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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范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社会发展；挑战；解决措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9-0074-02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标准是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人口老龄化”有微观和宏观两层含义。微观层面指的是组成人口的个体人的老化，即我们通常的人由年轻变老；宏观层面是指整个人口群体的老化。无论是微观的老化还是宏观的老化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个体老龄化是单向运动过程，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人口群体的老化则以个体老龄化为前提，受社会、经济、人口规律及政策的影响，是可逆的，是双向运动的过程，当人口的生育率回升时，人口老化过程就会出现逆转，就有可能出现“返老还童”的现象。简言之，人口老龄化就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的动态过程，特别是指在年龄结构类型已属年老型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动态过程。迄今为止，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老年人社会界定标准有两个，即1956年联合国和1982年世界老龄问题大会所制定的标准：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从老龄人口结构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以上的人口属于老年型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是必然现象，是发展与进步的表现，但随之而来的社会养老保障面临诸多的问题也巫需研究与解决。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力图建立起覆盖面广、经济有效、公平可及的老年健康支持体系，这个体系包括预防、诊疗和老年人照护等多方面的内容。
按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国将在2015年把作为主要健康指标的人均期望寿命提高一岁，达到74.5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老龄工作”，这在党的报告里还是首次出现。从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中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要求出发，中国现阶段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养老保障事业由城市向农村发展，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拓展，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破除城乡壁垒和地域壁垒，实现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和区域统筹相结合，逐步形成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专家指出，如何降低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延长老年人寿命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内容。有统计显示，在未来二十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比现在翻一番，如何应对老龄化，让老年人更健康更有质量地生活，对中国来说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国家在有关老年人口生活福利方面都面临着政策挑战，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不同在于，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出现在，它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或其它一些东亚国家。
更为严重的是在广大的农村，农村老年人口占中国老年人口总数绝大多数且数量仍在增加。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地区流动，改变了农村老年人口依靠家庭养老的状况。这种变化反映在农村的居家安排的改变，即与成年子女同住的农村老人的比例已经从1991年的70%下降到2006年的40%。虽然外出打工的成年子女往家汇款增加了农村老人的收入，但农村老人在年龄很大时还得下地劳动并要照顾留守儿童，这对他们是很大的负担。而且，目前这种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结构也会增加对成年子女的压力，需要他们在缺乏政府持续支持的情况下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如何处理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正在成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针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显得疲软无力，应当进一步完善来适应人口老龄化。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将人口老龄化问题列入各级党委、政府和人口计生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前瞻性研究，及时把握老龄化的突出问题，制定应对措施和政策；加大人口普查力度，建立人口老龄化的经常性监测机制；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合理设置过渡期人口政策；建立整治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长效机制，降低人口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交织在一起对人口安全形成的危害，努力促进老龄社会男女性别结构和谐。
2.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多渠道筹集资金；在适当的时候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在管理上可以采取属地持有、公司管理的模式，即全国各地的社保基金委托若干家在全国范围内运作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这样盘子大了，可以将一部分资金投入资本市场运作；在管理体制上可以成立由行政、人大、企业和职工代表参加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对重大问题如养老金的缴费与福利水平进行决策。这些可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保证养老金的可持续发展。这样虽然减少了政府行政部门对养老金的干预能力，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直接承担的责任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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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原因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为何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阶段不期而至？京内学者主要从社会发展规律、计划生育政策和形势错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1/3以上都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部分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认为，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中国格外迅速地进入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中国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国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
同时，长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龄化程度，导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也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认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往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过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此外，由于统计偏差和分析视角的局限，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指出，中国的老龄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仍然有6亿～7亿的劳动力，中国不存在从国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的问题；第二，北京、上海老龄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个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统计，老龄化则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着大量富余劳动力。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第一产业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估计当前中国富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四五十岁劳动力的结果。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过剩，以及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
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却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阶段，这将对我国的社会政策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压力与挑战。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这一社会阶段也蕴藏着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好的社会稳定性。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也属正常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转型开启了新的机遇。
当前，诸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浮现，将使经济社会保障能力受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指出，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军研究员表示，从2015年起，中国养老的经济负担将明显加重，2020年～203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为显著的阶段。如果没有明显的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无法避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认为，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的分析，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保制度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与社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对社会养老能力和资源支撑力、养老保障体系、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形成严峻挑战。
当然，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部分学者也持乐观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趋势，甚至是好事。这种情况未必一定给人类的养老造成严重的困局，也未必给年轻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将会出现三个难以估量的新的贡献，或者是新的气象：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增强社会稳定性；三是传承人类文明。景天魁认为，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危机。部分学者还提出，人口老龄化进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可谓“危”中有“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唐钧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 “好”或“坏”。只要对老龄化的到来认真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顺利渡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将逐步显现。从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考虑，需要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力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最高值之前，夯实经济承载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争获取二次人口红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 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有效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 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 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蔡昉提出，可通过以下措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绍，目前的西方社会试图推行三类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的振荡：一是增加“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很高。二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退休年龄”。三是鼓励移民，这一政策通常只对西方社会有效。他认为，上述政策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却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励本地生育行为的地方主义政策显得更合理。最合理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部分学者认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翟振武教授建议，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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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按照国际公认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以上，或者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国家统计局2001年3月28日发表的《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1．39个百分点。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总人口数达到130756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我国已经真正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1964-2004年的40年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增加了1倍以上，而老年人口的规模增加了3倍；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比例也增加了]倍以上，但是规模却增加了6倍。2006年9月21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规划指出，“十一五”期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到2010年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2132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25％。中国人口在迅速老龄化的同时，也在迅速地高龄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将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据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将在2030年左右到来，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将长期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关系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由之路。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转变的趋势，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或迟或早。各国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庞大的人口基数给我国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促进了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理解我国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总量控制之间的关系。
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生育水平，第二是预期寿命，第三是人口迁移．人口迁移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中国的人口国际迁移数量相对很小，而人口在国内的迁移，只会增加或减缓一个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不会改变整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出生人口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上升。生育率下降得越快，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得越快。而死亡率的下降又使老年人口寿命延长，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对于中国来说，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尽管计划生育的开展对中国的老龄化起了一定加速作用，但除了生育水平的下降外，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1981年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男性为64．55岁，女性为67．47岁。而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2000年全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2．43岁，其中，男性为70,65岁，女性为74．33岁。
一些学者在计划生育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方面进行了量化研究，结果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第三次人口普查，实施人口控制使0～14岁人口比例由假如没有人口控制的39．7％降到实际控制之下的33．5％；65岁老年人口的比例则由4．4％提高到4．9％．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对人口的控制，0-14岁少年人口比例会由39．7％降到36．4％，而实际上，是由33．5％降到27．7％,65岁老年人口的比例也由不控制的4．9％上升到5．6％。由此可见，计划生育实际上促进了中国人口由年轻型转向成年型，而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即使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会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进入老龄化。
任何公共政策都是有利有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公共政策相对最优，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收益，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下，由于人口的惯性增长，人口数量仍然逐年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也逐年提高。提高生育率，只会使我国的总抚养比上升，加重少儿抚养负担，不会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因为我国不存在绝对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我国的人口问题具有特殊性，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将是一个长期的基本国策，不能因为其产生一些问题而放弃。
三、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从现在到2030年前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准备期，非常关键。一方面，这一时期是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据全国老龄办预测，中国在这一时期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3．51亿。相对2030年到2050年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这一时期为我们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一个缓冲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是我国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内生育率将平稳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因此，在未来25年中，应抓住机会，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加快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要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老龄观，积极开发老年人才。全社会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老年人口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社会中蕴藏丰富的老年人才，只有被开发才能转变为有用的社会资源。要重视老年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积极开发老年人才市场，建立国家老年人才信息数据库和老年人才信息中心。积极搭建老年人才服务平台，开拓老年人才参与社会的渠道。发展老年教育，开发利用老年人力、人才资源，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以高素质应对老龄化。
第二，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发展经济，为迎接老龄化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是社
会保障的基础，社会保障的程度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是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挑战主要不是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不足问题，而是深刻地体现在我国劳动力质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如果提高生育率，多生的1～2亿人口将导致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给我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增添新的压力，使社会保障资金更加紧张，不能有效地缓解老龄化问题。因此，我国应利用“人口红利期”，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安排好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迁移，努力使经济增长模式由劳动力密集型逐渐向劳动力需求量小的技术技能型转变，而不是通过提高生育率来解决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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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经济社会 保障体系
一、人口老龄化简述
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据2009年第5届全国老人院院长论坛获悉,截至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9亿,约占总人口的12%,且还在以每年近1000万的速度增加。显然,这已超出了联合国对人口老龄化的界定。造成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减轻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压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大大降低了全社会的生育水平;二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致使人类在健康和长寿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人口寿命大大延长。由于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中国全社会人口中,年轻人口比重与老年人口比重出现了明显的失衡,表现为全社会中老年人口过快的增长,即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无论是自然因素或是人为因素,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对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环节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改变了人口的抚养比。据预测表明,1990年中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2000年抚养15.60人,2025年抚养29.46人,2050年抚养48.49人;总抚养比相应上升,从2025年的59.5%上升到2050年的76.8%。显而易见,被抚养人口的增加加重了现有劳动人口的负担。
2、人口老龄化减缓了经济发展的步伐。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3个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老年人口增多、劳动力人口下降,对以粗犷的劳动力投入为主的中国经济来说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随着养老负担的日益沉重,必然会带来生产基金的减少,而资金的减少必然会影响资本积累,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
3、人口老龄化削弱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老年人口的增多,整个社会逐渐缺乏应有的生机与活力。源于老年人的生活节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均与青少年有明显不同的原因,在各个社会组织、团体等人员构成中,因年轻人比例的相对减少,致使行业的运作缺少了生机与活力。
4、人口老龄化增加了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高龄老年人口的猛增,各项费用将进一步上升,给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卫生部曾有过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60岁以上老年人余寿中有2/3的时间处于带病生存。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9倍。全国几次大规模调查数据也表明,60岁以上老年人口余寿中有平均1/4左右的时间处于肌体功能受损状态,需要不同程度的照料、护理。调查还表明,5%的老年人有入住养老机构的愿望,且将逐步增加。发达国家养老床位数约为老年人口总数的3%～5%,而我国目前共有各类养老床位数168万张,仅占老龄人口总数的1.17%。许多地方排队入住养老院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5、人口老龄化改变了现有的产业结构。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少年儿童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这种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消费需求结构的相应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社会不得不为他们提供必需的老年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调整产品和服务结构势在必行。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
1、增强危机意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据中国老龄协会的一份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劳动力和退休人员的比例是6:1,但是到了2030年和2050年之间,这个比例将剧减到2:1,即每两个成年劳动力要养活一个退休老人。一直以来,中国素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为自称,然而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国的“人口红利”(即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只有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核心竞争力,规避人口红利枯竭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带来的巨大风险。而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必然对劳动力提出更高的技能和知识要求,因此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素质、做好各类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在人口出生率和老龄化之间找到均衡点,适当的调整生育政策以应对我国未富先老这一严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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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老龄政策
一、我国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结构变化的世界性发展趋势，即指老年人口在人口总体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按照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规定，60岁以上的人称为老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7%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称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日益增长的趋势称为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的数量比其它年龄组的人数增加得更快，从而使老年人口系数增大的一个过程。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①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围家。1980年以来，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年均3%的速度持续增长。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11.5%，2030年将为15.7%，2040年为21.3%，2050年则达到22.6%，到2030年时我国将进入“超老年型”社会，见下表。
资料来源：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New York，1999
（二）造成老龄化的主要原因
造成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计划生育政策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70年代初期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和严厉的控制措施，从而迅速使全国性的高生育率水平转向低生育率水平，我国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第二，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在健康和长寿方面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对养老、医疗保健事业的影响
现在实行职工养老保险，就是企业的职工交养老保险，占劳动者的比例不到20%。我们是属于未富先老，每年退休的人员以6%的速度增长，养老需要国家财政来弥补，是很沉重的负担。另外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加，养老负担也越来越重。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伤残率、高医疗需求率的特点。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期常见疾病的防治成为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和寿命延长、老年期延长，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显著增加。根据卫生部调查，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人口的3.2倍，伤残率是全人口的3.6倍，老年群体中60%～70%有慢性病史，人均患有2～3种疾病。
（二）传统的家庭养老受到新的冲击
传统的家庭作为一个福利单位，表现在养老机制中的作用是天然养老组织，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支撑家庭养老功能的传统伦理“孝”的价值取向，是“天经地义”行为的最高准则，自然也是家庭成员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养儿防老”成为数千年来中国家庭保障的主要方式。目前中国家庭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很多地方出现了“4-2-1”小型化家庭结构，一对夫妻不仅要抚养小孩，而且要供养四个老人，其精力和财力均难维持家庭养老正常运转，家庭养老功能将日趋枯竭，这无疑会加重社会养老负担。
（三）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
首先，劳动力人口的老龄化使愈来愈多劳动者体力出现衰退，对接受新知识、新技能也会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体力劳动者的影响更为显著。其次，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劳动力老龄化，将不断扩大劳动力质量供求上的结构性矛盾，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劳动力人口的老龄化，也将对劳动力的健康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老化对总体生产率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将产生消极负面影响。
三、针对人口老龄化提出的战略对策
（一）加强老龄问题的宣传力度，营造和谐美好的老年人生存环境
加强老龄问题的宣传力度目的是让全社会了解我国日益突出并快速发展的老龄问题，及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带来的影响。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关注老龄问题，重视老龄工作，支持并参与老龄事业的发展，为最终解决老龄问题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老龄工作是一项群众性的工作，关心和帮助老年人是全社会的责任，要积极提倡中青年人为老年人服务，动员全社会都投身参与老龄工作，在全社会营造敬老、养老、助老的浓厚氛围。
（二）改革和创新社会保障制度
扩大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覆盖面，实现城镇各类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一体化；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制度步伐，力争全部农村人口养老和医疗保障应保尽保；切实做好民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扩面；整体推进实现城乡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一体化，确保城乡人民在年老以后的养老和医疗的社会保障。
（三）鼓励延缓退休，适度后移法定劳动年龄
为了保持养老基金的收支平衡，近几年来已经有三十多个国家、地区制定了提高领取退休金法定年龄的计划，其中美国每年提高2个月，计划到2010年提高到67岁，日本也争取在2025年前后把领取退休金法定年龄提高到70岁。目前，我国平均法定退休年龄是56岁，但是在这个年龄段中，大多数都还处在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状态之下。适度后移法定劳动年龄，除特殊部门之外，法定劳动年限应适当后移，以避免过早地将富于工作经验和体力的人员推入养老的行列中去。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产物。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不可选择的，但人们在人类老龄化面前也绝不是无能为力、绝不是被动适应的。人类社会完全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采取适当的对策来缓解矛盾化解困难，可以积极地化挑战为机遇，创造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
注释：
①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1-04-28
参考文献：
[1]王字飞,郑怡.我国农村老龄化现状及影响分析[J].企业技术开发,2010(3).
[2]李林晋.老龄化问题初探[J].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针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范文6
1956 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中提出，按照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将老龄社会分为三个阶段：老龄化社会（7%）、老龄社会（14%）、超老龄社会（21%）。 日本内阁府的《老龄社会白皮书》中指出，早在 2007 年日本社会老龄率就高达 21.5%，步入了超老龄社会。 据《老龄社会白皮书》
最新数据统计，2011 年日本社会老龄率已达到 23.3%。 高度人口老龄化已经对日本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
二 日本社会应对老龄化的措施和政策。
日本政府为了减缓甚至解决老龄化问题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不断改革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医疗和护理是老龄化社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于促进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改革养老保险制度：（1）明确 100 年内养老金待遇与缴费状况；（2）尽量控制保险费率上升，2017 年以后保险费率固定不变；（3）根据宏观经济指数调整养老金，即根据社会整体的工资总额增长率调整养老金增长幅度。 由此，在职职工减少的情况下，即使平均工资增长，养老金也会下调；（4）从2004 年度开始到 2009 年度， 逐步将基础年金中的国库负担比例由 1/3 提高到 1/2。
其次改革医疗保险制度：（1）将 70~74 岁高龄患者的医疗费负担比率从 10%提高到 20%。（2）改革老年人保健制度，新建以 75 岁以上老年人为对象的老年人医疗制度。 另外，对65~74 岁老年人的医疗费 ， 实行由参保人数分摊的财务调剂。 （3）将政府掌管的健康保险从政府中分离出来，设立全国健康保险协会，掌管健康组合保险中组合成员以外的被保险者的保险，保险费率由各都道府县根据各地的医疗费情况分别设定。
再次改革护理保险制度：（1） 向重视预防型转变；（2）调整设施给付；（3）确立新的服务体系；（4）确保和提高服务质量。
2.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日本政府修改了《高龄者雇佣安定法》，将延长退休年龄的建议法定化，规定从 2006 年 4 月以后，雇主必须在如下的三种方式中任选一种，将其选择的方式制定为企业的制度。 一是随着养老金领取年龄的推迟（60 岁），把退休年龄提升到 65 岁，到 2013 年必须达到 65 岁；二是废除退休制；三是维持现有退休制度，但员工退休后如仍有工作意愿，原企业必须对所有愿意继续工作的员工重新雇佣或延续合同，给老年人就业创造机会。
3.鼓励生育，延缓老龄化进程。（1）直接增加儿童生育及抚养补贴（不包括婚姻补贴）；（2）改善生育环境，促进婚姻、生育及养育。 此外，地方保健组合可根据当地的财政情况，自行决定对治疗不孕症、产假、生育补助的额度。
三 日本社会老龄化对策的制约因素———财政问题。
1.日本财政与老龄化对策实施的相互关系。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养老、医疗、护理等各方面政策措施的实施需要强大的财政作保障。 财政作为社会保障的从属职能作用，在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发展进程中发挥得相当突出，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日本的社会保障起步较迟，但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撑，使日本的社会保障在短短的二十年间， 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无论是规模还是社会保障的内涵都发生了飞跃，财政作为社会保障的后盾发挥了巨大作用。
同时，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收不抵支，日本陷入了财政赤字的困境。 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以及人口高龄化和少子化社会的到来，社会保障费用逐年增加，尤其是年金和医疗保险费用增加，财政将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可见，针对迅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措施能否顺利得以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财政的制约和影响。
2.日本的财政问题。日本面临的主要财政问题是债务问题突出，在实施紧急经济对策之前债务额对 GDP 的比就已经超过了 170%。 目前，日本的财政仍在持续恶化。
2008 年的雷曼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补救工作，同时采取了紧急经济对策。 因此各国债务额对GDP 比都有所上升，但是除意大利为 132.0%外，其他国家均保持在 100%以下。 然而，日本债务额对 GDP 比在 2010 年高达 199.2%，已逼近 200%大关。 2009 年底国债、借款、政府短期债券等日本债务额突破了 900 兆日元，2010 年度预算中国债发行额为 44 兆 3 千亿日元，2011 年底债务额达 997 兆日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同样，大约 1800 个地方公共团体的财政不足自 1994 年后急速扩大，在 2009 年度末达到了 197 兆日元。
日本的财政、经济已经陷入频临破产的危机状况。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依靠存款度日的人数也逐渐增加，因此，今后作为国债购买资金来源的储蓄额将会持续下降。 如果国债在日本国内无法筹集的话，会导致国债信用降低、利率提高，必然会导致日元的暴跌，从而陷入极度通货膨胀的危险境地。
另外，随着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今后以年金、医疗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无疑会逐渐增加，一般财政支出中的公费负担也会持续增加。 当然这不仅是国家的问题，与普通市民息息相关的生活保护、护理保险、医疗保险的财政恶化也影响了都道府县、市镇村等地方自治体的财政。
四 结语。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性、 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财政问题是老龄化对策的一大制约。 想要很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最终还是要依靠强大的财力支撑。 换言之，没有强大的财力就无法解决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因此，如何广开财源以保证各项老龄化政策措施得以实施是日本政府所面临的最大课题。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