畜牧业发展的事件；在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中，有些合作组织是为争取项目，或为完成任务，甚至有些合作组织是跟风而上，而后来因各种利益冲突却不欢而散，扭曲了建立专业合作组织的初衷；而有的专业合作组织入社牧民的积极性较高，对合作组织的希望值也相对高，但由于一些外部因素影响，或自身条件限制，合作组织工作进度缓慢，甚至无所作为，从而严重挫伤了广大牧民建立和加入专业合作组织的积极性。在心理上，实施草畜双承包制度三十年之后，牧民已经习惯于单户经营、个体生产，无论在社会管理，还是经济生产，更倾向于追求短期效益和个体利益，却逐步丧失对传统知识的尊重、对组织的信任和对周围的关注。
四、调整和完善：草原畜牧业发展之需要
首先，作为内蒙古独具特色的传统产业，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不仅牵涉到产业本身发展及从事该产业的广大牧民增收致富的问题，也关系到草原牧区生态安全及民族文化的继承与保护问题。因此，发展草原畜牧业必须遵循保护草原生态与发展草原畜牧业并重的原则。我们不能以保护草原生态的名义制约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同样不能以发展草原畜牧业的名义破坏草原生态，而是通过草牧场与畜牧业之间的平衡关系，维持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稳定。回顾几千年的草原畜牧业发展史，可以确定生态—生产—文化多赢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其次，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13条规定，“集体所有的草原或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草原，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家庭或者联户承包经营。在草原承包经营期内，不得对承包经营者使用的草原进行调整；个别确需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集体所有的草原或者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草原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法律是一切行为的准则，《草原法》、《基本草原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了草原承包使用者，乃至全社会公民、组织和政府部门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实践中应依法行使，杜绝一切违法违规行为。然而现实中，往往本末倒置，不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不追究破坏草原行为的违法性，却讨论如何使其危害降低至最小的问题。
此外，建立组织与合作机制既要有决心也要有耐心，必须遵循政策支持下的有序推进和牧民自愿下的循序渐进原则，要以提高牧民的认知程度为前提。同时要发展因地制宜的多种合作与组织模式，进行大胆的试点和示范，允许试点的失败；注重政策的持续性，避免出现试点阶段和推广阶段的扶持政策不一致，或扶持力度急剧下降等现象。
同时，相关部门要做好政策解读、政策实施和政策评估工作，并建立问责制度。由于信息、语言等多重影响，牧民缺乏对现行政策的了解，甚至有些牧民根本不知道。所以，不管是关系到草原生态，畜牧业生产，还是牧民生活，任何政策措施必须做好政策解读工作。实施政策、管理政策与出台政策同样重要。由于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变量，政策实施效果和设计效果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必须分清哪些是政策设计自身缺陷引起的，哪些是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哪些是政策以外的因素造成的。同时，要建立问责制度，如果政策效果不佳，或失败，有必要追究相关方责任，包括政策制定者、实施方和接收方（牧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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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明.现阶段草原畜牧业发展面临问题的调查报告[J].北方经济，2011，（4）.
收稿日期：2013-09-09
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范文4
4月15日，十堰市发生市区公交全线停运事件，全市70万人的出行受到严重影响。当天下午，十堰市委书记陈天会主持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维护市区正常公共交通秩序问题。会上，十堰市委、市政府决定：收回十堰市公交集团公司的城市公交特许经营权。
至此，在十堰市推行了5年、曾经“全国首家”的“城市公交整体民营化”改革，正式尴尬谢幕。
公交整体民营化“第一家”
十堰市公交民营化改革，始于2003年。
当年，温州商人张朝荣以每年800万元的价格买断了十堰市城区公共汽车22条线路、18年的特许经营权，“十堰市公交民营化改革”正式启幕。
2003年3月24日，张朝荣的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与十堰市政府正式签订收购协议。按照协议，十堰市政府所持有的国有资本全部退出公交公司，张朝荣以3931万元的价格收购国有产权；新公司挂牌后，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持有68%的股份，另外32%的股份由公交公司内部员工持有；新公司同时以每年800万元的经营费和附加费等，买断十堰公交18年的特许经营权。
作为国内首例市州级“城市公交整体民营化”改革，十堰市“公交民营化”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标本”意义，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
来自十堰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的资料显示，此后4年来，公交集团公司累计投入资金达1.3亿多元。先后三次投入崭新豪华双温空调公交车237台，陆续新设站牌站廊500余个，投巨资建成了公交IC卡乘车收费系统项目，又投入巨资建立公交GPRS智能监控调度系统。
对此，十堰市政府也表示肯定：“公交公司在民营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经营者增加经营投入、更新公交设施、改善服务条件，曾经也出现过营运局面的好转，为十堰公交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和有益的探索。”
一再上演的停运风波
然而，对于被寄予“多赢”厚望的“公交民营化”改革，十堰市公交公司的职工却屡次以“停运”相抗。
十堰市公交公司原本是一家国有事业单位，随着“民营化”，职工们的身份一下子变成了私人企业的员工，这令大多数职工难以接受。
2002年12月11日，为抵制即将到来的改制，十堰市全市公交线路停运一天。
据原公交公司一位职工透露，当时职工主要有三怕：一怕下岗；二怕收入减少；三怕政府卖断企业后，从此撒手不管。
2003年6月，新公司成立不久，因为“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公交集体停运事件再次上演。此事还引发了“退股”风波，原先持股的职工纷纷退股，曾令“新官上任”的张朝荣备感苦恼。
尽管市政府和公交公司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除职工们的后顾之忧，但职工们的部分担心，还是变成了现实。收入明显少了！
据司机们反映，“公交民营化”以后，他们的工资实行“底薪＋提成”制，每月的工资包括底薪、公里提成和收入提成。
职工们还反映，公司“扣钱扣得厉害”：超油、欠趟、假币、事故等等，违反就要扣钱。另外，每月的收入情况还排名次，倒数后三名当月的收入提成减半，如果连续三个月倒数，则底薪减50元。
据了解，发生在2008年1月12日的第三次停运事件正是因工资而起。当时，一公司一位名叫孙东风的司机，在扣除各项费用后只拿到了11.82元的月工资，他为此停运抗议，同事纷纷响应，造成市区公交全线停运。
对此，十堰市建委副主任朱天峰曾对媒体表示：“停运集中暴露了市公交集团公司在营运、管理、职工福利待遇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后两次，反映的是司乘人员与经营者之间的矛盾已达到难以调解的地步，整个公司的管理和运行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已不能履行为广大市民提供公交服务和维护正常公交秩序的职能。”
尴尬谢幕
4月15日，在发生第四次停运事件的当天下午，十堰市委迅速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维护市区正常公共交通秩序问题。
会议由十堰市委书记陈天会主持。会议决定：立即成立维护公交正常秩序领导小组，负责处理恢复公交秩序的各项具体工作；市政府依法收回特许经营权，全面接管公交公司，由公交公司临时党委全面负责过渡期的具体工作，在恢复运营后，按公交优先的政策和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16日起，按出车时间要求全面恢复公交车运营秩序，对不按时上班的员工一律视为自动离岗。
至此，曾经国内首家、计划18年的十堰市“公交民营化”改革，在仅仅推行了5年之后便“夭折”，最终不得不以“政府重新收回”的结局尴尬谢幕。
关于“收回”的原因，十堰市政府提供的材料称，“这两次全线停运，充分反映出现在的公司经营者已经不能对公司实行有效管理，已经不能维护企业的稳定和正常的营运秩序，已经不能为市民提供安全可靠的公共交通服务。因此，为了维护城市公共交通秩序，保障广大市民正常享有公共交通权益，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特许经营协议，依法收回特许经营权。”
对此结局，十堰市民反应强烈。市民们在肯定“民营化”改善了十堰的公交设施的同时，也对“政府收回”表示欢迎：“公交是公益性事业，老板是来赚钱的，毕竟政府控股会让人放心些。”
同时，也有人对“收回”之举表示质疑，政府这样太草率了，现在给人的感觉是政府并没有变成服务者，还是计划经济的管理者，需要你进来投资的时候好话说尽，出了问题就把责任都推在别人身上，政策的朝令夕改只会让想进入十堰的投资止步不前，造成十堰的产业和资金进一步外流，最终吃苦头的是十堰市民。
难以看清的幕后纷争
“因为我们经营不善？是他们政府不作为，补贴没有到位！”针对十堰市政府对公交集团公司“经营不善”的指责，张朝荣十分愤慨。
张朝荣说，自己接手前，公交公司其实是在亏损，2002年亏损760万元。接手后，2003年当年公司实现经营收入6700多万，利润106万元。2004年收入为7900多万，赢利119万元。但随后三年分别亏损500多万、900多万和700多万元。
关于2005年以后接连亏损的原因，张朝荣称是“油价暴涨”。张说，公司营运线路22条，营运车辆386辆。每天的油耗就是20多吨，成本很高。在这成本突增的紧急关头，十堰市政府却没有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进行补贴，导致公交集团公司经营陷入困境，这与政府补贴缺失有关，不能理解为经营不善。
张朝荣称，十堰市政府应该补贴的分三方面：低票价、油补和公益性义务。张说，公交公司为了改善十堰市民的出行条件，更新了车辆，完善了服务，还承担了社会福利，包括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免费乘车，学生优惠，仅这方面的免费就达到了7800万元。但是政府并没有落实“公交优先”的承诺，没有给予相应补贴。
针对此问题，十堰市公交集团公司提交给政府的《亟待解决问题的报告》解释，主要与公交特许经营权出让价格确定权剧变、对原单位公交车承包金的减免、小中巴重复线路损失、社会公益性线路亏损、油价暴涨以及市政府招商优惠政策没有兑现有关。
张朝荣说，经历这次失败之后，他可能再也不会投资公交了，再也不敢了。
“公交民营化”难题待解
其实，不仅在十堰市，国内其他很多城市都在尝试“公交民营化”改革，但情况不容乐观。
据报道，因为“公交民营化”，各项考核严厉，安徽合肥市公交车司机片面追求眼前利益，频频违章，导致事故频发，备受市民诟病。
而在四川广元市，个体户肖显碧因参与广元市公交线路承包经营陷入困境，最后与公交公司对簿公堂。
在长沙，由于近几年很多公交线路交由民营公交企业经营，为追求经济效益，不少线路的公交车都不愿意搭载持免费乘车证的老年人，引发市民质疑。
另据报道，重庆、南京等地原已民营化的公交事业也重回国有公用事业。
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范文5
【关键词】高校贫困生；就业困境；对策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高校毕业生数量急剧增，2012年新毕业大学生约为660万人，而社会就业市场却逐渐饱和，导致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贫困大学生作为其中的弱势群体，则陷入更大的窘境。目前我国高校中经济困难的学生约占在校生总人数25%，他们能否顺利就业，不仅关系到千万个家庭，更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高校贫困生就业现状及原因分析
高校贫困生就业呈现双低现象，一是就业数量低，二是就业质量低。有关统计资料表明，贫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低于大学生平均就业率约10个百分点，初次就业质量也明显低于非贫困大学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综合素质欠缺。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使得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就业能力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综合素质的竞争。由于家庭背景、教育经历、教育环境和教育观念的不同，贫困大学生入学时在综合素质方面就“先天不足”，与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在阅历、知识面、特长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入学后，由于经济原因和心理方面的因素，他们很少参加锻炼实际应用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活动，回避各种社会交往，对于充斥校园的各类证书的考取更是望而却步。这使得贫困大学生在知识结构、就业技能及实践操作、组织协调、人际交往等方面的能力欠缺，在就业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2）就业成本压力大。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大学毕业生为了找一份理想的工作，除了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外，钱财的开支也不可忽视。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投资项目繁多，制作简历费、形象包装费、通讯费、交通费、参加各种招聘会的门票费、餐饮费、住宿费等等，以及参加各类招聘考试及公务员考试的资料费、培训费；此外，找关系、请客、送礼的灰色成本也不容小视。高昂的就业成本降低了贫困大学生的就业要求，限制了他们的择业范围，使他们错失了很多就业机会。（3）就业心理不成熟。贫困大学生往往存在消极自卑的心理，在应聘过程中不能自信地推销和展示自己，在求职中也不愿主动与人交往，害怕竞争；贫困大学生特殊的“边缘性”地位，使他们在就业中存在着强烈的功利思想，常常产生不切实际的攀比，在实际的就业中表现得盲目和急功近利，极大地影响了个人潜能的挖掘与发挥；由于自身素质欠缺、拥有社会资本较少，对就业充满担心和忧虑，面对一些就业机会犹豫彷徨，错失良机；还有些贫困大学生认为社会分配不公平，存在抱怨心理，感到前途渺茫，得过且过，不能正确地对待就业中的竞争。（4）家庭背景不理想。“家庭背景”包括父母的职业、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等。家庭背景决定了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及社会资源，这些资源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子女的就业状况。据北师大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调查，在工作落实的重要原因中，社会关系排在第一位。父母社会阶层越高的子女就业机会越多，工作状况越好。这种现状，在短时期内是难以扭转的。贫困大学生一般都没有可以依靠家庭背景，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也都相对贫乏简单，在求职中没在可以利用的资本，严重缺乏各种社会关系的支撑，只能孤军奋战，与家庭背景好的大学生相比，工作落实率和工作质量都相对较低。
二、高校贫困生就业援助对策
（1）规范就业市场，创造公平的就业竞争环境。政府及有关部门必须完善就业政策，打破地区、部门、行业的壁垒；规范就业市场，废除不合理、不规范的就业面试收费、招考收费、招聘会门票收费等，降低就业成本；呼吁相关机构为贫困生减免培训费用，建议用人单位利用多种渠道使招聘方式多元化，如可以通过互联网提供求职简历、查询就职信息、远程面试等，降低贫大学生的就业成本；建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用人机制，扼杀不正之风，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择优就业原则，使贫困大学生拥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建立贫困大学生 “绿色就业通道”，出台贫困大学生就业、创业优惠政策，为贫困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2）完善高校贫困生经济救助体系。贫困大学生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根源还在于经济困难，克服经济困难是解决贫困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基础和前提。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奖、贷、助、补、减的贫困生资助体系，最大程度地减轻贫困大学生的经济负担，保证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政府应尽快建立科学化、法制化的高校贫困生社会保障体系；银行应进一步完善贷款制度，在保证按期还贷的前提下，提高对贫困大学生的贷款额度，延长其还贷期限；高校应努力健全和完善贫困生资助体系，要科学合理地整合各类资助资源，使之发挥最大效应。如，要改革奖学金制度；拓展勤工助学市场；进一步推动教学改革，实行以完全学分制和选课制为基础的真正意义上的弹性学制等。其次，建立贫困大学生就业基金。由政府牵头、社会慈善机构和企业出资、学校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建立贫困生就业基金，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就业过程中必要的经济上的援助，使他们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3）提高贫困大学生综合能力和心理素质。就业竞争归根结底就是综合素质的竞争，高校应尽可能为贫困大学生创造条件，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如加强对贫困生的专业培训、社会需求的技能培训及求职技巧培训，使他们一专多长；鼓励贫困生多参加社团活动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锻炼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培养他们的合作观念和团队精神，使贫困生在大学生涯中不断完善和充实自己，增强就业竞争力。贫困生的心理状况在他们成才和就业过程中也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贫困生由于经济拮据，与那些家庭富裕、出手阔绰的同学形成巨大反差，自身的综合素质与其他同学也存在一定差距，使他们缺乏自信心，常常自惭形秽，呈现出的自卑、焦虑、孤僻、文饰、消沉心理。高校要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加强对贫困生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性的贫困观，引导他们将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力转化为人生前进的动力，塑造健全人格、健康心理和高尚情操，克服不良心理状态，鼓励他们自强不息，挑战贫困，超越自卑。（4）引导贫困大学生树立正确择业观。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就业期望值过高。大多数大学生选择在发达地区、高薪部门就业，愿意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的较少。有一项对3000余名本科毕业生的调查表明，首选到北京工作的高达74.8%，首选去中西部地区的仅有2%。北京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李国忠指出：“其实现在我国的很多地方还是很需要大学生毕业生的，比如说基层单位、中西部地区、低收入的技术工作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毕业生也并不过剩！”贫困大学生背负着家庭的殷切期望，更希望通过找一份理想工作来改变现状，“有业不就”情况非常普遍。高校要加强对贫困大学生就业观念的正确引导，帮助他们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就业观；教育他们摆正心态，合理定位，将人个利益与国家建设需要相结合，妥善处理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待遇与发展之间的关系。（5）提供就业信息，拓宽就业渠道。高校要积极与用人单位加强沟通与合作，建立用人单位与贫困大学生信息交流平台，并根据贫困大学生就业目标，优先把他们推荐给相关单位，为贫困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充分利用网络等途径免费为贫困生个人信息，帮助他们进行远程面试，提供求职、招聘、指导平台，拓宽贫困大学生就业渠道。
促进贫困大学生顺利就业，是全社会的共同使命，体现了教育的公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参考文献
[1]潘斌．高校贫困大学生就业自救体系初探[J]．企业家天地.2010（3）：104～105
[2]宋艳，李曦．提高贫困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对策研究[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2）：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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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现实困境范文6
关键词：贫困人口；反贫困；战略转型；对策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贫困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学中的贫困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贫困也表现为一种相对状态，且贫困的范畴不断拓展至精神、文化甚至是心理层面。探讨贫困问题，实质上就是分析处于贫困状态的这批人群（即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基本特征以及如何帮助或引导他们走出贫困状态，同时也要防范处于贫困边缘的人口掉入“贫困陷阱”。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反贫困战略侧重于贫困人口所在的地理位置，如界定贫困县、贫困村等，但却相对忽略了贫困个体的生存状态与发展特征。随着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深入与发展阶段转变，当前反贫困战略需要同时关注贫困人口的整体变动趋势与贫困个体的现实诉求，从而推动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迈向新阶段。
一、中国贫困人口的变动趋势与特征
贫困线标准是一个动态的参考体系，与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联系。按照世界银行的名义国际贫困标准线，贫困人口是指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从我国贫困人口数量来看，按2010年标准贫困人口仍有2688万，而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1]P45可见，我国贫困线标准历来偏低，经测算，中国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大致相当于每天1美元。但也要看到，贫困标准线的变更导致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仅是表面现象，在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过程中，我国贫困人口在结构、分布、社会发展机会以及代际传递等方面都在发生了新变化，这些新变化突破了传统意义上以生存为基线的贫困定义，而更多地凸显贫困人口的发展诉求，也对我国新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和反贫困战略转型带来了新需求与新挑战。
（一）贫困人口分布呈现碎片化状态
贫困人口的分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贫困人口在地理上的分布状态，这主要受资源禀赋和自然环境的劣势所限制。一般来说，自然环境条件恶劣是贫困地区的普遍现象，从地理环境条件考察贫困地区时，可以看到这些地区不仅资源占有量低，而且地处边远，交通闭塞。不仅本区域的资源蕴藏占有量低，而且资源的供给和来源状况也差。生产生活条件较差、资源极度匮乏、人均耕地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等，这些都是导致贫困发生的自然原因。此外，导致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自然因素还包括气候、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等诸多方面。在这个层面，我国贫困人口分布正由片状、带状布局向碎片化改变。“我国贫困地区在中部、东北等部分省份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离散化的状态，并呈现由东向西、由北向南逐步增多的趋势。”[2]P27二是贫困人口在人群中的分布状态。这主要是受贫困人口自身素质偏低所限制。一般而言，由于个体在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经营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创造的劳动价值也各不相同。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其收入水平自然也就不一样。在这个层面，贫困人口的分布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贫困人口在人群中的分布正由相对集聚走向分散化、碎片化，贫困人口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
（二）相对贫困人口成为主体部分
贫困一般分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种类型，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对贫困是相对周围的人而言的，是指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其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时维持的那种社会生活状况，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通常是把人口的一定比例确定生活在相对的贫困之中。随着我国扶贫工作的深入，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显著解决。据统计，“以绝对贫困标准测算，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3209万人下降到2008年的1004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3.5%下降到2008年的1%。”[3]P11可见，我国绝对贫困发生率已经很低，绝对贫困人口总数相对稳定，且大多为丧失劳动能力，属于救助式扶贫对象，在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覆盖下，基本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在贫困人口构成中，相对贫困人口成为主体部分，其陷入贫困的原因多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贫困人口自身素质偏低等。在相对贫困人口中，除了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城市贫困人口也值得重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生活在城市的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呈不断上升态势。已有研究表明，城市贫困人口的结构性特征突出，该群体与社会分裂加剧，城市贫困人口陷入贫困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劳动能力，而是就业权的丧失或缺乏新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农民工也成为新的城市贫困群体。[4]P1610
（三）贫困人口缺少发展机会
就相对贫困人口而言，发展机会是摆脱贫困状态的核心要素。在相对贫困人口中，其陷入贫困的原因更多的并非其自身因素，而是缺少更多的发展权利与就业机会。权利的不公平分配可能使部分人的可行能力减小，无法实现不同的生活方式，因而陷入贫困。贫困在本质上主要涉及维系生存的物质可获得性和个人获得发展机会、权利的公平性等问题。因此，扶贫制度安排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均衡，但在扶贫的过程中，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的障碍，从而形成了制度性贫困，即不合理的制度引致了公民的贫困，制约了公民的致富机会。对于农民而言，制度性贫困更是明显，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现有的制度设计普遍存在以市民为中心的倾向，缺少对农民利益的公平对待，这种制度缺陷是导致农民贫困的主要因素。当贫困成为制度设计缺憾的牺牲品时，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境地的机会就变得更少，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制度性致贫”的力量是极其可怕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通过制造人与人之间权利的缺陷与不平等，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掠夺性的盘剥关系。因此，当前必须从最大程度上避免反复出现“制度性致贫”的悲剧，及时有效地对不合理的制度进行“纠错”，并通过相关制度安排和制度激励，来形成具体有效的补偿和保障措施。否则，当制度性贫困成为常态时，社会不稳定因素将增多，社会矛盾将会进一步激化。
（四）贫困人口易掉入代际传递陷阱
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研究始于国外。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学家在对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研究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着贫困的代际传承现象，并从社会学的代际流动研究范式中演变出“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概念。国内对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日益关注，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已成为中国反贫困战略的新目标。贫困的“代际传递”比贫困本身更令人生畏。贫困的代际传递无形中抹杀了人们的希望，使人们默守贫困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第二代或第三代贫困者是不愿意安于贫困的现状的，这就会对社会提出更多的挑战。当前，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我国贫困人口在阶层中向上流动机会在减少，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也普遍存在，特别是在边远农村地区，由于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发展的机会均少于社会平均水平，这就使得下一代脱离贫困境遇的机会也大为减少。正因如此，“面对贫困问题，应该确立一种大的反贫困观念。反贫困不仅是帮助贫困人群尽快摆脱贫困状态，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还应将反贫困的政策措施扩展为减少非贫困人群的陷入贫困的风险，同时帮助相对贫困人群实现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5]P2
二、国内外反贫困战略概述与启示
贫困人口的变动趋势与特征决定了反贫困战略需要进行适时调整。综观国内外反贫困战略可以发现，反贫困战略是与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根据不同的贫困标准与反贫困目标，政府应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反贫困战略。
（一）国际主要反贫困战略概述
国际上反贫困的逻辑切入点，“基本上是沿着从注重物质资本的投入，到关注人力资本的投资，再过渡到综合的反贫困战略这一思路来进行的。”[6]P75其主要战略有以下五种：一是是经济增长战略。20世纪50-6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主要就是这一战略。它的基本含义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解决贫困问题。联合国从20世纪60年代相继提出和实施的两个“发展十年”计划，就是这种经济增长战略。二是再分配战略。根据再分配对象的不同，这一战略又可以分为两种具体的战略，即边际再分配战略和生产性资产再分配战略。前者强调再分配的主要对象是经济增长的增量部分，也就是一般边际意义上的再分配。后者的核心可以用“增长前的再分配”来概括，它强调的是对可用于经济增长的资产存量进行再分配，即先分配后增长。三是绿色革命战略。该战略试图通过引进、培育和推广高产农作物品种，并利用生物技术提高农作物产量，发展农村生产力，从而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村的贫困问题。四是社会服务战略。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将反贫困的战略重点逐渐转移到了提供卫生、营养、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并将其作为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来实施。五是“双因素”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反贫困战略的侧重点又一次发生转移。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包含两个同等重要因素的发展战略。第一个因素是促使贫困者将其最丰富的资产，也就是劳动力用于生产性活动。第二个因素就是向贫困者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其中初级医疗保健、营养和初等教育尤为重要。
（二）我国反贫困战略概况
国内反贫困战略与扶贫工作重心转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不同的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决定了反贫困战略的取向。真正意义上实施的具有针对性的反贫困战略，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型于90年代中后期。我国政府实施的反贫困战略，是以促进贫困人口集中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来实现减缓和消除贫困目标的战略。从战略定位来看，长期以来，反贫困战略在扶贫方式上实现了由“输血”式扶贫转向“造血”式扶贫开发；在扶贫主体上强调调动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增长自我发展能力；在扶贫客体上将贫困人口集中区域（即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作为扶贫的基本操作单位和工作对象；在扶贫资源的管理体制上，实现了单纯由财政渠道拨款救济，扶贫资金无偿使用的方式，转向以财政支持和银行贷款、无偿与有偿相结合的扶贫资金投放方式。
（三）对当前反贫困战略的启示
借鉴国内外反贫困战略的阶段演进，可以发现当前反贫困战略存在理念、定位和政策的三大偏差，这三大偏差对反贫困战略转型有重要启示：一是理念偏差。
长期以来，我国的反贫困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把贫困地区看作是需要援助的“弱势地区”、其战略是把贫困地区看作“问题区域”或是“包袱区域”的前提下制定和实施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和问题，并特别容易忽视贫困地区本身的发展潜力；二是定位偏差。一方面，反贫困战略以政府为主，过高估计了政府对地区经济增长成果分配中的作用，贫困人口和基层组织参与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扶贫投资瞄准机制出现偏差，理想扶贫战略要求能够覆盖所有符合贫困标准的穷人，不会有穷人被遗漏，而开发式扶贫战略主要以区域开发、流域治理为基本手段，以贫困地区为扶持对象。这种扶贫战略既容易把非贫困地区的穷人排除在外，也不可避免地使贫困地区的非穷人从中得到了实惠，从而降低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7]P74；三是政策偏差。一方面是政府过分注重脱贫的数量和速度，对扶贫质量关注不够。另一方面是部分扶贫行动建立在临时性的政策基础上，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扶贫效果缺乏持续性。
三、中国反贫困战略亟需转型
随着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结构和分布以及贫困人口的需求发生变化，反贫困战略需要快速转型。所谓战略转型，它不是一般的局部调整，而是各个战略层次的方向性改变。具体来看，我国反贫困战略需要进行三大转型。
（一）扶贫对象由面到点的转型
扶贫对象的转变是由贫困人口分布改变所决定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贫困人口的分布格局决定了扶贫对象选取的方式。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以县为单位的大面积集中连片贫困正在逐步消失，当前贫困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细小化的特征，这就决定了扶贫对象的选择也要跟着发生变化。为能更准确是确定贫困对象，扶贫对象需要直接瞄准到户。以农户或贫困个体为扶贫对象，目的是直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况，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结合贫困个体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扶贫资金发展个体所需的项目，从而保证扶贫资金更多地分配到能够直接改善个体生存状况的小型经济项目和需要长期投入的领域，如医疗卫生和教育培训等。因此，从改善贫困人口生存质量的角度看，个体瞄准比区域瞄准的目标精确度更高。反贫困目标从区域转向小户和个体，扶贫对象由面到点的转型，其宗旨就是优先满足贫困个体的生存生活需要并培养其个体发展能力，从而实现在短期内消除绝对贫困，快速改善和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
（二）扶贫方式由开发式向发展式转型
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扶贫，是由贫困人口的贫困特征决定的，扶贫方式本身并无优劣，关键是“对症下药”。从整体来看，采用单一的扶贫方式已难以满足分散的贫困户脱贫需求。在区域扶贫阶段，可以根据区域发展的整体特征，采用主导式的扶贫方式，如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但随着扶贫对象落实到贫困户或贫困个人，扶贫的方式需要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发展式扶贫，是指根据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扶贫方式，它并无固定的扶贫模式，强调的是扶贫的实效。实践表明，在进入相对贫困阶段后，发展式扶贫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发展式扶贫的核心是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极具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的致贫原因，采取不同的扶持方式。例如，对丧失劳动能力、残疾、无法自救的贫困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实行救济式扶贫。对于有资源条件的地区，实行开发式扶贫，并且要逐步向发展式扶贫转变。发展式扶贫不但扶持生产，更注重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存能力的培养，对目前大多数具有发展潜力的贫困人口适用，能有效持续脱贫，是防止家庭代际贫困传递的有效方法。
（三）扶贫主体由线性式向网络式转型
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责任，如果一个社会的效率和发展是以一部分人挣扎在温饱线以下为代价的，一个地区的繁荣昌盛是以另一个地区的长期贫穷落后为前提的，就根本不可能说这个社会是公正的或正义的。在扶贫主体上，政府是当然的主体。但在实际扶贫过程中，政府的强势地位不能压制其它力量的健康发展。扶贫主体需要由政府独揽的线性扶贫转向以政府主导，人人参与，社会帮扶的网络式扶贫转型。在政府主导的基本前提下，要鼓励贫困人口自发参与，让贫困户有尊严致富，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扶贫攻坚中的作用。一方面，要通过引导，使扶贫对象在主观上认同扶贫项目的各项工作是“自己的事”，在客观上要使扶贫对象自愿参与到扶贫项目的各项工作中来，包括项目设计、项目决策、项目实施、项目监督等全部项目工作都是扶贫对象“自己的事”，从而有效地实现扶贫者与被扶者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扶贫工作也需要发挥社会的力量，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在反贫困中的作用，坚持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的原则，推进民间慈善事业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帮困的能力。
四、基于人口视角的反贫困具体对策
贫困人口特征的变化与贫困所处阶段的演进，既需要从战略上进行转型，也需要制定和实施反贫困的具体对策。从人口学视角来看，反贫困的重点是了解贫困人口的特征与需求，进而从扶贫对象、扶贫方式、扶贫主体、贫困人口发展能力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
（一）实施“靶向疗法”，瞄准贫困对象进行个性化扶贫
贫困人口的多样化需求，散点状分布决定了要把扶贫对象直接瞄准到户，并把责任落实到个人的“靶向疗法”。一是直接瞄准贫困人口进行反贫困。要求扶贫对象必须相对集中，必须让那些真正需要扶持的贫困人口得到扶持，而不是让那些拥有信息优势和特权的非贫困人口得到好处；二是动态调整扶贫对象，提高扶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贫困分散化要求扶贫工作必须更加有针对性和准确性。在准确掌握贫困人口分布的基础上，要动态甄别扶贫对象。可以借鉴国际反贫困经验，逐步把占人口10%左右最低收入群体的人纳入扶贫对象。与此同时，也要调整扶贫工作的基本面、工作重心，更多地关注贫困村公共服务和培育贫困家庭的发展能力；三是探索推进个性化扶贫的新模式。要把扶贫资源整合起来，针对物质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采取不同的扶贫模式。坚持以人为本，要从贫困人口的需求出发，不能把以往的体制、政策和模式固定化。
（二）重视发展式扶贫，为贫困人口提供充分的发展机会
要把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提高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作为扶贫工作核心。一是在扶贫过程中不但扶持生产，也要结合贫困地区的地方特色开展扶贫项目。以粤北山区为例，要重点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林业产业、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建设特色产业集群和专业镇等。二是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贫困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教育滞后，劳动力素质低。要把扶贫开发与提高劳动者素质结合起来，把扶贫开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三是保障贫困人口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贫困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脱贫致富的机会，没有机会的贫困才是真正的贫困。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要采取包容性增长的方式，政府必须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通过机会均等来改善收入分配。要改变“经济发展了，贫困就会自动消失”的认识误区，避免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机会被剥夺，创造条件优先保障贫困人口获得发展的机会。
（三）形成网络式扶贫体系，集聚社会力量推进反贫困进程
扶贫工作是政府的责任，但并不等于扶贫就只能是政府来扶贫，要改变传统由上而下的线性扶贫模式，形成网络式的扶贫体系。一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反贫困中的作用。社会力量参与不仅是帮助贫困人口经济上脱贫的需要，更是传递爱心、构建和谐、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其政治、社会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此外，社会全体成员参与扶贫，大家互帮互助，也有利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友爱，减少仇富心理，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二是引入市场机制推进反贫困。适当采取市场化的运营模式，才能使反贫困真正具有生命力，要导入市场机制逐步解决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缺失问题。三是充分调动贫困主体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引导贫困人口转变观念，克服“等、靠、要”思想，积极参与脱贫致富事业。
（四）严防贫困“世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
贫困代际传递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不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障碍，需要及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一是通过教育提高贫困家庭子女的就业能力。进一步巩固义务教育的普及质量，让贫困家庭的子女接受相对平等的教育，使贫困家庭的孩子能站在与其他人均衡的起跑线上参与竞争，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与希望。二是通过医疗保障避免贫困家庭的返贫危险。进一步加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减少农民“因病致贫”的发生率。三是通过改变赡养模式减轻贫困家庭的负担。探索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减轻农村家庭养老重负，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五）破解制度性贫困难题，利用制度改革遏制贫富差距扩大态势
解决贫困的根源问题应该靠制度变革，而不是靠“劝富”之类的细枝末节。发展机会的不均等、政策性缺陷、制度性不公等造成的贫困和落后问题，绝不是靠道德和劝说能够解决的。贫困地区的落后固然有客观条件及个人禀赋的因素，但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政策的不平等对贫困境况的形成不可忽视。一是把基本的保障制度与积极的保障政策结合起来。 基本保障制度主要侧重于应对公民现实的生活困境，重在对事实性的贫困进行补偿，有赖于事后的实施和运作。应对结构性的贫困则需要更为积极的保障政策，使治贫救贫减贫成为预防性的行动过程。二是把再分配措施与“成长性投入”结合起来。 治理制度性贫困不能仅仅局限于通过收入再分配和结果平等来达到目标，也需要采取“成长性投入”。即投资下一代、投资未来，也就是利用制度设计来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例如，对贫困家庭、单亲家庭、低收入家庭进行投入，对妇女、儿童以及农民工和其他城市流动人口的子女进行投入等。三是建立健全有利于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的机制体制。强化二次分配的调节功能，构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体制，为贫困人口的自主发展提供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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