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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1
[关键词] 大学生；学习效率；主体；外界
大学生的身心状态对学习效率有着重要影响，所以研究影响学习效率的因素首先要从主体展开，这主要包括两点：
1、智力因素。
心理学家对智力与学习效果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统计分析，发现二者有明显相关关系：在其他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智力水平高的学生学习成绩往往好。但需要说明智力因素只是影响因素而非决定因素，不可以以自己的智商不如他人而作为学习成绩不佳的借口。
2、非智力因素。
在大学学习阶段自觉培养非智力因素，不仅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需要，也是日后成才的基础。这里说的非智力因素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学习兴趣
兴趣是提高大学生学习效率的前提条件。学习有了兴趣，就可以使自己在知识的海洋中忘我畅游，就能在学习中集中精力提高学习效率。《论语》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教育学家赫尔巴特也把发展广泛的兴趣视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认为主要是兴趣引起对物体正确的全面的认识，它促进知识的长期保持，并为进一步的学习提供动机。
（2）学习动机
人做每一件事都有动机，学习也是如此。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内部动力，是引起和维持个体的学习行为以满足学习需要的心理倾向，是激励和指引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需要。大学生的学习虽然受兴趣、态度、志向等因素的影响，但主要的是受动机的支配。
（3）学习态度
学习态度是指学生对学习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倾向。它通常可以从学生对学习的注意状况、情绪状况和意志状态等方面加以判定和说明。积极的学习态度是学习的动力，能够调整学生的学习行为并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在学校情境里，如果其它条件基本相等，学习态度好的学生的效率总是远胜于学习态度差的学生。
（4）坚强的意志
意志品质在学习中的表现主要有四方面： 第一，自觉性。
学习活动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过程，需要学习者自觉按照预定计划有目的地进行。 第二，坚定性。在实现学习目标时可能遇到困难和阻力，这就需要学习者依靠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精神去克服。 第三，果断性。学习过程中如果遇到突发事情需要果断做出判断、采取措施，以保证学习的顺利进行。 第四，自制性。在同外界环境的接触中可能会产生对学习有干扰作用的心理因素，这需要用自制力去克服。
（5）自身性格
性格是个体对现实比较稳定的态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是人格结构中表现最明显的心理特征。 有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善于独立思考，学习踏实、细致，对知识有深入的理解和掌握，而另外一些学生则习惯于简单盲从，不善于深入思考理解常常浮躁不踏实。
（6）学习方法
不同的课程，学习的目标、方式都不相同，因而其学习的方法也必然不同。有些学生学习成绩不理想，不是他们没有主动学习，而是学习方法不对。对学习方法的选择是一种能力，也是一门学问。当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之后，学习就不仅是一种任务，更是一种享受。
分析完主体因素，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外界因素对大学生学习效率的影响。
1、学习对象。
学习对象对学习效率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如何从选择学习对象入手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则是学习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难题。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必须区分学习者的两种发展水平，一种是已经达到的水平和能力，另一种是尚未达到、但经过努力有可能达到的水平和能力。后者能使学习者面临最大的挑战，并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潜能，这样的学习有可能获得最高的效率。
2、学习手段。
学习手段是为达到某种学习目的而采用的方法和措施。是否采用适当的学习手段，对学习效率的提高有重要影响。“得法者事半功倍，不得法者事倍功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借助现代化的学习手段和工具有利于学习效率的提高。例如，学会利用互联网，就可以在网上快速地获取信息；多媒体计算机辅助学习软件，图文声并茂，具有人机交互的功能，有利于个别化学习以此提高学习效率。
3、客观环境。
学习环境对学习效率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研究发现，良好的环境可使用脑效率提高15%-35%，并可延缓和消除大脑疲劳。客观环境可分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种。就社会环境而言，学生所处的社会制度、政治状况、经济水平、文化习俗、社区特点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学习产生影响；就自然环境而言，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声音、光线、温度、空气、气味、色彩等。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的，良好的学习环境，对学习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
4、教师指导。
教师指导对我们学习，特别是使学生在知识学习过程中“学会学习”具有决定性作用。教师指导不仅对于完成具体的学习任务十分重要，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目标，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会科学地安排学习时间和运用大脑。
学习效率的高低，是当代大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体现，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拥有较高的学习效率，对人一生的发展都大有益处。 当然，提高学习效率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积累。总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真正去努力，就一定可以改善我们的学习状态，提高学习成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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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2
关键词：旅游收入；偏相关分析；灰色关联分析；河南省
DOI：10.16315/j.stm.2016.03.013
中图分类号：F592.99 文献标志码：A
旅游业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影响其发展的各因子及其之间关系复杂，层次分析、线性回归和时间序列及其综合等传统研究方法很难辨别出全部因素和因素间作用，使用能够全面反映各因子间相互作用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更适宜。灰色关联分析用于旅游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归类与具体化影响区域旅游经济的影响因素，如资源和需求双视角的19指标、福建省旅游经济发展的7支撑因素、山东旅游产业发展6类14指标等。可见，现有研究提取影响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因子的常见视角是资源禀赋或市场需求，影响因素已由最初的无所不包（全面性）指标体系转向核心指标或典型因子。河南旅游资源丰富、市场广阔，旅游经济发展迅速。旅游业已成为河南省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新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河南省旅游业的结构升级、空间差异演变、定位发展、竞争力评价等虽被重点探究，但是尚未关注河南旅游业发展影响因子。本文借鉴相关研究运用偏相关、灰色关联动态等方法层层判识河南旅游发展影响核心因素，识别带动河南省旅游业发展的主导因素及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因素，从而为河南省旅游业提供决策依据。
1研究区概况和区域旅游收入影响因素判识模型构建
1.1河南旅游发展特征
研究区位于中国中东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东与安徽、山东接壤，西邻陕西、北界河北、山西，南临湖北，界于31°23′N～36°22′N，11°21′E～116°39′E之间，省域面积16.7×104km2，占全国的1.74%。处于我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地带，地形复杂，山地、丘陵、平原等类型众多，地势由西向东呈阶梯状递减；北、西、南三面分别有太行山、伏牛山环绕，间有断陷盆地，东部为平原。研究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河秀丽，造就了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嵩山、云台山、黄河等名山大川纵横，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宋都御街等人文旅游资源享誉海内外。因地理区位居中和居于全国人口分布的“重心”，使河南省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客流的稠密性等过渡性特征。
1.2区域旅游收入影响因素判识逻辑及其模型构建
1.2.1测量指标遴选
旅游资源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和不可移动性特征，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在早期发展阶段，旅游业发展依赖于旅游资源的禀赋状况，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区域获得了快速发展。随着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旅游资源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良好的客源市场和优越的交通条件成为地区旅游业迅速发展的根本因子，即市场逐渐成为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驱动力。河南省旅游业处于资源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型的过渡期，因此指标选取从地理学和经济学（旅游市场）双视角遴选旅游收入的影响要素，既要考虑从资源禀赋角度阐释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又要兼顾旅游市场视角分析旅游客源地的外推力（地区文化差异、景观差异、经济差异等）。通过以上分析，结合数据可获性并参照相关研究，以旅游业总收入作为参考变量，选择经济支持因子、旅游接待因子、环境资源因子、旅游交通因子、软环境和旅游需求等6个一级指标因子20个二级指标因子作为解释变量，构建河南省旅游业经济发展影响因子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2.2测量模型
灰色系统理论是邓聚龙教授1982年创立，从事物内部及参数去研究少数据、贫信息不确定问题的新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基于对应序列曲线几何形状测度不同序列之间的相似程度，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程度就越大，主要步骤包括：
（1）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由于各指标原始数据的量纲（或单位）各异，因而必须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变换消除量纲化的影响，以转换为可比较的数据序列，方法如式（1）：
其中：i为影响旅游业发展的二级指标；k为不同的时刻数。
（2）指标数据间的灰色关联度。关联度反映了2个被比较序列某一时刻的紧密程度，且取值范围介于0～1之间，数值越大关联越紧密；反之越小。其中，ξ为分辨系数，其含义为消弱最大绝对差数值太大而引起的失真，提高关联系数之间的差异显著性，且ξ∈（0，1）。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取ξ=0.5。
2旅游收入核心影响因素判识
2.1影响旅游收入因素的主因素甄别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3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民营企业的发展，成为了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本文以生命周期为基础，探讨了民营企业各个生命周期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民营企业；生命周期；融资效率；影响因素
随着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不断加快，民营企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力量。但是，融资效率低下成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绊脚石，解决民营企业融资效率低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民营企业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优化经营者在不同生命周期的生产经营行为，实现资本结构配比合理，引导国家有关部门调控好企业融资，从而有效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效率。
一、民营企业及融资效率概述
从广义角度看，民营企业指的是非国有独资企业。从狭义角度看，民营企业仅指私营企业和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联营企业。本文的民营企业主要从狭义角度加以界定。
国内外学者对“融资效率”代表性研究即：融资效率是经营主体做出的能在有效节约融资成本同时，使融入资金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进而降低融资风险以谋得最大利润的融资性活动安排。
二、民营企业融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1.初创期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处于初创期的民营企业由于刚脱离技术研发瓶颈，主营产品逐渐成形并开始进入市场，对资金需求尤为迫切。深入剖析初创期的资金来源发现，民营企业初创期具有规模小风险高特点，很难吸引金融机构贷款。风险投资者会慎重考虑是否投资，处于初创期的民营企业融资效率较其他周期是很低的。投资者对企业的不确定性，对其以后发展前景的考虑，会选择保守投资。所以，初创期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其次也有政府扶持的技术创新资金，还有少许风险投资。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日益膨胀的资金需求导致企业自有资金难以自足，从而扩大融资效率的基数，拉低融资效率水平。总之，初创期的高融资成本、高经营风险、低财务风险和低负债率的融资结构降低了民营企业融资效率。
2.成长期融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成长阶段是民营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黄金时期，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凭借自有产品已具备盈利性和组织成长能力，往往会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并在分工和管理制度上加大调整力度，整体运营呈现良性发展态势，但经营风险也随之加大。处在成长期的民营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快速增长，管理体制的日趋规范及企业信息的公开透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融资效率水平，可供选择的融资渠道不断的增多。与初创阶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金融机构往往乐于发放贷款给成长期企业，风投机构也会加大对企业的投资力度。此外，处于成长期的民营企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其经营实力也会吸引很多民间借贷机构，为今后在资本市场融资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综上所述，处于成长期的民营企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其融资结构和融资渠道较初创期来都有所提高。
3.成熟期融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经历了初创期和成长期后，民营企业进入较稳定的成熟阶段。由于企业的产销链和生产技术已趋于成熟，主营产品定价和销量也趋于稳定，负债比率处于中等水平，财务状况良好，管理制度趋于成熟和完善，企业应对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能力增强，后顾之忧主要是资产重组或置换可能引发的转型风险。此外，处在成熟期的民营企业，往往也成了行业的标杆，以其稳定的盈利能力和多渠道的融资方式，不仅能实现自身经营活动预期效果，还会对企业以外的组织甚至行业整体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因此，处于成熟期的民营企业有稳定的融资成本、适中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日趋合理的融资结构，会对企业融资效率的提高产生推动作用。为避免衰退，企业在此阶段的中心任务是通过加快开展包括技术、产品、组织和管理在内的一系列创新活动，降低企业衰退速度，维持企业稳定状态。
4.衰退期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高度，会面临转型或提前进入衰退期。经历成熟期后，企业如果能成功转型，能不断巩固并扩大规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型企业。但转型具有一定分险，如果转型不成功，则不可避免地进入衰退期，最终陷入资金退出或清算境地。转型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转型成功，企业走向另一个全新的发展轨道。如果转型失败，更多风险不是来自经营风险而是财务风险，高负债比率的融资结构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效率水平。总之，负债比率比较高的衰退企业，由于高融资成本、高财务高风险、低经营风险和高负债率融资结构将导致其以债务为主的融资决策，大大拉低了企业的融资效率。
三、提高民营企业融资效率对策
1.初创期要积极参与信用评估，强化内源性融资
根据企业融资的信息传递理论，信用差的企业获得外部资金能力明显弱于信用好的企业。对初创期的民营企业来说，必须树立诚信意识，应积极参与信用评估，并纳入社会信用系统，增强企业从外部获得资金的能力，有效提高企业整体融资效率。同时，由于初创期阶段特殊性，内源融资是企业融资最优先考虑的融资方式之一，加强内源融资，节约内部资金利用率，可大大提高企业融资效率。
2.成长期要重内控、重研发、重风险防范，引进新型融资方式
处于成长期的民营企业应克服自身优越感，认清自身不足，在完善企业治理、融资成本控制、资产管理制度，增强技术创新实力和产品研发等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建立合理的组织构架。二是重视新产品研发，在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同时树立品牌意识，以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三是树立经营和财务上风险意识，加强对信贷资金等融入资产的监管和配置，降低财务风险，节约融资成本，努力提升每笔资金的利用率。要利用多元化融资手段，对资产进行更合理支配。
3.成熟期要建立成熟战略联盟和产业经济区等合作经营模式，树立创新意识
处于成熟期的民营企业应在合理定位基础上，积极开展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战略联盟合作，提高成熟企业整体资源利用效率，构建成熟期企业战略联盟和产业经济区等其他合作经营模式，降低融资成本，实现规模报酬。今天，技术进步和创新已成为大多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更是成熟企业在行业内屹立不倒的生存法则。成熟期的民营企业必须转变思想，树立技术创新思路，积极开展各项技术创新活动，加大对设备、技术和专业人才的投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知识发展规律的新型科研机制，不断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衰退期要积极推进衰退企业并购重组，设立民营企业专项基金
并购重组作为企业资本运营方式的一种，可增强企业竞争实力，提高企业价值。在民营企业内实施的兼并收购，对企业在短期内增加整体经济规模，快速提升企业竞争实力，扩张企业规模，实现规模经济，能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站在政府立场上，为衰退期民营企业建立“专款专用”特别基金，设立开展基金业务专业机构，能极大程度支持民营企业恢复生产，实现长足发展。通过以国家信用为保障的专项补助措施，处于衰退期的民营企业，可有效降低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解决企业开展技术革新和产品更新换代提速活动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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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4
笔者以2006年～2010年中国31个省域的数据为基础，进而用SE-DEA模型对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进行测度，然后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企业研发投入、企业规模、产权结构、企业绩效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研发效率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研发效率有效的省份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发展不够均衡；研发效率的提高逐渐依赖于研发资本投入；企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与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呈正相关关系；企业所有权结构与研发效率逐渐呈现负相关的趋势，即非国有企业更有助于研发效率的提高；企业绩效与研发效率呈现负相关趋势；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的差距逐渐增大，研发溢出效应明显。
关键词：R&D效率；大中型工业企业；超效率模型；空间计量模型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9YJC63020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技术创新与企业国际化研究中心项目（11JDJS02YB）；教育部省部共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课题（09JDSM11YB）
作者简介：胡洪力（1973-），男，河南永城人，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管理创新方面的研究；李晓（1987-），女，山西永济人，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2-0019-06收稿日期：2013-02-27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水平的提高，研发对企业技术创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R&D经费投入强度（企业R&D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成为衡量企业对技术创新活动投入力度的重要指标。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投入强度由2005年0.76%增长到2010年的0.93%，呈持续增长趋势。可见，大中型工业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推力量，已经充分意识到研发活动的重要性。但是，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秋季报告却显示，当前中国工业既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老问题，又面临市场变化、政策调整等新情况，形势十分复杂。可见，面临这种状况，除了要加强工业技术引进的强度，更重要是如何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但是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单方面增加研发投入是不一定会产生有效技术效果的。可见，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当中，不仅要注重创新资源的总量投入，更要注重效率问题。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现阶段着重于对研发能力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关注研发效率，研发效率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其目的是得出投入和产出的最优化，以利用最小的研发投入得到最大的研发产出。
就现有文献来讲，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研发效率进行深入分析。已有学者证明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提升缓慢，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两极分化很严重。在此基础上，众多学者在研发效率的影响因素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从现有文献看，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内部因素是企业可控的，由企业自身原因造成。学者们对于内部影响因素存在的争议较少，主要包括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Jefferson（2006）和Frantzen（2000）、Adams（2003）等人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研发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对研发效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外部因素是由外部环境间接造成的，主要包括企业规模、产权结构、企业绩效、外商直接投资、市场结构以及政府投资等因素。学者们对于企业规模与研发效率的关系普遍持不同的观点：Galbraith认为大企业在人力、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同时抗风险能力也相对较强，因而最有利于激励研发活动。Chen 和 Chien等、Acs 和 Audretsch以及戴魁早（2011）等人也认为大规模企业有利于研发效率的提高；产权结构由于组织运营方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研发效率。大部分学者都赞同非国有企业有利于研发效率的提高，例如张海洋（2008）等。现有文献关于企业R&D效率空间溢出方面的文献比较少，比较普遍地忽略了研发活动的空间相关性和创新行为的空间效应，所以有必要有更多的文献来研究空间因素对于研发效率的影响。
二、指标选取及模型设定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的研究样本以中国（除存在数据缺失的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年限限定在2006年～2010年。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企业研发产出指标和产出指标作为影响研发效率的主要指标，对于研发效率的测算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经过仔细斟酌和选择，主要采用如下指标来测算研发效率，具体如表1所示。
影响企业R&D效率的因素有很多，根据现有文献以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选取研发资本投入、研发劳动投入、产权结构、企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绩效来衡量研发效率的影响因素。
（二）模型构建
1.测度 R&D效率的SE-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 & Cooper提出来的一种评价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相对业绩的系统分析方法。该模型主要应用在对选择投入产出指标以及相对效率的测算和排名上，由于计算得到的有效DMU往往不止一个，因而很难区分有效DMU的效率高低。针对该情况，Andersen和Petersen于1993年提出了一种改进的DEA模型――超效率DEA模型。该模型能够很好地解决C2R模型可能出现多个决策单元相对有效但无法排序的问题。超效率DEA的表达式如下：
其中s+和s-分别是松弛变量，x0和y0分别表示被评价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向量。T表示决策单元的效率值。λj为第j个决策单元DMU的组合比例。
2.空间计量模型
在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时，一般必须先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来确定空间效应是否在发挥作用。如果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则需要将空间效应加入模型分析框架中，并采用适合于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估计方法进行分析。要检验空间自相关性是否存在，通常用的方法有：Moran’s I指数、Geary’s C比率和Getis指数。
在构建空间回归模型时，首先要构建基本理论模型，在实证文献中，分析技术创新及研发活动最有影响力的方法是知识生产函数（KPF），本文根据修正后的知识生产函数，再加上Romer内生增长模型的思路，然后引入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最后构建的模型如下：
其中，C表示常数项，INN为各省每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效率，α，β，φ，η，γ，θ分别表示研发资本投入、研发劳动投入、企业规模、产权结构、企业绩效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弹性系数，i表示省份，t表示时期，误差项ε表示其他未观察到的影响大中型工业企业R&D效率的影响因素。
三、实证分析
（一）R&D效率的测度
结合模型1和研发投入产出指标，本文选用Lindo软件对2006年～2010年中国省域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效率进行测度，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2006到2010这5年间，研发效率总体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只在2010年有所回升； 从图1也可以看出，2006到2010年5年间，研发效率排名前5位的省份中，海南和广东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其次是上海、山东和天津3省市。可以看出，高研发效率省份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排名后5位的省份主要集中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和黑龙江地区。
此外，经过5年的发展，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有效的省份呈逐年增长的趋势。2006年到2010年期间，研发效率有效的省份所占的比例呈增长趋势。
（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本文利用2006年～2010年中国31个省域的R&D效率数据对中国各省域的R&D效率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表5为2006年～2010年中国各个省域R&D效率（对数）的Moran’s I指数。2006年到2010年的Moran’s I指数均为正，除了2009年不显著以外，其他四年的Moran’s I 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效率呈现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但是总体上而言，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规律性的，表现为某些区域在空间上呈现集群现象。
我国高R&D效率集群省域主要分布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分别是海南和广西；低R&D效率集群省域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青海和甘肃等省区。且经过5年的发展，低R&D效率集群区有向东部扩张的趋势；高R&D效率集群保持稳定，目前还没有向东部沿海地区集群的趋势，说明东部沿海地区虽然研发效率有所提高，但是集群现象却不明显。
（三）回归分析
已经证明中国各省域R&D效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所以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应该将空间因素考虑到空间计量分析模型中，并使用Geoda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如上表所示，在加入空间因素以后，模型的拟合度提高了很多。通过对比2006和2010年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1）研发资本投入变量（RDIN）在2006年与研发效率呈负相关关系，从2010年开始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结果却不显著。赵红等（2011）对重庆制造行业自主创新效率进行分析也得出同样结论；相反，研发劳动投入变量（HK）2006年回归系数为正，到2010年则为负，这说明我国研发劳动资本投入变量的产出弹性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研发产出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研发资本投入。
（2）企业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变量与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规模越大，能够提供科研活动的资金就越雄厚，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研发效率的提高。周立群等使用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数据对企业规模和研发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企业规模越大，在研发创新中占有的优势越大。
虽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最初进入本地工业企业时，会因为有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但不能否认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研发效率提高的一大重要因素。张海洋（2008）也认为FDI是促进我国工业企业研发效率的重要因素，对研发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企业绩效变量表现出与研发效率的负相关作用，这和张海洋（2008）得出的结论一致。这说明企业如果经营绩效好的话，有可能会缺乏对市场的敏感度和企业自身危机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缺乏对于研发活动的关注度和重视度。
（3）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回归分析，2006到2010年，SLM和SEM回归分析中ρ和λ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即研发空间溢出的效应为正，说明空间邻近溢出效应对我国省域R&D效率产生了显著影响。邻近省域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在自身研发过程中，由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其他同行企业产出空间溢出效应，从而有利于该区域研发效率的提高。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5
[关键词] 绿色农药；药农；三七；文山；二元Logit模型
出于稳产、高产的需求，农药在中药材种植业被广泛使用，但普通化学农药毒性高、残留多、不易降解，不仅威胁药农健康，还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并使得我国中药材及其制剂的农药残留偏高。随着各国农残检测标准日趋严苛，我国出口中药多次因农残超标被封存、销毁或者退货，因而施用对环境友好、低残留或无残留、低毒或无害的绿色农药，是中药材种植发展的必然。本研究以多年生宿根草本药材三七为突破口，在云南省文山州对三七药农（七农）进行调研，以期解读影响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主要因素。且在问卷问题和模型变量的设置中，强调生产投入、产出回报、贷款保险和价格预期等经济学参数，希望为合理高效的推广绿色农药提出经济上可行的政策建议。
1 研究对象选择
三七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Panax notoginseng （Burk.） F.H.Chen的根茎，是常用的名贵中药材之一，传统认为具有活血散瘀、消肿定痛的功效，享有“金不换”、“止血神药”、“南国神草”的美誉[1]，为云南白药、片仔癀、血栓通、三七片等多种中成药的主要原料，现有正品药用三七均为人工种植，未见野生种。近年来，由于三七售价持续高涨，造成三七红籽、种苗的价格屡破历史纪录，种植三七所需材料农资、人工也连带上涨，三七种植成本随之大幅攀升。据测算，2011年新种植三七每亩（1亩≈667 m2）成本已达2万～3万元。三七从育苗到收获需要3年或以上时间，且病害十分严重，因三七种植存在连作障碍，一般新种三七需另选地块，或者10 年以上的轮作周期才能继续种植[2]，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种植三七的难度和生产成本。三七的种植，充分体现了中药材种植中长周期、高风险、高技术、高投入的特点，因而选取七农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合适的。
2 七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2.1 模型描述 七农是否愿意使用绿色农药只有愿意或者不愿意2种选择，属于离散被解释变量中的二值选择（binary choices）。故本研究利用二元 Logit 选择模型，令Y=1表示愿意，Y=0表示不愿意，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 0，1） 范围内，建立回归方程：ln是几率比，即Y=1与Y=0的概率比；参数βi（β1，β2…βm）为回归系数 [3]。
2.2 解释变量的假定 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4-11]，结合前期调查所获知的文山州三七种植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假定影响七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因素有七农个人特征、七农家庭特征、三七生产特征、七农获取外部支持情况、七农的农药认知及三七价格走势判断5大类，含义及预期作用方向见表1。
2.3 模型计算与结果 2012年10—12月在三七道地和主要产区——文山进行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调查后，以EpiData3.1软件录入问卷数据，运用Stata11.0计量软件运行Logit计算，采取向后条件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回归，期间将文化程度这个分类变量视为哑变量，经过多步回归后，最终取得影响七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最优Logit模型，相关回归系数及检验值见表2。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77.1%的受调查七农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表1中列出的22个假设解释变量中，人均产值、防治病虫害效果的认知、低农残三七售价认知在10%水平上显著，平均每亩农药花费、三七农残现状认知、三七销售价格预期在5%水平上显著。从表2可以看出，本研究建立的最优Logit模型准R2达到了0.923，卡方检验是227.4，显著度P为0.000 0，整体拟合效果好，回归效果比较理想，证实模型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3 分析讨论
分析三七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各类显著或者不显著的影响因素，呈现出一些与其他作物种植户不尽相同的特点。
第一，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家庭收入、七农种植年份、种植面积、种植收入等常规考察因素对七农是否愿意使用绿色农药没有显著的影响。传统观念中，受过良好教育、家庭人口数少、家庭收入高的年轻农户更容易接受绿色农药，但在本次调查中并没有证实。另一方面，以往文献报道中，种植经验丰富、种植收入高的种植大户更倾向采用绿色农药，这点在本次研究中也未得以体现。
第二，只有5.3%的被调查七农参加了农作物保险。由于占比过小，很难对七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参保比例过小，这在一个生产周期漫长、价格波动剧烈、面临风险巨大的产业中是极不正常的。
第三，人均产值对七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与前期预计吻合，但这是在种植面积、种植收入、种植面积变化趋势等变量都不显著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这说明，盲目扩大粗放式的种植规模并不能有效的提升药农采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只有在精耕细作、集约管理的基础上，提高单位生产资料的产出值，才能确实提高药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
第四，平均每亩农药花费对七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与前期估计不符。推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绿色农药售价比普通农药高，农药物资投入已经较大的七农不愿意选用。这点可以在调查问卷中寻求支持，问卷针对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的七农，追加了为什么不愿意使用的问题，71.7%的答题者都勾选了“绿色农药价格高于一般农药”。
第五，认为三七农残情况严重的七农反而更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这让人出乎意料，这可能需要依靠“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进行解释。药农自行核算农资、人工、土地等生产资料投入，考量产出，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其理性的一方面。但当前农村信息还是比较闭塞，药农获取的是片面的农药污染信息，只知道目前农残问题严重，却没有掌握其他知识，如农药对人体的威胁不仅仅是急性损伤，还会造成慢性疾病，这会产生比短期正向收益更大的长期负性收益；农药对环境的破坏将会阻碍农业的持续发展，长期看来总体收益会因为农药过量使用而下降等等。药农对农药问题不能全面认识，会导致只考虑眼前收益，在认为多数同行都在使用普通农药的情况下，自己若加大投入使用新农药会造成成本上涨、利润下降，因此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而未考虑健康环境的收益，这是其不理性的另一方面。药农处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使得认识到农残情况严重的药农反而拒绝使用绿色农药
第六，认为绿色农药防病虫害效果最好的七农更趋向于采用绿色农药，这与假设变量时的推断相符。三七的病虫害较多，不同农药针对不同病虫害的效果不尽相同，并不能单纯妄下论断哪种农药的效果最佳。但树立药农对绿色农药抗病虫害的信心，确实有利于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推广使用绿色农药。另一方面，是否认为绿色农药对人体伤害最小、对环境危害最轻的变量并没有进入最终的优化模型，从侧面说明药农对绿色农药的理解还存在偏颇，药农愿意选择以否，并不基于对绿色农药低毒、低残留特点的理解差异上，而更多受到对绿色农药防治效果的信心程度影响。
第七，对三七价格预期理性的七农更愿意选择绿色农药，这点同假设相契合。观察10余年来三七的价格走势，2001年到2002年价格较低，2003年价格开始上涨，2006年又降低，2006年后价格逐渐升高，2009年至2010年呈直线上涨[12]，2011与2012年度继续大幅攀升。高昂的价格已经影响到三七最大宗消费者——加工厂家的生产，致使一些三七产品停产。同时，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三七种植出现盲目扩张，调查中作者发现93.1%的七农种植面积呈扩大趋势。这很可能导致三七市场供求关系出现逆转，三七价格下行的可能性极大。本研究调查问卷完成于2012年10—12月，三七价格正位于高位，认为三七未来价格可以保持或者继续上涨的七农，首先考虑保产增产，较少思及健康与环境因素，因此不愿意尝试换用绿色农药。
第八，如果七农认为种植过程中施用绿色农药的低农残三七比普通三七的价格高，则在价格杠杆的作用下，其更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这与先期估计符合。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59.3%的受调查七农认为低农残三七并不比普通三七售价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中药材农残检验还不完善，低农残药材质优却不一定价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绿色农药的使用。
4 政策与建议
4.1 促进集约型规模化药材种植 药材种植中的资金和技术门槛必然促使生产向实力雄厚的种植公司和专业大户聚集，单体种植规模会越来越大。但许多生产大户的田间管理和采收加工依然依靠传统经验和技术，属于粗放式简单复制以往生产方式。研究结果提示，通过集约型规模种植，才能真正提高药农使用绿色农药的意愿。因此，可以从选地、环境质量检测和监测、人员技术培训、种植采收、质量检测、加工仓储等多个环节入手，制订和落实集约型生产的方法和措施，提高单位生产资料的产出值、提升产品附加值，从而达到增强药农使用绿色农药意愿的目的。
4.2 降低绿色农药终端售价 在这里并不是建议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强行限价或者降价，如果无利可图，农药生产厂家会减少甚至停止生产绿色农药，这无益于解决问题。绿色农药的价格同其他商品一样，主要由成本决定，成本主要包括研发成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税金等。可通过国家设立专门基金扶持绿色农药新产品研发、绿色农药销售网络给予财政补贴、运输绿色农药物资的车辆免收过路费、绿色农药生产厂家免税等方式，降低绿色农药的成本，进而降低绿色农药终端售价，促使更多药农愿意使用绿色农药。
4.3 加强绿色农药特点的宣传、促使药农掌握全面的农药信息 本研究表明药农对绿色农药防治效果的认知是愿意选择与否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就是说药农如果认为绿色农药防治病虫害效果好，则愿意使用的可能性就大，绿色农药对人体危害小、低毒低残留的特点却没有受到重视。但绿色农药对某些病虫害的作用并不比普通化学农药强，且施用后见效较慢。这就很可能造成本来愿意使用绿色农药的药农真正实施使用行为后，回退到不愿意使用的状态。为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应加大宣传，让药农掌握全面的农药信息，了解普通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体的伤害，熟悉绿色农药安全低残留的特点，使得药农在抉择生产方式时，能将环境和安全列入考量，这才能坚实稳步的推广绿色农药。
4.4 稳定中药材价格体系 中药材价格的频繁波动，从长远看，是绿色农药推广的障碍。药材价格虚高时，药农为保证产量，无暇顾及健康与环境的损害，因此不愿意使用绿色农药。药材价格暴跌时，种植药材零利润或者亏本，药农不可能再加大投入来使用绿色农药。近几年来，中药材的价格频繁遭遇暴涨暴跌，三七价格屡创新高，太子参在两年时间里创下17倍的涨幅，其他如人参、金银花等一些药材，也经历过大幅涨跌的行情。这里面有异常天气、突发疫情等原因，但经销商囤积居奇、游资炒作和药农盲目种植是造成中药材价格坐过山车的主要原因。要稳定中药材价格体系，可采取以下措施：建立中药材收储机制，以有效防范中药材供应量短期减少的风险；建设中药材交易电子信息平台，及时各品种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市场价格信息，避免药农和经销商跟风操作；建立中药材期货交易市场，促进市场流动性，以适度的期货投机缓减价格波动；积极查处炒作中药材的违法行为，严查炒作、囤积以及哄抬药材价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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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evidence on Panax notoginseng production areas
in Wenshan， Yunnan province
QIAN Yun-xu1，2， YANG Yue1， ZHAO Wei3 ， CUI Xiu-ming2，4， BI Kai-shun1*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China；
2.Faculty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4.Wenshan Institute of Panax Notoginseng， Wenshan 663000， China）〖JZ）〗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apply a binary logistic model to analyze the major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by us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Wenshan， Yun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utput per capita， average pesticide cost per mu， cogni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s， expectations on Panax notoginseng prices， cognition of pesticides′ effect of pests control， cognition of P. notoginseng prices of low pesticide residues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above， some proposals for enhancing Chinese medicinal herb growers′ willingness to use green pesticide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moving toward the intensive planting systems， fetching down the pieces of green pesticides， emphasizing and propagating the advantages of green pesticides， keeping the prices of Chinese medicinal herb running at steady rates.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6
［关键词］出生率；人口政策；随机区组试验设计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8-0141-02
1 引 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领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生育水平出现了由高至低的转变,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国内外学者认为,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学界对中国生育水平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转向社会经济因素。宋瑞来论述了自发性人口转变与诱导性人口转变并分析了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转变的重大作用；李建民分析了我国低生育率的经济环境,指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本文主要运用实验设计方法,对包括经济水平、人口迁移和教育因素在内的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我国出生率影响的显著性进行定量分析,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2 本文的变量和模型
人口生育是发生在一定社会文化结构上,要受到社会存在和各种社会条件、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决定。因此,作为反映生育状况指标的出生率也同样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条件的影响。本文运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方法分析经济水平、人口迁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率的影响。
2.1 经济水平
世界总和生育率在过去的50年下降了接近50%,从1950―1955年的5.0下降到2005―2010年的2.55。在全球范围内约有50%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造成这一根本现象的原因是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因素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契机,通过改变生育观念而影响生育行为。一方面以全球市场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彻底改变了家庭传统生育观念,即以扩大及家庭规模和增加子女数来满足经济需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改变家庭在生育、抚养、教育子女各阶段的社会制度环境改变其生育决策；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社会分工将过去农业社会微观家庭中的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紧密结合割断,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为生育水平的下降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现代科技(避孕药具和人工流产)的发展和传播为家庭在生育和事业的选择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条件。
运用实验设计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根据2008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ZW(]本文相关数据均摘自国家统计局《2008年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经济水平对出生率的影响。在以下分析中,将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三个水平,即10000~12900元、12901~14200元、14200以上,部分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查表得,Fα（2，28）=2.5，F=5.11＞2.5,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2 人口迁移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 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达1.47亿人,其中的跨省流动人口4779 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浪潮。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人口的流动状态不利于生育子女,人口的迁移会促使生育率的降低,其作用因素有多种。像流动人口经常处在一个生活缺乏保障的不稳定状态,时刻面临失业、流动、无居所、无收入等多种风险,不利于生育子女。本文选取各地区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人数占本地区总人数的比例作为衡量人口迁移的指标,将流动人口因素按各省市流动人口占各省市总人口的比重指标划分为3个水平,依次为7.3%以上、4.9%~7.2%和4.8%以下。我国各省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也较为明显,经济社会发展在各省区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育水平的省区间差异。本文根据31个省市经济水平的差异将其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组进行试验设计分析,具体划分如表2所示[ZW(]东部、中部和西部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著《2006中国人口》中的划分标准。,部分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因素A即流动人口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6.6大于临界值,表明流动人口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3 受教育程度
社会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化影响显著。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不同受教育群体的生育水平差别较大,并且随着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该群体的生育率越低。其中,研究生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低,为0.44个；扫盲班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高,为2.33个；大学本科和高中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分别为0.45个和0.87个。
随着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一方面,其文化理念逐渐转变,所受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变少。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及高度的生活压力下,养育子女时间集约度和机会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环境下,生产方式逐渐向资金、科学技术密集型转变。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减少,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高，这就决定了未来子女的就业竞争激烈。对自身素质要求较高,加大了家庭培养子女的成本,对生育水平起到了较大的抑制作用。
以各省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教育因素指标,将其划分为三个水平,依次为7.45%以上、5.5%~7.44%和5.49%以下。各省市区组划分仍然依据表1,部分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显示,因素A即受教育程度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30.65远大于临界值,表明受教育程度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3 结果分析
以上实验设计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水平、流动人口因素及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率的影响显著。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国家在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因素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过去决定生育政策时强调“降低”生育率,现在把握好“度”更为重要,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生率呈下降趋势,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防止出生率倒退到以前的超高水平；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改革现行的生育政策,针对迁移人群及高等教育人群制定一系列政策,将其生育率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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