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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1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参考文献
北京市老龄委编.1990.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卫.1994.城市化、国内迁移和人口老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杜亚军.1988.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就业问题.人口研究，(3)
.1985.社会学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韩良诚.1992.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行政管理，(8)
黑田俊.1993.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刊,(3)
胡逢云.1994.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上海市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经济日报,(8.2)
胡伟略.1990.关于中国老年人口经济收入问题的城乡比较分析.中国老年人口文选.经济管理出版社
胡伟略.1993.中国家庭的社会保障和人口控制.家庭经济与生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胡伟略.1994.论家庭保障的社会化.人民日报,(10.5)
黄勇.1992.中国人口老化的若干思考.益阳师专学报,(2)
李荣时.1993.计划生育与社会保障.大思路－90年代中国人口形势与对策.科学普及出版社
李澍卿.1987.中国社会养老的现状与趋势.人口与经济，(3)
刘铮.1984.人口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吕荣侃.1991.中国老龄人口再就业问题.人口研究，(2)杜鹏.1994.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赢通.1987.加速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人口科学,(2)
穆光宗.1994.老年人需要精神赡养.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与对策研究组咨询报告第四号胡立群.1994.大力改革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老龄论坛,(1)日本社会发展研究所.1991.日本社会保障成本1990(英文版)曲海波.1988.论老年人口学的基本范畴及其理论框架.中国人口科学，(1)
乔晓春.1988.对加速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一文的几点看法.中国人口科学,(2)
乔晓春.1994.对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人口老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认识.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
曲海波.1990.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田雪原,胡伟略.1991.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
田雪原等.1992.独生子女与父母养老保险的理论和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
王树新.1991.论开发利用轻龄老年人口资源.中国人口科学,(4)
王文英.1987.关于人口老龄化若干问题的探讨.人口与经济，(2)
王芸.1993.退休制度与退化年龄.老龄问题研究,(7)
邬沧萍.1987.调整人口年龄结构是计划生育的社会职能.中国人口科学，(2)
邬沧萍.1986.以战略眼光对待老龄问题.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编.首都老龄战略问题研究
邬沧萍,徐勤.1990.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的新认识及对战略对策的新思考.中国人口科学，(2)
香玲.1993.西方部分国家社会养老保障措施考察.中国国情研究，($$$$
肖振禹，郭平.1994.人口流动与老龄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熊必俊.1986.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影响与对策初探.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编.首都老龄战略问题研究
熊必俊.1987.国外的老年社会保障与退休制度.老龄问题研究资料，(78)
熊必俊.1987.老年经济学初探..老龄问题研究资料，(83)
徐勤.1994.中青年在家照料老人的调查与研究.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于学军.1994.老龄化·祖父子·四二一.中国青年报，(9.3)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人口研究，(4)。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与代际交换.人口学刊，(6)
于学军.1996.中国人口老化对消费需求的宏观影响.人口学刊，(5)
于学军.1996.中国人口老化与储蓄.人口与经济，(3)
于学军.1999.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研究.中国人口科学,(4)
袁方.1987.中国老年人与家庭赡养.家庭结构与人口老化国际研讨会论文
袁方.1988.论人口老化对策.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曾毅.1994.从海南的实践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
曾毅.1994.关于中、长期人口预测的课题研究报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中长期人口预测课题组内部报告
张纯元.1987.中国农村的养老事业.人口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纯元，1990年，“论人口消费结构”，载于《人口情报与研究》，1990年第1－2期，天津。
张纯元.1991.中国老年人口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曾毅.1993.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险势在必行.人口与计划生育,(6)
张翠珍.199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市场经济与人口学术研讨会论文
张东辉.1987.西方国家的人口老化与退休金危机.山东人口，(2)
张宜霖.1992.试析推迟退休年龄.人口，(2)
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1983.老龄问题研究－－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资料辑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周弘.1989.欧洲社会保障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
朱传一.1990.从国外趋势看中国老年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方向.中国人口科学，(2)
ArnoldS.Brown.1990.TheSocialProcessesofAging&OldAge.Prentice-Hall.Inc.
DavidA.Wise.1989.TheEconomicsofAging.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Modigliani.1975.TheLifeCycleHypothesisofSavingTwentyYearsLater.inM.Parkined.ContemporaryIssuesinEconomics.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
PRB,.1994.WorldPopulationDataSheet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2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联合国(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银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鹏(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学军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丝诶狭浠讨欣夏耆丝诘奶氐慵坝纱瞬亩陨缁峋玫挠跋於蓟嵊兴浠馐侨丝诶狭浠讨幸酝幢还惴喝鲜兜牧硪桓鲋匾矫妗U饫锝擞玫谌⑺拇稳丝谄詹槭荻灾泄夏耆丝诘母婀婺：透媛式蟹治觥＃?）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参考文献
北京市老龄委编.1990.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卫.1994.城市化、国内迁移和人口老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杜亚军.1988.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就业问题.人口研究，(3)
.1985.社会学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韩良诚.1992.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行政管理，(8)
黑田俊.1993.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刊,(3)
胡逢云.1994.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上海市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经济日报,(8.2)
胡伟略.1990.关于中国老年人口经济收入问题的城乡比较分析.中国老年人口文选.经济管理出版社
胡伟略.1993.中国家庭的社会保障和人口控制.家庭经济与生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胡伟略.1994.论家庭保障的社会化.人民日报,(10.5)
黄勇.1992.中国人口老化的若干思考.益阳师专学报,(2)
李荣时.1993.计划生育与社会保障.大思路－90年代中国人口形势与对策.科学普及出版社
李澍卿.1987.中国社会养老的现状与趋势.人口与经济，(3)
刘铮.1984.人口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吕荣侃.1991.中国老龄人口再就业问题.人口研究，(2)杜鹏.1994.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赢通.1987.加速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人口科学,(2)
穆光宗.1994.老年人需要精神赡养.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与对策研究组咨询报告第四号胡立群.1994.大力改革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老龄论坛,(1)日本社会发展研究所.1991.日本社会保障成本1990(英文版)曲海波.1988.论老年人口学的基本范畴及其理论框架.中国人口科学，(1)
乔晓春.1988.对加速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一文的几点看法.中国人口科学,(2)
乔晓春.1994.对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人口老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认识.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
曲海波.1990.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田雪原,胡伟略.1991.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
田雪原等.1992.独生子女与父母养老保险的理论和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
王树新.1991.论开发利用轻龄老年人口资源.中国人口科学,(4)
王文英.1987.关于人口老龄化若干问题的探讨.人口与经济，(2)
王芸.1993.退休制度与退化年龄.老龄问题研究,(7)
邬沧萍.1987.调整人口年龄结构是计划生育的社会职能.中国人口科学，(2)
邬沧萍.1986.以战略眼光对待老龄问题.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编.首都老龄战略问题研究
邬沧萍,徐勤.1990.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的新认识及对战略对策的新思考.中国人口科学，(2)
香玲.1993.西方部分国家社会养老保障措施考察.中国国情研究，($$$$
肖振禹，郭平.1994.人口流动与老龄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熊必俊.1986.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影响与对策初探.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编.首都老龄战略问题研究
熊必俊.1987.国外的老年社会保障与退休制度.老龄问题研究资料，(78)
熊必俊.1987.老年经济学初探..老龄问题研究资料，(83)
徐勤.1994.中青年在家照料老人的调查与研究.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于学军.1994.老龄化·祖父子·四二一.中国青年报，(9.3)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人口研究，(4)。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与代际交换.人口学刊，(6)
于学军.1996.中国人口老化对消费需求的宏观影响.人口学刊，(5)
于学军.1996.中国人口老化与储蓄.人口与经济，(3)
于学军.1999.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研究.中国人口科学,(4)
袁方.1987.中国老年人与家庭赡养.家庭结构与人口老化国际研讨会论文
袁方.1988.论人口老化对策.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曾毅.1994.从海南的实践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
曾毅.1994.关于中、长期人口预测的课题研究报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中长期人口预测课题组内部报告
张纯元.1987.中国农村的养老事业.人口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纯元，1990年，“论人口消费结构”，载于《人口情报与研究》，1990年第1－2期，天津。
张纯元.1991.中国老年人口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曾毅.1993.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险势在必行.人口与计划生育,(6)
张翠珍.199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市场经济与人口学术研讨会论文
张东辉.1987.西方国家的人口老化与退休金危机.山东人口，(2)
张宜霖.1992.试析推迟退休年龄.人口，(2)
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1983.老龄问题研究－－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资料辑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周弘.1989.欧洲社会保障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
朱传一.1990.从国外趋势看中国老年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方向.中国人口科学，(2)
ArnoldS.Brown.1990.TheSocialProcessesofAging&OldAge.Prentice-Hall.Inc.
DavidA.Wise.1989.TheEconomicsofAging.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Modigliani.1975.TheLifeCycleHypothesisofSavingTwentyYearsLater.inM.Parkined.ContemporaryIssuesinEconomics.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
PRB,.1994.WorldPopulationDataSheet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3
上世纪中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老年健康问题及老年健康保障措施受到社会的关注，老年健康支持与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其目的主要在于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老年健康保障支持体系的研究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1建立针对老年人的免费或部分免费的健康保障体系
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一些国家开始建立专门的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或专项健康保障计划，由政府财政负担或补贴，老年人享受全部免费或部分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例如，美国1965年开始实施的老年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由联邦政府财政负担，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实行免费医疗服务。日本1983年建立的老年医疗保险制度，对65岁以上卧床老年人及70岁以上所有老年人实行免费程度达80%的医疗服务，并且社会服务项目不断增加，如老年综合护理与照顾计划亦称“黄金计划”。针对老年人慢性疾病患病率高、患病护理需求大的特点，美国、德国、卢森堡等许多国家推出老年长期护理计划（Longtermcare），其筹资模式多样，但管理比较规范［5］。免费或部分免费的健康保障制度和计划由政府主导，管理力度大，管理保健（Managedcare）的特点明确，有利于医疗服务的科学计划及卫生资源的合理使用，常常作为控制卫生费用的重要措施，如澳大利亚建立的“老年保健评估体系”，评估老年人的护理需求，确定是否需要进入护理院及护理等级等［6］。通过评估，有效地防止了医院服务及护理院服务的过度使用，鼓励老年人留在社区或家庭接受护理服务。
1.2建立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该体系主要包括服务机构、服务项目及其提供方式。老年保健及慢性病病人护理、康复和照顾的专门机构主要有：护理院、日间中心、康复中心、临终前关怀中心等。主办主体多样化，政府主办、慈善机构资助、非营利性组织主办等形式较多，有的国家老年保健和照顾机构以社会筹资为主，如美国的护理院（Nursinghome）主要采取收费服务的方式经营。另外，一些综合性的医疗卫生机构也提供老年保健服务，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服务项目及其提供方式方面，除机构服务外，更强调社区及家庭保健和护理，如英国、美国等国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社区护理服务，主要由社区护理团队上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与照顾。健康促进计划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1989年德国的《医疗改革法》等，所有健康保险基金会都要有健康促进计划。
2我国建立老年人优先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2.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与国外主要经济体大国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发展速度快、高龄化趋势以及未富先老的特点。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测算，到2020年，我国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6.61％；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预计将达到4.38亿，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8.76％［7］。同时有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成为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1999－2000年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从768万人增加到1199万人，年平均增长速度达4.56%，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我国老年人口和总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一些先期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型人口时期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左右，而我国在步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尚不足1000美元，我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4］。我国人口老龄化这种特有的现状不仅加大了我国卫生资源供给的压力，也使得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
2.2老龄化导致卫生服务需求和疾病费用负担增大
陈功等人根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预测，如果我国各年龄组的2周就诊率和住院率保持不变，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就诊人数与住院人数将逐年增长。与2003年相比，2015年就诊人数和住院人数将分别增长51.82%和48.24%；到2020年这两项指标将分别为79.60%和77.27%；在未来50年里，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就诊人数增长178.12%，住院人数增长187.19%，可见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卫生服务需求快速增加［8］。另外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就诊费用也呈逐年增长趋势，我国2003年就诊费用为458.13亿元，如果我国各年龄组的医疗情况保持不变，2015年就诊费用将比2003年增长36.21%，2030年、2050年就诊费用将分别达到833.49亿元和977.01亿元。有专家警告，如不从现在起采取有力措施对慢性疾病进行有效预防和控制，到2030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将达到24%，高于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而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慢性病人群中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最大，55-6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是26.2%，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是37.1%，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疾病负担快速增加也将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很大压力［9］。
2.3老年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健
全近年来，我国医疗保障人群覆盖率不断扩大，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已有10亿以上的城乡居民拥有各种医疗保障。但是，这些制度的设计及实施，不仅忽视对老年人的优惠，甚至出现老年人医疗保障的“死角”。2009年出台的新医改方案，其主要目标是扩大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提高服务效率、满足全民基本健康需求，没有任何向老年人健康服务与保障倾斜的政策和措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主要覆盖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而把多数老年居民排除在外；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老年人，有较大比例的人由于支付不起自付费部分而难以获得医疗服务，从而使老年人医疗保障存在严重的“死角”。
3我国建立老年人优先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可行性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4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2012
一、引言
在人口生育率下降与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影响下，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危机。人口老龄化对各国社会经济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如何应对持续的老龄化危机，为老年人口提供有效的养老保障并避免老年贫困，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的课题。萨缪尔森（Samuelson）对世代交叠模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经典的理论假说：消费借贷型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是平衡利率恰好等于人口自然增长率[1]。该理论表明，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实现均衡及可持续的条件是保持人口稳态增长或较低的老年抚养比。然而人口老龄化导致老年抚养比上升，破坏了现收现付制均衡条件，不仅降低了个人福利，而且严重影响养老金收支平衡及财政可持续性[2]。关于养老保险制度如何应对老龄化危机及消除老年贫困，巴尔（Barr）认为公共养老金主要具有三大作用：消费平滑、保险和消除贫困，其中消除贫困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3]。世界银行在1994年就提出了著名的三支柱模式来应对老龄化危机并避免老年贫困[4]。经合组织（OECD）指出一些OECD国家存在严重的老年贫困问题，2010年OECD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贫困率平均为128%，墨西哥为28%，澳大利亚为36%，韩国为47%，意大利、比利时等欧洲国家接近OECD平均水平，提出各国应改革养老金制度，实现养老金充足性的目标以减少老年贫困[5]。扎伊迪（Zaidi）等人研究了欧盟25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对老年贫困的潜在影响，认为养老金结构改革或者削减养老金指数的参量改革，应以保护老年人福利并避免老年贫困作为政策目标[6]。梅耶（Meyer）研究了德国就业水平、性别差异等因素对老年贫困的影响，并分析了“俾斯麦模式”的德国养老金制度与“贝弗里奇模式”在消除老年贫困方面的差异，强调了最低养老金和职业年金对消除老年贫困的重要性[7]。日本学者有森美木对美国、英国、德国、瑞典和日本老年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障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基本养老金和社会救助是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8]。关于中国老年贫困问题，乔晓春等对中国贫困人口规模进行了估计[9]，杨菊华分析了人口结构转变对老年贫困的影响[10]，杜鹏等主张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以应对老龄化危机并避免老年贫困[11]，陈友华等提出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救助体系为老年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12]。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人口老龄化危机不断加重，成为欧洲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OECD统计数据库的资料（http：//stats.oecd.org），2010年德国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06%，英国为16%，瑞典为183%，美国为131%，日本为23%；2050年德国老龄化率为331%，英国和瑞典均为241%，美国为209%，日本为388%。在这些国家中，德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仅低于日本。在经历了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的退休黄金时代后，德国养老保险制度随后遭遇了严重危机，出现了养老金筹资与给付的两难困境。其一是经济因素，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导致筹资能力下降；其二是人口因素，人口老龄化加剧引起老年抚养比上升，造成资金供求比例失衡。如果保持替代率不变，按照预期的老年抚养比，德国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将难以为继甚至崩溃。与此同时，由于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德国人口还出现了少子化和高龄化趋势。高龄化及老年女性比重较高，导致老年贫困率上升，这也是一个需要并行解决的问题。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克雷默（Cremer）等人主张进行参量改革，即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参数（如养老金替代率、缴费率与退休年龄等）应调整到合适的水平，此外还应提倡个人或集体进行养老储蓄[13]。在人口老龄化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德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改革。针对老年低收入群体，德国政府主要通过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最低养老金机制、实施老年低收入者社会救助等对策，来有效解决他们的养老保障问题。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效。
二、人口老龄化与老年贫困
在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及生育率下降的双重影响下，德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步入了联合国定义的老龄化社会，成为欧洲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OECD数据显示德国1950年老龄化率为97%，2000年上升为165%，2010年上升为207%，2030年以后将超过30%；德国不仅人口老龄化危机正逐步加重，而且还出现了少子高龄化趋势（详见图1）。
人口老龄化危机的不断加剧是德国养老保险制度寻求变革的根本原因。少子老龄化使老年支助比（oldage support ratio）不断下降，将加重代际供养负担并引起养老金供求比例失调及资金水平下降，从而影响养老金长期收支平衡及财务可持续性。与老年抚养比不同，老年支助比是一项衡量劳动力人口负担老年人口轻重程度的重要指标，它定义为劳动力人口与退休老年人口的比。在正常情况下，老年支助比为4左右，即平均4个劳动力缴费供养1个退休的老年人。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的情况下，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老年支助比都出现了明显下降。OECD国家平均老年支助比在1960-1980年从64下降为51，在1980-2012年从51下降为39，2012年以后还将快速下降老年支助比在统计中一般用20-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来表示。详细内容参见OECD.。根据OECD的统计资料，1950年德国老年支助比为62，表明6个劳动力人口缴费供养1个老年人；1990年老年支助比为42；2010年下降为29；2050年预计将下降为16。在1950-2050年期间，与OECD主要国家相比，德国老年支助比仅次于日本，呈现快速下降的变动趋势，详见图2。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德国还出现了高龄化及老年女性比重较高的发展趋势。德国1990年老龄化率为149%，老年抚养比为216%，70岁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为674%，75岁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为48%，老年女性占663%。2010年老龄化率为206%，老年抚养比为242%，70岁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为726%，75岁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为439%，老年女性占573%，详见表1。因此，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需要考虑人口高龄化及女性比重较高导致老年贫困概率增大的问题，从而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退休期收入减少使高龄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65岁以上老年人平均收入相当于全部人口平均收入的825%，而75岁以上老年人平均收入仅相当于全部人口平均收入的785%家庭还不得不中断或停止工作，所以在以薪酬为基础的养老保险体系中，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7]。在许多OECD国家中，由于就业歧视、退休年龄低、寿命较高（个别女性因此成为寡妇）等原因，导致老年女性贫困率比男性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同①，69-71.。根据OECD定义的贫困标准，如果一个人的收入水平低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50%，那么就表明其处于贫困状态。OECD数据显示2005年德国65岁以上老年人贫困率为84%，75岁以上老年人贫困率为111%；老年女性贫困率为108%，显著高于老年男性51%的贫困率；老年单身家庭贫困率为15%，明显高于有配偶老年家庭的47%，详见表2。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及老年女性比重较高，不仅需要考虑养老金给付时间延长的问题。而且还需要考虑这部分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从制度层面解决他们退休期的收入保障，确保他们的生活水准不降低能够有效避免老年贫困。
三、养老保障：老年贫困的第一道防线
在萨缪尔森的代际交叠经济中，公共养老金计划不可或缺，其主要具有四大作用：增加收入、收入再分配、纠正市场失灵和父爱主义（paternalism），纠正市场失灵是指抵御个体和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父爱主义是指政府决策有助于规避个人短视行为[14]。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建议，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养老金的充足性，养老金应满足退休者基本生活需要并能够有效抵御老年贫困；二是可负担性，养老金筹资合理且可承受；三是稳健性，养老金制度能够抵御人口、经济等因素的意外冲击；四是可持续性，长期财务收支平衡且可持续[15]。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失业率上升及人口老龄化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应对这些不利因素给老年人养老带来的冲击，是德国历届政府都必须面对并着手解决的难题。鉴于此，围绕养老金充足性、可负担性、稳健性、可持续性及工作激励（work incentives）等目标，德国政府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1.养老保险结构改革
在20世纪90年代初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基础上，1998年施罗德政府采纳了吕鲁普（Rürup）委员会关于养老保险改革的提案。经过2001年和2004年两次重点改革后，德国养老保险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正式构建了OECD建议的三支柱模式。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在原有强制性法定养老保险（Defined Benefit，DB）的基础上，增设了个人自愿参加的“吕鲁普养老金”（Defined Contribution，DC），政府对个人参保缴费进行大数额高比例退税和补贴，特别适合无法加入“里斯特养老金”的个体劳动者。第二支柱是补充养老保险，保留企业年金（DC），增设了自愿参加的“里斯特养老金”（DC）[16]，政府对个人参保缴费给予较高的税收优惠和补贴，特别适合低收入或多子女的劳动者。第三支柱是传统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养老保险三支柱模式旨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调整养老金给付结构，做实并扩大补充养老保险比重，保持养老保险制度的活力，实现养老金长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扩大劳动者个人的养老保险责任，缓解老年支助比下降造成的筹资压力，实现充足性、可持续性及工作激励的政策目标，而且由于引入“吕鲁普养老金”和“里斯特养老金”，还对老年低收入群体及女性的养老金福利起到了类似“贝弗里奇模式”的正向保护作用
贝弗里奇国家主要是通过职业年金及最低养老金防止老年低收入者及女性面临贫困。详见：特劳特?梅耶. 德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欧洲经验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启示[J]. 公共行政评论，2014（6）：47-48。。
2养老保险参量改革
人口老龄化提高了老龄化成本，其中养老金支出是最主要的老龄化成本，如果不解决好这一问题，欧盟一些国家就将出现政府债务危机[17]。因此，围绕养老金长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续性，德国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参数进行了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整并稳定缴费率，平衡代际负担并增强企业活力，1994年缴费率为192%，2009年升为199%，2013年降至189%，2020年之前控制在20%以内，2030年之前控制在22%以内；二是降低法定养老金替代率，通过扩大补充养老保险比重来稳定总替代率水平，法定养老金替代率逐步降至40%左右，总替代率不低于67%[18]；三是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以延迟养老金领取时间，1999-2010年将男性退休年龄从63岁提高至65岁，女性从60岁提高至65岁，2012-2025年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至67岁；四是养老金给付根据可持续因子进行自动调整，即根据经济与人口参数（如老年抚养比、失业率、平均余命等）的变动进行调整，以减轻财政负担及养老金支付压力，确保养老金长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续性[19]。
3.老年低收入群体及女性的养老金收入保护机制
在改革过程中，针对老年低收入群体与女性劳动者，养老保险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设计与调整。一是建立最低养老金机制。从2003年开始，面向养老金收入较低的老年人及部分或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人员，建立了以收入调查为基础的最低养老金，最低养老金替代率略高于社会救助替代率水平，财源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20]。二是对老年低收入群体放宽了全额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条件并缩短了最低参保年限。收入水平较低或者养老金待遇较低的老年人可以领取全额养老金，也可以提前领取养老金；参保超过35年的低收入者认定其参保每年的年收入至少为平均收入的75%，即个人报酬比例点数至少按075计算[21]。三是养老保险对女性劳动者制定了特殊优惠政策。
德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是由于就业不平等导致女性工资收入较低，或者女性为了生育子女和照顾家庭导致工作年限缩短或者提前退休，使得女性养老金水平大幅降低，对此，
对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从女性生育开始至子女10岁期间，法定养老保险按照平均收入最高报酬点数计发养老金待遇；另外，根据女性生育子女数量给予视同参保年奖励，1992年以后每生育1个孩子奖励3个参保年；对于第二支柱补充养老保险，如果加入“里斯特养老金”，女性劳动者生育孩子越多退税与政府补贴的标准就越高。
此外，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longterm care insurance）对老年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少子高龄化的加剧导致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对日常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需求日益增加。为此，德国在1994年启动了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资金由企业和个人平均负担，退休者和学生也必须参保缴费。制度刚开始建立时缴费率为1%，1996年提高为17%，2008年提高为195%。德国法律规定社会成员在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同时也必须参加老年护理保险，劳动者个人参加法定医疗保险，则其赡养人口也视为自动加入。因此，德国法定医疗保险及老年护理保险基本实现了对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全覆盖，这就极大减轻了中低收入者在年老或病残时需要购买护理服务的经济负担，对老年人特别是低收入老年人的退休期生活保障起到了重要的辅助支持作用。
4.政策效应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一方面，养老金支付刚性及过快增长有可能影响工业健康并拖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是一个政治决策过程，它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的阻碍。德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体现了社会市场经济特征，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博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并基于团结互助及合作主义理念建立各相关利益集团的合作机制，很好地处理了这两方面的问题，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此外，俾斯麦时期建立的“社会伙伴”关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即雇主、雇员和国家是“社会伙伴”，三方有责任共同维护养老金制度健康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德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养老保险结构与参量改革，确保了养老金长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续性；二是重构了三支柱模式，提高了第二支柱的比重，有利于建立法定养老保险与私人养老保险合理的筹资与给付结构，并通过强化职业年金有效规避老年贫困风险；三是政府、企业与个人负担结构合理化，强化了个人养老责任并起到了工作激励的作用；四是养老金改革兼顾了老年低收入群体及女性的利益，对他们的养老金福利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2004年改革后，法定养老金替代率略微有所下降，而私人养老金替代率明显提高，确保了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不低于67%。与此同时，养老金给付对低收入者进行了一定的政策倾斜，缩小了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养老金待遇差距。这就从制度上确保了改革不会使老年低收入群体及女性的利益受损，实现了改革的帕累托改进。2000年以来，养老金支出水平与缴费率比较稳定。缴费率控制在20%左右，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12%之间（见表3）。
四、社会救助：老年贫困的最后一道有效安全网
养老保险是老年人口养老保障的最重要支柱，但是在人口老龄化、失业率攀升及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下，一部分老年群体可能因为养老金待遇低或者失去工作能力而陷入贫困。鉴于此，德国实施社会救助计划，为老年低收入群体提供最后一道养老保障安全网。
1.社会救助的基本理念与政策取向
1961年德国制定的《联邦社会救助法》，明确社会救助（Social Assistance）以普遍生存权为原则，为被救助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以使他们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同时，社会救助应尽可能使被救助者通过回归劳动力市场就业来实现自立。在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德国社会保护体系中，社会救助是一种“补缺型”制度，它以家计调查为基础，为所有没有足够资格直接获得社会保险收入的劳动者及无法间接获得社会保险收入的人群（如家庭主妇、寡妇等）提供必需的生活补助，并对处于特殊困境的人群提供必要援助。
2社会救助的类型
社会救助与失业救助、住房福利及寻求庇护者福利共同构成了德国综合社会救助体系。2005年施罗德政府提出“社会救助改革方案”（哈茨Ⅳ）[22]，在失业保险基础上，将社会救助金与失业救济金合并为失业救助，旨在为寻求就业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样，社会救助就转变为老年低收入群体、部分或完全失去工作能力及其他处于特殊困境的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老年社会救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社会救助（General Social Assistance），主要提供包括食物、住宿、衣物、取暖等日常必需的生活费用，同时还为必要的社会文化精神生活提供支持；二是特殊救助（Assistance in Special Situations），主要包括对老年人提供家庭护理服务及对残疾人提供综合服务，对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提供医疗服务，还包括对家庭护理者、老年退休者、盲人等提供救助服务。1993年，特殊救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7%，因为1994年建立了老年护理保险，使得特殊救助人数及费用支出大幅下降。2000年德国共有270万人获得社会救助，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3%，社会救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8%，其殊救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一般社会救助支出占GDP的比重为08%。
3.社会救助的资格及给付水平
社会救助是建立在严格家计调查基础上的保障项目，申请者包括配偶、子女及父母的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才能有资格获得社会救助。社会救助给付根据基本生活需要的标准计算，并充分考虑家庭规模、家庭结构、住房成本及其他额外需要（如参与社会活动）等因素。社会救助的具体实施由地方政府负责，资金也由地方财政承担，联邦财政给予一定补助。国家规定社会救助给付应根据收入及物价指数进行指数化调整，但只有一些州政府执行了此项政策。以制造业工人平均净收入（APE）为基数，2002年单身者家庭社会救助替代率为397%，无子女夫妇的家庭替代率为526%[23]。参考上述替代率标准，社会救助给付基本可以满足老年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
4.老年低收入群体一般社会救助政策
近年来，德国对老年低收入群体主要实施了三项社会救助：一是包括食品、衣物等在内的基本生活支出；二是住房、取暖等补贴；三是政府代缴医疗保险和老年护理保险费用。根据OECD的统计资料，前西德地区2002年社会救助金（包括住房和取暖补贴）为每月648欧元；2004年为每月661欧元，相当于平均收入的193%；2006年为每月681欧元，相当于平均收入的193%；2008年为每月702欧元，相当于平均收入的267%；2011年为每月707欧元，相当于平均收入的28%。德国对老年低收入群体实施的社会救助对于防止老年贫困起到了重要作用。
5.德国老年低收入群体对策的国际比较
为应对老龄化危机及避免老年贫困，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政策。譬如，美国有最低收入保障（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SSI），英国有福利养老金（Pension Credit，PC），瑞典有保证年金（Guaranteed Pension，GP）等，为老年低收入者、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使他们避免堕入老年贫困。一些国家还制定了放宽全额养老金领取条件、提高低收入者养老金给付标准等特殊政策。与美国、英国等OECD国家相比，德国具有自己的特点（见表4）。一是养老金制度主要是采取最低养老金、放宽全额养老金领取条件、女性养老金优惠政策等措施，提高老年低收入群体及女性的养老金水平，为他们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二是社会救助除了综合社会救助外，还设有老年社会救助项目，为老年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成为老年低收入群体的最后一道有效安全网；三是德国老年低收入群体养老保障对策的资金由财政全额负担。
五、小结及对中国的启示
人口老龄化危机造成了老年抚养比的不断上升，给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与给付带来了两难困境。与此同时，高龄化及老年女性比例较高，导致老年贫困率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对老年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障采取了两项对策。一是以养老金充足性、可持续性及工作激励为目标，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结构与参量改革（如改变替代率、缴费率、退休年龄等），确保了制度的有效性及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通过建立最低养老金机制、放宽全额养老金领取条件、制定女性养老金优惠政策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改善老年低收入群体及女性的养老金待遇水平。二是实施社会救助计划，为老年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及特殊救助，为老年低收入群体提供最后一道安全网。另外，老年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也对老年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障起到了重要的辅助支持作用。
虽然中国与德国的国情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保障方面却具有一定相似性。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一是中国人口基数大且老龄化速度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60岁以上人口为21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5%，2050年预计将超过30%；二是中国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更沉重，2010年老年支助比为5，2030年将下降为25，2050年将进一步下降为13；三是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尚处在发展阶段，无论是覆盖范围还是给付水平都需要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庞大的城乡居民群体养老金水平较低，与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的最低替代率55%差距较大，存在陷入老年贫困的巨大风险[24]。因此，借鉴德国经验，通过建立养老保障与社会救助的综合配套机制，为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低收入群体提供有效的养老保障。
1.继续完善多支柱模式并逐步提高第二支柱比重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比较突出的问题除了部分非全日制劳动者（包括农民工）游离在制度之外，还有已并轨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水平偏低问题，这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关节点之一。对此，一个重要的政策选项是德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吕鲁普提议中国应建立以财政（税收）为基础的社保体系[25]。因此，应加快养老保险顶层设计，借鉴德国及其他国家经验，完善基础养老金、职业年金/个人账户与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三支柱模式。其中，基础养老金与英国基本养老金（State Pension，SP）和日本国民年金相类似，是一元化普惠制养老金，实行全国统筹，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税收）和企业社会统筹缴费，条件成熟时个人也应适度缴费。基础养老金应以基本生活保障为参照标准，逐步提高保障水平。职业年金与个人账户作为第二支柱，实行DC模式，由企业和个人缴费，借鉴德国“里斯特养老金”的做法，政府应对参保者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缴费进行高比例财政补贴。基础养老金一元化不仅有利于解决“碎片化”、养老金待遇低且不平等问题，而且有利于解决非全日制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游离在制度之外的问题，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养老保障。此外，职业年金与个人账户是基础养老金的重要补充，不仅有利于保持养老金适度水平，还对老年低收入群体及女性起到收入保护作用。从养老金结构改革的可行性考虑，由于职业年金与个人账户已有一定基础，较易实现制度对接并降低改革阻力。
2应对老龄化危机进行必要的养老保险参量改革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社会统筹养老金的长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续性受老龄化影响较大。为此，应在人口老龄化高峰之前，未雨绸缪，尽快进行养老保险参数调整，以确保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性及可持续发展。
首先，设计并保持养老金替代率适度水平，为老年人口提供充足的养老保障。城镇职工社会统筹养老金替代率应适度降低，相应提高个人账户替代率水平，建立合理的给付结构，有效规避老龄化带来的支付风险并防止老年贫困。现阶段，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待遇偏低，养老金替代率及养老金消费替代率均比较低，难以为城乡居民提供有效养老保障，存在陷入老年贫困的风险。因此，伴随经济发展应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如果能够实现基础养老金一元化，那么，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替代率偏低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此外，还应借鉴德国经验，建立养老金的CPI指数化调整机制，确保老年人养老金的购买力不降低，从而抵御老年贫困风险。
其次，应逐步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现阶段，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在20%左右，社会保障总缴费率超过了40%。与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企业缴费率明显偏高，长期下去将使企业不堪重负并削弱其正常经营与市场竞争力。因此，应通过国有资产变现、征收生态税等方式拓展资金筹集渠道，逐步适度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水平。
再次，尽快实施提高退休年龄政策。为应对老龄化危机，提高退休年龄是大多数OECD国家的政策首选。提高退休年龄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确保养老金收支平衡及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工作激励”实现积极养老，有效规避老年贫困风险。
最后，改革养老金计发办法。一是适度提高缴费年限，减缓养老金支付压力；二是通过退休年龄立法以及制定类似德国削减提前退休者养老金待遇的政策，控制提前退休；三是借鉴德国、日本的经验，建立养老金给付精算平衡机制，根据经济和人口参数的变动对养老金给付进行自动调整。
3.建立老年低收入者、女性等群体的收入保护机制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的情况下，社会上一些老年低收入者、残疾人、女性等弱势群体由于养老金待遇不足将存在陷入贫困的巨大风险。因此，应借鉴德国的经验，建立老年低收入者、女性等群体的养老金保护机制。一是在现行养老金制度体系中，建立最低养老金机制。最低养老金是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OECD国家普遍采取的政策。日本2004年的养老金改革规定老年人养老金替代率不能低于50%。借鉴德国的经验，最低养老金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给付标准略高于低保金水平，资金筹集由中央和地方财政负责。二是建立基于退休年龄的养老金梯度给付机制。由于高龄老年人口收入下降，更容易陷入贫困。因此，养老金给付应根据退休年龄的增加按比例适度提高，一方面激励老年人延迟退休，另一方面增加退休高龄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待遇，有利于规避老年贫困风险。三是提高老年低收入者、残疾人等群体的个人账户参保缴费的财政补贴标准，激励个人参保并减轻缴费负担，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四是对女性劳动者的参保缴费及给付进行奖励。近期，国家公布了全面放开二胎的人口政策，这是契合人口结构转变和应对少子老龄化危机的战略性选择。为此，应借鉴德国的做法，对生育及抚育幼儿期间的女性劳动者进行参保奖励，并适度提高养老金给付待遇标准。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而且有利于缩小养老金给付的性别差异和避免女性老年贫困。此外，制定老年低收入者、残疾人、女性等弱势群体的就业保护与促进政策，提高就业能力与避免就业歧视，也有利于为他们提供更充足的收入保障并有效抵御贫困风险。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5
关键词：老龄化；医疗卫生体系；医疗费用
中图分类号：C913.6；R197
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据联合国预测，到2040年，全球超过60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目前的10％升至21％，平均年龄也将从目前的26岁上升至37岁。老龄化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指出，中国将是世界上继日本之后的又一个人口老龄化速度极快的国家。数据显示，到2027年，65岁及以上人口将从现在的不足1亿人增加到2亿人以上，年均增长400万人，老年人口比例约14%，增长相对平缓；2028―2036年，老年人口将相应地从2亿人增加到3亿人以上，年均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比例为20%左右。届时，全世界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虽然2010年GDP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①，但我国的人均收入仍然较低，以这样的经济水平应对老龄化，无疑困难将很大。
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巨大
老龄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健康、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家庭和运输等诸多方面的政策。这给那些在人口状况条件截然不同的条件下制定的政策和条例带来了尤为严峻的挑战。老龄化对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影响通过三种途径作用并反映到社会宏观层面。第一是影响劳动参与率，即年龄结构变化直接影响劳动力是否活跃于就业市场。这可以理解为老龄化影响了劳动力总量，进而对社会产生影响。第二是影响资本密度，即年龄结构改变了劳动和资本在市场的比重。国际经验表明，老龄化引起储蓄率的变化，从而影响资本回报率；反之亦然。第三是影响劳动生产率，即在人口老化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降低，劳动回报率减少，进而影响经济。其中，老龄化直接作用于个体人群，通过健康状况（Health Status）的改变和生命长度（Life Longevity）的损失来影响群体社会的其他便利，而健康状况与生命长度的改变与医疗卫生体制的发展休戚相关。快速上涨的医疗卫生费用和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弊端，在老龄化的压力下，对人的健康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医疗卫生改革也因此成为很多国家当前的经济和政治焦点。美国、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医疗费用大幅度增长的原因，除了医疗技术发展造成的费用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不断上升导致的医疗支出对养老保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二、老龄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
老龄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一般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年龄增长导致患病的几率增加，从而导致治疗疾病的费用增加，推高医疗费用；另一方面，在利用传统生命周期表（Life-table）计算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每一年的状态改变表，累计老龄人口的预期寿命以及每一年的健康状态和医疗费用（Lubitz、 Cai， 2003）。研究通过对美国1992―1998年老龄人口保障项目保障水平现状调查数据的计算发现：70岁的身体健康的老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14.3年，预期医疗累计总费用136000美元（以1998年的价格计算）；而至少有一项身体机能丧失的老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11.6年，预期医疗累计总费用为145000美元。二者相差不是很大。这一现象表明，老龄化不是简单的独立变量，而是内嵌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影响因素。数据显示老龄人口的健康水平增加可以减少医疗的花费，而获得较高的健康水平又需要增加医疗投入，这种逻辑上的矛盾正体现了医疗卫生体系对两者的潜在影响。
也有众多学者将老龄化推动医疗费用增长的原因解释为医疗费用的独立变量。此类研究提出，医疗费用的增加本身可导致更长的年龄增长，继而加剧老龄化现象，进一步刺激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从而增加医疗费用（Zweifel、Ferrari，1992）。这一现象被称为“西绪福斯综合症”（Sisyphus Syndrome）。然而，这一研究一直处于提出假说的状态，众多学者根据这一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但大部分并没有得出显著结论。Zweifel和Ferrari在2002年对OECD国家数据进行回归后发现，1970―1991年“西绪福斯综合症”确实存在，但1992―1999年却又消失了。因此，理解老龄化对医疗费用增长的推动，还需要从医疗产品的特点出发，而非简单地通过数据实证进行推断。
人口老龄化导致医疗费用的增加而形成的“J型曲线”在很多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显现。澳大利亚政府于2005年完成了一项欧洲十一国关于不同年龄组别花费的医疗费用所占本国GDP百分比的研究（图1）。该研究表明，尽管各个国家按年龄组别的医疗费用曲线各不相同，但大致都呈现出“J”的形状。因此，我们将按年龄组别得到的医疗费用曲线称为“J型曲线”：从出生到5岁的婴幼儿时期，由于疾病风险较大，因此医疗费用较高，并逐渐下降；而5岁以后到老龄之前都处于平稳期，医疗费用缓慢增长；进入老龄阶段，身体机能下降速度加快，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迅速上升，医疗费用也迅速上升。图1显示，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各国“J型曲线”的现象将越发明显。老龄人口的医疗费用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别，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上升。Reinhardt（2003）的研究表明，老龄人口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年轻人医疗费用的3～5倍。因此，老龄化必将导致一个国家医疗负担的增加。Dang、Antolin等学者（2001）则直接研究了老龄化与社会支出的关系，发现老龄化将导致与老龄人口相关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 年的19%上升到2050 年的26%，其中老龄人口的养老金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各起到50%的作用。Tchoe（2005）预测，到2030 年，韩国的老龄化将导致其人均实际卫生支出超过30%的增长，但年龄本身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医疗费用、保险覆盖率等其他因素对于医疗成本的增长具有重要影响。Lubitz、Greenberg等学者（2001）对1965―1998年间美国老龄人口医疗保健支出的研究发现，美国65岁以上人口人均医疗费用开支是65岁以下人口人均医疗费用开支的2.8倍以上，且随着全社会医疗费用的上涨，老龄人口的费用开支呈现出更为快速的增长，如1966年为445美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8953美元（名义价格），增幅达20.12倍，而同时期65岁以下人口的人均医疗费用开支增幅为12.55倍。
综上，老龄化与医疗费用的关系，其内在逻辑并不是单纯的个人“年老失修”导致疾病负担过重，进而引发医疗费用增加，而是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医疗卫生制度的安排是否恰当紧密相关（图2）。不同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安排，对于医、患、保三方产生不同的激励机制，最终影响老年人实际就诊的结果，因而影响“J型曲线”的分布。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是指连接医疗卫生筹资和服务提供的制度安排，使人们获得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帮助。根据是否直接提供服务，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可以分为直接服务和购买服务两种模式（李玲、江宇，2008）。在直接服务的保障制度下，由国家规划和统筹全社会的医疗卫生资源，出资设立公立医疗机构，免费或收取较低的费用向所有居民提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能力范围内的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资源不是按照年龄和收入等标准进行配置，而是根据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效益在所有人群中进行配置，如英国的全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在这样的体制下，国家有动力将资源配置到公共卫生领域，以预防疾病的发生，从而降低总的医疗费用。而在购买服务制度下，政府和保险公司通过向定点或者非定点的医疗机构支付费用或者报销费用，减轻和分担居民的医疗费用负担和分散疾病风险。但由于医疗卫生服务的特殊性，购买医疗卫生服务存在契约失灵，即使监管很严格，道德风险仍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也是美国老龄人口医疗费用急剧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老年医疗照顾计划实行之后，老年人成为所有医院共同追逐的高利润服务对象，各个医院都有积极性增加医疗设施，提高医疗设施的技术水平。研究发现，高新技术的采用伴随着老年医疗照顾计划的推行。美国1950―1990年医疗费用的上涨有40%是由老年医疗照顾计划的推行导致的。同时，在这样的制度下，医疗资源更多地被配置在医疗上，预防服务相对不足，这也是当前美国医疗改革要重点解决的问题（Obama，2009）。
三、中国未来将面临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老龄化引起的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将给医疗卫生体系带来的负担，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方面，增长的费用导致更多的需求被抑制，费用的增加提高了就医的门槛，应就诊而未能就诊的人群比例增加。据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现阶段我国门诊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大约在40%左右，而进一步的费用增长导致居民医疗负担加剧，严重影响居民的就医行为，从而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增加的医疗费用对医疗保障体系是严重的挑战。近几年来，基本医疗保障的筹资有明显的提高，但边际收益却逐渐下降，尤其是筹资水平提高的空间逐渐减小。而基金的运行需稳定连续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费用增长可能导致保障基金风险加剧甚至崩盘，继而引发相应的社会问题。
“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困扰我国的一个突出难题，是我国社会建设方面的一个显著薄弱环节。我国从2009年开始推动新一轮的医疗卫生改革，但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很多改革措施还处于探索阶段，如何调整医疗卫生政策以应对新的挑战仍然是社会各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释：
news.省略/fortune/2011-02/14/c_121073967.htm。
参考文献：
Dang，Antolin. Fiscal Implications of Aging: Projections of Age-related Spending[R]. OECD Working Paper 305，2001.
Fang, Gavazza. Dynamic Inefficiencies in Employment-Based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Theory and Evidence[R].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3371，2007.
Lubitz，Cai. Health, Life Expectancy，and Health Care Spending among the Elderly[J]. N Engl J Med，2003，349:1048-1055.
Lubitz，Greenberg. Three Decades of Health Care Use By The Elderly 19651998 [J].Health Aff，2001，20(2): 19-32.
Obama. Health Care Speech to Congress[Z].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eptember，2009.
Reinhardt. Does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Really Drive the Demand for Health Care? [J]. Health Affairs, 2003, 22(6): 27-39.
Tchoe. Impact of Ageing on Health Care Cost: the Case of Korea[R]. Shanghai Conference on Aging，August，2005.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调查范文6
论文内容摘要：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完善我国舍会保障制度的要求，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现阶段我国应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工作的进程，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解决号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人口发展趋势。据2007年的人口资料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人1.53亿，超过全国人口的10%，其中农村老人占70%以上，而且增长速度也要比城市快。人口学家预测，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我国农村在21世纪初已经进人了老龄社会，而且老龄化的趋势在不断增强。农村老龄化使农村社会面临着沉重的养老压力，由于农村生活条件与城市相比较差，加之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因此目前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因此，深人了解和分析农村养老保障现状，探讨现阶段农村养老的可行路径，是理论和现实都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的养老需求。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导致了农村养老需求的不断增长。两种观点都认为由于政府推行严格的人口政策，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使人均预期寿命延长，我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其程度不断加剧，而且甚于城市。与城市相比，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人口老龄化同养老需求增长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这是因为老人与其他年龄人口相比，需要家庭和社会提供更多的医疗费用和生活费用。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需求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农村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导致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目前全国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人数不到全国农业人口的9%，而90%以上农村人口的老年保障，几乎全部依靠家庭保障。而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实施，农村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与日俱增，农村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使农村老年人“养儿防老”的压力增大，农村老年人生活非常艰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养老需求。
(二)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
农村养老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保障对象一直限于“困难的人”“光荣的人”和“富裕的人”，农村的大多数人由于种种原因还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87个县，但自2000年以来，参保人数逐年下降，到2005年只有5400多万农民参加养老保险，仅占不到农村总人口的6%可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面是很窄的。资金筹集标准过低，保障能力极其有限。与城市老年人不同，农村多数老年人一生无储蓄或储蓄很少，他们除了家庭外没有工作单位，因此养老负担全部落在家庭，老来生活更为拮据。再从保障水平看，由于人们对农村养老保障的认识不足，在农村养老保险的实际开展过程中，大部分农民采纳了最低标准，即每月交2元。这在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递增10%，现行养老基金计息方法不变的情况下，农民从20岁交保险开始，40年后农村老人领取的养老金仅为当年农村人均收入的2.8%，这很难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真正需要保障的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出现了保富不保贫的现象。
(三)法律保障缺失，管理混乱。
社会养老保障基金保值增值能力弱流失严重。根据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及有关文件的规定，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由县级政府组织实行，资金由民政局进行管理。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在管理这些养老保险金时却出现了挪用、他用的情况，出现大量的空帐、死帐和呆帐，导致养老保险资金的大量流失。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筹措不足。农民养老保险金的筹措主要靠农民自己。然而许多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农民无力缴纳养老保险;集体企业发展滞后，不愿也无能为农民养老保障提供补助。因此许多地方的养老保险资金筹严重不足。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实际上已陷人了停滞状态。由于没有关于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专门法规，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困惑，各地在制定本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时找不到比较有力的立法依据，只好各自为政，把办法确定为暂行办法，大大降低了地方立法的规范性和长期性、稳定性。
(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使家庭养老能力弱化。
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不容乐观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是评价一种养老模式的重要指标。通过对贫困农村养老状况的调查发现，该地区老年人物质财富贫乏，精神生活匾乏，农村绝大多数老年人常年累月在家中帮助做家务，部分老年人所负担的家务劳动过重，远远超出自己的实际承受能力，农村老人赖以养老的一种重要资源己经缺失。再加上近年来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该地区许多老年人负担着管理承包地和照顾孙辈的工作，生活相当艰苦。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与迁移，直接导致了农村老年父母身边子女数减少，从而冲击着中国农村家庭养老。虽然这些流迁人口仍能在经济上接济父母，但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会受较大影响。因此，农村家庭养老的能力弱化了。
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的对策和建议
(一)强化政府职能，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
明确政府责任，完善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在构建农村新型社会保障体制的过程中，国家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农村人口是我国公民的主体，如果把这一群体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那么这种社会制度就是不完整的。目前，大部分农村社会养老体制尚未确立，社会养老尚未立法，更没有形成法律体系，使农村社会养老工作无法可依。由于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落后于城市，贫困群体在农村中的比重高，加重了养老保障制度建立的困难。从科学管理的角度出发，必须加快农村社会养老立法工作，依法建立社会养老制度。
(二)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制度，保证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基金保值增值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完善农村家庭养老机制。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与传统大家庭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相联系的一种方式，也是老年人最感舒服的一种方式。我国目前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国家不可能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养老方面，因此，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不会被社会养老完全代替。特别是在农村，我们更应积极培养、发展和完善它，尽快形成较完善的家庭养老机制，必须加强和改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工作，逐步实行规范化与制度化管理。国家应确定以社会性和公平性为原则的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构建一个动态开放体系，
(三)巩固传统的家庭保障，使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相结合。
由于家庭养老具有其他养老保障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农村家庭养老作为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延续数千年。虽然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着许多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养老将被其他的养老方式所代替。在现有经济条件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应继续倡导传统的家庭养老，政府和社会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增强家庭养老的社会功能，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加强法制观念使人们意识到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而得到赡养是老人的权利，也可通过给付抚养费或给照看高龄老人的家庭以一定经济补贴的方式，鼓励赡养老人的良好行为，以弥补因照料老人而减少的家庭收人，减轻子女的经济压力。
(四)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不断探索农村新的养老形式。
2006年我国已全面启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制度是为收人难以维持农村最基本生活标准的人群而建立的社会救济制度，克服了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存在的救济范围窄、标准低、随意性大的弱点，使社会救济有了普遍的适应性。加强社区养老保障的辅助功能社区养老是指在中国农村基层社区主要依靠集体力量，来满足社区老人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保障方式。社区养老是一种新型的集体养老方式，有很强的生命力。自我养老与家庭联系紧密，但又不同于家庭养老，当养老资源完全由农村老年人自己提供时，就是自养。
