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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水平分析范文1
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基于我国多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量化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水平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同时还与城镇化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它们都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所以，我国城镇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必然会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居民消费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程度；量化关系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的发展方式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城镇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必然与人民的生活质量存在密切关系，否则推荐城镇化进程就失去意义。长期以来，很多学者研究了居民消费水平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徐凤等运用协整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国内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1]。付波航等基于中国29个省份1989—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这些人口消费环境或制度变量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2]。刘厚莲指出，人口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倒U型关系[3]。田青等利用1999—2006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分析消费习惯、收入、购房支出、医疗、教育支出、收入波动及利率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消费习惯、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而收入波动及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4]。以我国1978—2004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建立反映城/镇化水平和消费增长动态关系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在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动态影响，并指出城镇化发展对居民消费增长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累积效应大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累积效应，并且正向拉动效应的持续时问更长也更稳定[5]。储德银等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从城乡比较视角分析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并研究得出收入水平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最大，而收入分配和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绝对程度基本相同[6]。潘明清等从劳动力流动视角分析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制，使用1996—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重点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城镇化进程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证明了城镇化的积聚效应大于外部成本效应，城镇化促进了居民消费增长[7]。祁毓等在理论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构建2002—2008年和1997—200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相关变量叙述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8]。
（一）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水平是指居民在劳务或者物质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对满足发展、享受和生存需要达到的程度，可以用劳务和物质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反映出来也可以通过消费过程中消耗的货币量反映出来。本文所采用的就是地区居民消费的货币金额数来反应这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
（二）城镇化程度城镇化程度在不同学科中的定义不同，比如，人口学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地理学上是指城市景观的比重。本文依据多数学者的研究方法，用一个地区城镇人口占这个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该地区的城镇化程度。
（三）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是指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所达到的水准。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增长速度。本文采用一个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来反映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四）变量数据来源本论文中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有些是直接采用网站的统计数据，有些是根据需要对网站的数据进行了简化计算，因此，可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三、建立模型与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首先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看其是否存在单位根，如果存在单位根则数据不平稳，不能直接进行分析，必须对其差分项进行平稳性检验直至平稳为止。为了论述方便。下文中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分别用JMXF、CZH和JJFZ表示。平稳性检验的方法主要有ADF-Fisher卡方检验、PP-Fisher卡方检验、Im,PesaranandShinW-stat和Levin，Lin&Chu-t检验[6]，本文依据数据的特征选择ADF-Fisher卡方检验与Im,Pe-saranandShinW-stat作为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1。由表1可知，JMXF、CZH和JJFZ都为二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Kao检验、Pedroni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基础上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本文如表2所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说明JMXF、CZH和JJFZ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二）模型估计本文依据一般构建面板数据的模型形式，构建模型如下：由表3可知，JMXFit=-3625.236+12207.27×CZHit+0.261261×JJFZit。JJFZ与CZH都和JMXF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由此可以推出，城镇化程度与人均生产总值都对提升人结论民的消费水平、对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着促进作用。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经历了多年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程度也达到了一定水平，但是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人均消费水平依然与城镇化水平密切相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仍然依赖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参考文献：
[1]徐凤，金克琴.中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9，24（2）：109-113.
[2]付波航，方齐云，宋德勇.城镇化、人日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108-114.
[3]刘厚莲.人口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资源，2013，（6）：63-70.
[4]田青.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J].管理世界，2008，（7）：27-33.
[5]胡日东，苏桔芳.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7，（5）：58-65.
[6]储德银，经庭如.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0，（4）：99-105.
[7]潘明清，高文亮.我国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检脸与介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4，（1）：118-125.
消费水平分析范文2
关键词：居民消费；人均收入；人口规模；经济增长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从宏观角度或微观角度来分析，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都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及其发展水平。目前我国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居民的消费处于怎样的水平，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对宏观经济具有怎样的影响，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消费活动是经济活动的终点，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对于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已经有大量的经济学家和学者做了充分的研究。现在国外学术界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凯恩斯主义的消费函数，即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他认为消费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净收入，即居民现期可支配收入。随着居民现期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的消费也会随之增加。凯恩斯的这种消费理论主要是用收入来解释消费。他假设消费者是完全理性的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的主要经济活动就是储蓄和消费，并且消费会随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幅度小于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幅度。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增加的消费支出在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减少，即边际消费倾向具有递减的趋势。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凯恩斯进一步提出平均消费倾向递减，而且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
另一种是弗兰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消费函数，每个人都根据他自己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他的消费支出。这一理论强调消费要受制于个人或家庭在其整个生命期间内所获得的总收入。这种理论把人生分为三个阶段：少年、壮年和老年，在少年和老年阶段，消费大于收入，在壮年阶段，收入大于消费，而壮年阶段多余的收入则用于偿还少年时期的债务和储蓄起来用于以后的养老。虽然他强调消费不完全取决于现期收入，但是，经济学家根据大量经验观察发现，消费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现期收入，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当居民收入下降或担心失业时，居民往往会推迟或削减耐用品购买，现期消费就会减少；其二，当居民收入呈现下降时，消费信贷会受到配额限制，居民就不得不削减现期消费。
三、模型建立与回归分析
我们所能想到的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额、城镇人口数、储蓄存款利率、价格水平、居民家庭财产情况、收入分配、税收、消费者偏好、消费信贷状况、消费者年龄构成、制度、风俗习惯等等。但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可收集性和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人口数来作为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
1.模型建立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具体分析各要素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在这里，我们选择“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用Y表示）。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作为第一个解释变量（用X1表示），选择“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第二个解释变量（用X2表示），选择“城镇人口数”作为第三个解释变量（用X3表示），所以模型可以假定为以下形式：Y=β0+β1X1+β2X2+β3X3+μ，其中μ代表随机干扰项。下面将分别详细说明每个解释变量所代表的意义。
（1）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是指既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国界范围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国内生产总值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我们知道，消费需求是收入的函数，而收入又取决于生产，所以，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不断增加。因此，生产发展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就成为影响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
（2）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居民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指的是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他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收入总和。它是每个居民总收入减去个人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支出等费用后的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决定储蓄水平的一个重要因子，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储蓄会直接随之增加，所以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居民自己的银行储蓄的增加，就可以为以后的购房、购车、养老、医疗保健做准备，这样就会对居民的消费支出产生很大的影响。
（3）城镇人口数
在这里，我们选择城镇人口数来代表人口的多少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在消费总额为既定的一个数时，人口的规模和增长速度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水平。如果人口的规模较大，即这里的城镇人口数较大，能够消费的人数增加，需求扩大，居民的消费水平必将上升；反之，如果人口的规模较小，能够消费的人数减少，需求减少，居民的消费水平必将下降。所以城镇人口数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
2.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样本为2004年到2014年11年间的年度数据。做OLS线性回归，得出的回归方程为Y=13004.7+0.022067X1+0.3895632X2-0.276239X3+
μ，该模型可以初步通过经济意义上的检验，系数和符号也都符合经济意义。用Stata软件做OLS回归后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注：其中v3，v4，v5分别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数。
从上述模型结果中可以看到，拟合优度：R2=0.9995，这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镇人口数联合起来一起解释了这个消费水平样本中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波动的99.95%。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很高，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这表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镇人口数联合起来确实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影响。并且模型通过了F检验，说明方程整体是线性显著的。回归后t值也都通过了检验，说明各个变量也都是显著的。
我们可以看出，当其它条件不变时，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增加1亿元，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就增加0.022067元；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就增加0.3895632元；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我国城镇人口数每增加1万人，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就减少0.276239元。
在这里，城镇人口数的符号与前面预期的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即我国城镇人口数的增加会导致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这里解释为：城镇人口数增加可以说明我国的儿童人口和老龄人口相对于劳动人口的比例上升。我国在2000年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老龄型社会；到201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4.3%，已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到2014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则达到了2.12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5%。这明显出现了未富先老的迹象，大大增加了经济发展压力。因此，长时间内，在这种老龄型社会下居民消费的增加会导致人均资本存量下降，进而影响到将来的产出水平，这样就抑制了将来的居民消费，导致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所以城镇人口数的符号是符合经济意义的。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2004年至2014年的统计数据，探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数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会导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城镇人口数的增加会导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对居民消费水平有一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越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会上升，国民收入也就会提高，在人口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也就会提高，购买力就会上升，从而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就会提高；反之，一国的经济越差，国内生产总值也就会下降，国民收入也就会降低，在人口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也就会下降，购买力就会下降，从而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就会降低。所以政府应大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国民收入，最终达到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目的。
第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的消费水平影响最大。正如凯恩斯所认为的那样，居民消费会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的多，即前面所提到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率为负值。但在总体上，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用于消费的收入就会增加。因此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还是需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首先，要逐步扩大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再次，改革税收政策，强化税收的调节作用，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最后，扩大政府和企业对个人的转移支付，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第三，在消费总额为既定时，人口的规模和增长速度直接影响了消费水平。如果人口自然增长率比消费总额增长率要慢，消费水平必将有较快的提高；如果人口自然增长率快于消费总额增长率，消费水平必然下降。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有很大影响，所以根据我国人口现状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放开了二胎政策，旨在把提高人口素质和解决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放在一起考虑，制定一个增长合理、能够提高质量并且能优化年龄结构的综合人口方案，这样，适当的人口增长就可以有效带动消费。
参考文献：
[1][美]杰弗里・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第五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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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冰.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统计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济，2008（8）.
[4][美]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宏观经济学（第六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消费水平分析范文3
在社会保险机制中，由于存在不同的起付线和共付比例设计，并受到经济水平、健康状况等群体差异的影响，不同的参保人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存在差异，很可能导致经济水平较低的人群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而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则过度享有医疗卫生服务。保险机制设计存在的弊端导致国民不能公平享有医疗卫生服务。近几年来，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发展，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建立健全。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在政府的作用下，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福利政策，从而保障国民健康水平的社会公益事业。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使得国民的医疗卫生需求成为政府制定卫生政策和计划的出发点。当前，中国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主的三大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基本建立，国家的医疗卫生政策旨在进一步建立一套多层次的全民医疗健康服务保障体系，以满足国民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然而，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的同时，医疗费用也在急速攀升。不难想象，医疗费用的急剧攀升导致居民“看病贵”，严重制约了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城市中，不同户籍的居民之间经济状况存在差异，使得家庭医疗需求和医疗消费具有差别，面对急剧增长的医疗卫生费用，贫困家庭承担着更高的疾病风险和经济负担。基于以上背景，以医疗保险和贫困因素为研究视角，分析社会医疗保险和贫困因素对家庭医疗消费的影响，特别是探索医疗保险在影响家庭医疗消费绝对和相对医疗支出方面的作用机制，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人群中的稳健性，为完善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建设，推动医疗卫生领域的公平，保障国民健康水平提供了解释。
二、文献综述
医疗费用的增长不仅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更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早在1990年，PaulJ．Feldstein研究了美国医疗费用的发展趋势，发现当年的医疗支出比上年增长了11%，而同期的GNP仅增加了7%，并指出医疗费用持续以高于GNP的增长速度在增长［1］(P1－3)。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和发展，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推行，针对医疗卫生领域出现的问题，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矛盾，医疗费用的急剧攀升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而医疗费用的增长率为18%，较GDP的增长，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是GDP的近两倍”［2］。不断增长的医疗费用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例如，高额的医疗费用是“因病致贫”的主要原因，尤其对于农村居民，由于经济困难看不起病，应就诊而未就诊的人数较多，致使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3］;从医疗费用对医疗选择的影响来看，医疗费用升高，降低了医疗选择的可能性［4］。因此，对家庭医疗消费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究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健康问题的研究范围日趋广泛。首先，健康对人与社会具有效用。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发展的基本需求［5］［6］［7］。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良好的健康状态能够帮助人们有效地投入生产生活，对提高收入和增进福利具有重要的作用［8］［9］(P24)。对于社会而言，国民健康与社会生产力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其次，健康具有风险。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一段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将会面临各种诸如环境、行为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因素是复杂多变的，使得人类健康具有动态性，从而衍生健康风险［10］(P4)。伴随着健康风险产生，遭受疾病的社会人群产生心理和生理的双重病痛，劳动能力下降，为了缓解和恢复健康，不得不承担由健康风险带来的疾病经济负担。疾病经济负担将会带来患病人群的经济消耗和社会经济损失［11］(P259－260)。基于上述原因，有必要通过政府和个人的共同作用进行健康投资，从而改善国民健康状况，增进个人的人力资本，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世界银行较早地对健康投资进行了研究，从政府责任的角度提出各国政府应制定相关措施改善卫生状况［12］。高梦滔、姚洋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家庭内部成员健康投资的导向和责任［13］。可见，政府和个人都具有健康投资的责任。社会保险机制的建立是政府健康投资的方式之一，家庭的健康投资需要家庭医疗消费产出，但贫困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束缚家庭医疗消费。医疗保险、贫困因素以及家庭医疗消费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以下就三者的研究现状择要述之。从医疗保险效用的视角出发，学者们的研究存在正反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持正面的观点，认为医疗保险一方面能够有效降低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居民的医疗消费水平，增进居民的医疗保健需求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同时对提高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医疗服务利用率具有显著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医疗支出风险平滑的财务机制，医疗保险的费用分担制度有效降低了医疗支出，减轻了低收入群体的医疗负担，对群体差异的人群发挥了分散风险的功能［14］［15］［16］［4］［17］［18］。持负面观点的代表学者解垩通过研究发现医疗保险的补偿并没有减轻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状况，反之增加了贫困家庭的医疗消费负担，贫困群体的医疗费用支出超过收入比例的增加，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具有反贫困效应［19］。此外，医疗保险成为扩大医疗卫生服务利用不平等的约束条件，与对医疗卫生服务存在更多需求的穷人相比，富人消耗了绝大多数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使得穷人陷入“疾病－贫困－疾病”的恶性循环之中［20］［21］(P12－24)［22］。医疗保险设立的作用在于分担风险，互助共济，从而保障正常的生产生活，维护社会安定。然而，对于经济贫困的人群来说，医疗保险是否真正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呢?在农村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总体呈下降趋势，而医疗消费则呈反向趋势不断上升，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比例较高，同时“广覆盖、低保障”的医疗保险难以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增长，透视出医疗费用持续增长给居民带来了较大的疾病经济负担，医疗保险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医疗需求［16］［23］［24］。解垩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医疗保险补偿以后，医疗保险对城乡家庭的贫困状况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且对城乡家庭的减贫作用存在差异，对城市家庭的减贫程度高于农村。但这种缓解并不显著，医疗保险对降低家庭的医疗支出，缓解贫困具有微弱的作用［19］。综合以上研究，针对家庭医疗消费影响因素及其结构变化的争论，文章将探索分析三个问题:第一，医疗保险制度对家庭医疗消费有何影响，是否显著改变家庭消费结构;第二，经济状况，尤其是贫困因素对家庭医疗消费是否具有显著的约束性;第三，医疗保险和贫困的联合作用是否显著影响家庭医疗消费结构，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三、假设、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研究假设
基于理论分析和文章需要，做出如下假设:假设1:医疗保险能够刺激家庭的医疗需求，有效提升家庭医疗消费水平。假设2:经济状况对家庭医疗消费有重要影响，贫困会约束家庭医疗需求，抑制家庭医疗消费。家庭越贫困，医疗消费水平越低。
(二)研究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是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调查跟踪数据，该数据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联合调研获得。根据医疗保险试点先后，结合区域分布和人口、经济发展等因素，选取了乌鲁木齐、潍坊、吉林市、常德、绍兴、厦门、成都、包头、西宁九个城市，在采取随机抽样的基础上，进行跟踪调查，目前已经完成2008年—2011年跟踪调查数据，其中，2011年完成有效访问户11105户，有效访问人口30496人，随访率为87.04%，其他年份调研规模大体相同。调查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市民、流动农民)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利用、费用、保险等内容。本研究使用了2008年—2011年四年的面板数据，样本四年一共16407个家庭，127300人次①。
(三)变量选择
从总体来看，家庭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不仅与家庭的基本情况有联系，同时也受到医疗制度、家庭医疗观念等家庭和社会层面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研究需要，将家庭医疗支出额度和家庭医疗支出比例作为因变量，主要反映家庭一年内医疗支出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在自变量的选取方面，家庭医疗消费状况首先受到家庭基本特征的影响，因此选取家庭规模、家庭赡养比、户主民族、户籍、家庭人均收入来控制家庭基本情况。此外，将家庭成员疾病程度作为家庭年内医疗需要的变量，选取最近医疗点时间代表居民的医疗卫生可及性，选取是否是低保户作为家庭贫困状况的变量，选择户主健康意识控制家庭医疗观念，选择家庭(主要成员)是否有医疗保险作为反映家庭医疗保险状况的变量。
四、经验分析
(一)描述分析
针对下表中的数据分布进行表述分析。自2008年至2011年，家庭医疗支出额度不断上升，从3024.11元增加到了3322.63元，说明家庭绝对医疗消费逐年上升;家庭医疗支出比例则变化不大，大致稳定在12%，家庭相对医疗消费趋势较为稳定。家庭规模保持在3.3左右，大多数家庭常住人口为3人，反映出现代家庭模式以核心家庭为主。家庭赡养比从22%提高到26%，老年人口占家庭人口的比重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老龄化趋势的发展;样本中的大部分户主为汉族，同时大多数为城市户籍;家庭人均收入不断增加，从1869.48元提高到2456.52元;家庭成员的疾病程度处于比较严重的状态，但疾病严重程度不断减轻;家庭位置距离最近医疗点的时间平均约为12分钟;家庭的健康意识由薄弱逐渐增强;家庭成员拥有保险的比例不断提高。
(二)回归分析
根据回归模型，分别使用面板数据混合效应OLS模型、固定效应OLS模型和随机效应OLS模型进行估计，同时，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而且，不论家庭医疗消费绝对量还是相对比例，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都支持选择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所以，本研究后续的回归均是使用面板固定效应OLS模型估计。分别比较原始估计模型和在放入医疗保险和低保户的交互项后的模型，估计结果见下表。通过回归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医疗保险对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具有稳健性。与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拥有医疗保险的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显著高于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医疗保险具有补偿和分散风险的效用，一方面，医疗保险有效降低了医疗服务价格，提高了家庭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形成了推动作用，促使家庭购买更多的医疗服务，提高了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形成拉力，通过较低的医疗服务价格吸引家庭的医疗消费，释放了家庭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从而增加了家庭的医疗卫生支出。无论是家庭的绝对医疗消费，还是相对医疗消费，都受到医疗保险的正向影响。以家庭收入和是否是低保户来代表家庭的经济水平，经济水平对家庭医疗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对家庭绝对医疗消费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均收入越高，家庭医疗消费额度越大;以是否是低保户家庭来衡量家庭的贫困状况，检验家庭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发现非低保户家庭的相对医疗消费显著高于低保户家庭的相对医疗消费，即贫困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低于非贫困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以上说明经济状况会显著影响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贫困家庭的医疗消费需求受到了贫困状况的约束，符合上文的研究假设。通过医疗保险和是否是低保家庭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医疗保险和是否是低保户家庭对家庭绝对医疗消费的作用不具显著性，同时对家庭的相对医疗消费存在微弱的正向影响，低保户家庭在拥有医疗保险后，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会略微提高，说明拥有医疗保险的低保户家庭，其医疗消费绝对水平并不会比其他类别家庭更高。但由于医疗需求得到释放，其家庭医疗消费所占比例水平有所提高，这证明了医疗保险对贫困家庭医疗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在其他变量中，家庭成员的疾病程度对家庭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并且具有稳健性。家庭成员的疾病程度越重，医疗需要越大，家庭医疗消费水平越高，说明家庭医疗消费水平显著受到医疗需要的影响。家庭规模对家庭绝对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家庭的相对医疗消费具有负向影响，但不具有显著性，说明家庭规模越大，家庭的绝对医疗消费水平越高。家庭赡养比对家庭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具有稳健性。家庭赡养比越高，家庭医疗消费水平越高，说明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可能是影响家庭医疗消费的重要因素。户籍是影响家庭医疗消费的重要因素，在城市中，户主是城市户籍的家庭医疗消费水平高于户主是农村户籍的家庭医疗消费水平。
(三)分低保户回归分析
在回归分析中，医疗保险对家庭绝对医疗消费和相对医疗消费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医疗保险作用下，家庭的绝对和相对医疗消费水平均有所提升，反之，贫困因素对家庭的绝对和相对医疗消费具有抑制作用。为了进一步检验医疗保险影响的稳健性，本研究将人群分为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两类，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下表。医疗保险对低保户和非低保户家庭的医疗消费影响存在差别。医疗保险对非低保户的家庭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非低保户家庭而言，有医疗保险的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高于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医疗保险均能抬升非低保家庭的绝对医疗消费和相对医疗消费水平。对于低保户家庭而言，医疗保险对家庭的绝对医疗消费具有正向影响，而对相对医疗消费具有负向影响，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低保户家庭有无医疗保险，并不会显著抬升其家庭医疗消费。其他变量回归结果基本与上文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四)分户籍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影响的城乡差别，进行分户籍的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下表。从下表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医疗保险对城市户籍的家庭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具有稳健性。在市民中，拥有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抬升其家庭的绝对和相对医疗支出，医疗保险释放了市民的医疗需求，并影响了其消费结构;而在城市流动的农村户籍人口中，拥有医疗保险将会显著释放其医疗需求，也会显著抬高其家庭医疗支出比例;但是，交互项回归发现，在城市流动的农村户籍人口中，拥有医疗保险的贫困家庭的绝对医疗支出并不会显著高于其他农村户籍家庭，而其相对医疗支出比例则显著高于其他农村户籍家庭，这也证明了医疗保险释放了在城市流动的农村户籍家庭的医疗需求，改变了其家庭消费结构，这种影响会显著明显于其他农村户籍家庭。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与上文基本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五、研究结论与若干思考
(一)研究结论
综合上述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医疗消费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通过控制其他变量，考察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的影响，医疗保险能够有效降低医疗服务价格，进而释放家庭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增进家庭的医疗卫生可及性，进而提升家庭医疗消费的绝对量和相对水平，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设1。第二，经济状况对家庭医疗消费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家庭收入越低，家庭医疗消费水平越低;另一方面，低保户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显著低于非低保户家庭的医疗消费水平。说明贫困会显著抑制家庭医疗消费，验证了假设2。第三，在考察医疗保险和贫困的交互作用对家庭医疗消费影响的情况下，其交互项显著正向作用于家庭相对医疗支出水平，即获得医疗保险的低保户会显著提高家庭医疗相对支出水平，而在医疗消费绝对水平上变得与其他群体基本无显著差异了，这进一步证明了医疗保险的积极作用。虽然贫困家庭会因此而承担更高的家庭财务风险，但是，它让贫困家庭能够拥有与其他家庭基本无差异的绝对医疗消费，这是非常巨大的贡献，因为由于贫困约束，贫困家庭长期医疗消费受到抑制，医疗消费显著低于非贫困家庭。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明和深化了这一结论，即医疗保险与贫困交互项之所以对家庭相对医疗消费水平影响显著，这一影响主要发生在拥有农村户籍的城市流动家庭中，这也进一步证明，让在城市的流动人口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险对其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提升极为必要。
(二)若干思考
1．强化医疗保险对贫困人口的保障作用理论和经验现实都表明，贫困人口往往更可能被暴露于疾病风险之下，相对于其他人群而言，贫困人口往往更有脆弱性。作为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国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应当更加注重对以贫困人口为核心的弱势群体予以扶助，正如本研究所揭示的，医疗保险在改善贫困人口卫生服务利用的同时，可能存在加剧其家庭财务风险的可能。第一，应当通过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强对贫困人口小病预防和及时治疗的帮助，使贫困人口疾病风险得到及时控制和解决;第二，应当针对贫困家庭有针对性的完善大额医疗报销政策，在保险报销封顶线之外，优先对贫困家庭予以大额医疗扶助;第三，应当完善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的衔接，使贫困人口能够得到不同层面的保障和福利;第四，应当通过不断改善报销结构、提高保障水平，并有针对性地对贫困人口和方便报销程序方面给予便利，降低其保险利用成本。此外，还应当弱化经济作用对社会医疗保险的影响，削弱收入等因素对个人利用社会医疗保险的影响和限制，强化社会医疗保险作为国民基本健康权利的属性。当然，也应当在国民基本健康权利保障和控制道德风险之中寻求平衡。
消费水平分析范文4
【关键词】丽水 农村居民 消费水平 边际消费倾向
一、引言
（一）选题背景
首先，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即三农问题，一直是大家很关心地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农村总体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一难题仍然没有被攻克。相对应的，具体反映到消费层面上，就表现为城市和农村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上仍存在巨大差异，消费市场的总体发展状况也仍处于“消费不旺，启而不动”的状态。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已逐步向以买方为主导的市场转变，且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我国的出口疲软，投资受抑，这也就更突显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中“消费”的重要性，而作为消费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自然更应得到重视。因此，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浙江省丽水市地区的农村居民的消费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相关原理，试图研究其消费的变化情况及背后的原因，希望能为当地的发展尽一份力。
（二）选题意义
（1）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能提高居民的消费质量。
（2）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3）有利于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
二、宏观消费状况
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角度来看，由2002年的3475.78元提高到2011年的7809元，净增4333.22元。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基本同步于收入增长，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2002年的2498.35提高到2011年的5954元；而从恩格尔系数的角度来看，从1989―2011年，丽水地区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16.3个百分点，同期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下降了23.6个百分点。
三、微观消费状况
以上是从宏观角度描述了丽水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总体趋势和现状，下述部分将从微观角度，量化分析丽水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数量关系，这对剖析消费问题和推动丽水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市场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与模型
研究消费问题，可用的模型很多，在该文中仅使用最为经典的凯恩斯消费模型，即“绝对收入假定”的消费函数，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C=a+bY，其中C代表消费Y代表收入a代表已知的常数。
（二）数据
本次研究选择了丽水市下属的莲都、青田、云和、庆元、景宁、龙泉、缙云、遂昌、松阳9个县（市）农户，共1800个样本农户，在2011年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运用eviews等方法和工具，得到结果如下表：
具体来看，若将食品、居住、交通及通讯、文教娱乐、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衣着、其他商品及服务这七大项的消费项目按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由大到小排列的话，则其顺序依次为食品：0.136；居住：0.124；交通及通讯：0.103；文教娱乐：0.074；医疗保健、衣着、家庭设备及用品：0.038；其他商品及服务：0.019.可见，食品和居住是丽水市农村居民消费的两桩头等大事，这应该与我国“民以食为天”、“安土重迁”等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近期房价猛涨有很大关系。紧随其后的是交通及通讯费用，这也与近期交通和通讯业蓬勃发展有关。而在满足上述基本生活需求后，我们可以看到，农民更愿意把钱花在文教娱乐（0.074）、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衣着（后三者均为0.038），用以改善生活质量、积累和提升人力资本，这表明丽水农村居民新增购买力的投向顺序向着一种较高层次的消费结构转变，而且相对更注重教育文化方面的消费。
总之，该地区农村居民整体的消费结构还是不是横。在实际消费中，生存性消费支出所占比例很大，享受性、发展性消费支出所占比例较小；在基本需求满足后，人们出于教育等文化方面的消费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在这方面的投入也较往年有了较大增长。
四、结论与建议
（一）对策建议
（1）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正如最经典的凯恩斯消费模型，即“绝对收入假定”的消费函数所述，消费收入的函数，若要提高消费水平，自然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要提高居民收入。
（2）加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完善商品销售服务。要改变目前的小型商业网点，要注意的农村市场研究消费者的态度和农民消费行为的特殊性，在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建议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吸引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批发和零售市场。开拓农村市场一定要准确，维护好市场秩序，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3）积极稳妥推进农村信用消费制度。相比城市里目前各家商业银行林立，各地地方银行纷纷建立的较好发展趋势，农村就几乎没有自己的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为此，应大力加快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建设，促进农村信用消费制度的稳步建立及完善。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城市，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远远落后的。例如，有些农村到现在还没能完全解决全村的水电供应问题，又谈何中高档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呢？试想，即使农民有足够的收入购买家用电器，倘若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而只是成为了一个光看却没法用的摆设，那么农民即使有钱也不会去消费该类商品，所以在增加收入的同时，还要重视对水电等基础设施的遗留问题进行解决。
（5）加强宣传教育，转变农民固有的消费观念。提升整体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是促进消费结构与质量优化的重要保证。因此，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搞好宣传教育，传播消费知识，引导消费潮流，通过典型示范，向农民展现现代人的生活观念，鼓励农民扩大消费，使农民能够适度消费，科学消费，引导农民改善消费结构，杜绝黑色消费（如赌博等活动），减少愚昧消费（迷信等活动），帮助农民提高消费品位和消费档次，增加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消费
（二）小结
总之，消费作为拉到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一直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作为消费市场潜力巨大的农村，它们的消费水平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只有当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村收入提高了、农村消费市场繁荣了，才能切实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生活，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国。
参考文献：
[1][美]曼昆.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美]平狄克.微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消费水平分析范文5
【关键词】 城镇居民体育消费;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建议
一、前言
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快速发展，人们在体育消费方面的支出也呈上升态势，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旧存在，而在国内，不同区域间的体育消费水平差距尤为突出，这与当今社会提倡体育消费健康投资，注重人的身体健康安全，巩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以人为本，统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是不相适应的。本文拟采用描述统计和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对居民体育消费支出及相关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和分析，把握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公费水平的区域发展规律，对影响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进行影响程度的计算，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提供数据基础。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研究与专家访谈法，查证文中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研究方法的选择命名，选取和筛选出影响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的诸多因素，确保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通过访问国家统计局官网，获取了2003年-2013年居民体育消费数据以及相关数据，通过查阅中国体育事业年鉴，获取了2001-2013年的公共体育服务相关数据。采用Excel2007对数据进行常规处理。采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处理。通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了解到影响居民体育消费的若干因素，主要指“国内生产总值（GDP）”、“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体育事业经费”等的影响程度，为进一步分析经济因素对居民体育消费的影响机制提供数字依据。
三、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概况
1、总体发展态势
2003年至2013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支出呈直线上升趋势，见图1所示。然而对东中西部体育消费水平进行分析，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总体上不高，且存在不平衡现象：一是东西部体育消费不平衡;二是城市和农村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不平衡。
图1 2003-2013年期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长趋势
（注：鉴于没有直接的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指标，因此用我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型消费支出指标的数据（文化娱乐型消费支出包含文化娱乐用品、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间接代表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水平。
2013年，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支出排名前5名的地区：上海、北京、广东、江苏、福建，均在东部地区;排名后5名的地区：、甘肃、河北、青海、黑龙江，河北划归东部地带，人均体育消费支却居于东部地带最末位。人均体育消费占消费支出比例的排名中，山西和贵州均靠后，但所占的比例却靠前，分别为第2名和第5名，见表1所示。初步推断，居民体育消费支出基本上取决于地区经济水平或可支配收入，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当地体育经费投入与体育消费观念和理念。因此，发展体育产业或与居民体育消费，不应受限于地区经济水平，而应从加大体育投入或转变体育消费观念做起。
2、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支出的区域差异情况
在同一社会历史阶段下，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会导致不同区域的公共需求存在差异性的侧重内容及表现形式，同时，体育消费观念与习惯滞后也会影响体育消费行为与水平，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见表2。
四、政府公共体育服务投入简析
1、体育事业经费相对规模呈下降态势，影响体育事业的发展
北京奥运以来，政府在体育事业方面的财政投入快速增长。随着政府对体育事业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及对体育实施的优惠政策尤其是体育彩票的发行，体育事业经费以年均19.5%的速度保持增长。体育事业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经费保障。
然而表3也显示出，体育事业经费投入占GDP及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低。2002-2007年，体育事业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0.12%左右，到2010年，下降至0.08%，而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也是逐年缩小。西欧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的体育经费投入，与本国GDP的比值超过1%以上。此外，国家体育事业投入的不足，影响到国家体育总局对体育事业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体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及我国体育公共财政保障体系的建设。
2、公共体育投入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
2008年以来，我国公共体育投入逐年增长，但也长期伴随着较大的区域差异，见图2。目前公共体育投入经费主要用于体育场地（馆）的建设。
图2 2007-2013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带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支出对比图
而区域差异从也从数量差异逐渐地转变为功能质量上的差异。图3图4显示，2010年西部地带的新增场地所占比例较大，但场地面积的数据比例相对较小，可以推断，西部新建的场地主要特点是数量多、规模小，而东、中部地带新建场地数量虽少、规模较大，可能与西部地区人口分布有关。
图3 2010年体育场地数量对比（%） 图4 2010年体育场地占地面积对比
比例（%）
五、灰色关联分析
1、灰色关联模型的建立
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支出”为研究对象，将“国内生产总值（GDP）”、“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体育事业经费”作为相关因素，进行建模研究。建模过程如下。
（1）数据处理过程
设“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服务性消费支出”为主行为因子的时间序列：
并依次设：X1―“国内生产总值（GDP）”;X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X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X4―“体育事业经费作为相关因素”。同时，X1，X2，X3，X4相关的时间序列为：
计算关联度系数：
式中为分辨系数，用来削弱（max）过大而使关联系数失真的影响。人为引入这个系数的目的在于提高关联系数间的差异显著性。。可见，关联系数反映了两个数列在某一时刻的紧密程度。例如：当=时，=1，关联系数最大;当=时，关联系数最小。由此可见，关联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根据常规，一般取分辨系数，因此，将相应的X0（K）和
Xi（K）的数值代入，得：
（3）计算关联度R（X0， Xi）
根据公式分别计算出国内生产总值（GDP）、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体育事业经费关于全国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关联度R1，R2，R3，R4。
R1=R（X0，X1）==0.8776;R2=R（X0，X2）==0.9996;R3=R（X0，X3）==0.9930;R4=R（X0，X4）==0.4438。由关联度数可以看出：R2> R3> R1 > R4。
2、数据结果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两项指标的关联最为紧密，这也与人们在经验上的直观感觉相一致。在居民文娱消费保持较高速增长的有利背景下，基于体育锻炼与健身价值日益受到社会重视的现状，我们预计社会公众的体育消费和公共体育需求在今后几年也将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这就要求体育行政部门加快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以满足国内社会公共需求变化趋势中不断增长的公众公共体育需求。
六、小结
综合上述，在加快公共体育服务构建的进程中，我国体育行政部门更需要明确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导向，进一步加强政府主导作用，构建科学、透明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加快消费观念的转变，逐步改善投入软环境;扩大公共体育投资渠道，使供给方式趋于灵活性;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内容应趋于多层次、多样化，采取积极措施以公正、有效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将满足公众的公共体育需求作为目标，努力建设成为公共需求导向的服务型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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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水平分析范文6
第一，1994年出台摩托车消费税的政策背景和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消费群体发生了变化。随着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摩托车逐渐成为普通交通工具。据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农村市场占据了摩托车市场的2/3，而在城镇，摩托车的消费者主要是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现阶段，小汽车成为城市富裕居民的消费热点，富裕阶层购买低排量私家车征收3%或5%的消费税。在这种情况下，摩托车10%的高额消费税已经成为逆向收入调节的政策，这与税收公平的基本原则是根本背离的。二是摩托车的单车价格大幅度降低，摩托车企业的利润率明显下降，已经由高利润行业转变为亏损行业。
第二，对摩托车征收10%的高额消费税与国家产业政策不符。2002年，国家产业政策中鼓励类产业第六类明确将汽车、摩托车发动机及整车列为鼓励发展的产业。汽车、摩托车同作为机动车，摩托车的消费税定为10%，而汽车定为3%―8%，造成了行业之间的税负不公，这会严重影响市场的投资取向，扭曲市场主体的行为，造成整个市场效率的损失。
第三，10%的高额消费税对摩托车行业的发展起到明显的阻碍作用。正规纳税企业无利可图，丧失了自我积累和持续发展能力，而高税负成为企业偷漏税的巨大动力，非法拼装企业屡禁不止。正是凭借着偷漏税形成的成本优势，中小企业和非法拼装企业得以不断蚕食正规大企业的市场份额，摩托车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不断下降。
第四，消费税实际税率不足3%，而且随着大量消费税的流失，增值税和许多附加税也无法征收，实际造成的税收损失约在50亿元以上。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10%消费税政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不仅从根本上制约了摩托车行业的发展，加重了农民和城镇中低消费者的负担，而且已经严重冲击了国家正常的税收秩序，影响了税收收入，并可能波及到一些地方的经济社会稳定，应当及时做出调整。
重新定位摩托车行业
调整摩托车行业消费税制度首先应重新认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国家对摩托车行业采取“不支持、不鼓励、不禁止”的产业政策。但是由于100多个大城市或中心城市对摩托车采取禁止上牌照或限制上牌照的政策，事实上摩托车行业的生产和销售受到较大限制。即便如此，中国摩托车行业经过50余年的发展，至今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生产国，产量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位，年产量已占世界总量的一半。目前，该行业从业人员约100多万人，每年对国家GDP的贡献率在0.6%―1%，是中国工业的重要行业之一，是重庆等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这一行业发展的结果表明，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摩托车的需求市场是很大的；中国摩托车行业已经成为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扩大外贸和促进就业的不可缺少的产业之一。
首先，摩托车作为机动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城镇中低收入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商品，与小汽车共同构成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密集度相对较高，流动和活动空间半径相对较窄，这决定了中小城镇和农村居民在交通工具的选择上可能首选由摩托车替代自行车或牲畜拉车。另外，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少，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有限，其收入水平决定了中小城镇和农村居民在较长时期中，不可能用小汽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摩托车在未来我国中小城镇和农村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其次，摩托车同时也是农用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居民消费有差别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在把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时，除了具有生活消费的一面外，更重要的是把摩托车作为重要的农用生产资料。摩托车具有沟通城乡贸易、用摩托车发动机抽水浇灌等多种用途。全面认识摩托车具有的消费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双重特性，对制定合理的摩托车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十分重要。
最后，中国摩托车行业已经完成创业，正处于创造自己优势品牌的关键时期，并应该继续作为世界性的制造加工基地之一。中国摩托车业与我国小轿车制造业不同，在引进和消化日本技术（日本铃木、本田、雅马哈等品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一些品牌。该行业的技术和装备已经达到国际水平，而且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一部分市场份额。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调整好政策，中国摩托车行业将全力进行技术和产业升级，创建和树立中国自己的优势品牌，在世界摩托车市场上保持并扩大产品销售优势。
但是，由于我国消费税政策不合理，目前中国摩托车行业已经出现了由发展颠峰转向衰落的明显迹象。大型摩托车企业（重庆嘉陵、重庆建设等）已经出现连年亏损，其他企业的利润率逐年下降，技术研究和开发、售后服务的资金严重不足的状况。如此下去，不用几年，将断送我国摩托车行业经过几十年发展开拓出来的好局面、好基础。目前，正值中国摩托车行业竞争力开始明显下降，国内企业之间无序竞争严重时期，日本的本田等公司已经开始进入中国摩托车行业，德国宝马公司也准备进入中国摩托车行业。如此下去，中国摩托车行业的独立发展能力必将逐步丧失。在未来，日本等国家将在中国的土地上成为摩托车行业的大赢家，分享中国摩托车行业所创造的利润。
调整摩托车行业消费税制度
建议在产业政策上，由长期以来对摩托车行业实行的“不支持、不鼓励、不禁止”的方针转变为“适度保护、平等支持、积极引导、加强调控”的方针。在调整产业政策的同时，相应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我们建议对摩托车行业在税收政策上采取公平税负、不特殊对待原则，并采取一步到位或几步逐渐到位的办法实现这一原则。
据调研，我们提出以下三个调整摩托车行业消费税制的方案：
方案一：下调消费税税率，同时改变摩托车消费税的征收环节（此方案已有国家税务总局2003年6月的批文）。
方案的具体内容是，按照摩托车排气量的大小适当下调消费税税率，同时将摩托车的纳税环节由现行生产环节后移至登记注册环节，借助现行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制度，按照消费者购车价格与车辆购置税一并征收。
这一方案可以解决的问题以及积极作用：首先，这一方案能够明显地解决摩托车行业生产企业消费税税负过重的问题。因为改变了消费税的征税环节后，在生产环节企业只缴纳增值税以及附加，使摩托车行业与其他行业税负基本公平，有利于摩托车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在公平税负的条件下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由于在生产环节不征收消费税，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以前存在的有些企业缴纳消费税，有些企业不缴纳消费税或者少缴消费税而带来的税负不公，从而消除由消费税制度和征管问题引起的行业内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为摩托车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最后，将摩托车消费税继续保留，但是征收环节改为登记注册环节，偷漏税的机会大大减少，即使下调了消费税税率，与目前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实际收到的消费税相比，可能会实现更多的税收收入。
这一方案实施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在实际操作上需要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从制度设计上也不是十分规范和顺畅。二是可能涉及到中央预算收入与地方预算收入之间的调整，尽管数量不大，但牵涉的预算分配关系复杂。另外，由于摩托车消费税取消，消费税附加也随之消失了税基，由此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消费税附加收入。
方案二：与小汽车采取一致的消费税制度，并下调摩托车消费税税率。
此方案建议摩托车也与小汽车实行基本相同的消费税政策，对不同排量的摩托车设计不同的消费税率。由于我国摩托车的主要市场在中小城镇和农村，摩托车的最高税率应确定在4%左右，对于适宜农村使用或者主要销往农村的摩托车(250毫升排气量以下)，可以考虑采取零税率。同时对低污染和高污染尾气排放的摩托车实行不同的税率，鼓励生产和销售无污染的摩托车，限制和惩罚有污染摩托车的生产和销售。
这一方案可以解决的问题和积极作用：一是通过适当降低摩托车的消费税税率，在较大程度上缓解摩托车行业税负不公和无序竞争带来的矛盾，支持国有和民营大型摩托车企业的健康发展，形成优胜劣汰的正常市场调节机制，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中国摩托车企业做优、做大、做强。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不规范的小企业偷漏摩托车消费税的动力，增大它们偷漏税的经济风险，进一步强化税收征管，有可能在降低税率后，反而增加摩托车消费税的实际征收总量。三是从操作层面上看，与方案一比较，方案二更便于调整，因为它不涉及征税环节改变所带来的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
可能存在的问题：在税收征收管理上，需要更加精细和到位的管理，如果管理不到位，可能出现摩托车消费税收入在短期内的减收、以及削弱税制调整本身应该产生的积极效应。
方案三：取消摩托车行业消费税，在登记和使用环节开征注册税或环境保护税。
提出这一方案的出发点和根据，一是摩托车行业已经由一个高利润行业转变为一个低利润行业，原来开征消费税的理由基本消失。二是摩托车行业主要作为我国中小城镇和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商品，同时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限，在一定阶段需要政府对农用生产资料和消费进行政策性支持，通过取消摩托车消费税，可以起到降低摩托车价格的作用，达到间接支持农业发展的目的。三是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对机动车不征收特别消费税，其原因是不把机动车作为限制性商品，而是把小汽车和摩托车等作为一般商品对待，在生产环节不实行税收的特殊调节，而是在机动车取得环节征收“机动车注册税”。
但是这一方案可能产生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政府来自摩托车行业的税收在短期内是减少的，但是从中长期看，随着摩托车行业的健康发展，这一行业对财政的贡献总体数量会增加。二是如果取消摩托车行业的消费税，小汽车等其他机动车有可能会与摩托车行业攀比，提出取消消费税的要求。由此可能带来消费税制度以至车辆购置税等制度的一系列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