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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概念范文1
1.观摩学习课堂教学，加强教师结对互动
要更好地开展结对数学教学工作，实现双方学校学生对网络教育资源的和谐有效共享，可以先请乡村学校教师前往结对城市学校旁听教师的讲课活动，观摩城市教师如何利用现代化教育资源开展数学教学活动，学习更多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在听课活动结束后，再将城乡双方教师聚集在一起，针对数学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展开详细交流。首先由上课的教师对自己课堂教学方案的设计想法进行详细阐述，加深在场其他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再由乡村学校教师对讲课教师的课堂活动进行点评。经过对教学活动的观摩学习以及双方之间的交流互动，彼此能够更加了解对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也能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秀教学经验，调整教学形式，以确保结对课堂活动的顺利开展。例如，在小学二年级数学“搭配”的教学活动中，乡村学校教师通过观摩，可以了解到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会利用互联网设备设计开宝箱的游戏，且将学生喜爱的小猪佩奇卡通形象与游戏结合起来，瞬间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对游戏展开深入思考，并踊跃回答多种数字排列方法。通过课堂观摩和教学研讨，乡村教师能够学会和掌握更多先进的教学方法，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教师结对的方式来帮助和促进乡村教师更好地提升与发展。
2.打造数学同步课堂，共享课堂教学资源
城乡结对互动，除了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外，还可以借助网络的神奇力量，打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空间壁垒，让城乡学校的学生实现课堂同步学习和互动，真正做到教学共享。这种创新性的结对课堂，充分体现出了“互联网+”下教育的优越性和便利性，既能让乡村学校的学生体会到城市学生的课堂氛围与学习方式，也真正做到了课堂教学的零距离，两个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展开互动交流，乡村学校的学生还能回答城市教师提出的问题，学生在这种趣味性的教学课堂中，也更有学习热情。例如，在开展“认识公顷”教学活动时，教师就可以借助互联网设备，打造数学同步课堂，乡村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大屏幕观看城市教师开展的教学活动，还能与教师进行对话，教师先询问两边的学生，都知道哪些面积单位，以及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1cm2、1dm2、1m2的物体分别有哪些呢？双方学生因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会说出许多截然不同的答案，城乡学生也能通过对方的回答开阔自己的思维。随后，教师在课堂上开展认识1公顷的合作探究活动，乡村学生在观看城市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合作时，能够了解和学习到更多新颖的合作学习方法，在以后的数学课堂中，乡村学校学生也能更好地与教师展开互动交流，积极主动地开展合作探究活动，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有效提升。
3.结对进行教学研讨，提升合作课堂效果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城乡结对互动教学，要求学校和教师利用好手中的资源与设备，探索更加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先进数学教学模式，真正利用信息技术来促进城乡双方义务教育事业的优质均衡发展。为此，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还要积极利用网络视频技术开展结对教研活动，提升同步教研工作的时效性，促进结对教研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例如，在开展线上同步教研工作时，首先由双方分别介绍本校该年段数学备课组的日常工作，包括如何制订教学计划、如何分配集体备课任务、如何命制过关卷和单元卷、如何开展特色活动、如何共享优质资源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如此一来，结对教师就会对双方的备课工作了解得更加细致深入。这一环节结束后，结对双方备课组教师，再针对单元测试卷的磨卷内容展开交流探讨，包括对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等主要内容的讨论。通过这种线上同步研讨的方式，双方学校教师能够在互相沟通的过程中，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研讨活动也真正做到了求真务实，契合教学新常规的工作要求，与会教师能够在研讨过程中，受到良好引领，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确保结对互动教学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网络视频技术为两校教师开展教研交流工作，构建了更加顺畅的渠道和平台，进一步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数学课堂教学差距，真正实现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4.丰富同步课堂活动，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为了确保城市学校能够为乡村学校提供更加优质的帮扶服务，提供支援的学校要从本校学生和被支援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开展同步数学课堂活动前，做好一课三磨工作。要组内进行磨课，其次教研单位内进行磨课，并借助互联网平台，实施高质量的同步数学教学活动。这样的互联网+数学同步课堂，能够为双方学校的学生提供更多互动的机会，大家在交流的过程中各抒己见，碰撞出更多的思维火花。例如，教师可以在数学同步课堂上，设计辩论式的两校学生互动任务。例如，在开展“观察物体”教学活动时，教师就可以为学生设计游乐园的生活情境，并在情境动画中融入加减法的问题，请两边的同学动脑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最后，双方学生可以列举出多种不同的解法，教师引导学生将这些算式列法进行归类，然后请两边的学生分别说说自己更喜欢哪种解法，这种解法叫什么，喜欢这种解法的理由。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学生能够养成认真观察、积极思考的良好学习习惯，与此同时，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教师还需要重视教学活动后的教学反馈工作。在同步课堂结束后，双方教师需要针对课堂教学的情况展开交流，在交流中反思学生在课堂上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课堂教学互动情况。通过课后的交流与反思，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确保后续的同步课堂活动取得更好的成效。
5.拓展线上教学模式，拓展学生思维能力
为了更好地实现结对学校之间的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学校之间还可以利用天天智慧课堂进行网络直播教学，共享双方学校的优秀直播课例；还可以针对数学教学中实践性较强的内容，开展网络拓展课程共享活动。通过这两种结对互动的方式，能够确保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展开良好的互动，教师在一起观看直播课例的过程中，可以共同参与教学研讨工作，积极发表自己对课例的看法，并通过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双方教师在评论留言互动的过程中，也做到了互相交流心得和经验，能够更好地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学生们在一起观看拓展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共同钻研和探讨教学内容中的实践部分，以合作的形式来完成拓展课程中的教学任务，实现两校学生之间的更好交流互动，令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和知识视野得到更好的拓展。
6.组织线上交换课堂，实现两校互利共赢
为了更好地实现城乡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让学生接触到更多教师的教学风格，城乡教师还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线上数学交换课堂活动。这种新的线上教学模式，可以让两校教师不走出校门也能参与精彩的教学研讨工作，实现两所学校互利共赢的教学研修效果。例如，在开展六年级数学同步课堂活动时，城市学校教师先为学生讲解一堂关于圆的知识的复习整理课，以“圆形是最美的图形”引出问题，为什么圆形最美，以此来激发学生的思考积极性，引导学生总结出圆形一中同长的特质，随后，教师为学生展示圆形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的照片，引导学生思考和总结圆形区别于其他图形的特质，通过这种授课方式，为乡村学生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学习体验，巩固学生的数学知识。紧接着，由乡村地区教师为学生们上一节“生活中的比”数学课，教师以生活中的照片为主线，串联起整堂课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实际场景中理解和掌握比不同部分的名称和比值的概念。在两校教师默契的配合下，不同学校的学生之间也能充分展开互动，学生们有了更多不同的学习体验，思路得到了更好的拓展，城乡学生携手，共享同一堂精彩的数学课。
7.城乡结对话“双减”，开启数学教育新篇章
在“双减”政策的倡导之下，如何更好地推进城乡结对现代化教育工作的有效实施，成了城乡学校教师首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在“双减”政策之下，城乡教师可以开展双减同步课堂，展示全新的数学教育风采，不断拓展“互联网+”背景下的数学教育新思路。以“双减”背景下的数学同步课堂“什么是周长”教学为例，双方学校的教师首先通过教学研讨，深入把握两校学生的具体学情，在此基础上，教师们围绕“周长的认识和测量”“化曲为直”数学思想的运用、“有序数、同边相加、平移线段”数学方法的运用等内容，设计趣味化的数学教学方案，学生们在由两校教师共同构建的双减同步课堂中，体会到了更多学习数学的乐趣，数学思维得到了有效拓展，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数学知识经验和数学学习方法，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减压力不减效率，减负担不减质量。基于“双减”之下的城乡结对教育活动，还要求教师设计更加有效的同步课堂作业管理模式。双方学校的数学教师，除了要做好前期的协同备课、中期的协同教学以及后期的协同反思以外，还要充分重视前置性作业、课堂作业以及课后作业的有效设计，并且充分落实和完善新的作业反馈策略，有效落实“双减”政策下的同步课堂作业设计。最后，教师还要在双减的政策背景下，做好数学教学“增”的工作，主要包括课前对学情差异的准确预见和深入分析、主教和辅教在协同备课时做好任务分配、准确预见同步课堂教学互动，只有做好以上“增”的工作，才能确保异地学校学生与教师“身在远，声相近”，体现出更加显著的线上同步课堂成效。
8.结语
城乡结对互动离不开双方的积极配合与共同努力，学校和教师应当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利用网络设备和网络教学资源，打造空中课堂、线上课堂、牵手课堂，探索更加高效的结对互动教学模式，加快实现教育公平，让每个学生都能拥有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概念范文2
中图分类号：D630；X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6-0034-04
Influence Factors of Atmospheric Governance Policie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NG Fanrong， WANG Huan， CHEN Zitao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Abstract： Taking “The Haze Pollution Reduction Work Implementation Scheme” in X city in Northwest China as example， this paper conductes deep interviews to the Scheme implementers who are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s of the city.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ers analyze the content of the Scheme implementing processand summarized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as well as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goal setting， organizational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the external suppor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ir control policy. Specifically， the clarity， difficulty， the decomposi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goal set by the air control policy are the leading factors to result in normal and deviation implementing behaviors. Among this relationship，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factors including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managing structures， value orientation would affect the implementing strategy. While the external support such as the public supervision， institution restriction and resources input would affect the implementing impetus. Both the implementing strategy and impetus perform a double helix promoting role on the goalbehavior relationship.
Key words：air pollution governance； goal setting； implementing impetus； implementing strategy； implementing behavior
秋冬?l发的雾霾天气使治理大气污染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国家从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到2015年的新环保法，制定了20多项环保法规，地方也出台了多达900多件的规章，共同组成了中国特色的环保政策法规体系。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环保执法刚性不足，政策法规形同虚设。面对紧锣密鼓出台的各项法案和尴尬的实施效果，如何执行落实才能使政策奏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气污染原因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的高难度性，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机制的有效发挥有着复杂的影响因素和实现机理，唯有发现其中的规律，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执行方案。为此，本文拟回答如下问题：中国大气治理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旨在为中国大气治理政策执行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1文献述评
作为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和实现政策目标的唯一途径，政策执行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丰硕，先后产生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综合模式。1990年代以来，政策执行主客体的行为分析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综合相关研究可发现，政策执行者采取何种行为策略，受到权力结构[1]、职责归属[2]、问责机制[3]、繁文缛节[4]、执行者情感承诺等[5]因素的影响。
针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国内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一是政策执行阶段论视角，符合西方公共政策研究范式，运用较为广泛。二是组织理论视角，包括组织内部的组织特征、成员意向等和外部环境[6]。三是网络分析视角，加入了公民[7]、媒体[8]、政府间[9]等形成了网络[10]。虽然政策执行因素的研究受到广大学者关注，但定明捷[11]发现较少涉及环保领域。针对环境治理执行层面，已有学者发现财政联邦主义、政治锦标赛、压力体制、环境政策的“可度量性”较低等因素，造成了基层政府在环境政策执行中呈现出“合谋”“诉苦”“做作业”等异化行动逻辑[12，13]。
综上， 现有研究不足在于：①研究视角虽然逐渐丰富，但缺乏整体性理论框架；②以往研究将治理机制视为静态工具，未能足够重视组织作为开放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特征；③缺少在中国情景下对大气污染治理前因后果的解释。研究方法上看，实证研究较少，而案例研究多呈碎片化、事例化的特征。因此需要运用多元的研究范式，将政策执行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参与主体的关系等不同因素都纳入研究框架中进行系统思考，才能达到对政策复杂性的完整把握。
2研究设计
扎根理论要求建构实质理论，强调从经验资料的反复比较中抽象出新的概念观点[14]。鉴于此，本文在西北X市运用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收集一手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提炼影响因素并形成模型。X市位于我国西北地区，地势较低属平原地区，东部南部为高耸山脉。该市人口、建筑密度较高，全年风力较小，空气污染物不易扩散。秋冬两季雾霾频发，持续时间长、危害程度高，因此该市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基础上，专门制定了《治污减霾工作实施方案》。
研究选取了X市基层一线环保工作人员共计30个访谈对象。从实际经验看，无论研究需求还是工作量，20～30的样本量都最为合适[15]。所有访谈对象均是正式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访谈提纲主要围绕着《治污减霾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访谈时间集中在2016年4月到5月，依据具体情况采取个人深度访谈和小组结构化访谈两种形式，收集了访谈信息，并整理成访谈纪要和备忘录。随机抽取三分之二做资料分析，对其进行分类概括，继而对初步整理的数据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最终获得有关影响因素及关系模型[16]。剩下的三分之一留作理论饱和性检验。质性研究的效度不同于量化研究，用来评价研究结果与现状之间的相符程度[14]。为了保证编码效度，采取策略：整理纪要访谈稿约一万余字，由两组熟悉本领域、且掌握一定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研究人员编码，对专业人士与部分受访对象反馈，检查修正信息。
3模型建构
31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要求研究者?λ?有的访谈资料进行仔细阅读和初步整理，不遗漏所有关键信息，且头脑中不能预设相关概念[17]，最大可能接近原始数据，从中自然而然地提炼相关信息，形成若干概念和标识，最后对其命名。过程中，剔除个别前后明显矛盾和频次极少的初始概念（少于两次）[18]，最终得到17个范畴，受篇幅限制节选部分内容见表2。
表2访谈资料的开放编码范畴化整理表（节选）
原始访谈语句（初始概念）范畴
省上领导的思路是收，但是剩下的活就要基层去弥补（基层承担任务、压力）制度压力
我们晚上12369一整夜，你正常接个电话，都是投诉要我派工作人员去处理（公众投诉）公众监督
当时X市说的是20周内燃煤锅炉要全部拆完，20周后要拆除燃硫和脱硝（清晰的目标）目标设置清晰度
这几年什么都没有了。比如说谁搞得好，奖励多少钱，现在就是求稳（求稳心态）
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实际上做做环保，很难干，没啥干头（动机不强）公共服务动机
以环保局为主导成立的治污减霾办，统一牵头管理的还是治污减霾办，是环保局牵头（环保牵头横向协调）
我们可以转办，给相应的管辖部门，不整改就要扣他们相应的分（部门间协调联动）横向协调
我们就认为拿优良天数来作为目标考核的一项内容是不现实的，甚至可以这么讲有可能就是造成有些基层单位作假（数据造假）虚假执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32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主要发现范畴间的联系，发展主范畴和副范畴，以表现各个部分的关联。过程中，概念间关系更为明确，为研究建构理论框架提供了基础。研究在此过程中得到4个主范畴内容见表3。
33选择编码
选择编码是更为聚焦的一个过程，以主轴编码中的主范畴为中心，再次编码，抛弃与议题无关的类属，发现核心范畴。通过“故事线”的方式描述行为事件和脉络框架，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搭建出新的理论框架。本文在主范畴之间发现“目标―动机―策略―行为”的四维结构关系，如表4所示。
围绕“大气治理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这一核心范畴，形成了4个主范畴：目标设置、内部管理、外部支持和执行行为，并展开“目标驱动――螺旋推进――行为选择”的三阶段作用机制。第一阶段的目标驱动主要指目标设置是前导驱动因素，直接影响政策执行行为。第二阶段的螺旋推进主要指外部支持与内部管理的双因素共同作用，外部支持进一步通过监督压力和资源供给情况强化或削弱着执行者的执行动力，而执行者本身所在的组织机构内部管理中的价值取向和管理机制进一步约束着执行策略，执行动力与策略在目标与行为的关系中起到双螺旋推动作用。第三阶段的行为选择主要指在上述目标、动力、策略的共同作用下，执行行为会出现正常和偏差等多种选择。整体理论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文利用剩下的三分之一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证明，上述模型中概念范畴已经丰富，达到了饱和，没有发现除了上述四个主范畴之外的其他可能形成的关联，主范畴内部也没有新的、有价值、高频次的概念范畴。由此可认为，所建的模型在理论上是饱和的，达到了扎根的要求。
4结论
41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目标设置、组织结构和执行压力对大气治理政策执行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其清晰度、难度和分解程度直接影响大气治理政策执行者的执行意愿，产生正常执行和偏差执行等执行行为。执行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和价值取向，加之外部环境的支持与压力会交替产生作用，形成对执行策略与执行动力的双螺旋推进作用，具体解释如下：
第一，目标设置是大气治理政策的驱动因素，直接影响了政策执行行为。目标设置对执行行为的影响在X市的具体表现为目标责任考核制的实践运用。X市在环保领域推行目标责任考核制以后，优良天数也得到了上升。实践中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受公共领域自身特征影响，很多指标难以量化，且线性思维过重。年年累积的目标任务造成了一味攀高、任务下压等多种负面后果，直接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实践中需直面大气环境问题的真实现状，进行空气质量元解析抓住主要原因进行目标设置。大气环境问题深受当地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影响，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则，需要当地政府实地调研，科学分析实际环境容量和问题原因，对症下药提出科学合理的目标任务，并深入到基层执行层面了解可行性，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奠定基础。
第二，外部支持不仅是大气治理政策执行的情境条件，同时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政策执行压力同其他压力一致，通过“压力―认知―行为”路径对政策执行产生影响。不同主体的关注成为执行者的压力源，包括公众监督、体制压力和资源限制。外部支持与制定环节中的目标设置无关，但对目标设置与执行行为有着调节作用。当外部支持较小时，哪怕目标设置科学合理，执行者会选择“忽视”，投身于外界普遍?P心的政策问题中，符合“经济人”假设。当外部支持较大时，哪怕目标设置不合理，执行者也要保证执行效果。
实践中要合理利用社会力量，发挥公民在政策执行中的作用。不仅延伸了环保管理的触角，缓解了当前环保部门人员不够的尴尬局面，同时形成一种多方参与的环保治理格局。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应持有开放的姿态，对社会力量进行合理引导，与其进行平等对话，为其提供合法合理的活动平台，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
第三，内部管理是执行大气治理政策的物质载体和机构保障，通过对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影响着执行行为。由于中央对环保工作的重视，环保部门已体现出其超越其他同级部门的权力优势，政策执行中的协调能力得以加强，但同时也会因“相对独立”的垂直管理方式而失去当地政府的部分资源支持，明显影响政策执行的进程和执行策略。组织机构的管理机制是科层制形成的，而机构成员的价值取向是受自身特征影响，均与目标设置无关。当组织机构科学，即便目标设置不合理，执行者也能够凭借自身较高的公共服务动机，借助科学的管理机制努力完成目标，贯彻政策执行。当组织机构缺乏科学性，哪怕目标设置再高，只会反向导致公共服务动机持续下降，甚至“寄希望于抽调到市局部门”。
实践中要完善组织机构的管理机制，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实现条块优势互补。在保证环保资源的情况下实施垂直管理，处理好与属地管理间的平衡。国家应明确环保部门在环境管理中的领导统筹地位，将细小杂偏的环境工作交予其他部门负责，使环保做到分散化和统一性相结合，同时促进横向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
双减政策概念范文3
关键词：多维贫困；贫困主体识别；贫困程度测度；反贫困策略；可行能力理论；发展贫困理论；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多维减贫；Watts方法；AF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1.3；F1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1006110
一、引言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一般而言，贫困问题研究涉及贫困主体识别、贫困程度测度和反贫困策略选择三个方面，其中，贫困主体识别和贫困程度测度是基础。自Booth（1889）和Rowntree（1901）从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经济资源或收入水平界定和测度贫困以来，对贫困的识别经历了静态到动态、客观到主观、确定到模糊、一维到多维的发展过程（叶初升 等，2010）。近年来，贫困问题研究更是进入细化、深化和广化的发展阶段，其中，从多维角度把握贫困的本质，创建科学且易于操作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日渐成为贫困研究的主流，也成为当前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
然而，作为世界贫困人口第二的发展中大国，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但在多维贫困的研究和实践中却表现并不突出。在多维贫困研究方面，引进和消化国际前沿研究成果仍是国内学者的主要工作。一部分学者对国外多维贫困研究的进展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尚卫平 等，2005；洪兴建，2005；陈立中，2008a；张建华 等，2006；邹薇 等，2012；刘泽琴，2012；叶初升 等，2010，2011）；另一部分学者则应用或修正国外主要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数对中国及特定区域进行了多维贫困的实证分析（王小林 等，2010；胡鞍钢 等，2009，2010；李佳路，2010；罗小兰 等，2010；蒋翠侠 等，2011；邹薇，2011；陈琦，2012；郭建宇，2012；李飞，2012）。由于多维贫困研究总体滞后，多维贫困理念普及程度有限，多维贫困测度尚未正式应用于我国扶贫实践。虽然在我国的扶贫监测中，经济贫困之外的指标也有涉及，但贫困究竟包括哪些维度、各维度的临界值为多少、各维度的权重如何确定等均缺乏统一规范。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多维贫困理论基础、主要测度方法及国际实践进展的系统阐释，为多维贫困理念在国内的推广以及新时期国家“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践提供多维视野和借鉴。与国内已有的多维贫困测度述评文献不同，本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追求逻辑的完整性而不拘泥于内容的完备性，在逻辑上，按照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与实践应用的思路进行了系统阐释，但在具体内容上，只选择最基础或最核心的理论、方法和代表性国家的实践进行剖析；二是强调了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构建的公理性条件，并对各主要测度方法的联系和区别以及是否满足公理性条件进行了初步探讨；三是首次对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行了跨国比较，总结了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丁建军：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及实践进展
二、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贫困被视为一维概念，仅指经济上的贫困。其潜在的逻辑是“金钱是万能的”，只要人们的货币收入高于贫困线，那么其在所有其他方面的福利水平都可以得到满足。但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贫困是一种复杂而综合的社会现象，除了收入以外，贫困还涉及教育、健康、住房以及公共物品等多个维度的缺失。虽然，福利经济学家Cannan（1914）、Pigou（1920）等早已认识到贫困和福利问题远非以货币表示的经济指标能够轻松描述并解决，但较早明确提出从多维角度来认识贫困与发展问题的学者则是Sen（1976），其“可行能力”理论被公认为是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Martinetti，2000）。
1.Sen的“可行能力”理论
在回答“什么样的平等”这一道德哲学问题时，Sen认为广受关注的三种平等观（功利主义的平等、完全效用的平等、罗尔斯主义的平等）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无法通过将三者相结合的方式构造一个完备的理论。进而，他首创了“可行能力”概念，提出了“基本可行能力平等”的构想。其中，可行能力指“人们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Sen，1980，1984，1985）。
将“可行能力”理念引入贫困分析，Sen提出了“能力贫困”的概念。他认为贫困对应的是功能利的缺失，而功能利缺失的背后则是实现功能利的可行能力的缺失，即个人的福利是以能力为保障的，而贫困的原因则是能力的匮乏。基本可行能力由一系列功能构成，如免受饥饿、疾病的功能，满足营养需求、接受教育、参与社区社会活动的功能等。一方面，这些功能的丧失是贫困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就是贫困的表现。因而，基本可行能力包括的功能不仅具有消除贫困的工具价值，而且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人类福利。如果将生活看做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功能性活动，而对福利的概括评价则必须表现为对这些组成要素的评价形式。作为一个社会人，理应具备包括获得足够的营养、基本的医疗条件、基本的住房保障、一定的受教育机会等基本功能（Sen，1983），如果个人或家庭缺少这些功能或者其中的某一项，那就意味着处于贫困状态。
可行能力贫困理论是对发展贫困理论的发展和超越。发展贫困理论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虽然也强调收入、消费之外的因素，如健康、教育等，但它仅把这些因素看做提高收入和消费的工具或手段。因而，发展贫困理论关注的仍然是个人或家庭是否存在经济上的贫困，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只是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个人（家庭）现在或未来的经济状况。而可行能力贫困理论认为健康、教育这些因素不仅具有消除收入贫困的工具性价值，而且它们本身代表了某种发展的目的，还具有内在的价值。可见，不同于发展贫困理论，可行能力贫困的内涵已经超越了经济方面的贫困，它把缺乏健康、教育等因素本身看做一种贫困。
Sen从“可行能力”的视角定义贫困催生了多维贫困理论。收入匮乏作为一系列功能性活动中的一种，在市场不完善或不存在的现实情境下，无法作为工具性变量完全反映个体或家庭的被剥夺程度。要正确衡量个体或家庭的贫困程度，就必须从多个功能性维度来考虑个体或家庭被剥夺的状况，构建多维贫困测度指数（Anand & Sen，1997）。
2.贫困测度的公理性条件
贫困指数应与一系列伦理上说得通的准则相一致（Sen，1976）。因而，只有满足一系列公理性条件的贫困指数才具有良好的性质。相对于单维贫困指数而言，多维贫困测度的公理性条件更为苛刻。Chakravarty等（2005）概括了多维贫困测度的12条公理：
（1）聚焦性公理（Focus）。某一维度上的改善并不影响另一维度的剥夺，即对于某一贫困主体而言，不同维度之间不可替代。如某人超过贫困线的收入增加不能改变其在教育维度方面的缺失，他在教育维度仍然是贫困的。
（2）标准化定理（Normalization）。贫困指数具有基数特征，即当社会中所有的人都不贫困时，贫困指数为0。
（3）单调性公理（Monotonicity）。若某穷人的状况得以改善，贫困指数不会增加。
（4）复制不变性公理（Principle of Population）。将维度矩阵复制多次不会改变贫困程度，这一公理有助于进行跨时和跨地区的贫困比较。
（5）对称性定理（Symmetry）。除了贫困考察的维度以外，其他特征，如姓名等都不会对贫困的测度产生影响。
（6）连续性公理（Continuity）。该公理确保了某一维度上的值包括临界值的微小变化不会导致贫困指数的剧烈变动，因而，贫困指数不会对临界值和基本需求的观测误差过分敏感。
（7）子群可分性公理（Subgroup Decomposability）。如果将总人口按照种族、地理以及其他分类依据划分为几个子类，则总贫困指数可以分解为由人口比重加权的各子群贫困指数的加权和。这一性质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准确地把握各子群体的贫困状况，并制定针对性强的减贫策略。
（8）基本需求非下降性公理（Nondecreasingness in Subsistence Levels of Attributes）。基本需求提高不会降低贫困程度，如两个相同的社区中，生存水平更高或基本需求更高的社区其贫困程度不会更低。
（9）非贫困增长性公理（Nonpoverty Growth）。如果一个富人加入某社区不会导致该社区贫困增长。和聚焦性公理一起，非贫困增长性公理确保了贫困指数是人口规模的非增函数。
（10）转移性公理（Transfers Principle）。如果Y社区的贫困维度矩阵YP在通过一系列等价转换后，能变成与X社区中的贫困维度矩阵XP相同的矩阵，则X社区的贫困不会高于Y社区的贫困。
（11）规模不变性公理（Scale Invariance）。各维度上的值和临界值成比例变化不会改变贫困指数，也就是说贫困可以看做是各维度上关于临界值的相应比例的缺失。
（12）贫困维度间关联增强性转换非下降公理（Nondecreasing Poverty Under Correlation Increasing Switch）。当两个贫困维度之间是替代关系时，实行维度间关联性增强转换，不会降低贫困程度。如A、B两人在2维度都缺失的情形下，假定A在维度1上相对富有（A11>B21），B则在维度2上相对富有（A21
三、多维贫困的主要测度方法
在多维贫困测度中，维度选择、权重确定以及综合指数合成是关键。基于对上述关键点理解的差异，现已发展了一系列多维贫困测度指数和方法。如HM指数（Hagenaars，1987）、HPI人类贫困指数（UNDP，1997）、ChM指数（Chakravarty，1998，2003；Tsui，2002）、FM指数（Chakravarty，1998，2003；Tsui，2002）、WM指数（Chakravarty et al，2005）以及最近发展起来的MPI指数（UNDP，2010）、AF法（Alkire，2007，2011）等。鉴于篇幅，本文仅对应用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几类方法进行阐释目前，构造多维贫困指数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基于信息理论的方法（Lugo et al，2009）、公理化方法（Bourguignon et al，2003）、克服贫困线界定中随意性的模糊集方法（Cheli et al，1995）、投入产出效率方法（Ramos et al，2005）、“双界线”方法（Alkire et al，2011）以及主成分分析、多元对应分析等统计方法。 。
1.Watts方法
专家咨询法完全模糊及相关方法；
加权求和不完全满足
四、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国际进展比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维贫困测度就在各国的扶贫实践中逐步兴起，并经历了物质生活质量指数（Morris，1979）、人类发展指数（HDI，UNDP，1990）、基本需求方式（BNA）、农村综合发展（IRD）、综合发展项目/计划的发展阶段（Alkire & Sarwar，2010），目前，正进入新一轮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提升和推广期。基于体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发展阶段差异的原则，首先，我们考察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然后，总结各国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1.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展
英国、南非、墨西哥、菲律宾、印度、不丹和玻利维亚7个国家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中具有代表性。其中，英国和南非不仅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发展阶段最高，而且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墨西哥和菲律宾两国的多维测度实践发展程度居中，而且也是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玻利维亚和不丹是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小国，而印度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但三者都处于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发展初期。
（1）英国和南非
受欧盟“社会排斥”（Lenoir，1974）概念的影响，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收入之外的贫困问题。2000年，针对英格兰贫困地区制定了首个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经过2004、2007年两次改进后，该指标体系已被部分地区政府应用于多维贫困测量实践，具体包括经济、社会和住房问题三大方面的系列指标。最近，英国又以多重剥夺模式为导向对2007版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进行改进，共涉及7类37个不同的指标。南非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与英国较为相似，2000年，南非统计局的社会人口司针对包含住房指标和居住环境指标在内的住户贫困进行调查，每年一次，调查内容包括教育、健康、工作或失业、由家庭承担的非酬劳旅行、住房和服务的可得性六个方面。2001年，联合南非社会政策分析中心和人类科学研究理事会，南非统计局开发了省级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这一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包括收入和物质的贫困、就业、健康、教育和生活、环境五个方面。目前，南非正在开发国家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2）墨西哥和菲律宾
墨西哥和菲律宾也较早地开展了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其中，2001年，墨西哥贫困测量技术委员会开始负责官方的贫困测量方法开发，构建了包含食物贫困、能力贫困和财产贫困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2002―2006年又进行了多次修订。2006年后，由社会政策评估全国理事会负责衡量全国、州、市的多维贫困，全国和州一级每2年测度一次，而市一级每5年测度一次。2007―2008年，在专家的协助下进一步对多维贫困测度方法进行了修正，采用了包含收入、健康、食品安全、教育、住房、社会安全和社会凝聚力的贫困线总得分测度方法。菲律宾则在20世纪90年代构建了贫困的社区监测系统，2005年后，完善了监测的内容，使其包括健康、营养、住房、水和卫生、基础教育、收入、就业和平等秩序8个维度，而且，各地方政府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地方治理的具体指标。事实上，菲律宾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构建和交付反贫计划模式。
（3）印度、不丹和玻利维亚
印度虽是世界第一大贫困人口大国，其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方面却处于发展的初期。2002年，多维贫困识别方法开始逐步取代收入贫困识别法被政府采用，印度政府通过13个方面的贫困信息计算贫困得分识别贫困家庭，给贫困家庭颁发“贫困家庭卡”。不过，2008年8月印度才宣布新的“多维贫困指标”。不丹和玻利维亚则更多的是在倡导“国民幸福总值”（2008）和“过上幸福生活的能力”的目标下，开始兼顾多维贫困测度。目前，这两个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正在构建中。
2.代表性国家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比较
前文对主要代表性国家的多维扶贫实践进展进行了概括性阐述。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多维贫困测度国际实践的特征与规律，我们从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动机、负责或支持机构、指标选择与修正、识别与加总方法、使用和结果、最新变化及趋势6个方面对各国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行了对比分析，具体如表2所示。
3.经验与启示
从上述7国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进展及对比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到以下几点经验与启示：
第一，多维贫困测度指数的维度与指标选择应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实现优势互补。如英国、南非、菲律宾等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相对成功的国家，在指标选择方面都邀请了学术专家、有调查经验的专家和政府调查人员等参与，其中，在英国多维贫困测度技术由学术小组负责。
第二，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可持续性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一是明确的责任机构和支持与合作机构，二是学术专家和研究机构对多维贫困测度指标及方法的持续更新与修正，三是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三，多维贫困测度应与国家或地方的贫困环境相适应，因地制宜。贫困作为全球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但不同地区、社区、群体同时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多维贫困测度涉及贫困主体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多个维度，自然与地方的特殊性联系更加紧密。
五、结论与展望
多维减贫将不可阻挡地成为各国减贫实践的主要发展趋势，而多维贫困识别、测度则是制定多维减贫政策的前提与基础。虽然，多维贫困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多维减贫实践也在不少国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作为世界第二大贫困人口大国的中国，在多维贫困的研究和实践中却显得相对滞后。以此为背景，在现有的国内多维贫困研究述评和实证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代表性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本文系统地阐释了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及国际实践进展。我们发现：
第一，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已日趋完善，并基本定型。Sen的可行能力理论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单一学科，是一种从哲学高度来界定的贫困概念框架，而公理性条件的提炼则为多维贫困测度奠定了科学基础。
第二，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不断开发，但满足公理性条件和易于操作应成为方法开发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Watts方法和AF方法具有的良好性质，使其被广泛应用。
表2 多维贫困测度实践的跨国比较
国家 动机负责（支持）机构指标选择
与修正识别与加总使用和后果最新趋势
英国减少不平等；政策干预贫困家庭；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英国政府学术回顾、协商，地方、中央政府和志愿者参与讨论，技术由学术小组承担贫困排序法
7个维度贫困指标加权合成区域贫困指标（权重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用于决定分配政府货币数量，用于瞄准以社区为基础的地区干预，用于政府和非政府的筹资方式。及时修改一些有变化的指标，尤其是收入方面的指标。
南非减少不平等；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政府和学术机构研究中心成员和利益相关者，5个主要维度指标贫困排序法
多重贫困指标得分（加权组合）省级水平的多维测度方法成为国际成果。由质量向规模转变；开发多维贫困国家指标体系。
墨西哥跟踪、监测贫困，评估政策。贫困测量技术委员会、社会政策评估全国理事会6大维度的贫困指标体系临界值
贫困线总得分法应用于2008年国家和地方贫困报告，2010年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也采用此法。
菲律宾为政策制定和项目执行提供信息。国家、地方政府、捐赠者、NGO；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社区贫困监测系统）村庄社区设计、调查、分析；前沿研究者负责，与利益相关者和地方调查员磋商；13个核心指标衡量未满足4项社区监测系统综合指数指标的住户识别减贫项目的受益人，用来分析年度发展计划和社会经济概况。
印度减少不平等；政策干预贫困家庭；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各州政府（传统贫困家庭识别），计划委员会下属小组（新的多维贫困测度）专家委员会、主管部门、中央和地方政府临界值
正在开发中作为贫困线的补充参照标准。修正和完善2002年版的13个核心维度的指标。
不丹国民幸福。城市研究中心考虑公众的意见
4个方面正在开发正在协同国际研究和资助机构开发。
玻利
维亚减少不平等；准确识别贫困，有效转移资源。城市服务机构正在开发正在开发正在协同国际研究和资助机构开发。
资料来源：参考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国际减贫动态》2010年第5期Sabina Alkire和Moizza Binat Sarwar的《贫困和福利的多维测量》，笔者根据最新资料整理和完善。
第三，相对于将传统的单维贫困测度拓展到多维的多维贫困测度的方法开发思路而言，摆脱传统的贫困测度思路，从全新的角度进行多维贫困测度的方法创新研究成果较少，且相关方法的应用也不多见。
第四，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发展不平衡，处于多维贫困研究前沿的国家其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也开展得更好，相反，印度、中国等贫困人口大国却相对滞后，这可能与这些国家还有较多的人口没有摆脱经济贫困、绝对贫困有关。
就多维贫困的研究而言，以下方面有待继续突破：一是多维贫困理论框架的整理与完善。虽然多维贫困理论基本成型，但尚缺乏文献对其进行系统综合和归纳，并针对这一主题整理出完整的理论框架。二是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的继续完善。特别是摆脱传统贫困测度思路的全新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的开发，以及基于个体贫困又超越个体贫困的社区贫困、区域贫困的多维测度方法的开发。三是以多维减贫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减贫政策体系的研究。
而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方面，较为紧迫的任务有：一是选择、修正和完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特别是与当地贫困环境相适应的测度指标体系；二是在现有的扶贫监测、住户调查系统内纳入多维贫困指标的调查统计，完善多维贫困测度基础数据库建设。就中国而言，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率先开展多维贫困测度实践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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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概念范文4
一、中型科技企业概述
中型科技企业是指企业规模中，人员100-300人之间，年销售收入1000-10000万左右，其组成人员是以科技人员为主体，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科研、开发、设计、生产及销售。以其开发、设计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商品以及技术开发、服务、技术和高新产品为主要销售产品。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实行“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知识密集型经济实体。换言之，中型科技企业是以创新为使命和生存手段的企业。中型科技企业因其经营规模处于大型及小型企业之间，目前所面临的处境较为艰难。例如：在技术方面、资产规模、人员配置有了一定的投入，但是整体水平与大型科技企业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市场竞争力方面较弱；而其与小型科技企业相比虽然竞争力较强，但由于其先期投资较大，转型较慢，因此在灵活性等方面不及小型企业。另外，科技企业一般都面临着其产品具有周期短、成本高、市场认可率风险大的特点，而高新技术产品在研发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高级技术人员组成研发团队，这些高级技术人员的薪资待遇较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资金问题。要解决中型科技企业的资金相对较为紧张问题，企业在对外开拓融资渠道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合理的进行税收筹划，节约纳税成本，从而达到缓解资金压力的目的。
二、中型科技企业税收筹划的目的
(一)实现财务管理的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
税收筹划在企业的价值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税收筹划从最初的节税，到后期增加企业盈余留存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税收筹划也是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实现价值最大化是税收筹划的最终目的。
(二)降低企业纳税成本
实现企业的既定利润目标，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加企业的收入、二是降低企业的相关成本费用。增加收入需要靠对外拓展市场，在我国同行业市场竞争日益及同行业技术水平相差无几的今天，增加收入相对较为困难，大都数企业选择了降低成本。节约纳税成本，是一条代价偿付较低且能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的途径。以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为例，现行税法规定，一般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而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如果该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办理了“双软认证”，企业所得税还将享受“免二减三”的优惠。另外，以其增值税为例。增值税税率为17%，销售软件产品的增值税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税收的退税政策，而且退还的增值税也免于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现金支出“刚性”要求
由于税收的强制性特点，税收的现金支出具有了一定的刚性。企业在一定期间内，销售计划制订的同时，生产、采购、营业收入、利润额及应纳税所得额就相应的确定下来。同时，企业当期应缴纳各项税费也已经敲定，并且企业必须足额、按期缴纳各项税款。否则，不但会给企业带来涉税风险遭受税收征管部门的处罚，同时还会给企业的信誉带来不利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利益。财务管理工作中把现金流当作企业生存的“血脉”，认为货币资金是有其时间价值的。因此，现代企业越来越多的关注现金的流出金额及流出时间，从这个层面分析来看，对涉税事项进行的筹划是公司决策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中型技术企业税收筹划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经营者对税收筹划工作认识有偏差
1、税收筹划意识淡薄中型技术企业的经营者大多数是搞技术出身，属于技术型管理者，他们往往对某类技术领域十分精通。觉得企业的主要工作应该是放在开拓新市场、研发新技术上，而对税收筹划工作不是十分重视。对财务人员提出的税收筹划建议觉得没有必要，甚至对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觉得不值得一提。从而使得科技企业的税收筹划工作不能完全的开展，企业也就不能享受一些应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2、混淆纳税违法行为与税收筹划的概念我国科技企业中大部分经营者还是很重视节约纳税成本的，他们认为税收筹划就是少纳税，因而要求财务人员要千方百计的少缴税，不论其要求是否符合相关的税收法规、政策。有些经营者甚至指使财务人员进行弄虚作假，向税务机关出具假的资料，来骗取税收优惠政策从而达到少缴税甚至不缴税的目的。其实，偷税行为与税收筹划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税收违法行为，税收征管部门发现后要予以严厉打击的；而后者是在合理利用国家税收法规的基础上少纳税款，且是国家鼓励和支持的。
(二)财务人员业务水平有待提高
科技企业的财务人员担负着日常会计核算及财务管理的任务。然而，由于有些科技企业的经营者不是十分重视财务工作，在财务人员的选用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些财务人员没有经历过系统的财会知识的学习及培训，对财会业务都是一知半解，就更谈不到税收筹划的业务高度了。有的财务人员虽然也财务专业出身，然而由于缺乏对国家新财税政策的学习和掌握，对其把握的不到位，使其不能准确的对税收筹划工作提出相应的策略、办法，从而影响了科技企业的税收筹划工作。
四、税收筹划策略
目前科技企业范围可谓相当之广，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环保企业、通讯光缆、电子电信类、航天、军工等行业企业。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因其在众多的科技企业中综合性较强、且代表性较广。现以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为例，从而对其税收筹划进行简要论述。
(一)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1)流转税方面。软件企业销售其软件产品，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2)所得税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如高新技术企业同时获得软件企业资格，在2017年底之前，自获利年度起，享受“免二减三”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
(二)积极准备做好前期筹划工作
高新技术企业及其他科技企业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前提是应该得到相关部门（如省级科技部门）的其资质的认证，前取得相应的证书。因此，企业应该积极申报相关技术材料，尽早取得相应的证书，方可去主管税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与税务机关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否最后得到落实，与税务机关的沟通、联络至关重要。因为，国家虽然对科技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制订了相应的税收政策，实际工作中，由于纳税人与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在税收法规理解上偏差，会影响企业最终能否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因此，企业应该与主管税务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从而为企业办理相关的税收减免清除不应有的阻力。聘请中介机构进行策划指导。科技企业在办理相关的科技认证手续后，后续工作中还需要一些账目的设置工作，以及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工作。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些科技企业的财务人员对税收政策相关要求的概念较为模糊，不能完全理解其深意，容易造成误解。从而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的享受。例如：高新技术企业中的高新技术收入的确认、研发费用比例的确认，科技人员人数的确认等问题。由于，中介机构的专业性较高、业务能力较强。因此，有条件的科技企业可以聘请中介机构来指导相关的税收策划工作，使其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税收筹划应遵循合法性原则
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运用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筹划降低纳税成本，从而实现企业经营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然而，税收筹划相关方案的提出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合法性原则。企业的税收筹划应该是在国家相关税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实施，不能把税收筹划看作企业少缴税款或是不缴税款的理由。具体操作中，有些企业人为的增加成本、隐藏收入、调整应纳税所得额。把这些做法当作是税收筹划，对税收筹划理念产生了误读。税收征管部门发现后会对企业施以税收处罚，严重者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看出，税收筹划应是在国家税收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进行。
(四)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1、加大研发费用的投入研发费用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是较为重要的一个支出。因为税法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费用比例有严格的规定，如：年销售收入低于5000万元，研发费用比例不得低于6%；5000—20000万元费用比例不低于4%；20000万元以上不低于3%。只有研发费用达到上述的硬性规定指标，税务机关才能有可能认定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另外，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部分按50%加计扣除，形成的按150%摊销的相关规定。从中可以看出，企业加大研发费用的投入可谓是“一劳永逸”的工作。因此，建议高新技术企业成立研发部门，将该部门的人工、费用以及所耗用的研发用材料，一并计入研发费用核算，从而把研发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2、不征税收入成本列支问题高新技术企业销售的软件产品按税法规定可以享受增值税税负超3%部分税收返还的优惠政策。同时，返还的增值税免于缴纳企业所得税。然而，税法同时也规定为形成上述的不征税收入，而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也不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注意这部分成本、费用投入的控制。在不违背税收原则的前提下，将该项成本费用列入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费用，这样可以降低一部分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3、合理运用固定资产税前列支政策我国为鼓励企业加大对研发工作的投入力度规定：企业购入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金额低于100万元的，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直接列支；超过100万元的，允许按不低于折旧年限的0.6倍的方式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其产品附加值较高，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较高，高新技术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该政策的规定采购相关的仪器、设备从而起到抵减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作用，同时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采购固定资产资产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可以看出，采购高新技术企业采购固定资产可以实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共同节税的作用。
五、结束语
双减政策概念范文5
一、未执行编制实名制存在的首要问题
1、编制概念恍惚。一是以为人员即编制，有几多人就有几多编制，把人员与编制完全同等起来；二是把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混杂，把全额编制、差额编制、自筹编制混杂，对编制性质认识不清。因为上述各种缘由，形成编制认识不强，治理不规范，运用不严厉。
2、超编景象分歧水平存在。因为尽管编制、不论人头，重审批、轻监管等缘由，使一些政策性安顿人员不克不及实时归入编内治理，然后形成局部单位存在超编人员。
3、混编混岗景象严厉。编制概念的恍惚及人岗相适的需求，形成局部单位用人随意调整，机关事业人员混用，编制、岗位与人员错位。
4、自请人员比较随意。乡镇因为阶段性的中间工作和后勤服务的需求，存在随意自聘人员或请暂时人员景象。
5、吃“空饷”景象难以节制。因为编制不到人头，监管办法不严，有些单位存在一些长期旷工或无合理理由过期不归，虚报、多领、冒领工资津补助等吃“空饷”景象。
二、执行编制实名制治理的有用办法及步调
执行编制实名制是机构编制治理的一种新的测验，它既是管编与管人的有用结合点，又是增强机构编制监督治理的有力打破口，它的执行，有利于构成机构编制、人员、财务预算互相配套互相约束的机制，有利于从源头上节制财务供养人员的增进，有利于增强社会监督，然后充分尊敬和落实群众对机构编制治理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苏仙区为落实编制实名制，做了很多而有成效的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用的办法：
1、编制落实到人。
经过机构编制、组织人事、财务等部分互相共同，组织专人对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进行了彻底清算和查对，保证机构编制部分的在编人员、组织人事部分的在职人员、财务部分的人员经费核拨状况“三相符”，为编制实名制治理的顺利施行奠基基本。
2、实名坚持“两证”。
持续完善《机构编制治理证》（称为单位证）。《治理证》执行双证治理，单位一本，编制部分一本，在《治理证》中规范完好地对在职人员及其地点岗位、占用编制类别一一注销，并构成完善的处理顺序，对领证、增人上编、减人下编、人员编制改变、处理时间进行严厉规则，完成动态治理人员编制。核发《个人编制证》（称为个人证）。在查对无误的基本上，执行“每人一证、编制到人，实名建制，证随人走”的方法，坚持《个人编制证》，作为《治理证》的增补。《个人编制证》内容首要包括：个人基本状况、职务变化状况、工作变化状况等。对《个人编制证》执行分类治理，行政单位人员编制证为赤色，事业单位人员编制证为黑色，并区别财务全额拨款、差额拨款、经费自筹分歧状况，辨别加盖“财务”、“差额”、“自费”印章。
3、合时对外公示。
坚持单位证和个人证工作完成后，在编制部分的监督下，由地点单位进行对外公示，承受群众监督。每逢机构变革、竞争上岗、人员变化，各单位还要在人员到位后，再次进行公示。与此还，编制部分实时受理群众告发，处置件。
4、健全治理准则。
完善“两证”治理顺序。制订了《机构编制治理证》和《个人编制证》处理顺序，并以文件方式下发。在文件中规则：行政事业单位之间互相调动的，由调入单位将“两证”送编制部分审核盖印，处理纳编、减编或换证手续；对退休人员，在各部分接到退休通知后，一周内到编制部分核减在职人数；对换往企业和部分出区工作的，由地点单位将“两证”送编办予以核销；对新招录人员，在各类手续处理终了后，填写“两证”，予以纳编。健全互相配套约束机制。《治理证》由编制部分和地点单位或主管部分各存一份，呈现人员异动时，经编制部分审核后还调整，做到互相监督。将“两证”作为审核财务拨款、工资基金、审批工资方案和调整工资等的主要根据。与此还，以“两证”为基本，由编制部分会同组织人事、财务等部分坚持机构编制、人员经费和人员基本信息数据库，执行资源共享，互相交流，做到了全区财务供养人员清晰精确。编制实名制治理的施行，“两证”的还运用，促进了机构编制微观与微观治理的有机结合，完成了静态治理向动态治理的有用改变，有利于增强机构编制治理和群众监督，使机构编制部分与组织、人事、财务等部分互相配套约束愈加有用，避免了超编进人、混编混岗、吃“空饷”和随意调整人员编制等景象的发生，为执行“阳光编制”奠基了优越的基本。
三、执行编制实名制治理中呈现的问题及处置意见
双减政策概念范文6
（一）低碳科技创新催生碳会计信息披露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发展需要以低碳科技创新为动力和引擎，依托技术提升实现企业能耗降低和环境治理能力提升，因此加强低碳科技创新避不开企业的主体性参与。企业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也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加强低碳科技创新需要以企业为主体，改变传统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体系，使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能及时有效地反映低碳方面的信息，催生碳会计信息披露问题。
2008年，美国Stewart Jones教授提出低碳会计概念，即以能源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货币、实物单位计量或用文字表述的形式，对企业履行低碳责任、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进行确认、计量、报告、考核的新兴会计科学。低碳会计与绿色会计或环境会计密切相关，在原理和技术层面有许多相似之处，碳会计包含了绿色会计理论，侧重点在于对企业碳行为或碳足迹的计量和评价。碳会计信息主要是计量和评价企业对自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水平、碳排放总量以及为减少碳排放的科技创新投入及其绩效的评价，为资源能源消耗及其低碳科技创新贡献的综合性确认、计量和报告，这从根本上拓展了传统会计理论，也发展了绿色会计理论体系。
（二）碳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问题
（1）技术操作性难题。传统会计按照权责发生制、历史成本等原则、采取复式记账法对发生的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但现有会计报表提供和披露的是以货币计量的体现经济效益指标的会计事项，大量关键性的涉及企业碳排放、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等方面效益指标无法体现，建立碳会计信息体系存在碳排放量计量标准和方法方面的技术难题。
（2）正外部性带来的逆向选择问题。尽管低碳科技创新和降低碳排放是正外部性的经济行为，但是成本高业也会阻止企业自愿进行碳信息披露，在碳排放信息的使用方面可能提高政府对其征收更高碳税或排污费的风险，也会带来更多的社会压力。
（3）碳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缺失。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包括企业碳排放水平、环境污染水平、碳减排技术投入等方面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支持，对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缺乏足够的法律约束力和强制力，对碳会计要素的计量、核算、碳信息披露缺乏统一的规范，难以保证和衡量碳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世界许多国家对研究与开发的会计处理有不同的方法，如下表1所示，比较国际经验，中国在研发支出中缺乏专门的信息披露规定，也缺乏低碳科技创新相关的会计信息披露规定。
（4）低碳科技创新与会计信息披露关联的困境。缺乏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对于投入高、风险大、收益产权模糊的低碳科技创新难有足够的利益预期，因缺乏畅通的碳会计信息披露体系，面向低碳科技创新的碳会计信息难以及时传递给利害关系人。
（5）缺乏有效的碳信息披露实证经验。企业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缺乏承担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效率、加强低碳技术创新的动力和社会责任，这就直接导致企业从事低碳科技创新动力不足，企业降低碳排放的动力缺失。
（三）低碳科技创新需要构建新的会计信息披露体系 面向低碳科技创新，向有关利益主体提供准确有效的低碳信息，以满足科技创新者、投资者，消费者、政府管理部门等多方面的信息需求，应该尽快构建低碳科技创新的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加强面向低碳科技创新的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构建，以会计信息披露促进企业加强低碳科技创新，依托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低碳科技产品研发、低碳产品生产，获取新的更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市场份额。
此外，加强碳会计信息披露是促进低碳科技创新的必然要求。传统的会计理论未将个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纳入成本计算，长期如此，势必阻碍企业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加强碳会计信息披露及碳会计的建立，能加强对企业的低碳科技创新、研发、生产、营销、流通等环节的碳排放监控和碳约束，强化地方政府绿色GDP或低碳GDP考核，限制高碳企业进入，促进会计和国际接轨等。
二、低碳科技创新会计信息披露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问题，明确碳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和基本要素，采用科学的碳信息披露技术计量手段和工具，依托低碳科技创新来构建有效的碳信息评价机制，构建面向低碳科技创新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型。在财务会计框架内增加碳排放与交易信息的确认、计量及披露、碳排放与交易成本的核算、管理等，均可能影响企业的财务业绩、股东价值及经营战略。企业构建碳会计体系，是为了使企业发展能够满足低碳经济的要求，履行企业的低碳责任，实现企业的良好发展。加强低碳科技创新的碳会计信息披露模型构建，促进碳信息披露，有利于引导企业承担减少碳排放的社会责任。
（一）低碳科技创新会计信息披露目标 构建面向低碳科技创新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型要明确目标，即要求在节能减排指引下，强化低碳会计的社会职能和约束功能，规范和引导企业的碳排放和低碳科技创新行为选择，以履行企业低碳社会责任和最大程度降低碳排放为目标选择。
低碳科技创新的会计信息披露目标包括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基本目标是促进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大减排技术研发，提高低碳技术创新能力和低碳产品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构建低碳型产品和低碳型企业。具体目标，则是向企业利益关联者包括投资者、政府部门、社会消费者等多方面利害关系人提供企业碳排放和为减排进行创新投入等信息。
（二）低碳会计信息披露基本要素
（1）碳收入信息。即企业通过低碳科技创新、低碳产品生产、企业碳排放量降低、企业碳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这种经济收益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和价值评价。
（2）碳成本信息，即企业在生产经营等行为过程中所发生的与碳减排有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包括低碳科技创新、低碳产品生产、低碳营销等方面所发生的投入成本和相关费用信息。
（3）碳负债信息。即企业对碳排放导致环境污染的尚未支付的，需要在将来支付的债务。
（4）碳利润信息。企业低碳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环境效益与企业碳成本和碳负债的总体利润评价信息。
（三）低碳会计信息披露计量模型 建立碳会计信息披露计量模型，准确计算企业在低碳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碳成本、碳收入、碳负债、碳利润指标。对这些要素进行综合性评价和计量，在方法和模式上主要包括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
定量评价主要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碳会计信息计算，如实际成本法、机会成本法、边际成本法、影子价格法等。
定性评价主要是通过价值评估和主观评价所提供的碳会计信息，如图表法、文字描述法、专家评判法等。对碳会计信息的计量主要包括碳成本、碳收入、碳负债、碳利润等的评价。如下图1所示，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加上环境因素或低碳因素，形成了低碳收入、低碳成本、低碳负债、低碳利润等指标，碳会计信息披露是对这些指标计量和披露。
对碳成本的计算，可以采用货币形式结算，也可采用实物形式进行确认，两者可以互换。关于碳成本核算， Ratnatunga、 Balachand-
ran等教授提供了两种方法，一是从环境成本会计角度提供核算框架，即从原材料、人工、管理费、废弃物成本及循环利用成本中，对与CO2排放交易相关的成本予以分离，再归类计量；二是基于全生命周期影响对碳排放效率进行计量与成本核算，如表2所示。对于碳收入，主要是依托低碳科技创新投入所带来的碳减排之后的收入值。碳负债涉及到过去或现在企业行为对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社会责任评价问题，主要是进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于碳利润计算，要求将环境因素和碳排放因素纳入企业利润的范围，综合考虑企业碳收入、碳成本、碳负债、碳资产等因素之后所形成的利润。
三、基于低碳科技创新的会计信息披露策略选择
（一）从政策和制度层面明确规定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内容比较企业传统的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如下图2所示，应该增加企业在碳排放方面的信息披露，建立企业碳会计系统和企业碳会计报表、企业低碳报告制度，从政策和制度层面明确规定企业的碳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包括企业低碳背景信息和低碳政策法规信息、环境污染信息、企业低碳创新投入信息、企业节能减排信息、企业碳会计政策和碳会计处理信息等。
在企业财务报表应增加对碳会计信息披露项目，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低碳资产、低碳负债项目，流动负债中增设环境治理费等负债。在利润表中，增设低碳补贴收入、低碳成本费用、低碳技术改造、低碳环保设施费用等。报表附注中应披露企业低碳会计政策、废弃污染治理办法和政策措施等。建立企业低碳会计评价指标，包括低碳科技投入、低碳环保费用支出率、单位净利润废物排出量、废物循环利用率、废物处理支出比例等。
（二）基于低碳科技创新的正外部性，选择有效的碳会计信息披露成本补偿策略碳会计信息披露的正外部性决定了企业信息披露成本与收益存在一定差距，为此，应该选择有效的成本补偿策略。如下图3所示，MPC为企业边际成本曲线，MPR为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SC为社会边际成本曲线，MSR为社会边际收益曲线，当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成本与社会碳信息披露成本趋于一致时，即MPC＝MSC时，将实现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成本与收益的均衡。但在Q1点，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收益等于企业信息披露成本，会计信息质量没有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企业存在虚假碳会计信息和劣质信息情况。Q2则为企业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相等，实现碳信息资源配置的最优，但Q2的企业边际成本要高于Q1的企业边际成本，难以保障Q2的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成本支出。为此，可以给予企业适当的碳会计信息披露成本补偿，由Q2向Q3移动，尽管社会收益有所降低，但是高于Q1的社会收益，企业成本也得到适当的降低或补偿。
政府向企业给予适当补偿，可以采取直接和间接补偿等策略。直接补偿要求政府对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给予直接的货币补偿。间接补偿则包括逆向定价、免税、政策倾斜等方式，加大对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失责的惩罚力度，采取免税、政策倾斜等方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碳信息披露成本，对公开自身碳会计信息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和倾斜，形成鼓励企业加强低碳科技创新、及时披露碳会计信息的长效机制。
（三）制定鼓励低碳科技创新的碳会计信息政策 企业及时披露在低碳科技创新、低碳科技研发、低碳科技产品交易等方面的信息，低碳科技创新的支出应在财务会计和税收会计上适当分离，对于低碳科技创新的支出应该在税收上进行减免，鼓励企业加强低碳科技创新投资，鼓励低碳产品研发和生产，政府设立绿色采购政策，鼓励企业加强碳会计信息披露和实际的低碳科技创新投入，政府对这些企业主动披露碳会计信息和积极进行低碳科技投入和低碳科技创新应该给予奖励和政策扶持。要逐步推行碳税制度和碳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加强碳会计信息披露的奖惩，促进企业加强低碳科技创新。建立和完善碳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并以此作为政府考核评价企业的重要指标，加强相关奖惩制度建设，引导企业准确、及时地披露碳会计信息，
（四）完善碳排放交易政策和CDM机制，鼓励企业低碳科技创新完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鼓励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CDM机制，利用国际低碳技术和资金促进中国企业提升低碳科技创新能力。从政策层面明确规定企业的低碳科技创新成果可以作为碳排放权交易的重要资产或权益进行计量，所支付或获得的资金信息应在企业财务会计中体现，引导企业为进行碳交易而及时披露其碳会计信息。要完善相关的低碳产业法律法规，制定碳会计信息披露标准和碳会计准则，明确和规范企业碳会计及其信息披露的操作流程和监管程序，加大对破坏环境和高碳排放企业的惩罚执行力度，提高企业进行碳会计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建立多方参与的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服务体系，加强社会宣传、教育和监管首先应建立企业、政府、研究院所、中介机构、投资者、消费者等多方参与的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服务体系。政府作为政策部门，为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提供政策指导、监管等服务，企业作为碳会计信息披露的主体主动披露信息，社会中介机构为企业披露碳会计信息提供中介服务。消费者积极购买企业的低碳产品和服务，增强与企业的互动。科研院所加强碳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提高碳会计理论水平和实践应用能力，为促进企业低碳科技创新和碳会计信息披露提供理论依据和可行性应用方案，高校加强碳会计人才、低碳信息人才、低碳科技人才培养。通过信息披露服务体系的构建，最终形成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与低碳科技创新互动和良性发展效应。
此外，还要加强碳会计、低碳科技创新的社会宣传、教育和监督，营造低碳会计信息披露的社会文化环境，激发企业加强低碳科技创新、降低碳排放的内在动力。需要加强企业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的宣传和教育力度，要求及时转变会计观念，树立低碳、绿色、环保意识，加强碳会计方面的培训和知识教育，适应新的碳会计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要加强低碳科技创新知识普及、宣传、创新与应用转化，提高对低碳科技创新和低碳会计信息的重视程度，引导社会形成参与低碳科技创新、主动选择和购买低碳科技产品、低碳产品服务的消费模式。加强低碳会计方面的知识教育与培训，构建低碳科技创新与低碳会计互动发展的社会环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区域低碳创新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编号：10CGL055）及2013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下北京低碳创新城市建设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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