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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水平报告范文1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居民消费指标。居民消费水平是指居民在物质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过程中,对满足人们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方面所达到的程度。通过消费的物质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和质量反映出来。
居民消费水平,是按国内生产总值口径,即包括劳务消费在内的总消费进行计算的。计算公式为:
居民消费水平(元/人)=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总额/报告期年平均人口
本文将天津市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衡量天津市居民消费的指标。
2.经济发展指标。GDP是反映国民经济的综合指标,它的权威性和可比性已被广泛认可。鉴于此,本文采用天津市GDP指标作为衡量天津市经济发展指标。
为了减少异方差,本文对居民消费水平(X)和地方生产总值(GDP)进行了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记为LNXt和LNGDP。变换后原时间序列的协整关系并不会受到影响。此外,本文中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
二、实证分析
1.基于VAR模型的分析。确定VAR模型的结构,一般用赤池信息准则(AIC),选择最大滞后期k值。原则是在增加k值的过程中使AIC的值达到最小。适当加大k可以消除误差项中存在的自相关。但k值过大会导致自由度减小,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并比较不同滞后期所建立的VAR模型的稳定性。经过比较,本文最后选择滞后2期,即k取2。经检验,所建模型除LR和SC外,最终预测差(FPE)、赤池信息准则和汉南-奎因信息准则(Hannan-Quinn)最小,三个检验准则同时得到了满足。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和LNXt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该检验能判定协整方程的个数,即协整秩。经过反复检验,确定协整变量含截距项并有确定趋势。Johansen协整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和时间序列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2.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虽然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得出和LNXt的协整关系,但没有表明这两个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Granger(1980)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则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都是无效的。从前面确立的天津市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中,可以看出由于二者具有协整关系,所以他们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计量的检验结果表明(见下表),在95%的置信度下,天津GDP增长是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增加的Granger成因,但反向的影响关系则在统计意义不成立。
3.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析。基于天津市GDP与居民消费水平的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描述二者的相互影响关系,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统中个别方程中的新息(innovation,即随机误差项)产生变动时,由于变量间的相互影响而对系统中其他变量所产生的冲击强度和影响时滞。由于研究冲击响应时采用的是Cholesky分解技术,该方法的一个技巧是使误差项正交化。所以Cholesky分解的结果依赖于系统内变量的排序。 Koop,Pesaran和Potter(1996)提出了广义脉冲响应(Generalized ImpulseResponse)和广义方差分解(GeneralizedVariance Decomposition),以避免正交化对变量排序的依赖性。故本文采用广义脉冲响应方法进行响应分析。
图1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当在本期给居民消费水平一个正冲击后,天津GDP在第5期达到最低点,第5期以后呈现缓慢平稳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居民消费水平受到外部冲击以后,给本市经济增长能够带来反向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并不大,并且对第5期以后缓慢回落有一定拉动作用,不具有显著作用,这与上述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居民消费水平的增加不是促进GDP增长的Granger成因的结论相一致。
图2中,LNXt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当在本期给GDP一个正冲击后,居民消费水平在第7期会达到最高点,从第7期开始保持平稳下降,而且作用效果明显。这表明GDP的某一冲击会给居民消费水平带来同向冲击,且从第七年后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稳定的拉动作用。同时,它也印证了上述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与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视角相反,方差分解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各方程新息(innovation)相关联的组成部分,从而可以判断各新息对内生变量的相互重要性。方差分析图说明,是LNXt的重要影响因素,经过10期,其贡献率从42.38%上升为 82.23%;LNXt对的影响较弱,其贡献率最高仅为15.64%。
4.VAR模型预测。基于VAR(3)模型,可以对天津市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做出样本内预测和样本外短期动态预测。从样本内预测序列图可以看到,因为静态预测是使用样本实际观测值进行预测,所以静态预测的效果要好于动态预测,但是,样本内动态预测可以预测出序列的变化趋势。VAR模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做样本外近期预测非常准确。本文结果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如据统计,2014年天津市GDP和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为 15726.53亿元和 28492元,取对数后分别为 9.6631亿元和 10.2574元,而该VAR(3)模型对2007年天津市GDP和居民消费水平的预测值分别是9.7425亿元和10.2547元,模型预测误差分别为 0.008和-0.0003.
三、结论和建议
虽然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依据任何实证工具进行简单的决策,但本文的实证结果有助于我们对天津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
从计量分析结果看,天津居民消费水平和GDP构成一个相互有长期影响的动态线性系统,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即GDP增长是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增加的Granger成因,但反向的影响不显著。在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下,GDP会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同向显著而持续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天津居民消费水平与母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而居民消费水平对母城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国内生产总值对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还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国民收入提高,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公众购买力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因此,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国民收入,最终达到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
居民消费水平报告范文2
关键词:金融发展;消费;相关关系
如何推动金融体系和消费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根据消费经济学理论,研究居民消费问题,必须重点关注的无疑是居民收入增长,但金融发展滞后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也不可忽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曾报告指出,1元消费信贷能够带动a1.5元的商品消费。资料显示,1990-2008年间中国金融发展指数与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 87,即高度正相关。换言之,金融发展有可能促进中国居民消费增长。为此,笔者搜集了大量经济数据,以期以山东省为例,通过居民消费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关系的剖析,探寻居民消费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与传导机制,为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提供参考。
一、金融发展与消费的关系
金融发展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金融产品作为一种风险规避的途径和取得收益的方式,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居民提供了多种支付手段,使生活更加便捷。总的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总结金融发展对消费的影响:
首先金融市场具有风险分摊功能。根据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居民为了实现一生效用水平的最大化,会通过跨期消费来规避风险。所谓跨期消费,就是指将财富平均地分配于各期消费。在金融市场比较完备的状况下,居民除了跨期消费选择,还可以纵向上借助金融工具实现风险分担的目的,化解外部冲击,从而保持家庭的编辑效用水平不变。因而金融市场具有风险分担功能,发达的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能够满足居民的多渠道投资需求,将风险化整为零,从而影响居民消费水平。
其次金融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完备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增加储蓄、促进资本积累,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进一步作用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最终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居民收人水平,增加居民消费。
再次,金融支付手段对消费有拉动作用。金融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居民多种支付手段的实现提供可能,各种金融工具的使用对现金有替代作用,能够增加货币的流动性,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此外,金融设施的普及能够营造良好的商业发展环境,通过促进商业发展进一步丰富消费元素。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1
为了进一步探究金融与消费之间的具体关系与作用机理,下面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以期计算出金融与消费之间的定量关系。
(一)金融发展指标分析
金融发展表现为多个方面,包括总量上的增加、结构上的优化与效率的提升。对于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目前没有统一的指标。本文参考《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研究(1978-2004)》一文使用的指标,选取了以下3项代表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调整。2
1.金融相关率指标(FIR):由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th)提出,是指某一时期一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常用金融相关率(FIR)去说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计算公式为M2/GDP。在本文中,金融资产的范围包括广义货币(M2)、股票市价总值和债券余额;债券余额为金融债券、国家债券和企业债券发行余额的合计值。
2.金融深化指标(DEPTH)。该指标表示金融中介相对于国民经济的规模,麦金农将其称作金融深化指标,代表了一国经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的程度。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比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理论联系,银行信用才是衡量金融发展的有用指标。由于受到可获得数据的限制,本文以全部银行信贷余额占GDP的比重作为度量金融深化的指标。
3.金融结构比率(FS)。该指标为债券和股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占的比重,用于衡量金融发展程度。本文通过金融结构指标进行间接考察,没有单独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因为我国股市发展时间较短,年度时间序列样本数太小,难以得出有意义的检验结果,且山东省的数据也难以获取。
为了避免数据的非平稳性和异方差,在下面的OLS分析中使用的指标是将上述指标的水平数据和比率指标转化后的环比增长率指标,分别使用IFIR、IDEPTH和IFS。
(二)居民消费水平分析
居民消费水平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变量,其衡量指标选取的是城镇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通过散点图不难发现在这一时期内山东省居民的消费性支出有大幅提升并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这说明山东省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明显增长,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
(三)控制变量指标分析
本研究选择两个经济变量为控制变量:经济总量(Z)和人均可支配收入(N)。其中,经济总量(Z)的指标取值为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取值选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山东省历年GDP统计图如下,从表中看到在这一时期内山东省的GDP有大幅提升且增速越来越快,这说明近年来山东省的经济飞速发展。
山东省历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和指数(相对于1978年)如下图所示,这一时期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是2000年以后出现了波动。
三、计量经济检验
设消费水平为变量Y,金融发展水平为变量X,其中金融总量、金融深化、金融结构的指标分别为X1、X2、X3;两个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Z和N。 建立模型:lnY=α+βlnXt+γ1lnZ+γ2lnN +εt
依据上式,为进行逐一计量检验,拟定12个回归方程:
方程(1):lnY =α+βlnX1+εt
方程(2):lnY =α+βlnX1+γ1lnZ+εt
方程(3):lnY =α+βlnX1+γ2lnN+εt
方程(4):lnY =α+βlnX2+εt
方程(5):lnY =α+βlnX2+γ1lnZ+εt
方程(6):lnY =α+βlnX2+γ2lnN+εt
方程(7):lnY =α+βlnX3+εt
方程(8):lnY =α+βlnX3+γ1lnZ+εt
方程(9):lnY =α+βlnX3 +γ2lnN+εt
使用山东省1980-2004年的数据,在Eview6上进行计量分析,进行OLS回归的结果见下表:
通过上表可以看到,除了方程(4)3所有回归结果都通过了拟合优度检验,且F值都很大,拟合度高,回归模型整体上是显著的。
四、结论与建议
分析上文计算结果,有几下几点实证结论:
1、三个金融发展指标中的金融深化指标(DEPTH)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山东省居民的消费水平与金融深化之间线性相关关系较弱;但不能排除两者之间存在其他相关关系。
2、金融发展指标中的金融总量和金融结构指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拟合度较高,系数为正,说明山东省居民的消费水平与金融总量和金融结构之间有较强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
3、加入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后,模型拟合度及参数显著性得到明显改善,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金融发展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线性传到机制中的重要中间变量。
针对以上研究的结论,山东省应从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入手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在扩大金融总量的同时,注重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等金融市场的建设、银行信贷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从而使金融发展在扩大我国居民消费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另外,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重要的传导因素,对线性相关关系的建立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要重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第一,要抓住导致分配不公平的关键因素,逐个击破。首先完善转移支付,使财政支出有方向性地倾斜;其次,完善各项立法,加大执法力度,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漂白各种“灰色收入”、“黄色收入”、“黑色收入”。
第二,调整税收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以促进居民收入普遍增长为目标,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探索建立并逐步完善包含遗产税制度、资本增值税制度、房地产增值税制度等在内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体系,促进代际公平,抑制过高的非劳动收入,防止收入分化。在税费征收上综合考量居民收入总量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合理计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
最后,建立以公平为目标的收入分配调节体系,从初次分配到再分配都注重公平,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入手,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注:本文的有关数据分别从各年《山东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金融年鉴》以及网络搜索整理得出,时间跨度为1980-2004年, 采用Eview6进行统计处理。
居民消费水平报告范文3
关键词:收入差距 财富效应 居民消费
自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提出以来,消费函数在宏观经济中便占据了重要地位,消费作为有效需求的核心,一直被视作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驾马车。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中,消费构成GDP的大部分,而且消费的波动相对小于GDP的波动。可是,自1997年起,中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相关研究回顾
目前,有关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研究中,尽管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说。如臧旭恒、张继海(2005)通过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与总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收入差距与总消费是负相关的。但是现行的研究较少地进行分城乡的对比研究,尤其是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大环境下,城乡间居民消费需求的差别也是很明显,而且农户消费行为和农村消费市场研究将成为我国消费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朱信凯、骆晨,2011)。当然,有学者已开始进行分城乡的居民消费需求研究,赵志坚等(2007)通过建立ELES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年均基本需求支出量、边际消费倾向、消费支出构成、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方福前(2009)基于中国城乡分省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计量分析,但是他并没有加入“收入差距”这个影响因素。
除了对收入差距和居民消费需求关系的研究,近年来,由于中国居民的财产分布差距出现了快速的明显扩大趋势,尤其是金融资产和房产(李实等,2005),所以有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居民资产的财富效应。宋勃(2007)利用中国1998—2006年的季度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也发现,长期来看房价上涨是居民消费增加的Granger原因。不过黄静、屠梅曾(2009)使用家庭微观数据,发现我国房地产价格近10年的持续上涨,对居民的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除了上述正反比较鲜明的对立观点,林霞、姜洋(2010)通过来自京、津、沪、渝面板数据的验证却发现,中国股市升值和房价上涨引致的财富效应并不明显,旨在通过房地产拉动居民内需的政策效果微弱。
上述成果对本文的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不过还存在争议和可以改进的空间,因此本文将使用面板数据,建立分城乡的消费函数,并将收入差距、财富效应同时纳入消费函数中进行实证检验。
二、模型的解释与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和数据说明
研究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因为西方的消费函数模型直接套用到我国的市场条件下并不一定合适,所以如何构造适合于我国自身特点的消费函数,研究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更具有实际价值。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还是当期收入,另外还有本文重点要研究的城乡收入差距和房价,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消费的因素,因此本文建立分城乡的消费函数并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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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度,s=1,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X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其他控制变量集合,ui和vit分别为不可观察的个体差异和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取的是2001—2009年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分城乡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1和C2。Y1和Y2分别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乡收入差距,我们用城乡收入比g来表示。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上只有2005—2008年的省级房价数据,所以其它年份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计算公式如下:本年商品房销售总额/本年商品房销售总面积×10000。模型中使用f函数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和房价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还不确定,其中可能包含g和houpric的一次项、二次项以及它们的交叉项,具体的结果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来进一步确认。
另外,本文的实证分析还将控制其他重要变量。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以2001年的分城乡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基期,其值为100,对2001—2009年的省际城乡名义数据分别进行了调整,形成以2001年为基期的实际数据。表1提供了后文实证分析中相关变量的定义。
(二)分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分析
首先对城镇居民消费函数进行估计,先不考虑控制变量,在模型中分别加入g和houpric的一次项、二次项以及它们的交叉项,并使用三种方法进行估计,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得到相对稳定的结果,进而再加入控制变量,进一步验证模型的稳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的估计与上述步骤相似,故不再重复介绍。回归结果如表2。
模型1到模型3表示城镇居民消费函数,模型4到模型6表示农村居民消费函数,下面对表1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1、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分析
首先,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对于城镇居民消费函数(模型1),由于存在着交叉项,此时欲得到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影响要复杂些,需要在房价的均值水平下求得这种影响,数据显示房价的平均值为7.7143,因此可以求得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影响为-0.3711。尽管gap的一次项系数为正,即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有促进作用,但是考虑房价的交互影响后,这种效果不仅被抵消掉,而且变成了负向相关。虽然与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的相对收入增加了,但是高房价的压力使得他们不是增加消费,而是缩减开支,这说明对于城镇居民房价的攀升带来的可能是负的财富效应。
同上面的分析方法,我们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平均水平下求得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数据显示城乡收入比的平均值为3.1,此时houpric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因此房价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当房价较低时存在正向的财富效应,但这种作用随着房价的上升而递减,当到达拐点后变为负向的财富效应,根据计算拐点为6.59左右,而本文的数据显示,房价的最低值为6.88,说明房价已整体上越过了拐点,这再次说明以城镇居民消费衡量的房价为负的财富效应。
其次,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其它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主要结论基本不变,而且不同估计方法的结果也比较一致,模型2和模型3报告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结果。综合不同的估计方法可以发现,控制变量中只有消费物价指数对城镇居民的消费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因此物价过高又构成了另一项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从对城镇居民消费函数的分析可以发现,高房价、高物价对城镇居民的消费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房价和物价过快上涨,便无法拉动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各种拉动内需的政策也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高房价的压力下未能带动城镇居民的消费,而国民经济结构的改善、人口结构、利率等都不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这说明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还不到位,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很不充分;另外金融危机并未显著影响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
2、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的形式与城镇居民消费函数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也说明研究分城乡消费函数的必要性。模型4是不考虑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而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5、模型6),尽管主要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未发生较大变化,但模型4的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收入弹性大于1,高于城镇居民,这并不符合我国的经济现状,这说明模型4遗漏了其它重要变量而带来了严重的内生性问题,所以下面的分析我们主要使用模型5和模型6的结果。
首先,gap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是“倒U型”关系,即起初随着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是上升的,当到达某个点后,消费水平开始下降,根据模型3、4可以计算拐点大约为3.9左右。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为何成“倒U型”关系?有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特征变量,而且还显著地受到城镇的影响,城乡之间存在着联动机制(周建、杨秀祯,2009)。当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时,城镇居民中的富有者会倾向于追求消费产品的多样化以及对高档品的需求,而农村居民极易受到这种“示范效应”的影响,他们不是减少自己的消费水平,而是向城镇居民“学习”这种消费模式。不过,当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时(本文的结果是城乡收入比达到3.9左右),会抑制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因此,一定范围内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会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城乡收入比不能过大,尤其不能超过3.9。本文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整体的城乡收入比在3左右,不过城乡收入差距最高的地区达到了5.6,而且目前城乡收入差距还在逐年拉大,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这对拉动农村居民消费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努力控制城乡收入差距。
其次,对于农村居民,尽管房价的上涨存在着负向的财富效应,但结果并不显著,因为农村居民拥有的房屋都是位于农村,近年来房价的上涨也主要是城镇,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房价疯涨,因此高房价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不大。
另外,与城镇居民消费函数不同,农村消费物价指数的符号为正,物价上涨反而会增加消费,这说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还比较高,其购买的物品多为生活必需品,可替代性不高;城镇化的提高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显著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而且是正向的,这说明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老年人口负担率的上升会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因为对于中国的老年人,李实等(2008)的研究表明城镇老年人的处境要好于其他人群,而且他们的相对处境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没有发生改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状况也至少不比农村人口总体差,而对消费影响最大的仍然是收入,所以这就表明老年人负担率的增加不会抑制农村居民的消费,当然儿童负担率的上升会对居民消费起到一定的负向作用(不过并不显著);随机效应的结果显示金融危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负向的影响,尽管在其它估计结果中这个变量并不显著,不过整体上看,金融危机还是对我国的城乡居民消费造成了负向的冲击,当然这种作用力十分有限。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我们通过使用2001—2009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及分城乡消费函数模型,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房地产财富效应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关系,另外还控制了其它可能影响居民消费的变量,通过城乡间的对比分析,得到如下结论:首先,城乡收入差距和房价会显著影响城乡居民消费,但通过分城乡的研究发现,具体的函数形式是不一样的,这也说明了分城乡研究居民消费函数的科学性;其次考虑城乡收入差距与房价的交互影响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抑制城镇居民消费,而目前房价过高,也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第三,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是“倒U型”关系,而房价没有显著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第四,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通货膨胀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是正向的,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却是负向,经济结构的调整没有对城镇居民产生显著影响,但城镇化与第三产业的发展正向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利率、金融危机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从消费的角度看,宜将城乡收入比数控制在3.9以下并将其逐步缩小,由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往往比较小,所以越是落后的地区越要注重城乡间的平衡发展。当然根治城乡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安排,首先要建立城乡等同的社会保障、创业、择业和就业机会等等,而这涉及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断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第二,目前房价整体偏高,这是导致目前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调控房价势在必行。对房价的调控应以宏观层面为主,微观调控为辅的措施,宏观层面主要指货币与财政政策,比如可以采取减少货币发行量、提高房贷利率、减少房贷额度、减少财政对购买基本住房的税收优惠与补贴、增加土地供给等等措施。另外还要建立各级政府对基本房价可测量、可报告、可检验的问责制,这样地方政府才不会对房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由于物价过高显著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消费,调控城镇地区的物价应该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对物价的调控主要是宏观政策上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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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李实,魏众,丁赛.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05(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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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水平报告范文4
一、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情况和变化趋势
(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演变。我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演变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03—2005年为消费水平缓慢增长阶段。由于这一时期前两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产品价格低,农民负担高。因此,进入新世纪的前三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总体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二是2006年为消费水平快速增长阶段。我市在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标准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大发展,使我市的农业经济迅速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长。
(二)消费结构的演变。调查显示,受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低、支出预期高的制约,农村居民消费还是以一般性消费为主,衣食、居住消费等占的比重较大。随着收入的大幅增长,消费支出也大幅增加,消费结构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一是伴随着连续几年婚嫁高峰的过去,农村旧房改造已基本结束,建房热已开始降温,在消费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居住消费却大幅度减少。二是食品和衣着消费的比例有了突发性增长。由2005年的人均700元上升到1038元,增幅达48%,比重由37.2%上升到43.6%。三是交通通讯支出平稳增长。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交通和通讯工具不断进入寻常百姓家,农民外出频繁,对外交往不断扩大,使得农民的交通通讯支出在2003年就大幅增长。
(三)消费方式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而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方式转变的结果,消费方式的转变反过来又促进消费结构的变化,并转化为拉动消费市场的动力。近年来农民消费方式主要有以下变化:一是由满足生活需要向追求生活质量提高转变。在食品结构上,主食消费比重下降,各种副食消费不断增加,膳食结构向营养、科学型发展。在衣着消费上,农民穿衣在成衣化的基础上,更注重时尚化。2004年人均衣着支出140.1元,同比增长35%。二是由重食物消费向物质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食物消费更多表现为生存型消费,而服务型消费更多表现为提高型和享受型消费。服务消费比重逐年上升,反映出农民消费观念的积极转变,也反映出农民消费方式的多元化。三是由自主性与市场化结合消费向更高的市场化消费转变。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消费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金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
二、扩大农民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一)农民收入问题。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以收入的提高为前提的。近两年,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对收入的预期也提高了,消费水平就明显提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现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因此,要进一步扩大农村消费,还要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并保持收入的稳定增长。
(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收支预期的不稳定,是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近几年,我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养老、医疗等方面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保障体系,但这些保障体系还不完善,普及率也不高,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存钱养老、存钱防病的思想在农民中还普遍存在。另外,收支预期的不稳定,越来越高的教育投资,婚丧嫁娶的盲目攀比,也使得农民不敢贸然消费。
(三)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和消费环境欠佳是影响消费的重要环节。主要表现在:一是家庭设备、日用品等有赖于新型业态如连锁超市在农村的延伸,而目前农村商业流通组织方式落后,商品流通不畅,成本过高,商品价高质次、假冒伪劣严重等问题,不能满足农民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和适应农民消费方式的转变。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通讯、自来水等近几年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远远落后于城镇,运行成本、运行费用高也使得农民对一些耐用消费品买得起用不起,限制了农民的消费。
三、进一步推动农村消费的措施和建议
(一)增加农民收入。从长远看,增加农民收入是推动农民消费的根本措施。要增加农民收入,既要全面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又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随着近几年农民增收各项政策的全面、强力出台,今后对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将进入常规阶段,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也是间接的、有限的。今后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由政策决定的生产积极性,而是农民生产经营水平。因此,今后农民增收的核心应转向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上来。:
(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体系,使更多的农民从传统的储蓄养老、家庭养老的方式中解脱出来;使更多的农民参入医疗保险,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进一步理顺农村信贷关系,落实农村信贷政策,简化信贷手续。进一步降低学生“学杂费”,特别是高中、大学阶段的学杂费,使农民不致为了让孩子上学而贫困或债台高筑。
居民消费水平报告范文5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居民消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消费
一、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及原因分析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有1亿多,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自治地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4%,西部和边疆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这里所指的民族地区是指我国20个省市民族自治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发展基础薄弱、市场开发条件差、自身发展能力弱等因素,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消费还是存在一些差距。
1.整体水平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但与全国水平相比,特别与东部地区①比较,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见表1)。
2.消费水平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9年全国农村居民纯收入达到了5153.7元,其中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855.26元,而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却只有3788.36元,低于全国水平1365.34元;和东部地区比,民族地区只有前者的1/2,差距相当的大,东部地区收入水平远高于全国水平和民族地区水平。
与此相对应地,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方面又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落后于东部地区。2009年,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为3504.84元,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5268.16元,而广大的民族地区为2582.57元,说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大大高于民族地区。这表明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整体较低。
3.消费结构
在表1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相比较,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食品消费上,2009年,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东部地区、全国、民族地区分别为1888.98元、1180.69元、804.55元,三者之比为1:0.63:0.43。民族地区的农村居民食品消费都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从反映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特征的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表示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其系数越大,表明该国或地区经济越落后,反之,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来看,东部地区和全国分别为36%、34%,民族地区为31%,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已经实现了小康水平,而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消费质量与生活水平快要接近小康,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在其他项目上看,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其消费支出也都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特别是在衣着和家庭设备方面的消费支出相对最少。这都表明了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较底,生活质量与全国相比较差。
4.城乡经济
城乡分割是我国经济二元结构的重要特征,这也导致了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长期居高不下,相应的在消费支出上也是如此,在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对比中能体现到这点,城乡间差距大(见表2)。
表2中,2009年的民族地区人均收入一项中,农村人均纯收入只是城镇的27%。而人均消费当中,农村居民也只是城镇的25%,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有其城镇居民的1/4,而在其它项消费支出中,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都高于农村居民。上述表明,民族地区内部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很大。
二、影响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
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低下,农村消费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传统西方经济学认为,消费总量增长问题就是一个收入的增长问题,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消费函数理论,都会把收入列为决定消费的首要变量。因此,西方经济学关于消费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消费与收入之间进行,通过建立消费与收入的消费函数,来研究消费量与收入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关系。
我们这里以“相对收入假设的消费函数模型”青海省农村居民收入为实例进行相关数据分析:
下面是以《中国统计年鉴》中青海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等整理所得数据为例,对前述四种传统消费函数理论,分别建立计量经济实证模型,用来验证和分析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受收入的影响程度。实证研究中,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SPSS对各消费函数作最小二乘法(OLS)估计。
为消除价格变动的因素,以1982年为可比价,得出价格平减后的数据。经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得到农村居民收入消费资料(见表3)。
1.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消费函数模型
凯恩斯(J.M.Keynes,1936)首次把收入与消费正式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绝对收入假说,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道③:
“基于我们对人类本性的认识以及详细的经验事实,我们有资格以极大的把握加以信赖的基本心理规律是:作为一般规律和平均来说,人们存在一种倾向,随着其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他们的消费,但消费的增加不如收入的增加那样快。”即:
实际消费(C)与实际收入(Y)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即C=f(Y)
边际消费倾向MPC=,满足0<MPC<1。
平均消费倾向APC=,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即<0。
因此,可以建立以下的绝对收入假设的消费函数模型:
t=1.2.3.……
公式中,C表示消费支出,Y表示收入水平(下同)。α、β为待估参数,分别表示自发性消费、边际消费倾向。于是,α>0,0<β<1。
2.基于绝对收入假定的分析
依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理论,利用前述整理的数据,用OLS估计并整理得到如下消费函数:
从各统计参数看,模型具有良好的统计检验性质。各参数的t检验值均十分显著,消费的收入弹性高,现期收入对消费的解释能力还是很大的。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达到0.963,也就是说,该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元,人均消费支出就增长0.963元。这说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消费函数对青海省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状况有很强的解释力。
总体看,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反映了青海省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满足生活消费成为收入的主要用途。此外,农村居民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同时意味着有较大的生活消费乘数,正好解释了当前我国扩大内需,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当“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才能提升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三、扩大民族地区农民消费需求的对策建议
“三农”问题的重点是农民收入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是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根本出路。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农民增收,特别近些年来,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提到如何有效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因此,只有增加农民收入,才能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才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平稳、健康增长。
1.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挖掘农业增收的潜力。积极发展品种优良、特色明显、经济效益好、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品;发展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运和其他服务,努力开拓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鼓励优势农产品出口,拓宽农民增收空间。
2.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现阶段我国农民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农业收入,如种植业、养殖业等;一个是非农产业的收入,如乡村工商业收入、进城打工收入等。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将进一步降低,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比例也将随之下降。今后,农民增收的渠道主要在非农产业,这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方向和潜力所在,而且非农产业提供的收入基本为货币收入,对提高购买力和扩大农村需求有直接的影响。
因此,必须加快非农产业的发展,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把乡镇企业发展同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并引导乡镇企业面向市场,调整结构,强化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和综合素质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3.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入
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逐步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后劲,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严格涉农收费管理,禁止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继续实行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加大补贴力度,完善补贴方式;同时应促进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稳定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这样一来,农产品价格的持续稳定,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还能增强农民预防性潜在流动性约束的能力,巩固农民收入的稳定性,从而使农民消费增长速度加快,最终达到了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
4.重视和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的素质
教育是人的劳动能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可使受教育者在体力、脑力和掌握知识技能等劳动能力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口质量重于人口数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主要成分,人力投资的作用大于物质投资的作用,应确立二者的最佳比例,资本积累的重点应从物质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舒尔茨断言:“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④而且农民素质的提高,可以增加对娱乐性消费的需求,使得农民的消费向更高层次推进。
5.引导农民健康消费
受消费习惯、环境、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尚未走出传统消费模式,消费品的需求受到一定限制。因此,要更新农民消费观念,摈弃陈旧、落后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敢于消费、善于消费,鼓励积极消费。可以加强宣传、引导他们消费从重生存向重发展、重物质向重文化方向转变。强化消费示范效应,引导农民积极消费,加快农民消费的周转速度,从而加快农村消费品的更新换代。
大力提倡文明消费、理性消费、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指以保护消费者健康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⑤扩大消费需求,并不是要鼓励农村居民铺张浪费,无节制地乱消费。现阶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水、土地、粮食等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的形势不容乐观,此外,随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人类可利用资源便会面临枯竭,因此要求政府一方面鼓励和倡导农民增加消费,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的同时,还要提倡绿色消费。通过宣传,引导环保主题,使环保意识深入人心,以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农村市场十分广阔,有效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扩大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至国家中央政府、民族地区的政府及有关部门,下至民族地区的农村居民自身,需要全方位、多角度、长期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注释: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州、海南、基本上代表了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②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③贺菊煌.消费函数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
④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51-67.
⑤尹士杰.消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55-16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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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恩施州统计局.2003恩施州统计年鉴[M].
[3][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56.
[4]Milton.Friedman.A Theory of Consumption Func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57:24.
[5]杭斌.经济转型期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168-188.
[6]让农村消费成为扩大内需的助推器[EB/01].新华网,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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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水平报告范文6
(一)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不协调。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不协调,严重影响了GDP支出结构的比例关系,从而制约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可知,消费的增长速度如果总是慢与收入的增长速度,将会导致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而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工资水平除了机关单位、教师等事业单位外,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此,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率长期低于经济的增长率,导致最终消费在GDP支出中的比例不断下降。由60年代的80%以上降到了90年代的60%以下,而现在,仅在50%左右。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知,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左右,而我国的居民收入增长率仅处于8.5%左右,远低于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国内需求低于生产的供给,产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悬殊。无论是在城镇居民内部,还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都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业、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根据杜森贝提出的相对收入理论,消费是取决于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和相对于本人历史上最高的收入水平,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消费示范效应加强,使平均消费倾向中依相对收入状况而变化的部分上升。但是当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时,又会影响平均消费倾向中不依相对收入状况变动而变化的部分,使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从而缩小消费规模或使消费增长缓慢。根据相关学者的统计,我国1978年的基尼系数为0.317,而到了2000年时,已经达到了0.4的警戒线;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称,2006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远超过了0.3-0.4的相对合理的范围。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也不过在0.24-0.36之间。由此可推,我们的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严重影响到了我国消费的提高。
(三)国家政策的不完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物价也在不断上升,特别是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买房难”、“看病难”等问题渐渐凸显出来。而我国政策调整的滞后性导致当前的问题还未能很好解决。在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无法跟上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将收入的大部分储存起来用于未来消费,只将很小的一部分用于现期的消费。
二、提高消费水平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利用减税、转移支付等手段,增加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政府为了提高整体消费水平,可以通过减税、转移支付等政策。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我国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是高于高收入消费者的。这就意味着提高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对提高整体消费水平的影响力度要远大于提高所有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所产生的影响力度。因此,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重点采用减税、转移支付等措施,提高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比如,可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保证最低工资政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相关制度的实行,以提高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
(二)积极推动税制的改革,加强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优化收入的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现代的经济社会中,国家是控制收入再分配的主体,而税收则是国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税收调节体系,税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比如我国还未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以及规范的财产税等可以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这些相关税种相互配合,以调节收入再分配的税种。而西方发达国家已充分发挥了这些税种的相互调节功能。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税收结构中,有60%具有收入调节功能,而我国的比例只在10%左右,远低于西方国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认为,消费者是从其可以支配和预期得到的全部收入的角度来实现和安排现期消费的。因此收入分配政策与结构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选择。只有拥有相对平衡的收入分配结构和中间大、两头小的收入层次,这个社会才会拥有相对充足的消费需求。
(三)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问题的不断凸显,增加了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成为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转型,原本由国家负担的住房、医疗等逐渐回归到个人手中,个人的未来消费不确定性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用于社会性公共消费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远低于国际上平均40%的水平。在居民未来支出增加而国家社会公共消费的支出又比较低的情况下,居民只有减少现期消费,将大量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支出。因此,政府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在社会公共消费上的支出比例,以改善民生为目标,消除人民的顾虑,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我国的消费水平。
(四)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范围,加大支持“三农”的力度,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工业、轻工业等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业人口比例仍在70%左右。因此提升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对我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有研究称,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与当期收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期收入增加后,消费的增加额很大,所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对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特别是增加的当期。因此,我国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应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来带动全国消费水平的提高。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农产品的价格控制和补贴;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等方式来达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目的。
三、我国现阶段的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