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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气对环境的影响范文1
一、环境税的内涵及对独立环境税的相关设想
1.环境税的内涵
环境税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末的国际税收学界，目前称之为生态税、绿色税，至今尚未有明确统一的定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名为《环境税的实施战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环境税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环境各种用途的定价来改善环境，税收手段的目的在于通过比价、改善市场信号劝阻某种消费形式或生产方式，降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排放水平，并鼓励有利于环境的利用方式以减少环境退化，这些税收被称为环境税。
2.对独立环境税的相关设想
综合考虑环境质量目标、现有的环境治理技术条件和收费情况，借鉴国外的经验，可以对我国设立独立的环境税进行如下设想。
(1)税目。环境税税目应当包括气体、液体和固体三个方面，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污水、废水及一些固体废弃物。选择这些对象为环境税税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目前来看，上述对象给我国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为严重;其次，对于这些污染物，我国已经开征了排污费，征收环境税的条件相对成熟;最后，借鉴国外开征环境税国家的成功经验。这一方面可以利用现有缴纳排污费的条件，减少征收阻力，另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环境税的设计难度。
⑵税率。作为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大规模的增税计划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因此，独立环境税的设立应当遵循费改税原则，根据2003年《排污收费条例》以及《中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2004》的规定，设置相对较低的环境税税率。
二、环境税对企业环保行为选择的影响分析
环境税政策是政府环保规制的一种方式，因此，企业对该政策采取的不同遵从行为，即是否缴纳环境税将成为企业自主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将对企业的环保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图一)。然而，企业通常都具有趋利性，因此对环境税政策的遵从行为取决于纳税金额的大小。如果企业缴纳的环境税较高，在权衡之下，企业将逃避缴纳税收，从而会选择逃避型环保行为;如果企业缴纳的环境税在企业的接受范围内，企业会缴纳环境税，并选择主动型或者应对型环保行为。下面将基于单个微观企业的视角，分析环境税对企业环保行为选择的影响。
1. 环境税政策下企业采取主动型环保行为
企业在缴纳环境税的前提下，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主动型环保行为。企业一方面可以在保持原有的生产和治污技术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扩大原有的治污设施或者新建污染治理系统，提高企业的治污水平，使等量产出条件下的污染物排出量降到最低标准，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采用新的环保技术来提高自身治污能力，降低企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达到政府环保规制政策的要求。
2. 环境税政策下企业采取应对型环保行为
企业在缴纳环境税的前提下，不改变原有治污能力和水平，采取应对型环保行为。一方面，企业为达到环境保护标准，可以在合理区间内，适当减少产出数量，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污染物的排出量。另一方面，企业在保证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将税收成本向前转嫁给消费者或者向后转嫁给生产者，使得企业的成本保持不变，同时可以达到遵从环境保护政策的目的。
三、政策启示
1. 积极完善税收制度
政府应当积极进行制度创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境税政策，构建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税收制度体系，相机抉择地提高环境税税率，以考虑经济个体税收负担的合理性以及宏观调控的需要，对符合减排的设备、产品、技术和行业给予一定的减税，同时，政府要继续深化研究相关政策，不断从实践中总结、提升、完善各种政策措施，通过对事权的界定，对环境税税收收入归属权在政府间进行划分，为减少政策变化过程中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平衡地区间的财力差异，缓解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的状况，加强地方政府对本地区企业在环境税政策遵从方面的引导和推进作用。
2.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在试点征收环境税时，应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激励企业进行治污技术创新，让企业在高治污水平上实现污染减排和治理，给企业形成强有力的政策推行意愿，消除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让企业也形成稳定可信的政策实施承诺，这将有利于企业采纳新环保技术，选择积极的环保政策遵从行为和环保投资策略，实现政策目标。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实施特点，政府应当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点，设置具有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修正调整至合理水平，从而使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环保行为产生持续的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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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健康教育路径 髋关节置换 护理质量
健康教育路径是为满足患者对健康教育的需求，依据标准健康计划为某一类患者制定在住院期间进行健康教育的路线或表格[1]，能指导护士有预见性、主动性开展工作，并使病人明确自己的护理目标，自觉参与疾病护理过程，以最经济的方式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2006年4月－2009年5月我科对30例髋关节置换术患者围手术期应用健康教育路径，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06年4月－2009年5月施行髋关节置换术患者60例，男48例，女12例，年龄42－90岁，平均年龄68.2±2.6岁，其中属股骨头缺血性坏死4例，外伤性股骨颈骨折56例。按入院时间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30例。两组性别、年龄、病情、术式、文化程度、职业以及采用全髋假体种类等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在整体护理的基础上，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健康教育方法对病人进行健康宣教，实验组应用健康教育路径进行教育。（1）在充分了解患者及家属对健康教育需求的基础上，经查阅资料、专家咨询，并结合医生的治疗计划，针对术前、术后不同临床阶段制定健康教育路径表（2）实施方法：责任护士向患者发放健康教育路径表并悬挂于病人床尾，向患者解释健康教育路径表的主要内容及作用，取得患者配合。责任护士每天按照路径表要求，根据治疗的不同阶段及患者情况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同时对已教育的内容进行评价，了解病人是否已经掌握相关知识，如发现前次教育效果不理想，应重新宣教并记录签字。护士长定期督查健康教育路径实施情况并进行评价，不断了解患者及家属的意见，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更改补充，不断完善。
填写代码：(1)教育对象：l-病人，2-家属。
(2)教育方式：l-口头，2-文字图表，3-示范，4-电化。
(3)效果评价：l-理解掌握，2-不完全理解，部分掌握，3-未理解，未掌握。
1.3评价标准 （1）观察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2）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评价，于患者出院前发放“患者对健康知识及有关技能的掌握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髋关节置换的基本知识、术中配合、术后注意事项、饮食、合理用药、预防并发症、正确卧位、自我护理技能、术后功能锻炼的目的及方法等共20题。问卷采取百分制，分掌握（≥85分）、基本掌握（61分－84分）和未掌握（≤60分）。（3）满意度调查：采用自制的“健康教育满意度调查表”，内容包括：a.对健康教育过程是否满意；b.对健康教育效果是否满意；c.对护理服务过程是否满意；d.对护士讲授能力是否满意等。调查分满意、较满意、不满意。
2 结果
2.1 2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2.2 2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3 讨论
3.1健康教育路径目标明确，提高了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传统健康教育往往将教育内容一次性灌输给病人，容易遗忘，病人受益甚少。而健康教育路径则制定路径表，将患者围手术期的健康教育内容标明，护理人员根据路径表的要求有计划、有目的、有时间性，循序渐进、分期分段地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并适时评价，不断完善，保证健康教育的有效性，从而提高了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3.2健康教育路径提高了护理质量，降低了并发症。健康教育路径使健康教育制度化、具体化，增加了护理人员的责任感。在护理工作过程中，针对不同个体护士能更加细心地观察，及时了解患者的身心需求，给予细致的解释，对出现的差异能积极地处理，有不明白的地方促使其自觉看书学习或查阅资料，避免了由于护理人员的个人水平能力不同而造成的护理缺陷，有效地提高了护理质量。同时，通过规范、连续、完整的健康教育使患者掌握了相关知识，增强了对手术的信心，更好地配合治疗与护理，主动参与康复计划，从而降低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促进康复。
3.3健康教育路径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健康教育路径贯穿“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要求护理人员主动向病人讲解有关疾病知识和内容，促进了护患的沟通和互动，密切了护患关系，增加了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感，达到了双方互相促进、互相理解，主动护理与主动参与相结合的良性治疗、护理循环，从而提高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减少了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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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麻醉；体重指数；体温
[中图分类号] R6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4（a）-0083-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body mass index （BMI） on the body temperature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Methods 100 patients in Surgical Department，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scheduled to undergo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with no premedication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from March 2014 to May 2016.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according to BMI， group Ⅰ （n=25）： BMI
[Key words] Anesthesia； Body mass index； Body temperature
人体的中心体温是由位于下丘脑前区的温度调节系统控制的，保证每日体温变化幅度不超过0.2℃偏差。若温度调节系统失调，则会导致机体新陈代谢紊乱甚至死亡[1-2]。既往研究表明，轻度体温降低会使术中及术后患者并发心脏疾病及外科伤口感染概率增大3倍，延长住院时间20%，显著增加术中血液流失及输血事件[3-7]。临床实践中，导致术中及术后患者体温降低的因素除了物的影响外，还有术中患者血管舒张情况、手术操作室的低温环境、低温液体处理外科手术区域的污渍、静脉注射冷的液体及输血等[8]。但鲜有关于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对于术中患者体温影响的报道。为此，本研究将探讨BMI对行择期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围术期患者体温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3月～2016年5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我院”）手术科室100例术前无用药史的行择期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围术期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41例，女59例；年龄为27～52岁，平均（40.37±9.67）岁；美国麻醉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评分范围为0.92～1.86分，平均（1.43±0.51）分。所有患者手术均于9∶00～13∶00完成，手术时间为59～86 min，平均（71.84±15.13）min。纳入标准：①有症状或者无症状但有合并症以及容易引起胆囊癌变的胆囊疾病；②知情且同意接受择期腹腔镜腹部手术患者；③术前1个月内无服用影响体温调节的药物（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等）记录；④有完整的身高、体重记录。排除标准：①伴有严重心肺功能不全而无法耐受麻醉、气腹和手术者；②伴凝血功能障碍者；③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急性胆囊炎或者伴急性重症胆管炎或急性胆石性胰腺炎者；④严重肝硬化伴门静脉高压者；⑤中、后期妊娠者；⑥伴有腹腔感染、腹膜炎者以及上腹部手术史者；⑦伴有糖尿病、甲状腺功能紊乱疾病、帕金森疾病者；⑧手术时间短于60 min或者长于180 min的患者。实验所有内容经我院伦理道德委员会批准实施。
1.2 实验分组
依据公式：BMI=体重（kg）/身高（m）2，计算受试者BMI。依据计算结果，将100例患者分为四组，即组Ⅰ（n=25）：BMI
1.3 麻醉方法及考察指标
手术采用的麻醉方式为常规麻醉。麻醉诱导采用2 mg/kg丙泊酚与0.6 mg/kg罗库溴铵，麻醉维持采用2%七氟烷+50%O2及瑞芬太尼灌输。于潮气量末CO2值介于35～40 mmHg（1 mmHg=0.133 kPa）时实施气管插管。采用0.05 mg/kg新斯的明与0.01 mg/kg硫酸阿托品逆转神经肌肉阻滞。手术结束时，停止七氟烷灌输，给予纯氧吸入。从诱导麻醉开始，每间隔5 min对患者进行围术期心跳，平均动脉压，鼓膜、胸部、手臂、1/2内侧前臂内表面、中指远端指骨腹侧、大腿、小腿温度测定。同时记录血管收缩时间以及引起中心体温升高时的血管收缩温度阈值。手术结束时，采用常规方法对麻醉患者进行唤醒。
平均皮肤温度（mean skin temperature，MST）=0.3（T胸+T臂）+0.2（T大腿+T小腿）；平均体温（mean body temperature，MBT）=0.64T腋下+0.36 MST；血管收缩温度阈值=T前臂+T手指[9-1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各组患者在年龄、性e、手术持续时间、ASA评分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2.2 各组患者不同时间点鼓膜温度变化情况
与组Ⅰ患者的鼓膜温度相比，组Ⅱ患者在诱导麻醉后5、10、15、20、45、55、60 min时增高，组Ⅲ患者在诱导麻醉后5、10、15、20、40、45、50、55、60 min时增高，组Ⅳ患者在诱导麻醉后5、10、15、20、25、30、45、50、55、60 min时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2。
2.3 各组患者不同时间点MST及MBT变化情况
各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MST及MB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3～4。
2.4 各组患者出现血管收缩温度阈值的时间变化情况
与组Ⅰ患者比较，组Ⅲ及组Ⅳ患者出现血管收缩时间更晚，且阈值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5。
3 讨论
术中麻醉是一种通过影响体温调节系统而降低体温的操作[11]。全身麻醉期间，诱导麻醉及麻醉开始后的1 h，中心体温迅速降低1～1.5℃，随后，体温降低表现为缓慢的、线性的降低过程，直到进入平台期，中心体温保持不变[12]。若术中麻醉期间出现低体温，则不仅影响凝血功能，增加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而且能抑制免疫功能引起术后感染，延长患者住院时间[13]。Moola等[14]研究报道围术期低体温发生率为50%～90%。Yi等[15]对北京地区实施全麻患者大样本调查发现，低体温发生率约40%。为此，深入分析术中麻醉期影响体温波动的危险因素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探讨术中麻醉过程中BMI对患者体温调节影响的结果表明，与BMI较低的患者相比，较高BMI患者的鼓膜温度较高，发生血管收缩的时间退后且血管收缩温度阈值增大。Fernandes等[16]通过对两组行腹部外科手术的不同BMI患者（BMI 30.0～34.9 kg/m2比BMI 18.5～24.9 kg/m2）对比研究发现，较高BMI患者术中能够较好维持体温恒定，显著降低术中体温降低事件发生概率。Kurz等[17]依据体脂肪率（body fat percentage，BFP）将40例行择期结肠手术患者分组为三组（10%～24%组、25%～35%组、36%～50%组），结果提示，随着BFP及表面积的增大，患者在术中出现体温降低的事件概率显著降低。而在另外一项关于BFP>25%与BFP
本研究结果未发现各组患者MST及MBT的变化差异。可能原因为BMI较高患者患者腹部较多的脂肪组织阻碍热量散失从而发挥维持体温正常的作用。Savastano等[20]曾对13例BMI为18～25 kg/m2的患者开展BMI与区域性体温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BMI较高患者具有较低的腹部皮肤温度及较高的手指温度，且BMI较高患者与区域性体温在休息及应激时具有相关性，但未发现不同BMI患者间的中心体温差异。这可能与较多的脂肪组织能够重新引起皮肤血流进行有效分流，从而有利于保持皮肤表面温度恒定有关[21-22]。
综上所述，在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检查手术的BMI较高患者，具有较好的维持中心温度恒定的效果。这与麻醉相关的不良反应事件中，BMI较高患者具有缓解麻醉对体温调节不良作用的特点一致。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偏少，后续将扩大样本量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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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腹腔镜根治手术；胃癌；术中出血量；免疫功能
[中图分类号]R7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616（2016）12-11-05
胃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治疗手段主要有放、化疗及手术切除三种。其中以手术切除为主的综合治疗是目前早期胃癌的主要治疗手段。尤其是随着我国麻醉技术及腹腔镜技术的逐渐成熟，腹腔镜根治手术以其微创、可控等优点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可。但是有关腹腔镜根治手术对胃癌患者术后免疫功能影响的相关性研究较少，因此，为了进一步探讨腹腔镜根治手术治疗胃癌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我院149例早期胃癌患者，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2014年12月在我院就诊的早期胃癌患者149例，随机分为两组：研究组88例，其中男50例，女38例，平均（52.5±12.3）岁；对照组61例，其中男38例，女23例，平均（49.7±14.2）岁。所选患者均符合临床上关于胃癌的诊断标准，胃癌分期采用美国癌症联合协会公布的2009年胃癌国际分期，且均不超过T4a期，肿瘤直径≤6cm，浆膜受侵面积均不超过10cm2。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此外，该研究已通过伦理委员会批准。
1.2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术前活检确诊为胃癌；（2）术前影像学检查未见病灶肠转移、淋巴结转移、肝转移或盆腔转移。排除标准：（1）晚期胃癌；（2）凝血障碍；（3）恶性肿瘤；（4）肝肾功能不全；（5）有物过敏史或药物过敏体质者；（6）患有其他慢性病而不能耐受手术者。
1.3方法
全麻，术前24h内禁食禁水。研究组：88例，行腹腔镜根治手术。经肚脐下1cm处切口放置腹腔镜，并在左右上中腹分别穿刺置入四个穿刺套管。进行淋巴结清扫，并根据患者病灶情况选择胃切除方式，其中全胃切除33例，近端胃切除35例，远端胃切除20例。同时，适当扩大胃体部及以上部位的癌变切除范围，以防漏切。对照组：61例，行传统开腹手术，暴露病灶并按常规手术步骤操作，其中全胃切除21例，近端胃切除29例，远端胃切除11例。另外，所有患者在术后恢复的适当时间均给予抗凝及预防性抗生素治疗。
1.4临床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住院时间及术后7d的免疫功能情况，采用贝克曼流式细胞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有限公司生产）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外周血T细胞亚群CD3+，CD4+及CD8+活性，采用免疫浊度法测定IgG含量（试剂盒由上海太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并观察两组患者术后有无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咽痛、发热（体温>37.5℃）、休克等并发症的发生。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IBM SPSS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示，两组组间比较采用f检验，不同时间点比较采用F检验；计数资料用X2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P
2.2两组术后外周血CD3+，CD4+，CD8+活性及免疫球蛋IgG情况比较
与术前相比，手术治疗后7d，研究组外周血CD3+，CD4+，CD8+活性及IgG含量改变均不明显（P>0.05），而对照组数值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P
2.3两组术前及术后不同时间点白细胞计数比较
组内比较：研究组术后1、3、7 d白细胞计数与术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术后1、3d白细胞计数均较术前显著升高（P0.05）；而对照组术后1、3d白细胞计数显著高于研究组（P
2.4两组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
研究组：术后腹痛腹胀0例，咽痛5例，恶心2例，体温>37.5℃者0例；对照组：术后腹痛腹胀2例，咽痛6例，恶心1例，体温>37.5℃者2例。其中，咽痛为全麻气管插管的主要并发症之一，一般无需治疗1～3d可自行缓解。
3.讨论
我国胃癌发病率较高，据统计在我国所有住院的胃癌患者中，90%以上为中晚期，5年生存率不到20%。因此，早期胃癌的诊治逐渐受到重视。早期胃癌病变多局限于黏膜或黏膜下层，不论有无淋巴结转移，在肉眼下大体可分为隆起型、浅表型、凹陷型及混合型四种。目前，有关胃癌的病因尚未完全阐明，但已有研究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高亚硝酸盐的摄人、亚硝基化合物及二羰基化合物、真菌及遗传性与胃癌的发生密切相关。由于胃是人体最主要的消化器官之一，因此癌胃患者一经确诊，应立即进行可切除性评估，给予放疗、化疗或立即切除治疗。其中，以手术切除为主的综合治疗是部分早期胃癌的主要治疗手段。尤其是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发展，使胃癌切除手术变得更易被人们所接受。另外，多篇文献表明，腹腔镜根治手术是治疗胃癌的一种可行、短期疗效好及安全性好的手术方式。
本研究中，研究组采用腹腔镜根治手术对胃部病灶进行切除，使得患者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采用传统开腹手术治疗的对照组（P
此外，有研究指出腹腔镜根治手术中建立的气腹对患者的内环境也有较大的影响。Kaier TE等认为：在体液免疫中，IgG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Kaier TE指出，IgG主要存在于血清及细胞外液中，是抗感染的主力军。同时，Bhasker AG等也发表文献指出：免疫球蛋白IgG的水平是反应机体手术后内环境是否受到严重破坏的重要参考指标。本研究中，研究组患者术后免疫球蛋白IgG水平变化较小，表明行腹腔镜根治手术对患者机体的内环境影响较小。此外，王枫等通过对102例早期胃癌患者进行研究得出：行腹腔镜胃癌切除术的患者，其术后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及中性粒细胞计数等指标均较采用常规疗法的开腹组低，说明腹腔镜胃癌切除术可将术后的免疫抑制最小化，减轻术后急性期反应。另外，还有研究指出，以T淋巴细胞改变为主的细胞免疫，是术后机体产生可逆特异性免疫功能改变的主要表现。T淋巴细胞主要包含CD4+和CD8+两个亚群，正常情况下这两个亚群处于平衡状态，只有当机体处于应激状态时，这种平衡才会被破坏。毛新彦发表文献指出：患者行腹腔镜手术7d后，其外周血CD3+、CD4+、CD4+/CD8+及NK细胞活性均迅速恢复或接近术前水平，而行传统开腹手术的患者术后7d内外周血CD3+、CD4+、CD4+/CD8+及NK细胞水平持续走低，直至术后14d才恢复至术前水平。因此，毛新彦认为腹腔镜手术对患者免疫功能影响小，更利于患者术后恢复。危少华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本研究中，研究组患者术后7d的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8+水平下降均不明显，进一步表明腹腔镜根治手术对患者机体的近期影响更小，患者术后自身免疫功能损伤较小。另外，对照组术后1、3d白细胞计数较治疗前显著升高（P0.05），白细胞计数始终维持在正常水平。对照组术后1、3d白细胞计数显著高于研究组（P
尾气对环境的影响范文5
关键词：护理干预；宫外孕；腹腔镜手术；围手术期；术后恢复
近几年，妇科疾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是广大妇女困扰的主要问题[1]。传统的开腹手术并发症发生率高、风险高、术后恢复慢，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微创医学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腹腔镜手术在宫外孕的治疗中运用更加广泛[2]。对于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在围手术期的护理措施非常关键，有效地护理能够很大程度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选择我院进行宫外孕腹腔镜手术的患者100例进行护理研究，旨在进一步探讨实施护理干预对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围手术期的临床效果及应用价值，丰富临床护理经验，现将部分研究资料整理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从2011年10月～2013年10月在我院确诊收治的100例宫外孕患者采取腹腔镜手术进行治疗，按数字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0例。对照组患者的年龄20～35岁，平均年龄为（26.3±4.2）岁；观察组患者的年龄为22～36岁，平均年龄为（26.5±3.8）岁。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腹痛、停经以及不规则阴道流血史，患者的血常规、CT、大便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液生化以及胸部透视等均正常，所有检查具有病理学依据。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传统的常规护理，而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护理干预措施，具体方法如下。
1.2.1心理护理 很多患者对腹腔镜手术的相关知识不了解，会产生术前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医护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告知患者关于宫外孕腹腔手术的优点和注意事项，消除患者的恐惧感，增加患者的信心，让患者主动配合治疗。
1.2.2围手术期护理 ①术前准备：医护人员需清洁患者皮肤，注意脐部和褶皱部位，用液状石蜡擦洗皮肤上的胶布和污油痕迹，并用乙醇擦净，更换敷药。术前早晨监督患者禁食、禁饮、忌灌肠。②麻醉期护理：医护人员需注意让患者保持正确以维持手术顺利进行。③术后护理：对患者进行心电监测以及血氧饱和度监测，给与患者持续低流量吸氧。手术恢复期指导患者流质饮食，3d内禁牛奶和甜食。
1.2.3恢复期护理 医护人员需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防止并发症发生。此外还要进行腹部切口护理，若出现渗液、渗液等情况，应给与及时处理。
1.3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计量数据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患者相关临床指标对比 观察组患者在进行护理干预后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
2.2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和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达到了9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0%，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
3讨论
腹腔镜治疗宫外孕是目前腹腔镜妇科手术中最成熟的手术之一，早期的开腹手术创伤大、风险高、术后恢复慢、且易引发众多并发症，已不能满足临床需求[3-4]。而腹腔镜手术具有创伤小、疼痛轻、手术时间短以及术后恢复快等优势，从而被临床广泛运用。护理干预措施在宫外孕腹腔镜手术中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主要护理内容包括：心理护理、围手术期护理以及恢复期护理等[5]。通过医护人员对患者病情的密切关注，给予关键时期的饮食指导和心理疏导，发生异常情况时可给予及时处理，大大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促进患者的术后恢复[6]。
本次研究中，采取护理干预的观察组患者，在手术时间、住院时间等方面均明显低于采取常规护理方法的对照组，两组对比差异显著（P
综上所述，对宫外孕腹腔镜手术的患者实施护理干预措施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能够有效减少患者手术和住院时间，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护理满意度，促进患者尽快恢复，值得在临床护理中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梁靓靓.腹腔镜治疗宫外孕的护理研究[J].大家健康，2014，04（8）：200.
[2]李香秀，章昱，李招兰.优质护理在腹腔镜宫外孕围手术期中的应用[J].中国医药指南，2013，01：648-649.
[3]叶秀红.宫外孕腹腔镜手术围手术期及术后恢复的护理研究[J].临床护理杂志，2013，02（12）：47-49.
[4]韩玮琼.宫外孕腹腔镜治疗围手术期护理体会[J].中国药物经济学，2013，21：48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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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利工程；环境影响；工程补偿措施
随着人们意识水平的日益提高，水利工程对于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逐步被重视。自《环境影响评价法》出台之后，水利工程项目在实施之前都必须经过相关环境影响评定程序方可实施，否则便属于违法行为。环境影响评定工作旨在敦促人们密切关注水利工程带来的社会文化、自然环境及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全面客观的对水利工程正面、负面影响进行评价。
1 水利工程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
1.1 水利工程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会对库区及河道泥沙的淤积情况产生影响。例如，在三门峡水利工程中，设计之初是要缓解黄河下游的地上河淤高问题，因此设计者便想要将泥沙都淤积到水库当中，尽可能澄清下游水质，然而由于设计过程中未设置地步排沙系统，而引发了洪涝灾害。另有尼罗河上游阿斯旺大坝事例，在大坝建成后，地中海岸冲刷因泥沙受到水库拦截反倒不能被充分补偿，因此原有生态平衡被破坏。
水利工程建设会对周围土壤环境造成一定影响。通过疏通水道、建堤筑库，农田淹没及冲刷灾害便能够避免；地表径流的调控及对天然径流的拦截又能够有效补给周围土壤水分含量，使其热状况、养分状况都得到改善。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水利工程建设也同样能够造成河道下游淤积，使土壤肥力和肥源减少；另外，输水渠道两侧会因水向下渗漏而太高地下水位，这边导致了突然大面积沼泽化与次生盐碱化。
1.2 水利工程对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对土地利用和人口迁移均会产生一定影响。在水利工程建设中，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移民安置问题，这对于环境来说影响深远。在水库兴建过程中，土地淹没势必使人地矛盾紧张化，一旦未妥善安置移民，又会带来毁林开荒进而水土流失的严峻问题。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三峡工程建设所带来的移民总量共计113万，政府在制定相关移民政策的同时还要为其发放安置补偿费，另外还要保证迁移人群生活、生产水平质量，因此这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
水利工程建设对人群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影响。通常，水利施工过程都伴随环境因素的明显变化，如施工期废水、固体废弃物、废气及噪声等，这些对施工人员、当地居民身心健康都十分不利。另外，施工过程会带来的病原体栖生环境、栖息地的改变。例如，在阿斯旺水利工程落成之后，水介疾病传媒体受不到洪水冲刷，疟疾、血吸虫病及肠胃炎等疾病发病率陡然上升。
2 水利工程的工程补偿措施
水库大坝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能够通过工程一定的措施来补偿，正如董哲仁教授所提出的“河流生态补偿”概念等。在最近几十年中，我国对于大、中型水利工程投入较多，过分重视经济增长，而减少了对河流生态的关注度。一方面，按照技术观点，有水坝的河流生态系统，其补偿措施主要是针对环节其退化而言的。对于河流的工程补偿从本质上来讲属于河流生态的协助恢复行为。这里的“回复”并非回复到建筑水坝之前的状态，这是由于河流生态的演化根本不可逆，是在人类活动、自然界两者共同作用之下完成的动态递进过程。对于河流的生态补偿主要任务有三：河流周边生物栖息地的改善、水文条件的建设、珍惜及濒临物种的保护。总而言之，为尽可能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功能、结构的改善，其显著标志为生物多样性的增加。“工程补偿”顾名思义，即将水利、水电工程相关设计规划措施尽可能完善，在人类社会需求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将可持续性和水域生态健康原则纳入其中。这就要求，水利工程的建立，不但要满足防洪、发电及供水种种功能，还要同时具有符合植物繁衍生息规律的特点，以此形成友好、和谐的河流生态系统。当进行大坝设计时，应将退役拆除和二次替代方案纳入考虑范围，对于生物栖息地的建设则要兼顾地质灾害防治和水土的保持，尽可能为生态重建提供便利。在大坝下游，要重点恢复、改善河流的地貌多样性，这对于多样性生物群落的建立十分关键。另外，改善河流的地貌学特征主要包括，河流横向连通性的恢复及横断面形态多样性的恢复、河流蜿蜒性的保持、多孔疏松和透水性护坡结构的创立、鱼类繁殖产卵栖息条件的恢复。
3 总结
水利工程建设会对环境造成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要十分强调新生环境与各环境组分的平衡、协调问题。文章主要从水利工程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及工程补偿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在水利工程设计施工前进行环境评价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